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原上易字第23號
上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志豪
上列
上訴人因被告竊盜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4年度原易字第114號中華民國115年2月13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緝字第15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理 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陳志豪為無罪之
諭知
,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之
證據及理由
(如附件)。
二、檢察官
上訴意旨略以:
證人王智仁(以下逕稱其名)經營公司所租用之本案宿舍2樓房間僅有
告訴人鄧靖霖房間門鎖遭撬開侵入
等情,
業據告訴人於原審證述明確。又本案宿舍1樓有價值之財物均未遭竊取,被告房門未遭破壞,竊賊應是鎖定告訴人房門等情,亦經王智仁於原審審理時證述
綦詳。參以本案行竊者僅竊取告訴人房間內置放在牛皮紙袋及保特瓶內之零錢共計新臺幣(下同)5萬元,並未翻箱倒櫃竊取房內其他財物,亦未竊取該宿舍內其餘具有價值之財物,顯見該行竊者與告訴人與王智仁間應具有相當情誼,始為有限度竊盜,是本案行竊者除被告外,並無其他具合理懷疑之對象。原判決容有違誤,爰提起上訴,請
撤銷原判決,更為
適當之判決云云。
三、經查:
㈠
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
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裁判
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
直接證據為限,
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
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裁判足參)。再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
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有明文規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
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
心證,基於無罪
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
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裁判意旨可資參見)。此即學說上
所稱基於
嚴格證明法則下之「有罪判決確信程度」,對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據應證明至「
無庸置疑」之程度,否則,於
無罪推定原則下,被告自始被推定為無罪之人,對於檢察官所指出犯罪嫌疑之事實,並無義務證明其無罪,即所謂「
不自證己罪原則」,而應由檢察官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責任,如檢察官無法舉證使達有罪判決之確信程度,以消弭法官對於被告是否犯罪所生之合理懷疑,自屬不能證明犯罪,即應諭知被告無罪。
㈡依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有罪判決書理由內所記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經嚴格證明之證據,在無罪判決書內,因檢察官起訴之事實,法院審理結果認為被告之犯罪不能證明,所使用之證據不以具有
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故本案不論述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
㈢原判決依憑被告供述、證人即告訴人、王智仁之證述及卷內各項證據資料,詳加判斷,並依調查證據所得為合理推論,相互勾稽,說明依檢察官所舉證據,僅能證明本案行竊者應
持有本案宿舍1樓大門鑰匙,故可以不破壞該宿舍1樓大門而入內,但不具備告訴人房門鑰匙,然本案宿舍
乃證人王智仁於案發1年前承租,承租後未更換大門門鎖,該大門門鎖鑰匙係一般鑰匙店即可輕易複製,之前房客可能擁有該鑰匙等情,業經證人王智仁於原審審理時證述
綦詳,尚難排除不詳他人持前租客留存或複製之大門鑰匙入內行竊之可能,
暨檢察官所舉之證據皆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自無法僅憑被告持有上開宿舍大門鑰匙,即逕認被告有
公訴意旨所指之毀壞門窗侵入住宅竊盜
犯行等旨,詳為論述。凡此,均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合法行使所為之論斷說明,且合乎推理之邏輯規則,並非主觀之推測,核與
經驗法則及
論理法則無違,且無理由不備之違法情事。
㈣檢察官雖執前詞提起上訴,惟:
行竊者決定竊取財物之範圍及多寡,如何物色欲竊取之財物,或受限於
搬運、銷贓難易度,或囿於害怕停留過久遭發現之心理、時間壓力制約,原因多端,不一而足,與情誼並無必然關係。而本案依檢察官所舉證據,無法排除除被告及告訴人、王智仁外,尚有其他不詳人可持前租客留存或複製之大門鑰匙入內行竊可能性,自無從僅憑告訴人本案僅失竊5萬元之零錢,其餘財物均未失竊,房內亦無翻箱倒櫃情狀,及被告房間未遭破壞侵入等情,逕認本案行竊者必為被告。從而,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倘係不詳他人侵入本案宿舍,因與告訴人、王智仁毫無情誼,必將宿舍內有價值財物全部洗劫一空,亦會一併破壞被告房間尋找財物,故本案被告房間既未遭破壞,行竊者又未將其餘有價值財物洗劫一空,故行竊者必為被告等推論,無非檢察官個人主觀臆測之詞,難認合乎經驗及論理法則,為無理由。
四、
綜上所述,原審敘明為被告無罪諭知之理由,核無違誤,應予維持。檢察官上訴意旨僅係就原審取捨證據及判斷其
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仍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而指摘原判決不當,並未進一步提出
積極證據證明,本院對此仍無法形成確信,應
予以駁回。
五、被告經合法
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爰不待其陳述,
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彭師佑提起公訴及上訴,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8 月 31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水源
法 官 吳明駿
法 官 謝昀璉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8 月 31 日
書記官 林欣緣
●附件: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原易字第114號
被 告 陳志豪
李巧雯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緝字第15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志豪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志豪與告訴人鄧靖霖為同事,均配住在花蓮縣○○市○○街00巷0號2樓之公司宿舍。
詎被告竟
意圖為自己
不法之所有,基於毀壞門窗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3年2月9日11時許至同年月12日18時30分許止之
期間內,趁告訴人返家過年不在宿舍之際,持不詳工具(未經
扣案,無證據證明為
兇器)破壞告訴人宿舍房間門鎖(毀損部分未據告訴)後進入其內,竊取被告所有之零錢罐1個及零錢紙袋1包(內含零錢共計新臺幣〈下同〉5萬元),得手後隨即攜財逃逸等語。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之毀壞門窗侵入住宅竊盜嫌等語。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復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使
事實審法院得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
40年台上字第86號、30年上字第816號、
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
可資參照)。又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
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而告訴人所述被害情形如無瑕疵可指,並就其他方面調查亦與事實相符,則其供述始得據為判決之基礎,合先敘明。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毀壞門窗侵入住宅竊盜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王智仁之證述、現場照片等證據為主要論據。
四、經查:
訊據被告固坦承其與告訴人均為同事,並同配住於上址公司宿舍,且於113年農曆春節前夕,其係於確認公司1樓門窗均已關閉及告訴人房間業經上鎖後,始最後離開宿舍等事實。然其堅決否認有何加重竊盜犯行,辯稱:我未曾破壞告訴人房間門鎖,於案發期間亦未進入其房間內竊取任何財物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一)證人等指證被告為本案行為人,
核屬個人臆測之詞,欠缺實據;(二)公司1樓鑰匙並非僅由被告、告訴人及王智仁持有,該處前曾有房客承租,且鑰匙極易拷貝,自難排除有被告以外之他人持有鑰匙並進入公司1樓之可能;(三)卷內亦乏證據足以認定案發期間確有何人出入該址,如僅憑持有鑰匙者寥寥數人,即逕予推論行為人必為被告,顯屬證據不足,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等語。經查:
(一)被告與告訴人為同事,2人同配住於上址2樓之公司宿舍,其固於113年農曆春節前夕,確認公司1樓門窗均已關閉及告訴人房間業經上鎖後,始最後離開宿舍等情,業經被告坦認在卷(見偵緝一卷第103頁),且經證人即告訴人鄧靖霖、證人王智仁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89至90頁),是此部分事實,首
堪認定。
(二)上開客觀事實僅能證明被告於113年農曆春節假期前,係最後確認系爭公司及員工宿舍門窗緊閉、並鎖門離去之人。然被告究有無於113年2月9日11時許至同年月12日18時30分許之期間內,擅入告訴人之房間並竊取其內零錢罐、零錢紙袋(零錢共計5萬元),
仍須有積極證據證明之。經查,告訴人雖於警、偵訊中證述:我於113年2月9日11時許準備回臺北過年,有考慮將零錢罐和零錢紙袋帶回臺北,所以那時有確認過,但後來還是將零錢罐和零錢紙袋留在床頭櫃內,裡頭零錢加起來約5萬元,我離開時有將房門上鎖,公司當時還剩下被告,但於113年2月12日18時30分許,我第一個回到公司時,發現公司門窗都上鎖,只有我的房間門鎖被撬開等語(見警卷第5、7頁,偵卷第71頁);且現場經員警
勘驗發現上址大門、窗戶均無破壞痕跡,僅告訴人房間門鎖遭撬損,現場亦未採得犯嫌遺留之生物跡證或足以比對之指紋,有刑案現場照片在卷
可稽(見警卷第27至37頁)。由此觀之,本案行為人應係持有相關工具或鑰匙,得以不破壞大門結構而入內,且不具備告訴人房門鑰匙之人。
(三)證人鄧靖霖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其房間房門喇叭鎖於案發前甫更換,該鑰匙僅其持有,未交予老闆王智仁鑰匙,其十分確定其於113年2月9日離開房間時,房門喇叭鎖完好而未有遭撬開之痕跡等語(見本院卷第383、387頁),經核與證人王智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不知告訴人更換過房間門鎖,告訴人亦沒有跟我說過等語(見本院卷第393頁)大致相符,是除告訴人以外,其餘之人均未有告訴人房間門鎖鑰匙。惟關於1樓公司大門鑰匙之管理,證人王智仁於本院審理中證述:上址係於1年前承租,承租後並未更換大門門鎖,所以之前房客可能擁有1樓大門的鑰匙,該1樓大門鑰匙係一般鑰匙店可以複製等語(見本院卷第390至392、396頁),是前房客或不詳他人仍有可能持有系爭公司1樓大門鑰匙,且該鑰匙屬一般鑰匙店即可複製之類型,準此,得以不破壞大門進入上址1樓、2樓之人,客觀上並非僅限於被告1人,尚難排除不詳他人持前手留存或複製之鑰匙入內作案之可能。
(四)雖證人鄧靖霖認被告應為本案行為人,並舉出被告案發前有借錢需求、曾持大量硬幣兌換鈔票、案發後消失未返回公司宿舍,且鑑識人員告知此案應為熟人所為等情(見警卷第7頁,本院卷第381頁)。然觀諸證人鄧靖霖之證詞,關於「熟人所為」或「兌換硬幣」之敘述,多屬聽聞鑑識人員或不願出面作證之同事所言,性質上屬
傳聞證據,或係個人主觀推測之詞,尚難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證據。縱使被告當時確有經濟壓力或行蹤不明,亦僅能證明其具有
犯罪動機或行為可疑,且綜合本案其餘證據,亦不足以補強證人鄧靖霖證述被告應為行為人之證述,而難以憑採。
(五)檢察官雖舉出被告於
另案(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緝字第622號
不起訴處分書)中曾有先否認犯行而獲得
不起訴處分,
嗣於另案(本院114年度原易緝字第4號)審理中以證人身分
具結作證其始為真正行為人之紀錄,用以主張被告本案辯解不可採。然查,被告於另案之訴訟策略或行為模式,與本案是否確實犯罪係屬二事,縱被告之誠信堪慮或所辯難以全然採信,仍不得以被告之辯解虛偽,而以此資為被告確有為本案竊盜犯行之積極證據,亦不得以此反向推論其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
五、綜上所述,本案依被告之供述、告訴人及證人王智仁之證詞,與卷內其餘事證,尚難認檢察官認定被告涉嫌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之毀壞門窗侵入住宅
竊盜罪嫌,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本諸「
罪疑唯輕」之原則,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而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彭師佑提起公訴並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珮綾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
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
上訴理由者,應於
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
繕本)「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
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
法律知識、協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李俊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