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書系統

115年度上訴字第877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王建道

選任辯護人  顏瑞成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加重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1936號中華民國115年3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少連偵字第79、24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原判決撤銷。

Ａ０２犯如附表三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三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參年參月。扣案如附表四編號4、5所示之物及未扣案如附表四編號1至3、6至8所示之物均沒收。

一、Ａ０２為成年人，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故意，於民國112年10月前某時許，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牛肉條」及其他成員所組成之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之詐欺犯罪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負責招募詐欺集團車手、提供交通工具供旗下車手往返取款地點，並負責承上游詐欺集團成員之指揮，監督旗下車手按時取款，及交付詐欺贓款予詐欺集團成員。嗣Ａ０２為擴大組織成員，基於招募詐欺組織成員之犯意，於112年10、11月間，招募少年邱○麟加入本案詐欺集團，由少年邱○麟依其指示負責招募少年邱○軒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從事取款車手，Ａ０２與少年邱○麟再透過少年廖○翊招募其他取款車手，少年廖○翊經友人少年林○妍、少年林○益層層介紹少年楊○宇加入，Ａ０２於112年11月8日提供名下車牌號碼000-0000之自用小客車供少年邱○麟及少年廖○翊載送及監督少年楊○宇，推由少年邱○軒、少年楊○宇擔任第一線取款車手，向被害人收取詐欺贓款後，交付本案詐欺集團之成員（各少年之年籍資料均詳卷）。

二、Ａ０２、吳明宏（吳明宏所涉犯行業經原審法院於113年10月29日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上訴後經本院以114年度金上訴字第330號、最高法院以114年度台上字第5708號判決上訴駁回定讞）與少年邱○麟、少年廖○翊、少年邱○軒、少年楊○宇，及本案詐欺集團之成員共同意圖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一各編號所示時間，以附表一各編號所示詐騙方式對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人施用詐術，致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人陷於錯誤，而依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指示，將附表一各編號所示款項，分別交付予持偽造之不實收據及識別證，佯稱外務人員「張翔君」之少年邱○軒，以及「顏冠洋」之少年楊○宇，少年邱○軒再將附表一編號1所示收款金額交付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少年楊○宇則就附表一編號3至6收款金額交付予吳明宏，以此等方式製造金流斷點，以掩飾、隱匿上開詐騙所得之去向。另附表一編號2之Ａ０５、編號7之Ａ１０於交款前已察覺有異，事先通報警方到場埋伏等候，於交款時分別查獲少年邱○軒、少年楊○宇而未遂。警方陸續循線查獲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因而查悉上情。

三、案經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人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一、證據能力部分：

　㈠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係以立法排除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或檢察事務官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得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及第159條之5之規定，是證人於警詢時之陳述，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即絕對不具有證據能力，自不得採為判決基礎。上開規定係排除一般證人於警詢時陳述之證據能力之特別規定，然被告於警詢時之陳述，對被告本身而言，則不在排除之列（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65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本案上訴人即被告Ａ０２（下稱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時之陳述及偵查、審理時未經具結之陳述，依上開說明，於被告涉及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名，絕對不具證據能力，不得採為判決基礎，然就被告涉及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等罪名部分，則不受此限制。

　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等規定，惟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查除上述㈠外本判決以下所引用具傳聞性質之證據，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原審審理時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原審卷二第354頁），檢察官、被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復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72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並無任何違法取證之不適當情形，且對於被告涉案之事實具有相當之關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均具有證據能力。

　㈢又傳聞法則乃對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 而為之規範，本案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刑事訴 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傳聞法則之適用，復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均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對此部分之證據能力亦未爭執，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惟被告於原審審理時坦承認識少年邱○麟、少年廖○翊，並將名下車牌號碼000-0000之自用小客車供其等使用，惟否認有何參與犯罪組織、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詐欺、洗錢犯行，並辯稱：我不認識原審同案被告吳明宏（下稱吳明宏）、少年邱○軒及少年楊○宇，我有無參與詐欺集團，跟借車給少年邱○麟沒有關係。有些時候我跟很多朋友都待在一起，但我根本不知道他們在幹嘛。我沒有使用微信暱稱「王六」等語。辯護人原為被告辯護稱：少年廖○翊只是少年邱○麟帶給被告認識，沒有談到工作，車手工作、報酬都是由少年邱○麟主使、負責。被告曾多次催促少年邱○麟將上開車輛返還，合理懷疑少年邱○麟因此積怨已久，而有狹怨報復予被告、將本案犯罪事實栽贓予被告之可能，綜觀少年邱○麟之於偵查中、原審審理中之供述，顯欠缺具體事證支持，亦與一般經驗法則不符，其證明力自難採信；又其身分屬共同被告，且與被告有使用借貸之糾紛存在，是本即具推諉卸責、栽贓嫁禍之可能性，故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之規定，應有其他補強證據為必要，而在此之前，少年邱○麟於偵查中、原審審理中之供述尚不足以作為被告成立上揭罪名之積極證據。少年廖○翊於偵查中之供述反覆、模糊不清且多為主觀臆測之語；除此之外，依其於原審審理中之供述可知，其對於被告之認知多半均係聽從少年邱○麟之轉述而得，也不曉得被告於群組中之名稱及加入退出之時間點為何，可見其供述難謂無疑，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之規定，應有其他補強證據為必要。少年楊○宇於偵查中之指稱 「Ａ０２、少年廖○翊對我說就是要穿白色的襯衫跟人收錢，還要我自己去買白襯衫」云云 ，然參其於原審審理中之供述可知，事實上其並沒有印象被告是否真指示其去購買白色襯衫，也並無法確認被告於群組中之暱稱為何、「王曉東」及 「蔡曉龍」又為何。可見其前、後描述存有矛盾不一。是其證述是否可信，已有所疑等語；另於本院審理時又為被告利益辯護稱：被告願坦承犯罪，並為認罪之答辯等語。經查：

　㈠附表一各編號之告訴人因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一各編號所示詐欺時間、方式施用詐術而陷於錯誤，由少年邱○軒、少年楊○宇於附表一各編號所示收款時間、收款地點向各告訴人收受贓款，交付原審同案被告吳明宏或其他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及附表一編號2、7所示告訴人Ａ０５、Ａ１０因員警到場埋伏逮捕少年邱○軒、少年楊○宇等情，業據證人吳明宏、少年邱○麟、少年廖○翊、少年邱○軒、少年林○妍、少年林○益、少年楊○宇等供述大致相符（見附表二），並有如附表一「卷證出處欄」所示之證據可參，故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招募少年邱○麟後，請其招募其他未成年車手，並於112年11月8日深夜，提供名下車牌號碼000-0000之賓士車供少年邱○麟與少年廖○翊載送、監督少年楊○宇之事實，有下列證據可證：

　⒈證人即少年邱○麟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與在庭被告是喝酒認識的朋友，112年認識後，我因缺錢就問被告有什麼工作，這份工作是被告介紹的，被告是我的上游，他請我找人去領錢，會按%數給我報酬。我聽被告的話開始招募車手，這些找來的人大概都是17歲，我找到人後都會先跟被告說，且車手拍的身分證正反面照片我也會傳到群組跟傳給被告，所以他知道這些人是未成年人，他還曾跟我提到招募的人年紀不要太小，怕遭被害人發現是詐騙，我後來找來了少年邱○軒、少年廖○翊、少年劉○宏（音譯）等人。我不會帶車手去見被告，都是透過我聯繫，少年邱○軒應該沒有跟被告見過面。被告在微信的暱稱叫「王六」，主要教我怎麼做流程的是牛肉條，但我會跟被告討論今天誰要去領錢、討論錢的分成，分給我的%數（如3%到5%）是由他決定，我的錢需要經過被告的手，被告先拿完才換我，通常是晚上10、11點，被告會用微信、FaceTime或飛機聯絡我，我再到被告朋友租屋處或是南港、汐止一帶的路邊向被告本人領取現金報酬。我領完錢之後再分給少年廖○翊或其他車手。我是先找到少年邱○軒做車手，我有賺到錢，少年廖○翊看到我有賺錢才問我，少年廖○翊跟我一樣是做介紹人來工作，我才會帶少年廖○翊去找被告，介紹工作時被告有在旁邊，我講得不好，被告會補充。被告有借我他的車，因為當時半夜要去臺南、高雄工作，我跟少年廖○翊沒有交通工具，被告很清楚我們去臺南是要工作，因為準備出發前我跟他待在一起聊天，就在討論準備明天的工作。車手有到現場去收錢的時候，被告偶爾也會跟我們在同一台車上監督。詐騙群組通常是鎖定被害人後成立，當天工作結束就解散，一開始是被告拉我進群組的，做久之後是「牛肉條」之類的人來拉我進去，基本上「牛肉條」也都會拉被告進群組，所以被告也很清楚「牛肉條」在裡面指揮誰去做什麼事。「王曉東」、「蔡曉龍」暱稱會因為手機換人使用而換來換去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55至191頁）。

　⒉證人即少年廖○翊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在112年10月間見過在庭被告，當初是少年邱○麟帶我上去臺北介紹我認識跟他一起工作的人，當時少年邱○麟、被告確實都曾請我問身邊的人有無意願從事車手的工作，並一起跟我說我介紹的人要負責去外縣市跟客戶領錢，會給我介紹費，但沒講太詳細介紹費是多少，我透過前女友林○妍的弟弟林○益找到少年楊○宇。被告有當面跟我說過要跟客戶收錢，112年11月8日被告有提供他名下的汽車供少年邱○麟駕駛，要我跟少年邱○麟陪少年楊○宇南下，少年邱○麟開著被告提供車子載我及少年楊○宇去臺南路上，我問少年邱○麟後清楚地知道介紹進來的人就是要做詐欺集團的車手。「蔡曉龍」這個群組裡的帳號，會由被告及其他成員使用，群組內有我、少年楊○宇、被告、「牛肉條」、少年邱○麟及其他成員；微信帳號「王六」也是被告使用的帳號。「牛肉條」有在群組裡說介紹一個人是4,000元，如果工作順利收款，可以從中收取1%報酬，有拿報酬給少年邱○麟，少年邱○麟再分給我，我實際拿到了3萬5,000元到4萬元報酬，被告沒有給我薪資報酬。牛肉條曾從群組傳送成員之羈押聲請書的擷圖給我，叫我單獨轉傳給被告，是因為被告當時已經不在群組內了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23至145頁）。

　⒊經核少年邱○麟與少年廖○翊於原審審理中證述，與其等2人於偵查中所述大致相符，且互核可知，被告實為其詐欺集團中管理、監督角色，不僅招募少年邱○麟加入本案犯罪組織，並進一步指示少年邱○麟找人從事取款工作。少年邱○麟先找少年邱○軒當車手賺到錢後，少年邱○麟再告知也想要工作之少年廖○翊，由被告與少年邱○麟告知少年廖○翊工作內容，再由少年廖○翊透過友人層層介紹，尋得少年楊○宇擔任第一線取款車手，且為確保犯罪計畫順利執行，被告於112年11月8日深夜，主動提供其名下車牌號碼000-0000之賓士車，供少年邱○麟與少年廖○翊監督及載送少年楊○宇前往臺南執行任務，復有112年11月8日路口、旅館監視錄影畫面擷圖在卷可查（見少連偵79卷一第271至286頁），足見被告非單純借車給朋友使用。

　㈢被告與少年邱○麟於112年11月5日19至20時許見面，與少年邱○麟供稱被告使用其手機內撥打至派出所詢問「少年邱○軒是否被抓」時間點一致，顯非一般單純見面一節，復有下列證據可證：

　⒈112年11月5日17時53分許，少年邱○軒為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派警埋伏逮捕後，少年邱○麟於同日18時11分許，以其持有之手機0000000000側錄與少年邱○軒間對話：「邱○軒：今天晚上沒辦法跟你吃飯。邱○麟：沒關係啊，沒辦法跟我吃飯沒關係，你怎麼那麼奇怪，我不是找你嗎？邱○軒：對阿。邱○麟：什麼警察，我要找你吃飯你跟我講什麼東西，你剛講警察旁邊有警察，你幹嘛你幹嘛？警察：不用講這麼多，他被抓了。邱○麟：他怎麼被抓？」用以向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證明少年邱○軒已被警察擊落（即逮捕之意），並回報使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處理後續賠付事宜（即委任律師費），但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質疑錄音真實性，且為避免少年邱○軒攜帶被害人贓款潛逃，遂再由被告於同日19時40分許，致電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中平派出所（電話號碼為00-00000000），以少年邱○麟持有之手機0000000000進行側錄：「被告：不好意思我想請問一下，我有一個朋友叫邱○軒，他有在派出所嗎？警察：邱○軒？被告：對。警察：沒有，你是找警察還是找民眾？被告：民眾。警察：沒有。」等情，有少年邱○軒警詢供述（見少連偵79卷三第24頁）、少年邱○麟警詢供述（見少連偵79卷三第96至97頁）及少年邱○麟持有之手機0000000000之相簿（見少連偵字第79號卷三第197、199頁）在卷可稽，佐以當時被告持用手機門號0000000000與少年邱○麟持用門號0000000000之基地台位置可知，於112年11月5日19時55分至20時21分許，均出現「臺北市○○區○○路0段00號」，復有被告等人詐欺案網路基地台位址分析總表（見少連偵246卷一第193頁）在卷為證，足見被告與少年邱○麟於112年11月5日19時至20時許，確實見面處於同一處所，且針對組織成員被捕之突發狀況進行即時回報與危機處理；另參酌證人邱○軒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那時候我有一次出車禍，就沒有去做這個（按指領款工作），他們傳訊息也找不到我，邱○麟就在竹北高鐵站附近繞在找我，然後邱○麟看到我就把我叫上車，邱○麟回報給Ａ０２說我不見是因為出車禍，我就有在視訊中看到Ａ０２，我後面有問邱○麟說你打電話給那個人是誰，邱○麟說是Ａ０２等語（見本院卷第225頁），可見被告與少年邱○麟之間實有緊密聯繫，而此被告致電警局及少年邱○麟之行為，足以反映被告對本案詐欺集團之組織內部運作及成員動向（少年邱○軒有無領款及其領款進度）有深入掌握。

　⒉被告於原審審理辯稱：我好像有聽過這段錄音，但我那時候可能在睡覺。有關基地台位置，我們即便待在一起，有些時候我跟很多朋友都待在一起，我根本不知道他們在幹嘛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57、365頁），由上情徵之，不足採信。

　㈣被告與吳明宏、少年邱○麟、少年廖○翊、少年邱○軒、少年楊○宇及其他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⒈按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共犯之正犯性，在於共犯間之共同行為，方能實現整個犯罪計畫，即將參與犯罪之共同正犯一體視之，祇要係出於實現犯罪之計畫所需，而與主導犯罪之一方直接或間接聯絡，不論參與之環節，均具共同犯罪之正犯性，所參與者，乃犯罪之整體，已為犯罪計畫一部之「行為分擔」。尤其，集團詐財之犯罪模式，須仰賴多人密切配合分工，共犯間具高度協調之功能性，犯罪結果之發生，並非取決於個別或部分共犯之單獨行為，而係連結於參與者各該分擔行為所形成之整體，即應共同負責（最高法院115年度台上字第34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少年邱○麟與少年廖○翊前述於原審審理時之證述可知，被告在組織中位居管理與監督地位，並非單純出借車輛，被告尚可核實少年邱○麟所招募之車手身分證、照片，且因知悉車手為少年而特別囑咐「年紀不要太小」，以避免遭被害人識破，顯見被告對利用少年犯罪具備一定認識，甚至也曾經與少年邱○麟同車前往現場監控，顯示被告對本案詐欺集團犯罪計畫之推動，具有關鍵性功能之支配。112年11月8日深夜，少年邱○麟與少年廖○翊欲前往臺南、高雄工作時，更出借名下賓士車供其2人載送，要求2人監督少年楊○宇，亦屬詐欺集團組織內層層監督之犯罪分工。在組織成員少年邱○軒被捕後，被告親自撥打電話向警方探詢，其目的顯係為確認少年邱○軒是否收取贓款、是否如實上繳，或是否因被捕而無法遂行犯罪結果，即屬組織之管理階層為確保贓款取得所為之舉。

　⒊少年邱○麟與廖○翊於原審審理時均證稱微信帳號「王六」係被告使用，而該微信帳號「王六」連結之手機門號「0000000000」則為被告母親呂春美所申設，少年廖○翊對微信軟體中暱稱「王六」之人稱呼其為「道哥」，此有少年廖○翊與「王六」間之微信軟體對話紀錄擷圖（見少連偵246卷一第506、559頁）、門號0000000000號通聯調閱查詢單（見少連偵246卷二第339至340頁）、被告個人戶籍資料、己身一親等資料查詢結果（見少連偵246卷二第877至879頁）、被告使用微信帳號「王六」帳戶資料（見少連偵246卷二第883至884頁）等件在卷可稽，足認微信帳號「王六」確係被告所使用。依前述少年廖○翊在原審審理時之證述，在其他詐欺集團成員被捕之後，被告縱使已經退出群組，仍使用微信帳號「王六」處理組織事務，甚至接收由「牛肉條」轉發之成員被捕「羈押聲請書」擷圖以利掌握組織成員現況，有少年廖○翊與「王六」間微信對話紀錄翻拍照片為佐（見少連偵79卷一第389至390頁），足證被告與其他成員間存有嚴密之犯意聯絡。

　⒋證人即少年楊○宇雖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沒見過在庭被告。我是經由少年廖○翊介紹加入「牛肉條」他們的詐騙集團，並在112年11月8日開始前後收過5次錢。在工作過程中，有一個飛機（Telegram）群組，裡面有「Ａ０２（化名蔡曉龍）、少年廖○翊（化名「王曉東」）及「牛肉條」，他們會透過耳機或群組電話指示我怎麼做。我記得剛加入時，有兩個人開車來找我，叫我去拍照並買白色襯衫穿著去收錢，還要我把收據給他們，雖然當時天色太暗沒看清長相，但我後來被抓後，警察調閱監視器讓我指認，我指認「蔡曉龍」就是被告，是因為「牛肉條」的名字我不清楚，會講被告是看筆錄上的照片。112年11月8日那天，被告與少年廖○翊指示我自行搭計程車去收錢，還叫我戴上耳機照指示行動；他們對我說，因為擔心我領錢時被搶，所以要在旁邊看管跟警戒，我收錢時也有看到他們的賓士車在附近。另外，我11月8日收到的贓款，要先由少年廖○翊、被告拿到臺北對帳後，隔天廖○翊才會把報酬拿給我，這些過程也都是他們跟我說的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45至155頁）。惟查，少年楊○宇未見過被告，且由前述少年邱○麟、少年廖○翊由其於原審審理時之證述可知，112年11月8日被告借車後未與少年邱○麟、少年廖○翊同車南下，暱稱「蔡曉龍」非均指同一人，故當員警以監視器畫面問詢並直指「蔡曉龍」就是指認表中被告之照片時，少年楊○宇又因天色昏暗未看清車中二人長相，是其於警詢時指認「蔡曉龍」為被告，應具瑕疵。然承前所述，共同正犯間犯意聯絡不以成員間「直接發生」為限，「間接之聯絡」亦包括在內。被告招募少年邱○麟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後，少年邱○麟再召募少年邱○軒，及透過少年廖○翊招募少年楊○宇，甚至提供名下賓士車予少年邱○麟、少年廖○翊以載送、監督少年楊○宇，均係出於同一個犯罪計畫，被告實已參與犯罪計畫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並利用少年楊○宇第一線取款車手之行為以達犯罪目的，即須就整體犯罪結果共同負責。

　⒌依少年邱○麟於原審審理中證述，由被告決定分成成數（如3%至5%），少年邱○麟晚間再至南港、汐止向被告領取現金等語，可見被告應掌握報酬分配之一定決定權限，此與少年楊○宇前揭證述，少年廖○翊曾告知贓款必須先交到臺北對帳之後，隔天才能發放報酬等語大致吻合。再者，少年邱○麟於112年11月3日1時30分許，在被告車上後座展示一綑現金及拍照，之後於同日2時10分許，將使用ATM存入現金及ATM螢幕顯示實際存入金額「139,000」拍照等情，有少年邱○麟持有之手機0000000000之相簿在卷可查（見少連偵79卷三第155至159頁），佐以被告等人詐欺案網路基地台位址分析總表（見少連偵246卷一第190頁）可知，少年邱○麟之手機門號基地台位址於112年11月3日1時8分許，係位於「新北市○○區○○街000巷00號15樓頂」，與被告手機門號之基地台位址於112年11月3日1時30分位於「新北市○○區○○街000巷00號13樓頂」相近，顯見被告於車手領取、處置詐欺贓款及進行對帳之關鍵時間，是與少年邱○麟同處一地進行，少年邱○麟此部分之證述即屬有補強證據。則少年廖○翊審理時雖證稱沒直接從被告手中拿錢等語，係因位於組織下層，領取少年邱○麟轉交報酬，且係從「牛肉條」在群組發布之訊息分析所進行推論，尚無從得悉少年邱○麟是否可從被告處取得分潤報酬。由此，足以展現詐欺集團之層級化分工所形成之垂直分潤體制，即就詐欺得手之贓款，由被告核算及決定轉交成數予少年邱○麟，再由少年邱○麟將所得報酬留取一部分後再行分潤予少年廖○翊、少年楊○宇等人。是被告於原審審理辯稱：少年邱○麟拍照的時候，我也不知道他在拍，可能當時我在前座開車，因為我的車是兩門的，後座的情況我基本上看不到，我不知道他在拍這些錢幹嘛，我也不知道他有把這些錢拿出來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58至359頁），顯屬臨訟杜撰之詞，不足憑採。

　㈤又所謂補強證據，係指證人之陳述本身以外，其他與待證事實具有相當程度關連性之證據，該項補充性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得以佐證供述人所陳述之犯罪事實非屬虛構，足資保障其所陳犯罪事實之真實性，即為已足（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41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綜合被告部分不利於己之供述、證人吳明宏、少年邱○麟、少年廖○翊、少年邱○軒、少年林○妍、少年林○益、少年楊○宇不利被告之證述、附表一「卷證出處欄」所示之證據、112年11月8日路口、旅館監視錄影畫面擷圖及上開非供述證據等，已足以補強少年邱○麟、少年廖○翊之證詞，辯護人認少年邱○麟、少年廖○翊證詞無其他補強證據，委無足採。

　㈥綜上所述，被告於原審審理時所辯各節均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罪科刑。　

　㈠修正前及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第44條為對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條件，為本案被告行為時尚未生效施行之刑罰法律規定，依罪刑法定主義，即無適用之餘地，是被告應逕依刑法第339條之4規定之法定刑論處，合先敘明。

　㈡新舊法比較：

　  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經查：

　⒈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5年1月21日修正，同年月00日生效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於犯罪後自首，並於自首之日起6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前項情形，並因而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或得以扣押該組織所取得全部被害人交付之所有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得免除其刑」，修正前，即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同年8月2日施行之同條規定「犯詐欺犯罪，於犯罪後自首，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免除其刑」，依該條修正立法說明：「本次修法後，詐欺犯罪行為人因調（和）解所支付之金額，未必少於原條文所規定之犯罪所得，亦非必減輕或免除其刑，故若須為新、舊法之比較，新法並無較有利於行為人。」則本件依刑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自應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 先予敘明。

　⒉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0月0日生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同）500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2項）。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第3項），修正後則移列同法第19條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2項）。依洗錢標的金額區別刑度，未達1億元者，將有期徒刑下限自2月提高為6月、上限自7年降低為5年，1億元以上者，其有期徒刑則提高為3年以上、10年以下。另將原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修正並移列至同法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而就自白減刑規定，相較舊法增加「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要件限制。本案被告所犯一般洗錢罪，其洗錢財物均未達1億元，於本院審理時雖坦承犯行，惟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均係否認犯行，而無上開自白減刑規定之適用。依修正前規定，處斷刑範圍係有期徒刑2月以上7年以下；依修正後規定，其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6月以上5年以下。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前規定未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被告所犯一般洗錢罪，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

　㈢按審酌現今詐欺集團之成員皆係為欺罔他人，騙取財物，方參與以詐術為目的之犯罪組織。倘若行為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多次為加重詐欺之行為，因參與犯罪組織罪為繼續犯，犯罪一直繼續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散，或其脫離犯罪組織時，其犯行始行終結。故該參與犯罪組織與其後之多次加重詐欺之行為皆有所重合，然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屬單純一罪，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祗需單獨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是如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至於「另案」起訴之他次加重詐欺犯行，縱屬事實上之首次犯行，仍需單獨論以加重詐欺罪，以彰顯刑法對不同被害人財產保護之完整性，避免評價不足（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意旨參照）。另關於行為人參與詐欺犯罪組織後，另行實行詐欺犯行，且又招募他人參與組織，行為人參與犯罪組織、招募他人加入，應與相對首次之詐欺取財等犯行，構成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47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本案繫屬前，尚未因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案件經起訴參與犯罪組織罪嫌、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罪嫌，有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且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告訴人係最早遭詐欺集團施用詐術對象，依上說明，被告之本案首次加重詐欺犯行即應併論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所定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同條例第4條第1項所定之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罪。

  ㈤本案既未扣得與偽造印文內容、樣式一致之偽造印章，參以現今科技發達，縱未實際篆刻印章，非不得以電腦製圖軟體模仿印文格式列印或其他方式偽造印文圖樣，是依卷內現存事證，仍無法證明偽造之印文是透過偽刻印章之方式蓋印偽造，則難認有偽造上開印章之行為存在。而被告偽造印文之行為，為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而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則為行使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㈥被告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為，各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各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罪。

  ㈦詐欺取財罪，係為保護個人之財產法益而設，行為人罪數之計算，自應依遭詐騙之被害人人數計算。從而被告各如附表一編號1至7所示犯行，被害人均不相同，是所犯各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均應分論併罰。

  ㈧被告與吳明宏、少年邱○麟、少年廖○翊、少年邱○軒、少年楊○宇、「牛肉條」及其他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係以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而達上開犯罪之目的，有犯意聯絡及相互利用之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㈨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⒈按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被告為本案犯行時，為成年人，少年邱○麟、少年廖○翊、少年邱○軒、少年楊○宇等4人未滿18歲，且為被告所知悉，業如前述。是被告與少年邱○麟、少年邱○軒共同犯附表一編號1、2所示犯行，及與少年邱○麟、少年廖○翊、少年楊○宇共同犯附表一編號3至7所示犯行，均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

　⒉按未遂犯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並得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刑法第25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就附表一編號2、7所示之犯行，已就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為著手，惟員警係出於誘捕偵查之目的，因而於少年邱○軒、少年楊○宇取款時旋遭員警逮捕而未能發生犯罪之結果，為未遂犯，應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度減輕其刑，並先加後減之。

　⒊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號、第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就附表一編號2、7部分所犯之洗錢未遂罪，審酌其犯罪情節及所生危害較既遂犯輕微，原應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然因此部分犯行，係從一重論以加重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依上說明，無從適用上開規定減刑，故本院於後述量刑時仍一併衡酌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　

　⒋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定有明文；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之罪，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按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惟辯護人為被告利益辯護稱：被告願坦承犯罪，並為認罪之答辯，惟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均否認犯行，依前揭說明，自無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規定減刑之適用。

　⒌另考量被告知悉其所參與者乃詐欺集團，猶為個人私益而決意加入該犯罪組織，負責招募詐欺集團車手、提供交通工具供旗下車手往返取款地點，並負責承上游詐欺集團成員之指揮，監督旗下車手按時取款，及交付詐欺贓款予詐欺集團成員之工作，以此犯罪手法觀之，難認被告參與犯罪組織之情節輕微，故無適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但書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之餘地，於量刑時自無須併予審酌。　

　⒍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又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並於同法第59條賦予法院以裁量權，如認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且考刑法第59條立法理由：科刑時原即應依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本條所謂「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即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參照最高法院38年台上字第16號、45年台上字第1165號及51年台上字第899號判例意旨）。本件被告正值年輕力壯之際，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為圖不法報酬，負責招募詐欺集團車手、提供交通工具供旗下車手往返取款地點，並負責承上游詐欺集團成員之指揮，監督旗下車手按時取款，及交付詐欺贓款予詐欺集團成員之工作，與集團成員分工完成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助長詐欺犯罪之猖獗，致被害人受有財產損失，要難認其犯罪有何特殊原因與環境足以引起一般同情。又被告就附表一編號2、7所示之加重詐欺取財罪，經依前開未遂減刑規定減輕其刑後，處斷刑已大幅降低；另本案被害人之人數非僅單一，而被告僅與附表一編號5所示之告訴人成立和解，迄未與其他告訴人成立和解，稍事賠償其他告訴人所受之損失，有刑事陳報狀、本院公務電話查詢紀錄表及和解契約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43、247、251頁），參酌我國詐欺犯罪猖獗，嚴重影響社會治安，是以本案犯罪情節綜合觀之，並無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參酌前揭所述，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適用之餘地。

四、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判決經審理結果，認為被告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

　⒈按刑法第57條第10款規定「犯罪後之態度」為科刑輕重應審酌事項之一，其就被告犯罪後悔悟之程度而言，包括被告行為後，有無與被害人和解、賠償損害，此並包括和解之努力在內。基於「修復式司法」理念，國家有責權衡被告接受國家刑罰權執行之法益與確保被害人損害彌補之法益，使二者在法理上力求衡平，從而，被告積極填補損害之作為，當然得列為有利之科刑因素（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936號刑事判決參照）。被告在本院審理期間，已委任辯護人與附表一編號5所示告訴人成立和解，業如前述。依刑法第57條第10款規定，被告犯罪後之態度亦為科刑輕重標準之一，則被告於原審判決後，既已與上開告訴人調解成立並承諾依約履行賠償義務，其積極彌補犯罪所生損害之犯後態度，自足以影響法院量刑輕重之判斷。此一量刑基礎事實既有變更，復為原審判決時未及審酌，其量刑即難謂允洽。

　⒉按刑罰之量定，固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刑事審判之量刑，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科刑判決之被告量刑，應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使罰當其罪，以契合人民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各款情形，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779號判決意旨參照）。另被告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於緘默權保障下所為之任意供述，是否坦承犯行或為認罪之陳述，而為客觀情狀之呈現，尚非不得據為判斷犯罪後有無悔悟而為態度是否良好之部分依據。事實審法院將之列為量刑審酌事項之一，要無不可。且被告究竟在何一訴訟階段認罪，攸關訴訟經濟及被告是否出於真誠之悔意或僅心存企求較輕刑期之僥倖，法院於科刑時，自得列為審酌刑法第57條第10款「犯罪後之態度」情形之考量因子，以適正行使其裁量權（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38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雖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均否認犯行，而於本院審理時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惟辯護人為被告利益辯護稱：被告願坦承犯罪，並為認罪之答辯，是本件量刑基礎既有變更，原判決未及審酌此節，而對本案所為之刑罰量定，尚有未合。被告提起上訴主張原判決量刑過重，為有理由。

　⒊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於案發後自始否認犯行，雖為被告防禦權之正當行使，不得作為加重量刑之因子，然仍應與自始坦承之其他被告犯成年人與少年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相較，於量刑時加以考量，以符平等原則。再按立法者為遏止高額詐騙、強化處罰力道，於115年1月21日公布修正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前段，將刑法第339條之4依詐騙所得加重法定刑「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詐騙所得門檻自500萬元下修至100萬元，足見依現國民法律感情，被告詐取100萬元以上之惡性較重，查本案被告造成告訴人Ａ０８所失損害達100萬元，且迄未與告訴人Ａ０８達成調解或和解，更甚全然無調解或和解之意願，亦未向告訴人Ａ０８致歉以獲取告訴人Ａ０８之諒解，可認被告犯後態度惡劣，所生損害甚鉅，惟被告所獲刑期僅有期徒刑1年8月，非僅情重法輕，復難收教化之效，而悖離比例原則。末查被告成年人與少年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應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原審僅量處有期徒刑1年8月，又未審酌前揭量刑因子，量刑顯然過輕，違反平等原則、比例原則，所為之量刑是否妥適，非無再行研議之餘地等語。惟按刑之量定，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遽予評斷。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者，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370號判決意旨參照）。且而法官於進行科刑裁量時，倘遇有與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有關而足以影響刑之輕重之個別情況，於量刑時應予「特別注意並融合判斷」，非指就本條所列各款量刑因子均須於判決內逐一論述，始為適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286 號判決意旨參照）。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因之判斷量刑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或以單一量刑因子，遽予指摘量刑不當。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就與案件相關者，法院若已依法調查，即可推認判決時已據以斟酌裁量，縱判決僅具體論述個案量刑側重之一部情狀，其餘情狀以簡略方式呈現，倘無根據明顯錯誤事實予以量定刑度之情形，則不得指為理由不備（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940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判決已具體審酌關於刑法第57條科刑等一切情狀，在罪責原則下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與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無悖，難認有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或濫用其裁量權限之違法情形。且檢察官上訴意旨所稱被告成年人與少年人共犯，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及被告犯罪所生危害暨其否認犯後迄未與告訴人Ａ０８成立和解之犯後態度等事由，業經原判決審酌在卷。另雖原判決對於前揭上訴意旨所提及之告訴人Ａ０８損失高達100萬元，應從重量刑等個別情節，並未於量刑時逐一詳加論列說明，然依其理由敘述，已提及衡酌前述「等一切情狀」，可見其在實質上已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僅係判決文字較為簡略而已，難認有漏未審酌旨揭規定意旨之情形，並不影響判決之結果（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049號刑事判決同此意旨）。原判決既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兼顧對被告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未逾越法定範圍，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畸重或有所失入之裁量權濫用，核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原判決量刑自無不當或違法。另檢察官所提上開事由，均不足以動搖原判決之量刑基礎。且上訴後，辯護人為被告利益辯護稱：被告願坦承犯罪，並為認罪之答辯；且與附表一編號5所示之告訴人成立和解，業如前述，此為檢察官上訴未及審酌，是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判決量刑過輕等語，尚屬無據，其上訴尚無理由。

　⒋綜上，被告固執前詞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惟證據之取捨及證據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苟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之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且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原判決參酌卷內各項供述、非供述證據相互勾稽，而為綜合判斷、取捨，據此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並於理由欄內詳為說明判斷依據與心證，且經本院就被告辯解無法採信之理由論述如前，被告上訴意旨猶憑前詞認原判決不當，要係對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任意指摘原判決不當，尚非可採；惟就被告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所稱願與被害人達成和解且被告願為認罪之答辯而請求從輕量刑等情，則非全然無憑，被告此部分上訴為有理由，檢察官上訴則無理由。是以原判決既未及審酌上情，所為量刑結論已難謂允洽，即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且因定應執行刑基礎已有變更，自應併予撤銷。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年，不思以正常方式獲取財物，率爾加入本案詐欺集團，負責招募車手，提供交通工具，同時接受上游詐欺集團成員之指揮，負責指示、監督旗下車手依指示提領款項，將詐欺所得交付予集團成員，進行車手報酬之派發，阻礙國家對詐欺犯罪所得之追查、處罰，造成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告訴人財產損害非輕，亦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及人與人間之信賴關係，實有不該。且考量被告犯後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均否認犯行，上訴後於本院審理時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惟辯護人為被告利益辯護稱：被告願坦承犯罪，並為認罪之答辯，另與附表一編號5所示之告訴人成立和解，惟尚未與其餘告訴人成立調解或賠償其損失之犯後態度，另考量被告之參與程度並非主要核心角色，亦非傳遞詐術而直接實施詐欺行為之共同正犯、無犯罪所得、未與被害人直接接觸、附表一編號2、7並屬未遂，暨被告於原審審理中自述學、經歷、工作情形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原審卷二第363頁），及被告犯罪之動機、手段、造成告訴人之損害程度、檢察官、被告、被害人對量刑之意見、告訴人Ａ０８出具之刑事撤回告訴狀（見本院卷第249頁）等刑法第57條所列之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三各編號所示之刑。另按刑法第55條但書規定之立法意旨，既在於落實充分但不過度之科刑評價，以符合罪刑相當及公平原則，則法院在適用該但書規定而形成宣告刑時，如科刑選項為「重罪自由刑」結合「輕罪併科罰金」之雙主刑，為免倘併科輕罪之過重罰金刑產生評價過度而有過苛之情形，允宜容許法院依該條但書「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之意旨，如具體所處罰金以外之較重「徒刑」（例如科處較有期徒刑6月為高之刑度），經整體評價而認並未較輕罪之「法定最輕徒刑及併科罰金」（例如有期徒刑6月及併科罰金）為低時，得適度審酌犯罪行為人侵害法益之類型與程度、犯罪行為人之資力、因犯罪所保有之利益，以及對於刑罰儆戒作用等各情，在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裁量是否再併科輕罪之罰金刑，俾調和罪與刑，使之相稱，且充分而不過度。析言之，法院經整體觀察後，基於充分評價之考量，於具體科刑時，認除處以重罪「自由刑」外，亦一併宣告輕罪之「併科罰金刑」，抑或基於不過度評價之考量，未一併宣告輕罪之「併科罰金刑」，如未悖於罪刑相當原則，均無不可（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77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上開所犯各罪，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應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本院審酌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量刑因子，經整體評價後，科處被告如附表三各該編號所示之有期徒刑，並未較輕罪之「法定最輕徒刑及併科罰金」為低，認已足以充分評價被告行為之不法及罪責內涵，符合罪刑相當原則，故基於不過度評價之考量，不併予宣告輕罪即洗錢罪之罰金刑。又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之裁量，應兼衡罪責相當及特別預防之刑罰目的，綜合考量行為人之人格及各罪間之關係，具體審酌各罪侵害法益之異同、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效應及時間、空間之密接程度，注意維持輕重罪間刑罰體系之平衡。其依刑法第51條第5款定執行刑者，宜注意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行為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之情形，考量行為人復歸社會之可能性，妥適定執行刑。除不得違反刑法第51條之外部界限外，尤應體察法律規範本旨，謹守法律內部性界限，以達刑罰經濟及恤刑之目的。綜合斟酌被告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所犯數罪彼此之關聯性、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罪數所反映被告之人格特性與犯罪傾向，及對其施以矯正之必要性等節，並衡以各罪之原定刑期、定應執行刑之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各節，進而為整體非難之評價，併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第2項所示。

　㈢沒收：

　⒈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經查，如附表四各編號所示之物，均係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交予各告訴人，與本案詐欺犯行相關，應依上開規定予以宣告沒收。又其上載有偽造之印文或署押，因屬該偽造私文書之一部，自無庸重複諭知沒收。且除附表四編號4、5所示之物原本已扣案外，附表四其餘編號1至3、6至8所示之物，僅係影本附於卷而原本未扣案，衡酌其等係以電腦、列印設備產製，取得容易且替代性高，而欠缺刑法上重要性，為免徒增日後執行之困擾，爰不予追徵其價額。

　⒉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依卷內事證查無被告之犯罪所得，而無從據以沒收或追徵，併此敘明。

　⒊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本案被告洗錢犯行所隱匿或掩飾之詐騙所得財物，固為其本案所隱匿之洗錢財物，本應全數依上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依卷內證據不足證明被告就上開詐欺款項有何事實上管領處分權限，如對其宣告沒收前揭洗錢之財物，容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五、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立宇提起公訴，檢察官邱綉棋提起上訴，檢察官Ａ０３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9 　　月　　22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智雄 

　　　　　　　　　　　　　　　　　　　法　官　廖健男

　　　　　　　　　　　　　　　　　　　法　官　游秀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譽澄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9 　　月　　22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

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附表一：

附表二：被告及告訴人以外之其他供述證據

附表三：

附表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