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簡家鼎
上列
上訴人即被告因加重
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4年度金訴字第2039號,中華民國115年4月2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35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判範圍:
㈠
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
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定有明文。
參諸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立法理由,
宣告刑、
數罪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倘若符合該條項的規定,已得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於上訴人明示僅就刑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
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宣告刑、執行刑及沒收妥
適與否的判斷基礎。且本院判決亦毋庸將不在本院審判範圍之罪(犯罪事實、
證據取捨及論罪等)及沒收部分贅加記載,或將第一審判決書作為裁判之附件,始符修法意旨。
㈡本件上訴人即被告簡家鼎(下稱被告)提起上訴時已經明示僅對原審判決之量刑聲明不服而提起一部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5頁),故本件被告上訴範圍只限於原判決量刑部分,其餘部分,則不在上訴範圍,依
上揭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合先敘明。
二、本院之判斷:
㈠刑之加重或減輕事由:
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業經總統於民國115年1月21日經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11500003941號令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月00日生效施行。其中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
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
自白,如有
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同條例第47條第1項則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
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修正前規定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且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即得減輕其刑;修正後則規定需在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6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始得減輕其刑。修正前後減刑之要件略有不同,且修正後之規定非必有利於行為人。然不論修正前後之規定,行為人均須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始有該條減刑規定適用之可言。
且上開規定所謂自白,乃對自己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之意,所稱「主要部分」,應以供述包含主觀及客觀之構成要件該當事實為基本前提,且須視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未供述之部分係歪曲事實、避重就輕而意圖減輕罪責,或係出於記憶偏差,或因不諳法律而異其效果。倘僅係記憶錯誤、模糊而非故意遺漏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或只係對於自己犯罪行為之法律評價有所誤解,固不影響自白之效力;惟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未交代之犯罪事實,顯係為遮掩犯罪真相,圖謀獲判其他較輕罪名甚或希冀無罪,自難謂已自白。亦即自白之內容,應有基本犯罪構成要件,方屬相當,並以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始有上開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212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警詢及檢察官偵查訊問時,固未否認或爭執有依指示前往約定地點向
告訴人羅育騰收款之事實過程,
惟於警詢時對於員警詢問:「你是否與他人共組詐騙集團,共同詐騙他人金錢或不當得利?」時,被告係辯稱:「沒有。我認為這只是交易糾紛,因為當下我們有給對方(羅育騰)虛擬貨幣,且對方有確認收到虛擬貨幣才離開,這是公司和他的交易糾紛。」等語(見偵卷第25頁);且於檢察官訊問:「你涉嫌詐欺、洗錢是否承認?」時,亦辯稱:「我覺得是他們的問題,不是我這邊的事情。」等語(見偵卷第126頁),可認被告仍否認參與詐騙集團而與他人共同實施詐騙之犯意,顯未就
主觀構成要件事實
予以自白,而於偵查中否認加重詐欺取財
犯行,不論依修正前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均無該條減刑規定之適用,自無須為新舊法之比較適用。且被告既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亦無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原審因而未適用上開規定予以減輕其刑,並無違誤,被告
上訴意旨以其於警詢時已經對全部犯罪事實
坦承不諱,認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刑規定之適用,並不可採。
⒉被告上訴意旨以其自94年6月23日因罹有亞斯伯格症長期在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就醫並領有身心障礙(亞斯伯格症)證明,其人格特質具有會誤判情勢及對於訊息不易了解,因產生注意力無法集中、過動情況、社交技巧弱以及認知及行為模式較僵固,不擅長察覺及表達自己的情緒,也不易同理他人感受,導致無法專心,故僅有高中畢業,智慮程度尚顯不足,社會性規範及溝通邏輯混亂,無法完全遵守社會性規範
等情形,被告之病症是長期性且持續性,且就本案而言,其屬取款
車手之角色,聽從上手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完全是任人擺布之棋子,此由警詢筆錄中可知,該集團僅給予被告新台幣(下同)6,000元,然扣除其從桃園至台中高鐵往返車資及所搭乘之計程車費用與其勞務費用後,幾乎並無剩餘,甚至虧損,被告之辨識力與控制力顯然較常人欠缺,自可足認於本案行為時,被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確已顯著降低,合於刑法第19條第2項之規定等語。惟按行為時因
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
不罰;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法第19條有關行為
刑事責任能力之規定,係指行為人於「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生理原因,其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學理上稱為「
辨識能力」)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學理上稱為「控制能力」),因而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之心理結果者而言。查被告患有亞斯伯格症群及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於94年6月起,長期在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就醫,並領有輕度身心障礙證明等事實,有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診斷證明書、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行政院衛生署桃園療養院病歷基本資料各1件在卷
可證(見原審卷第207-553頁),是被告患有亞斯伯格症群等疾病固
堪認定,
然領有輕度身心障礙證明不必然代表欠缺識別能力,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人之行為能力、識別能力、責任能力也不必然與未領有身心障礙之人有所不足、欠缺,且上開診斷證明書僅說明被告患有亞斯伯格症群及注意力不足過動症,依其文意僅能說明被告可能有此情形,不能執此遽斷被告之認知能力、判斷力確實於行為時受上開病症之影響,且診斷證明書、病歷記錄並非鑑定報告,被告未經精神鑑定,自難率然遽認被告於113年9月18日21時10分,到場向告訴人收取本案贓款時,識別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所不足;另審酌被告行為後於113年10月12日警詢時之陳述,被告對於行為時即113年9月18日21時10分到場收取本案贓款之客觀過程,均能詳述陳述始末,並能正確回憶當日係在7-11超商外的座位區向告訴人收取50萬元,且因告訴人表示是直接從銀行領出現金,還有銀行封條,因此被告並未特別清點等細節;及對於當日係從桃園搭乘高鐵前往臺中,再轉乘計程車前往取款地址收款、點收、取款之目的、於得手後交付50萬元予上手等過程均能詳實陳述,未有詞不達意、語焉不詳之情事,足認被告對於「到場向告訴人收取50萬元,並依照指示轉交50萬元」一事並無任何誤認,其可依上手指示前往現場從事收款行為,及收款時與告訴人面交確定收款用途及金額,可認被告行為時之認知及溝通能力尚屬正常,難認為被告行為時有因精神障礙、心智缺陷導致識別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降低之情事,尚無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故被告上訴意旨所執,難認可採。原審因而未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刑,並無不當。又被告提起上訴後,另已經於本院準備程序時捨棄此部分之主張,附此敘明。 ㈡原審法院因認被告犯加重詐欺取財等罪之罪證明確,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等相關規定,並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現今詐欺集團橫行社會,對於社會治安造成極大之負面影響,而被告卻貪圖一己不法私利,與詐欺集團成員分工合作而為本案犯行。惟念及被告於本案詐欺集團中,並非居於首謀角色,參與之程度無法與首謀等同視之。再者,被告於原審審理中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調解成立,被告同意支付50萬元予告訴人,仍在分期履行中,認被告
犯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
犯罪動機、目的、素行、參與程度,
暨其智識、經濟與生活狀況,及檢察官、告訴人之
科刑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
有期徒刑1年3月。核其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
㈢被告上訴意旨
略以:依被告警詢筆錄内容可知被告對於113年9月18日21時17分在新石岡門市有向告訴人收取50萬元之全部犯罪事實,已坦承不諱,足認被告除供認案發之客觀事實外,亦就其主觀之犯意予以承認,只是因受有亞斯伯格病症之影響,對於檢察官在訊問涉嫌詐欺、洗錢是否承認,
迨至原審第一次審理否認,實係因被告並不了解認罪意義,致誤認為其僅是收取款項之人並非幕後之人,非屬該詐騙集團之人,且被告偶然參與車手之工作,主觀上不認為自己是集團之成員,尚不能認被告在偵查中未自白犯罪。實則,被告已對本案之事實為完全之供述,自屬自白,請求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且被告對於朋友常會極度信賴,無非分辨朋友之好壞,被告之診斷證明書已指出被告對社交情境及訊息容易忽略或不理解,常會錯判情勢;被告在被招募為車手時,極有可能因其身心障礙而無法充分理解詐騙集團的真實意圖,也無法完全認知其行為的違法性及可能造成的嚴重後果。並
參酌被告事後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對其所犯
顯有悔悟欲盡全力彌補其造成之損害等情,可見被告惡性非深,非有明顯之反社會人格傾向,僅係一時失慮不周致犯本案之罪,其情形客觀上顯非不可憫恕,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又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亦深度反省過錯,顯有悔意,態度良好,犯罪情節嚴重性尚屬有限。被告也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分期履行中,已獲告訴人
宥恕,並請求法院能給予被告
緩刑。被告年紀尚輕,社會經驗不足,一時價值觀偏差而聽從指示犯罪,行為主導性及不法性較低,並無詐欺相關之前科,仍有機會透過在適當環境下引導,矯治被告偏差行為;被告非罪大惡極之人,原判決量處過重之宣告刑,如被告入監服刑之時間過長,日後重新適應社會正常生活之難度增加,不利於
再社會化,請求宣告緩刑,俾利被告之更生等語。
㈣惟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乃
事實審法院得
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
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
罪刑相當原則,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
失出失入情形,又無明顯悖於前述量刑原則或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查:
⒈原判決就被告所為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綜合全案卷證資料,具體斟酌被告於本案詐欺集團並非居於首謀角色及其參與之程度,被告於原審審理中坦承犯行,且已與告訴人調解成立同意分期賠償告訴人損害之犯後態度尚可
,及被告於原審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如前所述刑法第57條各款所規定之一切情狀,而於法定刑度內量處罪刑,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或範圍,核其量定之刑罰,已兼顧相關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亦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難認有濫用其裁量權限之違法情形。 ⒉被告上訴意旨雖以前情主張其於警詢時已就犯罪事實坦承不諱,只是因不了解認罪之意義,才於檢察官偵查及原審準備程序時否認犯罪,被告已對本案事實為完全之供述,應屬自白,請求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然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時,並未就加重詐欺取財等罪之主觀構成要件事實予以自白,於偵查中否認加重詐欺取財犯行,而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減刑規定之適用,其理由已如前述,茲不再贅言,被告上訴請求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減輕其刑,並不可採。
⒊
被告雖以上情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然按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係指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因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且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之規定,係推翻立法者之立法形成,就法定最低度刑再予減輕,為司法之特權,適用上自應謹慎,未可為常態,其所具特殊事由,應使一般人一望即知有可憫恕之處,非可恣意為之。總而言之,刑法第59條的適用,乃立法者給予之司法特權,其適用自應謹慎,須確有情輕法重、非不得已的例外情況,絕非僅因被告事後坦承或表示悔意即可輕易減刑。查被告正值青年,為獲取報酬而依詐欺集團指示,擔任面交取款之車手工作,參與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之實施,破壞社會互信基礎,其犯罪情狀,衡諸社會一般人客觀標準,已難認其所為本件犯行客觀上已有引起一般同情之情事。至於被告雖患有亞斯伯格症群及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然並未導致被告識別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降低之情事,已如前述;被告患有上開疾病,自非可充實施犯罪之正當化理由,亦難因此遽認其犯罪有何足堪憫恕之處。至於被告於本案犯罪之分工,已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且分期履行中,獲得告訴人諒解等犯罪後態度尚稱良好等情狀,供量刑時予以審酌即足。從而,被告犯罪情狀難謂有「顯可憫恕」之情形,所犯加重詐欺取財罪,尚無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原審法院因未適用該條規定減刑,並無不當。 ⒋另被告及其選任辯護人雖請求為緩刑之宣告等語。惟宣告緩刑與否,固屬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惟法院行使此項職權時,除應審查被告是否符合緩刑之法定要件外,仍應就被告有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亦即應就被告犯罪狀況、有無再犯
之虞,及能否由於刑罰之宣告而策其自新等情,加以審酌。而於審查被告犯罪狀況時,自得考量犯罪行為對於
法益之侵害程度,倘無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即不宜宣告緩刑,否則不僅對被告不足生警惕之效,更無法反映被告犯行侵害法益之嚴重性,亦難以達到刑法應報、預防、教化之目的。查本案被告參與詐欺集團擔任向告訴人詐欺時之面交取款車手,係為共同實施詐欺犯行而達成犯罪目的,所不可或缺之角色,已難認參與情節輕微;
被告因涉加重詐欺、洗錢等案,除本案外,另有多案先後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分別提起公訴,其中並已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於114年12月30日以114年度金訴字第46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被告提起上訴後,已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於115年6月18日以115年度上訴字第387號判決上訴駁回(尚未確定),及另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於114年12月23日以114年度訴字第127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8月者,有法院前案紀錄表、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4年度金訴字第460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5年度上訴字第387號判決在卷可稽,雖上開各案或仍在審理中,而尚未確定;然可見被告先後多次參與加重詐欺、洗錢犯行,其所為助長犯罪猖獗,破壞社會秩序及社會成員間之互信基礎,影響社會治安非淺,本案被告所宣告之刑,本院認並無暫不執行被告刑罰為適當之情事,自不宜為緩刑之宣告,被告上訴意旨請求為緩刑之宣告,亦不可採。 ⒌
另斟酌被告本案犯罪情節,被告係參加詐欺集團擔任面交取款車手,向告訴人取得之詐騙款項達50萬元,致告訴人財產上之損害甚鉅,對社會秩序破壞非輕,被告主觀惡性之情節亦難認輕微;被告雖犯後已於原審審理期間與告訴人調解成立,同意分期賠償告訴人50萬元,有原審法院114年度中司刑移調字第2007號調解筆錄、電話紀錄表、告訴人陳報狀各1件在卷可查(見原審卷第109-110、569-571頁),然已經原審於量刑時予以審酌;至於被告於提起上訴後迄今,雖均有依其於原審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之條件履行,有被告提出之匯款交易明細(見本院卷第79頁)在卷可查。惟查被告依調解內容履行賠償責任,僅係負起其原應負之本案犯罪行為所造成損害之賠償責任而已,且此調解成立之事實,也已經原審量刑時予以斟酌。被告於原審與告訴人成立調解時,自係有遵守調解條件履行之意願,而非僅是為了取得原審量刑時之有利因子,始達成調解之合意;且原審於量刑斟酌此部分調解成立之犯罪後態度時,亦應係以被告將會依調解條件履行,供為量刑之有利因子認定之依據;是縱再予斟酌被告於原審判決後仍有繼續依約履行調解內容之情狀,其犯罪後之態度,與原審量刑時相較,應無甚差異,難為有利之認定。原審就被告所犯加重詐欺取財罪所處之刑,應認屬適當,並無判決太重之情形。本院認被告所處之刑,無再予減輕之理由及必要;是被告上訴請求改科以較輕之刑,並不可採。
㈤
綜上所述,被告僅就原判決之刑提起一部上訴。本案經核原審之量刑堪稱妥適,應予維持。被告上訴仍執前詞,請求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刑法第59條規定減刑、從輕量刑及為緩刑之宣告等,指摘原審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婉萍提起公訴,檢察官楊仕正、葉建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9 月 2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智雄
法 官 游秀雯
法 官 林源森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
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
繕本)「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白孟倫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9 月 2 日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
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
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
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