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書系統

112年度國審重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

                    （現於法務部○○○○○○○○○○羈押中）

選任辯護人  李諭奇法扶律師

            周信宏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家暴殺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56636、62721號、112年度偵字第15570號），由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判決如下：

許○○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殺人罪，處有期徒刑拾陸年伍月。

許○○係兒童侯○○（民國0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侯童）之母，2人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規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許○○於民國110年11月12日與侯童之父侯○○兩願離婚後，與侯○○協議共同行使負擔侯童之權利義務，其明知侯童為未滿12歲之兒童，詎因債務問題及侯○○交友問題而與侯○○離婚，且受到經濟困窘、生活狀況不佳、親人（祖母、外祖母）相繼離世等壓力，導致許○○患有「鬱症」而有強烈自殺意念，復因其不願將侯童交由侯○○照顧，同時亦有報復侯○○之想法，竟萌生攜侯童自殺同死之念頭，基於殺人之犯意，於111年10月19日10時30分許至11時許期間，在新北市○○區○○街000巷0號4樓B室之租屋處，跨坐侯童身上，以枕頭悶住侯童口鼻，侯童口鼻外呼吸道因遭外力悶壓，造成下嘴唇有壓痕及嘴唇淤傷出血及上門牙牙齦出血，口咽高度充血，肺臟呈現膨脹狀，因而窒息死亡。

一、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名稱

  ㈠被告許○○111年10月21日警詢筆錄（檢證1）、被告111年12月5日偵訊筆錄（檢證2）、被告111年12月5日聲押訊問筆錄（檢證3）、被告112年3月13日偵訊筆錄（檢證4）、被告112年1月19日延押筆錄（檢證5）、被告112年3月20日移審接押筆錄（檢證6）。

　㈡證人許○博111年10月20日警詢筆錄（檢證7）、證人黃○茹111年10月19日警詢筆錄（檢證8）。

　㈢證人黃○茹提供之房屋租賃契約影本（檢證9）、警方繪製事發現場圖（檢證10）。

　㈣被告留給父母之遺書（檢證11）、被告留給告訴人侯○○（下稱告訴人侯父）之遺書（檢證12）。

　㈤被告與告訴人侯父之LINE對話紀錄（檢證13）、證人黃○渝提供之在校輔導紀錄（檢證17）、被告與證人黃○渝之LINE對話紀錄（檢證18）。

　㈥命案現場及死者侯童死亡現場照片（檢證14）、死者複驗照片（檢證15）、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樹林分局（下稱樹林分局）轄內侯童死亡案現場勘察報告（檢證16）、法醫研究所111醫鑑0000000000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檢證19）、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111年12月16日相驗屍體證明書（檢證20）、樹林分局處理相驗初步調查報告暨報驗書（檢證22）、新北地檢署111年10月20日相驗屍體證明書（檢證24）、六歲以下兒童死亡原因檢核表（檢證25）、新北地檢署檢驗報告書（檢證27）、新北地檢署111年10月25日相驗屍體證明書（檢證28）、樹林分局函送死者相驗照片（檢證29）。

　㈦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數位鑑識報告（檢證21）、樹林分局偵查報告（檢證26）。

　㈧被告之自殺防治通報單（檢證23）、被告之土城醫院診斷證明書（檢證55）。

二、關於重要爭點判斷之理由

　㈠本案有無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之適用：

　⒈依照⑴被告寫給其父母、前夫之遺書（檢證11、12）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數位鑑識報告（檢證21），顯示被告於案發前即111年10月18日8時56分許、同日9時49分許（即創建時間）開始撰寫遺書，並於案發當日即111年10月19日10時31分許修改遺書，分別新增：「我這輩子做的最錯最後悔的事，就是嫁給了那王八蛋，而我最無怨心疼的就是生下了○○（即侯童，下同），他真的很愛我這個媽媽，如果時間可以倒轉，如果人生可以重來就好了，如果可以重生」、「你們家沒資格有我血脈的小孩」；⑵被告於案發前即111年10月18日8時許，以通訊軟體傳送：「老師，○○打疫苗後人不舒服，今天請假一天」之訊息；於案發當日即111年10月19日8時1分、同日8時16分、同日9時34分、同日9時50分許，先後以通訊軟體傳送：「老師，○○剛起床我們睡過頭要晚點到學校」、「老師，不好意思，他因為昨天不舒服，今天他也在說他還在不舒服，他還在鬧脾氣，我還在跟他溝通，抱歉」、「老師，真的很抱歉，今天在讓他請一天假，他一直說人不舒服，明天我一定會讓他去上課的，不好意思」（見檢證18第13頁）；⑶被告111年3月13日偵查時供稱：「（…妳於當日早上最後一通傳給老師的訊息是9時50分，…當時小朋友還在嗎？還是已經被殺害了？）當時他還在。」、「（你是什麼時候殺害小朋友的？）…我傳完最後一通訊息以後…」（見檢證4第3頁）；⑷被告於精神鑑定時表示：「（你最後回覆訊息的時間是09：50，記得之後事情的細節嗎？）然後就坐在床頭看著他，就在想事情很猶豫，…好像有拿平板起來打字…」、「（平板存有的遺書顯示10：30是最後修改時間，之後呢？）…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就像我之前說的那樣吧。」（見檢證30第15頁）；⑸證人即鑑定人甲（真實姓名年籍詳卷）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所講的失控應該是情緒上失控，失控之後，就是用枕頭摀住本案被害者，並不是沒辦法控制自己的行為等語（見112年8月16日審判筆錄第61頁）；⑹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述內容（見112年8月17日審判筆錄第3至6、11頁），可知被告於案發前一日即開始撰寫遺書、傳送訊息向侯童老師請假及回絕告訴人侯父接回侯童之要求，復於案發當日亦多次傳送訊息向侯童老師請假，並有新增遺書內容之情形，則被告既可虛構「侯童感冒發燒」、「侯童施打疫苗、身體不適」等理由，且遺書語意表達通順，用字遣詞精準，充分交代其欲向父母及告訴人侯父傳達之內容及心路歷程，顯見其意識狀態尚稱清楚。又依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所述（見112年8月17日審判筆錄第10、20、21頁），可知被告於殺害侯童前，即因擔心侯童交於其父母或告訴人侯父教養之問題，尚在猶豫是否下手為之，於殺害侯童後，除替侯童穿上最愛之鞋子及放置最愛之玩具車外，先以服用安眠藥方式自殺未果後，再持美工刀自殘，顯示被告仍有選擇其自殺方式之想法及能力，縱使被告當時正受「鬱症」影響，然其辨識能力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仍屬正常。

　⒉新北地檢署囑託臺北市立萬芳醫院鑑定被告案發時之精神狀態，該院綜合被告之成長經歷、就學、就業、同儕與生活史、本案發生前後之生活狀況、過去醫療病史、家族醫療病史、精神狀態及心理鑑衡，所為之鑑定結果認：「被告確實於本案發生時，處於鬱症發作期間，…，即便被告在本案發生當時已呈現鬱症症狀，無客觀證據顯示被告行為當時受幻覺或妄想症狀左右其殺人行為，依臨床經驗判斷，難以證實其鬱症之症狀可直接貢獻於該殺人行為，難謂被告無此鬱症之症狀既不會有本案行為，換而言之此精神疾病未具有貢獻於本案行為之「最低有效程度」。被告承認其所為之殺人行為，可清楚知悉殺害他人係違法行為，可導致他人生命之損失，…，其鬱症症狀並未影響其知悉、了解殺人當下之行為所呈現之意義；被告清楚了解殺人-犯罪之間的法律效果關係，亦清楚知悉殺人之刑罰與實際刑度，可清楚理解其殺人行為後遭警察逮捕與面對司法判決之可能結果。並無其他客觀證據顯示被告在其行為當時，受精神症狀所影響而左右其行為之邏輯判斷與控制能力，即被告應可自由依其智識、經驗，選擇合適之應對行為或因應方式，在行為時依其邏輯判斷而做選擇之能力，應與一般常人相當」等節（見檢證30第32至34頁），亦與本院上開認定相同，足認被告於本案行為時，並無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所規定，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辨識行為之能力有顯著減低等情事。

　⒊至辯護人雖主張上開精神鑑定報告並未訪談被告相關家屬，亦未納入被告於111年10月19日至10月24日、同年10月24日至12月5日，在新北市立土城醫院（下稱土城醫院）及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下稱臺北醫院）就醫及住院治療之病歷資料（按即辯證9、11），且鑑定時距離案發時已久，鑑定結論似有未當，建請再次鑑定等語。然本院依被告撰寫遺書、傳送訊息之內容及所述殺害侯童、自殺之過程，認定被告於行為時之精神狀態，並無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所規定之情事，詳如前述，且依證人甲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因為有時間差，其實對於本案發生當時的精神狀態，是會用其他客觀證據及鑑定當時所見，來做臨床上經驗法則的回歸，必須要有其他更多的客觀證據，包括行為當時有無其他錄影，或行為當時，被告第1次接觸到醫療院所，或接觸到第1次的警詢筆錄，都可以幫助釐清被告行為當時的狀態，本案有類似的客觀證據，如遺書、對話紀錄及現場所有情狀，可以作證被告行為當時的狀態，鑑定時間差不會影響鑑定正確性（見112年8月16日審判筆錄第64、65頁）；鑑定前看到臺北土城的病歷資料（按即辯證10），是急診的病歷資料，在鑑定報告完成之後，院方有再寄來土城醫院跟臺北醫院全本的病歷資料（按即辯證9、11），我在庭前有看完，是鑑定完之後才看到，依照臺北醫院病歷資料第3頁（按即辯證11第3頁），入院診斷及出院診斷，中譯都是重度憂鬱症，單一發作，重度，無精神病症狀，這裡指的是沒有幻覺，沒有妄想，審酌這2份資料，鑑定結論不會改變，其實病歷資料所陳述的內容，包括可能出現短暫的叫喚許女，這些類似幻覺的聲音，或者是她曾經被約束，因為情緒不穩或者是有一些行為，導致必須要約束或隔離的狀態，其實許女在鑑定當時就已經有陳述，當時也有把這件事情考量在我們的結論裡，在調閱資料裡面，我們有調閱健保資料的申報檔，也有這2家醫院申報的診斷碼，所以即使再重新看過2份新的病歷，並沒有改變我們對於本案最後的結論跟診斷（見112年8月16日審判筆錄第66至69頁）；至於臺北醫院111年11月23日診斷證明書，記載許女為重鬱症，單一發作，重度伴有精神病特徵（按即辯證10第5頁），但就我們會談及其他客觀紀錄，我們並沒有認為許女有任何的精神病特徵，而且同一個醫師在診斷證明書寫有精神病症狀，但在他的出院病摘，並沒有記載有精神病症狀（按即辯證11第3頁），所以我認為有精神病症狀會是一個誤載，或是一個誤寫的狀態，因為大部分醫院的診斷證明書都是用診斷碼直接帶入，如果當時的診斷碼，錯了1個號碼，就有可能產生這樣的結果，因為其實這2個的差別就是F32.2、F32.3，的確有可能是筆誤的狀態，但一般病例就醫療專業來說，最重要其實是看出院病例摘要的診斷，為一個最主要的依據原則，就被告所說可能有幻覺的狀態，我們在晤談過程當中也有澄清她說的內容，跟她後來在臺北醫院所說的幻覺內容，其實是相近的，我們認為她陳述的內容，其實不符合精神醫學所認定的幻覺，所以我的診斷最後決定是重度憂鬱症，不伴隨精神病特徵，即便鑑定時我們認為被告的憂鬱症狀，相對行為當時是更減輕，但當時我們已經考量被告是呈現最重度憂鬱的狀態做判斷，至於我們沒有決定要訪談其他最近親屬，第一是被告說案發前幾天或幾個禮拜中，跟其他親屬或友人的往來比較少，所以能夠客觀知道他狀況的人不多，第二就是鑑定命題是在做行為當時的精神狀態，我們認為即使沒有訪談她的其他親屬，也不影響我們做最後判斷等語（見112年8月16日審判筆錄第70、71、74、75頁），可知鑑定人已依照被告行為時重鬱症最嚴重之程度，依照案發時客觀證據及情狀，並參考被告健保資料有關臺北醫院、土城醫院所申報之診斷碼（即辯證9、11病歷資料所載之診斷碼），認定被告之鬱症並未伴有精神病特徵，縱使未訪談被告相關家屬及納入辯證9、11之病歷資料，亦不影響精神鑑定報告之鑑定結論，是辯護人此部分主張，不足採信。

　㈡本案有無刑法第62條前段之適用：

  ⒈按刑法第62條所謂自首，以犯人在犯罪未發覺之前，向該管公務員申告犯罪事實，並受裁判為已足，既不以言明「自首」並「願受裁判」為必要，且其立法目的，在於促使行為人於偵查機關發覺前，主動揭露其犯行，俾由偵查機關儘速著手調查，從而得享減輕其刑之法律效果，惟於嗣後之偵查、審理程序，自首者仍得本於其訴訟權之適法行使，對所涉犯罪事實為有利於己之主張或抗辯，不以始終均自白犯罪為必要。且本條所謂的「發覺」，須以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或人員，固非以有偵查犯罪權之機關或人員確知其人犯罪無誤為必要，而於對其發生嫌疑時，即得謂為已發覺；但此項對犯人之嫌疑，仍須有確切之根據得為合理之可疑者，始足當之，若單純主觀上之懷疑，要不得謂已發生嫌疑（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76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依證人即首位到場警員乙（真實姓名年籍詳卷）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案發當天我有去現場，當天勤務是查戶口，因為所內同事在忙，請我先過去幫忙，當時報案是說需要破門，報案人是弟弟說聯絡不到姐姐，所以我們先到那邊，然後聯絡里長跟消防隊前往破門，當時門是上鎖的，我親自看消防員破門，破門後，看到死者跟被告都躺在床上，死者當下無明顯外傷，也沒有掙扎的痕跡，被告應該是割腕躺在死者旁邊，現場無其他侵入痕跡，現場看死者臉色已經白了，經過消防學長確認已無生命跡象，當下判斷死者沒有掙扎痕跡，看起來比較像悶死的，正常來說如果是因為疫情身體不適，父母應該都會選擇去看醫生，而不是丟在床上，而且真的有任何不舒服，會有掙扎反應，我發現死者死亡時沒有表情，沒有掙扎，現場經消防人員判定沒有外傷，被告經消防人員確認尚存一點生命跡象，所以將被告趕快送醫，當時被告是昏迷的，在擔架上也是昏迷的，在案發的房間內，被告沒有跟任何人說話，都是昏迷的狀態，我覺得死者沒有掙扎的跡象很奇怪，因為一般人如果真的是生病或不舒服而死的話，都會有掙扎，不會躺的好好的，還整理好，當時懷疑外力導致死者死亡的原因是被告，因為被告就是在旁邊割腕，才會想會不會是媽媽帶小孩走，加上一開始在外面跟被告父母聊天的時候，他們也擔心會有這個狀況，被告的父母跟弟弟都有擔心被告自殺，會不會帶著死者一起自殺，我在現場懷疑被告的原因，因為現場沒有外力，就是門窗都沒有被破壞的跡象，房間內也只有被告跟死者2個人，被告有明顯的割腕情事，可以確定她比較偏向自殺，是依照現場的情形及被告疑似自殺的情況等語（見112年8月17日審判筆錄第65、66、69、70、72至75、78、80、81頁），可知其獲報抵達案發現場後，依照被告家屬在場曾表示擔心被告自殺帶走侯童、現場無外力入侵跡象、門窗未被破壞、被告與侯童均躺臥床上、被告疑似自殺等現場實際情境，本於其辦案經驗，判斷侯童疑似為被告所殺害，無因疫情或身體不適而自然死亡之可能，可知有偵查犯罪權限之警員，已有確切證據而合理懷疑被告涉嫌殺害侯童，且具有直接、明確及緊密之關聯，而將被告為本案犯行之可能性提高至「犯罪嫌疑人」之程度。再參以證人即陪同被告送醫之警員丙（真實姓名年籍詳卷）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的父母到派出所說要破門，我跟警員乙等派出所員警，大概4、5人陪同前往查看，我破門時跟破門後都沒有進去，救護車在樓下，我陪被告前往醫院就醫戒護，現場就交給同事處理，我搭救護車和被告一起去醫院，被告都沒有醒來跟我講話等語（見112年8月17日審判筆錄第89至92、96、97頁），可知被告於送醫期間因自殺而意識不清，全程未與陪同送醫之警員丙對話，被告係於111年10月21日在院接受警方製作警詢筆錄時，經告知其涉犯殺人罪嫌及刑事訴訟法第95條規定之權利（見檢證1第1頁），始於稍後製作警詢筆錄時坦承其為本案殺人犯行（見檢證1第2頁），核與自首之要件不符，自無前揭自首規定之適用。

　⒊至辯護人雖主張警方破門進入案發現場後，已於案發當日之22時48分許，尚未懷疑被告涉嫌為本案犯行前，即發現被告所撰寫之遺書，應有刑法第62條自首規定之適用等語。然觀諸被告所撰寫遺書之內容，均係交代其欲向父母及告訴人侯父傳達之內容及心路歷程，並無「向該管公務員申告犯罪事實」之意，且最終選擇自殺而欲離世，遺書內容亦提及「我帶○○走了」、「請把我們火化放在一起」，堪認被告並無接受裁判之意，核與自首之要件不符，是辯護人此部分主張，並不成立。

  ㈢本案有無刑法第59條之適用：

　⒈按刑法第59條所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係依被告犯罪之情狀予以綜合觀察，除將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由納入審酌事項外，尚包含被告於犯罪時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倘認被告犯罪情狀顯可憫恕，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縱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即應予酌減其刑，以衡平法定刑之過苛，俾符罪刑之相當。故被告行為時之精神狀況若有異常，倘與其「犯罪時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具有密切關聯，縱未達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所規定無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之程度，亦應併予審酌，以為刑法第59條規定適用與否之論斷（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19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依照精神鑑定報告之鑑定結論，認為本案或同時具備利他主義之殺子行為及報復前夫之殺子行為2個原因，被告於本案發生時，處於鬱症發作期間，強烈之自殺意念伴隨著負面思考模式，致使其自覺若不將侯童一同帶走自殺，必定會導致侯童需要面對殘酷的世界，被告深信無人能夠比她更適合照顧侯童，或係因此產生利他主義之殺子動機，過往文獻解釋，經歷關係衝突、離婚、經濟困窘、自身罹患精神疾病、孩子罹患慢性疾病等，皆會增加父母殺子後自殺之風險，被告於本案發生時期，確實經歷離婚、經濟拮据及罹患鬱症（見檢證30第33頁），參以證人甲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自殺是多重因素的決定行為，自殺之原因不會只有單一，在過往經歷關係衝突、離婚，或者是經濟窘迫、自身罹患精神疾病等，都會影響最後的自殺行為，除了孩子罹患慢性疾病，其他因素都符合被告的狀態等語（見112年8月16日審判筆錄第75頁），堪認被告於本案犯罪時，雖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然除審酌下述刑法第57條各款量刑事由外，復考量被告縱認其父母重男輕女、對其過於嚴格，惟認同父母仍給予相當程度支持（見檢證30第6頁、112年8月18日審判筆錄第74至77頁）；其與告訴人侯父之工作收入合計非低，對外雖有約新臺幣（下同）200萬元之債務，然為其等之消費行為所致（於此不討論是否包含奢侈消費及對奢侈消費之評價），並非被迫承擔鉅額債務（如為親友償債、繼承家屬債務等）；就業狀況尚稱穩定，係因個人因素自主決定辭職更換工作，而非被迫性離職（如職場罷凌、雇主惡意資遣等，見112年8月18日審判筆錄第77頁）；因上開債務關係及告訴人侯父之交友問題導致離婚，惟基於個人因素（不想被罵、被看不起、不好意思開口），而未告知其父母有關離婚及經濟拮据狀況（見112年8月18日審判筆錄第75、76頁），亦未申請相關社會救助（檢證48），最終向其父母尋求協助，經被告親屬借貸而償還債務（見檢證30第8頁、112年8月18日審判筆錄第75頁），可見並非毫無求助管道；被告供述懷疑自己有病，但因其友人就診經判斷為失眠症，被告亦擔心經人察覺其有精神病而遭嫌棄、失去監護權（見112年8月18日審判筆錄第72頁），基於好強而未就診（檢證3、45）；再觀諸被告與告訴人侯父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檢證68），告訴人侯父於案發前亦有多次詢問是否接回侯童，縱使其決意自殺離世，實際上並非無其他親友可代為照顧侯童。

　⒊綜上所述，即便被告因受鬱症影響，產生強烈之自殺意願伴隨負面思考，並同時具有利他主義、報復前夫之殺子行為動機，然導致其罹患鬱症之主要原因，被告於歷程中均有加以處理或對外求助之機會及管道，竟基於前揭個人因素捨而不為，縱使於案發時正處於困境，然其於案發前因見告訴人侯父之社群軟體照片，並想起其與告訴人侯父之婚姻關係，因此受到刺激，決意殺害更為弱勢之侯童，無論侯童是否有向被告表示「一起跟媽媽走」，侯童是否確實知悉其將因被告行為而離開人世，並基於此瞭解而真摯同意為被告所殺害，亦有疑義，是被告犯罪情狀雖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然客觀上並未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自無從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三、法律之適用

　  核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殺人罪。

四、量刑

　  本案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先以犯罪情狀事由（行為屬性事由）確認被告責任刑之上限，再以一般情狀事由（行為人屬性事由）調整（即下修）其責任刑，說明如下：

　㈠犯罪情狀事由

　⒈犯罪之動機、目的及犯罪時所受之刺激：

　　依被告寫給其父母之遺書（檢證11）中記載：「○○跟我太像了，我怕我不在了，他沒有人能理解他想什麼，怕他表現不夠優秀被嫌棄」（檢證11）；臺北醫院病歷（辯證11）記載：「我放不下他，我前夫根本不會照顧他」、「我若把他（按即侯童）留下，他爸會妥善照護好他嗎？」、「我不願意我的小孩離開後，給我前夫或我娘家顧，兩邊都不能讓我信任，這樣我走後只是留下小孩自己生長在不快樂的環境，步上我的後塵而已」；被告寫給告訴人侯父之遺書（檢證12）中記載：「你和你家對我的所做所為對婚姻的不忠，讓我對你和你家充滿了怨恨，你們家沒資格有我血脈的小孩」，可見被告於案發當時，確實同時含有精神鑑定報告所載：「本案，或同時具備利他主義之殺子行為」及「報復前夫之殺子行為」之動機（見檢證30第33頁），然縱使其主觀上認為係考量侯童之利益而決意帶走侯童，仍不得因此而逕予剝奪侯童之生命及未來。再參諸被告於111年12月5日偵訊時供稱：我在被救的當天早上，其實我很猶豫，在想當天要不要自殺，但我看著我的兒子，也就想到我的前夫，我越想越生氣，我就失控，動手了等語（見檢證2第2、3頁）；111年12月5日聲押訊問時供稱：當天不是預謀的，是突發性的，是我前夫，後來我情緒有點失控，…他的父親只顧著外面的女人，我很早就起來了，我先換好自己的衣服，我就站在床邊很猶豫我要不要這麼做，因為我看到他爸爸帶小三出去玩的IG，我就覺得我們結婚8年總共在一起10年，為什麼他不能放點心在你的兒子身上，我覺得我跟我兒子好像只有彼此唯一的一個人，他只有我，我也只有他，我就整個大失控等語（見檢證3第2至4頁），可知被告於案發前係因見告訴人侯父之社群軟體照片，並想起其與告訴人侯父之婚姻關係，以及婚姻失敗、經濟壓力等，因此情緒失控、受到刺激而決意殺害侯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亦供稱係因看到告訴人侯父IG與女性友人出遊照片，以及婚姻失敗、經濟壓力大、自覺係家人負擔，涵蓋對告訴人侯父的交友關係及婚姻關係之負面情緒，因此情緒失控等語，見112年8月17日審判筆錄第15、16、25、33頁），核屬對被告不利之量刑事由。

  ⒉犯罪之手段：

    被告係跨坐侯童身上，再持枕頭悶死侯童，導致侯童口鼻外呼吸道因遭外力悶壓，造成下嘴唇有壓痕及嘴唇淤傷出血及上門牙牙齦出血，口咽高度充血，肺臟呈現膨脹狀，因而窒息死亡，堪認被告於跨坐及悶死侯童過程所施之力道甚大，再參諸侯童當時年僅6歲，而以其嬌小身軀承受此等痛苦，核屬對被告不利之量刑事由。

  ⒊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及違反義務之程度：

　　被告身為侯童之母親及主要照顧者（已於辯證38之離婚協議書載明），且依被告與侯童之生活照（辯證40）、被告與告訴人之LINE對話紀錄（辯證49），可知其與侯童之關係尚屬緊密，亦有為其身為母親應有之照顧及關心（見112年8月18日審判筆錄第48、49頁之被告供述），然親執教養功能不佳（如編造藉口向侯童學校請假多日、與侯童之生活秩序、節奏混亂，見檢證30第11、13頁），遇困境時，應善盡保護教養之責任及義務，存正面積極心態，尋求一切合法手段解決，並以侯童之利益為優先考量，是以被告殺害侯童，嚴重違反其對侯童應負之義務，核屬對被告不利之量刑事由。

　⒋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被告決意殺害侯童，縱使被告表示侯童於案發時有向其表示「好，媽媽我跟你走」等語（見檢證3第4頁），然侯童當時年僅6歲，對於生死之概念尚屬模糊，實未能認定侯童確係真摯同意與被告一同離世 （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亦供稱：我覺得他應該不太懂走的意思，我跟他說過奶奶、阿祖走掉就是死掉的意思，但我覺得當下他可能也不明白等語，見112年8月17日審判筆錄第18頁），被告不顧侯童為其親生之子，縱使主觀上欲與侯童一同離世而有自殺意圖及行為，亦非正確解決之途，且無視其他求助管道，即逕予剝奪侯童之生命權，導致侯童因此失去健康長大、體驗世界種種及創造璀璨人生之機會，對侯童而言，實屬無法彌補。再參諸被害人家屬於本院審理時當庭表示之意見（見112年8月18日審判筆錄第87至97頁），可知其等除因驟失至親，承受無比悲痛外，更需同時接受侯童係命喪被告手中之事實，犯罪所生損害極為嚴重，且無從回復，核屬對被告不利之量刑事由。

　⒌綜合考量上開犯罪情狀事由（行為屬性事由），認本案之責任刑上限，應接近處斷刑之高度刑範圍區間。

　㈡一般情狀事由

　⒈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

　⑴成長環境、與同學互動關係、社會適應狀況、生活方式：

　　被告自幼因其父母工作緣故，由其祖母撫養照顧，至幼稚園始與其父母及其弟共同生活，自覺父母對其教養態度嚴厲、重男輕女，認其與父母相愛，對於日常生活、經濟開銷若向家人開口，應會獲得協助，然不想不斷被罵、被看不起，因此未告知其與告訴人侯父離婚、失業後經濟拮据。國小期間個性較內向，不願說話；國中轉變較活潑，交友狀況較改善，之後鮮少聯絡；高職多參與全班性質活動，然未留下深交同儕；上班後因有門禁，較少與同事外出及活動，婚後偶與同儕聚餐，離職後亦鮮少聯繫，自覺未有特別深交的朋友。

　⑵工作暨經濟狀況：

　　被告自高中三年級起即開始兼職打工，持續半年左右。高職畢業後之先後從事私立幼稚園教師、圖書倉儲工作，均持續1年左右。之後至屈臣氏工作6年，辭職後陸續於百貨專櫃、珠寶行、古典玫瑰園工作，皆維持半年左右，再經親人介紹擔任行政會計人員，工作持續5年。之後因長輩離世，無心工作而辭職，因求職不易及離婚問題，對於職涯發展感到猶豫，案發前最後工作為電話行銷工作，僅維持數日即因不適合而未繼續，可知被告工作狀況尚屬穩定。被告過往工作收入皆可維持日常生活開銷，與告訴人侯父在外租屋後，因二人工作收入無法平衡開銷，開始對外借貸，包含車貸、信貸、刷卡費等，債務總額達約200萬元（最終透過被告父母向親屬借貸協助清償），被告於案發前無力繳交房屋租金，可動用現金僅數千元（辯證44），亦未申請相關社會救助（檢證48），姑且不細究上述債務形成之原因是否單純為被告所致，仍可認定被告案發前經濟狀況確屬不佳。至於檢辯雙方對於被告是否涉及奢侈消費有所爭執（如飼養紅龍、購買皮包），然觀諸被告所持信用卡之刷卡記錄（檢證50），可知仍以飲食（外送）及兒童用品類型之消費居多。

　⑶健康狀況：

　　被告因上述債務問題及告訴人侯父之交友問題，與告訴人侯父頻繁爭執，進而影響二人婚姻關係，被告自陳約於本案發生前2、3年，開始出現情緒低落、易怒、失眠、倦怠、胃口減少、思緒緩慢、注意力無法集中、負面思考、無望感、無助感、社交退縮等憂鬱症狀，持續時間長達數年，期間曾有自殺意圖，然因遭其弟發現及沒有勇氣而作罷，且因擔心遭污名化而未就醫（見本院112年8月18日審判筆錄第35頁）。案發後確實有自殺行為成傷病危（檢證55、辯證9第25頁），經臺北醫院診斷「重鬱症，單一發作，重度伴隨精神病特徵」（辯證10），依精神鑑定報告書之意見，認定被告符合「鬱症」之診斷，在其憂鬱症狀及複雜矛盾思緒影響下，可預見被告處於高自殺風險。

　⒉犯罪行為人之品行：

　　被告自述於兒童及少年時期並無偏差行為，亦無因違規而遭記過之紀錄，再參考被告之前案紀錄表（檢證54），確實僅於109年間，因提供人頭帳戶之幫助詐欺案件，經本院以109年度簡字第4736號判處拘役50日確定，堪認其品行、素行尚稱良好。

　⒊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

    依精神鑑定報告書之記載（見檢證30第6、7、29頁）：被告整體智能屬於平均智能程度；語文理解、知覺推理、工作記憶指數屬平均智能程度；處理速度指數屬中下智能程度。整體而言，被告於語彙概念、社會常規理解、視覺空間組織、訊息暫存表現與同年齡相較屬中等水準，視覺動作協調性屬中下水準。又被告就讀國小係順利完成學業，成績尚可；國中就學期間之學業成績中下，可順利完成學業；高中就讀幼保科，參與諸多全班性質之活動；之後則因其父受傷，擔心家中經濟狀況無法負擔學費，而未就讀大學。再參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表示：「（妳就學期間，妳的課業以及在學校跟同學、朋友交往的狀況是否都正常、都順利？）正常。」（見112年8月18日審判筆錄第76頁），可知被告之智能及求學狀況均屬正常。

　⒋犯罪後之態度：

　　被告犯後就本案犯行均坦承不諱，雖於案發後於臺北醫院就醫時，曾向醫護人員表示：「我兒子遲早也還是會被我殺死」、「我不後悔帶走他」（辯證11），然之後於精神鑑定時，向鑑定人表示：「矛盾後悔吧！後悔自己殺了孩子，讓孩子先死亡」、「真的可以重來一遍，我會選另一條路，請他們幫忙債務問題，不要一直自己撐著」，以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對於帶走侯童一事感到後悔，再選擇一次，不會帶走侯童等語（見112年8月18日審判筆錄第79、81頁），可知被告於案發後未久，雖仍對於其殺害侯童一事未感後悔，然應係當時仍受鬱症之影響所致，經穩定治療後，已深知悔悟，並表示不會再為相同之決定，犯後態度尚可。

　⒌未來社會復歸可能性：　

　　被告之父母及弟對被告仍多為關心，於被告羈押後，亦有維持定期至監所探望被告，參酌被告父母於本院審理時表示之意見，可知被告之原生家庭仍可提供一定程度之支持，意願亦接納被告。又被告於精神鑑定訪談時表示：「出去找工作陪爸媽，繼續吃藥，可以在早餐店家裡經營工作。如果弟弟有小孩，可以幫忙照顧小孩，打理家務，住在家裡吧」、「賣麵包也好，找一份可以賺些錢的工作，服務、餐飲都可以」（見檢證30第18頁），以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監所出來會先去看侯童，然後陪伴父母、找工作，會跟父母一起住，看能找到什麼樣工作，就做什麼樣工作，父母都支持我，就是按時吃藥、看診，努力改變自己的心態，正面積極一點，然後陪著父母、工作，希望出去之後，父母可以陪我久一點等語（見112年8月18日審判筆錄第83、84頁），可知被告對於未來求職與生活方式保有相當程度之期待，亦知悉需穩定服藥控制其疾病，而有積極改變之意願，對於其未來復歸具有正向助益。

  ⒍綜合考量上開一般情狀事由（行為人屬性及其他事由），認本案之責任刑上限，應再向下調整至處斷刑之中度刑範圍區間。

  ㈢本院綜合上開犯罪情狀事由及一般情狀事由，並審酌檢察官及被告、辯護人對於刑度之意見，對被告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宣告刑（即中度刑範圍區間之偏高度刑）。

五、沒收

    被告持以悶死侯童之枕頭1顆（見檢證16之照片48），為其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然檢察官表示並未扣案（見112年8月18日審判筆錄第117頁），亦不具違禁物之性質，復無證據證明現仍存在而尚未滅失，為免日後執行之困難，爰不併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國民法官法第86條、第87條、第8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提起公訴，由檢察官王凌亞、林亭妤、郭智安、劉家瑜到庭執行職務，並經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22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蘇揚旭

   　　　　   

　　　　　　　　　　　　　　        法  官  施建榮 

　　　　　　　　　　　 　　         法  官  洪振峰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宥伶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

（普通殺人罪）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