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九十一年度上更(一)字第八О號
上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鴻銘
陳俊宏
右二人共同
張繼準 律師
被 告 陳福興
右
上訴人因被告貪污治罪條例案件，不服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二八三號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九月三十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八年度偵字第四０一六號），提起上訴，案經判決後，經最高法院
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理 由
(一)查，檢察官對於被告陳福興供述有關其與被告張鴻銘、陳俊宏勾結，指定特定廠商、洩漏底價及借牌投標之部份，係從
構成要件具體細節進行核對是否確與被告陳福興供述相符，故每項論證所欲證明係單一事實，最後再綜合個別論述呈現構成要件全盤狀況，如本案中被告陳福興與被告張鴻銘、陳俊宏勾結，指定特定廠商部份，有被告張鴻銘指定特定廠商之相關公文在卷
可參，另核被告陳福興指述之四十一件工程中，有三十六件比價工程，確係均指定被告陳福興借牌之廠商參與比價，亦有被告陳福興之供述筆錄、被告陳俊宏測謊報告
可按（原審若質疑測謊之可信度，自可待被告陳俊宏、張鴻銘身體狀況處於良好狀況時重行測謊驗證）；次查，關於被告陳福興借牌投標承作工程部份，有
證人陳○○、呂○○、巫○○、王○○（應係王○○）等證述借牌予被告陳福興之證詞，佐以押標金票據開立之資料，再核以證人蕭○○、羅○○、徐○○等人之證詞，南投縣埔里鎮公所（下稱埔里鎮公所）技士黃○○、石○○、謝○○、周○○、劉○○等人所證，
足證被告陳福興借牌承作之情事；又查，關於被告陳福興至埔里鎮公所領取公庫支票部份，依埔里鎮公所出納林○○證稱：陳福興有一陣子（大約是前述公庫支票顯示之八十三、八十四年間）經常拿各承攬工程公司之大小章至埔里鎮公所領取工程款等語；再輔以相關旁證，足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全盤事實，綜觀被告陳福興供述之借牌投標、指定比價、領取標單等內容，經核均與相關事證相符，而被告陳福興對此部份供述亦無前後矛盾情事，顯見被告陳福興
自白其與被告張鴻銘、陳俊宏勾結，指定特定廠商、洩漏底價及借牌投標之涉嫌圖利部份應屬實在，惟原審未採信被告陳福興前開部份之供證，亦未敘明未採信之理由，而僅就檢察官起訴之事實單項個別論證，推究是否足以證明被告陳福興供述之全盤構成要件，
而非綜合個別論證再推究全盤事理，其論述理由似有割裂不備，並違
論理法則之處。
(二)復查，原審於判決書中指稱：「上述各該證人於
偵查中所證述之內容，均為陳福興如何向其等所屬公司借牌標取埔里鎮公所辦理發包之工程，其等並未填寫過標單，未曾開立押標金票據，亦未曾領取工程款等事實，惟對於陳福興如何取得埔里鎮公所之標單，如何開立押標金票據，如何以各該公司名義領取工程款等事實未見有所陳明，顯見其等對上開問題亦不能確知，據此，本院實難僅以其等所言，即推論被告陳福興供述之『張鴻銘指定特定廠商，並洩漏指定參與比價廠商名單，要其向廠商借牌投標』乙節，確屬實在」。按證人陳○○、呂○○、巫○○、王○○等營造廠商均證稱被告陳福興有向其等借牌投標埔里鎮公所工程，則陳福興指述有向廠商借牌投標乙事即屬實在，
起訴書中
所載借牌投標即非無據；另偵查中益昌營造有限公司（下稱益昌營造）負責人陳○○於八十八年七月六日在南投縣調查站調查時即供述陳福興持其公司大小章至埔里鎮公所領取工程款，陳○○亦於八十八年八月十七日調查中供述，益昌營造參與投標之二十六件工程均係陳福興去拿標單填寫好之後，再拿給其蓋章，埔里鎮公所並未寄標單給他等語；又被告陳福興
迭於歷次偵查中，均有完整陳述領取標單、開立押標金、填寫標單投標及僱工施作等過程；另證人汪○○亦有證稱被告陳福興曾向其拿取過所有投標廠商之標單；證人廖宜琪（被告陳福興之妻，原名廖美雲）、徐○○亦均有指述如何開立押標金及填寫標單
等情；且被告陳福興指稱係與被告張鴻銘、陳俊宏私下勾結，則借牌廠商僅係提供牌照予被告陳福興投標，按理似無可能全然知悉被告等勾串之全部事實；故原審判決中指稱被告陳福興如何取得埔里鎮公所之標單，如何開立押標金票據，如何以各該公司名義領取工程等事實未見有所陳明，顯見其等對上開問題亦不能確知云云，核與證人陳○○、廖○○、徐○○、被告陳福興前開供詞有間。何況原審若認為被借牌廠商對該等部份之瞭解程度，與犯罪事實間有重要關聯，自可本於職權調查詢明，若未能全盤釐清事實，即遽而以一點論斷全盤，似亦有未盡調查之能事。
(三)另查，原審判決稱：「陳福興所供述之四十一件工程中，有多件係在汪○○仍承辦發包工作時所取得承包施作權；而汪○○於本院調查時，供稱上開其發包之工程，並未洩漏底價，亦無收取回扣」等語，且公訴人亦不認汪○○與張鴻銘有共謀洩漏底價及指定廠商之犯嫌。是在上開多件工程並不須洩漏底價下，陳福興仍能順利得標，則何以於八十四年六月份埔里鎮公所工程發包中心成立後甫接辦該項業務之陳俊宏辦理時，陳福興卻須藉其洩漏底價及索取回扣方能得標，實屬疑問云云。惟查，被告陳福興於偵查時供稱：伊承包之工程，係張鴻銘指定伊借牌之廠商參加比價，告知伊工程名稱，要伊至總務汪○○及陳俊宏處拿取全部參與投標廠商之標單，底價部份亦是張鴻銘直接
告訴伊，部份是陳俊宏告訴伊等語；按汪○○擔任總務時，陳福興即能從汪某處取得全部廠商之標單，而張鴻銘又指定其借牌之廠商參與比價，並告知其工程底價，則汪○○雖未參與勾結圍標洩密，亦不至於對被告陳福興、張銘鴻等完成勾串圍標工程有所影響；足見被告陳俊宏接任總務僅係輔助完成該犯罪構成要件；故由前述可知原審係對本案全盤勾串情節及被告等涉案部份未加釐清，以致認為事實不符而生疑惑。
(四)又原審判決內所載，有關被告陳福興指述被告張鴻銘指示其交付余武龍競選經費五百萬元部份，稱：「．．．五百萬元並非少數，被告陳福興自何處提領該筆現金，如何提領，又如何交付余武龍之競選幹部等，均未有
證據可供本院
審酌．．．」。惟查，被告陳福興於於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調查筆錄即已供述，其曾於八十三年十二月二日提領現金五百萬元至埔里鎮信義路加油站，將五百萬元交予余武龍親戚蔡國威，被告陳福興並於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調查時，提供其妻廖美雲自台中區中小企銀提領五百萬元之明細資料在卷可參，而八十八年七月七日被告陳福興調查筆錄亦供述：「我於八十八年十二月二日，因張鴻銘要求五百萬元給余武龍做為競選經費，去台中區中小企銀提領五百萬元，即在當日下午至埔里鎮信義路埔里保齡球館對面加油站依張鴻銘指示交給蔡國威」等語，另查蔡國威於八十八年七月八日亦證稱：陳福興確有到過伊所經營之加油站等語，雖蔡某否認有收受陳福興交付之五百萬元，惟測謊時亦呈說謊反應（其正確率為百分之九十九）。是依上開帳戶明細、證
人證詞及被告供述等事證互為勾稽，則被告陳福興指述被告張鴻銘指示其交付余武龍競選經費五百萬元之事實，應
堪認定。從而，原審判決稱：「均未有證據可供審酌」云云，即與事實有間。
(五)又查，關於被告陳福興指稱其交予被告張鴻銘之八張公庫支票做為回扣抵扣部份，原審判決稱：「若上開各公司或其
代理人欲向埔里鎮公所領取系爭八張公庫支票，甚而持向埔里鎮農會兌領現金或辦理轉帳時，均應憑藉前開公司之大小印章，始可據以辦理，此於票據實務上要屬當然。是被告張鴻銘縱然
持有系爭八張支票，亦無從同時取得各該公司之大小印章，並於同日或
翌日據以持向埔里鎮農會辦理兌領支票或轉帳事宜，顯見陳福興
所稱其在埔里鎮公所將系爭八張支票交予張鴻銘後，由其轉交予葉○○提領支用等情，顯與事實及票據權利移轉之實務運作不符」云云。惟查，埔里鎮公所出納林晏容於八十八年七月七日調查時供稱：「．．．公庫支票如果
當事人有要求，我們會依據當事人要求取消劃線，讓當事人可以直接領取現金；陳福興有一陣子（大約是前述公庫支票顯示之八十三、八十四年間）經常拿各承攬工程公司之大小章至埔里鎮公所領取工程款」等語；而被告陳福興於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調查中亦有供稱：伊於八十四年元月間至埔里鎮公所領取工程款時，
攜帶金主營造有限公司（下稱金主營造）、三益土木包工業（下稱三益土木）及益昌營造等公司大小章領取電源站至埔里ｋ至ｋ工程、永豐路九十五號前支線農路改善工程、茅埔坑路排水溝護岸工程、大坑路支線水泥路面駁崁工程、協益路面改善工程、梅子腳圳水溝改善工程等六件工程公庫支票」等語。而原審對於證人林○○證述內容及被告陳福興供述持各公司大小章至埔里鎮公所領取工程款部份既無批駁異見，而被告陳福興復能於八十四年元月間同日領得公庫支票，則其將借牌廠商公司大小印章，轉交予被告張鴻銘等辦理領款、匯款手續，實際上即無滯礙難行之處，何況被告陳福興借牌之廠商均證稱被告陳福興自行領取其承作工程工程款，若該等廠商未將公司大小章交予被告陳福興，被告陳福興如何領取公庫支票，並持向埔里鎮農會領款，原審以被告張鴻銘縱然持有系爭八張支票，亦無從同時取得各該公司之大小印章，並於同日或翌日據以持向埔里鎮農會辦理兌領支票或轉帳事宜云云．．．認定被告陳福興指述將八張公庫支票交予被告張鴻銘與事實及票據權利移轉實際運作不符，論述內容即與事理有違。
(六)又被告陳福興交付八張公庫支票予被告張鴻銘部份，原審判決稱：「上開調閱所得之八張公庫支票中，其中一張支票本欲轉入益昌營造之帳號內，故曾由益昌營造在受款人內簽章並書寫益昌營造之帳號，此有調閱之支票影本附卷
可稽，惟
嗣後改為提領現金，然由此足以證明上開支票若非益昌營造所屬人員親自提領，即是持有益昌營造之印章並知悉益昌營造帳號之人據以提領，且由之亦足認陳福興供稱上開支票係由其在公所交給被告張鴻銘，而轉交予葉○○等人乙節，顯與事實不符」云云。惟查，前述被告陳福興供述其於八十四年元月間至埔里鎮公所領取工程款時，攜帶金主營造、三益土木及益昌營造等公司大小章領取六件工程公庫支票。益昌營造負責人陳○○亦證稱公司大小章均交給陳福興請領工程款，核被告陳福興之供述與證人陳○○所述相符，
佐證被告陳福興領取工程款當日在埔里鎮公所由鎮長張鴻銘帶領至鎮長室遇到鄭○○、葉○○兄弟乙節，則被告陳福興持廠商大小章赴埔里鎮公所領取公庫支票應屬實情，原審對被告陳福興攜帶益昌營造大小章此部份之供述既無異見，則被告陳福興於持有益昌營造大小章，領得公庫支票後即可於未劃線之公庫支票蓋上益昌營造之公司章，且該蓋有受款人益昌營造之公庫支票既視同現金，則無論何人持有該票據均可至埔里鎮農會提領現金，或填寫欲存入之帳戶辦理存款手續。從而，原審在未查明登載於益昌營造公庫支票後被塗銷之帳戶是否係屬益昌營造所有，亦未究明係何人於支票上填寫帳戶，又未全盤瞭解票據實務運作之情形，遽然論斷被告陳福興供稱將八張支票在公所交給被告張鴻銘乙節與事實不符云云，是其推論之事實與結果間是否具有相當
因果關係，本即存有疑問，另推論憑藉之認知既有
錯誤，則論斷自不免有誤。
(七)另查，本案有關被告陳福興指述，其於八十四年元月間將八張公庫支票交予被告張鴻銘作為抵扣回扣部份，為本案重要關鍵疑點。原審採信證人鄭○○、葉○○等之供述，並指稱錢是向被告陳福興借貸，有預扣利息、並陸續歸還，則證人鄭○○、葉○○既陳述還款之積極事實，則八百餘萬元並非少數，鄭、葉二人自何處提領現金或匯款轉帳還款，應有
傳票憑證及提領記錄，又如何提領，如何交付被告陳福興夫婦，均未有證據可資審酌，為確實證明相關事實，原審自應本於職權查明疑點再做論斷，如僅片面採信證人鄭○○、葉○○游移無根為被告張鴻銘脫免責任之證詞，又未佐以足供確信之證據，推論即不免流於擅斷，恐難期能發現真實。又原審判決稱：「有關借錢及事後還錢等重要事宜，陳福興等人應找鄭○○處理而非葉○○，．．．再本件借貸發生之際，
適逢葉○○所經營之山水建設金錢陷入困境云云。則既然是葉○○經營之公司週轉困難而透過其兄鄭○○、被告張鴻銘尋覓金主借錢，縱然鄭○○與葉○○二人為兄弟關係，借款者既為葉○○，本於親兄弟明算帳及權利義務之明確化，理應由葉○○所有之公司或其本人開立本票予出借人被告陳福興等做為擔保，並由葉○○還款予相關出借人方屬合理。故葉○○於偵查中所述係向鎮長張鴻銘借款二千餘萬元，由其公司及其本人償還鎮長張鴻銘較符合實情」；又原審判決稱「葉○○於南投縣調查站接受調查時，係於腦部開刀後不久」，惟當日調查員詢問他意識是否清楚，其均答稱清楚，且當日偵訊錄影帶中其說話正常，並未發現有意識模糊之情狀，在無科學驗證資料及具體事證可供證明其當日供述非其本意下，其供述與被告陳福興、證人廖○○證述內容又相符，自仍具有一定之
證明力，似不宜擅斷排除不加採信。
(八)末查，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並不以
直接證據為限，即綜合各種證據，本於推理作用，為其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礙，仍非法所不許。本案檢察官起訴書所載被告等
犯行，除有相當之間接事證外，亦有甚多直接事證。故將被告陳福興供述其與被告張鴻銘、陳俊宏勾結，指定特定廠商、洩漏底價及借牌投標埔里鎮發包之工程，與被告陳福興將其借牌投標之八件工程公庫支票交予被告張鴻銘作為回扣抵扣、被告張鴻銘指示陳福興持五百萬元交付蔡國威轉交余武龍做為競選經費等部份相牽連事證比對勾稽研析，自能清楚呈現案件事實真象全貌，並形成判決之
心證。
綜上所述，原判決認事用法尚嫌未洽，為此提起上訴。
二、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認被告張鴻銘、陳俊宏等被訴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及被告陳福興被訴幫助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之事實不能證明而
諭知被告等均無罪，並無不當，應予維持，除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並補充敘述如下。
(一)按
共同被告所為不利於己之供述，固得採為其他共同被告犯罪之證據，惟此項不利之供述，依（舊）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條（現為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之規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自難專憑此項供述，為其他共同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最高法院三十一年上字第二四二三號
判例可資參照。
(二)經查：
⑴上訴意旨指稱：被告陳福興與被告張鴻銘、陳俊宏勾結，指定特定廠商、洩漏底價及借牌投標涉嫌圖利之部份，除據被告陳福興自白外，核與證人陳○○、呂○○、巫○○、王○○（以上即借牌予被告陳福興之廠商）、蕭○○、羅○○、徐○○（以上即為被告陳福興施作工程之人）、廖○○、徐○○（以上即為被告陳福興開立押標金及填寫標單之人），及埔里鎮公所技士汪○○、黃○○、石○○、謝○○、周○○、劉○○，
暨埔里鎮公所出納林○○等人之證述相符，足證被告陳福興此部分之自白與事實相符，
應堪採信。惟查，陳○○、呂○○、巫○○等人所證述之內容，均為「被告陳福興如何向其等所屬之公司借牌標取埔里鎮公所辦理發包之工程，其等並未填寫過標單，未曾開立押標金票據，亦未曾領取工程款等事實」；而依證人汪○○、黃○○、石○○、謝○○、周○○、劉○○等人所證述之內容觀之，亦僅足以認定「被告陳福興所述該等工程由其實際承作乙節，應屬實情」；至證人林○○、蕭○○、羅○○、徐○○等人證述之內容確與被告陳福興供述埔里鎮公所所發包如附表所示之工程，均由其買受材料、僱工施作及領取工程款等情節相符外，然此尚與被告陳福興自白「與被告張鴻銘、陳俊宏共同以指定特定廠商參與比價，再以『虛偽比價、洩漏底價方式』將埔里鎮公所發包之四十一件工程交予被告陳福興施作」之犯行有間等情，
業據原審於判決書中論述甚詳（參原審判決書第八、九、十頁之㈢、㈣、㈤部份之論述）；又徐○○、廖○○亦僅證述：被告陳福興要投標埔里鎮公所工程時，曾要伊等幫忙填寫標單等語（見偵字第四０一六號卷㈠第十五、十六、二一、二二、第五０至五三頁），徐○○、廖○○之證詞，亦不足以證明被告張鴻銘、陳俊宏涉有上述「虛偽比價、洩漏底價」之犯行。況依機關營繕工程及購置定製變賣財物稽察條例第六條之規定，埔里鎮公所在未達五百萬元之營繕工程得以比價或議價之方式辦理，五百萬元以上之工程方須依公告招標之方式處理（詳見原審判決書第十六頁第一行以後），而被告張鴻銘於埔里鎮公所辦理五百萬元以下之工程比價或議價時，即由其依公所發包中心承辦人員所提供曾為公所施作工程，且信譽、品質優良之廠商名單供為參考，其再依工程性質、廠商能力指定三家或四家廠商參與比價，再交由發包中心承辦等語，除據被告張鴻銘供承在卷，並有其所提出埔里鎮公所工程設計發包流程表、參考廠商名單各一份為證（見偵字第四０一六號卷㈡第七八、八四至八九頁），是被告張鴻銘於辦理五百萬元以下之工程發包時，指定廠商參與比價，並無違誤之處。另參以法務部調查局南投縣調查站偵辦被告張鴻銘涉嫌本件之貪瀆案件，曾向埔里鎮公所調閱該所八十三年、八十四年間所辦理之工程案件明細資料，自八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起至八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止，埔里鎮公所所發包之工程計有一百六十二件，此有法務部調查局南投縣調查站九十一年十二月五日（）投廉愛字第九一一三五一號函附卷
可證（見本院上更㈠卷第二宗第八八至九三頁），另據被告張鴻銘所提出汪○○製作之八十三年二月起至八十三年六月中旬止發包工程明細表，及埔里鎮公所八十三年、八十四年間之總收文簿，其上記載埔里鎮公所自八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起至八十四年十二月止總計發包二百八十一件工程，有被告張鴻銘提出之埔里鎮公所總收發簿影本及汪○○製作之工程明細表在卷可查（見本院上更㈠卷第二宗第四四至八六頁），是若依法務部調查局南投縣調查站
上揭函所統計之工程計算，被告陳福興借牌所得標之工程，僅占埔里鎮公所發包工程之一百六十二分之四一（約為四分之一），若依被告張鴻銘所提出之工程明細表核計，被告陳福興借牌所得標之工程，則僅為埔里鎮公所發包工程之二百八十一分之四一（約為七分之一）。被告張鴻銘、陳俊宏若確有如被告陳福興所供述之犯行，為何被告陳福興之工程得標率卻如此低，實令人疑惑？
⑵另有關上訴意旨指稱：被告陳俊宏接任總務僅係輔助完成該犯罪構成要件等語，除據被告陳福興於偵、審中自白：伊承包之工程，係張鴻銘指定伊借牌之廠商參加比價，告知伊工程名稱，要伊至總務汪○○及陳俊宏處拿取全部參與投標廠商之標單，底價部份亦是張鴻銘直接告訴伊，部份是陳俊宏告訴伊云云外，亦查無其他積極之證據足資佐證。雖被告陳俊宏於接受測謊
鑑定時，就「（一）洩漏底價給陳福興。（二）張鴻銘未授意其配合陳福興圍標。（三）工程標單未給陳福興。（四）沒得到好處。」等部分呈說謊之反應（見偵字第四０一六號卷㈠第九二頁）。然被告陳俊宏受測當時，因罹患高血壓，且身體不適服藥中，是被告陳俊宏所為之上開測謊鑑定即屬有違一般之測謊技術規則，不得採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等情，已據原審於判決書中論述甚詳（見原審判決書第十四頁第六行②以下）。雖被告陳俊宏於身體康復後，不願另作測謊鑑定，惟測謊鑑定係依受測者之生理反應據為判斷之標準，而受測者之身體、心理狀況及受測時之客觀環境均足以影響受測者之生理反應，本件有關被告陳俊宏之部分既查無其他
積極證據足以佐證被告陳福興之自白，是本院亦認無再行就被告陳俊宏施予測謊鑑定之必要。
⑶而被告張鴻銘有無自被告陳福興處收取工程回扣，
厥為本案之關鍵。查：
①被告陳福興就有關收取回扣之數額，於八十七年十一月六日偵訊時先供稱：「他《即被告張鴻銘》要我給他二成工程款，是他叫我去做工程，以後就開始陸續向我借錢，他要我將錢借給他，我後來向他催討，他說從工程款中扣二成給他，用二成工程款抵他欠我的錢．．．約三千萬至四千萬元（指被告張鴻銘前後共收取之回扣），有證據的是八張支票部分」（見他字第二二三號卷第十八頁反面至第十九頁反面）；嗣於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調查員
訊問時則供稱：「．．．以現金方式交回扣款給他，交款地點有時在他家，有時在工地、車上、我家及他的混凝土預伴場拿錢給他，回扣總額在一千萬元以上（詳細數目我並未計算）」（見他字第二二三號卷第二二五頁反面）。被告陳福興就所交付之回扣數額，前後所供即有不同。而公訴人據被告陳福興之供述，共起訴如原審判決書附表所載之四十一件工程，該四十一件工程決標金額總計八千一百九十六萬九千六百三十元，以依工程款二成計算回扣數額，計為一千六百三十九萬三千九百二十六元（詳見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然被告陳福興究如何交付上開一千六百三十九萬三千九百二十六元之回扣款？除被告陳福興之供述外，公訴人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資佐證。
②而有關上訴意旨指稱被告張鴻銘要求陳福興交付五百萬元予余武龍作為競選經費之部分，公訴人係以被告陳福興之自白，並有其妻廖美雲自台中區中小企業銀行提領五百萬元之明細資料在卷可參，且蔡國威於八十八年七月八日亦證稱：陳福興確有到過伊所經營之加油站等語，雖蔡某否認有收受陳福興交付之五百萬元，惟測謊時亦呈說謊反應（以上均見他字第二二三號卷第二三０、二四０、三二三頁，偵字第四０一六號卷㈠第九二頁）。但查，上開提款之明細表僅能證明廖美雲確有於八十三年十二月二日自銀行提領五百萬元，然該五百萬元究有無交付予蔡國威作為余武龍之競選經費，除被告陳福興之自白外，亦無其他證據足資佐證，雖蔡國威就有無收受被告陳福興所交付之五百萬元部分，經鑑定結果呈說謊之反應，惟測謊鑑定不足以
作為犯罪之證據，已詳如前述，是上訴意旨就此部分之指摘，尚乏依據。
③另有關該八張公庫支票部分，上訴意旨指稱「應以葉○○於偵查中所述：係向鎮長張鴻銘借款二千餘萬元，由其公司及其本人償還鎮長張鴻銘較符合實情，原審採信葉○○、鄭○○
嗣後迴護被告張鴻銘之詞，顯又未當」等語。然查，縱認上訴意旨所稱「系爭八張支票確係被告陳福興交付予被告張鴻銘」無誤，惟被告張鴻銘取得該八張公庫支票之原因不一，或為借貸關係，或為代人調借，或為收取回扣，尚不能單憑被告張鴻銘持有該八張公庫支票，即認係收取回扣。況證人廖○○於偵查中業已證稱：「有聽陳福興說，他說他支票收一收以後，有借給鄭○○或他弟弟，那是鎮公所收的支票」、「（支票上之工程）可能他（指陳福興）跟包商合夥，管工地的」、「應該不是（借牌）」、「不是（借牌），他與牌主合夥」、「（八張公庫支票之錢）有（向葉○○要回來」、「（錢拿回）沒有（告訴陳福興），因當時爭執得很厲害」等情（見他字第二一三號卷第九十三、一二六、一二七頁），嗣廖○○雖又改稱其於偵查中所為之上開供述，係被告張鴻銘寫好後，要其背誦，待出庭後即回答諸語（見他字第二二三號卷第二十九頁至第三十二頁），然又陳明該紙條係被告陳福興之筆跡（同見他字第二二三號卷第三十一頁），是該八張公庫支票是否如被告陳福興所言，係被告張鴻銘所收取之回扣，即有可疑。
⑷而有關被告張鴻銘透過被告陳福興向陳○○收取六十萬元回扣款之部分，依陳○○及其妻游鳳卿之證詞，暨卷附建宏工程行游鳳卿台灣中小企業銀行活期存款存摺影本（見他字第二二三號卷第六八頁反面、六九頁正面、一六二頁正反面、一六三、一六四頁），雖可證明游鳳卿曾於八十四年八月三十日提領六十萬元交予被告陳福興，然被告陳福興究有無交付該六十萬元予被告張鴻銘收受，除被告陳福興之自白外，亦乏其他證據足供佐證。
(三)綜上論述，公訴人依據證人陳○○、呂○○、巫○○、王○○、蕭○○、羅○○、徐○○、黃○○、石○○、謝○○、周○○、劉○○、廖○○、游鳳卿，及被告陳福興之自白，並有廖○○、游鳳卿等人之上述提款資料，暨被告陳俊宏、蔡國威、葉○○等人之測謊鑑定，雖可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一條「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之嫌疑者，應提起公訴」之規定起訴。然法院在查無確切之證據足以證明被告之犯罪事實者，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之規定，即應
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是本件雖有被告陳福星之自白，但並無其他證據足以佐證該自白，從而原審以不能證明被告張鴻銘、陳俊宏、陳福星確有公訴人起訴之犯嫌，因而諭知無罪之判決，核無違誤，公訴人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三、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三條、第三百六十八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涂達人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二 月 二十七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林 照 明
法 官 王 銘
法 官 蔡 名 曜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
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
得於提起上訴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
繕本）。
書記官 許 哲 禎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三 月 四 日
Ｉ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二八三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鴻銘
陳俊宏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張績寶 律師
張繼準 律師
被 告 陳福興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 王金陵
右列被告等因貪污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八十八年度偵字第四０一六號），本院
判決如左：
主 文
張鴻銘、陳俊宏、陳福興均無罪。
理 由
一、本件
公訴意旨略以：㈠被告張鴻銘係南投縣埔里鎮長，被告陳俊宏係埔里鎮公所總務，二人均係依據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就該鎮公所辦理之工程招、開標，為
渠等主管或監督之事務，被告陳福興係埔里鎮民，以承包埔里鎮公所工程為業，係張鴻銘舊識，張鴻銘、陳俊宏均明知有關工程招、開標過程，應本於公平、公開、公正之方式為之，且於民國八十三、八十四年間有關工程發包依據之法令，如審計法施行細則、機關營繕工程及購置定製變賣財物稽察條例及台灣省各機關營繕工程投標須知及附件，均規定主辦單位於開標時，如發現投標者有串通圍標之情事，應當場宣布廢標，並移送
司法機關處罰。
詎張鴻銘、陳俊宏竟基於共同收取回扣之不法
概括犯意連絡，由張鴻銘於八十三年三月就任埔里鎮長後，即與陳福興談妥謀議，利用張鴻銘鎮長經辦發包公用工程職務上之機會，於辦理指定比價之工程發包時，蓄意指定特定廠商參與比價，並以虛偽比價、洩漏底價之方式，將埔里鎮公所工程交予陳福興施作，並向陳福興收取發包工程款二成回扣，自八十三年四月
迄八十四年十月，埔里鎮公所辦理「梅子腳排水工程」等四十一件工程（詳如後附之埔里鎮公所發包四十一件工程明細資料表），工程決標金額總計新台幣（以下同）八千一百九十六萬九千六百三十元，張鴻銘、陳俊宏二人於各工程發包前，洩漏指定之投標廠商名單及工程底價等予陳福興，並由陳俊宏通知陳福興至埔里鎮公所領取欲參與投標廠商之標單 (八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前發包之十件工程，由張鴻銘批示，並通知陳福興至埔里鎮公所向主辦發包之技士汪○○索取指定參加比價廠商標單），再由陳福興向該等廠商借牌，並委由其妻廖○○等開立投標廠商押標金票據，自行填寫標單作形式上三家廠商（或以上）投標，陳俊宏則配合製作開標紀錄，由陳福興圍標得標承作，張鴻銘向陳福興收取總計一千六百三十餘萬元回扣款。㈡○○○年○月間宇達營造有限公司（以下稱宇達公司）以三千六百八十萬元，標得埔里鎮公所發包之七十九線鯉魚潭路面改善工程，隨即轉包與益昌營造有限公司（以下稱益昌公司）負責人陳○○承作，張鴻銘基於收取回扣之不法犯意，利用其擔任鎮長經辦發包公用工程職務上之機會，透過有幫助收取回扣犯意之陳福興，向陳○○索取工程款百分之六之回扣，陳○○核算後認為不合理，僅同意支付六十萬元，而於該工程開工後一個多月（八十四年八月三十日）委由其妻游鳳卿至台灣中小企銀埔里分行（帳號：000-00-00000-0）提領六十萬元持至陳福興宅交付陳福興，並由陳福興於○○○年○月間，持至埔里鎮長張鴻銘位於埔里鎮南光國小旁長春路宅，轉交張鴻銘收受上述六十萬元之回扣款。因認被告張鴻銘、陳俊宏涉有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罪嫌，被告陳福興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罪之
幫助犯罪嫌。
二、公訴意旨以被告等人涉有右揭犯行
無非以：本件有共同被告陳福興之指述及證人陳○○、巫○○、王○○、蔡○○、呂○○、游○○、陳○○、葉○○、汪○○、廖○○、徐○○、廖○○、羅○○、林○○、徐○○、蕭○○、蔡○○、林○○、黃○○、石○○、謝○○、周○○及劉○○等人證述之內容及調借查扣之工程卷宗、銀行傳票、票據資料、現金支出傳票、埔岩預拌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稱埔岩公司）客戶資料、金主營造有限公司（以下稱金主公司）承攬工程登記表等相關資料
可資佐證相符，而認被告等確涉有右開罪行。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
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故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一八三一號判例參照）。又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真實之證據，倘證據是否真實尚欠明確，自難以擬制推測之方法，為其判斷之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最高法院五十三年著有臺上字第六五六號、二十九年上字第三一０五號判例可稽。且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或
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
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亦有最高法院七十六年度臺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判例可稽。其以情況證據（即間接證據）斷罪時，尤須基於該證據在直接關係上所可證明之他項情況事實，本乎推理作用足以確證被告有罪，方為合法，不得徒憑主觀上之推想，將一般經驗上有利被告之其他合理情況逕予排除，此觀諸最高法院三十二年上字第六十七號判例意旨亦甚彰明。
四、
訊據被告張鴻銘、陳俊宏堅決否認涉有右揭犯行，㈠被告張鴻銘辯稱：渠並未指定特定廠商參與比價，渠係依工程之性質、廠商能力等，指定三家或四家參與比價；另渠亦未洩漏底價予陳福興，因工程底價，均於開標當天由發包中心承辦人員，將核定底價交渠本人核定，故渠不可能洩漏底價；押標金票據是由發包中心審核，陳福興開立四十一件工程押標金票據，不是因渠洩漏底價，授意陳福興借牌圍標；又余武龍對渠選舉鎮長無任何幫助，八十三年省議員選舉
期間，渠並未贊助省議員候選人余武龍競選經費；再八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渠並未要求陳福興交付陳員承作之八件工程公庫支票，亦未承諾以陳福興承包之工程回扣款中抵扣，渠係介紹鄭○○與陳福興認識，由鄭○○直接向陳福興借錢；另張鴻銘亦否認曾透過陳福興於八十四年間，向承包埔里鎮公所鯉魚潭道路改善工程之承包商陳○○收取回扣款六十萬元；此外，張鴻銘亦否認有授意埔里鎮公所總務陳俊宏等配合陳福興借牌圍標前述四十一件工程；另張鴻銘指出，前開四十一件工程扣除公開招標部分之總價款為三千餘萬元，陳福興所指之回扣款亦高達三千三百八十萬元，承包商縱或至愚，亦不至血本無歸等語。㈡被告陳俊宏辯稱：渠於八十三年埔里鎮長選舉期間，係替張鴻銘的對手蔡和憲助選，對張鴻銘有敵意，張鴻銘不可能授意渠配合陳福興圍標埔里鎮公所工程；另渠並未通知陳福興至埔里鎮公所領取前開四十一件工程中參與比價廠商之標單；且埔里鎮公所工程均有統一單價，廠商只要做過埔里鎮公所工程，按此計算工程預算數再乘以每次得標百分比，標得該所工程並不困難，且底價均於開標當日核定，渠絕對沒有洩漏工程底價及指定投標廠商標單予陳福興；渠並不知道陳福興夫婦如何向被指定廠商借牌，如何申請開立押標金票據等語。至被告陳福興則對公訴人起訴之犯罪事實均稱確為實情等語。
五、經查：
（一）有關公訴人所指之被告張鴻銘、陳俊宏共同以指定特定廠商參與比價，再以
虛偽比價、洩漏底價方式將埔里鎮公所發包之四十一件工程交予陳福興施作
部份：
㈠公訴人謂被告張鴻銘、陳福興均供稱：渠二人是十多年之朋友，張鴻銘未擔任鎮長前建造房屋，所有鐵門、鐵窗部份，均由陳福興承作，有生意往來部分，固據證人廖○○、陳○○、陳○○、蔡○○證述在案，惟查該部分之事實僅
堪認被告陳福興與張鴻銘間，於張鴻銘首次競選埔里鎮鎮長前，其二人間之關係匪淺，至張鴻銘當選鎮長後，其與陳福興間之關係若何，而是否可推心置腹以致共同從事謀取不法利益之勾當，以現今社會普遍道德低落、價值觀失序情形而言，實難僅以先前一時之利益結合關係而遽予推論。
㈡證人即埔里鎮公所建設課技士汪○○於偵查中供稱：「張鴻銘就任鎮長後，陳福興經常在公所出入．．」、「在我印象中陳福興曾有向我索取部份工程全部廠商之標單」，另證人○○公司負責人陳○○亦於偵查中供稱：「益昌營造參與投標之二十六件工程，均是陳福興去拿標單填寫好之後再拿給我蓋章，陳福興如何取得標單我不清楚，埔里鎮公所沒有寄標單及通知本公司至公所領取標單」，證人即埔里鎮公所建設課技士蔡○○於偵查中供稱：「陳福興於八十三、八十四年有承作埔里鎮公所發包之工程，．．．陳福興經常到承辦工程發包單位的總務部門找汪○○、陳俊宏．．．」。觀之上述汪○○等人證述內容，所堪認定者為陳福興於八十三、四年間出入鎮公所頻繁，且曾向汪○○索取埔里鎮公所發包之部分工程全部廠商名單，陳福興並因而自汪○○處取得部分廠商之標單，且陳福興與汪○○、陳俊宏等人於前述時間於鎮公所辦公室有相互往來之情形，惟若僅據此即推論陳福興所稱之其係由鎮長張鴻銘及總務陳俊宏通知，前往埔里鎮公所領取投標廠商之標單等犯罪情節，其推論過程不免失之無據。且查，證人汪○○於本院訊問時證稱，「（陳福興如何向你拿標單？）接到鎮長批示後，我用電話通知廠商來領取，有時會親自送標單去給他們，陳福興好像有在幫忙廠商處理工程，所以他有時會來公所說，他是代理某家廠商來領標單，我就把其餘標單請他轉交給其他廠商。」（參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訊問筆錄）據之足見，汪○○所以將部分工程之全部廠商標單交付予陳福興是基於一時方便而託其轉交性質，要非受到何人指示而將全部標單交付予陳福興，是更難以之推論陳福興之取得標單係出自張鴻銘之指示。㈢證人蔡○○於偵查中供稱：「陳福興於張鴻銘當選後，即經常進出埔里鎮公所找建設課的技士洽談公事」；證人即埔里鎮公所建設課技士黃○○於偵查中供稱：「．．陳福興係從事土木業，時常在鎮公所進出．．」、「．．我曾在上開（即陳福興承包之四十一件工程中之由黃○○承辦之虎山社區活動中心三樓增建工程八件工程）工地看到陳福興」；證人即埔里鎮公所建設課技士劉○○於偵查中供稱：「．．他（指陳福興）經常到埔里鎮公所向我詢問有關埔里鎮公所發包工程有關施工技術問題．．」、「前述十二件工程（即陳福興承包之四十一件工程中由劉○○主辦之武界路災害修復工程等十二件）．．實際承包商係何人我不清楚，但是施工期間陳福興經常到埔里鎮公所建設課向我請教施工技術問題，並且到工程施工現場指揮工人施工．．」；證人即埔里鎮公所建設課技士周○○於偵查中供稱：「我認識陳福興．．陳福興至埔里鎮公所接洽施工工程而認識」、「．．陳福興也曾至埔里鎮公所辦理上開工程（即陳福興承包之四十一件工程中之由周○○承辦之向善路支線道路改善工程等十二件）請款等事宜」；證人即埔里鎮公所建設課技士謝○○於偵查中供稱：「．．他（指陳福興）經常在上開工地（即陳福興承包之四十一件工程中由謝○○主辦之梅子腳排水工程等九件工程）現場，且他曾向我表示有什麼問題可以找他」；證人即埔里鎮公所建設課前技士石○○供稱：「前該工程（序號：貳拾肆：埔里鎮公有零售市場三樓增修工程）實際承包商係何人我不清楚，施工期間現場實際負責人為陳福興．．．」，由上開證人證述內容以觀，確足認被告陳福興所述該等工程由渠實際承作乙節，應屬實情，惟就被告陳福興如何取得工程承包權，有無借牌圍標等，伊等並不知其詳情如何等，亦為各該證人證述在卷。是上述各該證人之證述內容，無非僅足證明陳福興確曾參與公訴意旨所指之四十一件工程承包及施作，惟並不及於其他公訴意旨所述之犯罪事實。㈣證人即○○土木包工業負責人巫○○於偵查中供稱：「．．前述二十四件（即陳福興承包之四十一件工程中借三益土木包工業牌照投標之工程）埔里鎮公所發包之工程均係陳福興借「三益土木包工業」牌照參加投標，押標金票據及標單皆由陳福興所開立、填寫」、「．．上開以陸億營造有限公司（以下稱陸億公司）參與埔里鎮公所投標之十四件工程中，除序號：參拾參、肆拾壹等二件得標工程．．．餘十二件工程之標單均係我將牌照借予陳福興陪標，押標金票據、標單等皆由陳福興所開立、填寫」；陸億公司負責人蔡照英於偵查中證稱：「上述十四件埔里鎮公所發包之工程，我皆未曾前往投標，有關陸億營造投標工程等要問股東巫○○才知道」、「．．陳福興曾拿上述二件工程（序號：參拾參、肆拾壹，以陸億公司名義得標）之相關發票及收據至陸億營造辦理工程結算」；金主公司實際負責人呂○○於偵查中供稱：「．．陳福興與廖美雲（即廖○○）夫妻係舊識，他們經常借用本（金主營造）公司牌照，參與埔里鎮公所營繕工程招標投標事宜」、「前述梅子腳排水工程等二十六件埔里鎮公所發包之工程均是由陳福興、廖美雲夫妻借用本公司牌照參加投標，該等工程押標金票據絕大部份由陳福興夫妻自行負責開立，．．參與投標標單亦由渠等自行填具．．其中明細表序號：5.7.8.11.12.19.24.29.30.38.39 等十一件工程由金主公司得標．．十一件工程均係陳福興借用本公司牌照投標得標，並負責實際施作」、「（指陳福興借金主營造牌照承包之十一件埔里鎮公所工程）均是陳福興支付施工材料費，並向埔里鎮公所請領工程款」；三益營造公司（以下稱三益公司）負責人陳○○於偵查中供稱：「上述工程．．．均是陳福興借我公司牌照去參加投標，押標金票據我沒有開立，是陳福興開立的，．．．．標單我也沒有填寫，．．．亦是陳福興填寫的，．．．其中序號：2.3.10.13.23. 28.34.35等八件工程係以我公司名義得標」、「上述八件工程施工材料費均是陳福興支付，工程款亦由陳福興持我公司印鑑、負責人印鑑去埔里鎮公所領取」；另明新營造公司（以下稱明新公司）負責人雷旭智於偵查中供稱：渠公司牌照有可能被借牌陪標陳福興承包之武界路災害修復工程等三件工程等語；龍門營造公司（以下稱龍門公司）負責人馬詩雨供稱：該公司投標之序號參、虎山社區三樓增建工程及肆拾、投七十一線武界路３Ｋ至５Ｋ兩件工程，應係陳福興向得標廠商鉅邦、益昌等營造公司借牌，該兩家得標廠商再向他借牌等語。上述各該證人於偵查中所證述之內容，均為被告陳福興如何向其等所屬公司借牌標取埔里鎮公所辦理發包之工程，其等並未填寫過標單，未曾開立押標金票據，亦未曾領取工程款等事實，惟對於陳福興如何取得埔里鎮公所之標單參與投標，如何開立押標金票據，如何以各該公司名義領取工程款，並未見有所陳明，顯見其等對上開問題亦不能確知。據此，本院實難僅以其等所言，即推論被告陳福興供述之「張鴻銘指定特定廠商，並洩漏指定參與比價廠商名單，要渠向廠商借牌投標」乙節，確屬實在。㈤證人羅○○於偵查中供稱：渠曾替陳福興施作籃城至紅瓦厝改善工程（序號：貳）、桃米坑垃圾場進場道路改善工程（序號：柒）及大坑路支線路面整修工程（序號：拾）板模及灌漿部份，工程完工後向陳福興請領工程款；證人林○○供稱：「我替陳福興施作之工程有：大湳里虎山社區後續工程及美化工程（序號：玖）、鐵山路八十二巷排水溝改善工程（序號：參拾壹）、石珠橋南村巷災修工程（序號：參拾參）、赤崁往水尾國小道路改善工程（序號：參拾伍）、北環路、六合路排水工程（序號：參拾柒）、池上路改善工程（序號：參拾玖）、電源站至埔里４６Ｋ─４７Ｋ工程（序號：拾壹）及梅子腳排水溝改善工程（序號：拾玖）等八件，係我施作建築鋼筋加工，工程完工後向陳福興請領工程款」；證人徐○○於偵查中供稱：「．．我替陳福興施作之工程有：桃園國小旁駁崁道路拓寬工程（序號：貳拾）、桃米里種瓜路支線改善工程（序號：貳拾捌）、鐵山路八十二巷排水溝改善工程（序號：參拾壹）、過坑路鹽土坑橋災修工程（序號：參拾肆）、赤崁往水尾國小道路改善工程（序號：參拾伍）、北環路六合路排水工程（序號：參拾柒）、眉原路中成橋合成里合成巷道路坍方災修工程（序號：參拾捌）、茅埔坑路排水溝護岸工程（序號：貳拾壹）等八件工程係我施作板模及灌漿部份，工程完工後向陳福興請領工程款」、「我不認識三益土木等營造公司．．」；證人蕭○○於偵查中供稱：「．．我替陳福興施作之工程有：大坪壽山尾路路面工程、東峰路水泥路面工程、水頭路支線道路改善工程、石珠橋南村巷災修工程、農地利用綜合規劃合成里農路水泥路面工程、永豐路九十五號農路工程、梅子腳排水溝改善工程、向善路災害修復工程等八件工程，係我施作板模及灌漿部份，工程完工後向陳福興請領工程款」、「上述八件工程係陳福興僱請我施作板模及灌漿部份，並向陳福興請領款項，至於八件工程各由那一家營造公司得標我不清楚」，證人徐○○於偵查中供述：「．．前述工程（指前該四十一件工程），我大部份都有參與，陳福興曾將前述工程標單攜至我住居處，要我代為填寫，八十三至八十四年間，我受僱於陳福興，負責前述工地現場工頭，負責指揮機具工人施作」，證人陳○○即被告張鴻銘之妻於偵查中供稱：「．．八十三、八十四年間陳福興有向埔岩預拌混凝土公司購買過混凝土．．．支付金額大約二千四百八十一萬五千二百七十元．．」，證人林○○於偵查中供稱：「陳福興有一陣子（大約在．．八十三、八十四年間）經常拿各承攬工程公司大小章至埔里鎮公所領取工程款，款項確實金額我記不清楚，但加起來應該很多」。核各該證人供述之內容，確與被告陳福興供述埔里鎮公所所發包如附表所示之工程均由渠買受材料、僱工施作，並領取工程款情節相符，惟此究與陳福興所指述之張鴻銘、陳俊宏共同洩漏底價、投標廠商，指示陳福興借牌圍標等犯罪情節有間，而不足推論本件公訴人所指被告張鴻銘、陳俊宏所涉之犯罪情節。㈥公訴意旨另以：經核算被告陳福興承包之埔里鎮公所四十一件工程，除序號：貳拾肆、埔里鎮公有零售市場三樓增修工程決標金額為底價之百分之九十點一；序號：肆拾壹、池上路改善工程決標金額為底價之百分之九十一點二二，有二十件工程決標金額達底價之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有十九件工程決標金額達底價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且被告陳俊宏於偵查中被訊及有無洩漏底價給陳福興時，經法務部調查局測謊發現有說謊反應（精確度達百分之九十九），推論本案被告張鴻銘、陳俊宏確有洩漏底價之情事；惟查：①南投縣政府曾以維護公共工程之品質、兼顧廠商之利潤等目的，製頒工程統一單價參考表，以供各機關、學校辦理相關工程之依據（參被告陳俊宏於偵查中所提出之參考表，附於八十七年他字第二二三號卷第四百二十七頁），是若有心參與比價之廠商，僅須將工程之數量乘以南投縣政府所製頒之單價表，即可輕易算出該工程之總金額，有經驗之投標廠商，依此公式估算，甚或有核算出與底價相同金額之可能。故在上開工程中，決標金額與工程底價接近，亦屬可合理接受之範圍，尚不能據此認為主辦者即有洩漏底價之情形。②被告陳俊宏辯稱平時即有高血壓之症狀、受測是日又因犯重感冒服藥中等情，業據其提出埔里基督教醫院診斷證明書、埔里鎮黃國卿診斷證明書各一紙
附卷可稽，而參閱李復國「測謊技術之理論與實際」（刊載於律師雜誌第二百零八期八十六年一月號）測謊之理論依據⑶所述，「疾病因素亦可造成生理之反應異常，故遇受測者有疾病或其他不適時，即應避免測試，以免影響研判之正確性」。是被告陳俊宏在罹患有高血壓病症及於身體不適服藥中所做之測謊報告，即屬有違一般測謊技術規則，而有造成測謊結果異常可能之瑕疵存在，自不得逕採為本件認定事實之惟一依據。至公訴人起訴內容所稱之「查埔里鎮公所技士簽報發包工程時，張鴻銘於指定參與比價廠商或批示公開招標時，即可看到預算金額，底價均由預算金額核算，故張鴻銘只要在工程開標前事先核定底價默記（事後再填註於底價表中即可），一併將指定參與比價之廠商及底價直接洩漏予陳福興，或告知被告陳俊宏洩漏予被告陳福興，且被告陳福興指述張鴻銘係於工程發包前通知其前往，將工程名稱、底價、指定參與比價廠商一併告知他，故被告張鴻銘應係於埔里鎮公所技士簽報發包工程時，事先註記相關資料」乙節，未據提出證據以資佐證，顯屬推測臆斷之詞，依法自不得採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㈦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張鴻銘、陳俊宏均坦承前述四十一件工程中指定比價工程（三十六件）係由張鴻銘指定參加投標廠商，四十一件全部工程底價由張鴻銘核定，經查前述指定比價工程（三十六件），張鴻銘指定參加比價之廠商均局限於益昌（參加二十二件工程比價）、鉅邦（參加二十四件工程比價）、金主（參加二十一件工程比價）、陸億（參加十一件工程比價）等營造公司與三益（參加二十一件工程比價）及龍昌（參加八件工程比價）二家土木包工業（明新營造有限公司僅於八十三年四至六月被批示參加三次比價，龍門營造於八十三年四至六月被批示參加兩次比價，龍城公司於八十三年四月被批示參加一次比價，該三家公司均未得標，係被告陳福興剛承作埔里鎮公所時由張鴻銘批示），另查埔里鎮公所指定比價參考廠商名單 (由被告陳俊宏提供）中有三十餘家廠商，被告陳福興承作之工程被指定參與比價之廠商均局限為益昌、鉅邦、金主、陸億、三益及龍昌等六家營造、土木公司，另金主公司負責人呂○○、益昌公司負責人陳○○、龍昌土木包工業負責人王○○、三益土木包工業負責人暨陸億公司股東巫○○等均供述借牌予陳福興，核與被告陳福興供述之渠與張鴻銘謀議指定固定之廠商名單情節相符，而認被告陳福興確與張鴻銘間事先謀議指定特定廠商參與比價乙節，其論斷固非無據；惟查：①依機關營繕工程及購置定製變賣財物稽察條例第六條規定，各機關營繕工程及購置、定製、變賣財物，在一定金額以上者，應公告招標之；未達一定金額而在一定金額百分之十以上者，得比價辦理之；其在一定金額百分之十以下者，得由該機關首長授權經辦單位，取具二家以上估價單，進行比價或議價辦理之。而所謂「一定金額」依審計部八十年一月三十日台審部伍字第八００二０一六號函所示為五千萬元。而按諸上開規定，機關首長既得授權經辦單位取具二家以上估價單，進行公開比價，解釋上由機關首長自行指定比價之廠商，亦無不可。本案被告埔里鎮公所鎮長張鴻銘延續前任鎮長之作法，採由承辦單位列表陳報優良廠商多家，由其指定其中之數家進行比價，作法雖
不無可議，然究難認有何違法之處。②一般社會大眾對於工程之發包施作，本即以施工品質良善，信譽度高者為優良廠商，而樂於與之交易，公務機關為求工程品質達一定水準，而不負民眾之所託，更是以指定優良廠商為必要；公訴人所統計之上開多家廠商，是否即因此考量而遭多次指定，固非嗣後單純以獲得承包工程數量之多寡而可加以推斷，惟同理，亦不能僅以上開各廠商多次獲得指定參與比價，即謂各廠商與指定之公務人員有所勾結，否則以政府採購法未立法前，而政府相關公共工程發包法令未全之時，各該承辦公務人員，就每件承辦發包之工程顯均須指定不同廠商始可免去「勾串」之嫌，此於情理上固難全，且有違無罪推定之刑事立法原則。況公訴意旨所指之四十一件工程，其發包期間自八十三年四月六日至八十四年十月十七日，時間長達一年半左右，在該時段內，埔里鎮公所全部發包工程計有若干、金額若干，而上開四十一件工程於其中復占有若干比例，又被告張鴻銘指定之上開廠商又占其他工程之得標廠商若干比例，均未見公訴人有所陳明，本院自難僅以公訴人所指之四十一件工程之承包廠商僅侷限於數特定廠商，即推論指定者即被告張鴻銘必與廠商勾結，圖謀不法利益。㈧公訴意旨以：「依常理而言公務機關之總務替首長辦理採購事宜，相互間互動頻繁，總務若無法充分配合機關首長，早就被替換，被告陳俊宏自八十三年六月擔任埔里鎮公所總務迄今，若非獲得張鴻銘之信任絕對無法如此久任」推論被告陳宏俊辯稱渠不可能配合張鴻銘、陳福興圍標，不足採信等。然查陳福興所供述之四十一件工程中，有多件係在汪○○仍承辦發包工作時所取得承包施作權（依公訴意旨為八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前發包之十件工程）；而汪○○於本院調查時，供稱上開其發包之工程，並未洩漏底價，亦無收取回扣等語（參本院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訊問筆錄），且公訴人亦不認汪○○與張鴻銘有共謀洩漏底價及指定廠商之犯嫌。是在上開多件工程並不須洩漏底價下，陳福興仍能順利得標，則何以於八十四年六月份埔里鎮公所工程發包中心成立後甫接辦該項業務之陳俊宏辦理時，陳福興卻須藉其洩漏底價及索取回扣方能得標，實屬疑問。再陳俊宏之測謊係在其身體狀況不佳之下所為，其測謊結果，不能遽予採認乙節，有如前揭，自不能為上開推論之依據。從而，公訴人此部分之推論，除堪認與一般社會大眾「想當然爾」之看法相吻合外，實乏確切之證據可以「公務機關之總務必為首長之心腹，且心甘情願陪同長官從事違法事務」之說詞，推論陳俊宏必與張鴻銘共謀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
（二）有關公訴人所指之被告張鴻銘向被告陳福興收取回扣一千六百三十萬餘元部
份：
㈠有關陳福興指張鴻銘指示其交付余武龍競選經費五百萬元部分，公訴人以被告陳福興於偵查中供稱：「我記得八十三年底省議員選舉期間，張鴻銘打電話給我，要我拿五百萬元給余武龍做為競選經費，我於八十三年十二月二日提領現金五百萬元至埔里鎮信義路加油站，將五百萬元交予余武龍親戚蔡國威，事後張鴻銘告訴我該五百萬元，將陸續從交給我承作之工程款兩成回扣抵扣．．」；另證人蔡○○於偵查中供稱：「余武龍是我親姊夫，因此，他八十三年參選省議員期間，我
乃義務為其助選，並為其籌措競選經費」、「八十三年十二月省議員投票前幾天，陳福興確實有到過我所經營之豐盈加油站辦公室．．停留一、二分鐘隨即離去．．」、「他（指陳福興）可能是前往找人，或拿競選經費過來」等情，而認被告張鴻銘確有指示陳福興交付五百萬元予余武龍供作競選經費，並與陳福興約定上開款項自將來之回扣中扣除；惟查五百萬元並非少數，被告陳福興自何處提領該筆現金、如何提領，又如何交付予余武龍之競選幹部等，均未見有證據可供本院審酌；再張鴻銘與余武龍間有何利害關係，而須出資高達五百萬元供余武龍競選省議員之用，公訴人亦未曾具體指明。公訴人以蔡國威經法務部調查局對其測謊發現渠否認之陳福興有拿五百萬元給他有說謊反應，即推認陳福興所述之受張鴻銘指示交付五百萬元予余武龍供競選經費之用乙節全然屬實，證據明顯不足。㈡有關被告陳福興交予被告張鴻銘八張公庫支票款做為回扣部分：公訴人以：①經查扣金主營造公司相關帳冊，記載電源站至埔里４６Ｋ─４７Ｋ工程及梅子腳排水溝改善工程等之承包商為陳福興，並經證人呂○○證稱係借牌予陳福興，由陳福興自行填寫標單投標，支付施工材料費，自行提領工程款；②前述八張公庫支票款工程，除前開電源站至埔里４６Ｋ─４７Ｋ工程未得標廠商押標金非陳福興妻廖○○開立外，其他七件工程全部投標廠商押標金票據均由廖○○申請開立，依常理判斷豈有競爭廠商工頭之妻開立所有參與比價廠商押標金之理，復經再向三益土木包工業負責人巫○○、龍昌土木包工業負責人王○○查證，巫○○證稱確係借牌予被告陳福興投標大坑路支線水泥路面駁崁工程、永豐路九十五號農路工程、協益路面改善工程等三件工程，押標金由陳福興開立，標單亦由陳福興填寫；王○○證稱：東峰路往赤崁頂工程、房里路排水溝改善工程等兩件工程亦係由陳福興借牌投標，押標金由陳福興申請開立，標單亦由陳福興自行填寫，被告陳福興得標後再交渠承作，因渠欠陳福興借款，該兩工程完工後，渠領得工程款再交予被告陳福興；③證人廖○○證稱：「我先前並不清楚我先生陳福興有交予張鴻銘八張公庫支票，八十七年底張鴻銘妻子陳○○叫我到他家，當時張鴻銘、鄭○○、葉○○均在場，張鴻銘夫婦告訴我，要我到地檢署作證，說鄭○○、葉○○兩兄弟有向我先生陳福興借錢，事後均有還給我，他們並說我這樣作證，以後就沒事了，法院也不會再傳我了，所以到了地檢署我就照他們的意思說，然而我僅在張鴻銘家見過鄭○○、葉○○乙次，我並不認識他們，並無金錢借貸關係，他們不曾交給我任何金錢，我幫張鴻銘等作證所述並不實在」；證人葉○○供稱：「．．八十四年接近年關，我所經營之山水建設公司需要大筆現金，因我哥哥鄭○○和鎮長張鴻銘熟識，乃透過鎮長貸借二千萬元至二千伍百萬元，且約定利息每月二分至二分五厘，上述八張支票總計八百或九百萬元（詳細金額記不清楚）亦包括在向鎮長調借之二千萬元至二千五百萬元內，且我向鎮長張鴻銘調借之二千多萬元，已全數歸還鎮長張鴻銘」、「我和鎮長有借貸關係，我和陳福興、廖○○沒有金錢借貸關係，鎮長向陳福興籌措借我之款項」「我於○○○年○月間在埔里鎮公所鎮長室，經由鎮長張鴻銘介紹而認識陳福興，我與廖○○曾見過幾次面，一次在鎮長張鴻銘宅中，及在地檢署偵查庭中見過一、二次」，是葉○○證稱於八十七年底在埔里鎮長宅見過廖○○乙次，供詞與廖○○所述相符，而廖○○證稱被告張鴻銘夫婦要他到地檢署作不實之供述，證之葉○○所述錢係向被告張鴻銘所借，已還給張鴻銘云云說詞亦相符（另經查廖○○與其夫陳福興從八十四年十月後即並未共同居住，廖○○住○里鎮○○○街○○號，陳福興住○里鎮○○路○○○號，被告張鴻銘被陳福興
告發後，即透過其妻陳○○找廖○○串證）；④被告陳福興與鄭○○、葉○○並非熟識之朋友，若八百餘萬元為雙方之借貸，理應簽立借據，核算利息，然而雙方並未簽立任何借據，亦未核算任何利息，則葉○○供述之「．．透過鎮長貸借二千萬元至二千伍百萬元，且約定利息每月二分至二分五厘，上述八張支票總計八百或九百萬元（詳細金額記不清楚）亦包括在向鎮長調借之二千萬元至二千五百萬元內，且我向鎮長張鴻銘調借之二千多萬元，已全數歸還鎮長張鴻銘」較符合常理。而推論被告陳福興指述之：渠在埔里鎮公所將前述八張公庫支票交予被告張鴻銘，嗣後張鴻銘告知渠由交予渠承作之工程兩成抵扣，被告張鴻銘收取前該八張公庫支票款轉借他人做為回扣之陳述為可信。惟查：⑴系爭八張公庫支票，受款人分別為金主公司二張、三益土木包工業三張、龍昌土木包工業二張及益昌公司一張，此有本院函查所得之上開公庫支票影本附卷可稽（參南投縣埔里鎮農會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八八埔農信字第四一九五號函及其附件）。是若上開各公司或其代理人欲向埔里鎮公所領取系爭八張公庫支票，甚而持向埔里鎮農會兌領現金或辦理轉帳時，均應憑藉前開公司之大小印章，始可據以辦理，此於票據實務上要屬當然。是被告張鴻銘縱然持有系爭八張支票，亦無從同時取得各該受款公司之大小印章，並於同日或翌日（依各該票據提示情形顯示，票款均於八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經提領或轉帳存入他帳戶，為票載發票日當日或翌日）據以持向埔里鎮農會辦理兌領支票或轉帳事宜，顯見陳福興所稱其在埔里鎮公所將系爭八張支票交付予張鴻銘後，由其轉交予葉○○提領支用等節，顯與事實及票據權利移轉之實務運作不符。⑵上開調閱所得之八張公庫支票中，其中一張支票本欲轉入益昌公司之帳號內，故曾由益昌公司在受款人內簽章並書寫益昌公司之帳號（
嗣經塗銷），此有調閱之支票影本附卷可稽，惟嗣後改為提領現金，然由此足以証明上開支票若非益昌公司所屬之人員親自提領，即是持有益昌公司之印章並知悉益昌公司帳號之人據以提領，且由之亦足認陳福興供稱上開支票係由其在公所交給被告張鴻銘，而轉交予葉○○等人乙節，顯與事實不符。⑶前開公庫支票中之五張公庫支票金額合計共七百四十萬三千元，嗣經由埔里鎮農會開具由合作金庫埔里支庫付款、受款人三益土木包工業、票號ＡＣ○○○○○○○號之支票一張等情，有本院函查所得之合作金庫支票存根可按（參南投縣埔里鎮農會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八八埔農信字第四一九五號函及其附件）。據此堪認，當時前往去兌換票據之人員，若非是三益土木包工業本人，即是某代表三益土木包工業之人員前去辦理，埔里鎮農會之承辦人員方在支票存根受款人欄內載明受款人為「三益土木」；據此，亦足證明陳福興謂其係於埔里鎮公所將八張公庫支票直接交予張鴻銘一情，與事實不符。⑷葉○○於八十八年七月八日於南投縣調查站之供述雖陳稱其金錢借貸關係係存在於其與張鴻銘之間，惟查：①葉○○除於上開偵查中證述內容曾陳稱係向張鴻銘本人借貸外，餘經多次傳訊所供述內容均謂係稱經由鄭○○介紹認識張鴻銘，轉而認識各貸款人，而據以向各貸款人借貸（參本院八十八年十二月十日、八十九年五月三十日訊問筆錄；台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七年他字第二一三號貪污案八十七年十一月九日、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及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訊問筆錄），是葉○○上開八十八年七月八日之證述內容，要否事實，即堪置疑。②前開筆錄係葉○○在完成腦部開刀手術後之二至三星期內所製作（依本院向台北市立仁愛醫院函查結果，葉○○於八十八年六月十五日接受腦部開刀手術，手術後約須休養一至二個月之時間，參卷附該院八十九年六月十二日北市仁醫歷字第八九六０三二五五００號函及其病歷附件），則在此種情境下，對甫經腦部手術之人進行長達三小時四十分近四小時左右之訊問（參本院八十九年四月十日
勘驗筆錄，勘驗標的為法務部調查南投縣調查站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投廉愛字第八八一六七０號函所寄送予本院之葉○○訊問錄影帶，其錄影起訖時間為○○○年○月○日下午二時四十九分至同日下午六時二十分止），是否適宜，確有商榷之處。而在該長時間之訊問過程中，葉○○確有多次調整身體姿勢，及不耐地向調查員表示要怎麼寫就怎麼寫之情緒反應（參本院八十九年七月卅一日勘驗筆錄），且查調查員所記錄之上述筆錄內容均係經整理後所為，從而，其內容是否確係葉○○之本意，亦堪置疑。再葉○○經本院傳訊時亦證稱，其於調查站所言，部分實在，部分不實在，因當時意識並不甚清楚等語（參本院八十八年十二月十日訊問筆錄），嗣於八十九年五月三十日再經本院訊問結果，其亦否認向被告張鴻銘借貸，稱僅係透過其介紹貸款人而已；③證人鄭○○嗣後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陳福興在公所時說他有八百萬可以借我，我就開本票給他，之後錢如何取得，是由我弟弟去處理的。」、「還錢時我大部分都有在場，只有一次我沒在場，但我弟弟有在場」。另葉○○亦證稱「向陳福興借八百萬元，先預扣利息。」、「我印象中有還給陳福興一次款項，錢是他們來領，但是他本人或是他太太已記不清楚。」、「錢是我哥哥在處理的。」（參本院八十九年五月三十日筆錄），從以上證人之證述內容足以認定當時張鴻銘之所以願意介紹貸款人給鄭○○，及陳福興等三人之所以同意借款，應係看在時任縣議員之鄭○○份上，而非葉○○。從而有關借錢及事後之還錢等重要事宜，陳福興等人應找鄭○○處理而非葉○○，故鄭○○嗣後在本院之前開證詞謂有簽發八百萬元之票據向陳福興借錢，還錢時絕大部分均由其在場處理等語，應可採信。反之，因葉○○當時係處理較枝節之部分（如與陳福興至合庫辦理手續等事宜），對其兄鄭○○如何還款事宜應較不清，從而，其於八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在調查站所供述借款之經過，內容是否屬實，於有上開疑慮之情形下，自不能遽予採信。④公訴人雖認葉○○與陳福興間高達八百餘萬元之借貸，並無立任何借據，核算利息，亦有可疑等。然查八十四年間之借貸關係既經清償，迄至八十七年時難以尋得借據，本屬常情；再本件借貸發生之際，適逢葉○○所經營之山水建設公司金錢週轉陷入困境，故還款多以現金處理，其後借據均因清償而丟棄，及向陳福興之借款係利息先扣等情，亦據鄭○○於本院審理時證述甚詳（參本院八十九年五月三十日訊問筆錄），此核與社會上流行之民間借貸多係預扣利息，嗣後為規避其他債權人之追償，又常以現金清償之情，亦無悖離。是自不能以此即認葉○○多次證述之其係向陳福興借貸金錢乙節，即屬有疑。⑸被告陳福興之妻廖○○曾於八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台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訊時稱：「有聽陳福興說，他說支票收一收以後，有借給鄭○○或他弟弟，那是鎮公所收的支票」（參該署八十七年他字第二一三號卷）。而檢察官訊問陳福興是否在埔里合庫借錢給葉○○時，答：「不知道，我沒印象，要問我太太，若問我太太說有，我就沒意見」（參同署八十七年他字第二一三號卷八十七年十一月廿三日訊問筆錄）。廖○○於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偵訊筆錄時，再次證稱：「聽陳福興說把這八張支票拿去借鄭○○」，「此八張公庫支票之錢我有向葉○○要回來，他借三、四個月即收回」（參同上他字卷第一百二十六頁）。另當檢察官訊問陳福興對其妻所說之證詞有無意見時，答稱「沒意見」，再訊問有何證據證明，此八張公庫是張鴻銘拿去之回扣，答稱「沒有」，末又訊問是否要再告訴，答稱「不要」（參同上他字卷第一百二十八頁）。承上，證人廖○○雖在本案中推翻前供，惟對上次為何做偽證之理由，未據其陳明，且查依陳福興所述，其借牌圍標之標單及押標金等多委由其妻廖○○代為撰寫，惟廖○○竟於本案承辦檢察官訊問時陳稱，對於陳福興關於該八張支票之事並不知道，他的事情很少跟我講（參八十七年他字第二二三號卷第三十二頁），顯與陳福興所述上情有違。再廖○○既是陳福興之太太，又共同攜手借牌圍標埔里鎮公所之部分工程，兩人之親密信任關係自
無庸贅言，若謂其可能隨意聽命他人而做不利於丈夫告發內容之偽證，實令人難以置信。是廖○○於本案所為之供述，容有置疑之處，尚難遽予採信。⑹經本院向台灣銀行埔里分行、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埔里分行、第一商業銀行埔里分行、合作金庫埔里支庫、南投縣埔里鎮農會函查被告張鴻銘、其妻陳○○、其母張湯卜設於上開行庫之往來存款帳戶中，自八十三年三月一日起至八十四年底之帳戶往來明細結果，均未發現被告張鴻銘及其家人之存款帳戶內有何鉅額資金進出情形，此有上開各行庫函覆之帳戶往來明細附卷可稽。是公訴人所指之回扣一千六百三十餘萬元中，扣除上開五百萬元及八張公庫支票部分後之其餘部分款項，亦查無其他證據資料可供審認。綜上所述，關於被告張鴻銘收取回扣之上開二大部分，公訴人所本之證據，多有瑕疵，尚難遽予採信；而本院職權調查所得，亦無證據足認被告張鴻銘確涉有收取回扣之情事。
（三）查有關被告陳俊宏被指與被告張鴻銘向被告陳福興共同洩漏底價、投標廠商並收取回扣一千六百三十萬餘元部份，除有陳福興之指陳及被告陳俊宏擔任多筆工程開標工作及接受測謊之有關問題上呈現情緒波動反應，應係說謊之報告外，並無其他證據足資佐證，而查陳福興於本案之指述，概無提及有關被告陳俊宏收取回扣乙事，究竟被告陳俊宏與被告張鴻銘如何為犯意之聯絡？又被告陳俊宏究否收取回扣及收取回扣之金額若干？亦未見有其他證據提出；再查，按押標金應以商業登記地址所立地（縣、市境內）各行庫、局、信用合作社、農會（以財政部核准辦理支票存款業務之農會並在票據註明者為限）所簽發之台銀本票、台銀同業支票、保付支票匯票繳納，台灣省各機關營繕工程押標金繳退要點第二條定有明文。是被告陳俊宏於開標時，僅依上開規定核對票據是否相符，投標者之其他要件有否欠缺，以決定廢標
與否，至於押標金是由何人前往行庫購買，因票據上並未註明，且被告陳俊宏於短暫之開標時間內亦無從查詢得知，自難僅以陳福興借牌所得標之工程多由陳俊宏主持開標，即推斷其與陳福興有所勾串；末查，測謊僅有部分佐證參考價值，在毫無其他證據下，若僅以之推論陳俊宏與被告張鴻銘有共同收取回扣之不法概括犯意，亦嫌速斷。故而，關於陳俊宏遭指控與張鴻銘共謀向被告陳福興共同洩漏底價、投標廠商並收取回扣部份，實乏證據以資證明。
（四）有關被告張鴻銘透過被告陳福興向益昌公司負責人陳○○索賄部份：
㈠公訴人以被告陳福興、證人陳○○二人均供稱：被告張鴻銘確有透過陳福興向陳○○索賄之情事，證之該七十九線鯉魚路面改善工程確係由陳○○承作，且該工程開工後約一個多月（即○○○年○月○○日間）陳○○要其妻游鳳卿提領現金六十萬元，有建宏工程行游鳳卿台灣中小企銀活期存款存摺在八十四年八月三十日提領現金六十萬元資料在卷可參，依各項證據足以證明被告張鴻銘確有透過陳福興向陳○○索取回扣，且已索得六十萬元現金回扣款。㈡經查埔里鎮公所發包之投七九線鯉魚路面改善工程，乃係以公開招標方式辦理發包，當時投標之廠商計有八家，工程底價為四千三百萬元，投標結果由宇達公司以三千六百八十萬元得標（參八十八年度偵字第四０一六號㈡卷第九十五頁以次之工程發包資料影本）。是上開工程既因投標廠商眾多，且得標金額與底價相差有六百二十萬元之鉅，而陳○○又係於宇達公司得標後，再向宇達公司轉包上開工程之人，則在此情況下，首有疑問者，乃張鴻銘如何得知陳○○轉包得系爭工程？又縱使得知，依常情推斷，張鴻銘縱或有意收取回扣款，亦應向宇達公司索取方可取得較高金額之回扣款，豈會轉向二手之轉包商為之？又因本件係公開招標，符合資格之廠商皆可投標，則張鴻銘又如何洩漏底價給宇達公司或陳○○，並進而向其等索取回扣？再陳○○初於調查站時供稱張鴻銘「透過」陳福興向其索回扣六十萬元（見八十八年七月六日調查站筆錄），嗣於八十八年十一月二日本院審理時卻改稱謂張鴻銘在公所「親自」向他索取，似此，顯與破獲之公務員貪瀆案件中，該等違法公務員索賄多以暗中行之方式以規避刑事責任之常情不符，且陳○○關於張鴻銘如何向其索取回扣之說詞亦前後不一，而有矛盾之處。又被告陳福興一再表示張鴻銘收取回扣款比例為總工程款之百分之二十，何以本件工程僅向陳○○索取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八，且依證人陳○○所述，張鴻銘實際收取所得復僅有六十萬元之回扣款（本件工程總得標金額為三千六百八十萬元，六十萬元約為百分之一點六，更未及百分之二）？從而，陳○○之證詞與被告陳福興之上開供述內容，實多有矛盾，尚難遽予採信。至上開陳○○妻游鳳卿所設立於台灣中小企銀活期存款存摺固曾在八十四年八月三十日提領現金六十萬元，然依證人陳○○所述，其係交付予陳福興，而陳福興究係如何交付予張鴻銘，僅據陳福興於偵查中陳稱係以紙袋裝持往張鴻銘在南光國小旁長春路家中給張鴻銘，惟就其交付過程，並無任何證據可資佐證；果僅以此即推論被告張鴻銘確取得該筆款項，則任何人皆可任意出而指訴其曾於某日在某人住宅中交付若干現金予某人，似此，遭指控之人，恐將百口莫辯，此豈情理之所能平、法之所許，而為社會大眾之所願？再查游鳳卿於調查站所述內容為，「我先生確實於該工程開工後一個多月左右有告訴我要六十萬元現金，要我領給他，當時他並沒有告訴我六十萬元作何用途，但昨天他來貴站回去後有告訴我當時領的六十萬元就是埔里鎮長張鴻銘透過陳福興來向他要的，．．」（參八十七年他字第二二三號卷第一百六十一頁以次筆錄內容），足見游鳳卿所述乃轉述自陳○○所告知之內容，而其告知時間復係在八十八年七月六日陳○○經調查站以證人身份訊問之後，距該筆款項提款
期日已將近四年，所述是否合於事實，本堪置疑，況其證述之內容明顯係傳聞所得，自亦不得作為推論被告張鴻銘收取回扣之證據。
（五）公訴人扣得之各項工程卷宗、銀行傳票、票據資料、現金支出傳票、埔岩預拌混凝土有限公司客戶資料、金主營造有限公司承攬工程登記表等相關資料，僅足認被告陳福興確涉有借牌圍標，實際取得工作承包權並僱工施作，嗣並由其實際領得工程款等行為，惟究難以推論被告張鴻銘、陳俊宏二人共謀涉有公訴人所指之犯行。
六、綜上所述，本案公訴人所提出之上開各項證據資料，固堪認業已證實被告陳福興涉有借牌圍標埔里鎮公所所辦理發包之部分工程等事實，惟關於張鴻銘、陳俊宏如何共同以指定特定廠商參與比價，再以虛偽比價、洩漏底價方式將埔里鎮公所發包如附表所示之四十一件工程交予陳福興施作，嗣並據以向其收取回扣一千六百三十餘萬元等節，上開
證據證明力明顯薄弱，而無從直接或間接證明公訴人所指之上開犯罪事實核心；再被告陳福興於本案偵查之同時，復曾於台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其他檢察官所承辦之八十七年度他字第二一三號案件中有不同甚或相反之意見表示，有如前揭，是其於本案所陳述之內容，自難全然採信。從而，本案在業經證實之陳福興借牌圍標工程事實部分與公訴人所指張鴻銘、陳俊宏共謀收取回扣之犯罪事實間，顯乏確切而有力之關聯證據以供確認，故被告張鴻銘、陳俊宏是否確涉有上開犯行，其證明顯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而容有合理懷疑，依
首揭條文及最高法院判例意旨，自應就其等為無罪之諭知。末按，幫助犯乃從屬於
正犯而成立犯罪，本案被告張鴻銘既未能證明涉有收取回扣罪行，公訴人所指之被告陳福興涉嫌幫助被告張鴻銘收取回扣犯行部分，自亦無由成立，爰併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弘政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八十九 年 九 月 三十 日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庭
法 官 王 鏗 普
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
上訴狀。
書記官
中 華 民 國 八十九 年 九 月 三十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