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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上訴字第12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江鵬飛

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東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31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87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一、原判決之刑撤銷。

二、前開撤銷部分，江鵬飛處有期徒刑拾月。

一、本案上訴人即被告江鵬飛(下稱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爰依刑事訴訟法(下稱刑訴法)第371條規定，不待其陳述，逕以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細繹被告之刑事上訴理由狀，上訴理由均係原判決量刑違背法令，請從輕量刑(見本院卷第11至16頁)，可見被告應明示僅就原判決之刑提起上訴(最高法院112年度臺上字第5004號判決參照)，則在檢察官未對原判決提起上訴之情況下，依刑訴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本案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對被告所處之刑，至認定事實、論罪等部分，均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三、本案固經本院撤銷改判(詳後述)，然因不在本院審理範圍之原判決認定之事實、論罪等部分，為本院審理原判決所處之刑是否適法、妥適之基礎，爰依刑訴法第373條規定，引用如附件原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

四、撤銷改判之理由及量刑：

 (一)撤銷改判之理由：

　1、本案應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下稱詐危條例)第47條前段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

　(1)法律依據及相關見解：

　　①按民國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詐危條例，除部分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於同年8月2日生效之條文中，新設第47條「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且其第2條第1款復明定「詐欺犯罪：指下列各目之罪：(一)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二)犯第43條或第44條之罪。(三)犯與前二目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之其他犯罪」。而具有內國法效力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5條第1項後段「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之規定，乃減輕刑罰溯及適用原則之規範，故廣義刑法之分則性規定中，關於其他刑罰法令(即特別刑法)之制定，若係刑罰之減輕原因暨規定者，於刑法本身無此規定且不相牴觸之範圍內，應予適用。行為人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因刑法本身並無犯加重詐欺取財罪之自白減刑規定，而詐危條例第47條則係特別法新增分則性之減刑規定，尚非新舊法均有類似規定，自無從比較，行為人若具備該條例規定之減刑要件者，應逕予適用(最高法院113年度臺上字第4177、3880號判決參照)。又詐危條例第47條「減輕其刑」、「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法院並無裁量是否不予減輕之權限，且為刑訴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所稱「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者，亦不待上訴人有所主張或請求，法院依法應負客觀上注意義務(最高法院113年度臺上字第3135號判決參照)。

　　②關於詐危條例第47條前段「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固有認為行為人所須自動繳交之犯罪所得，應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最高法院113年度臺上字第3589號判決參照)，惟基於下列理由，應認行為人繳交自己實際所得財物之全部，並非以被害人所交付之受騙金額，亦不包括其他共同正犯之所得在內：

　　A、詐危條例第47條法文業已明確記載：「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即指該犯罪行為人之「個人犯罪所得」，不及於其他共同正犯之犯罪所得。就規範體例而言，詐危條例第47條前段屬個人減免事由，於數人共犯一罪情形，僅符合法律所期待積極行為之人，方可援引該事由減免刑責，而該積極行為之存否，自應以其個人所得控制或管領之作為或範圍者為限，無須就其他共犯之支配領域合併觀察，始符個人責任原則。

　　B、體系對照詐危條例第47條前、後段條文脈絡及寬嚴併濟刑事政策，可看出立法者欲藉由對悛悔有據(主觀上坦承犯行及客觀上不再保有不法所得者)之行為人予以從寬處理，使其鬆動詐騙組織，進而使檢警人員向上追查，終致不易破獲之組織性甚至跨國性之詐欺犯罪得以瓦解，達成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之目的，自不宜將本條前段限縮解釋為：須行為人自動繳交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始得援引本條前段減輕其刑。

　　C、從體系整合、協調以觀，關於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規定，實務一般認為：其目的在於訴訟經濟，並以繳交犯罪所得佐證悛悔實據，莫使因犯罪而保有利益，解釋上自不宜過苛，否則反而嚇阻欲自新者，過苛之減刑條件解釋，將使被害人更難以取回財產上之損害，顯非立法本意。從而，如認詐危條例第47條前段之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係指被害人因被詐欺而交付之物或財產上之利益，前後解釋價值似難認一致、相容。

　　D、詐危條例第47條立法理由固提到：「同時使詐欺被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落實罪贓返還」，惟尚非限於全額受償、全額返還之情形，恐不能以此即認「其犯罪所得」係指全部犯罪所得之意。亦即，本條立法目的應側重在行為人有無自動繳交行為，而非被害人所受損失是否全額獲得充分、填補，不應將其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之範圍擴及非其享有之範圍，解釋為被害人損失之全額。

　　E、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原不盡相同，刑事責任(量刑)除應審酌行為責任外，似無法忽視立法者擇立之刑事政策目的，於民事責任部分，行為人固或應自動繳交(賠償)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以填補被害人所受之損害，但如認行為人未繳交(賠償)被害人因被詐欺而交付之物或財產上之利益，即不得援依詐危條例第47條前段減輕其刑，似有混淆民、刑事責任之疑，更或有忽視刑事政策之可能性，尤其於組織化、層級化之詐欺集團犯罪類型，(實務上)被追訴者多為非處於核心地位、角色之車手、收簿手等，其等對於洗錢標的多不知金流去向，亦多僅獲得不多之報酬利得，如認詐危條例第47條前段之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係指被害人因被詐欺而交付之物或財產上之利益，恐使詐危條例第47條前段形骸化、具文化，無適用機會，難以實現本案刑事政策。

　　F、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犯第125條、第125條之2或第125條之3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5項前段：「犯第1項至第3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犯第4條至第6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立法體例與詐危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相類，均係針對此種具有隱密性、技術性且多為智慧性犯罪，不易偵查及發覺，且證據資料常有湮沒之虞，為早日破獲犯罪、追查其他共犯，降低對社會大眾、金融秩序之危害，因此以此方式鼓勵行為人自新並節省司法資源，因此於解釋時不宜過苛，以免阻嚇欲自新者，而失立法原意(最高法院112年度臺上字第808號判決參照)。上開規定所稱「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係指繳交行為人自己實際所得財物之全部，並不包括其他共同正犯之所得在內(最高法院107年度臺上字第1286號、110年度臺上字第2439、2440號、111年度臺上字第2959號、113年度臺上字第736號判決參照)，詐危條例第47條前段既係為相同立法模式，關於「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之解釋上自應一致，以符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之旨，以及法律解釋活動之一致性及整合性。

　　G、詐危條例第47條前段立法理由已說明其目的係為使「詐欺犯罪案件之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同時使詐欺被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透過寬嚴併濟之刑事政策，落實罪贓返還」，除損害狀態之回復外，同時亦將詐欺犯罪追訴之效率與節省司法資源作為該法所欲追求之目標。是關於「其犯罪所得」範圍，解釋上不宜以被害人取回全部所受損害作為基礎，否則勢必降低行為人自白、繳交犯罪所得之誘因，尤其在行為人自己實際取得支配財物遠低於被害人所受損害之情況下。

　　H、依刑法第66條前段規定之減輕其刑範圍，原得依行為人之自白對於該詐欺犯罪發現與案件儘早確定之貢獻、繳交犯罪所得對於使被害人取回所受損害之程度等項目，綜合評估對於前揭立法目的達成之績效作為指標，彈性決定減輕其刑之幅度，當不致造成被告輕易取得大幅減輕其刑寬典之結果，並達到節省訴訟資源與適當量刑之目的。

　　I、綜前，詐危條例第47條前段關於「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應指繳交行為人自己實際所得財物之全部，並非以被害人所交付之受騙金額，亦不包括其他共同正犯之所得在內(最高法院113年度臺上字第4196、4185、3243、3805號判決似同此見解)。

　　③綜前，犯刑法第339條之4加重詐欺罪者，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若有自己實際所得財物，應繳交其全部犯罪所得，若無自己實際所得財物，則無須繳交犯罪所得，即可依詐危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2)被告就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於警詢(見偵二卷第148頁)、原審審理(見原審卷二第107、113頁)及本院(見本院卷第12、14頁)均自白不諱，且其自告訴人張錦花處取得之詐騙贓款(或先由同案被告甘玉驄取得現金或提領告訴人帳戶內款項後轉交被告，或由被告提領告訴人帳戶內款項)，均已轉交上游，迄未取得報酬，業據其供明在卷(見原審卷二第113頁)，檢察官亦不爭執此情(見本院卷第92頁)。是本案合於詐危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應減輕其刑。

　2、上開有利被告之法定刑罰減輕事由，為原審未及審酌(原審於113年7月30日判決時，詐危條例尚未公布)，被告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就原判決宣告刑撤銷改判。

 (二)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

　1、貪圖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莊先生」、「赤兔馬」等所屬詐騙集團許以每日2,000元(完成監控車手甘玉驄及提款等工作，可獲得1萬元)等報酬之犯罪動機及目的(見偵一卷第35、36、43頁，偵二卷第164頁)，具有私利私慾性。

　2、加入詐騙集團、依指示監控車手甘玉驄收取告訴人交付之詐騙贓款及提款卡、密碼、收取車手甘玉驄交付前揭詐騙贓款及帳戶資料、提領告訴人帳戶內款項、轉交詐騙贓款予上游等犯罪手段及情節，具相當惡質、執拗性。

　3、本案被害人雖僅告訴人1人，然告訴人遭詐金額高達119萬1,000元等犯罪所生危害非輕。

　4、於同一期間內有多件加重詐欺案件經法院判罪處刑確定或審理中(見本院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素行品行非佳。

　5、坦承犯行，雖未與告訴人成立調解(見原審卷二第101頁)，然已先賠償告訴人1萬元(見原審卷二第117頁)等犯罪後態度尚可。

　6、自陳國中畢業之教育及智識程度(見原審卷二第114頁)。

　　 本院審酌上開各情、檢察官、告訴人、被告等關於量刑之意見，暨衡酌「罪刑相當原則」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訴法第348條第3項、第373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慧中偵查起訴，檢察官崔紀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林信旭

　　　　　　　　　　　　　　　法　官　張健河

　　　　　　　　　　　　　　　法　官　顏維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秦巧穎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