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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上易字第7號

上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鈺林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405號中華民國113年12月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565、4725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上訴駁回。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陳鈺林(下稱被告)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被告於民國109年3月24日17時許，在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下稱花蓮地檢)偵查庭外等候區，對告訴人謝平東(下稱告訴人)出言「神經病」乙情，業經被告坦認不諱。依現今一般社會通念，「神經病」乃強烈含有侮辱他人的意思，足使他人精神上、心理上感覺難堪。而案發處所係花蓮地檢偵查庭外，係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處所，且多為等候開庭之當事人或訴訟關係人、律師停留之處，客觀上會被認為係參與偵查程序、運用司法資源之人，在該處遭人以「神經病」辱罵，已逾一般人在通常生活環境可忍受之程度。況當時雙方係因偵查庭訊狀況產生糾紛，被告則以上詞辱罵告訴人，綜合現場環境、爭執內容，應足以貶抑告訴人之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是原審以此認「被告所述之言詞未必會直接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人格名譽」等節，而為無罪判決，顯有未洽，原判決認事用法尚嫌未洽，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項，第361條提起上訴，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

　㈠憲法第11條言論自由所保障之言論，最重要者首推「意見」。所謂「意見」，係指一個人主觀上對於人、事、物之各種觀點、評論或看法，而將之對外表達者而言。舉凡涉及政治或非政治、公眾或私人事務、理性或非理性及有價值或沒價值的言論，均在言論自由保障之範圍內。而人格名譽權及言論自由均為憲法保障之基本權，於該二基本權發生衝突時，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固採取言論自由應為退讓之規定。惟憲法所保障之各種基本權並無絕對位階高低之別，對基本權之限制，需符合憲法第23條「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之規定。且此一對於基本權限制之再限制規定，不僅拘束立法者，亦拘束法院。因此，法院於適用刑法第309條限制言論自由基本權之規定時，自應根據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精神為解釋，於具體個案就該相衝突之基本權或法益（即言論自由及人格名譽權），依比例原則為適切之利益衡量，決定何者應為退讓，俾使二者達到最佳化之妥適調和，而非以「粗鄙、貶抑或令人不舒服之言詞＝侵害人格權/名譽 ＝侮辱行為」此簡單連結之認定方式，以避免適用上之違憲，並落實刑法之謙抑性。具體言之，法院應先詮釋行為人所為言論之意涵（下稱前階段），於確認為侮辱意涵，再進而就言論自由及限制言論自由所欲保護之法益作利益衡量（下稱後階段）。為前階段判斷時，不得斷章取義，需就事件脈絡、雙方關係、語氣、語境、語調、連結之前後文句及發表言論之場所等整體狀況為綜合觀察，並應注意該言論有無多義性解釋之可能。例如「幹」字一詞，可能用以侮辱他人，亦可能作為與親近友人問候之發語詞（如：「幹，最近死到哪裡去了。」），或者宣洩情緒之詞（如：「幹，真衰！」）；於後階段衡量時，則需將個案有關之一切事實均納入考量。比如系爭言論係出於挑釁、攻擊或防衛；是自願加入爭論或無辜被硬拉捲入；是基於經證實為錯誤之事實或正確事實所做評論等，均會影響個案之判斷。一般而言，無端謾罵、不具任何實質內容之批評，純粹在對人格為污衊，人格權之保護應具優先性；涉及公共事務之評論，且非以污衊人格為唯一目的，原則上言論自由優於名譽所保護之法益（例如記者在報導法院判決之公務員貪污犯行時，直言「厚顏無恥」）；而在無涉公益或公眾事務之私人爭端，如係被害人主動挑起，或自願參與論爭，基於遭污衊、詆毀時，予以語言回擊，尚屬符合人性之自然反應，況「相罵無好話」，且生活中負面語意之詞類五花八門，粗鄙、低俗程度不一，自非一有負面用詞，即構成公然侮辱罪。於此情形，被害人自應負有較大幅度之包容。至容忍之界限，則依社會通念及國人之法律感情為斷。易言之，應視一般理性之第三人，如在場見聞雙方爭執之前因後果與所有客觀情狀，於綜合該言論之粗鄙低俗程度、侵害名譽之內容、對被害人名譽在質及量上之影響、該言論所欲實現之目的暨維護之利益等一切情事，是否會認已達足以貶損被害人之人格或人性尊嚴，而屬不可容忍之程度，以決定言論自由之保障應否退縮於人格名譽權保障之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0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公然侮辱行為，係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就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而言，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直接針對他人名譽予以恣意攻擊，或只是在雙方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譽。尤其以衝突當場之短暫言語攻擊，如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即難逕認表意人係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是就此等情形亦處以公然侮辱罪，實屬過苛（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衡酌關於不雅或負面之言詞究否係屬「侮辱」，除了應判斷該言詞本身之內涵是否具有貶抑他人人格之意思外，尚應考量對話者之間的親疏關係、對話者關於該事件緣由之動機、目的、整體對話脈絡、對話當時之客觀環境、雙方是否具有衝突或緊繃狀態、說話者有無針對性，是否特定針對之聽聞者所發、聽聞者當時之身心狀態等因素綜合判斷。是被告於案發當日雖有對告訴人出言「神經病」等語，惟其等於上開時、地，係因被告是否傳述告訴人壞話一事而發生爭執，可見被告所為上開言論係於其等雙方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衝動之語。而個人語言使用習慣及修養本有差異，有人之日常言談確可能習慣性混雜某些粗鄙髒話（例如口頭禪、發語詞、感嘆詞等），或只是以此類話語來表達一時之不滿情緒，縱使不得體，亦非必然蓄意貶抑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尤其於衝突當場之短暫言語攻擊，如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即難逕認表意人係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又就對他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之影響，是否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而言，由於個人在日常人際關係中，難免會因自己言行而受到他人品評，此乃社會生活之常態，一人對他人之負面語言或文字評論，縱會造成他人之一時不悅，然如其冒犯及影響程度輕微，實未必會直接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而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衡以本案而言，被告對告訴人出言「神經病」等語，依一般社會通念，確有冒犯他人感受，然觀以被告發表上開言論之緣由，係因告訴人與被告就被告是否傳述告訴人壞話一事而發生爭執，被告始在衝突過程中口出惡言，且係與告訴人相互爭論而衝動失言，依社會共同生活之一般通念客觀觀察，及斟酌被告之動機、目的及全部對話內容、所用之語彙，被告對告訴人陳述上開言論之表意行為，雖造成告訴人之精神上不悅，但持續時間甚短，難認因此會直接貶損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而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是本案被告客觀上雖有對告訴人口出上開言論之事實，而該等言論亦屬負面性言論，然被告主觀上並非僅意在以該等言論侮辱告訴人，且客觀上告訴人之社會名譽尚難認因該等言論而產生重大及明顯的損害，揆諸前揭說明，被告即難逕以刑法第309條之公然侮辱罪相繩。

　㈢綜上，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尚無法證明被告所為確對告訴

　　人構成公然侮辱之犯行，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

　　原審同此認定，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就被告被訴公訴意旨所指上開犯嫌，對於原審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仍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而指摘原判決不當，並未進一步提出積極證據以實其說，難認有理由，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作成本判決。

本案經檢察官羅國榮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宗賢提起上訴，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8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　李水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8　　日

　　　　　　　　　　　　　　　書記官　徐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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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3年度易字第405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鈺林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2565、4725號），本院判決如下：

陳鈺林無罪。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鈺林於民國109年3月24日17時許，在址設花蓮縣○○市○○路00號之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查庭等候區之走廊，因細故與告訴人謝平東發生爭執，被告即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在不特定多數人皆得見聞之上開走廊，對告訴人辱罵「神經病」等語，足以貶損告訴人之社會及人格評價。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公然侮辱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謝平東、洪堯在、鄭敦宇之證述等證據資料作為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雖坦承有於上開時、地，口出上開言論，然辯稱：係出於雙方爭執下脫口而出的言語，沒有辱罵的意思，這是我國人習慣性的口頭禪等語。經查：

　㈠公然侮辱行為，係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就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而言，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直接針對他人名譽予以恣意攻擊，或只是在雙方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譽。尤其以衝突當場之短暫言語攻擊，如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即難逕認表意人係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是就此等情形亦處以公然侮辱罪，實屬過苛。又就對他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之影響，是否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而言，按個人在日常人際關係中，難免會因自己言行而受到他人之月旦品評，此乃社會生活之常態。一人對他人之負面語言或文字評論，縱會造成他人之一時不悅，然如其冒犯及影響程度輕微，則尚難逕認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例如於街頭以言語嘲諷他人，且當場見聞者不多，此等冒犯言論雖有輕蔑、不屑之意，而會造成他人之一時不快或難堪，然實未必會直接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而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要旨參照）。再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的成立，須以行為人主觀上出於侮辱他人之意思，以抽象之謾罵或嘲弄等客觀上被認為是蔑視或不尊重他人之言詞或行為，而足以貶損他人人格及社會評價，始足當之。如行為人主觀上並無侮辱他人之犯意，縱使言語有所不當甚且粗鄙，或致他人產生人格受辱的感覺，仍不以該罪加以處罰。而行為人內心主觀上有無侮辱他人之意思，應斟酌行為人言論時的心態、前後語句的完整語意、行為時的客觀情狀、語言使用習慣、表達之前後語境及事件發生原因等，加以綜合判斷（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10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被告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就被告是否向他人傳述告訴人之壞話一事發生爭執，並於爭執期間出言上詞等情，為被告坦認不諱（見本院卷第44、72頁），且據證人謝平東、洪堯在於警詢、偵訊（見花市警刑字第1090010913號卷第21頁，偵字第2565號卷第13、15、21頁）、證人鄭敦宇於偵訊時（見偵字第2565號卷第40至41頁）證述明確，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㈢被告雖對告訴人出口「神經病」之言詞，然依當時表意脈絡整體觀察，被告係與告訴人因被告是否傳述告訴人壞話一事而發生爭執，證人鄭敦宇於偵查中證稱：我覺得告訴人那天講話質問激怒了被告，被告為了自保才拿出手機，後來才講神經病等語（見偵字第2565號卷第41頁），經核與被告供承：告訴人突然跑來指責我，我才會脫口而出說起訴書所載的話等語相符（見本院卷第73頁），是被告所稱非全然無據。再者，證人謝平東、洪堯在、鄭敦宇均一致證稱被告在對告訴人說「你有神經病，我要把你錄音」等語後，告訴人即轉身離去，可知被告出言「神經病」後，即未再對告訴人為侮辱性言語，是被告出言「神經病」之時間甚為短暫，並非反覆性、持續性之行為，是審酌本案案發緣由係出於口角糾紛、被告行為時間亦屬短暫等情，尚難排除被告係在口角爭執中，因衝動失言而附帶傷及他人名譽之可能，是被告案發時，主觀上是否具有蓄意貶抑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之公然侮辱犯意，已屬有疑。再者，被告在本院訊問時供稱：當時只有洪堯在、鄭敦宇、被告及告訴人在場，沒有其他當事人在走廊等候開庭等語（見本院卷第45頁），此情亦經證人洪堯在於警詢中證述甚明（見花市警刑字第1090010913號卷第21頁），且證人鄭敦宇更證稱：被告就小小聲說了「神經病」，被告講神經病的音量是一般音量，沒有特別大聲等語（見偵字第2565號卷第41頁），可見在場目睹案發經過之人數非多，被告為本案言詞之音量亦非大，益徵被告之侮辱言語不具累積性、擴散性之效果，是縱然被告之言詞，在原始文義上固具有對指涉對象之攻擊、侮辱成分，而使聽聞者感到不快、難堪，然未必會直接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而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揆諸上開說明，被告本案所為即難以刑法第309條之公然侮辱罪相繩。

五、綜上各情，依卷內事證及憲法法庭之判決要旨，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揆諸上揭法條及判決意旨，自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依法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羅國榮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宗賢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吳明駿　　

　　　　　　　　　　　　　　　　　　法　官　呂秉炎

　　　　　　　　　　　　　　　　　　法　官　李珮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