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261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詣訓
上列被告因
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1635號），被告於
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
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
公訴人及被告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
裁定由
受命法官獨任行
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甲○○
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陸月。如附表所示之物均沒收。 事 實
一、甲○○自民國112年6月初某日，參與由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天王星」等成年人（無
證據證明有未滿18歲之人）所組成，以實施
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下稱本案詐欺集團），係以3人以上之分工方式，即假扮投資公司人員實行詐騙，於傳遞不實投資訊息，待他人受騙而依指示將款項交予前來取款之詐欺集團成員，由該成員出面交付
偽造之
私文書、出示偽造之
特種文書取信詐欺被害人，向詐欺被害人取款後交付指定之人以輾轉繳回詐欺集團上手，
乃屬具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欺集團犯罪組織（甲○○涉犯參與犯罪組織部分，業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503號判決判處罪刑確定）。甲○○擔任面交
車手，聽從「天王星」之指示向被害人收款後上繳，「天王星」承諾甲○○每月可獲得收款金額2至3％之報酬。而於112年4月7日，乙○○因與通訊軟體LINE暱稱「蔡婷芬」互加為好友，經由其介紹而在手機內下載「任遠」APP，其向乙○○佯稱：應依指示交付現金進行投資云云，致乙○○
陷於錯誤，約定於112年6月28日下午2時44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號交款。甲○○於112年6月28日接獲「天王星」指示後，與「天王星」及其他詐欺集團成員共同
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
犯意聯絡，先於112年6月28日前某時許，在不詳地點，收受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交付偽造存款憑證及工作證，於112年6月28日下午2時44分許，假扮「任遠投資外派員」與乙○○見面，出示偽造「任遠投資外派員」名義之特種文書即外派人員工作識別證予乙○○觀看，並交付「現金收據」1紙（其上有偽造「任遠投資」之印文1枚、「鄭翔庭」之印文及署押各1枚）予乙○○簽名並收執，並向乙○○收取新臺幣（下同）6,350,000元，足生損害於「任遠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鄭翔庭」等人。甲○○收款後
旋即依「天王星」指示，在不詳地點，將款項轉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藉以掩飾、隱匿詐欺
犯罪所得之去向。
嗣經乙○○發現有異報警，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乙○○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
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案被告甲○○所犯之罪，非死刑、
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其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官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其與公訴人之意見後，本院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本件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件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
業據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
坦承不諱（見臺中地檢署113年度偵緝字第1635號偵查卷〈下稱偵緝卷〉第55頁至第57頁；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2610號卷〈下稱本院卷〉第201頁至第202頁、第211頁、第214頁至第216頁），核與
證人即
告訴人乙○○於警詢中之指述（見臺中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4546號偵查卷〈下稱偵卷〉第127頁至第137頁、第139頁至第142頁）情節相符，並有職務報告（見偵卷第83頁至第85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西屯派出所
扣押筆錄
暨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卷第147頁至第151頁）、【
告訴人】與通訊軟體LINE暱稱「蔡婷芬」對話紀錄擷圖、與詐欺集團成員間通話紀錄截圖、儲值明細、現金收據翻拍照片（見偵卷第155頁至第167頁、第179頁至第180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見偵卷第211頁至第212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8月25日刑紋字第1126017335號
鑑定書（見偵卷第215頁至第225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證物採驗報告、證物採證照片（見偵卷第235頁至第259頁）、扣押物品照片（見偵卷第325頁）、112年6月28日下午2時許監視器畫面擷圖（見偵卷第189頁至第197頁）各1份在卷
可參，足認被告之
自白應與事實相符，應
堪採信。
㈡又按共同正犯之成立，只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與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且意思之聯絡不限於事前有協議，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其表示之方法，亦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而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目的者，即應對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是共同正犯在犯意聯絡範圍內之行為，應同負全部責任（最高法院34年上字第862號、73年台上字第2364號、28年上字第3110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又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如甲分別邀約乙、丙犯罪，雖乙、丙間彼此並無直接之聯絡，亦無礙於其為共同正犯之成立（最高法院77年台上字第2135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現今詐欺集團參與人數眾多，分工亦甚縝密，為達詐欺取財之目的，復為隱匿日後犯罪所得，防止遭查緝，多區分為實施詐欺之人與提領詐欺所得之人間，二者均係詐欺集團組成所不可或缺之人，彼此分工，均屬詐欺集團之重要組成成員。本案詐欺集團為實行詐術騙取款項，並由被告持偽造之工作證、現金收據取信告訴人以收取款項，且以在不詳地點收取文件、將詐得款項交付至指定地點以供前來取款之詐欺集團成員以躲避追緝，各犯罪階段緊湊相連，仰賴多人縝密分工，相互為用，方能完成集團性犯罪，雖各共同正犯僅分擔實行其中部分行為，仍應就全部犯罪事實共同負責，又依現今詐欺集團詐騙之犯罪型態及模式，詐欺集團成員分工細緻，除有對被害人施用詐術者、領取贓款之車手、負責收水之人，此應為參與成員主觀上所知悉之範圍，則參與成員既知悉所屬詐欺集團之成員已達3人以上，仍在本案犯行之合同犯意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而相互利用其他詐欺集團成員之部分行為以遂行犯罪之目的，即應就其所參與並有犯意聯絡之犯罪事實同負全責。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雖未必直接聯絡，然依上揭說明，被告自應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負責。 ㈢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為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2項亦有明定。有期徒刑減輕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則為有期徒刑減輕方法，同法第66條前段規定甚明，而屬「加減例」之一種。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刑法上之「必減」，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刑之幅度），「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故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至於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服務等易刑處分，因牽涉個案量刑裁量之行使，必須已決定為得以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服務之宣告刑後，方就各該易刑處分部分決定其適用標準，故於決定罪刑之適用時，不列入比較適用之範圍（最高法院29年度總會決議㈠、94年度台上字第6181號、113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參照）。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且關於想像競合犯之新舊法比較，孰於行為人有利，應先就所犯新法各罪，定一法定刑較重之條文，再就所犯舊法各罪，定一法定刑較重之條文，然後再就此較重之新舊法條比較其輕重，以為適用之標準（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4780號、第5223號、97年度台非字第5號判決參照）。 ⒉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後，其構成要件及刑度均未變更，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所增訂之加重條件（如第43條第1項規定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5百萬元、1億元以上之各加重其法定刑，第44條第1項規定並犯刑法第339條之4加重詐欺罪所列數款行為態樣之加重其刑規定等），係就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於有各該條之加重處罰事由時，予以加重處罰，係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名，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此乃被告行為時所無之處罰，自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原則，無溯及既往予以適用之餘地（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358號判決參照）。又同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所指詐欺犯罪，本包括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而具有內國法效力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5條第1項後段「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之規定，乃減輕刑罰溯及適用原則之規範，故廣義刑法之分則性規定中，關於其他刑罰法令（即特別刑法）之制定，若係刑罰之減輕原因暨規定者，於刑法本身無此規定且不相牴觸之範圍內，應予適用。行為人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因刑法本身並無犯加重詐欺取財罪之自白減刑規定，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則係特別法新增分則性之減刑規定，尚非新舊法均有類似規定，自無從比較，行為人若具備該條例規定之減刑要件者，應逕予適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243號判決參照），均併此敘明。 ⒊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關於：
⑴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原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2項）；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第3項）」修正後條次變更為第19條，並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2項）」並刪除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宣告刑限制之規定；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原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條次變更為第23條第3項，並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⑵次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致發生新舊法比較適用者，除易刑處分係刑罰執行問題，及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因與罪刑無關，不必為綜合比較外，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並予整體之適用，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之條文，此為最高法院最近一致之見解。又主刑之重輕，依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刑之重輕，以最重主刑為準，依前二項標準定之，刑法第35條第1項、第2項、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⑶查本案洗錢之財物未達1億元，被告於偵查、審判中自白犯行，且未領到犯罪所得，詳如後述，均符合新舊法自白減刑規定。經比較新舊法，依舊法之有期徒刑法定刑為「2月以上7年以下」，自白減刑後，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1月以上6年11月以下」；而依新法之有期徒刑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自白減刑後，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3月以上4年11月以下」，因此舊法處斷刑有期徒刑之最高度刑「6年11月以下」，顯然比新法所規定有期徒刑之最高度刑為「4年11月以下」較重（易刑處分係刑罰執行問題，因與罪刑無關，不必為綜合比較）。準此，舊法不利於被告，揆諸上開說明，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本案關於洗錢防制法之科刑應適用新法（即行為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 ㈡又按倘行為人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而將特定犯罪所得直接消費處分，甚或交予其他共同正犯，而由共同正犯以虛假交易外觀掩飾不法金流移動，即難認單純犯罪後處分
贓物之行為，仍應構成洗錢防制法第2條之洗錢行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9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之加重詐欺取財罪為法定刑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屬洗錢防制法第3條第1款所規定之特定犯罪。被告供稱款項得手後依指示至指定地點交付給他人
等情，可知被告取得告訴人因受騙所交付之現金，即將現金交付給他人而輾轉繳回所屬詐欺集團核心成員之手，是由此犯罪計畫觀之，被告及其所屬詐欺集團實乃透過片段取款過程，使
偵查機關難以溯源追查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以求終局取得詐欺之犯罪所得。從而，被告既向告訴人收取6,350,000元，其主觀上自有掩飾或隱匿該詐欺犯罪所得，而使其來源形式上合法化，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意，客觀上亦已製造金流斷點之風險，當非單純處分贓物可以比擬，
洵屬著手於洗錢防制法第2條
所稱之洗錢行為，並已合致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一般
洗錢罪之構成要件。
⒈按刑罰責任之評價與
法益之維護息息相關，對同一法益侵害為雙重評價，是過度評價；對法益之侵害未予評價，則為評價不足，均為法之所禁。又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之計算，核與參與犯罪組織罪之侵害社會法益有所不同，
審酌現今詐欺集團之成員皆係為欺罔他人，騙取財物，方參與以詐術為目的之犯罪組織。倘若行為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多次為加重詐欺之行為，因參與犯罪組織罪為
繼續犯，犯罪一直繼續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散，或其脫離犯罪組織時，其犯行始行終結。故該參與犯罪組織與其後之多次加重詐欺之行為皆有所重合，然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屬
單純一罪，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祗需單獨
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是如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
一事不再理原則。至於「
另案」起訴之他次加重詐欺犯行，縱屬事實上之首次犯行，仍需單獨論以加重詐欺罪，以彰顯刑法對不同被害人財產保護之完整性，避免評價不足（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經本院
依職權調取被告之
前案紀錄表所載相關
起訴書、判決書，可知被告自112年6月間某日起加入「天王星」所屬本案詐欺集團後（按：並無
積極證據可認各案非屬同一詐欺集團）所為多次加重詐欺犯行，因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惟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係被告因涉犯加重詐欺等案件（犯罪時間112年6月29日），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下稱嘉義地檢署）檢察官於112年9月18日偵查終結，於112年10月16日起訴繫屬於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下稱嘉義地院），經嘉義地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503號判決判處罪刑確定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相關判決書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9頁至第33頁、第221頁至第226頁）；惟本件被告參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詐騙告訴人之犯行，檢察官提起公訴後，係於113年8月9日始繫屬於本院（見本院卷第5頁），其繫屬時間顯在上開前案之後甚明。因此，被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之參與犯罪組織行為，祗需於前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至含本件之其他加重詐欺犯行，祗需單獨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
併予敘明。
㈣
按偽造之印文、署押，本身如足以表示某種特定用意或證明，乃刑法第210條偽造文書罪，其偽造印文、署押之行為，則屬偽造私文書行為之一部，不另論罪（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454號判決意旨參照）。且按偽造文書之製作名義人無須真有其人，只要其所偽造之文書，足以使人誤信為真正，雖該名義人係出於虛捏，亦無妨害偽造文書罪之成立（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3233號判決意旨參照）。有關被告出具交付告訴人簽收之現金收據文書屬偽造之私文書，被告明知非「任遠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員工且並非「鄭翔庭」，猶於向告訴人收款時，交付該文書（其上偽造之印文詳如附表所示）予告訴人簽名後收執而行使之，自足生損害於「任遠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鄭翔庭」等人。 ㈤又刑法第212條所定偽造特種文書罪，係指偽造操行證書、工作證書、畢業證書、成績單、服務證、差假證或介紹工作之書函等而言（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350號判決同此意旨）。被告並非「任遠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員工，更非該公司外派員「鄭翔庭」，然其持「任遠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鄭翔庭」外派人員之工作識別證取信告訴人，以「鄭翔庭」名義向告訴人收款，該工作識別證顯係偽造之特種文書無誤，其持以取信告訴人對之收款，此部分自該當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構成要件至明。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又公訴意旨雖漏未論及被告本案犯行同時犯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然此部分與被告被訴並經本院認定有罪之3人以上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等罪部分，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依刑事訴訟法第267條規定，為起訴效力所及，且本院審理程序時業已告知被告此部分罪名（見本院卷第215頁），已無礙被告防禦權之行使，法院應併予審理。 ㈥被告夥同共犯偽造如附表所示之文書上如附表所示之印文之行為，為其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且偽造後復由被告持以行使，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又本案詐欺集團偽造「任遠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工作識別證後由被告持以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為其後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亦不另論罪。 ㈦被告就上開犯行與「天王星」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㈧再按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其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則自然意義之數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一行為，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所侵害之法益與行為間之關連性等要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如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得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相侔，而依想像競合犯論擬（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449號、103年度台上字第4223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就上開犯罪事實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㈨刑之減輕事由：
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增訂「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本件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判中均自白犯罪，且並無犯罪所得，爰依該新增訂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
⒉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號、第356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雖符合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減刑規定，然本案既從一重之刑法加重詐欺罪處斷，自無從再適用上開條項規定減刑（但量刑時一併審酌）。 ㈩
爰審酌被告正值青壯，卻不思依循正途獲取經濟收入，竟參加詐欺集團，價值觀念顯有偏差；且其加入詐欺犯罪集團之分工，係持偽造證件及私文書偽以不實身分向告訴人收取詐騙款項交付上手，所為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及人際間之信賴，實有不該，應予非難；被告雖非居於主導或管理地位，然其居於向告訴人收取款項並輾轉上交之不可或缺之關鍵角色分工，及其為圖賺錢之犯罪動機與目的、犯罪手段、參與犯罪之程度、前科素行；惟念及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犯行，並合於輕罪即其成立一般洗錢罪部分關於自白減輕其刑之事由，而得作為量刑之有利因子，有效節省司法資源，然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之犯後態度，暨其自陳為高職肄業之智識程度，入監前擔任油漆工，月薪30,000元之經濟狀況，未婚，入監前與父親同住，家中尚有哥哥，需要扶養家人之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216頁之被告於本院審理程序中之供述）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㈠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所犯屬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所定之詐欺犯罪，已如前述；其行為時交付與告訴人收執之扣案偽造如附表所示之文書及未扣案之工作證，既均屬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被告與否，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又上開未扣案之證件，其不法性係在於其上偽造之內容，而非該物本身之價值，若宣告追徵，實不具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併依同法第38條第4項宣告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且本院既已諭知沒收附表所示之文書，自無須再依刑法第219條規定沒收其上偽造之印文、署名，附此指明。又本件並無證據證明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係偽造印章後再蓋印於前揭偽造文書上，故無法排除係以電腦套印或其他方式偽造上開印文之可能性，自無宣告偽造印章沒收之必要。 ㈡犯罪所得：
⒈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第1項及第2項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為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4項所明定。次按「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為普世基本法律原則，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原物或其替代價值利益），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可謂對抗、防止經濟、貪瀆犯罪之重要刑事措施，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著重所受利得之剝奪。然苟無犯罪所得，自不生利得剝奪之問題，固不待言，至2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者為之。又所謂各人「所分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而為認定；倘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固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沒收。至於，上揭共同正犯各成員有無犯罪所得、所得數額，係關於沒收、追徵標的犯罪所得範圍之認定，固非屬犯罪事實有無之認定，並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無須證明至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應由事實審法院綜合卷證資料，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以認定之（最高法院104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104年度台上字第3937號判決參照）。 ⒉經查，被告於本院審理程序中供稱：伊沒有領到報酬等語（見本院卷第215頁），而卷內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業已領得報酬，自無從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或追徵此部分犯罪所得。
㈢末按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該法第25條第1項亦已明定。然按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學理上稱此規定為過苛調節條款，乃將憲法上比例原則予以具體化，不問實體規範為刑法或特別刑法中之義務沒收，亦不分沒收主體為犯罪行為人或第三人之沒收，復不論沒收標的為原客體或追徵其替代價額，同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51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雖採義務沒收主義，且為關於沒收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然依前揭判決意旨，仍有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過苛條款之調節適用；而被告依指示向告訴人收取款項後，並無證據足證其曾實際坐享洗錢之財物，若再對被告宣告沒收洗錢之財物，顯有過苛之虞，故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亦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第23條第3項，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第48條第1項，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第11條、第28條、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216條、第210條、第212條、第55條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康淑芳提起公訴，檢察官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刑事第十六庭 法 官 陳韋仁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
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
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
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
繕本）「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王妤甄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現行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
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
變造私文書，
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附表：偽造之文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