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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度抗字第709號

抗  告  人  

即受扣押人  郭士賢

選任辯護人  紀凱峰律師

            吳堉溱律師

抗  告  人  

即受扣押人  黃志誠

上列抗告人即受扣押人等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5年4月28日裁定（115年度聲扣字第19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抗告駁回。

壹、抗告意旨略以：

一、抗告人即受扣押人郭士賢（下稱郭士賢）部分：㈠郭世賢並無向不特定多數人募資放款，與楊寶盛是平行合資，對楊寶盛是否有向不特定多數人募資一事毫不知情，且合資人確知是自負風險，並無保本保息，郭世賢並無銀行法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犯罪行為。郭士賢合資之對象如前助理劉芷佑手機備忘錄中所載20餘人名單，實為郭士賢前妻黃千華及熟識親友等少數特定對象，且是單一、具體之借款案件，經郭士賢逐案說明後，依個人意願決定是否出資，分擔風險，且未向合資人承諾保本保息、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報酬，郭士賢所為並非銀行法所規範之向不特定多數人之募資行為，與銀行法第29條之1所定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報酬之要件不符。又原裁定引用之郭士賢前助理劉芷佑手機內存對話紀錄及記帳資料等，是劉芷佑製作，因郭士賢前助理劉芷佑數字邏輯不佳、用詞錯誤，常將其於舊公司之習慣術語錯誤套用於現行合資模式，其內容不足採信，不能以該等有瑕疵之帳冊資料認定郭士賢犯罪嫌疑重大。㈡聲請書及原裁定均未說明如何認定及計算郭士賢之犯罪所得，更未具體認定郭士賢有多少犯罪所得，如何能判定應扣押郭士賢多少財產。又原裁定似以郭士賢之放貸金額認定為郭士賢之犯罪所得，但犯罪所得之認定，應是郭士賢向不特定多數人約定以保本保息方式募集而來的資金，與郭士賢之放貸金額不同。原裁定僅憑警方報告書所載郭士賢放貸金額高達數億元，即推論郭士賢有犯罪所得且超過聲請扣押之總額有誤。㈢第三人遠鑑有限公司（下稱遠鑑公司）、駟艷投資有限公司（下稱駟艷公司）均為依法設立之法人，具有獨立之人格，其財產並非郭士賢之個人財產。遠鑑公司為資訊科技公司，營收來源為軟體開發、硬體買賣及廣告承攬，駟艷公司則提供投資、創業與顧問管理服務，2家公司均合法設立且真實營運，聲請人及原裁定並無任何證據指出2家公司有刑法第38條之1之各款情形，則原裁定扣押第三人遠鑑公司、駟艷公司之合法營運帳戶及合法所得，切斷合法企業金流，致生公司倒閉危機，受有極大損害。㈣附表一編號一①所示之自小客車係第三人黃思齊所有，非屬郭士賢財產，亦非其犯罪所得，與本案無關，不應扣押。郭士賢因積欠黃思齊新臺幣（下同）200萬元，為擔保該筆債務，便將這台原先由公司租賃的賓士車在到期後買斷並過戶，直接登記至黃思齊名下作為抵押，郭士賢則轉向黃思齊租車。原裁定未詳查權屬關係，逕認屬郭士賢得支配之財產而予以扣押，顯有未當。㈤黃志誠僅為受薪基層員工，其帳戶存款為其個人合法積蓄，與郭士賢及本案無關，不應扣押等語。

二、抗告人即受扣押人黃志誠（下稱黃志誠）部分：黃志誠自民國111年11月14日起至115年3月29日止，受僱於遠鑑公司，由遠鑑公司為其投保勞工保險，黃志誠於111年11月14日於第一銀行開立附表一編號4之帳戶（下稱系爭帳戶）供薪資轉帳之用，每月5號有遠鑑有限公司存入勞務報酬至系爭帳戶之紀錄，亦有發放績效獎金及三節獎金之紀錄，帳戶內餘額非屬犯罪所得，更非郭士賢可得支配之資金，與一般餘額極低、僅供不法款項進出之犯罪工具不同。又帳戶內資金除薪資轉帳、獎金、活存利息及1筆114年1月6日郭士賢為清償向黃志誠借款而轉入之400萬元，其餘均黃志誠個人消費或股票交割支出，顯見該帳戶平時均為正常使用，未出現異常金流，黃志誠對該帳戶具有實質支配權，得自由運用其內之款項，非供犯罪使用之工具或人頭帳戶等語。

貳、本院的判斷：

一、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為保全追徵，必要時得酌量扣押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之財產，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前者係為保全犯罪利得原物之沒收，後者則係保全其價額之追徵或財產之抵償，係追徵抵償價額之額度而對義務人之一般財產為「假扣押」，使其發生禁止處分之效果。對犯罪利得之扣押，仍具有干預人民財產權之性質，故應遵守比例原則，扣押須以有保全之必要性為要件，亦即，若無保全措施，勢將阻礙日後沒收判決之執行者，始得為之。另保全扣押裁定，係一項暫時之保全執行名義，效果僅止於財產之禁止處分，而非永久剝奪，目的在於確保實體判決之將來執行，其屬不法利得剝奪之程序事項規定，以自由證明為已足，並非須經嚴格證明之犯罪實體審究。事實審法院倘已依卷內資料，綜合審酌應沒收之不法利得數額（應追徵之價額）、扣押財產之狀況、經濟價值及保全利益等情為合目的之裁量，認扣押與比例原則無違者，核屬其本於職權所為之適法裁量，尚難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336號裁定要旨參照）。

二、原裁定經核閱聲請人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聲請人）所提出本件扣押裁定聲請書及所附之證據資料（因偵查不公開，爰不於此詳細載明），認郭士賢涉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之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嫌之犯罪嫌疑重大，且聲請人主張郭士賢放貸金額高達數億元，經核閱卷證資料後，參以關係人與郭士賢透過手機討論金主可獲得之分配比例計算，足認犯罪所得應已超過本案聲請扣押之總額，且為保全日後對其等犯罪所得之沒收及追徵，為預防犯罪嫌疑人脫產規避追徵之執行，且聲請人聲請扣押如附表一所示之財產金額可能來自犯罪所得，且部分於第三人名下之財產，實質上仍屬郭士賢可得支配之資金，原裁定因認本案為確保將來可能之執行而有扣押之必要性，裁定准許扣押郭士賢、黃志誠或第三人所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動產及存款。經核尚無目的與手段間輕重失衡之情形，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之情事，依法並無不當，核屬原審職權之適法行使。

三、郭士賢、黃志誠雖以前詞提出抗告，惟查：

　㈠刑事審判程序，在確定刑罰權之有無及其範圍，而扣押則屬保全程序，係為保全將來沒收、追徵之目的，禁止犯罪嫌疑人或第三人處分其財產所實施之強制處分，兩者性質有別，故扣押與否之審查，僅在判斷有無實施扣押處分之必要，至於犯罪嫌疑人是否成立犯罪、犯罪所得實際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數額為何，乃日後本案實體上判斷之問題。聲請人檢附相關卷證資料釋明郭士賢涉犯上開罪嫌，並因本案犯行單月獲有1733萬至2888萬元之高額不法犯罪所得等情，可知郭士賢犯罪嫌疑重大。至於郭士賢是否確實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之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行，及其行為與銀行法第29條之1之要件是否相符，其涉案情節、取得獲利數額若干等節，均有待進一步調查、釐清，此均為實體上判斷之問題，而本案屬扣押有無違法或不當之審查，僅在判斷有無實施扣押強制處分之必要，兩者自有不同。聲請書已詳敘如何計算郭士賢之犯罪所得，僅是以按月經由放款所賺取之利差為本案扣押之基準，並非以郭士賢之放貸金額認定本案扣押之犯罪所得，此部分抗告意旨應有誤認。

　㈡郭士賢為遠鑑公司、駟艷公司之負責人，劉芷佑任職於遠鑑公司時為郭士賢整理其企業放貸之資料，則郭士賢違反銀行法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中，若投資人將投資款匯入郭士賢之上開公司帳戶，或郭士賢已將其獲利轉入上開公司帳戶，則上開公司帳戶內之存款與犯罪所得之保全追徵難謂無關連。另附表一編號一①所示之自小客車雖車主登記為黃思齊（見聲扣卷第349頁），然依郭士賢手機對話訊息（因偵查不公開，爰不於此詳細載明，見聲扣卷第361至364、369頁）顯示，黃思齊僅為借名登記，該車之實際所有人為郭士賢。抗告意旨所稱該車為黃思齊所有，與本案無關等語，與上開事證不符，難以採信。

　㈢郭士賢、黃志誠雖均主張黃志誠系爭帳戶內存款為個人合法積蓄與本案無關；黃志誠另稱郭士賢115年1月6日存入之400萬元是清償借款等語，惟金融機構帳戶事關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具專屬性及私密性，一般人均會妥善保管，然系爭帳戶存摺（含黃志誠印章）是在郭士賢上開板橋居所查扣，若系爭帳戶確是黃志誠個人所用，何以存摺、印章卻交付他人保管，顯與常情不符，另參酌郭士賢曾存入系爭帳戶400萬元，黃志誠並未提出2人間之借款證明，則聲請人以該帳戶是郭士賢所使用支配，其內存款可能為郭士賢之犯罪所得，為保全日後之執行，而聲請扣押，自屬有據。

四、綜上，原審依聲請人所提事證，核估郭士賢之犯罪所得數額，裁定准予扣押郭士賢、黃志誠如附表所示之財產，尚無不合。郭士賢、黃志誠所執前詞指摘原裁定有誤，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9 　　月　　24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智雄

　　　　　　　　　　　　　　　　　　　法　官　林宜民

　　　　　　　　　　　　　　　　　　　法　官　鄭永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陳秀鳳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9 　　月　　24　　日

　　  

附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