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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度金上訴字第1676號

上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益誠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加重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4年度訴字第445號中華民國115年3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78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上訴駁回。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判決關於被告郭益誠無罪部分所為認事用法均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審判決書該部分之記載（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原審判決認被告郭益誠無罪，其理由略以：證人○○○於偵查及審理中證述不一致，且卷內除共犯供述外，並無其他客觀證據足資補強，尚不足以認定被告即為「理查」而參與本案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自應為無罪之諭知等語，固非無見，惟查：同案被告吳○葳於警詢中供稱：交付工作給我的是「理查」，監控手是○○○及○○○，他們都是透過郭益誠找來當監控手，「理查」是郭益誠，郭益誠跟我說有合法投資管道可以做，我沒有多想，就按照他的指示去跟被害人收款等語，而同案被告○○○於偵查中證稱：是郭益誠介紹的，他就是「理查」等語，可認依照同案被告吳○葳、○○○先前供述都係稱被告為「理查」。雖同案被告○○○於審理中改稱「理查」是廖○毅，之前會這樣講是因為吳○葳的關係，吳○葳跟我說郭益誠跟他有金錢糾紛，之後所有案子都要咬郭益誠等語，然本案準備程序中同案被告○○○方才證稱：郭益誠就是「理查」，（法官問：還是廖○毅是理查？）郭益誠，(法官問：廖○毅是同一集團成員嗎？）不清楚，我跟他不熟等語，則同案被告○○○於民國114年10月31日方才清楚證稱「理查」是郭益誠，而非廖○毅，然於115年1月30日改稱「理查」是廖○毅，無非係基於被告之壓力下，而為相異陳述，故仍應認同案被告○○○先前之供述較為可採。又證人即同案被告吳○葳雖因通緝在案，未到庭為證，然其於警詢中供稱係被告介紹其加入詐欺集團，與證人即同案被告○○○之先前證詞大致相符，實屬證明本案犯罪事實之關鍵證人，有使其具結證述以釐清本案之必要，若於二審審理期間中其可緝獲或自行到案為證，實仍有調查其證述之必要，而不宜僅因其暫時無法傳喚到庭，而使被告得以脫免其應負之刑責。綜上所述，原判決認事用法尚嫌未洽，爰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

三、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

　　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茍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2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審就被告被訴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等罪嫌，認單憑同案被告吳○葳、○○○先前所為指控被告犯行之供述，欠缺補強證據，暨檢察官所舉事證如何不能證明被告犯罪等各情，業已詳述於判決書理由二、㈣內（見原判決書第10至13頁），所為論述說明，自有所本，亦與事理無違。

四、檢察官上訴意旨雖認依同案被告吳○葳於警詢、同案被告○○○於偵查中先前供述都稱被告即為「理查」，同案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時才供稱：被告即為「理查」，嗣後審理時卻改證稱：廖○毅才是「理查」，先前供稱被告是「理查」係因為積欠吳○葳金錢，應吳○葳之要求咬被告，才說被告是「理查」，足認同案被告○○○係因為被告之壓力下才為相異之陳述，其先前陳述較為可採一節。然證人○○○於原審審理時改稱「理查」是廖○毅而非被告，進而證述係因為其積欠吳○葳新臺幣（下同）5、6萬元，吳○葳跟其說被告跟他有金錢糾紛，所以之後所有的案件都要咬被告，他就不跟其討錢了（見原審卷第377、378、380頁），則依證人○○○於原審更異其詞之證述，係源於吳○葳一方（因吳○葳與被告有金錢糾紛，其咬被告則吳○葳即免除其所積欠之債務），則檢察官上訴意旨所稱證人○○○「無非係基於被告之壓力下，而為相異陳述」，顯然欠缺適格之證據足以支持，要難遽採。

五、復按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原規定：「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於92年2月6日公布修正刑事訴訟法時，將第156條第2項修正為：「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立法目的乃欲以補強證據擔保自白之真實性，亦即以補強證據之存在，藉之限制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防止偏重自白，發生誤判之危險。以被告自白，作為其自己犯罪之證明時，尚有此危險，以之作為其他共犯之罪證時，不特在採證上具有自白虛偽性之同樣危險，且共犯者之自白，難免有嫁禍他人，而為虛偽供述之危險。是則利用共犯者之自白，為其他共犯之罪證時，其證據價值如何，按諸自由心證主義之原則，固屬法院自由判斷之範圍，惟此項不利之陳述，須無瑕疵可指，且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者，始得採為其他共同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若不為調查，而專憑此項供述，即為其他共同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顯與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之規定有違。查同案被告吳○葳於警詢、○○○於偵查及原審準備程序時固均指證被告即為「理查」且指示其等分工而為本案擔任面交取款車手及監控車手工作之人，然同案被告吳○葳於113年11月18日即已離臺出境，廖○毅亦於113年5月23日出境，有其等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在卷（見本院卷第157、159頁）可稽，○○○於原審審理時即已更異其證述，改稱「理查」並非被告，而係廖○毅，且卷內僅有其2人先前上開指證述提及被告為「理查」一事，被告對於本案則全盤否認，亦否認自己即為「理查」，檢察官於本院聲請調取被告另案扣押於臺灣高等法院審理中之iPhone 15　ProMax手機以進行數位鑑識（見本院卷第103、105頁），經數位採證結果，該手機聯絡人資訊及以「理查」為全機搜尋，均無「理查」之人，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函送數位採證報告1份在卷（見本院卷第127至134頁）可參，而本件並無其他諸如被告與同案被告吳○葳、○○○或○○○間之對話紀錄，自被告另案被查扣之手機亦未有「理查」之相關資訊，亦無其他被告參與本案之補強證據足以佐證吳○葳、○○○前揭先前指證述為真實，基於罪疑為有利於被告認定之刑事訴訟原則，自難僅憑同案被告吳○葳、○○○先前所為被告即「理查」之指證述俱為被告有為本案起訴書所載犯行之認定。至同案被告吳○葳自113年11月18日出境後滯留未歸，其並經多個法院、檢察署發布通緝在案，有其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法院通緝記錄表在卷（見本院卷第153、157頁）可按，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期間並未聲請傳喚該名證人，附此敘明。

六、綜上，原判決已就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逐一剖析，參互審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慶賢提起公訴，檢察官蘇皜翔提起上訴，檢察官許景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9 　　月　　10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石　馨　文 

　　　　　　　　　　　　　　　法　官　陳　茂　榮 

　　　　　　　　　　　　　　　法　官　賴　妙　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得上訴（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　湘　玲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9 　　月　　10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附件：「

二、無罪部分：

　㈠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郭益誠即為Telegram暱稱「理查」之人，因認被告郭益誠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等罪嫌。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條亦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亦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30年度上字第816號、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具有共犯關係之共同被告，在同一訴訟程序中，兼具被告與證人雙重身分，其就犯罪事實之供述，對己不利之部分，如資為證明其本人案件之證據時，即屬被告之自白；對他共同被告不利部分，倘用為證明該被告案件之證據時，則屬共犯之自白，本質上亦屬共犯證人之證述。而不論是被告之自白或共犯之自白，均受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之規範拘束，其供述或證詞須有補強證據為必要，藉以排斥推諉卸責、栽贓嫁禍之虛偽陳述，從而擔保其真實性。即令共犯自白其本身不利之犯罪事實，已先有補強證據，而予論處罪刑，仍不得僅以該認罪共犯自白之補強證據延伸作為認定否認犯罪事實之他被告有罪之依據，必須另以其他證據資為補強。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該自白他被告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之質量，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至於共犯供述或證詞前後次數多寡、內容是否一致、有無重大矛盾、指述堅決與否及態度是否肯定，僅堪為判斷其供述或證詞有否瑕疵之參考，仍屬自白之範疇，而其與他被告間之關係如何、彼此交往背景、有無重大恩怨糾葛等情，既與所述他被告參與該共同犯罪之真實性判斷無涉，均不足藉以補強及擔保其自白為真實之證明力（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74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兩名以上共犯之自白，倘為任意共犯、聚合犯，或對向犯之一方共同正犯之自白，不問是否屬於同一程序，縱所自白內容一致，因仍屬自白之範疇，究非自白以外之其他必要證據。故此所謂其他必要證據，自應求諸於該等共犯自白以外，實際存在之有關被告與犯罪者間相關聯之一切證據（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63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檢察官認被告郭益誠涉犯上開罪嫌，係以同案被告吳○葳、○○○警詢指述、同案被告○○○偵查指述、告訴人警詢證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告訴人之對話紀錄、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7月5日刑紋字第1136079863號鑑定書，為其論據。訊據被告郭益誠堅決否認犯行，辯稱：112年7、8月間我曾被宜蘭警方查獲與他們一起犯案，該案是在○○辦的，後來我就沒有與他們一起作案了，也沒有聯絡；我們一起犯案的案子，我只是去提款機提款的車手，不是面交車手，我不曾指示另3人去拿錢、監控，或自行當收水的角色；我沒有使用Telegram，Telegram暱稱「理查」之人不是我，本案我完全沒有參與等語。

　㈣本院之判斷：

　⒈如犯罪事實欄所載同案被告○○○、吳○葳、○○○與「理查」、「思妤」、「智富通客服」等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共同洗錢犯行，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並為被告郭益誠所不爭執，合先敘明。

　⒉同案被告吳○葳於警詢時供稱：我是自己搭計程車前往，交付我工作之人「飛機暱稱：理查」告知我，現場會有兩個監控手；我與○○○、○○○不熟，我們之前一起出過廟會的陣頭，所以看過，他們也是透過郭益誠找來當監控手；飛機暱稱：理查，我知道他本名叫郭益誠、性別○、出生年月日00年0月00日，都是透過通訊軟體飛機交付工作；我跟郭益誠原本是住在○○縣○○○的朋友，我們之前也一起念過書，於今年3月份我搬回○○縣○○○（戶籍地址），我主動問郭益誠有沒有工作可以做，因為我有經濟壓力，郭益誠就告訴我有一個合法投資的工作可以做，還有錢賺，所以我就沒有多想，然後就按照他的指示去跟被害人收款；我跟○○○、○○○都是透過郭益誠指示去做事等語（見偵卷第75-79頁）。同案被告○○○亦於偵訊時供稱：認識吳○葳及○○○、郭益誠；郭益誠介紹我去當監控手；郭益誠就是上手，他飛機暱稱「理查」等語（見偵卷第297-299頁）。

　⒊儘管同案被告吳○葳、○○○曾一致指稱「理查」即為被告郭益誠，其等係依郭益誠指示從事為本案詐欺集團取款或監控之工作等情。然查：

　⑴同案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以證人身分證稱：我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是吳○葳介紹的，「理查」是廖○毅，郭益誠在通訊軟體群組中的名字我忘記了、不是「理查」，113年3月7日到苗栗縣頭份市由吳○葳向被害人收款211萬是廖○毅指示的，郭益誠在苗栗縣的案子沒有角色，他只有在○○，其他地方都沒有，之前會這樣講（咬郭益誠就是「理查」、郭益誠介紹我去當監控手）是因為吳○葳的關係，吳○葳跟我說郭益誠跟他有金錢糾紛、之後在所有的案件要咬他，因為我欠吳○葳5、6萬元，吳○葳有跟我討錢，說如果我不咬郭益誠，就要對我怎樣、怎樣，如果咬郭益誠的話，那筆錢就不討了，當時我經濟狀況不怎麼好等語（見本院卷第376-381頁），已改口表示被告郭益誠並非「理查」，非介紹其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之人，亦非共同參與本案犯行之上手（車手頭）。同案被告○○○所為供述既有前後反覆、互相矛盾之瑕疵，憑信性已有疑慮。

　⑵同案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我那時都是幫○○○開車，AVK-0137號自小客車是○○○開來載我的，他叫我幫他開車，說會給我錢，大約1、2千元而已，我涉案時參與的Telegram群組裡面除了有吳○葳、○○○，還有一個「理查」，我參與群組有使用工作機，工作機是○○○給我的，我不知道我上面的人是誰等語（見偵卷第83-87頁），並未指證「理查」之真實身分，無從擔保同案被告吳○葳、○○○先前不利於被告郭益誠供述之真實性；且同案被告○○○明確表示係同案被告○○○請其擔任駕駛而共同參與本案犯行，此與同案被告吳○葳所稱「○○○…也是透過郭益誠找來當監控手」乙節顯不相符，反倒削弱同案被告吳○葳供述之可信度。

　⑶檢察官於114年10月31日提出之同案被告○○○手機Telegram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285-303頁），僅能證明同案被告吳○葳、○○○所加入Telegram工作群組「北上」內，確有暱稱暱稱「理查」之人對其等下達有關本案犯行之指令。至「理查」之真實身分為何、該帳號是否為被告郭益誠所使用、被告郭益誠如何參與本案犯行等節，除前揭同案被告吳○葳、○○○不利於被告郭益誠之供述外，檢察官未再舉出手機鑑識報告、資金往來紀錄或其他具體事證作為補強證據。

　⑷詐欺集團之組織運作，成員具流動性，且各次詐欺犯行之分工及參與成員，未必全然相同。被告郭益誠雖自承與同案被告吳○葳、○○○等人共同參與在○○地區之犯行，然此僅足證明被告郭益誠具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身分，尚難以此「成員重疊性」之關聯，逕認被告郭益誠必然參與本案犯行。在缺乏手機鑑識報告、資金往來紀錄或其他具體事證作為補強證據之情形下，自難僅憑被告郭益誠曾有與同案被告吳○葳、○○○等人共同犯其他詐欺案件之社會經驗，即推論同案被告吳○葳、○○○指稱被告為本案共犯之說法為可信。

　⑸被告郭益誠既未曾自白為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理查」及參與本案犯行，而同案被告吳○葳、○○○形式上均屬與被告郭益誠具有共犯關係之共同被告，揆諸前揭說明，不得逕以其等之自白互為自白真實性之擔保，或以其等自白之補強證據延伸作為認定被告郭益誠有罪之依據，本院自不能僅依其等不利於被告郭益誠之供述，遽認被告郭益誠即為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理查」及參與本案犯行之事實。

　⒋綜上所述，同案被告吳○葳、○○○先前所為指控被告郭益誠為本案共犯「理查」之自白供述，實欠缺足以擔保其真實性之補強證據，故檢察官提出之各項直接、間接證據及所舉出之證明方法，尚未能達到令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郭益誠有參與本案犯行之程度，無法說服本院形成有罪之心證。此外，本院在得依或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範圍內，復查無其他積極明確之證據，足以認定被告郭益誠有被訴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犯行。揆諸前揭法律規定及判解意旨，被告郭益誠犯罪不能證明，應諭知無罪之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