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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111 年台上字第 2839 號刑事判決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台上字第2839號
上 訴 人 董昭貴
選任辯護人 陳河泉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偽造文書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1年3月10日第二審判決（110年度上訴字第3566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166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本件原判決維持第一審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處上訴人董昭貴犯行使偽造私文書3罪罪刑，並宣告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626萬元沒收、追徵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固非無見。
二、惟查，人之權利能力終於死亡，其權利義務因死亡開始由繼承人承受，故關於遺產之法律行為，雖得由繼承人共同為之，然被繼承人生前如有委任代理人，並依民法第550條之規定，其委任關係，因契約另有訂定時，該基於委任關係而授權之事務，自有其延續性，不因委任人之死亡而隨之消滅，應認其雙方之委任關係因有特別約定而尚屬存在，並未歸於消滅。又刑法上偽造文書之偽造係指無製作權而擅自製作而言，是製作人必有無製作權之認識，始克與擅自製作相當，否則行為人因欠缺偽造之故意，即難以該罪相繩。故行為人如基於他人之授權委託，即不能謂係冒用他人名義而無製作權，於此情形自無成立偽造文書罪之餘地。卷查，本件據上訴人所為辯解，主張其與江枝龍間有贈與契約存在，乃基於此贈與契約關係始持江枝龍印章、存摺提領款項，其主觀上並無偽造文書之犯意等語；及證人即與江枝龍熟識多年之友人劉肇瑞、胡火爐於第一審所證稱江枝龍於醫院住院時，伊等有去探視他，當時他有要他太太即上訴人回家拿一個黑色包包來醫院後，他打開並拿出裡面的印章、存簿，說他的3個小孩子都不孝，如果他死亡後，叫上訴人拿存摺去領錢，支付醫療費、生活費，並跟他太太說在他死後，剩下的給她當安家費，可以有保障等語（見第一審卷第63至79頁），暨載明上訴人與江枝龍於民國106年2月15日結婚、江枝龍於109年3月17日死亡之卷附上訴人個人戶籍資料（見本院卷第141頁）所示等情，如若屬實，當時江枝龍對於身為配偶之上訴人就其所有財產如何使用、贈與上訴人充作生活費以便其後半生有保障之情，所為意思表示，似難認有何悖於一般常情之經驗法則。而其雙方已否因口頭之意思表示而成立生前贈與契約，及上訴人是否基於該生前贈與契約，或因江枝龍上開交付銀行帳戶印章及存摺之舉而使其主觀上認已獲授權委任，得以持續領用存摺內之款項，故於江枝龍亡故後，始持其所交付之印章蓋用領取江枝龍留存於銀行之現金，凡此均攸關上訴人有無偽造文書等犯行之主觀犯意。上訴人及其選任辯護人於第一審以迄原審，均一再主張江枝龍有將其財產於生前贈與伊，上訴人係本於贈與契約之受贈人地位領取江枝龍所留財產，復辯稱其於本件並無主觀上之犯意等語。惟第一審判決並未就上訴人上開主張及辯解究係如何不足採信，於理由內加以說明，已有違失；而原判決仍未就此部分所辯說明何以不採之理由，亦未就上訴人是否因江枝龍之生前贈與及基於受委任處置留用財產之認識，始使用江枝龍交付之印章填載取款憑條向銀行領款等情，加以說明及論斷，即以上訴人外觀上有蓋用江枝龍交付之印章，填載取款憑條持向銀行之領款等行為，遽論以上訴人有本件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犯行，自嫌速斷，應有理由不備之違法。
三、以上不僅為上訴意旨所指摘，並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而第三審法院應以第二審判決所確認之事實作為判決基礎，原判決上述違法情形，既影響於上訴人究有無成立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之事實確定及法律適用，本院無可據以為裁判，自應將原判決撤銷，發回原審法院更為適法之審判。又關於公訴意旨所指之詐欺取財部分，基於審判不可分原則，應併予發回。至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之成立，需以足生損害於公眾及他人為要件，而此項要件除應於事實欄內詳加記載外，並應於理由內予以說明。原判決於理由內未就如何認定上訴人所為係有足生損害，及生如何之損害於上開各告訴人、金融機構之情形予以說明，案經發回，應注意及之。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7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蔡彩貞
法 官 梁宏哲
法 官 周盈文
法 官 林庚棟
法 官 莊松泉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張齡方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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