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書系統

113年度上訴字第17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游漢烷

選任辯護人  李佳怡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21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8044號；移送併辦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47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上訴駁回。

貳、被告上訴及辯護人辯護意旨略以：

一、原審判決認定證人張忠明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具有證據能力，係因被告僅泛稱：張忠明是酒鬼、瘋言瘋語，而未釋明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惟被告或辯護人是否能明確指出傳聞證據「顯不可信」之處，涉及舉證責任分配的問題。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而非僅以被告或辯護人未釋明即認定有證據能力。原審判決未依職權調查證據，遽以被告未釋明即認定證據能力，顯有未合。

二、不正訊問之態樣多元，法院應積極調查被告於偵查中是否有遭不正訊問之可能性，而非僅以被告於偵訊時「查無」遭強暴、脅迫等情事，即認定被告之自白具有任意性。原審判決未確實排除被告於偵查中遭不正訊問之可能性，即採信被告偵查中之自白，不符刑事訴訟法之規定。

三、原審判決認定證人陳進發、陳科男於原審翻供，係因其等偏袒迴護被告。惟法院並未說明為何認定證人於原審之證詞不實，也未就證人翻供情事詳加調查，例如傳喚當初製作筆錄之員警到庭說明，或調閱相關錄音譯文資料佐證，即逕自認定證人於原審中之證詞不實，不符證據法則及經驗法則。

四、證人陳科男等人均有施用毒品之前科或素行，其供述之憑信性本不及於一般人；又其等就毒品交易之細節，於偵查中及原審交互詰問之陳述不一，前後矛盾，其供述顯有瑕疵。觀諸通訊監察譯文之內容，無法佐證或補強被告與證人陳科南間有毒品交易，復無其他證據足以補強證人陳科男等人證述之憑信性，遽認被告有本案犯行，不無有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違誤。

五、原判決既認定被告不具備累犯身分，自不應依法加重其刑。

六、原判決未審酌被告家庭經濟狀況不佳等一切情狀，而量處過重之刑罰，不符刑法罪責相當原則。綜上，原判決應予撤銷等語。　　　　

參、本院判斷說明如下：　　

一、原審判決認定證人張忠明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具有證據能力，並無違誤：

　㈠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亦有明文，此乃鑑於現階段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依法其有訊問證人及鑑定人之權，證人、鑑定人且須具結，而實務運作時，偵查中檢察官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性極高，為兼顧理論與實務所為規定。故被告及其辯護人若主張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官處具結所為之陳述有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本乎當事人主導證據調查原則，自應負舉證責任，否則，被告以外之人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即有證據能力，得為證據。

　㈡原判決就證人張忠明於偵查中之證詞，何以具有證據能力，已說明：查證人張忠明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雖屬傳聞證據，然被告僅泛稱：張忠明是酒鬼、瘋言瘋語，且張忠明以前竊取其兄手機遭其毆打云云；辯護人亦僅稱：審判外陳述無證據能力等語，而未釋明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本院審酌依當時陳述時之偵查筆錄製作之原因、過程及其功能等加以觀察其信用性，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又張忠明已於民國113年1月14日死亡，有個人基本資料查詢結果可稽，可見張忠明已無從傳喚到庭接受詰問且非可歸責於國家機關，復已餞行法定調查證據程序，提示張忠明之偵訊筆錄予被告表示意見，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自有證據能力，並得採為裁判之依據等旨，核與證據法則無違。本件被告及辯護人既未釋明張忠明於偵查中之證詞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依上揭說明，本乎當事人主導證據調查原則，被告及其辯護人自應負舉證責任，被告上訴主張：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以其未釋明即認定證據能力，顯有未合等語，據以指摘原判決，顯不足採。

二、原審判決認定被告於112年11月13日偵查中之自白，是任意性之供述，應具有證據能力，亦無違誤：　

　㈠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被告陳述其自白係出於不正之方法者，應先於其他事證而為調查，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第3項前段固定有明文。惟非謂被告可以無所顧忌、任意爭辯。易言之，祇要訊問者於訊問之際，能恪遵法律規定，嚴守程序正義，客觀上無任何逼迫或其他不正方法，即難指為違法。至於被告係基於某種因素或訴訟策略考量而坦承犯行，因其內在想法難顯露於外而為旁人所知悉，要不能因此即認被告自白欠缺任意性。被告之自白茍係出於任意性，並與事實相符者，即得為證據。　　

　㈡被告於原審係辯稱：其於第1次偵訊否認犯罪遭檢察官罵、言語攻擊，其因此情緒失控而承認犯罪，其係遭不正訊問云云，然經原審勘驗被告於112年11月13日偵訊光碟結果，被告於檢察官訊問之初否認犯行，嗣於檢察官詢問有無最後意見陳述時改稱全部認罪，經檢察官確認被告是否具認罪之真意後，將第1次筆錄列印並交付被告閱覽，復逐一詢問被告如附表所示歷次犯行是否承認、交易金額及數量，並於被告稱想不起來如附表編號13所示交易時表示：那不然我們就寫沒有等語，嗣因被告表示當日有毒品交易，始記載被告稱有賣甲基安非他命，過程中查無被告遭強暴、脅迫、恐嚇、詐欺、刑求，亦查無被告所述於第1次、第2次筆錄間遭檢察官大聲斥罵之情事，有原審勘驗筆錄在卷可稽(原審卷第229至242頁）。復進一步說明被告於112年11月13日係執行觀察勒戒而非遭本案羈押，被告顯無配合認罪以換取停止羈押之動機，且被告係於全盤否認犯行、第1份筆錄即將製作完畢之際始改口坦承犯行，果如辯護人所言被告該時急欲回監與母會面，被告自可維持原本答辯內容即可返監，其改口坦承犯行反延滯其返監時間，因認被告主張其承認犯罪純係遭檢察官以言詞恫嚇而迫於認罪，且過於期望返回看守所與母親相見始承認犯罪等語，與客觀事證不符，而不予採信等情，已詳加調查說明被告於112年11月13日偵查中之自白，並非出於檢察官以不正之方法所取得，而是任意性之供述，客觀上無任何錯誤虛偽之誘導、逼迫或其他不正方法，致使被告意思表示之自由受有不正壓制，且被告之自白與待證事實具有自然關聯性，即具有證據能力，被告上訴空言主張原審未確實排除被告於偵查中遭不正訊問之可能性云云，並非足採。

三、被告確有本件販賣第二級毒品13次犯行：

　㈠補強證據之補強範圍，並不以犯罪事實之全部均予補強為必要，諸如犯罪構成要件之主觀要素（如故意、過失、知情、意圖）即無須補強，至就犯罪構成要件之客觀要素，亦不須全部均予以補強，只要其中重要部分經過補強，而可擔保對向犯陳述之真實性，且補強證據與對向犯陳述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即為已足；又對向犯之兩方行為者各有其目的，各就其行為負責，若對向犯之兩方均自白或為不利於己之供述者，既係相互獨立而屬不同來源之證據方法，則其等所為不利於己之供述，自可互為彼此之補強佐證。再者，證據依其作為證據資料之性質不同，可分為「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前者係指以人之供述內容為證據資料之情形，後者則係指非屬供述證據以外之其他證據資料而言。供述證據，因係透過人之知覺、記憶、表現等一連串心理過程運作後，再以言詞或文書方式對外呈現，往往有混入其他主觀上不正因素而生錯誤之風險。從而若為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之陳述，須接受對質詰問；如為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則受傳聞法則之規範；如屬被告之自白或證人之訊（詢）問，則有任意性法則之適用或準用；若係被告或共犯之自白，或其他虛偽危險性較大之相類情形（如被害人指述），即另應適用補強法則。而相較於供述證據，非供述證據因無需透過前述人的心理運作機制，故論理上即不受前述限制。又供述證據如非以所述事實「真實與否」為待證事實，而係以該供述之「存在本身」為待證事實者，則為供述證據之「非供述性利用（非傳聞）」，與前述非供述證據以物之「存在」作為待證事實，性質並無不同，故亦不受前述限制；且相較於供述證據，非供述證據或供述證據之非供述性利用即為另一獨立之證據方法，自得資為供述證據之補強證據。

　㈡原審判決依憑被告所為112年11月13日偵查中不利於己之供述，佐以證人陳進發、陳科男、張忠明於偵查之證詞、卷附被告與證人陳進發、陳科男、張忠明間通訊監察譯文內容、Google地圖擷圖、監視錄影擷圖等證據資料為據，並以前述通訊監察譯文內容、Google地圖擷圖、監視錄影擷圖分別作為證人陳進發、陳科男、張忠明於偵查中證述之補強證據，而認就被告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罪構成要件中客觀要素之重要部分，業已有所補強，已可擔保證人陳進發、陳科男、張忠明於偵查中證述之真實性，且以該等補強證據與證人陳進發、陳科男、張忠明於偵查證述相互利用，亦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因而本於事實審之推理作用，認定被告確有本件販賣第二級毒品13次犯行；原判決並說明證人陳進發於原審所稱：不知道附表編號1所示通訊監察譯文係何意，當時警察叫我承認不然不好結案、不承認要打我，「有齁」是指有酒等語；及證人陳科男於原審證稱：我常去被告家蹭吃蹭喝，我在警詢、偵查中所述不實，被告沒有於如附表編號2至10所示時、地賣毒品給我，警察一直說要判我7年、恐嚇我並要求我配合製作筆錄，我才說被告賣我毒品，111年11月23日這次被告是叫我去拿水果，111年12月20日這次則是我拿玫瑰石給被告鑑定等語，暨被告所辯：並無販賣毒品犯行云云，如何不可採信；以及被告就本件犯行如何有營利意圖等旨，原判決因而認被告確有本案13次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核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相符，難認有何採證及理由不依證據法則之違法情事，被告上訴意旨，徒憑己見，任意指摘，並無理由。

四、被告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足認其忽視法律禁令，可認其有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且本案並無加重其最低本刑致無法處以最低法定刑，而使其所受刑罰超過所應負擔罪責之罪刑不相當情形，爰參諸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就被告所犯各罪均裁量加重其刑：

　㈠經查，被告前因：⒈施用毒品、轉讓禁藥、持有第一級毒品，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下稱花蓮地院)以102年度訴字第57號判處有期徒刑8月、7月、7月、7月、7月，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6月確定；⒉施用毒品、收受贓物，經花蓮地院以102年度易字第237號判決有期徒刑6月、4月確定；⒈⒉經花蓮地院以102年度聲字第567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2月確定，被告於108年6月17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於109年1月17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證(本院卷第85至88頁），被告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均為累犯。

　㈡審酌被告於前案轉讓禁藥執行完畢後再犯本案相同罪質之罪，助長毒品之擴散，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考量累犯規定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事後矯正行為人之必要性及兼顧社會防衛之效果等因素，足徵前案徒刑之執行難收成效，縱予加重其刑，亦無使其所承受之刑罰超逾所應負擔之罪責、而違背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爰就被告所犯上開犯行，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各加重其刑，惟基於精簡裁判之要求，判決主文無庸為累犯之諭知（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附此敘明。原審判決同上認定被告為累犯，並未認定其不具備累犯身分，被告執此上訴，認不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云云，並不足採。　

五、原審判決就被告所犯各罪之宣告刑已就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詳為審酌並敘明理由，既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濫用裁量之權限，原審就被告所犯之罪，所量處之刑尚屬適法，無違比例原則，並無顯然失出或有失衡平之情，要難指為違法，被告之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㈠量刑輕重，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

　　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

　　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

　　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

　　形，即不得指為違法。　　

　㈡原審認被告有本案所犯13罪，事證明確予以論處，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之相關科刑條件，包括被告無視法律之嚴格禁令，而為本案販賣毒品犯行，戕害他人身心健康，自應予非難；另審酌被告偵查中坦承嗣於審理中否認犯行，復不實指摘檢察官不正訊問之犯後態度，以及其本案販賣毒品之數量、金額等犯罪所生危害；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暨被告自陳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未婚，入監前從事養牛、務農工作，現入監無業，高齡母親由兄長照顧之家庭經濟狀況，暨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就科刑範圍之意見等一切情狀，因而分別量處如原審判決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原審判決業已詳細記載量刑審酌各項被告犯罪動機、情節、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及犯罪後態度等一切情狀，予以綜合整體評價，所為刑之量定，客觀上既未逾越法定刑度，又無悖於前述量刑原則，而被告就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行，又無刑法第59條減刑事由之適用，原審判決量刑自無失之過重之情，縱與被告主觀上之期待有所落差，仍難指其量刑有何不當或違法，被告以家庭經濟狀況不佳等為由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由於原審已就被告之生活狀況、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等情，予以綜合整體評價在內，是被告以此為由請求從輕量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被告定應執行刑部分之說明：　　　

　㈠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又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之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乃對犯罪行為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參其立法意旨，除在於緩和多數有期徒刑合併執行所造成之苛酷外，更避免責任非難之重複，蓋有期徒刑之科處，不僅在於懲罰犯罪行為，更重在矯治犯罪行為人、提升其規範意識，及回復社會對於法律規範之信賴，是應併合處罰之複數有期徒刑倘一律合併執行，將造成責任非難之效果重複滿足、邊際效應遞減之不當效果，甚至有違責任主義，故採行加重單一刑主義，以期責罰相當，除應考量行為人所犯數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並應權衡審酌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罰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在量刑權之法律拘束性原則下，依刑法第51條第5款之規定，採限制加重原則，以宣告各刑中之最長期為下限，各刑合併之刑期為上限，但最長不得逾30年，資為量刑自由裁量權之外部界限，並受法秩序理念規範之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等自由裁量權之內部抽象價值要求界限之支配，俾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兼顧刑罰衡平原則。至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之裁量標準，法無明文，然其裁量仍應兼衡罪責相當及特別預防之刑罰目的，具體審酌整體犯罪過程之各罪關係（例如各行為彼此間之關聯性《數罪間時間、空間、法益之異同性》、所侵害法益之專屬性或同一性、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等）及罪數所反應行為人人格及犯罪傾向等情狀綜合判斷，為妥適之裁量，仍有比例原則及公平原則之拘束，倘違背此內部界限而濫用其裁量，仍非適法。具體而言，於併合處罰，其執行刑之酌定，應視行為人所犯數罪之犯罪類型而定，倘行為人所犯數罪屬相同之犯罪類型者，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應酌定較低之應執行刑；然行為人所犯數罪雖屬相同之犯罪類型，但所侵犯者為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性之個人法益（如殺人、妨害性自主），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則較低，自可酌定較高之應執行刑；另行為人所犯數罪非惟犯罪類型相同，且其行為態樣、手段、動機均相似者，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更高，應酌定更低之應執行刑。　

　㈡本件原審考量被告各次犯行性質相同、共販賣予3人、其各次犯行之間隔非長，時間相前後相距近8月等，其數罪反應被告之人格特性及犯罪傾向、對其施以矯正之必要性、復歸社會的可能性，並從應報、預防之刑罰目的及實現刑罰經濟的功能等整體情狀綜合判斷，原審定被告應執行有期徒刑14年2月，其裁量並未逾越外部及內部界限，且顯已給予相當之恤刑利益，符合行為人之責任，難認有何量刑失諸過重之不當情事。從而，被告上訴另請求從輕量刑，尚屬無據，並非可取，應予駁回。

七、綜上各節，原審判決並無違誤，所為量刑亦屬適當，被告上訴意旨所指各節，均無理由，且量刑因子亦無何改變，本件上訴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作成本判決。

本案經檢察官黃蘭雅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8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  李水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8　　日

　　　　　　　　　　　　　　　書記官  徐文彬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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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2年度訴字第221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游漢烷

選任辯護人　湯文章律師(法律扶助基金會指派)　　 

　　　　　　邵啟民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8044號）及移送併辦（113年度偵字第1474號），本院判決如下：

游漢烷犯如附表編號一至十三「主文欄」所示之罪，分別處如附表編號一至十三「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肆年貳月。未扣案不詳廠牌手機壹支（搭配門號○○○○○○○○○○號SIM卡壹張）及犯罪所得新臺幣參萬壹仟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一、游漢烷明知甲基安非他命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定第二級毒品，依法不得販賣，竟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以營利之犯意，於如附表所示時、地，以如附表所示方式、代價，分別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如附表所示之人。

二、案經花蓮縣警察局移送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下稱花蓮地檢）檢察官偵查起訴及移送併辦。　　

壹、證據能力

一、被告游漢烷於民國112年11月13日偵查中之供述，具有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定有明文。

　㈡被告雖辯稱：其於第1次偵訊否認犯罪遭檢察官罵、言語攻擊，其因此情緒失控而承認犯罪，其係遭不正訊問云云，然經本院勘驗被告於112年11月13日偵訊光碟結果，被告於檢察官訊問之初否認犯行，嗣於檢察官詢問有無最後意見陳述時改稱全部認罪，經檢察官確認被告是否具認罪之真意後，將第1次筆錄列印並交付被告閱覽，復逐一詢問被告如附表所示歷次犯行是否承認、交易金額及數量，並於被告稱想不起來如附表編號13所示交易時表示：那不然我們就寫沒有等語，嗣因被告表示當日有毒品交易，始記載被告稱有賣甲基安非他命，過程中查無被告遭強暴、脅迫、恐嚇、詐欺、刑求，亦查無被告所述於第1次、第2次筆錄間遭檢察官大聲斥罵之情事，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29頁至第242頁）。況被告於112年11月13日係執行觀察勒戒而非遭本案羈押，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見本院卷第47頁），被告顯無配合認罪以換取停止羈押之動機，且被告係於全盤否認犯行、第1份筆錄即將製作完畢之際始改口坦承犯行，果如辯護人所言被告該時急欲回監與母會面，被告自可維持原本答辯即可返監，其改口坦承犯行反延滯其返監時間。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因在押精神壓力大而有脫序情形始配合詢問者承認販賣、被告承認後未久即改口否認可見被告之前承認非出於真意；檢察官以言詞恫嚇被告，強迫被告認罪，此觀被告多以「我有賣安非他命給陳科男；我有賣毒品給陳科男」等語回應，且就販賣金額亦均順應檢察官詢問之金額，可見被告就販賣之時間、數量等均不知悉，足見被告承認犯罪純係遭檢察官以言詞恫嚇而迫於認罪，且過於期望返回看守所與母親相見始承認犯罪等語，與客觀事證不符，亦難採憑。從而，被告於偵訊時所為具任意性之供述，自有證據能力，被告及辯護人前揭所辯，難以採信。

二、證人張忠明於偵查中之證述有證據能力：

　　查證人張忠明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雖屬傳聞證據，然被告僅泛稱：張忠明是酒鬼、瘋言瘋語，且張忠明以前竊取其兄手機遭其毆打云云（見本院卷第441頁、第448頁）；辯護人亦僅稱：審判外陳述無證據能力等語，而未釋明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本院審酌依當時陳述時之偵查筆錄製作之原因、過程及其功能等加以觀察其信用性，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又張忠明已於113年1月14日死亡，有個人基本資料查詢結果可稽（見本院卷第293頁），可見張忠明已無從傳喚到庭接受詰問且非可歸責於國家機關，本院復已餞行法定調查證據程序，提示張忠明之偵訊筆錄予被告表示意見，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自有證據能力，並得採為裁判之依據。　　

三、證人陳科男、陳進發於偵查中所述具證據能力：

　㈠證人陳科男、陳進發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被告及辯護人固認未經合法調查不得為證據；查上開證據性質雖屬傳聞證據，惟被告及辯護人並未釋明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本院審酌證人陳科男固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檢察官訊問時沒有威脅我，但我怕不配合會被外面的警察帶走，且我以為帶隊偵查的是檢察官云云（見本院卷第369頁至第370頁），證人陳進發於本院審理中亦證稱：警察說不承認要打我，檢察官沒有威脅我，但我不知道我說的是不是實話云云（見本院卷第453頁至第454頁）。惟觀陳進發、陳科男之警詢筆錄，均係以一問一答方式製作，經陳進發、陳科男閱覽通訊監察譯文後，陳述具體交易過程、交易時間、毒品種類及金額，且陳進發、陳科男於警察逐一提示可疑為毒品交易之通訊監察譯文時，尚可選擇性陳述是否為毒品交易，陳科男復拒絕採尿等節，有陳進發、陳科男之警詢筆錄可稽（見花蓮地檢112年度偵字第8044號卷〈下稱偵卷1〉第133頁至第138頁，花警刑字第1120050635號卷〈下稱警卷1〉第109頁至第118頁）；陳科男、陳進發於花蓮地檢署偵查庭訊問時復具結證稱：我們今日在花蓮縣警察局所述均屬實且出於自由意志等語（見偵卷1第121頁、第145頁），堪信陳進發、陳科男於警詢中陳述係出於自由意志而陳述且警詢無違反法定程序之情形，證人陳進發、陳科男於本院審理中證稱遭警脅迫始證稱被告販賣毒品云云顯不足採。證人陳科男、陳進發復自承於偵查中未受脅迫，足見其等偵查中所述亦係出於自由意志。況本案對陳科男、陳進發實施搜索並未扣得毒品，警員亦未採集陳進發、陳科男尿液送驗，有陳進發、陳科男之警詢筆錄可稽（見偵卷1第133頁至第138頁，警卷1第109頁至第118頁），是本案陳進發、陳科男亦無為求減輕自身施用或持有毒品罪責而隨意攀指被告之動機。復依當時陳述時之偵查筆錄製作之原因、過程及其功能等加以觀察其信用性，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且證人陳科男、陳進發已到庭接受交互詰問而經合法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均應認具有證據能力。

四、其餘本判決後述所引之各項證據，其屬傳聞證據之部分，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對於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均未爭執（見本院卷第149頁至第152頁、第441頁至第443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與本案待證事實復俱有關聯性，認以之作為本案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該等證據具有證據能力。至其餘本案認定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並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程序或經偽造、變造等情事，且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程序，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對於上開證據之證據能力均未爭執，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否認有何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犯行，辯稱：不記得有無於如附表所示時間與如附表所示之人見面，其並無販賣或交付毒品；其與陳進發、張忠明有恩怨，恐係遭挾怨報復；附表編號5所示譯文亦未出現毒品，僅友人相約聊天，其認係警察教唆陳科男；又陳科男否認吸毒亦未扣得毒品，警察硬逼陳科男誣指其販毒，陳科男恐有意陷害；張忠明係酒鬼，偶有瘋言瘋語，且因竊取其兄手機遭其毆打而有糾紛；陳進發住處與其住處甚近，通訊監察譯文錄到好幾次都沒有販賣，其若要販毒不會只賣一次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被告與附表所示之人通訊內容並未提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亦無「硬的」、「軟的」暗語，無法勾稽買賣毒品之事實，依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478號、105年度台上字第3314號判決意旨，亦不足作為附表所示之人證述之補強證據。又附表所示之人於監聽長達半年後，於偵查中仍可清楚指出具體交易時間、過程，與經驗法則有違，且其等證詞相互矛盾且僅有單一指述，且毒品交易尤重於重量，然如附表所示之人於偵訊中對於重量卻不在乎、語焉不詳，與常情有違，附表所示之人證述難以採信。再者，附表所示之人與被告係朋友關係，縱證稱有毒品交易亦有可能係相互調貨或共同施用，且其等就買賣價金多寡所述不同，亦無扣案金錢可供佐證，本案尚有合理懷疑；被告偵查中認罪係因在押壓力大情緒失控、遭檢察官恫嚇所為，而無認罪之真意等語。惟查：

　㈠被告確有於如附表所示時、地，以如附表所示方式、價格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如附表所示之人等節，業據：

　⒈證人陳進發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我警詢中所述均屬實且係出於我自由意思，警察有給我看我與被告間之通訊監察譯文，也有放錄音給我聽，經我回憶陳述真相，我只有跟被告買過1次甲基安非他命，通話完於111年10月19日18時44分，我騎車去花蓮縣○○鎮○○里○○路00號被告住家門口，我給被告1,000元，被告交付我甲基安非他命1小包，重量不詳，我自己以玻璃球燒烤方式施用完畢；我只有向被告買過一次，我後來打給被告很多次都沒買成功，被告來找我都是喝酒聊天；10月19日晚上這次我確定有買成功，因被告有打電話給我，故我知道被告有回家等語（見偵卷1第145頁至第147頁）。

　⒉證人陳科男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我警詢中所述均屬實且係出於我自由意思，警察有給我看我與被告間之通訊監察譯文，也有放錄音給我聽，經我回憶陳述真相，我於111年10月29日7時30分前往被告住處，以2,500元向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1小包重量1公克，我自己以燒烤方式施用完畢；111年11月23日9時15分許，我去被告住家以2,500元向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1小包重量1公克，我自己以燒烤方式施用完畢；111年12月20日14時25分，我在我家後面農路旁以2,500元向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1小包重量1公克，我自己以燒烤方式施用完畢；111年12月31日22時30分許，我在住家後面農路旁以2,500元向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1小包1公克，我自己以燒烤方式施用完畢；112年3月22日19時22分許，我去花蓮縣○○鄉○○村○○00號附近的路口，以3,000元向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1小包重量1公克，因為被告搬到溪口住，這是我第一次去溪口找被告因此印象深刻，這次被告漲價了，該包甲基安非他命我自己以燒烤方式施用完畢；112年4月3日13時37分許，我去花蓮縣○○鄉○○村○○00號附近的路口，以3,000元向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1小包重量1公克，該包甲基安非他命我自己以燒烤方式施用完畢；112年4月9日13時24分許，我去花蓮縣○○鄉○○村○○00號附近的路口，以3,000元向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1小包重量1公克，該包甲基安非他命我自己以燒烤方式施用完畢；112年4月17日17時59分許，我去花蓮縣○○鄉○○村○○00號附近的路口，以3,000元向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1小包1公克，該包甲基安非他命我自己以燒烤方式施用完畢；112年5月12日19時43分我說我到了，過幾分鐘後，我在花蓮縣○○鄉○○村○○00號附近的路口以3,000元向被告買甲基安非他命1小包重1公克，該包甲基安非他命我自己以燒烤方式施用完畢；被告若沒有毒品可以賣就不會接電話，或接電話後直接在電話中講不方便或不在家或明天可以嗎，不會說跟我碰面後跟我說沒有貨，我和被告是老鄰居但私下沒有交情，我不會找被告聊天，我們只要約見面均會我給被告現金、被告給我毒品，我不曾向被告買過其他東西，我拿到毒品就會離開等語（見偵卷1第121頁至第124頁）。

　⒊證人張忠明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我警詢中所述均屬實且係出於我自由意思，警察有給我看我與被告間之通訊監察譯文，經我回憶陳述真相；附表編號11所示通訊監察譯文中「二高粱」是買甲基安非他命之代號，通話後我於112年3月26日14時30分許在○○國小旁的天橋下，以2,000元向被告購買1包甲基安非他命，被告親手交給我甲基安非他命，我自己施用完畢；附表編號12所示通訊監察譯文之通話結束後，我於112年4月22日13時10分許在○○村○○00號後方的白色鐵皮屋内，以1,500元向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1包，被告親手交給我甲基安非他命，我自己施用完畢；附表編號13所示通訊監察譯文之通話結束後，我於112年6月8日16時34分許在花蓮縣警察局○○派出所往北之北○○○橋邊以1,500元向被告買甲基安非他命1包，「1500高梁」指買1,500元的甲基安非他命之意；被告並無賣酒，我是因為想買毒品才與被告接觸，我不會找被告聊天，因為沒有話聊，被告沒貨會說他不在花蓮或他不在家直接在電話拒絕我過去等語（見偵卷1第91頁至第95頁）。

　⒋次查陳進發於111年10月19日18時34分許致電被告詢問「在家、有齁？」，經被告回以「嗯」，陳進發即表示「等下過去」；陳科男則於111年10月29日7時10分許致電被告，被告即稱「我在家，你來」；被告於111年11月23日8時58分致電陳科男詢問「你有工作的話，看你中午還是現在？」，陳科男遂稱「不然我在你家等你」，被告答「好」；111年12月20日12時22分陳科男稱「晚點過去找你喔」，被告表示「兩點之前」並稱人在瑞穗可以回來，嗣被告於同日14時15分許致電陳科男「你來你家後面這」；111年12月31日21時18分許陳科男致電被告稱「不要是要跨年？」，被告答以「等一下，很多鳥仔車（警車）」「我是說等一下過去啦，路上不安全，等一下過去啦，你在家等我」，陳科男回以「我說朋友在等你跨年」，同日22時許被告稱「在路上了，再等一下，馬上到」「再半小時」；112年3月22日18時52分被告回電陳科男並稱「我們過去還是你要來？」，陳科男則稱「都可以啊，還是我過去？」，被告稱「好啊」，嗣於同日19時3分稱「你到了喔？」「好我走出去」；112年4月3日13時22分許，陳科男致電被告稱「到了」，被告覆以「好，等我」；112年4月9日12時57分被告回電陳科男稱「欸、一樣這裡欸」，陳科男於同日13時9分電稱「到了」，被告則覆以「好你在路口等我一下」；112年4月17日17時34分許被告向陳科男稱「等我一下打給你，你現在來啊」，陳科男答以「我現在要過去阿」，嗣陳科男於同日17時44分許向被告稱「我到了」；112年5月12日19時3分許被告致電陳科男稱「我等一下去找你」，陳科男覆以「我不在家，等等你打電話給我」，同日19時32分許被告致電陳科男稱「有辦法來嗎？」，陳科男答以「有」，被告遂稱「好那你馬上來」，陳科男於同日19時43分許電稱「欸我到了」；112年3月26日13時11分許張忠明致電被告，被告稱「我等一下去你那」，張忠明則稱「欸欸二高、二高粱」，被告答「好」；同日13時52分許被告要求張忠明騎腳踏車至○○國小後方，同日14時4分張忠明向被告稱「大欸我到了」；112年4月22日12時51分張忠明問被告「家裡找你齁」，被告稱「不是家裡，你來過的」「溪口這，我人在溪口這」，同日13時5分被告向張忠明稱「你在那邊等我5分鐘」；112年6月8日15時14分被告致電張忠明，張忠明稱「我跟你買1500的高梁好不好」，被告表示「晚一點我看有沒有車」，同日16時2分被告致電張忠明要求張忠明走至○○○，嗣於16時23分致電張忠明要求其往林榮方向前進即會看到被告等節，有被告與陳進發、陳科男、張忠明間通訊監察譯文可稽（見警卷1第23頁至第40頁）；而張忠明於112年6月8日16時24分、44分許確實騎紅色腳踏車經過○○○附近乙節，亦有Google地圖擷圖、監視錄影擷圖可稽（見花警刑字第1130007553號卷〈下稱警卷2〉第83頁），均堪認定。被告復於偵查中自承：其有於附表所示時、地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如附表所示之人，就附表所示部分全部認罪；附表編號11至13部分交易重量均為0.2公克，附表編號2部分交易重量是0.8公克，111年甲基安非他命比較便宜；附表編號1部分交易量是0.2公克，買越少量越少等語（見偵卷1第199頁至第201頁）。至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偵查中認罪係因在押壓力大情緒失控、遭檢察官恫嚇所為，而無認罪之真意云云，與卷內事證不符，業如壹一所述，難以採信。

　⒌承上，陳進發、陳科男、張忠明為上開證述時，既係依上開通訊監察譯文，回憶當時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之時間、地點、經過、價額等情，並做出詳盡之陳述，顯非憑空捏造、杜撰，核與上開通訊監察譯文內容、Google地圖擷圖、監視錄影擷圖等客觀事證相符，其等前揭證述亦無明顯矛盾或不合常理之處，復與被告偵查中之自白吻合，是陳進發、陳科男、張忠明上開所述應屬親身經歷之事項而堪採信。至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附表所示之人於監聽長達半年後，於偵查中仍可清楚指出具體交易時間、過程，與經驗法則有違；且其等證詞相互矛盾，毒品交易尤重於重量，然如附表所示之人於偵訊中對於重量卻不在乎、語焉不詳，與常情有違，附表所示之人證述難以採信云云。然證人陳進發、陳科男、張忠明係依通訊監察譯文所示時間、地點、對話內容回憶購買甲基安非他命細節，難認有何違背經驗法則之處；且陳進發、陳科男、張忠明均係就其等各自向被告甲基安非他命之過程為證述，亦無何證詞相互矛盾之處；再者，小額毒品交易多直接指定價額取代重量，購毒者亦少有隨身攜帶電子秤以降低遭查獲被疑為販賣毒品之風險，證人陳進發、張忠明未具體證稱實際交易重量並未悖於常情，辯護人上開所辯尚非可採。被告復辯稱：其與陳進發、張忠明有恩怨，恐係遭挾怨報復；又陳科男否認吸毒亦未扣得毒品，警察硬要陳科男誣指其販毒，陳科男恐有意陷害；張忠明係酒鬼，偶有瘋言瘋語，且因竊取其兄手機遭其毆打而有糾紛云云，均係空言指摘，難以採信。

　⒍又買賣毒品係非法交易，具隱密及特殊信賴關係，而販賣毒品復係政府嚴予查緝之違法行為，偵查機關時以依法核發之通訊監察作為偵查手段，毒品交易者，為免遭查緝風險，常以買賣雙方始知或隱晦不明之用語，替代毒品交易之重要訊息（如種類、數量、金額），甚至因事前已有約定或默契，故僅約定見面，即能進行毒品交易，此與社會大眾一般認知無違，故對通訊監察譯文通話內容之評價，尚須綜合相關供述而為判斷之佐證（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199號判決意旨參照）。觀諸被告與陳進發、陳科男、張忠明間之通訊監察譯文（見警卷1第23頁至第40頁，內容如附表「通訊監察譯文」欄所載），其等雖未明確指出交易毒品之種類、數量或金額，然陳進發於對話中僅稱「有齁」、張忠明僅稱「二高、二高粱、1,500高粱」、陳科男僅稱「我說朋友在等你跨年」等模糊、隱晦之話語，陳科男、張忠明甚或僅與被告約定見面，核與現今毒品交易者為降低查獲風險，盡可能不在對話中提及具體情事，而僅以彼此間心知肚明之話語談論毒品交易實務吻合。且被告與證人陳科男、張忠明並無私交，約見面均係為購買毒品，如被告無毒品可供交易均會以「不在家」、「不方便」、「不在花蓮」拒絕其等前往，被告亦無賣酒或其他貨品；「二高、二高粱」係指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500高粱」則係欲買1,500元甲基安非他命之意，「我說朋友在等你跨年」則指現金準備好等節，業經證人陳科男、張忠明證述如前⒉⒊所述；被告復於偵查中自承確於如附表所示時、地以附表所示金額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附表所示之人，亦如前述，足認被告與陳進發、陳科男、張忠明以電話對談時，早已明瞭其等所指「有齁」、「二高、二高粱、1,500高粱」、相約見面均係指向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縱於對話中未提及毒品交易之明確內容，亦不影響雙方於如附表所示時、地交易毒品成功之情事。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通訊監察譯文未提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亦無「硬的」、「軟的」暗語，依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478號、105年度台上字第3314號判決意旨，不足作為附表所示之人證述之補強證據云云，難以採憑。

　⒎至證人陳進發雖於本院審理中證稱：不知道附表編號1所示通訊監察譯文係何意，當時警察叫我承認不然不好結案、不承認要打我，「有齁」是指有酒等語（見本院卷第449頁至第455頁）；證人陳科男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常去被告家蹭吃蹭喝，我在警詢、偵查中所述不實，被告沒有於如附表編號2至10所示時、地賣毒品給我，警察一直說要判我7年、恐嚇我並要求我配合製作筆錄，我才說被告賣我毒品，111年11月23日這次被告是叫我去拿水果，111年12月20日這次則是我拿玫瑰石給被告鑑定等語（見本院卷第362頁至第372頁），然證人陳進發、陳科男於警詢中、偵查中陳述係出於自由意志而陳述且警詢無違反法定程序之情形，業如壹、三所述；況果非涉及不法，陳進發自可直接詢問被告是否有酒，而無須以「有齁」等隱晦方式為之；再者，陳科男與被告相約111年10月29日7時40分見面，顯非正常社交、聊天相約之時間；且拿水果、鑑定玫瑰石均不具緊急性，陳科男竟為此放下手邊工作或趁工作前空檔與被告見面，均異於常情而非可採，顯見陳科男、陳進發於本院審理中翻異之詞，應係偏袒迴護被告，無從逕採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⒏從而，陳進發、陳科男、張忠明與被告間之通訊監察譯文內容與毒品交易中常見對話使用隱晦之話語無違，且張忠明確於112年6月8日16時24分、44分許騎紅色腳踏車經過與被告相約地點附近，均與其等偵查中之證述內容相符，復與被告偵查中之自白吻合，足為陳進發、陳科男、張忠明證述真實之補強證據，益徵陳進發、陳科男、張忠明偵查中之證述本案毒品交易之事實，尚無悖乎經驗常情，應非虛指，堪可採信。至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附表所示之人與被告係朋友關係，縱證稱有毒品交易亦有可能係相互調貨或共同施用，且其等就買賣價金多寡所述不同，亦無扣案金錢可供佐證，本案尚有合理懷疑云云。然陳進發、陳科男、張忠明均證稱其等購得甲基安非他命係自行施用，而被告於偵查中自承111年甲基安非他命價格較低、買越少單價約高等節，亦如前述，辯護人所辯亦無足採。　

　㈡末按販賣毒品者，其主觀上須有營利之意圖，且客觀上有販賣之行為即足構成，至於實際上是否已經獲利則非所問。又販賣毒品乃違法行為，交易雙方皆以隱匿秘密之方式而為，且毒品無公定價格，每次購買價量，隨時可能依雙方關係深淺、資力、需求量及對行情之認知、來源是否充裕、查緝是否嚴緊，購買者被查獲時供述來源對象之可能性風險等因素之評估，因而異其標準，機動調整，非可一概而論。販賣毒品之利潤所得，除經坦承犯行或價量俱屬明確者外，本難查得實情，是以除非別有積極事證，足認係以同一價量委託代買、轉售或無償贈與，確未牟利以外，尚難執此遽認非法販賣毒品之證據尚有不足。查本案被告於附表所示時地與附表所示之人見面時，既係以上開有償之方式，向附表所示之人收取金錢並交付毒品，外觀上顯均具備販賣毒品犯行之構成要件；且被告與陳進發為普通朋友關係，業據證人陳進發於偵查中證述明確（見偵卷1第147頁），與陳科男、張忠明則為鄰居關係且無私交，如於買賣過程無從中賺取利潤，被告自無必要花費勞力、時間等成本，並甘冒觸犯刑罰之高度風險無償幫助陳進發、陳科男、張忠明取得毒品，本案復無其他積極事證足認被告係以同一價量受委託代買、轉售或無償贈與甲基安非他命予陳進發、陳科男、張忠明，依上開說明，可認被告應有從中賺取利潤之營利意圖。至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附表所示之人與被告係朋友關係，縱證稱有毒品交易亦有可能係相互調貨或共同施用，且其等就買賣價金多寡所述不同，亦無扣案金錢可供佐證，本案尚有合理懷疑云云，尚難採憑。

　㈢至於被告另聲請傳喚曾昱樺到庭作證，以證明其曾毆打張忠明，張忠明恐因此為不利其之證述。惟縱被告確曾毆打張忠明，亦無從以此逕認張忠明所述不實，是上開證據調查之聲請與待證事實無關，而無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㈣綜上，被告本案販賣第二級毒品13次犯行，均堪認定。被告前揭辯解，實屬事後圖免卸責之詞，不足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被告因販賣本案甲基安非他命前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之低度行為，均為販賣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花蓮地檢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1474號移送併辦如附表編號1至5、8至13所示之犯罪事實，與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5、8至13所示之犯罪事實相同而具事實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得併予審理。被告如附表所示13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係基於概括犯意為本案犯行而屬集合犯，應論以一罪云云，難認可採。　　　

　㈡本件論告書已具體記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經核被告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見本院卷第35頁至第38頁），被告前因：⒈施用毒品、轉讓禁藥、持有第一級毒品，經本院以102年度訴字第57號判處有期徒刑8月、7月、7月、7月、7月，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6月確定；⒉施用毒品、收受贓物，經本院以102年度易字第237號判決有期徒刑6月、4月確定；⒈⒉經本院以102年度聲字第567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2月確定，被告於108年6月17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於109年5月22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被告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之罪，為累犯。審酌被告於前案轉讓禁藥執行完畢後再犯本案相同罪質之罪，助長毒品之擴散，足認被告具特別惡性且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均裁量加重其刑。

　㈢本案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之適用：

　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固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但所稱「毒品來源」，係指被告持有供自己犯同條項所列各罪之毒品來源之謂。是倘係犯販賣毒品罪，自須供出本案所販賣毒品之來源，始足當之。而所稱「因而查獲」，則係指被告翔實供出毒品來源之具體事證，因而使有偵查（或調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知悉而對之發動偵查（或調查），並因而查獲而言。因之，所謂「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必以被告所稱其本案所販賣之毒品來源與嗣後查獲之其他正犯或共犯間具有因果關聯性，始稱充足。亦即其供出之毒品來源，必須與其被訴之各該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犯行有直接因果關聯者，始得適用上開規定減免其刑，並非漫無限制（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33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被告警詢中既否認販賣毒品犯行而僅承認施用毒品，其自述毒品來源為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阿賢」之人，顯非供出本案所販賣毒品之來源。且被告於偵查中自白本案販賣犯行後陳稱：其未跟警察說上手身分，上手自己來找其的，其等用LINE聯繫然對話內容均已刪除等語（見偵卷1第201頁），復於本院準備程序詢問是否供出上手時稱：無上手可提供等語（見本院卷第149頁），故本案被告確未供出毒品來源，自均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適用。

　㈣無刑法第59條之適用：

　　辯護人固為被告利益主張應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然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查被告為圖己利恣意販賣毒品以牟利，所為助長吸毒者犯罪並戕害他人身心健康，影響社會秩序及國家法益甚鉅，未見其犯罪動機及犯罪情節於客觀上有何情堪憫恕之情狀；況被告犯後否認犯行，復虛指檢察官不正訊問，浪費司法資源，難認有何情輕法重之情，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之餘地，辯護人為被告請求酌減其刑云云，尚非可採。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甲基安非他命對於人體健康之戕害甚深，仍漠視毒品危害性及法令禁制而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實屬不該，暨斟酌被告所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之獲利情形；及其偵查中坦承嗣於審理中否認犯行，復不實指摘檢察官不正訊問之犯後態度、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暨被告自陳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未婚，入監前從事養牛、務農工作，現入監無業，高齡母親由兄長照顧之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447頁），暨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就科刑範圍之意見（見本院卷第447頁至第448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另審酌被告本案所為均為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販賣毒品對象共3人，販賣次數高達13次，又其各次犯行之間隔非長，犯罪手法相似，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執行刑，則處罰之刑度顯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而違反罪責原則，爰考量法律之外部性及內部性界限、刑罰經濟及恤刑之目的、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行為人所生痛苦隨刑期而遞增、行為人復歸社會之可能性、各罪間之關係、時空之密接程度等情狀，就被告本案13次犯行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4年2月。

　㈥沒收：　

　⒈查被告係以不詳廠牌手機搭配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與附表所示之人聯繫本案販賣第二級毒品事宜，有通訊監察譯文可稽（見警卷1第23頁至第40頁），堪信上開手機及SIM卡1張確係被告供犯如附表所示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所用之物，不問屬於被告與否，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⒉被告如附表編號1至13所示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附表所示之人之所得分別如附表「交易價格欄」所示，共計31,000元，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及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併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依職權告發部分：　　

　　證人陳進發、陳科男於本院審理中具結與偵查中具結就本案購買毒品之經過為相異之證述，顯就本案案情有關之重大關係事項有矛盾、虛偽陳述之情，則證人陳進發、陳科男即有涉犯刑法第168條偽證罪之嫌，此部分既為本院因執行職務所知悉，爰依職權告發證人陳進發、陳科男之偽證罪犯行，請檢察官於本案確定後另為適法處置，以維法紀。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規定，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蘭雅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吳聲彥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柏憲

　　　　　　　　　　　　　　　法　官　王龍寬

　　　　　　　　　　　　　　　法　官　鍾　晴

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