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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侵訴字第9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乙○○

選任辯護人  張蓁騏律師

            沈伯謙律師

上列被告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2883號），本院判決如下：

乙○○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12年。 

其餘被訴部分，均無罪。

一、乙○○前為嘉義縣○○鄉某國小及某國中（學校名稱均詳卷，以下分別簡稱甲國小、乙國中）之棒球社團、校隊教練，BN000-A111008少年（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下稱A男）於就讀甲國小期間，即因參加棒球校隊而與乙○○結識，並接受乙○○之指導、訓練。嗣A男於民國108年9月就讀乙國中一年級後，仍加入該校棒球隊繼續接受乙○○之指導，學習棒球技能。乙○○明知A男為其因教育、訓練關係，受自己監督、扶助與照護，竟利用其對於A男之權勢，分別為下列行為：

（一）乙○○明知A男當時甫就讀乙國中一年級，年齡尚未滿14歲，仍基於對未滿14歲男子為性交之犯意，於108年9月開學後至第一次段考前某日下午5至6時許，假藉球隊訓練結束時間載送A男返家等情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將A男載至其斯時位於嘉義縣○○鄉○○村○○○村000○00號3樓小間房間之居所。待A男進入房間後，乙○○即自行褪去其褲子，以口頭要求A男為其口交，A男不明所以，復懼其身為球隊教練之權勢，乙○○先命A男蹲下，以手壓A男頭部並往其下體推近，逕行將其生殖器插入A男口中抽送直至射精為止，以此方式對A男性交1次。

（二）乙○○係成年人，基於故意對少年因教育、訓練關係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人利用權勢為性交之犯意，於A男年滿14歲起（無證據顯示本次犯行A男尚未年滿14歲）至000年0月00日間之某日，在嘉義縣○○鄉○○村○○路0段000○0號之「邁阿密汽車旅館」房間內，利用A男懼其球隊教練之權勢，命A男以口腔含住乙○○生殖器之方式，命A男對其進行口交既遂1次（無證據顯示本次犯行曾進行肛交）。

（三）乙○○係成年人，基於故意對少年因教育、訓練關係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人利用權勢為性交之犯意，於109年年底央請A男及其他學生前往高雄協助其搬家某日之前一日晚上，在嘉義縣○○鄉○○村○○○村000○00號3樓小間房間之居所內，利用A男懼其球隊教練之權勢，以其生殖器插入A男肛門之方式，對A男進行肛交既遂1次。

（四）乙○○係成年人，基於故意對少年因教育、訓練關係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人利用權勢為性交之犯意，於110年1月15日晚上，在嘉義縣○○鄉○○村○○○村000○00號3樓小間房間之居所內，利用A男懼其球隊教練之權勢，命A男以口腔含住乙○○生殖器之方式，命A男對其進行口交既遂1次（無證據顯示本次犯行曾進行肛交）。

二、嗣A男不願繼續遭受乙○○之侵害，多次向其母親表達欲退出棒球校隊及轉學之意。其後A男於000年0月間欲轉至嘉義縣民雄鄉某國中（學校名稱詳卷，以下簡稱丙國中）就讀而著手辦理轉學相關手續，A男之兄、姊獲悉後接續詢問其轉學原因，A男始告知遭乙○○上開侵害情事。其後，A男之兄遂向乙國中檢舉，經乙國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下稱性平會）啟動調查並通報處理，始悉上情。

三、案經A男告訴及嘉義縣警察局中埔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壹、程序方面

貳、有罪部分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一）乙國中112年5月25日○○○○字第1120002447號函附會議紀錄及資料（本院卷一第125至187頁）、乙國中112年6月6日○○○○字第1120002693號函附校園性別平等事件會議附件資料（本院卷一第207至275頁）中，關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均應有證據能力。

　 1、辯護人主張：乙國中的學校資料不能採為證據使用等語（本院卷一第200頁、本院卷三第107頁、本院卷四第31頁），因而主張乙國中的學校資料並無證據能力。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公務員職務上所製作或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或除前揭情形外，其他於可信之特別情況下所製作之文書，亦具有證據能力，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定有明文。又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別事件，應立即通報學校防制規定所定學校權責人員，並由學校權責人員依下列規定辦理，至遲不得超過24小時：一、向學校主管機關通報。二、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向當地直轄市、縣（市）社政主管機關通報；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不得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別事件之證據；學校或主管機關處理校園性別事件，應將該事件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任何人不得另設調查機制，違反者其調查無效。學校或主管機關調查處理校園性別事件時，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之原則，給予雙方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之機會。但應避免重複詢問；當事人及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應予保密，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2條、第23條定有明文。另性別平等教育法第9條第1項規定：「學校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置委員5人至21人，採任期制，以校長為主任委員，委員應具性別平等意識，且不得有違反性別平等之行為，其中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並得聘教師代表、職工代表、家長代表、學生代表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為委員。」第33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學校或主管機關接獲前條第一項之申請或檢舉後，除有前條第二項所定事由外，應於三日內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第1項）。學校或主管機關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前項事件時，得成立調查小組調查之；必要時，調查小組成員得一部或全部外聘（第2項前段、中段）。調查小組成員應具性別平等意識，女性成員不得少於成員總數二分之一，且其成員中具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人數，於學校應占成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於主管機關應占成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成員資格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第3項）。」。

　 2、次按學校或主管機關處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除依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通報外，並應將該事件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完成後，應將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以書面向其所屬學校或主管機關提出報告。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1條第3項、第31條第2項（均為修正前條文，分別為修正後同法第22條第3項、第36條第2項規定）分別定有明文。有鑑於調查處理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或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調查小組，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均應具有性別平等意識及相關專業能力，因其調查報告已符合專業、公正及中立之要求，故於同法第35條第2項（此為修正前條文，為修正後同法第41條第2項規定）明定：「法院對於前項事實之認定，應審酌各級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調查報告」。原判決於本件犯罪事實之認定，疏未審酌前述調查報告，亦未於理由內說明不予審酌之理由，自有理由不備之違法（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5492號刑事判決要旨參照）。亦即校園所設性平會調查小組對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後所出具之調查報告，係依法調查、製作及蒐集所得之資料，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具有法律上證據適格之效力，而屬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法律有規定」之傳聞證據例外，認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066號判決意旨參照）。

　 3、查本案乙國中係於111年1月20日召開110學年度性平會案件編號0000000第一次會議，決議受理本案性平事件，並組成調查小姐，外聘調查委員進行調查，且該次會議，已由乙國中過半數以上之性平會委員出席等情，有該次會議紀錄及會議簽到表可參（本院卷一第127至129頁）。而調查小組經2個月之調查期限，並展延後，完成調查報告，並再由乙國中於111年5月6日召開該校園性別事件第二次會議，並決議被告成立該校園性別事件，有該次會議紀錄、會議簽到表、調查處理大事紀、調查報告書可佐（本院卷一第131至156頁），堪認乙國中針對本案被告所涉校園性別事件召開之性平調查會議，程序均屬合法，且調查小組成員均為外聘委員，與本案事實或被告均無利害關係，應屬客觀公正，調查程序亦無違法之情形。辯護人對於乙國中性平會及調查小組之組織、開會及調查程序之合法性，於本案均未質疑。是卷內由乙國中提出之本案校園性別事件資料，亦即與本案相關之會議紀錄、調查報告書，及學生、老師調查訪談紀錄等文書資料（調查報告書所調查之相關密件資料，本院卷一第209至275頁），均係乙國中性平會及調查小組依前揭性別平等教育法賦予之權限，於調查過程所製作，並非基於訴訟當事人或檢警要求而特別製作，為供刑案審理所為之證明文書，虛偽之可能性甚小，亦具有一定程度之不可代替性，且查無上開資料有顯然不可信之情況存在。依上揭說明，應認卷附上開乙國中提供之110學年度性平會案件編號0000000之歷次會議紀錄、調查報告書及全部訪談紀錄，乃屬法律另有規定之傳聞例外，且具有特別可信之情形，當有承認前揭文書資料為證據之必要，自應認有證據能力。辯護人空言泛稱上開文書資料，均無證據能力，未克採納。

（二）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出具之告訴人A男測謊鑑定書（見偵卷第39至44頁），有證據能力。

   1、辯護人主張：A男之測謊鑑定，因並非合理、合法的偵查手段，也並非合法的證據方法，故無證據能力等語（本院卷一第199頁）。按測謊乃刺探人類記憶中隱藏之訊息，人類科技投入測謊之努力已經超過兩個世紀，從最初之「藥物測謊（Truth Serum Test誠實藥液實驗）」，使神經鍵暫時收縮以中斷大腦皮質與脊髓連繫，抑制大腦之思考與推理使儲存於大腦內「記憶島」（Memory Islands of Gauss）無意識部分經由聽覺中樞之直接刺激而據實回答出來；演變為「生理測謊儀」，藉由肌肉顫抖描記器與血管容積描記器測出肌肉顫抖與血壓變化，以判斷問題回應之虛實；在演變為「聲析測謊儀（語言分析機）」，測出被測者回答問題時，由聲帶微顫發出人耳無法聽見之次聲波變化，以判斷其中之虛實；以至現代運用之「多電圖儀（Polygraph多參量心理測試儀）」，係以儀器記錄下血壓昇高、呼吸加速、汗腺活動增強等曲線判斷其中之虛實，已相當程度為科學界所肯定。如儀器裝置、場所設備、問題設定及圖表判讀等重要因素無瑕疵可指，或無其他影響測謊正確性之條件存在（如心臟、新陳代謝疾病）者，其測謊之結果，縱不能從積極面作為認定犯罪之唯一依據，但從消極面顯示待證犯罪事實仍有合理懷疑存在，則絕無疑義（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5111號刑事判決要旨參照）。又測謊鑑定，形式上須符合測謊基本要件，始得賦予證據能力，且必實質上符合待證事實需求，始生測謊實體價值之判斷而得賦予證明力，如未加區分測謊證據之屬性，即逕認具有證據能力，與證據法則自屬有違。故測謊程序形式要件之檢驗，如：須受測人同意配合、依賴施測人員之技術與經驗、測謊儀器須良好且運作正常、受測人身心及意識狀態須正常等項茍缺其一，即足以動搖測謊整體結構而影響測謊結果之實質（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5522號刑事判決要旨參照）。基上，可知測謊鑑定需符合形式上基本程式要件，包括：①經受測人同意配合，並已告知得拒絕受測，以減輕受測者不必要之壓力。②測謊員須經良好之專業訓練與相當之經驗。③測謊儀器品質良好且運作正常。④受測人身心及意識狀態正常。⑤測謊環境良好，無不當之外力干擾。⑥問題設定及圖表判讀無重大瑕疪可指等要件，方具有證據適格性而賦予證據能力。

   2、本件經檢察官送請依法令具有職掌鑑定業務之機關即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對A男測謊鑑定結果如下：經該局以「熟悉測試法」、「區域比對法」測試鑑定結果：A男對於①「這個人（乙○○）有沒有對你肛交？答：有」、②「本案這個人（乙○○）有沒有用生殖器插入你的肛門？答：有」等問題之回答，均無不實反應。

   3、本案係檢察官於偵查中徵得A男同意後，依修正前刑事訴訟法第208條第1項規定囑託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對A男進行測謊鑑定。鑑定之施測人員曾接受七級測謊技術講習班訓練合格、赴美接受測謊訓練取得結業證書、測謊進階在職教育講習合格，並曾擔任國內相關機關測謊技術、原理與實務等課程之授課教官，有測謊鑑定人資歷表附卷為憑（見偵卷第43至44頁），足認其具備測謊之專業知識技能。而本件測謊係以熟悉測試法、區域比對法測試，所測試之問題如上，並有測謊圖譜分析量化表（含呼吸、膚電反應、心脈血壓）等附卷可佐，堪認本案測試之問題具專業性及可靠性，測謊儀器良好且運作正常，並無外界干擾。又本案施測前有經A男及其法定代理人即A男之母均同意，並告以得拒絕接受測試等情，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測謊儀器測試具結書附卷可證（置於偵卷密封資料袋），足認A男確有同意測謊，並受告知得拒絕受測。且A男於鑑定時身體狀況正常、測前24小時無服用藥物、飲酒、測前睡眠8小時、以前不曾接受測謊測試等情，亦經A男填寫於上開測謊儀器測試具結書內。可見A男當時生理狀況可接受測謊鑑定。是依上述說明，本案對A男所為之測謊鑑定，有關上開最高法院所揭示之各項要件，均有符合，且依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208條第3項第2款之規定，上開機關既屬依法令具有職掌鑑定業務之機關，本案之測謊鑑定自有證據能力。辯護人上開主張，並非可採。　

（三）關於A男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高雄市立凱旋醫院精神鑑定書（本院卷四第201至235頁），應有證據能力。

　　  按法院或檢察官得囑託醫院、學校或其他相當之機關、機構或團體為鑑定，或審查他人之鑑定，除本條另有規定外，準用第203條至第206條之1之規定；其須以言詞報告或說明時，得命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為之；第一項之書面報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證據：一、當事人明示同意。又第一項之言詞或書面報告，應包括以下事項：一、鑑定人之專業能力有助於事實認定。二、鑑定係以足夠之事實或資料為基礎。三、鑑定係以可靠之原理及方法作成。四、前款之原理及方法係以可靠方式適用於鑑定事項；以書面報告者，於審判中應使實施鑑定之人到庭以言詞說明。但經當事人明示同意書面報告得為證據者，不在此限。前項書面報告如經實施鑑定之人於審判中以言詞陳述該書面報告之作成為真正者，得為證據。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208條第1項、第3項第1款、第206條第3、4、5項分別定有明文。查上開精神鑑定報告書雖係由本院依據修正前刑事訴訟法第208條第1項規定，囑託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進行鑑定，並由鑑定人具結後，提出上開精神鑑定書。然該等內容如何診斷出A男是否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外顯反應、行為、原因、與本案起訴內容關聯性等結論之理由及依據，從形式上觀察，其鑑定結果係本於專業能力，以足夠之事實或資料為基礎，依可靠之原理及方法而作成，核與刑事訴訟法第206條第3項要件相符。復到庭經檢辯雙方以交互詰問方式進行言詞說明。其後，檢辯雙方亦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四第323頁）。故縱係依據修正後之上開規定，上開精神鑑定書，亦得為證據，而有證據能力。　　

（四）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主張：A男警詢筆錄沒有證據能力，證詞經具結部分認為有證據能力等語（本院卷一第199頁）。然查A男於偵查中所為之供述，均係以告訴人身分在檢察官前為陳述，並無於警詢陳述之情形。又既辯護人主張A男陳述經具結者方認為有證據能力，即應推認係主張：A男以告訴人身分在檢察官前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應無證據能力，先予敘明。然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調查中（以下簡稱警詢等）或檢察官偵查中所為之陳述，或因被告未在場，或雖在場而未能行使反對詰問，無從擔保其陳述之信用性，即不能與審判中之陳述同視。惟若貫徹僅審判中之陳述始得作為證據，有事實上之困難，且實務上為求發現真實及本於訴訟資料越豐富越有助於事實認定之需要，該審判外之陳述，往往攸關證明犯罪存否之重要關鍵，如一概否定其證據能力，亦非所宜。而檢驗該陳述之真實性，除反對詰問外，如有足以取代審判中經反對詰問之信用性保障者，亦容許其得為證據，即可彌補前揭不足，於是乃有傳聞法則例外之規定。偵查中，檢察官通常能遵守法律程序規範，無不正取供之虞，且接受偵訊之該被告以外之人，已依法具結，以擔保其係據實陳述，如有偽證，應負刑事責任，有足以擔保筆錄製作過程可信之外在環境與條件，乃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另在警詢等所為之陳述，則以「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第159條之2之相對可信性）或「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第159條之3之絕對可信性），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係以具有「特信性」與「必要性」，已足以取代審判中經反對詰問之信用性保障，而例外賦予證據能力。至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因欠缺「具結」，難認檢察官已恪遵法律程序規範，而與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之規定有間。細繹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經檢察官非以證人身分傳喚，於取證時，除在法律上有不得令其具結之情形者外，亦應依人證之程序命其具結，方得作為證據，此於最高法院93年台上字第6578號判例已就「被害人」部分，為原則性闡釋；惟是類被害人、共同被告、共同正犯等被告以外之人，在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依通常情形，其信用性仍遠高於在警詢等所為之陳述，衡諸其等於警詢等所為之陳述，均無須具結，卻於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即得為證據，則若謂該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一概無證據能力，無異反而不如警詢等之陳述，顯然失衡。因此，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如與警詢等陳述同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依「舉輕以明重」原則，本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之同一法理，例外認為有證據能力，以彌補法律規定之不足，俾應實務需要，方符立法本旨（最高法院102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要旨㈡參照）。查A男雖為未滿16歲之人而無庸具結，但偵查中檢察官係以告訴人身分傳喚，而非以證人身分傳喚，且A男於偵查中檢察官訊問時，檢察官並未告知以證人身分接受訊問，及應據實陳述之意旨，故應認A男係以告訴人身分於偵查中為陳述。參諸上開說明，即應進一步檢核A男於偵查中之陳述是否符合必要性及特信性之要求，始能例外認為有證據能力。而觀諸其偵查中之陳述，其中A男於檢察官前所為關於性交行為方式一節，業據A男於偵查中陳稱：第一次肛交之後，不一定會發生口交或肛交，有時候只有口交，有時候會有口交及肛交，但沒有直接肛交不口交。之後的每一次至少都會有口交，但不見得會有肛交等語（見他卷第4頁背面）。此部分核與A男於本院審理中以證人身分接受交互詰問時所證述：（問：有無被告載你去他家或是其他的地方，他單純只是撫摸你，但是沒有對你口交或肛交？）好像有，好像在汽車旅館。（問：你說在汽車旅館就只是單純摸摸你，沒有幫你口交或肛交？）是等語（本院卷三第252頁），就被告是否構成性交或猥褻等罪名之認定有所歧異，A男於偵查中所為之上開陳述，具有證明起訴犯罪事實存否之必要性。再者，觀察A男於本院審理中所為之證述，就被告對其為第一次性侵後如何繼續對其性侵之諸多時間、細節，均答稱「沒有印象」、「忘了」、「現在無法回想」等語（本院卷三第243、244、246至247、253、279至281頁），足見A男可能因事隔久遠，而不復記憶正確場景、情節，相較其於乙國中性平會調查訪談、偵查中所為陳述之時間點，距離發生時間顯然更為接近，而更具有特別可信性。況A男於111年2月9日檢察官前所為之陳述，亦未見A男為了攀誣被告而就本院上開認定之犯行，告以被告有何強暴、脅迫等違反其意願之情節。再衡酌上開精神鑑定書所認定A男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並出現避開相關深入討論的外顯反應一節（本院卷四第231頁），而A男於本院交互詰問時之環境，雖係以視訊隔離之方式進行不公開審理，然在場人數包括審、檢、辯、書記官、通譯、委外轉譯、法警等人員，即多達10名，相較於偵查中訊問程序之人數可能僅檢察官、書記官、社工、法警等4人，所處訊問之環境又係溫馨談話室，故A男於偵查中所處環境，令其感受之心理壓力，顯然應低於本院審理中之交互詰問程序。是A男於偵查中所為上開陳述，應具有特別可信性。準此，A男於檢察官前所為關於上開性交行為方式之陳述，乃具有證明犯罪事實存否之必要性，及特別可信性。按上開說明，A男於偵查時本於告訴人身分所為之上開陳述，具有證據能力，得作為認定被告上開犯罪事實之證據。

（五）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亦有明定。經查，本案檢察官、被告暨其辯護人，除就上開有爭執證據能力之相關證據外，對本判決其餘所引用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均不爭執（本院卷一第199至200頁、本院卷三第8至9、226頁），亦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供述證據作成時之情況，尚難認有何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

（六）本判決所引用之其餘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予被告及辯護人辨識而為合法調查，自均得作為本判決之證據。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前為甲國小及乙國中之棒球社團、校隊教練，A男於就讀甲國小期間，即因參加棒球校隊而與被告結識，並接受被告之指導、訓練。A男於108年9月就讀乙國中一年級後，仍加入該校棒球隊繼續接受被告之指導，學習棒球技能。被告於A男就讀乙國中時，曾於練球結束後，駕駛上開車輛送A男返家，亦曾於109年年底央請A男及其他學生同往高雄協助其搬家。被告於本案認定上開犯行期間，係賃居在嘉義縣○○鄉○○村○○○村000○00號3樓之居所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對未滿14歲男子性交、成年人故意對少年對於因教育、訓練關係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人利用權勢性交等犯行。被告辯稱：並未與A男發生性交行為，也未曾帶A男返回其位在嘉義縣○○鄉○○村○○○村000○00號3樓之居所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1、被告同意進行測謊，雖然被告測謊報告無法證明，但至少被告測謊報告並無出現說謊反應。且通常被告會拒絕進行測謊，然本件被告坦然接受測謊實施，顯見被告在心態上，被告對自己有相當信心。2、A男與其他證人之證述，顯然有所不符。例如，高雄搬家那次，其他證人證述A男並非第一個上車；又關於A男指稱被告每次都把他留到最後一個，再把他載回家性侵一節，其他證人於審理中之證述內容，幾乎通常都是A男比其他證人早下車，故A男稱每次他都是最後一個，顯非事實。雖然證人即A男隊友陳○○在性平委員會上之陳述，與本院審理中證述，不相一致，但仍然不能忽略證人即A男隊友葉○○、江○○在本院審理中之證述。A男此點與其他證人所述完全不一致。3、證人即A男同學王○○於性平會中的陳述，及本院審理中的證述，與A男家人相同，都是轉述自A男的陳述，甚至不清不楚，其證詞的可信性甚低。4、A男稱其轉學原因係遭受性侵，心裡面有陰影，但其他證人均證述A男轉學後仍多次回到棒球隊，甚至也參與球隊練習，此與A男所述很討厭被告、不想看到被告等情，完全相反，可證A男就此部分係說謊。5、A男即使通過測謊、知悉被告房間位置，均不能證明被告有性侵行為，僅能說是可疑而已。而參照A男的說詞，與其他證人證詞相較之下，A男多處在說謊之情形，其陳述顯有瑕疵。6、上開精神鑑定書的結論，均係依據卷宗資料及A男個人陳述，全部等於是A男單方面的陳述。上開精神鑑定書中，關於記憶偽裝測驗的效用，鑑定證人鍾冠生陳述前後並不一致，一開始鑑定證人說記憶偽裝測驗就是測驗個案在接受訪問時有無說謊，但經辯方提出記憶偽裝測驗並非在測驗施測對象是否說謊，而是判斷有無詐病的相關資料時，鑑定證人才改口附和。且在本院卷四第227頁結論中間的一段話「於自陳量表中其現無創傷反應之結果，並不可信」，但整個精神測驗所採取那麼多所謂專業測量的評估方式，總共有7、8個測量方式，全部顯現A男並無創傷反應的結果，但是鑑定證人還是講「我們主觀根據最後的綜合判斷認為被害人還是有」，憑什麼一個標準的測量程序，很多量表在做A男有沒有創傷症候群的一個情況，判斷顯現是沒有的情況下，可以憑個人主觀的意思來做判斷，說「這樣我還是認為有」？故本件精神鑑定書，其實只是整理A男說法的總結。況且，鑑定書裡提到A男看到車輛會躲、不想去教練在的地方，但有許多證人證明A男在離開乙國中後，還是經常回去找被告，從理論上的邏輯來看，是前後互相矛盾的。故上開精神鑑定書之證明力，顯然過於主觀，而無證明力等語。

（二）查被告前為甲國小及乙國中之棒球社團、校隊教練，A男於就讀甲國小期間，即因參加棒球校隊而與被告結識，並接受被告之指導、訓練，且被告知悉A男的生日。A男於108年9月就讀乙國中一年級後，仍加入該校棒球隊繼續接受被告之指導，學習棒球技能。被告於A男就讀乙國中時，曾於練球結束後，駕駛上開車輛送A男返家，亦曾於109年年底央請A男及其他學生同往高雄協助其搬家。被告於本案認定上開犯行期間，係賃居在嘉義縣○○鄉○○村○○○村000○00號3樓之居所。A男於乙國中國二上學期結束後即轉至丙國中就讀等事實，業據被告於乙國中性平會調查訪談、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自承在卷（警卷第2至3、4頁、他卷第27頁及背面、第28頁、本院卷一第195至197、241頁、本院卷四第32至33、35至36頁）。核與A男於乙國中性平會調查訪談、本院審理中證述（本院卷一第221頁、本院卷三第233至234、236、261頁），大致相符。其中關於央請學生同往高雄協助搬家一節，另與證人即A男隊友江○○、葉○○於本院審理中證述大致相符（本院卷三第17、43至44頁）；上開賃居處所之事實，亦與證人即被告房東甲○○於本院審理中證述（本院卷三第167至168頁），大致相符。此外，並有嘉義縣立○○國民中學112年4月24日○○○○字第1120001668號函、房屋租賃契約書影本可資佐證（本院卷一第67頁、本院卷二第119至126頁）。是上開事實，均堪認定。

（三）A男之指訴及與其姊之LINE對話

　 1、證人即A男分別於乙國中性平會調查訪談、偵查中、本院審理中證稱：第一次大概是國一上學期，練棒球練到5、6點放學，被告留我一個，被告說會帶我回家，回到被告家後，被告脫下褲子，沒有插入我的肛門。第一次是剛上國一，還沒第一次段考，不知道是9月或10月。第一次被告要我幫忙口交，第一次沒有肛交，被告叫我幫他時，我就頓在那邊，後面他就一直要我幫他口交，他是叫我蹲下來（本院所認定上開犯罪事實一、（一）犯行）。被告有帶我去後庄的邁阿密汽車旅館，時間好像是國二上還沒寒假的時候，去一次，一樣是練完球，好像待了1個多小時，被告叫我跟他一起洗澡，地點在汽車旅館（本院所認定上開犯罪事實一、（二）犯行）。有一次被告說要我跟幾個同學一起去高雄幫他搬東西，（問：被告請你跟你同學去高雄幫他搬東西，那次沒有練球且被告有性侵你？）對，在搬家前一天晚上。（問：你跟你姊姊說有一次你還有其他3個同學要去高雄幫被告搬家，原本要去搬家的前一天可以住在家裡，被告帶你住他家，到他家時你假裝睡著，他開門進來然後鎖門，脫你褲子做一些性行為的事，你都假裝睡著，那天你真他媽想趁他睡覺時一拳揍下去，這些話是否實在？）實在，他那時叫我先去他房間，那時被告還沒上來樓上，我先睡覺，後來被告就開門進來，那天只有我1個人在被告家過夜（本院所認定上開犯罪事實一、（三）犯行）。（問：在111年1月20日你姊姊問你：還有嗎？你說最近一次在上週五即111年1月15日，你那時跟姊姊講的最後一次性侵日期是否實在？）實在（本院所認定上開犯罪事實一、（四）犯行）。第一次肛交之後，不一定會發生口交或肛交，有時候只有口交，有時候會有口交及肛交，但沒有直接肛交不口交。之後的每一次至少都會有口交，但不見得會有肛交等語明確（他卷第4頁背面、本院卷一第213至216、231至232頁、本院卷三第239至241、248、250、262至263、265至266、279、283頁）。又A男於偵查中陳稱：第一次肛交之後，之後的每一次至少都會有口交，但不見得會有肛交等語，其中「第一次肛交」之時點，依據其於乙國中性平會調查訪談、偵查中陳述之脈絡以觀，應係指本院上開認定第一次犯行後3、4次或4、5次口交之後（他卷第4頁、本院卷一第218頁），且依其陳述意旨，第一次肛交距離第一次口交應僅間隔數日。本院雖無從認定除上開所認定之4次犯行外之其餘犯行，然綜合A男上開乙國中性平會調查訪談、偵查中之陳述意旨，本院所認定上開犯罪事實一、（二）汽車旅館之犯行，時間係於A男年滿14歲至000年0月00日間某日（即國二上學期間某日），顯然已經距離A男所稱上開第一次肛交後甚久之時間，故依據其上開偵查中之陳述，認定該次汽車旅館犯行，被告至少對A男為口交之性侵犯行。另A男所證述上開犯罪事實一、（一）之犯行，其於乙國中性平會調查訪談中敘述甚詳，且所述僅稱被告該次係以口交方式對其侵害，而未主張被告以強暴、脅迫手段對其為肛交侵害態樣，足見A男上開證述之情節，並非全然有害於被告，應非為刻意誣陷被告，且一般對於第一次遭受侵害之時間、情節，衡情印象應更深刻，而堪採信。

　 2、此外，並有A男與A男之姊LINE之對話紀錄擷圖（見警卷第15至18頁、偵卷第61頁、本院卷三第213至219頁）顯示：「他有兩次射在我嘴裡」、「最近一次在上禮拜五（即111年1月15日）、要去媽媽那邊的前一天晚上、因為禮拜日放假、他禮拜六晚上帶我去媽媽那邊、然後趁著禮拜五晚上跟我的學長學弟說他晚上有事要出去，然後他就帶我去他家」、「國一到現在」、「就是做一些性行為的姿勢、然後就一直做、幾乎去都這樣、以前會吃現在不會」、「然後還有一次帶我去汽車旅館，去汽旅的那天比較晚回家大概8點多回家」、「就是有一次我還有其他三個同學要去高雄幫他搬家，原本要去搬家的前一天可以住家裡，然後他帶我去他家住，然後到他家的時候，我睡覺，假裝睡著，然後他開門近來，然後鎖門，然後脫我褲子做一些性行為的事情我都假裝睡著，那天我真他媽想趁他睡覺的時候一拳揍下去」，均可佐證A男所證述上開犯罪事實一、（二）、（三）、（四）之犯行。又A男雖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好像在汽車旅館只有單純撫摸，沒有口交或肛交等語（本院卷三第252頁）。惟A男於本院審理時對於各項性侵情節，多稱沒有印象、忘了等語，非無可能係因距離案發當時已間隔數年之久，不復記憶。本院衡酌人之記憶本會隨時間有所淡忘，且上開性犯罪A男於案發時年僅未滿14歲或剛屆滿14歲，囿於其之年齡、經驗、智識程度等客觀限制，隨時間經過或強迫性遺忘之心理反應，已經或刻意遺忘、迴避、不願回想案發當時部分情境，在所難免。是在事過境遷後，倘若期待A男就此難堪之受害過程之時間、過程等內容牢記不忘，誠屬強人所難。況且A男因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影響，導致逃避相關深入討論一節，亦有上開精神鑑定書可佐（詳後述）。是自難以此認定A男前後所述不一，而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仍應以其於偵查中之上開證述為憑，併此敘明。

（四）A男家人與證人即A男同學王○○之證述

　 1、按透過「被害人陳述」以外之證據，得證明被害人聲稱被害事件時之言行舉止、情緒表現、心理狀態或處理反應等情景者（間接事實），係獨立於（即不同於）被害陳述之證據方法暨資料，屬具補強證據適格之情況證據，可藉其與待證事實有蓋然性之常態關聯，資為被害人遭遇（直接事實）致生影響之推理素材，此並非傳聞自被害陳述之重複或累積，當容許由法院透過調查程序，勾稽被害陳述相互印證，進而產生事實認定之心證（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388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聞自被害人在審判外陳述之轉述，仍祇是被害人指述之累積，屬重複性之累積證據，固不能作為補強證據，但倘證人所述內容，係供為證明被害人之心理狀態、認知或所造成之影響者，乃證人之親身體驗，屬於情況證據，如與待證之指訴具有關聯性，自可為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321號判決意旨參照）。

   2、查A男於遭受被告性侵後開始不想打棒球、繼而萌生轉學念頭，並不斷向其母反應，乃至告知家人上開遭受被告性侵情事後，方得順利轉學一節，業據證人即A男於乙國中性平會調查訪談、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寒假就轉走了，就爸爸媽媽都知道，然後我才叫媽媽幫我轉。（問：所以你也要避開這個教練，所以你特別想要轉學這樣？）嗯。我後來有申請轉學，轉學原因是因為被被告性侵，覺得無法忍受，想要轉學，無法確定是否從國二上開始產生轉學的想法。（問：你在轉學之前，是否就已經先有一段時間都沒有去參加乙國中棒球隊？）好像是。（問：原因為何？）怕發生同樣的事。（如果那時候不轉學，你單純退出棒球隊不要遇到被告就好，這樣不行嗎？為何一定要選擇轉學？）我嘗試去申請退隊，退不掉等語明確（本院卷一第221頁、本院卷三第267至268頁）。核與證人即A男之母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稱：A男是在國二下學期轉學，他沒有跟我說轉學原因，只是一直吵著說他要轉學，他國一就有提轉學，A男提到轉學不止一次，時間可能超過一學期，我有問他為何要轉學，他只是一直說你到底要不要幫我轉學，但只要問到原因，他就不說。A男原本喜歡棒球，後來不喜歡，後來是指一年級下學期或二年級，他一直要回本班不想練球，就是不想練球要認真讀書，要回到本班，不要在棒球隊，就是想要離開棒球隊。不知道是國一下學期或國二上學期，那時候他有一直提出不想練棒球，沒有說明原因，他叫我跟被告講他不想練棒球，是到了後面才說他要轉學，我問他什麼原因他說你就幫我轉就對了，還是要等到我死掉你才要幫我轉，我一直問他都不講。我有跟阿嬷說A男一定要轉學，因為那時候知道A男跟被告的事，後面轉學的時候，是因為知道，A男姊姊跟我說的。國一有提說要轉學，後來就又斷了沒有再提起，後續就很嚴重，想到就會在那邊提。在轉學前一陣子，他說不想打棒球，他有主動跟我說他不想打棒球，他先一直說要退出棒球隊，後來一直達不成，後來才變成要轉學，A男只說要退出但是沒有說原因等語（見他卷第58頁背面至第59頁、本院卷三第117頁至118、124、132至135頁）。證人即A男之兄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稱：A男有跟我說被被告性侵的事，我有將A男跟我LINE的訊息傳給姊姊，我不知道他為何突然跟我提到這件事，但我想知道他為何要轉學，因此我有問他原因，他才跟我提起這件事，我只有跟姊姊說。在A男轉學之前，A男有提到想要退出棒球隊，他很直接說不想打了，不想練，我說你怎樣不想打球，我說是太累或是裡面有什麼狀況，他說沒有就不想打。當下我試問他說你怎麼突然要轉學怎樣的，他跟我說教練的事，他很直接跟我講練完球教練帶他吃飯，之後會回他家，做那些事情，當下我覺得怎麼可能，他回我說算了你不信也就算了，到後來我跟姊姊說，講到後面，A男就把所有的事情都講出來給媽媽、姊姊知道等語（見偵卷第52至54頁、本院卷三第147、149頁）。及證人即A男之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稱：依據LINE的紀錄，A男第一次跟我說的時間，應該是於111年1月20日，當時我問A男為何轉學，他才跟我說的。跟A男傳訊過程中，「逼你吃」就是指口交的意思，因為A男在訊息中有提到被告有射在他嘴裡。A男轉學前，他有跟媽媽說不想練棒球，想要退出棒球隊，媽媽有跟我說，一開始跟媽媽說想要退出棒球隊，後來，A男有間接性的問我說可以轉學嗎？可以幫我辦轉學嗎？偵卷第61頁關於轉學的對話，不是第一次說，應該有個2、3次，就一直說他不想在那裡讀書，可以轉去別地方嗎，他那時候沒有說為什麼。確切要轉學的前幾天，他跟我說想要轉學的原因就是因為被告這件事情。111年1月20日之前，他都沒有跟我提到轉學的原因等語（見偵卷第55頁、本院卷三第181至184、186頁），均屬一致。

　 3、證人即A男之母、兄、姊上開所證，關於A男遭受被告性侵情事，固因非依憑自己之經歷、見聞或體驗，而屬於與A男之陳述被評價為同一性之累積證據，不具補強證據之資格。然就A男國小就加入棒球隊，但後來亟欲退出棒球隊、甚而於退隊不成後亟欲轉學，並於國二上學期結束前與A男討論轉學時，A男終於向其等說出遭受被告性侵之情事，則係證人即A男之母、兄、姊親身見聞之事，且與A男陳述之被害事實具有關聯性，自得為補強證據。證人即A男之母、兄、姊所述其等向A男詢問退出棒球隊、轉學原因時，A男經過長時間之隱忍，積累對於被告之情緒，甚而因不敢告知他人，產生寧可放棄棒球、轉學的負面想法，經過家人一再詢問，始終絕口不提緣由，終至國二上學期結束前與家人商談轉學事宜時，始告知A男之兄、姊關於被告性侵行為之過程，核與一般長期遭受具有一定關係之人性侵者，因害怕、羞恥不敢告知於人，而亟欲脫離加害環境之真摯反應相當。參諸A男自小喜愛棒球一節，業據證人即A男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從小就很喜歡棒球，有想過參加棒球比賽或當選手的夢想，小學三年級加入棒球隊，上國中後繼續參加棒球隊，是我自己決定要參加的，喜歡棒球的原因是興趣等語明確（本院卷三第233至234頁），並核與證人即A男之母、兄於本院審理中證述相符（本院卷三第117-118、142-143頁）。倘A男係蓄意杜撰情節誣陷被告，則何須放棄極具興趣多年之棒球？亦根本無須長時間向家人要求退出棒球隊，至退隊不成後，再要求家人協助其轉學。且如A男係因其他原因欲退出棒球隊，則其於退隊不成時，即行攀誣被告即可，亦無須以死相脅，請求A男之母為其轉學。再者，有無遭受性侵害一事係關乎個人外在觀感，倘非確有其事，衡情當不至虛構自身遭性侵情節，引人議論、側目。更何況被告與A男均屬同性，倘如A男僅因退隊不成或意欲轉學之其他原因，即因此誣陷被告，所引發之後果，可能更非A男所得以承受。

　 4、另證人即A男同學王○○於本院審理中證稱：之前就讀乙國中，跟A男從國一就同班，有參加乙國中棒球隊，跟A男當時交情很好，我們之間無話不談。轉學之前，A男好像都不太想去棒球社團，當時我沒有問他原因。後來他有跟我說轉學原因，他就是說這一件案件，A男說被告都會叫A男去他家，叫A男幫被告滿足性需求，這是A男轉學之後聽他講的。A男講到這些事情的表情跟語氣感覺就是很無奈，他講這件事情的時候不敢直視我，就很尷尬。A男不太想去棒球隊，（問：你是如何感覺到這件事情？）從國小開始就是同一個教練，A男在那時都很積極去打棒球，也可算是我們那一個年級的主力，所以A男都會很趕著要去，被告的主心也放在A男身上，所以A男算是我們的小隊長，他國中之後就開始不會說是第一個到等語明確（本院卷三第285至287、303至304、309頁），關於A男於轉學前如何不想去棒球隊一節，亦與上開證人證述大致相符。況倘如A男係因想要離開棒球隊或轉學，向家人佯稱遭受被告性侵，則其僅須向家人謊稱即可，又何須多此一舉，於確定得以轉學前後，另向其好友即證人王○○吐露遭受被告性侵之事之必要？故本院認為A男於受到被告性侵後，長期隱忍，亟欲藉由改變環境、避免與被告接觸的方式，躲避被告之性侵，然因不敢訴諸他人，遂不斷向家人毫無理由地要求退出棒球隊、轉學之舉止及心理狀態，以及得以確定轉學前後，另向其當時唯一好友吐露遭受性侵梗概，且非鉅細靡遺之誇飾，均應屬遭受性侵後的長期壓抑自然反應。是就上揭證人證述予以綜合評價勾稽，益徵A男上開指訴情節屬實，堪以採信。辯護人辯護稱：A男家人、證人即A男同學王○○於偵查中或本院審理中之證述，均係轉述自A男，證詞的可信性甚低等語，並非可採。

（五）關於被告當時上開賃居處所內之格局，A男於乙國中性平會調查訪談中，以手繪圖方式，繪製被告上開賃居處所（小間房間）之格局、鄰近標的物，有其手繪圖1份附卷可稽（本院卷一第273頁）。復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家在後庄，3樓，廁所是在房間外，且靠在一起，陽台那邊的窗戶是落地窗，落地窗外確實有陽台，二樓到三樓還要再開一個門才有辦法上去到三樓，樓梯上去被告的房間在右邊，是本院卷二第143頁的房間，從二樓到三樓中間還要再開一個門，就是本院卷二第135頁所拍攝的門等語明確（本院卷三第237至239頁），並有本院前往被告上開賃居處所之勘驗筆錄、勘驗時所繪製現場3樓平面圖、照片、GOOGLE地圖、勘驗錄影檔案在卷可參（本院卷二第113至117、127至150頁，勘驗錄影檔案置於本院卷二第150-1頁之證件存置袋內）。由A男上開所述被告當時賃居處所之小間房間，不論落地窗、陽台之格局，以及陽台對外標的物之一之全家便利商店、自二樓通往三樓所經過的門等細節，均與實況如出一轍，由此亦徵，A男上開證述其於被告上開賃居處所之小間房間內，遭受被告性侵等節，核屬有據。否則，被告矢口辯稱未曾帶A男返回住所等語，A男豈能詳細知悉被告上開賃居處所之內在、外在環境細節之理？

（六）被告於本案犯行之時，究竟係居住在上開賃居處所3樓小間房間或大間房間之釐清過程一節，亦頗有蹊蹺。被告先於111年3月3日警方前往上開賃居處所調查時，告稱警方其所居住房間為大間房間，因而警方所拍攝之照片即為大間房間之照片，此有當時警方拍攝之現場照片在卷可考（見偵卷第75至79頁）。復於偵查中陳稱：其租屋處是3樓雅房，窗戶不是落地窗，沒有陽台等語（見偵卷第68頁），並當庭繪製其租屋處平面圖（見偵卷第71頁）。被告之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亦以A男繪製之被告房間（是否為落地窗、是否鄰近廁所），與被告實際居住之房間相差甚大，以此主張A男所述顯然不實（本院卷一第200-201頁）。被告至遲於此時明知A男所繪製之房間，確實為其當時實際承租之小間房間，仍未有任何表示，似乎有意隱瞞小間房間之存在。又本院前往現場勘驗時，房東前一日係開啟小間房間之門鎖，然被告係稱承租之房間為大間房間，故於本院到現場勘驗時，引導本院勘驗大間房間。本院於勘驗過程中知悉房東前一日開鎖之房間並非本院初始勘驗之房間，因而於勘驗完大間房間後，當場聯繫證人即房東甲○○，經房東同意後開啟小間房間門鎖。至此，本院始得見小間房間之家具、窗戶配置、面外之相對位置，實際上與A男先前所繪製之房間，幾乎如出一轍。此過程詳見上開本院勘驗筆錄及勘驗時所繪製現場3樓平面圖。後經傳訊證人甲○○於本院審理中證稱：105年起被告有跟我承租房屋，是我在後庄的房屋，樓梯上來之後，大間的是左邊，小間的是右邊，租給被告的是小間的，就是有落地窗的這間，只有租給被告小間的，租到好像111年，後來被告搬東西到大間那邊，在這一段時間，被告一直都是租小間的，我不知道被告何時把家具搬到大間，我沒有打開去看，是被告說的，被告搬到大間之後，小間就沒有繼續使用，被告從小間的換到大間的，距離退租的時間，大約看看有沒有一年。從被告回去照顧父親，一直到正式退租，差不多看看有沒有半年的時間等語明確（本院卷三第164至167、169至171頁）。足徵，被告一開始承租時，係承租上開賃居處所3樓的小間房間，雖然後來將物品搬到大間房間，但自警方於111年3月3日前往拍攝現場照片，房間內均堆放被告物品，顯示被告於其時尚未退租，而參照證人甲○○上開證述，被告使用大間房間距離退租時約一年，是應可推知被告使用大間房間之起點約係110年3月起。則被告於110年3月前應均使用小間房間，此與A男上開證述被告對其性侵房間均係在小間房間之情節，時序上應屬相合。觀諸被告自105年起租賃、使用小間房間，迄於000年0月間，而改租賃大間房間之時間，僅約1年，然其卻於乙國中性平會調查訪談、偵查中、本院準備程序辯護人提出辯護要旨時，及本院前往上開賃居處所勘驗時，均一再稱其所租賃乃大間房間，而未主動告知之前租賃小間房間，甚至有意隱瞞小間房間存在甚久之時間。倘如其未曾帶同A男返回上開小間房間，在其不知A男所陳述被告使用房間之格局前，則其自應主動告知上開賃居處所之租賃房間始末，告知調查人員曾經使用之2間房間，藉以彈劾A男之陳述而證明其清白。然甚至卻於乙國中性平會調查訪談，委員特別詢問房間格局時，陳稱：沒有面對馬路，因為對面有住人，不是落地窗，是大塊的窗戶等語（本院卷一第254至255頁），並僅繪製大間房間之格局（本院卷一第275頁）。復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辯護人以A男繪製之房間格局與員警現場拍攝、被告繪製之房間格局顯然不同，以此主張A男之供述不可採信。檢察官、辯護人因此要聲請現場勘驗時，被告至遲於此時已知A男所繪製之房間，確實為其當時承租之小間房間，仍默不作聲。本院前往現場勘驗時，本院向證人甲○○電話聯繫確認並開啟小間房間門鎖後，始知悉被告之前所使用者應係小間房間。由此過程以觀，被告顯有可能係於調查訪談、偵查、準備程序及本院前往現場勘驗時，均刻意隱匿與A男所指訴犯行時間重疊其曾經使用小間房間之事實，以混淆偵查、審理方向。亦徵被告上開故弄玄虛之舉，更有坐實A男上開指訴之高度可能。是被告上開辯稱：未曾帶A男返回其位在嘉義縣○○鄉○○村○○○村000○00號3樓之居所，不足為憑。

（七）高雄市立凱旋醫院精神鑑定書

　 1、按性侵害犯罪因具有隱密性，通常僅有被告與被害人在場，訴訟上不免淪為各說各話之局面，然此類犯罪之被害人除生理上遭受傷害之外，心理層面所受傷害亦匪淺，導致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或其他相關精神、心理疾病之比例甚高，有其案件之特殊性。是對於性侵害犯罪被害人於案發後受相關事件影響所顯現之情緒起伏變化反應，尚非不得採為判斷被害人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之補強證據。而對醫療人員、心理師、社工人員本於參與治療、諮商、輔導被害人經驗過程所為陳述，以及被害人親友或其他第三人證述案發後親自目睹被害人上揭情緒反應之情節，亦認均係彼等實際體驗之事實而可採為間接證明被害人所為指述真實性之情況證據，與單純轉述被害人在訴訟外自陳被害經過因係傳聞而僅屬累積證據之性質迥不相同。另經法院依法囑託之精神鑑定機關或人員，本於對被害人進行精神鑑定經驗過程所體驗被害人有無出現待證事實之反應或相關身心狀況（如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或其後遺症等）所出具之意見，亦得作為判斷被害人陳述憑信性之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580號、106年度台上字第129號判決意旨參照）。

   2、查本院囑託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鑑定A男是否呈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反應；如有，外顯反應、行為如何；造成原因如何；與起訴之關聯性如何等事項（本院卷四第189頁）。經該院醫師鑑定後，鑑定結果略以：（1）A男目前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2）外顯反應及行為：A男出現逃避行為（避開相關的談論與外在提醒物），尤其此事件直接侵犯A男的雄性認同，所以A男會避免相關的深入談論。認知與情緒的負向改變，A男會責備自我（看錯人、信任錯人）、與人感覺疏離或與他人疏遠、減少重要活動的參與。警醒性與反應性的顯著改變，A男會出現易怒或無預警發怒的攻擊行為、不顧後果或自殘、放縱的行為（反覆與未成年女性發生性行為）。（3）造成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原因：經歷性侵害的創傷事件會令被害者感受強烈恐怖（與傳統男女性接觸、性交認知牴觸、被當成女性使用），被強迫做自己不願意做的事、害怕、不知道如何逃離，感到強烈無助。（4）與起訴內容之關聯性：A男來自失功能家庭，A男對家庭感情的替代物就是棒球隊，當時A男積極參與棒球隊的活動，且以此自豪。此性侵犯事件破壞了A男的性別認同、性角色認同、對人的信賴、更破壞了A男國小與國中最重要的情感依附，關聯性甚大等語（本院卷四第231至233頁），有上開高雄市立凱旋醫院精神鑑定書附卷足參。而依前揭鑑定書內容，可知該鑑定係綜合A男之「生產史、發展史、職業婚姻史及精神醫療史」等，於門診鑑定時與A男直接互動、訪談詢問，並進行精神狀況檢查，在依據觀察其行為、與其會談、各項測驗（輔以記憶偽裝測驗、智力測驗、威斯康辛卡片分類測驗、愛荷華賭局作業、米蘭臨床多向度量表第三版、中文版大衛森創傷評估表、心理創傷評估量表、羅夏克墨潰測驗），進行心理衡鑑，並參酌本院提供鑑定之資料，以鑑定團隊之所見據以研判。

　 3、復經鑑定證人鍾冠生到庭就鑑定過程、準則、各項測驗、直接與A男會談之觀察等，進行證述：記憶偽裝測驗有沒有辦法提供辯護人所提到「沒有精神疾病的人對於事實前後描述是不是一致」，我的確沒有辦法回答，以我的瞭解，會談或心理測驗基本上沒辦法瞭解個案有沒有說謊，我們只是瞭解個案在施測當時對記憶、事情的判斷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在一個沒有虛假的狀況。現在跟個案的鑑定，要去對幾年前的事情做出真偽判斷，我想應該是不會去針對細節詢問個案這個真實的事情，我們應該是不會做。在現場個案的陳述，我們根據對他人格養成的瞭解，在會談的當時就說話的情緒跟表達去判斷這有沒有可能是發生的，他的陳述是不是真實的。根據診斷準則來講，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創傷可能有很多來源，依據個案陳述對他覺得最嚴重的事情來做排序，所以我們就是詢問個案的主觀認識，然後來做判斷，的確就是聽個案的陳述。診斷準則裡面有標準的幾項要符合，所以如果沒有逃避相關事實出現的話，我們在診斷創傷性壓力症候群，個案可能不會符合完全診斷的標準。逃避現象的出現，是在大部分的狀況，但是如果個案有特殊的需要，的確有可能在某種力量的驅使之下，個案有可能會再跟加害人有接觸。本件A男是男性，男性在認知身體被侵害這件事情的反應，跟傳統上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大多數的狀況，有可能會不太一致。在對A男的瞭解，A男對自己有很高的男性認知期待，因此A男對於被侵害的創傷，在心理上的影響上，跟一般女性所表現出來的，可能不是那麼的一致，所以A男可能在其他的因素之下，有可能再回去他練球的場所，或者跟加害人有些接觸，是可能的，我覺得不影響A男對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表現整體的一個描述。鑑定書記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原因，是敘述經歷性侵害的創傷事件，會令被害者感受到強烈的恐怖，我想就A男的描述，第一次性接觸讓A男覺得非常的奇怪跟不瞭解，A男表示他覺得自己被當女生用。我們沒有辦法對幾年前的事情做是不是事實的判斷。幾年前事情的是非真假，在會談的當時，我們只關心A男自己陳述的關聯性跟他認為的事情。在女性被害人情緒反應通常會比較清楚，但以A男來講，他的情緒反應似乎沒有那麼清楚，得要花比較多力氣去感受A男真實遭遇到的一些狀況。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準則，就是用DSM-5美國APA擬定的那個診斷準則來操作。這個診斷準則當初是從戰後受傷退伍軍人的一些症狀，主要第一個是個案有曝露或遭遇嚴重的創傷，這個創傷有可能是面臨死亡、身體嚴重受傷或性方面的侵害，包括直接接觸或反覆曝露造成心理、生活各個層面的一些困擾，這是第一個一定要有的，接下來就看個案有沒有出現三大症狀群裡面的一些症狀，第一個是個案可能會有經驗的再曝露，這可能出現在七種可能的狀況裡面，如果有符合一、兩種就可以算，裡面包括有做惡夢，或談到這件事情應該會有身體或心理的一些激烈反應，或者個案沒辦法回溯這些清楚的細節，另外在這件事情之後，可能會對個案有一些負向的認知，個案可能會覺得自己是犯錯的或覺得自己接下來沒有幸福、沒有希望，或覺得整個外面的人都不可信任，而接下來對整個世界的相信可能都會受到扭曲，另外個案可能會有情緒的失控、可能會有比較容易生氣、可能行為會比較衝動或不顧自己的安全，甚至可能會有一些易怒的狀況，就要看個案有沒有這些狀況來做最後的判斷，持續有一定的時間、什麼時候發生、是不是有延遲發生，診斷準則大概就是這些。鑑定書本院卷四第227頁裡面有特別提到A男外在好像沒有很明顯的情緒變化，記載「被害人在自陳量表中呈現其現無創傷反應的結果，並不可信」，以這部分來講，A男17、18歲，整個對自我的認定，基本上在我們精神科認為其實還不是很完整的，也就是A男還在學習自我認同的過程，以A男來講，在會談的過程，A男很希望自己是沒有問題，在會談時A男覺得這件事情是他過去犯的一個錯，相信了一個不值得相信的人，在會談的當時A男對這件事情做出這樣的結論。就A男被性侵的事，A男其實沒有陳述太多，情緒也沒有很多變化，也沒有主動提及太多內容。其實對這樣的案件個案都不太願意講，只是別的個案可能會有很多情緒的表露，本件A男沒有太多情緒的表達，我們就嘗試著去瞭解A男心裡的操作是怎麼樣去認定這件事情。基本上以A男的描述裡面有口交、也有肛交，所以就會很想瞭解口交跟肛交的差別在哪裡？以A男來講，A男表示肛交比較痛，但是A男表示那個痛，其實心裡那種相信錯人的那個痛，反而比肛交的痛更大，感覺到A男他在身體受的侵害上似乎沒那麼大，但是在心裡的層次上反而比較明顯，心裡對於自我認定的傷害，我覺得才是這件事情比較重要的癥結。就是他對男女的認知，對於對自己應該成為什麼樣角色認知的傷害，我覺得是比較大的。在會談的過程當中，A男有主動跟我們提到內心創傷的嚴重性。鑑定書中對於侵犯A男雄性認同判斷的依據，A男的父母角色就是很不一樣，會談的當時他母親有陪同過來，只是他母親在會談室的外面，以他父母的角色扮演來講，父親就是一個非常有男性特質的角色，母親就是一個非常女性特質的角色，看起來A男在成長的過程裡面，一直希望自己成為一個很稱職的男性角色，包括參加棒球隊，A男很積極在棒球隊裡想得到一些他希望得到的認同跟成就，這個落差會讓A男覺得有這麼大的一個差別，才認為這事件對於A男的心裡認知上影響這麼大，因此有受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影響。關於本件記憶偽裝測驗、智力測驗、威斯康辛卡片分類測驗、愛荷華賭局作業、米蘭臨床多向度量表第三版、中文版大衛森創傷評估表、心裡創傷評估量表及羅夏克墨漬測驗，因為這件主要是測量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對於創傷壓力可用的量表也會拿來做操作，所以才會有大衛森創傷評估量表跟心理創傷評估量表來做施測，這些都是從國外翻譯成中文版本。大衛森創傷評估量表當初剛來臺灣的時候，在臺灣是以地震受害者來做施測，當初研究報告對於評估者的可信度跟一致性都是符合的。而心理創傷評估量表是針對後來對於不那麼嚴重的創傷，可能是社會污名、社會偏見等比較複雜性創傷的心理量表，所以心理創傷評估量表是比較針對複雜性創傷的一個量表，比較不是重大創傷的量表，這兩個量表有這樣的差別。關於本件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外顯反應，除了A男的陳述、會談觀察的結果及測驗的結果之外，就是綜合判斷，就是卷宗、跟A男的討論及包括心理測驗的結果，最後合起來的一個陳述。裡面有特別記載到「案主會責備自我（看錯人，信任錯人），與人的感覺疏離、與他人疏遠，減少重要活動的參與」，是根據上面整個陳述，最後做出一些綜合性的描述，比較是呈現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會有的現象。在鑑定的過程當中，判斷個案佯裝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情形，以我們精神科來講，一個個案有一些症狀的陳述，我們都要先去瞭解個案有沒有其他的目的，因此表示他有這樣子的症狀，所以通常第一個就看他的精神狀況評估，看他的說話、語調、表情及講話的內容是不是一致的。另外就是記憶偽裝測驗也是常做的，就是個案有可能來聲請一些身心障礙手冊或表示他有一些智能障礙，所以可能會對個案反覆做一些簡單的測驗題，再回過頭看個案是不是記得還是怎樣，如果有前後不一致的，我們就可以稍微覺得個案可能有故意誇大他的缺陷，心理測驗大概可以做這樣子輕微的判定。所以心理測驗通常可以說個案可能有一些誇大自己缺陷的症狀或故意掩飾自己缺陷的症狀，大概可以做這樣簡單的描述等語明確（本院卷四第334至342、345至350、352頁）。足徵上開鑑定書已就實施鑑定之過程、基礎、資料來源、衡鑑方法、專業評估意見逐一詳載，並通過鑑定人親自對於受鑑定對象晤談、施測之經歷，本諸專業知識技能提出分析、建議與結論以供參核，顯非徒然重複轉述A男同一陳述而已。本院認該鑑定結果有相當學理根據，應可採信。

　 4、況A男輔導老師王○○亦於乙國中性平會調查訪談中證稱：（你評估到他的一個這件事的創傷有嗎？）有。（問：他表現出怎麼樣？）因為其實我跟A男談這件事情的時候，就是心理師還沒介入，就是在這次寒假之前，我在跟他談，我已經得到家長這個訊息，我要直接問他，其實他都不正面回答我這些問題，在他去性侵女生的這些事情，他都不太跟我談性的問題。然後創傷，其實連媽媽自己都有感覺到。後來心理師介入跟他談，包含社工跟他進行的時候，他在評估量表裡面其實他是有創傷的。然後那個心理師跟他談，他對於看到被告是會有一些焦慮的狀態 ，如果去回想那些事情，他的焦慮就會更高。有一個狀況是他原本要去工作，有時候是要人家去載他，那一次開車要載他的那一台車跟被告的車一樣，他馬上就騎機車走了，他就不去了。而且他有一個同樣的模式，他對付那些就是女生其實有點類似複製被告對他的模式去跟他們威脅，然後找相較之下比較弱勢的去進行。他不太願意去談，因為其實對男生來講這更難啟齒，而且從他媽媽那邊的訊息過來的意思就是說，這是我的傷疤你不要再挖我的傷疤，你不要再問等語明確（本院卷一第269至271頁），核與上開精神鑑定書之鑑定結果互為佐憑。

　 5、準此，A男因上開性侵事件產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症狀，既經高雄市立凱旋醫院精神科醫師鑑定屬實，並核與A男輔導老師所陳述之創傷狀態相符。則依上開鑑定書，應堪肯認A男所述被告對其實施之性侵害行為係造成其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原因。依上開說明，該鑑定意見自可憑為本院參考，並可補強A男陳述之憑信性，殆無疑義。辯護人辯護稱：上開精神鑑定書係完全依憑A男說法，僅憑鑑定證人主觀意思做出鑑定結論等語，應屬誤會，並非可採。　

（八）所謂「測謊」，係依一般人在說謊時，容易產生緊張、恐懼、不安等情緒波動反應，乃以科學方法，透過儀器將受測者之情緒反應與生理變化情形加以記錄，資為判別受測者對於過去發生事實之陳述與其記憶是否相符之程序。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就測謊是否為法定證據方法、如何實施、對於實施之爭執如何救濟、測謊結果有無證據能力，尚乏明文。然測謊既係以人為受測對象，受測者之生理、心理及情緒等狀態，在不同時間本不可能完全相同，此與指紋比對、毒品鑑驗等科學鑑識技術，具有一再檢驗而仍獲得相同結果，即所謂「再現性」，而在審判上得其確信之情形不同。雖實務多認為測謊在具備一定嚴格條件下，具有證據能力，然在審判中，僅可作為補強之間接證據，不得採為認定犯罪事實有無之唯一或絕對之依據，且對於被告之測謊，亦僅能用以佐證或彈劾被告辯稱可信與否之判斷（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268號判決意旨參照）。易言之，測謊鑑定雖不能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唯一及絕對依據，但仍得參酌其他證據以判斷待證事實。A男既同意為測謊鑑定，且鑑定結果亦顯示：A男對於①「這個人（乙○○）有沒有對你肛交？答：有」、②「本案這個人（乙○○）有沒有用生殖器插入你的肛門？答：有」等問題之回答，均無不實反應。A男就有無遭受被告肛交之測謊結果，縱令測謊鑑定結果不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唯一證據，惟本案已有上所述之相關證據可證，且此測謊鑑定結果足以彈劾被告辯稱其未對A男性侵云云要屬不實，顯非以此測謊鑑定結果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唯一證據。是上開測謊鑑定結果，亦可採為本案認定被告涉犯上開犯行之證據，要屬無疑。又被告雖同意接受測謊，然此與提出足以防禦檢察官攻擊之證據方法，尚屬二事，無從據此即對被告為有利之推定。

（九）對於辯方其他辯稱不採納之說明　

　 1、辯護人辯護稱：A男與其他證人即A男隊友之證述，顯然有所不符。例如，高雄搬家那次，其他證人證述A男並非第一個上車；又關於A男指稱被告每次都把他留到最後一個，再把他載回家性侵一節，其他證人於審理中之證述內容，幾乎通常都是A男比其他證人早下車，故A男稱每次他都是最後一個，顯非事實等語。然查：

　 （1）關於平常被告接送棒球隊同學，A男是否均為最後一個下車一節，證人即A男隊友江○○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問：不一定是每一次但是有無曾經是你已經下車了，但是陳○○跟A男他們都還沒下車？）可能有，但應該很少，（問：不管多或少，是否曾經有你已經先下車了，但是A男跟陳○○在車上？）有。（問：如果有帶你們出去吃東西會是在哪裡吃？）如果是帶我們出去吃東西的話，這樣應該是沒有。（問：沒有這種情形？）對等語（本院卷三第24頁）。證人即A男隊友葉○○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比較少讓被告載回家的情形，有時如果下雨坐公車去學校，被告就會載我回去。（問：你們練球結束之後，被告開車載你們，第一個下車回家的是誰？）江○○，（問：第一個下車的是江○○？）應該是A男先回家。（問：你判斷A男先下車的依據是什麼？）因為他住○○比較近。（問：你有無印象你比A男先下車，其實你說你也沒有很多次被載，在這幾次裡面有無印象是你先下車，A男還在車上？）我不太清楚，時間太久了等語（本院卷三第42、50至51頁）。是由證人江○○、葉○○上開證述，均無法排除其等先下車，A男卻還在被告車上，或被告載送A男時，其等未必同時由被告載送等情形。是上開證人江○○、葉○○之證述，無法推翻A男所指訴其曾經由被告單獨載送，或最後下車之情形。另證人即A男隊友陳○○雖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最常被被告載回去的是我，每一次下車順序是A男先下車等語（本院卷三第59至60頁）。然其於乙國中性平會調查訪談中證稱：被告會載我回家，A男跟我同一台車，但通常都是我先回家，被告沒有說為什麼先載我回家，A男家比較近，我想可能是會帶A男去處理事情，A男沒有講為何晚送他回家的事，也沒有透露過辦什麼事，就是我的猜測，被告有時候會帶A男去吃飯，我沒有一起去吃過飯，被告沒有解釋為何不帶2個去吃飯，只帶A男。知道被告帶A男去吃飯的事，是因為他們在車上講話內容，被告有一次在車上問A男等一下吃麵好不好，被告當時有跟我說下一次再帶我去吃飯，後來被告沒帶我去吃飯，因為後來我也沒有被被告載了等語（本院卷一第258至260頁）。經審理中質以證人陳○○何以關於A男是否先下車一節之供述前後不一，證人陳○○則稱：那時候不太清楚委員的意思，（問：可是為何那時你是跟委員說「通常」都是你先回家？）因為我想到的是特別幾次的經驗，就是有幾次是A男比較晚下車，但是比較國一時的事情，我就想不起來了等語（本院卷三第63至64頁）。是由證人陳○○前後陳述之過程觀之，其於乙國中性平會調查訪談中，關於A男是否最後下車一事，係經調查委員反覆確認，並詢問其緣由，再延伸至A男與被告共同吃飯，而證人陳○○並未共同前往吃飯之情節，詢答過程具體、明確而詳細，甚屬可信。且證人陳○○於本院審理中之後亦改稱A男有好幾次晚下車等語，足徵，證人陳○○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或因不復記憶，可信性甚低，應以其於乙國中性平會調查訪談中之證述為準。另參以被告於乙國中性平會調查訪談中之陳述：（問：那有請他吃東西嗎？）我們都在學校吃。（問：連在外面也沒吃過？）在外面就是在附近而已。（問：第二個你也沒有載他到另外的地方吃東西？）就只有在附近而已。（問：你自己請他吃？）對，不是只有他，還有別人等語（本院卷一第243、245頁）。然參諸上開證人江○○、陳○○之證述，其等均未曾與被告在外晚餐，應可推知被告應係與A男一同在外晚餐，益徵A男確曾經被告載送回家而最後下車之情形，要屬無訛。辯護人上開辯稱，應屬謬誤。　

　 （2）關於前往高雄搬家時之上車順序，證人江○○於本院審理中證稱：那天是我、證人葉○○、A男，被告開車，被告去載我的時候，車上沒有其他人，然後去載A男等語（本院卷三第17、25頁）。證人葉○○：高雄搬家那次，有我、證人江○○、A男，是否有其他人不太清楚，上車時不太清楚車上有誰等語（本院卷三第44至45頁）。雖然證人江○○上開證述其係第一個上車，然經本院質以「當時是夏天還是冬天？」、「那時有下雨嗎？」、「你們到被告高雄家的時候，家具都已經在高雄的家裡面了嗎？」、「你有沒有印象你們那時車上還有載其他家具嗎？」等與該次搬家相關具體問題時，證人江○○則答稱「忘記了」、「不知道」、「沒有印象」等語。互核之下，證人江○○當時是否第一個上車，並非攸關該次搬家事件之核心，倘如其對於有關該次搬家之時間、是否有家具等問題，均不復記憶，則其對於該次與日常生活其他由被告載送均無不同之記憶，是否均得以如此特定無誤，顯非無疑。是此部分之證明力堪疑，而難以採信。尚不足以作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

   2、A男稱其轉學原因係遭受性侵，心裡面有陰影，但其他證人均證述A男轉學後仍多次回到棒球隊，甚至參與球隊練習，且因車禍事件，向被告借錢。此與A男所述討厭被告、不想看到被告等情，完全相反，可證A男就此部分係說謊等語。按A男、證人之陳述有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時，究竟何者為可採，法院仍得本其自由心證予以斟酌，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應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尤其關於行為動機、手段及結果等之細節方面，A男之指陳，難免故予誇大，證人之證言，有時亦有予渲染之可能；然其基本事實之陳述，若果與真實性無礙時，則仍非不得予以採信（最高法院74年台上字第1599號判例意旨參照）。查縱使A男於轉學後，仍曾前往棒球隊，或向被告借錢屬實，然關於其遭受被告性侵之基本事實，業據本院詳述認定如前。而關於A男就轉學後是否曾經參與棒球隊活動、與被告接觸、借錢等節，所述雖有不實，然本件性侵行為有其特殊性，加害人係A男從國小至國中，原本信任、聽從之球隊教練，甚至基於此關係，A男於遭受被告性侵之1年內，其均不敢告知他人，日常生活中也只能隱忍繼續與被告相處，第一次遭受性侵後，仍繼續遭受被告性侵3次，於此期間，所有與被告、A男共同訓練之隊友，均察覺不出異狀，A男之心裡想必對於被告有複雜而難以言喻之情緒（一方面遭受侵害，一方面隱忍，一方面與被告為日常之相處，其他人察無異狀）。故A男表現在外之正常，並不代表內心未有隱忍或創傷，自不能僅以A男表現在外與被告之正常言行，即遽認其所指訴遭受被告性侵為虛偽。況A男於遭受金錢窘境時，如無他人可以支援、資助，而被告之前曾給予金錢，則其在無其他管道情形下，勉難而向「加害」但「熟悉」、「可能可以得到資助」之被告求助，並非難以想見。社會上此類被害人必須「依賴」「熟悉之加害人」，或反而向「熟悉之加害人」「求助」之案例，亦屬所在多有。況此部分亦於辯護人質疑鑑定證人時，由鑑定證人說明：如果有特殊需要，的確有可能在某種力量的驅使下，再跟加害人接觸等語明確（本院卷四第338頁）。是此部分A男所述縱有不實，亦不足為對被告有利之推認。

　 3、辯護人主張上開精神鑑定書之鑑定結果，完全依憑A男之主觀陳述，而由鑑定證人做出主觀推論，並無證明力等語。上開精神鑑定書得以採憑之理由，業據本院詳述認定如前。而就辯護人質疑鑑定證人就記憶偽裝測驗敘述矛盾一節，由鑑定證人上開證述觀之，鑑定證人雖於證述時表示「（問：依照你的意思，記憶偽裝測驗是在檢測個案在敘述事實的情況，有無說謊的可能性存在？）可以這麼說」，然於後續補充說明記憶偽裝測驗係判斷施測當時個案對於記憶、事情，是否合理、有無虛假狀況，及說明記憶偽裝測驗亦係判斷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常做之測驗（本院卷四第333、335、352頁）。是就前後所述並無矛盾扞格之處，辯護人上開主張，應係誤解。

（十）綜上所述，被告為A男之棒球隊教練，於上開犯罪事實一所記載之時間、地點，對A男為口交或肛交之性交犯行，已屬明灼。被告及辯護人上開辯稱，均非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以認定。　　　　

三、論罪科刑

（一）罪名

　 1、按刑法第228條第1項之利用權勢性交罪，係因加害之行為人與被害人間具有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類似之關係，而利用此權勢或機會，進行性交，被害人雖同意該行為，無非礙於上揭某程度之服從關係而屈從，性自主意思決定仍受一定程度之壓抑，故獨立列為另一性侵害犯罪類型，如係利用權勢、機會對於未滿14歲之人為之，則依吸收理論，應論以同法第227條第1項之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罪（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447號判決、110年度台上字第27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如行為人與被害人間因存有立法者所規定例示之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相類關係，行為人利用被害人因為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權勢或機會，對之為性交行為，被害人表面上看似同意該行為，實為礙於上述支配服從關係，不得不隱忍曲從，其性自主意思決定仍然處於一定程度之壓抑，立法者乃將之列為類屬違反被害人意願之獨立性侵害犯罪類型。是該罪判斷之核心，應著重在於行為人因居於此等上下不對等關係，利用或操弄被害人自我認知的迷惘，藉其所掌有之權勢、威望，或利用被害人對之畏懼，甚至基於仰慕、服從，進而掌控被害人的自我認知及情感，連同性自主決定被澈底架空及破壞之情境，即可認屬該條項規定範疇（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89號判決意旨參照）。

　 2、查A男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問：被告那時叫你幫他口交，你有同意嗎？）想拒絕，不知如何拒絕。（問：你之前說你當時不敢拒絕，你默默接受因為害怕，是否為事實？）是。怕被被告刁難。（問：針對出手打你這點，你當時是比較沒有害怕，你是害怕之後去參加棒球隊會被被告刁難，就會害你沒辦法繼續參加你喜歡的棒球隊嗎？）對。（問：因為你說你害怕如果你拒絕被告，以後你可能去棒球隊會被他刁難，你會害怕被他刁難，就是因為被告是棒球隊教練的這個身分，是否如此？）對。（問：你那時一樣有害怕如果拒絕被告，會怕之後在棒球隊被被告刁難？）也是會怕。（問：被告對你肛交你都是一樣不敢開口拒絕，因為你害怕可能不利之後去棒球隊參加練球？）幾乎都是等語明確（本院卷三第240至242、246至248頁）。參以被告為A男所參加甲國小、乙國中之棒球隊教練，彼此乃具有相當權威之訓練關係，A男基此訓練關係，則屬受被告監督、照護之人。被告於現實訓練關係中，確有對A男上下位階之支配關係。而A男於上開被告犯行時，為年僅13歲、14歲之少年，對於棒球原有相當程度之熱愛，對於長時間教導其棒球之被告，衡情自有一定上命下從之服從心理。是A男基於唯恐影響其所熱愛之棒球隊訓練，因而屈從、隱忍於被告上開犯行之下，任令被告為上開性交行為得逞，均應符合刑法第228條第1項所定與被害人間具有訓練關係，而利用此權勢進行性交罪名。另查A男係00年0月生，有其真實姓名對照表可考（置於偵卷密封資料袋內）。A男於上開犯罪事實一、（一），為未滿14歲之男子；於上開犯罪事實一、（二）（三）（四）時，均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男子甚明。

　 3、參諸上開說明，核被告就上開犯罪事實一、（一）所為，係犯刑法第227條第1項之對於未滿14歲之男子為性交罪；就上開犯罪事實一、（二）（三）（四）所為，均係犯兒童與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8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因訓練關係受自己監督、照護之人利用權勢為性交罪。起訴意旨認被告上開犯行，分別涉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第221條第1項之罪名，然有別於參諸上開A男懼於被告權勢之證述，且無其餘足堪認定違反A男意願之證據證明，故均有未洽。惟因起訴之犯罪事實與本院上開所認定之基本社會事實同一，本院於審理時復告知被告可能涉犯之罪名，無礙於其防禦權之行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另或因A男遺忘或逃避談論相關性侵行為細節之故，本件尚乏性交行為同時有否其他猥褻行為之證據，故均不另論猥褻行為之吸收，附此敘明。

　 1、責任刑上限之確認

　  　審酌被告身為A男國小、國中之棒球教練，未能善盡妥慎訓練、監督、照護之責，無視A男年紀尚幼，性自主權之發展未臻成熟，並罔顧A男身心人格之健全發展及心靈感受，竟為滿足個人性慾而為本案犯行，不僅破壞A男對他人之信任，且參酌上開精神鑑定書所認定A男可能受到之精神創傷，考量青少年正進入發展自我認同的生命任務，如遭受性侵害，即可能在發展自我認定尚未健全時，就因此事件對生命價值產生極大的混亂與矛盾，更可能無法獨立發展自我。且性侵未成年倖存者的創傷反應，因其身心發展尚未成熟即遭受身體上重大侵害，在心智上，也較成年性侵倖存者缺乏面對此類侵害之因應行為，可能出現更多外顯與關係行為的攻擊、偏差反應，在心理上也會有更多的憂鬱、沮喪等情緒反應，可見被告本案犯行實已戕害A男身心之健全成長，造成難以磨滅之傷害。被告將A男當作其發洩性慾對象之犯罪動機、行為，為社會道德、法理所不容，應嚴予非難。及考量各次犯行之分別為口交、肛交之手段。本院認為被告涉犯上開犯罪事實一、（一）之責任刑上限，應歸屬該罪法定刑之中度刑有期徒刑6年6月；被告涉犯上開犯罪事實一、（二）（四）之責任刑上限，應歸屬適用加重規定後處斷刑該罪法定刑之中度刑稍重之有期徒刑4年6月；被告涉犯上開犯罪事實一、（三）之責任刑上限，應歸屬適用加重規定後處斷刑該罪法定刑之中度刑稍重之有期徒刑5年。

　 2、責任刑下修

　  　根據被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被告並無任何犯罪前科，除本案犯行外，可見其平日素行，應不致有何法敵對意識、反社會性。另參酌被告於本院審理中陳稱：大學畢業，目前沒有工作，未婚、沒有小孩，父親中風需要我照顧，我是主要照顧者，母親並未同住，有5個兄弟、1個姊姊，他們都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顧等家庭狀況、工作狀況、經濟狀況等陳述（本院卷四第37、330頁），可知被告目前雖無工作，但卻是中風父親的主要照顧者。依據上情，整體評估被告之年齡、勞動能力、生活情形、經濟狀況、家庭環境及品行等一般情狀後，認其社會復歸可能性非低。然考量被告於本案否認犯行，無從令本院探知有何悔悟之心，且未誠心向A男道歉，及賠償A男可能所受之損害，故綜合有利或不利之因素後，認為本案各次犯行據此各下修調整責任刑幅度6月為適當。

（五）定應執行刑之說明　　　　　　

　 1、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之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並非予以犯罪行為人或受刑人不當之利益，為一種特別的量刑過程，相較於刑法第57條所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係對一般犯罪行為之裁量，定應執行刑之宣告，乃對犯罪行為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除應考量行為人所犯數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並應權衡審酌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在量刑權之法律拘束性原則下，依刑法第51條第5款之規定，採限制加重原則，以宣告各刑中之最長期為下限，各刑合併之刑期為上限，但最長不得逾30年，資為量刑自由裁量權之外部界限，並應受法秩序理念規範之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等自由裁量權之內部抽象價值要求界限之支配，使以輕重得宜，罰當其責，俾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以區別數罪併罰與單純數罪之不同，兼顧刑罰衡平原則（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之裁量，應兼衡罪責相當及特別預防之刑罰目的，綜合考量行為人之人格及各罪間之關係，具體審酌各罪侵害法益之異同、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效應及時間、空間之密接程度，注意維持輕重罪間刑罰體系之平衡。其依刑法第51條第5款定執行刑者，宜注意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行為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之情形，考量行為人復歸社會之可能性，妥適定執行刑。除不得違反刑法第51條之外部界限外，尤應體察法律規範本旨，謹守法律內部性界限，以達刑罰經濟及恤刑之目的（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

　 2、本院審酌被告之年齡目前為33歲、對其施以矯治之必要性、刑罰邊際效應及其復歸社會之可能性，並參酌上開揭櫫刑法第51條第5款係採限制加重原則，而非累加原則，及對被告本案犯行之惡性累積評價。復考量被告所犯4次犯行均係對A男為之，4次犯行之時間橫跨A男國一上學期至國二上學期，食髓知味、一犯再犯藐視刑律，以及持續對A男為妨害性自主犯行，對於A男而言，顯係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性之個人法益，且持續4次對A男為性侵行為，對於A男所遭受之侵害，可能是不斷加乘，一再俱增，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相較於其他侵害財產法益類型之犯罪，顯然較低，而不適宜給予過多之折減，以致與A男所承受之痛苦無以衡平等情，定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

參、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除上開經本院認定之4次妨害性自主犯行外，自經本院上開認定犯罪事實一、（一）首次強迫A男為其口交後之隔天起至110年1月15日止，以每週5次之頻率，在其嘉義縣○○鄉○○村○○○村000○00號3樓居所內，以強壓A男頭部，及命A男褪去衣褲等方式，不顧A男對其表達不喜歡口交感覺之意願，逕自以其陰莖插入A男口中或肛門之方式，對A男強制性交得逞。因認被告於108年9月至109年9月24日期間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之對未滿14歲之男子為強制性交罪嫌；自109年9月25日以後至000年0月00日間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強制性交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於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存在時，即不得遽為被告犯罪之認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又性侵害犯罪態樣複雜多端，且通常具有高度隱密性，若案發當時僅有被告與A男2人在場，事後常有各執一詞，而有難辨真偽之情形。事實法院為發現真實，以維護被告之正當利益，對於A男指證是否可信，自應詳加調查，必其指證合於情理，而無重大瑕疵者，始得採為論罪之依據，且仍須有補強證據以保障其憑信性，不能單憑A男片面之指證，遽對被告論罪科刑。所謂無瑕疵，係指A男所為不利於被告之陳述，與社會上之一般生活經驗或卷附其他客觀事證，並無矛盾而言；又所稱補強證據，則指A男陳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且該必要之補強證據，須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之證據，並與A男之指證相互印證，綜合判斷，已達於使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而言，非僅增強A男指訴內容之憑信性（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331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為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A男、A男之母、兄、姊於偵查中之證訴，及A男與其姊間之LINE訊息紀錄擷圖、乙國中學生輔導資料紀錄表、108年、110學年訪談紀錄、轉學申請書、110學年度第2學期個人獎懲明細表、個案關懷卡各1份、上開A男測謊鑑定書等證據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否認有此部分之犯行，而辯護人亦同此主張。經查：檢察官起訴意旨認被告除上開經本院認定之犯行外，以每週5次之頻率，對A男性侵一節，雖係依據A男之指訴（見他卷第4頁及背面），然由證人江○○、葉○○、陳○○關於被告載送其等返家下車順序之證述，既無法確認A男必為最後一位下車，則此部分之指訴，即非無瑕疵，而於無其餘補強證據之情形下，即難率予認定。另A男雖於乙國中性平會調查訪談、偵查中及本院審理中指訴本院認定上開第一次口交後之隔天、第三天、第四天，或野外等遭受被告性侵之犯罪嫌疑（見他卷第4頁、本院卷一第216至219頁、本院卷三第243、251頁），惟此部分之指訴，均不若本院所認定之上開4次犯罪事實，有較為明確、具體之時間、地點，或向其他證人陳述時得由其他證人直接觀察A男反應等情況證據，得為各次犯行之補強。而檢察官舉證之上開乙國中學生輔導資料紀錄表、108年、110學年訪談紀錄、轉學申請書、110學年度第2學期個人獎懲明細表、個案關懷卡各1份、上開A男測謊鑑定書，或本院審理中所調查之上開精神鑑定書、上開A男知悉被告房間格局等證據，僅得作為A男確曾遭受被告性侵之整體補強，而無法提供作為各次之補強。

四、基此，本件就本院所認定之上開4次犯行外之其餘各次犯行，並無較為具體、明確之補強證據，尚無法達到使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是以，檢察官就此部分之舉證容有不足，依罪疑唯有利被告之原則，即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睿明提起公訴，檢察官劉達鴻、葉美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9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  法　官　張志偉

　　　　　　　　　                      法  官  陳盈螢

　　　　　　　　　                      法  官  鄭諺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9　　日

                                         書記官  李玫娜

附錄法條：

刑法第227條第1項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228條第1項

對於因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交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