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原 告 張瑞益
被 告 晉億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潘宣頤律師
上 一 人
複代理 人 王姿淨律師
上列
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0月6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112年3月1日起受僱於
被告,名義上雖為董事及執行長,然其實際上係受董事長、總經理等人之指揮監督。原告無須以其個人財產填補被告之虧損,其勞務
報酬並
非以自負盈虧之方式而取得,較符合持續提供勞務之
對價,具有經濟上之從屬性。原告之工作内容繁雜,除須處理關廟廠之經營管理事務外,尚須從事基層勞務工作;且原告如欲請病假、婚假等,均須上級主管簽核同意,實非經理人身分。
㈡原告任職
期間均忠誠勤勉執行職務,工作表現良好,被告卻
未為原告投保就業保險,且遲至112年5月始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114年10月30日始提繳勞工退休金,又於114年1月未經原告同意,即片面將原約定每月薪資新臺幣(下同)15萬元調降為10萬元,致原告薪資大幅減少,顯屬未經勞工同意而為勞動條件之不利益變更。被告已於115年2月28日以「營運虧損、業務緊縮」為由而
資遣原告,然其給付之工資、
資遣費均有短少,且積欠特休未休之工資,並致原告受有勞工退休金差額之損害、不能請領失業給付之損失,依附表一所示之條文請求被告給付170萬8436元。
㈢
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70萬8436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願原告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㈠原告為創辦被告之發起人之一,初期即有20萬股,
嗣增加至60萬股,占總股數20%。原告於112年3月1日起至114年10月31日為獲取個人持股所帶來之商業利潤,而擔任董事、執行長、總經理,其係為自己之營業而勞動,其與被告間為委任關係,不具經濟上從屬性,無法投保就業保險,不
適用勞動基準法(
下稱勞基法)關於特別休假之規定,不得請求資遣費,亦非勞工退休金條例(
下稱勞退條例)強制提繳之對象,也非就業保險法(
下稱就保法)適用之對象。
㈡被告將關廟廠之營運全權交由身兼股東及董事之訴外人陳世晉、原告管理,原告陸續擔任執行長、代理總經理、總經理及執行長,其與陳世晉主導關廟廠區配置、設備採購、生產流程之核心決策,被告從未過多干涉,其享有絕對之業務主導權與高度裁量權;被告提撥至關廟廠之零用金帳戶,亦係由原告保管及自主使用,原告並保管數個公司大小章、發票專用章等,故其不具人格上之從屬性。
㈢被告未曾管理原告之差勤,原告得自由支配出勤時間,不具組織上之從屬性。嗣因訴外人廖竟宏於114年6月接任總經理,考量關廟廠之現場人員僅4人,為避免因人員突發缺席而導致運作停擺,其要求請假先以通訊軟體LINE或電話通知,以利調配人力。
㈣被告於112、113年度虧損高達3268萬5889元,原告多次於會議中表示:「做不成功,可以降薪沒關係」,董事長遂與原告商議自114年1月起報酬由每月15萬元調整為10萬元,原告長達14個月按月領取10萬元,未曾
異議,足以推知其已默示同意該調整後之報酬。
兩造係於原告出賣全部股份後之114年11月1日始成立
僱傭關係,被告有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提繳退休金,嗣因虧損及業務量不如預期而欲精簡人力,遂於115年2月28日資遣原告,被告已給付資遣費1萬6667元,且原告年資僅4個月,並無特別休假。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勞訴卷180至182、321至322頁)
㈠原告自112年3月1日起擔任被告公司董事及執行長。被告公司設立後,關廟廠區之營運即由身兼股東及董事之陳世晉、原告管理。由陳世晉擔任總經理,原告擔任執行長,之後陳世晉000年0月生病,即由原告代理總經理職務,113年7月陳世晉過世後,由原告正式擔任總經理直至114年6月改由廖竟宏接任總經理後,原告轉任執行長一職。
㈡原告工作內容:
⒈原告主張:處理公司經營管理事務,包括親自下田作業、操作機台、搬運貨物、撿拾植株、削除葉片、清洗、切片、曝曬、乾燥、收料、開貨車送貨到客戶處交貨等基層勞務。
⒉被告主張:原告與陳世晉等2人實際處理關廟廠區配置、設備採購及生產流程,原告保管公司所提撥至廠區的零用金帳戶,多個公司大小章、發票專用章等,亦均由其保管(被證6)。
㈢被告每月給付原告之報酬如下:
①112年3月至113年12月,按每月15萬元於扣除所得稅金及健保補充保費後支付。
②114年1月至同年10月,按每月10萬元於扣除所得稅金及健保補充保費後支付。
③114年11月起至115年2月28日止,按每月10萬元於扣除勞健保費後支付。(原證3)
㈣被告於112年5月起為原告辦理勞工保險投保。於114年10月30日開始提撥勞工退休金(原證6,共計提繳2萬3657元),但未為原告投保就業保險。
㈤被告於115年2月28日以「營運虧損」、「業務緊縮」為由,資遣原告,原告有收到原證4的資遣費(資遣計算通知書如原證4)。
㈥被告於112年2月23日核准設立,原告為被告發起人之一,創立初期個人股權即有20萬股(持股比例20%,被證1)。後於112年7月24日被告第一次辦理增資,原告一併按比例同步增資,其持股數擴增至40萬股(持股比例20%,被證2)。113年5月10日被告第二次增資,原告個人持股達60萬股(持股比例20%,被證3),並均擔任董事一職(被證4),
迄至114年10月31日原告將全數股權出售予其他股東後並辭任董事一職(被證5)。
㈦兩造於115年3月26日在臺南市政府勞工局進行勞資爭議調解
結果不成立(原證2)。
四、兩造爭執事項:(勞訴卷182至184頁)
㈠原告於112年3月1日至114年10月31日(辭任董事)在被告提供勞務期間,雙方是僱傭關係?或委任關係?【原告主張:僱傭關係。】【被告主張:委任關係。】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如附表)有無理由?
五、本院的判斷:
㈠兩造於112年3月1日至114年10月31日為委任關係:
⒈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僱傭之目的,僅在
受僱人單純提供勞務,有如機械,對於服勞務之方法毫無自由裁量之餘地。而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委任之目的,在一定事務之處理;故
受任人給付勞務,僅為手段,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得在
委任人所授權限範圍內,自行裁量決定處理一定事務之方法,以完成委任之目的,
民法第482條、第528條分別定有明文,及最高法院83年度
台上字第1018號判決
要旨可資參照。又公司經理人於事務之處理,縱或有接受公司董事會之指示,倘純屬為公司利益之考量而服從,其仍可運用指揮性、計畫性或創作性,對自己所處理之事務加以影響者,亦與勞動契約之受僱人,在人格上及經濟上完全從屬於雇主,對雇主之指示具有規範性質之服從,迥然不同(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510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原告具有發起人、股東、董事、執行長及總經理之身分,其在被告公司之地位並非一般受僱員工:
⑴被告於112年2月23日經核准設立,原告為發起人之一,並擔任董事乙職,持股20萬股,佔總股數20%。嗣被告於112年7月24日辦理第一次增資,原告一併按比例同步增資,其持股數增加至40萬股,佔總股數20%。被告於113年5月10日辦理第二次增資,原告持股達60萬股,佔總股數20%;嗣原告將其60萬股出售予其他股東,並於114年10月31日辭任董事
等情,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股份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發起人名冊、股東名簿、股份
買賣契約、董事辭任書在卷
可稽(勞訴卷29、129、123、125、127、131、285、137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則原告為被告公司發起人,曾為
持有20%股權之重要股東及董事,其地位實非一般受僱員工。
⑵原告主張其自112年3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
惟查:
①
觀諸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下稱勞保局)112年4月12日保納簡新字第11270779360號函(
下稱系爭勞保局函文):「說明:一、依據貴單位112年3月31日所送投保申請書件辦理。二、依照勞工保險條例第8條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笫9條規定,實際從事勞動之雇主,得
準用本條例及本法之規定,應與其受僱員工,以同一投保單位參加勞工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未僱用員工之單位負責人,非勞工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之投保對象,尚不得成立投保單位單獨為其個人辦理加保。來件
僅申報董事張瑞益君加保,未僱用員工,與規定不符,未便受理,原件檢還。」(勞訴卷151頁)。可知被告曾於112年3月31日向勞保局申請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經勞保局以「被告未僱用員工」為由,而認定被告不得成立投保單位單獨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
則原告主張伊於112年3月31日前之同年月1日即已受僱於被告已有可疑。 ②由系爭勞保局函文、112年5月份被保險人計費清單(
下稱系爭計費清單,勞訴卷153頁),可知被告嗣於112年5月8日之所以得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勞訴卷260頁、限
閱卷12頁),係因被告有僱用訴外人廖慧潔為員工。再觀諸系爭計費清單之異動狀況說明欄關於原告之部分記載:「委任經理人
合夥人董事不適用就業保險」,墊償提繳薪資為0元。可知原告雖得投保勞工保險,然其因具有經理人、合夥人或董事之身分而無法投保就業保險。
③原告雖辯稱,系爭勞保局函文、系爭計費清單、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係勞保局就被告之申報資料所為之行政處理,不得以此認定兩造間並無僱傭關係
云云(勞訴卷196、197、342頁)。
惟查,
上開行政資料固係依被告申報內容而作成,然其為
本件訴訟以前之資料,並非被告臨訟製作;原告身為董事及經理人,理應於任職初期即知悉伊係以委任經理人身分投保,不適用一般勞工之就業保險,可認其與被告間所成立者係委任關係,較符合當初之真意。
⑶原告又主張,董事與勞工之身分於
法律上並非當然互斥,同一人如另依公司指示而親自、持續提供勞務及按月受領工資,仍得同時成立勞動契約等語(勞訴卷189、190頁)。惟查,
被告經核准設立後,關廟廠之營運即由身兼股東、董事之陳世晉、原告負責管理,由陳世晉擔任總經理,原告擔任執行長,嗣因陳世晉於113年3月間生病,遂由原告代理總經理職務,陳世晉於113年7月間過世後,原告正式擔任總經理迄至114年6月間改由廖竟宏接任總經理,原告轉為擔任執行長等情為兩造所不爭(不爭執事項㈠)。原告為被告之出資股東、董事,且自被告設立之初,即陸續擔任執行長、代理總經理、總經理、執行長之多重身分參與被告公司之事務。於114年1月8日被告公司董事廖文彬以「113年第四季業績仍無法改善」為由,與原告商議自114年1月起其等均減少報酬5萬元,原告不僅對於減少報酬高達5萬元,並無意見,還回覆:「努力完成量產目標,重新恢復薪資,也是一種激勵。」(勞訴卷337頁),其情較符合共同承擔事業成敗之經營團隊成員的思維,
而非僅以提供勞務而換取工資之一般受僱員工所可能之反應。
⑷原告復主張,其於任職期間係按月受領固定報酬,原證12對話紀錄(勞訴卷221頁)記載原告月薪為15萬元,該給付非依被告公司盈餘比例分配,亦未因各月盈虧而按比例增減,且原告無須以其個人財產填補被告之虧損,足見原告之報酬並非以自負盈虧之方式而取得,較符合持續提供勞務之對價,具有經濟上之從屬性等語(勞訴卷193、343、344頁)。惟查,原告於112年3月1日至114年10月31日期間陸續擔任被告公司之執行長、代理總經理、總經理、執行長等高階經理人職務,而高階經理人按月領取固定報酬,為一般公司實務上可能採行之給付方式,
實難僅憑「按月領取固定報酬」,即認定原告對被告有經濟上之從屬性。又兩造間同時存在投資關係,原告之經濟利益不僅有定期報酬,亦與所持股份價值、被告營運績效相關,其法律及經濟地位,與僅提供勞務、原則上不承擔公司營運風險之受僱勞工,實有明顯差異。
⒊原告有參與被告之重大經營及資本決策,並非單純執行他人所交付之工作:
原告主張其雖為董事及執行長,然其實際上受董事長、總經理等人之指揮監督,而為受僱被告之員工等語(勞訴卷16頁)。惟查,被告於113年12月31日因待彌補虧損金額高達3268萬5889元,遂於114年8月12日上午10時召開董事會,討論是否辦理減資;又因資金僅餘約111萬元,另有其他應付款35.6萬元及關廟廠房租金75餘萬元,資金無法負擔營運費用,而一併討論是否增資;上開2項議案,經包含原告在內之出席董事全體同意通過提請股東常會討論。嗣被告於同日上午10時40分召開股東臨時會,針對減資案部分,原告表示:「無能力承接」,且其建議:「減資至資本額1000萬元以下,以利後續公司經營」,經股東表決後,以股數210萬(佔出席股數87.5%)表決通過同意減資至資本額1000萬元以下;減資後再增資案部分,全體出席股東同意增資1000萬元;增資方式部分,原告表示:「目前無能力出資」等情,有會計師查核報告、114年第二次董事會議事錄、114年股東臨時會議事錄在卷
可憑(勞訴卷155、157、159、160頁)。由上可知,原告以董事身分出席董事會,與董事長及其他董事討論如何處理被告之虧損,且就涉及被告公司重大經營事項之減資及增資議案,原告有表決權;嗣原告於股東臨時會,針對減資案,其提出減資至資本額1000萬元以下之具體意見,且表達其無能力承接之立場。倘如原告所言,其僅係名義上為董事及執行長,實際上受董事長、總經理等人之指揮監督,而僅為受僱員工,衡諸常情,原告應僅會就自己工作條件或日常執行事項提出意見,其豈能參與涉及被告公司財務重整、資本結構及企業存續方向之重大決策?其豈能建議減資至資本額1000萬元以下?原告於上開董事會、股東臨時會後之114年8月28日與被告公司之董事廖文彬簽訂股份買賣契約書,約定由原告將其普通股股票共60萬股,以價金200萬元出賣予廖文彬;
嗣經臺北市政府於同年10月30日辦理變更登記,原告於
斯時已無持有被告公司之股份,且於同年月31日辭任董事職務等情,有股份買賣契約書、公司變更登記表、董事辭任書在卷
可參(勞訴卷285、286、136、137頁)。則被告辯稱,其基於情誼而於原告辭任董事之翌日即114年11月1日改僱原告為一般員工等語,應可採信,且與原告所提其簽名之資遣計算通知書記載之「到職日114年11月1日」(勞訴卷55頁)相符。
⒋原告對關廟廠之營運有相當程度之裁量及管理權限:
⑴兩造對於「被告於112年2月23日經核准設立後,關廟廠之營運即由身兼股東及董事之陳世晉、原告管理」乙節並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㈠、㈥)。
⑵觀諸被告公司之印章登記表(
下稱系爭印章登記表,勞訴卷139、141頁),可知其共有6組印章,其中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一銀)開戶取款章、開立發票專用章、便章及收發圓形章、便章及收發橢圓章等4組印章由陳世晉保管。而將系爭印章登記表與原告提出之其與前董事長廖文彬於113年2月26日、同年月27日LINE對話紀錄(勞訴卷279頁)互相
勾稽,可知廖文彬認為一銀開戶取款章(即大小章2號章)應用於關廟廠之資金收支,不應用於契約,遂請錢小姐新刻一組大小章3號章,及前往一銀將被告留存在印鑑卡上之大小章2號章印文,更換為大小章3號章,且讓原告保管該3號章(勞訴卷141頁),大小章2號章仍由陳世晉保管,但改用於契約。
原告辯稱,其未常態性保管被告公司大小章云云(勞訴卷327頁),核與其提出之下列LINE對話紀錄不符。又由廖文彬:「更換印章事項我主動聯絡你看合適嗎?」,原告:「沒問題的!我們跟世晉說,大學長主動聯繫我『為了世晉操作台經院的作業方便,因此,將高雄作業的印章更換』是這樣嗎?」廖文彬:「正確!謝謝!」
,亦可知廖文彬並非以董事長之身分指示原告,而係與原告討論如何向同為高階主管之陳世晉說明其保管之大小章2號章改用於契約,一銀印鑑章改由原告保管。 ⑶再將系爭印章登記表與兩造不爭執事項㈠互相勾稽,可知總經理陳世晉於113年3月間生病後,由原告代理總經理職務,同年3月7日、13日原由陳世晉保管之大小章2號章、開立發票專用章、便章及收發橢圓章等3組印章改由原告保管(註:勞訴卷139頁系爭印章登記表之保管人欄位記載之「2023」,應係「2024」即113年之誤寫)。
⑷由上情知,被告公司共有6組印章,原由陳世晉保管一銀取款章,嗣改由陳世晉、原告分別保管契約專用章、一銀取款章,陳世晉生病後,原告負責保管包含一銀取款章、契約專用章在內之4組印章,顯見原告、陳世晉在被告公司之地位並非一般受僱員工,其等被授與相當之權限就被告公司之業務、簽約、財務等事項作決策及裁量,其勞務之給付應具裁量性,得在被告公司或董事長授權之範圍內,自行裁量決定處理一定事務之方法,以完成其執掌
關廟廠之運作事務,顯非單純如機械般提供勞務而對於服勞務之方法無自由裁量之餘地,自不具人格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
⑸雖原告辯稱,其僅有關廟廠日常、小額支出之執行或初步核准權,其須逐筆記帳、按月結算,及按月寄回單據、單據黏貼單、Excel表供臺北總部財會人員作帳,餘額不足時,須填寫暫付款單以申請撥補,不同類型之支出,應依其性質分別循簽呈、請購、驗收、暫付款或報支程序辦理,與一般商業慣習及實務運作中,委任經理人通常享有獨立裁量權限不同云云。惟查:
①觀諸原告提出之113年4月22日LINE晉億行政群組對話紀錄(勞訴卷280、281頁),可知原告在上開LINE群組中抱怨其有數筆款項要轉帳,但第一銀行新化分行或歸仁分行均需排隊30至40分鐘,要請臺北總部人員幫忙轉帳,且其要建立零用金制度,每週核銷申報一次,原告已著手處理該零用金制度之規章事宜;嗣董事長廖文彬回應,以後物品改用驗收單,小東西用請購單、請修單即可,無須以簽呈方式,雜支、驗收、報支等項目再研究討論。衡諸社會職場常情,一般受僱勞工應不至於敢在有董事長為成員之LINE群組中抱怨其因銀行排隊時間過久,而欲將其應處理之轉帳事務,改由總部人員負責;原告卻不僅要求臺北總部人員幫忙轉帳,還要建立零用金制度,且其已開始繕寫零用金制度之規章,顯見原告對於關廟廠之營運應有相當程度之裁量與管理權限。
②又由原告於113年5月6日與錢燕玲之LINE對話紀錄(勞訴卷281頁),可知因關廟廠要有零用金10萬元作為雜項支出,原告同意將該零用金匯至其帳戶,其並表示會逐筆記帳,低於3萬元會申請補足,每月寄回單據、單據黏貼單、Excel表供臺北總部財會人員作帳。原告自己表示其會以上開方式管理該零用金,而零用金制度又係其所發想,原告現卻欲以該零用金之動支程序,證明其就該零用金並無獨立之裁量權,實屬過於牽強。再者,被告基於財務管理及內部控制之需要,本得依其經營管理權限,建立適當之財務管理制度,藉以規範公司之收支、運用及核銷程序,確保財務處理之合理性與透明度,原告身為高階主管,自應遵守該財務管理程序,豈能以關廟廠零用金之支出須遵守該財務管理程序為由,辯稱其為服從指示之勞工。況且,由錢燕玲:「你要提領多少,台北不管……」,益證原告得在關廟廠營運範圍內決定零用金之提領金額,而對於關廟廠之營運應有相當程度之裁量與管理權限。
⒌原告親自參與現場作業,係其管理及建構生產流程之職務內容,不當然構成組織上從屬性:
⑴原告主張,其須下田、操作機台、搬運貨物、撿拾植株、削除葉片、清洗、切片、曝曬、乾燥、收料、開貨車送貨到客戶處交貨等基層勞務工作;原證13之工作紀錄照片、原證11工作日誌,
足證原告持續參與被告產品研發至量產之實際流程,具有組織上從屬性云云。惟查:
①觀諸原告所謂之原證13工作紀錄照片、原證11工作日誌(勞訴卷208、223至256、219頁),照片部分,拍照日期為112年3月28日至7月17日,期間僅3個多月;工作日誌部分,僅有113年1月2日,是否足以證明原告於112年3月1日起至114年10月31日均有從事其所謂之上開基層勞務工作,
並非無疑。
②縱認原告之工作內容包含上開基層勞務工作,然原告是否具有組織上之從屬性,應依其參與現場工作之目的及其在組織內之地位判斷,不能以原告有從事基層勞務工作,即認定其為勞工。觀諸原告提出之113年1月2日工作日誌(勞訴卷219頁)之「田間直接人工數」欄位,早上為8人,下午為4人,「廠直接人工數」欄位,早上為4人,下午為4人。可知被告辯稱關廟廠作業人員僅4人,規模甚小等語(勞訴卷90頁),並非虛言。則原告於關廟廠營運發展之初期階段,其親自從事勞務工作,核與職場常情無違。況且,原告於參與現場作業之過程中,亦得一併進行設備測試、技術及製程改善、品質確認等,此與其裁量及管理權限並無矛盾。
③再細析原告所謂原證13工作紀錄照片中之關廟廠整修平面圖(勞訴卷254頁),其上註明「陽光區」、「辦公室」、「不能用」,及場域配置圖(勞訴卷255頁),其上註明「關廟廠房自動化設備的規劃」、「下料區」、「製程區」、「冷藏與倉庫區」、「真空包裝機」、「遠紅外線乾燥機」、「鳳梨廢棄物再利用」等。可知原告有權限規劃關廟廠之空間場域、整修區域、自動化設備配置、動線安排等,此應係基於被告授與之裁量權及管理權。原告既陸續擔任執行長、代理總經理、總經理、執行長,且有權限規劃關廟廠之廠區配置,亦得參與被告公司重大經營及資本決策,實不宜將原告參與現場作業,與其管理地位
予以割裂觀察。
⑵原告又主張,被告公司總經理於114年10月2日在LINE群組公告:「台北公司要求10月份起要開始提供工作日誌…廠區請配合辦理」,原告回覆:「收到」;總經理於翌日又指示確認植株,及安排切片工作,足證原告已納入被告組織體系,與其他同仁分工合作,具有組織上從屬性(勞訴卷194頁)。惟查:
①觀諸原告所謂之LINE晉億業務與工廠運作群(關廟廠)群組(
下稱關廟廠群組)之上開對話紀錄全文(勞訴卷217頁),可知
被告公司總經理廖竟宏並非要求原告製作工作日誌,其係將臺北總部要求關廟廠提供工作日誌之消息,告知關廟廠之全體人員。又由原告提出之113年1月2日工作日誌(勞訴卷219頁)記載之「製表擔當者Bill」、「品質擔當者Jack(即原告)」,可知原告所謂之工作日誌係由Bill負責製作,並非原告。再細析該工作日誌內容,可知其應係臺北總部欲瞭解關廟廠之田間及廠區人工工作時間、植株數量、拔珠費用、整株原料重量、莖去皮後之重量、葉重量、去皮每日量、切片每日量、乾燥每日量、耗損留存率等,而要求關廟廠提供工作日誌供其參考。此與雇主基於監督及管理員工,而要求原告每日填寫工作日誌,詳實紀錄其每日工作內容,
乃大相逕庭。 ②至於原告所謂之「植株」、「切片」部分,由關於「植株」、「切片」之對話內容(勞訴卷217頁),可知被告公司總經理廖竟宏並未指示原告確認植株或將植株切片,其係因擔心無人處理植株,植株會爛掉,而向關廟廠全體人員詢問植株狀況,並請相關人員將植株切片及乾燥,林重富回覆其請假1日後,廖竟宏向原告詢問其於該日是否請假,原告回覆其也有請假後,廖竟宏才詢問關廟廠全體人員,植株是否要冰起來?原告回覆其晚一點會回去切片、乾燥,未見廖竟宏有何指示或要求原告回廠切片、乾燥之情事,原告欲以該對話紀錄證明其有組織上之從屬性,尚屬牽強。
⒍原告之出勤及休假具有高度自主性,欠缺一般勞工所受之規範性管理:
⑴原告主張,其如欲請病假、婚假等,均須經上級主管簽核同意,實非經理人身分云云(勞訴卷16頁)。惟查,原告不僅有將被告公司之董事長廖文彬加為LINE好友,其於113年2月27日還傳送:「我會在2/29上午先去看世晉,幫他帶營養品。然後去跟朋友交流機械設備的技術,下午進總公司跟助理、財務一起協同工作,看看還有哪些資料是漏掉的。」(勞訴卷279、280頁)。倘如原告所言,其須經上級主管簽核同意後始得請假,其應係先經董事長核准同年月29日上午之休假或事假後,方會前往探望總經理陳世晉,及與朋友交流技術;原告卻係直接告知董事長,其將於同年月29日上午探望總經理陳世晉後,會去跟朋友交流技術,下午再去臺北總部,顯見原告對其出勤時間、工作內容及時間具有自主性,與一般受僱勞工顯然不同。
⑵原告又主張,被告公司之助理於114年5月28日在LINE關廟廠群組向原告及副廠長詢問:「你們在哪」,並表示如有事情或晚到「要告知一下」,且稱:「廖總在問」,原告
旋即回覆:「預計13時抵達」,此為被告對原告到工狀況之出勤監控等語(勞訴卷190、191、327頁)。惟查,觀諸LINE關廟廠群組於114年5月28日對話內容(勞訴卷143、211頁),可知關廟廠訂購之切片機於該日運送到廠,原告、副廠長均不在廠內,助理吳貞儀因總經理廖竟宏詢問該2人之行蹤,而在LINE群組詢問該2人之行蹤,並表示其等若有事情或會晚到,要告知一下。倘如原告所言,其到工狀況受被告管理,總經理廖竟宏應會知道原告之出勤狀況,然廖竟宏卻係經由助理吳貞儀在LINE群組詢問後,才知悉原告於下午1時才可能進廠。又將該對話紀錄及原告提出之工作日誌(勞訴卷219頁)互相勾稽,可知關廟廠人員僅4人,廖竟宏於廠商將切片機送達之際,僅知悉林重富於下午才會進場,而不知悉原告、副廠長之行蹤,其詢問原告、副廠長之行蹤,亦為人之常情,實難以此認定廖竟宏有何管理原告到工狀況之情事。
⑶原告復主張,被告公司之助理吳貞儀於114年5月28日LINE晉億行政群組傳送「張瑞益執行長請長假申請書」,並呈請核示,董事長回覆:「依總經理批示」,原告向總經理、董事長致謝,
可證原告請假須經總經理及董事長批示(勞訴卷191、343頁)。惟查:
①觀諸上開對話內容及請假申請書(勞訴卷213、214頁),可知原告於114年5月22日因欲申請中國籍配偶入境臺灣及取得長期居留簽證之事宜,而須前往中國辦理相關作業,向被告申請自同年7月1日起至8月10日請事假或留職停薪,共計41日;嗣助理吳貞儀於同年5月28日在上開LINE群組上傳「張瑞益執行長請長假申請書」,請董事長核示,董事長廖文彬回覆:「依總經理批示!」,總經理廖竟宏則回覆:「收到!」。
②嗣原告又以「
欲申請中國籍配偶入境臺灣及取得長期居留簽證之事宜,而須前往中國辦理相關作業」為由,向被告申請自114年7月3日起至18日請事假或留職停薪,共計12日,其請假申請書經代理人林重富、方信雄簽名後,總經理廖竟宏於7月1日註記:「同意請假申請以10日婚假其餘請假計,原留職停薪申請作廢」及簽名,董事長廖文彬於7月3日註記:「OK」及簽名等情,有請假申請書在卷可稽(勞訴卷147頁)。 ③由上情可知,原告原自114年7月1日起至8月10日無法進廠作業,嗣將期間改為同年7月3日起至18日。原告無法進廠作業之期間長達41日或12日,必會對關廟廠之營運有所影響,其自須知會被告公司董事長、總經理,否則原告如何履行民法第540條規定之報告義務。又原告之申請書(勞訴卷147頁)固使用「請假」及「呈請核示」等文字,被告公司總經理廖竟宏、董事長廖文彬亦使用「同意」、「OK」等文字;然原告依民法第540條之規定,其就關廟廠之營運有向廖竟宏、廖文彬報告之義務,原告長達12日無法進廠作業,縱原告以書面申請請假,亦屬考量組織協調及整體利益所為之人事管理範疇,與
委任契約本質並無違背,尚難據此逕謂原告具有勞動契約之從屬性。
④再者,由下列LINE關廟廠群組之對話紀錄(勞訴卷149、215頁),可知原告早已知悉其無法搭乘114年7月20日之班機回臺灣,而係搭乘同年月22日之班機回臺灣,且回臺灣已是晚上。倘原告為一般受僱勞工,其於同年月3日起至18日請假,應於同年月21日星期一即回關廟廠工作,嗣因班機延誤而於同年月22日星期二晚上方得回臺灣,原告應會於其知悉班機延誤時,即向董事長、總經理請假2日,待其回關廟廠後,再補送請假申請書。然原告卻於知悉班機延誤時,未向董事長、總經理告知其要再請假2日,且於同年月21日、22日未進場作業,待總經理詢問其行蹤後,遲至同年月23日下午才回訊息稱其已回臺灣;原告並未提出證據證明其就上開2日有向被告請假,或因出勤異常而受有任何不利益,顯見原告之出勤及請假具有高度自主性,欠缺一般勞工所受之規範性管理。
114年7月22日 廖竟宏:「@張瑞益 請問你的行程是?」、「已經有回台了嗎 ?還是有困難?有兩天沒有你的消息。」、「董事長 昨天已經回台了,他説班機延誤取消沒有想像中嚴重 」、「請確認一下。」 114年7月23日 廖竟宏:「@張瑞益 執行長、請問你今天是回來公司上班了嗎 ?」、「群組裡都沒看到你回消息。」 原告:「我回來了啊」、「昨晩回來是晩上」、「取消航班, 從澳門飛,7/20我搶不到票(飛高雄的票),搶到7/22 飛高雄的商務艙機票回高雄的,以上說明」 (勞訴卷149、215頁) |
⑷原告再主張,由114年10月3日LINE關廟廠群組對話紀錄(勞訴卷287至289頁)中之原告:「當天請假係以上次週日的班調休折抵」、總經理廖竟宏:「請要在群組說一下!」,及要求原告於4時多到場確認烘乾狀況,可證原告工作時間、内容、方式受被告指揮監督,而具有人格上從屬性(勞訴卷191、192頁)。惟查:
①原告固有在LINE關廟廠群組表示:「我前天有說,
今天用『上次週日的班』調休掉。」,然原告所謂之「調休」,為其個人之用語,非表示原告適用「調休」(將原本工作日與休假日對調)之制度。倘如原告所言,其為一般受僱勞工,原告既得提出上開114年7月3日至18日之請假申請書,何以無法提出同年10月3日之請假申請書或其於某星
期日有出勤之證明,實難僅憑原告所謂之「調休」,即認定原告工時受被告管理。
②又被告公司總經理廖竟宏雖稱:「請要在群組說一下!」、「可能請你4點多來確認一下烘乾狀況」,然
如上所述,廖竟宏於114年10月3日因擔心無人處理植株,植株會爛掉,而向關廟廠全體人員詢問植株狀況,並請相關人員將植株切片及乾燥後,林重富回覆其請假1日,廖竟宏向原告詢問其該日是否請假,原告回覆其也有請假,廖竟宏方稱:「請要在群組說一下!」,其
應僅係要避免無人處理關廟廠之作業,而欲事先知悉請假人數,以便協調作業流程,尚難僅憑廖竟宏之一個訊息,即謂其受被告指揮監督。
③再者,廖竟宏雖有稱:「可能請你4點多來確認一下烘乾狀況。」,然綜觀該對話紀錄全文,可知廖竟宏於10時22分稱:「那這些植株繼續放在辦公室吹風吹4天噢...還是要冰起來?」,原告為避免植株發霉,而於10時50分回覆:「我晚一點回廠切、乾燥」,廖竟宏並未要求原告於該日回廠處理植株;原告既已告知廖竟宏,其會回廠作業,則廖竟宏於12時58分稱:「富哥已經快到廠了、他先切片後開機烘烤、可能請你4點多來確認一下烘乾狀況。」,應係將植株後續會處理之流程、時程告訴原告,讓原告可順利接手;林重富與原告於該日前往關廟廠之目的係為避免植株爛掉而浪費原料,林重富已先到場進行切片、烘烤作業,廖竟宏在知悉原告之後會到廠之情形下,其為避免前功盡棄,而告知原告於4時多確認植株切片之烘乾情形,
厥為人之常情,
難謂有何指揮監督之情事。再者,衡諸常情,一般受僱勞工於休假日遭主管要求到廠工作,大部分都會盡早結束工作,早點回家休息;然原告於該日20時48分結束作業及離開關廟廠後,於22時8分在LINE關廟廠群組向全體成員傳送關於物料出現乾燥與較濕料並存之現象、改善方案的訊息,似欲將其親自參與現場作業之經驗,用於關廟廠日後作業流程之改善。
⒎綜上各情,原告於112年3月1日至114年10月31日期間陸續擔任被告公司之執行長、代理總經理、總經理、執行長等高階經理人職務,於被告授權之範圍內,為被告之利益處理關廟廠之營運事務,得裁量決定處理一定事務之方法,以完成受任之目的,就關廟廠之營運具有相當程度之裁量及管理權限,不具勞動契約之從屬性,兩造間之
法律關係應
定性為委任關係。
㈡原告之下列請求均無理由:
⒈工資短少70萬元:
⑴原告主張,兩造原約定原告之月薪為15萬元,扣除勞保、健保自行負擔之費用後,實領13萬餘元;惟被告自114年1月起至115年2月28日止,未經原告同意,均以每月10萬元扣除上開費用後給付工資,每月短少5萬元,共14個月,
爰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70萬元(計算式:5萬元×l4個月=70萬元)云云(勞訴卷183、17、18、346頁)。關於原告所謂之「報酬由每月15萬元調降為10萬元」部分,被告對於金額雖不爭執(不爭執事項第㈢點,勞訴卷181頁),然被告辯稱其連續2年累計虧損高達3268萬5889元,原告多次於會議中表示:「做不成功,可以降薪沒關係!」,董事長遂與原告進行協商,雙方同意自114年1月起報酬由每月15萬元調整為10萬元,原告長達14個月按月領取10萬元,未曾異議,顯見兩造已達成報酬變更之
合意等語(勞訴卷93、184、308、309頁)。
⑵被告就其所謂「連續2年累計虧損高達3268萬5889元」乙節,已提出會計師查核報告、114年第二次董事會議事錄為證(勞訴卷155、157頁),
堪信為真實。而由下列被告公司董事廖文彬於114年1月8日與原告之對話紀錄(勞訴卷337頁),可知被告公司主管曾討論113年第三季業績若無法改善,廖文彬與原告之每月報酬少5萬元,此議案延至113年12月,嗣因113年第四季業績仍無法改善,廖文彬遂與原告商議自114年1月起其等報酬均減少5萬元,原告對此並無意見。又由原告於115年2月4日領取資遣費時,其對於資遣計算書記載之「薪資結構:底薪10萬(6個月平均薪資)」(勞訴卷55頁),並未爭執;嗣原告於同年3月26日在臺南市政府勞工局進行勞資調解時,其主張:「112年3月1日到職,月薪10萬元」(勞訴卷31頁);上開2份原告提出之證據,均與被告提出之下列對話紀錄及其關於原告自願降薪為10萬元之辯詞相符,則被告辯稱,原告同意自114年1月起,報酬由每月15萬元調降為10萬元,被告給付之報酬並未短少,應屬可信。被告給付之報酬既未短少,原告自無由請求自114年1月1日起至115年2月28日止之每月短少報酬共70萬元。
廖文彬:「瑞益:根據我們2024年第三季結論業績不能改善時,我 們兩人薪資減5萬!決定再延後到12月…第四季業績仍無法改善!所以自2025年1月起我們減薪5萬!……」 原告:「我跟竟宏說了。減薪無意見!努力完成量產目標,重新恢 復薪資,也是一種激勵。」 廖文彬:「謝謝共識…」(勞訴卷337頁) |
⒉資遣費短少20萬8333元:
⑴112年3月1日起至114年10月31日:勞基法第17條、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適用之前提為兩造間有僱傭關係存在,而兩造於上開期間為委任關係,非僱傭關係,已如上述,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
自屬無據。
⑵114年11月1日起至115年2月28日:兩造對於其等於上開期間為僱傭關係乙節,並不爭執,而原告自114年1月起報酬由每月15萬元調降為10萬元,已如上述,則原告於該期間之平均工資為10萬元,應
堪認定。又原告之資遣費年資為4個月,新制資遣基數為1/6,【計算式:(4÷12年)×1/2=1/6】,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資遣費為1萬6667元(計算式:10萬元×1/6≒1萬6667元,元以下4捨5入),被告已全額給付完畢,有資遣計算通知書在卷可稽(勞訴卷55頁),則原告請求此期間之資遣費,
亦屬無據。
⒊特休未休之工資17萬元:
⑴112年3月1日起至114年10月31日: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規定適用之前提為兩造間有僱傭關係存在,而兩造於上開期間為委任關係,並非僱傭關係,已如上述,則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之工資,自屬無據。
⑵114年11月1日起至115年2月28日:勞基法第38條第4項適用之前提為原告依同條第1項規定有特別休假,而原告與被告係自114年11月1日起始有僱傭關係,迄至115年2月28日,期間共4個月,未符合勞基法第38條第1項規定之最低標準,自無特別休假。又勞基法第38條第1項規定之特別休假限於「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原告之前縱任職於其他公司,然該公司與被告非同一屬雇主,亦無企業併購或事業移轉之情事,原告亦未舉證證明兩造間有年資承認之約定,自無從併計特別休假之年資。
⒋勞工退休金差額之損害30萬0343元:
⑴112年3月1日起至114年10月31日:
按雇主應為
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未依勞退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
損害賠償,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基此,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前提要件為①原告為勞退條例之適用對象、②被告有依勞退條例提繳勞工退休金之義務。如上所述,兩造於上開期間為委任關係,原告依勞退條例第7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固得自願依勞退條例規定提繳及請領退休金,然勞退條例第14條第2項僅規定被告「得」為原告於每月工資6%範圍內提繳退休金,並未強制被告應為原告提繳退休金。被告既無為原告提繳退休金之義務,自不符合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未依勞退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退休金」之要件,則原告依該條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
即屬無據。
⑵114年11月1日起至115年2月28日:
按雇主應為本國籍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
經查,原告自114年1月起報酬由每月15萬元調降為10萬元,已如上述,則原告於該期間之工資為10萬元,
應堪認定。而將原告提出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被告提出之115年2月勞工退休金計算名冊互相勾稽(勞訴卷60、315頁),可知被告就該期間有為原告依工資10萬1100元,提繳4筆退休金各6066元。該6066元與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規定之每月工資6%(計算式:10萬1100元×6%=6066元)相符,即不符合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之「未足額提繳」要件,則原告依該條項請求被告賠償,亦屬無據。雖上開兩份文件關於115年2月份退休金之金額分別記載為5257元、6066元,然此應係該月份之27日、28日分別為國定假日、休息日,退休金因而計算至26日,金額為5257元(10萬1100元×6%×26/30月≒5257元,元以下4捨5入),尚難以此認定被告有未足額提繳之情事。
⒌不能請領失業給付之損失32萬9760元:
⑴112年3月1日起至114年10月31日:
按年滿15歲以上,65歲以下之下列受僱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①具中華民國國籍者,②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留依法在臺灣地區工作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居民或澳門居民,就保法第5條第1項規定甚明。兩造於上開期間為委任關係,並非僱傭關係,已如上述。兩造間既無僱傭關係存在,原告即非被告之受僱勞工,自不符合就保法第5條第1項規定之「受僱勞工」要件,而非就業保險之被保險人,無法依就保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請領就業保險之失業給付。被告既不得請領失業給付,自無可能因無法請領失業給付而受有損失,則原告依就保法第38條第3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因無法請領失業給付所受之損失,即屬無據。
⑵114年11月1日起至115年2月28日:
按就業保險之失業給付請領條件如下:被保險人於非自願離職辦理退保當日前3年內,保險年資合計滿1年以上,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自求職登記之日起14日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就保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查原告對於「其於115年2月28日遭被告資遣」乙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第㈤點,勞訴卷182頁),縱使被告就114年11月1日起至115年2月28日之4個月期間有為原告投保就業保險,其於115年3月1日亦因資遣原告而須辦理退保,原告欲依上開規定請領失業給付要件之一為「自辦理退保當日即115年3月1日前3年內,保險年資合計滿1年以上」。而原告自112年3月1日起至115年3月1日之3年期間內,前階段即112年3月1日起至114年10月31日之32個月期間,其與被告間為委任關係,而非就業保險之被保險人,業經本院說明如前,自無從計算就業保險之年資;至於後階段部分,期間為114年11月1日起至115年2月28日,僅4個月,與上開規定之「保險年資合計滿1年以上」要件不符,原告自不得依就保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請領失業給付。被告既不得請領失業給付,當無可能因無法請領失業給付而受有損失,則原告依就保法第38條第3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因無法請領失業給付所受之損失,亦屬無據。
六、
綜上所述,兩造於112年3月1日起至114年10月31日為委任關係,嗣於114年11月1日起至115年2月28日方轉換為僱傭關係,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所示項目之金額及其利息,未合於上開勞動法規之規定,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七、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予逐一論列,附此敘明。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1 月 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蔡雅惠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1 月 6 日
附表:(原告請求之項目、金額、依據、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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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被告自114年1月起至115年2月28日止每月工資短少5萬元,合計短少70萬元(計算式:5萬元×l4個月=70萬元)。 |
| | | | 原告自112年3月1日起至115年2月28日,月薪為15萬元,年資3年,資遣費應為22萬5000元(計算式:15萬元×基數1.5=22萬5000元),被告僅給付1萬6667元,短少20萬8333元。 |
| | | | 原告於112年3月1日起至115年2月28日任職期間應有34日特別休假,其未曾休假,被告應給付工資17萬元(計算式:月薪15萬元÷30日×34日=17萬元)。 |
| | | | 被告於原告112年3月1日起至115年2月28日任職期間應提繳32萬4000元(計算式:15萬元×6%×36個月=32萬4000元),其僅於114年10月30日起至115年2月26日提繳2萬3657元,致原告受有該差額之損害30萬0343元。 |
| | | | 原告月薪15萬元,投保薪資為第13級4萬5800元,其無法申請失業給付之損失為32萬9760元(4萬5800元×80%×9個月=32萬976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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