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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金訴字第2710號

　　　　　　　　　　　　　　　　　 114年度金訴字第3535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怡瑾

選任辯護人  王志超律師

            郭峻容律師

被      告  秦祐涵

選任辯護人  黃重鋼律師

            魏士軒律師

            謝和軒律師

被      告  王越  

指定辯護人  洪誌聖律師(義務辯護)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30875號、第38905號、第48128號）及追加起訴（114年度偵字第57596號、第60468號），判決如下：

Ａ０４犯如附表二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二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玖年拾月。扣案如附表四所示之物及繳回之犯罪所得新臺幣陸萬陸仟元均沒收。

秦祐涵犯如附表三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三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柒年拾月。扣案如附表五所示之物及繳回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萬元均沒收。

王越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六所示之物及繳回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捌仟元均沒收。

一、Ａ０４（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嚕草地、財草，以下括弧內為暱稱）、秦祐涵（H）、Ａ０５（絕命集團*碰皮*，由本院另行審結）均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於民國114年3月起，Ａ０４、秦祐涵、Ａ０５均至114年6月4日為警查獲日止，王越至114年7月17日為警查獲日止，與陳沅皓（牛逼轟轟8.7版，另案審理）及其他不詳之人，共同組成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無證據證明有未成年成員），實施詐欺行為，並由Ａ０４、秦祐涵負責連絡被害人與面交車手交款。

壹、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係以立法排除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或檢察事務官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得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2、第159條之3及第159條之5之規定，是證人於警詢時之陳述，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即絕對不具有證據能力，自不得採為判決基礎。又上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係排除一般證人於警詢陳述之證據能力之特別規定，然被告於警詢之陳述，對被告本身而言，則不在排除之列，至於共犯被告於偵查中以被告身分之陳述，仍應類推適用上開規定，定其得否為證據（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判決以下引用之證人於警詢時及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部分，均屬被告Ａ０４、秦祐涵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依前開說明，於其所涉參與犯罪組織罪名，即絕對不具證據能力，不得採為判決基礎。又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規定，係以犯罪組織成員犯該條例之罪者，始足與焉，至於所犯該條例以外之加重詐欺及洗錢等罪，其被告以外之人所為之陳述，自仍應依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定其得否為證據，而公訴人、被告3人及其辯護人對本院所提示證據之證據能力均未表示異議(見本院卷三第265頁)，爰不贅述證據能力採擇之理由。

貳、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Ａ０４、秦祐涵、王越(下合稱被告3人)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有附表一「證據欄」所列各項供述證據（警詢及偵查中未具結之陳述部分不包括在證明Ａ０４、秦祐涵所涉參與犯罪組織罪名之列）及非供述證據可證，並有手機門號通聯調閱查詢單、雙向通聯及行動上網歷程、Ａ０４手機內對話紀錄截圖、王越手機內對話紀錄截圖、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數位證物初步勘察報告、扣押物品目錄表等件在卷(見114他字第4037號卷第22至26頁、114年度他字第4789號卷第56、71至72頁、114年度偵字第30875號卷第215至216頁、第235頁反面至第240頁、第29頁、第33頁、114年度偵字第38905號卷第44頁及其反面、第25頁、114年度偵字第57596號卷第28至32頁反面、)可稽，足證被告3人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均堪採信。

二、公訴意旨固認被告王越就本件犯行係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等罪之共同正犯，惟為王越否認，並以：我是經由網友介紹得知Ａ０４擬購買SIM卡，始自暱稱「喬總」之人購得SIM卡後，再轉售予Ａ０４，並未參與犯罪組織，亦不知詐騙手法為何；辯護人為其利益辯稱：Ａ０４並不認識王越，僅透過他人而偶然向王越購買SIM卡，可證王越並無參與犯罪組織或知悉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之情形。經查：

　㈠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是如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且係出於幫助之意思提供助力，即屬幫助犯，而非共同正犯；即刑法上之幫助犯從屬於正犯而成立，並無獨立性，故幫助犯須對正犯之犯罪事實，具有共同認識而加以助力，始能成立。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指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77號、100年度台上字第655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Ａ０４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本案詐騙門號來源分別為暱稱「蝙蝠俠」、「碰皮」、「牛逼轟轟」之人，未曾見過暱稱「蝙蝠俠」之人，於交易時不知「蝙蝠俠」即為王越，是因王越與另一群組之成員有糾紛，遭張貼照片及姓名，而朋友(真實姓名年籍不詳)傳另一群組之對話截圖內有王越照片及姓名，始知其真名，自始至終未曾實際與王越見面。我是透過網路上隨機認識、非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中間人，由該中間人先與王越聯繫交易SIM卡，待商定後，王越始與我聯繫如何交付SIM卡，該中間人當時向王越稱是要「打給客戶」，雖未詳細說明是作何使用，但推測王越應可知悉是要「打給客戶」是指致電詐騙被害人，因王越曾有提及165(即反詐騙諮詢專線)，推測該中間人在介紹我予王越之前，王越就已經知道我購買SIM卡的目的是為詐騙。我與王越間對話紀錄中提及「這個電話用到髒了你還敢賣」，是因為SIM卡插上手機後即有收到簡訊提及「可不可以請車手還他們錢」等語，因此知悉該SIM卡曾作詐騙使用，故與王越聯繫並提及「髒了」，而王越回覆「會用到165本來就是這樣」，因此王越應該知道該SIM卡是作詐騙用。我與王越只有交易這一次，王越也未曾主動詢問購買SIM卡的用途，於出售SIM卡後亦未曾提供相關服務，算是已經買斷該SIM卡，王越也無法自詐騙行為中取得分紅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60至265頁)。據前開證述及對話紀錄之內容，固得推知王越確知悉其提供SIM卡係供作詐欺犯罪聯繫之用的犯罪工具，惟除提供SIM卡外，王越並未實際參與實施其他詐欺取財之構成要件行為，而Ａ０４與王越之交易過程中，Ａ０４並未具體告知本案詐騙集團之計畫，復觀王越於交易後未再詢問後續以SIM卡實施詐術之情形，除交易所得外亦未再自詐騙行為中取得分紅，此與詐騙集團成員通常會過問實施詐欺後之狀況、所得報酬為何之情形有別，益證王越將SIM卡交出後即「退出」犯罪流程，僅單純提供外部犯罪工具（SIM卡），而賺取一次性之小額賣卡費，屬於「對他人犯罪提供助力」之行為，並非本件三人以上共犯詐欺及洗錢之共同正犯。

　㈢從而，王越單純提供附表一所載使用門號及手機欄所載門號之行為，並不等同於向附表一所示之人施以欺罔之詐術行為，亦與直接實施洗錢行為尚屬有間，亦非參與犯罪組織之行為，且無證據證明王越有參與犯罪組織、詐欺取財、洗錢犯行之構成要件行為，或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有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亦無證據證明王越知悉本案詐欺集團有三人以上，自應認王越此部分所為僅係出於幫助之意思提供助力，使正犯易於實施上開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行，而屬詐欺取財及洗錢之幫助犯，公訴意旨認王越係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等罪之共同正犯，尚有未洽。　

三、本案事證明確，被告3人犯行均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貳、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㈠按刑法第2條第1項「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之新舊法律選擇適用規定，關於刑之減輕或科刑限制等事項在內之新舊法律相關規定，應綜合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而不得任意割裂（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被告3人於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下稱詐危條例)於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詐危條例第43條、第47條規定，自同年1月23日起生效施行。茲就此部分比較新舊法如下：

　⒈115年1月21日修正前詐危條例第43條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500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0萬元以下罰金。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億元以下罰金」。修正後詐危條例第43條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00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0萬元以下罰金。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000萬元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億元以下罰金。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億元以下罰金」。

　⒉承前述，本案詐欺犯罪造成被害人財產損害數額如附表一編號3、4、5、9、11、12、13、18、25、26、27、28、30、33、34、35、36、38、39、43、46、50、52、53、55、57、63、69、71、72、74、76、77、82、83、84、89所示均逾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但未達500萬元，雖符合上開修正後詐危條例第43條前段所定詐欺財物逾100萬元者之法定刑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惟Ａ０４、秦祐涵於行為時，並無處罰，依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原則，無溯及既往予以適用之餘地（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358號判決意旨參照），Ａ０４、秦祐涵應逕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名論處。

　⒊附表一編號56所載被害人之財產損害數額為966萬9,945元，符合修正前詐危條例第43條所定「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500萬元者」及修正後詐危條例第43條所定：「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00萬元者」，而修正前之法定刑為「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之法定刑則為「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0萬元以下罰金」，其刑度完全相同，行為後之法律並未有利於Ａ０４，因此應適用行為時之修正前詐危條例第43條規定。

　⒋附表一編號65所載被害人之財產損害數額為1,040萬元，符合修正前詐危條例第43條所定「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500萬元者」及修正後詐危條例第43條所定：「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000萬元者」而修正前之法定刑為「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之法定刑則為「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000萬元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億元以下罰金。」修正後之詐危條例第43條並未利於秦祐涵，應適用行為時之修正前詐危條例第43條。

　⒌又修正後詐危條例第47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與被告3人行為時詐危條例第47條前段「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相較，舊法僅須行為人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詐欺犯行並自動繳交犯罪所得，即可獲邀減刑寬典，且法院無減刑與否之裁量權限；新法則須行為人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詐欺犯行，並於一定期間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始能獲邀減刑寬典，且法院對於減刑與否具有裁量空間。經比較新舊法，新法將舊法之「應減」改為「得減」，且行為人因調解或和解所支付之賠償，未必少於舊法所規定之犯罪所得，行為人因而負有迅速填補詐欺犯罪被害人財產損害之責，難再因自動繳交與詐欺犯罪被害人所受損害顯不相當之犯罪所得，即能獲得減刑處遇，新法並無較有利於Ａ０４、秦祐涵，修正前詐危條例第47條前段較有利於Ａ０４、秦祐涵。是Ａ０４、秦祐涵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自白加重詐欺犯行，且犯罪所得皆已繳回(詳下述)，修正後之詐危條例第47條並未利於Ａ０４、秦祐涵，應適用行為時之修正前詐危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

　㈡綜上所述，本案應適用行為時即115年1月21日修正前之詐危條例。　　

二、論罪：

　㈠核Ａ０４所為：

　1.就附表一編號53部分，為Ａ０４首次參與實施本案犯行，是Ａ０４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一般洗錢罪。

　2.就附表一編號3、4、5、8、11、13、15至17、19、20、23至27、30至33、37、38、40、42、43、44、47、48、49、50、51、52、54、55、57、58至60、62、64、68、70至72、74、76、77、78至80、82、85、86、87、89、90、91、92部分，Ａ０４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一般洗錢等罪。

　3.就附表一編號1、6、22、41、75、81部分，Ａ０４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一般洗錢未遂罪。

　4.Ａ０４就附表一編號56所參與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就此部分Ａ０４參與詐欺獲取之財物已達500萬元，自應論以修正前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獲取之財物達500萬元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一般洗錢等罪。

　5.公訴意旨固認附表一編號22部分係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一般洗錢等罪，惟於附表一編號22之被害人方溪溱於交付200萬元經警到場而查獲，其犯罪階段止於未遂，公訴意旨容有誤會，然此僅涉及既遂、未遂行為態樣之差異，尚無變更起訴法條之問題。　

　6.公訴意旨又以附表一編號4、11、13、20、25至27、30、32、33、43、47、50、52、57、68、77、82、86、87、89及附表一編號41所示告訴人(被害人)遭詐欺取財之全部金額均分別逾500萬元，而認被告就附表一編號4、11、13、20、25至27、30、32、33、43、47、50、52、57、68、77、82、86、87、89應分別論以修正前詐危條例第43條前段之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且詐欺獲取之財物達500萬元罪，就附表一編號41則論以修正前詐危條例第43條前段之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且詐欺獲取之財物達500萬元未遂罪。然查：

　⑴按共同正犯因為在意思聯絡範圍內，必須對於其他共同正犯之行為及其結果負責，從而在刑事責任上有所擴張，此即「一部行為，全部責任」之謂，而此意思聯絡範圍，亦適為「全部責任」之界限，若他犯所實施之行為，超越原計劃之範圍，而為其所難預見者，則僅應就其所知之程度，令負責任，因此共同正犯之逾越（過剩），僅該逾越意思聯絡範圍之行為人對此部分負責，未可概以共同正犯論（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4534號、101年度台上字第4673號判決意旨參照）。參以現今詐欺組織之運作模式均按照詐騙之態樣進行細部分工，詐欺組織在指示車手集團進行面交取款時，亦未必均會委請同一車手集團，而不同車手間互不相識、不相隸屬，各自行動並依照提領金額賺取報酬之情況比比皆是。從而，無論被害人是否相同，如無其他證據足以證明被告就各次詐欺犯行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有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仍無從遽認被告應就各次被害人遭取款之犯行負共犯之責。

　⑵再者，修正前詐危條例第43條之立法理由固記載「依照個案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數額為客觀處罰條件加重其刑責，不以行為人主觀上事先對具體數額認知為必要」等語，然所謂「具體數額」於解釋上仍應限於被告應負責之部分，亦即被告主觀上不須事先對其應負責之具體數額有認知，尚不能因此擴大解釋認為只要是同一被害人，縱被告與其他行為人之間無共犯關係，亦應就其他行為人造成之損害予以負責或加重刑責，否則將造成共同正犯之逾越，而過度擴張共同正犯責任之範圍。

　⑶查Ａ０４於附表一編號4、11、13、20、25至27、30、32、33、43、47、50、52、57、68、77、82、86、87、89及附表一編號41所示安排車手向告訴人(被害人)收取之款項分別如附表一所示，均未達500萬元，遍查全卷亦無證據足茲證明被告就除附表一編號4、11、13、20、25至27、30、32、33、43、47、50、52、57、68、77、82、86、87、89及附表一編號41各次安排車手面交取款以外之部分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本院審酌告訴人(被害人)所述遭詐騙經過，及Ａ０４所陳參與本案詐欺集團依指示向遭詐騙告訴人(被害人)安排車手收取詐欺款項轉交之情狀，可見本案詐欺集團運作、分工縝密，或有設立不實應用程式者，或有進行施用詐術者，及偽造不實工作證及存款憑證，負責中間指揮、聯繫者、收取詐欺款項之面交車手、收水手等成員，尚難認Ａ０４就除附表一編號4、11、13、20、25至27、30、32、33、43、47、50、52、57、68、77、82、86、87、89及附表一編號41安排面交取款以外之告訴人(被害人)其他受詐欺取款部分，有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卷內亦無積極事證可認Ａ０４得以認知或預見告訴人(被害人)遭詐騙陸續交付金額已逾500萬元之情，基於罪疑有利於被告原則，自難認Ａ０４應就其安排車手面交取款以外之其他詐欺犯行部分負責。準此，Ａ０４就詐欺獲取之財物數額仍應以其負責之部分（即附表一「交款時間、地點、金額」所示被告分別向告訴人(被害人)所面交收取之數額）作為認定，就附表一編號4、11、13、20、25至27、30、32、33、43、47、50、52、57、68、77、82、86、87、89無從對被告論以修正前詐危條例第43條前段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且詐欺獲取之財物達500萬元罪；就附表一編號41無從對被告論以修正前詐危條例第43條前段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且詐欺獲取之財物達500萬元未遂罪。檢察官以立法理由記載詐欺所得為客觀處罰條件，逕認Ａ０４應負責之數額包含與其等無關之詐欺款項，容有未恰，惟起訴之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並業經本院諭知變更起訴法條，並予公訴人、被告及辯護人就被訴加重要件與罪名有充分辯論之機會，無礙於其等防禦權之行使，此部分依法變更起訴法條為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

　7.Ａ０４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就其所負責之犯行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論以共同正犯。

　8.就上開㈠1.Ａ０４係以一行為而觸犯上開三罪名，為想像競合，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就上開㈠2.Ａ０４分別以一行為而觸犯上開二罪名，為想像競合，均各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就上開㈠3.Ａ０４分別以一行為而觸犯上開二罪名，為想像競合，均各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就上開㈠4.Ａ０４以一行為而觸犯上開二罪名，為想像競合，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修正前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獲取之財物達500萬元罪處斷。

　9.被告Ａ０４所犯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上開各罪（共66罪），因告訴人(被害人)不同，分別係侵害不同告訴人(被害人)之財產法益，各該次犯罪明顯且屬可分，各個犯罪時間及告訴人(被害人)亦有所不同，均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㈡核秦祐涵所為：

　1.就附表一編號66部分，為秦祐涵首次參與實施本案犯行，其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一般洗錢罪。

　2.就附表一編號7、9、10、12、18、21、28、29、34至36、39、45、46、61、63、67、69、73、83、84、88部分，秦祐涵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一般洗錢罪。

　3.就附表一編號2、14部分，秦祐涵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一般洗錢未遂罪。

　4.秦祐涵就附表一編號65所參與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就此部分秦祐涵參與詐欺獲取之財物已達500萬元，自應論以修正前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獲取之財物達500萬元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一般洗錢罪。。

　5.公訴意旨固以附表一編號9、10、18、28、34至36、39、63、83及附表一編號14所示告訴人(被害人)遭詐欺取財之全部金額均分別逾500萬元，認秦祐涵就附表一編號9、10、18、28、34至36、39、63、83應分別論以修正前詐危條例第43條前段之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且詐欺獲取之財物達500萬元罪；就附表一編號14則論以修正前詐危條例第43條前段之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且詐欺獲取之財物達500萬元未遂罪。然查：

　　秦祐涵於附表一編號9、10、18、28、34至36、39、63、83及附表一編號14所示安排車手向告訴人收取之款項分別如附表一所示，均未達500萬元，遍查全卷亦無證據足茲證明被告就除附表一編號9、10、18、28、34至36、39、63、83及附表一編號14各次安排車手面交取款以外之部分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本院審酌告訴人(被害人)所述遭詐騙經過，及秦祐涵所陳參與本案詐欺集團依指示向遭詐騙告訴人(被害人)安排車手收取詐欺款轉交之情狀，可見本案詐欺集團運作、分工縝密，或有設立不實應用程式者，或有進行施用詐術者，及偽造不實工作證及存款憑證，負責中間指揮、聯繫者、收取詐欺款項之面交車手、收水手等成員，尚難認秦祐涵就除附表一編號9、10、18、28、34至36、39、63、83及附表一編號14安排面交取款以外之告訴人(被害人)其他受詐欺取款部分，有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卷內亦無積極事證可認秦祐涵得以認知或預見告訴人(被害人)遭詐騙陸續交付金額已逾500萬元之情，基於罪疑有利於被告原則，自難認秦祐涵應就其安排車手面交取款以外之其他詐欺犯行部分負責。準此，秦祐涵就詐欺獲取之財物數額仍應以其負責之部分（即附表一「交款時間、地點、金額」所示被告分別向告訴人所面交收取之數額）作為認定，就附表一編號9、10、18、28、34至36、39、63、83及附表一編號14無從對秦祐涵逕以修正前詐危條例第43條前段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且詐欺獲取之財物達500萬元既遂或未遂罪相繩。檢察官以立法理由記載詐欺所得為客觀處罰條件，逕認被告應負責之數額包含與其等無關之詐欺款項，容有未恰，惟起訴之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並業經本院諭知變更起訴法條，並予公訴人、秦祐涵及辯護人就被訴加重要件與罪名有充分辯論之機會，無礙於其等防禦權之行使，此部分依法變更起訴法條為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

　6.秦祐涵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就其所負責之犯行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論以共同正犯。

　7.就上開㈡1.秦祐涵係以一行為而觸犯上開三罪名，為想像競合，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就上開㈡2.秦祐涵分別以一行為而觸犯上開二罪名，為想像競合，均各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就上開㈡3.秦祐涵分別以一行為而觸犯上開二罪名，為想像競合，均各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就上開㈡4.秦祐涵以一行為而觸犯上開二罪名，為想像競合，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修正前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獲取之財物達500萬元罪處斷。

　8.秦祐涵所犯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上開各罪（共26罪），因告訴人(被害人)不同，分別係侵害不同告訴人(被害人)之財產法益，各該次犯罪明顯且屬可分，各個犯罪時間及告訴人(被害人)亦有所不同，均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㈢核王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刑法第30條第1項、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罪，又係以一行為同時幫助他人對前開如事實欄所載19名告訴人(被害人)施用詐術，為異種及同種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

　㈣刑之減輕事由：

　1.王越幫助犯洗錢罪，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刑。

　2.修正前詐危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經查Ａ０４、秦祐涵於偵查及審理中均自白其犯行，犯罪所得6萬6,000元及3萬元均已繳回(見本院卷二第501、502、卷三第63、64、291、292頁)，爰依前開規定減輕其刑。又Ａ０４、秦祐涵所犯未遂罪之部分，按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刑，並依刑法第70條規定遞減之。

　2.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亦即行為人需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且若有所得財物者自動繳交全部，始符減刑規定。Ａ０４、秦祐涵犯罪所得均已繳回，如前所述，原應依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之規定減輕其刑，惟Ａ０４、秦祐涵所犯洗錢罪，均係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故就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應依刑法第57條規定量刑時一併審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而王越於偵查及審理中均自白其犯行，且犯罪所得8,000元已繳回(見本院卷二第623、625頁)，爰依前開規定減輕其刑，並依刑法第70條規定遞減之。

  3.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規定：「犯第3條之罪…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Ａ０４、秦祐涵就其參與犯罪組織事實，於偵查及審理中均坦承犯行，合於上開減刑之規定，然經合併評價後，既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依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依前揭意旨，自無從再適用上開規定減刑，惟於量刑時仍當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

  4.至王越辯護人為王越利益主張有刑法第59條規定適用等語，然王越所犯之罪已得依前開規定遞減，如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所犯罪行與刑度間即顯不相當，是本件核無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自無從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　　

三、科刑：

　㈠Ａ０４：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其智識正常，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僅因貪圖不法利益加入詐欺集團，擔任聯絡面交車手之工作，侵害他人之財產法益，助長詐騙歪風，嚴重影響社會治安及交易秩序，所為應值非難；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可，又所參與係後端聯絡面交取款之角色，其主觀惡性、介入程度及犯罪情節，相較於主要之籌劃者、主事者或實行詐騙者，顯然輕重有別，兼衡其所犯想像競合輕罪之減刑事由，暨其素行、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參與犯罪之程度與分工情節、告訴人(被害人)等所受損害及其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本院卷三第268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㈡秦祐涵：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智識正常，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僅因貪圖不法利益加入詐欺集團，擔任聯絡面交車手之工作，侵害他人之財產法益，助長詐騙歪風，嚴重影響社會治安及交易秩序，所為應值非難；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可，又所參與係後端聯絡面交取款之角色，其主觀惡性、介入程度及犯罪情節，相較於主要之籌劃者、主事者或實行詐騙者，顯然輕重有別，兼衡其所犯想像競合輕罪之減刑事由，暨其素行、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參與犯罪之程度與分工情節、告訴人(被害人)等所受損害及其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本院卷三第268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㈢王越：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其智識正常，非無謀生能力，然為小利而販售SIM卡，助長詐欺犯罪風氣，使詐欺成員得以隱匿真實身分並製造金流或通訊斷點，導致執法機關不易查緝，增加被害人尋求救濟之困難，並實質造成被害人受有財產損失、危害財產交易安全；惟衡其坦承犯行，並主動繳回犯罪所得，犯後態度尚可，暨其素行、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參與犯罪之程度與分工情節、告訴人(被害人)等所受損害及其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本院卷三第269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定執行刑：

　　審酌Ａ０４、秦祐涵就本案犯行所侵害法益，除個別告訴人(被害人)之財產法益外，尚侵害國家對犯罪之追訴及處罰，防制洗錢體系之健全、金融秩序之穩定及透明金流軌跡之建置之法益。慮及本案各犯行時間相近，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於併合處罰時之責任非難重複程度較高，允宜將重複非難之部分予以扣除，以免與罪責原則牴觸。此外，綜合考量Ａ０４、秦祐涵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對其施以矯正之必要性，暨刑罰加重之邊際效用遞減情形，依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罪刑相當原則加以權衡，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

參、沒收：

一、犯罪所得：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查Ａ０４自陳其每日報酬為3,000元（見114年度偵字第30875卷第171頁反面），而其聯絡告訴人(被害人)計22日，合計為6萬6,000元；秦祐涵所獲報酬為3萬元(見114年度偵字第30875號第173頁反面)；王越所獲報酬為8,000元(見114年度偵字第38905號第7頁及其反面)。前開犯罪所得均已繳回（見本院卷一第501頁、卷二第625頁、卷三第64頁、第292頁)，爰就其等繳回之犯罪所得依前開規定宣告沒收。

二、犯罪工具：

　㈠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

　㈡扣案之IPHONE12手機(IMEI:000000000000000)、IPHONE13 PRO手機(IMEI:000000000000000)、SIM卡(含門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均為Ａ０４供本件詐欺犯罪所用之物，業據Ａ０４於警詢及偵查中自承(見114年度他字第4789號卷第81頁反面、第82頁、114年度偵字第48128號第41頁反面、114年度偵字第30875號卷第137頁)，依上開規定應予沒收。又扣案之IPHONE15 PLUS手機(IMEI:000000000000000)、IPAD平板、筆記型電腦等，據Ａ０４陳稱均為私人使用(見114年度他字第4789號卷第82頁、114年度偵字第48128號卷第41頁反面)，卷內復無其他證據可證明上開扣案物為供本件犯罪所用，爰均不予宣告沒收。語音儲值卡收據與本件犯行無關，非供本件犯罪所用之物，亦不予宣告沒收。

　㈢扣案之IPHONE 16手機(IMEI:000000000000000)為秦祐涵供本件詐欺犯罪所用之物，業據秦祐涵於偵查中自陳(見114年度偵字第30875號卷第130頁、同卷第45至60頁)，依上開規定應予沒收。又扣案之愷他命、K盤含卡等均與本件無關，非供本件犯罪所用之物，爰不予宣告沒收。

　㈣扣案之白IPHONE16手機(IMEI：000000000000000)及黑IPHONEXS手機(IMEI：000000000000000)均有登入王越之飛機帳號供聯繫之用，業據王越於偵查中自陳(見114年度偵字第38905號卷第89頁)，為供本件詐欺犯罪所用之物，依上開規定應予沒收。

　㈤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犯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刑法第219條亦有明文。又按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學理上稱此規定為過苛調節條款，乃將憲法上比例原則予以具體化，不問實體規範為刑法或特別刑法中之義務沒收，亦不分沒收主體為犯罪行為人或第三人之沒收，復不論沒收標的為原客體或追徵其替代價額，同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51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附表一證據欄所列各項收據、契約書、工作證等，均為供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詐欺犯罪所用之物，原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惟上開各項收據、契約書、工作證等均未扣案（卷內僅有翻拍照片或影本），本院考量上開文件均係以電子設備製作、列印，或由同案被告之車手書寫而偽造，取得容易、替代性高，倘宣告沒收，耗損後續資源，對刑罰之一般預防或特別預防助益甚微，認無刑法上重要性，是均不予宣告沒收。

三、洗錢之財物：

　　Ａ０４、秦祐涵安排附表一所示之車手向告訴人（被害人）收取並交付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之款項性質固屬「洗錢之財物」，然因其等對於各該款項均無實際處分權，且依現存卷內資料亦查無積極證據足認其等對於本案洗錢標的有何支配或實際管理之情形，檢察官對此復未舉證證明，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即均無從就前揭洗錢標的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肆、不另為無罪諭知：

　　公訴意旨雖認王越上開犯行，亦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嫌，然並非有據，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故無從另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相繩，此部分本應為王越無罪判決之諭知，惟因檢察官認此部分與王越前揭經論罪科刑之罪具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２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林涵慧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7 　　月　　21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志峯

　　　　　　　　　　　　　　　　　　法　官　沈威宏

　　　　　　　　　　　　　　　　　　法　官　吳子毅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鄔琬誼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7 　　月　　2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2項、前項第1款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

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四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五百萬元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億元以下罰金。

附表一：被害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