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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6年度審易字第1444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棠元 　　　　　　沈中文 上列被告因毀棄損壞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5 年度偵字第 9993號、105 年度偵字第19594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係以：被告鄭棠元、沈中文基於教唆毀損之犯意， 於民國104 年2 月16日23時50分許，教唆蘇文福（所涉毀棄 損壞罪部分，另經本院以104 年度簡字第2437號判決判處拘 役65日，經上訴駁回確定）前往告訴人蘇政良所經營、址設 高雄市○○區○○○路○○○ 號地下室1 樓之「單人房」旅館 ，以紅色油漆潑灑該旅館之牆壁、樓梯、天花板等處，致前 開之物沾黏或吸入紅色油漆，難以清洗，無法完全除去該紅 色油漆而回復原狀，發生顯著不良之改變並失去美觀功能， 足以生損害於告訴人蘇政良。因認被告二人所為，均係犯刑 法第29條第1 項、第354 條之教唆毀損罪嫌等語。 二、刑法第354 條毀損罪，須告訴乃論，同法第357 條定有明文 。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 ，於六個月內為之；告訴乃論之罪，未經告訴、請求或其告 訴、請求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7 條第1 項、第30 3 條第3 款、第307 條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第232 條規 定「犯罪之被害人，得為告訴」，所謂「犯罪之被害人」， 兼指自然人及法人；如法人為犯罪之被害人時，應由代表人 代表告訴方為合法，於法人之股份有限公司為犯罪之被害人 者，依公司法第208 條第3 項規定，由董事長代表公司提出 告訴，始為適法。此為起訴之合法要件，此項要件有無欠缺 如有疑義，不問訴訟程序如何，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 三、本院之判斷： ㈠本案犯罪之告訴人為「統領健身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統領公司），起訴書以蘇政良個人為告訴人，容有誤會： 1.本件被告鄭棠元、沈中文被訴涉犯刑法第29條第1 項、第 354 條之教唆毀損罪嫌，依同法第357 條之規定，須告訴 乃論。由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所載案外人蘇文福於104 年2 月16日23時50分許，前往址設高雄市○○區○○○路 ○○○ 號地下室1 樓，以紅色油漆潑灑「單人房」旅館之牆 壁、樓梯、天花板等處，致該等財物沾黏或吸入紅色油漆 ，難以清洗，無法回復原狀，失去美觀功能等語，可知上 開犯罪行為之對象為「單人房」旅館之牆壁、樓梯、天花 板等處，而「單人房」旅館是由「統領健身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統領公司）經營，業經統領公司法定代理人 蘇政良於刑事告訴狀陳明在卷（見105 年度他字第5457號 卷《下稱他字卷》第2 頁），且統領公司之董事長蘇政良 於本院調查時亦陳稱：「單人房」旅館是統領公司經營， 其為統領公司代表人，「單人房」被潑漆是統領公司受有 損害等語（見本院106 年度簡字第366 號卷《下稱本院簡 字卷》第26頁），故應認本案犯罪被害人為統領公司，應 由統領公司之董事長代表統領公司提出告訴。查蘇政良為 統領公司之董事長（任期自103 年12月8 日至106 年12月 7 日），業據蘇政良於本院調查時陳明在卷（見本院簡字 卷第26頁），並有統領公司之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在 卷為憑（見外放卷之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第二科統領健 身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案卷影本），則統領公司於106 年2 月16日本案發生後欲對犯人提出告訴，應由統領公司之董 事長蘇政良代表統領公司提出，始為適法。 2.查告訴人統領公司於105 年6 月13日，係以蘇政良為法定 代理人代表統領公司具狀向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下 稱高雄地檢署）對案外人陳志明、被告鄭棠元提出告訴， 有刑事告訴狀1 份在卷為憑（見105 年度他字第5457號卷 《下稱他字卷》第1 頁至第6 頁，告訴日期以他字卷第1 頁高雄地檢署之收案章為準），且蘇政良於105 年6 月29 日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供稱本件是以公司名義提告（見105 年度偵字第9993號卷第26頁），故應認本案告訴人為統領 公司。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二記載「蘇政良」個人為告訴人 云云（見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二之記載），與卷內資料不符 。 3.實務上雖有認為財產法益受侵害時，不限於所有權人方為 直接被害人，即占有人之占有被侵害時，或對於該財產有 事實上管領力之人因他人之犯罪行為而其管領力受有侵害 者，該占有人及對該財產有事實上管領力之人，亦不失為 犯罪之直接被害人，而得為告訴或提起自訴。但在本案並 無上開情形之適用，蓋本案為毀損器物罪，受毀損者為「 單人房」旅館之牆壁、樓梯、天花板等處裝潢之財產價值 ，並非該等裝潢之占有或事實上管領力遭到侵害，而「單 人房」旅館係由統領公司經營，受有財物損害者為統領公 司，且蘇政良於本院調查時亦供稱「單人房」被潑漆是統 領公司受有損害（見本院簡字卷第26頁），自應以統領公 司為告訴權人。統領公司與蘇政良個人在法律上為不同之 權利主體，不能因蘇政良為統領公司之董事長，而將統領 公司之財產損害與蘇政良個人之財產損害混為一談。故不 能認為蘇政良個人為本案犯罪行為之直接被害人，若以蘇 政良個人名義提出告訴，即不合法。起訴書認定蘇政良為 告訴人云云，於法無據。 ㈡本件被告沈中文未經告訴，又告訴人統領公司於105 年6 月 13日具狀對被告鄭棠元提出告訴時，已逾6 個月告訴期間， 故本件起訴有未經告訴及告訴已逾告訴期間之違法： 1.刑事訴訟法第237 條第1 項所規定6 個月告訴期間之計算 ，於法人為被害人時，告訴期間應以法人之代表人知悉犯 人且得行使告訴權之時起算。在有共犯之情形，因刑事訴 訟法第237 條第1 項僅規定「知悉犯人」，由文義觀之， 既非規定知悉「各犯人」或「全部犯人」之時起，堪認只 要知悉共犯中之一人，即可認係「知悉犯人」而起算告訴 期間。復考量刑事訴訟法規定告訴期間為6 個月，其立法 目的在為避免因告訴權人不行使告訴權而使法律關係長期 處於不確定狀態，為使法律關係能早日確定而有上開告訴 期間之限制，佐以刑事訴訟法第239 條前段規定「告訴乃 論之罪，對於共犯之一人告訴或撤回告訴者，其效力及於 其他共犯。」，此為刑事訴訟法上告訴之主觀不可分原則 ，而刑事訴訟法所稱「共犯」，包括正犯、教唆犯及幫助 犯（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2 之2 點參照 ）。因告訴與否，固應尊重告訴權人之意思決定，然告訴 權之行使僅能決定就該犯罪是否告訴，非謂告訴權人可任 意就犯罪者為選擇，故規定原則上對於共犯中之一人告訴 者，其效力及於其他共犯。在絕對告訴乃論之罪而無告訴 權人可選擇告訴對象之例外情形（如刑事訴訟法第239 條 但書）時，依據上開告訴之主觀不可分理論，在有共犯之 情形，應認告訴權人於知悉共犯中之一人，即可認定是「 知悉犯人」而起算告訴期間，不必於知悉個別犯人或全部 犯人始分別起算告訴期間。因為縱然告訴權人尚未知悉其 他全部共犯，若告訴權人於最先知悉共犯中之一人即於6 個月內提出合法告訴，告訴之效力會及於其他共犯，事後 不問何時知悉其他共犯，已均為先前之合法告訴效力所及 ，而不必逐一對其他各共犯提出告訴（若再提出告訴，亦 僅是提醒偵察機關注意），其訴訟上之權利仍可獲得保障 。反之，若容許告訴權人於已知悉共犯中之一人而可不於 6 個月內提出告訴，容任告訴權人於最先知悉共犯中之一 人逾6 個月後，等待至告訴權人確信知悉之其他共犯為犯 人後仍可對該其他共犯提出告訴，無異使告訴權人可任意 選擇提告之對象，並以此方式延長法定之6 個月告訴期間 ，而使法律關係長期處於不確定狀態，顯然與刑事訴訟法 規定告訴期間限制及告訴之主觀不可分之意旨相違背。從 而，刑事訴訟法第237 條第1 項所規定6 個月告訴期間， 在絕對告訴乃論之罪且有共犯之情形，應認只要告訴權人 知悉共犯中之一人時，即是「知悉犯人」，而應起算6 個 月告訴期間。在本案，因被告鄭棠元、沈中文係被訴涉犯 刑法第29條、第354 條教唆毀損罪，而刑法第354 條毀損 罪屬絕對告訴乃論之罪，且被告二人被訴為教唆犯，屬刑 事訴訟法意義之共犯，只要告訴權人統領公司之代表人得 為告訴並知悉共犯含共同正犯及教唆犯、幫助犯中之一人 時起，即應起算6 個月之告訴期間。 2.查告訴人統領公司於105 年6 月13日具狀提出本案告訴時 ，是對案外人陳志明（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及被告 鄭棠元提出告訴，並未對被告沈中文提出告訴，則檢察官 起訴被告沈中文之合法性，基於告訴不可分原則，須以告 訴人統領公司對被告鄭棠元之告訴合法為前提要件，若告 訴人統領公司對被告鄭棠元之告訴不合法，其告訴之效力 自不及於被告沈中文，檢察官對被告沈中文起訴即有刑事 訴訟法第303 條第3 款所稱告訴乃論之罪未經告訴之情形 。 3.如前所述，本案之告訴人為統領公司，告訴期間之計算應 以統領公司之代表人蘇政良得為告訴且知悉犯人時起算。 由統領公司之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可知，蘇政良自10 3 年12月8 日起擔任統領公司董事長，其任期至106 年12 月7 日（見外放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第二科統領公司案 卷影本）；於本案發生後，蘇政良並無不得代表統領公司 對犯人提出告訴之情事，而依據卷內警詢筆錄，蘇政良於 104 年3 月10日警詢時表示要對正犯蘇文福提出毀棄損壞 告訴（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高市警分偵字第0000 0000000 號卷《下稱警卷》第14頁）。此時蘇政良並未表 示其是代表統領公司提出告訴，且蘇政良在蘇文福為被告 之案件中（下稱前案，即104 年度偵字第9511號、本院10 4 年度簡字第2437號、本院104 年度簡上字第356 號）， 均是以其個人名義具狀陳述（見104 年度簡上字第356 號 影卷第5 頁至第8 頁、第59頁至第60頁），自應認為蘇政 良是以其個人名義對蘇文福提出告訴。因蘇政良個人與統 領公司在法律上為不同之權利主體，不能認為蘇政良個人 對蘇文福所提告訴是代表統領公司所為，即不能認為統領 公司有對蘇文福提出告訴。但由上開蘇政良對蘇文福提出 告訴一節，可知當時統領公司之代表人蘇政良至遲於104 年3 月10日，已知悉共犯之一人為蘇文福，6 個月之告訴 期間應自此時起算，若統領公司有於6 個月告訴期間內對 蘇文福提出合法告訴，其告訴之效力自及於其他共犯含共 同正犯、教唆犯及幫助犯，惟至104 年9 月10日告訴期間 屆滿，統領公司均無對蘇文福提出告訴，告訴人統領公司 遲至105 年6 月13日始由蘇政良代表統領公司對共犯中之 被告鄭棠元提出告訴，已逾越6 個月之告訴期間，故告訴 人統領公司對被告鄭棠元之告訴不合法。而被告沈中文因 為無共犯有經過合法告訴而為告訴效力所及，應認未經告 訴，且因為已逾6 個月告訴期限，已無從補正告訴之合法 性。 ㈢告訴人統領公司固於106 年7 月9 日由其法定代理人蘇政良 具狀表示前案蘇文福之刑事簡易判決（本院104 年度簡字第 2437號），蘇政良雖於104 年9 月1 日提出請求上訴狀，然 僅是以推論之方式判斷可能係由鄭棠元二人教唆，至前案蘇 文福之二審判決（本院104 年度簡上字第356 號）於104 年 11月底遭駁回上訴確定後，蘇文福因與教唆者翻臉，遂於10 4 年12月至105 年1 月間與告訴人協調由告訴人替其繳納罰 金，免去拘役之刑，而願供出實際教唆者，告訴人始確信教 唆者為何人，告訴期間起算時點應是於104 年12月至105 年 1 月間。另本件實際提告時間點非為105 年6 月，因為高雄 地檢署早於105 年5 月9 日行文通知告訴人傳喚開庭日期， 顯見其受理本案之時間點定是於105 年4 月之前，105 年6 月8 日告訴人補遞送之告訴狀乃係因地檢署指示告訴人補送 完整描述犯罪事實之告訴書面，並無法作為告訴人本案提告 時點之依據，本案告訴並未超過6 個月告訴期間云云，惟查 ： 1.「告訴、告發，應以書狀或言詞向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為 之；其以言詞為之者，應制作筆錄。」，刑事訴訟法第24 2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本案卷宗內之資料，除105 年 6 月13日告訴人統領公司提出之刑事告訴狀外，並無其他 足以顯示統領公司有對本案相關犯人提出告訴之證明資料 ，自僅能認定統領公司提出告訴之時間為105 年6 月13日 （見他字卷第1 頁）。縱然高雄地檢署檢察事務官於105 年5 月9 日有行文通知蘇政良於105 年6 月29日下午2 時 30分之開庭通知（見本院簡字卷第40頁），僅能表示高雄 地檢署在此之前有進行本案之偵查程序，但刑法第354 條 毀棄損壞罪既為絕對告訴乃論之罪，仍應有合法告訴，檢 察官始能起訴，偵查機關之偵查作為與告訴人之提出告訴 實屬二事，不能僅因偵查機關有偵查作為即推論告訴人有 合法告訴。 2.縱如統領公司具狀陳稱蘇文福係於104 年12月至105 年1 月間與告訴人協調，由告訴人替其繳納罰金，免去拘役之 刑，而其願供出實際教唆者，告訴人才確信教唆者為何人 云云（見本院簡字卷第35頁），但如前揭說明，依據刑事 訴訟法第237 條第1 項規定及告訴之主觀不可分原則，只 要告訴權人知悉共犯中之一人，告訴期間即開始起算，則 告訴人統領公司之代表人蘇政良早在104 年3 月10日已知 悉蘇文福為本案潑漆之犯罪行為人，且蘇政良並無不得代 表統領公司行使告訴權之情事，告訴人統領公司於知悉犯 人蘇政良時6 個月告訴期間於當時已經開始起算。若統領 公司有在告訴期間內對正犯蘇文福提出合法告訴，告訴之 效力自可及於教唆犯被告鄭棠元，故之後蘇政良係於何時 知悉蘇文福係受本案被告鄭棠元教唆，不影響本案告訴期 間之計算。然而，告訴人統領公司遲至105 年6 月13日始 具狀對被告鄭棠元提出告訴，已逾知悉正犯蘇文福後之6 個月告訴期間，其告訴自不合法。 ㈢綜上所述，因被告鄭棠元部分已逾6 個月告訴期間，而被告 沈中文部分未經告訴，依刑事訴訟法第303 條第3 款及第30 7 條規定，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 條第3 款及第307 條，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9 月 11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曾鈴媖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洪光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