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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選上訴字第582號

上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何學竣

選任辯護人  劉育辰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1年度選訴字第24號中華民國112年3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215號、第307號、第31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上訴駁回。

一、按民國110年6月16日修正公布、同月18日施行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查本案係於上開規定修正施行後之112年4月24日繫屬於本院，此有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2年4月20日嘉院傑刑仁111選訴24字第1120004450號函上所蓋本院收文戳章（見本院卷第3頁）存卷可稽，是本案上訴之效力及其範圍，應依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判斷，合先敘明。

二、原審於112年3月22日以111年度選訴字第24號判決認定被告何學竣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1年6月，緩刑4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8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下同）15萬元；褫奪公權3年；扣案之3,500元沒收。檢察官於收受該判決正本後，以原審量刑不當（即被告宣告緩刑不當、緩刑所負擔之公益金過低）為由提起上訴，被告則未上訴，經本院當庭向檢察官確認上訴範圍，稱僅就原判決量刑部分上訴，對於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表明未在上訴範圍（見本院卷第61-62頁），足見檢察官對於本案請求審理之上訴範圍僅限於量刑部分。揆諸前開條文之規定，本案量刑部分與原判決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之認定，可以分離審查，因此，本院爰僅就原判決量刑部分（即被告是否緩刑不當、緩刑所負擔之公益金是否過低）加以審理，其他關於本案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等，則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先予說明。

三、因檢察官表明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故有關本案之犯罪事實、論罪（所犯罪名、罪數關係）及沒收部分之認定，均如第一審判決所記載。　　

四、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自承與候選人陳福成不熟，並就為何要替陳福成買票乙節供稱：因為陳福成都有幫忙我們村子裡的事情，像蓋水溝蓋這些，且我爸以前是村長，陳福成都幫我爸很多，這是20多年前的事情等語。則被告既與陳福成不熟，復未能清楚說明陳福成究係施予了被告何種異常重大之恩情，且被告行賄的票數僅3,500元共7票，對陳福成之選情顯無助益，被告何以甘冒使自己受到刑事訴追，及使陳福成政治聲譽毀敗之風險而擅自行動？其動機與目的之間顯不符比例。何況，被告既為償還陳福成人情而行賄，如未使陳福成知情，又將如何彰顯其對陳福成感激之意？顯見被告應係受其他上手共犯之指示所為，被告辯稱其賄選行為係出於自發性等語，並不足採，亦難認其於本件已有真誠悛悔而欲自新之意向。

  ㈡交付賄賂罪之判刑於未宣告緩刑時，係屬不可替代性剝奪人身自由之自由刑，買票樁腳必須親自入監服刑而最能令其感受到痛苦，對於受刑人本身及其他可能擔任候選人買票樁腳之潛在行為人，均具有較高威嚇力；反之，交付賄賂罪之判刑於宣告緩刑附命繳納公益金後，其本質已轉變為類似具可替代性之「罰金刑」，可由候選人在背後幫助出錢消災，該刑之宣告對於買票樁腳來說已無甚處罰效果，反正有人代扛出錢，而對於背後的候選人來說亦無甚處罰效果，反正這筆錢一開始就是在預備範圍內，何況依鄉長、鄉代表及議員等基層選舉之買票常情，少則數百票，多則數千票之譜，不論一票賄選金額係以500元或1,000元計算，候選人買票支出金額動輒數十萬起跳，就本件原審所訂命被告繳納15萬元之緩刑條件，根本小巫見大巫，所謂「用錢買就有」，其實就是這個意思。如此一來，即造成候選人及其他潛在樁腳之僥倖心態，反正只要是由沒有賄選前科的「新鮮人」擔任樁腳，候選人即可透過事後代付「罰金刑」之承諾，輕易策動他人為其買票並擔下刑責，而為其本身構築安全的司法防火牆，

　　間接助長賄選風氣。此外，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交付賄賂罪所定之法定刑度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為不得易科罰金之刑，且尚得對被告併科100萬元以上1,000萬元以下罰金，縱如本件因被告自白而減刑為有期徒刑1年6月，並給予實質上等同於「罰金刑」之緩刑寬典，如以1,000元折算1日，其罰金額度起碼亦應為54萬元，然原審僅命被告向公庫支付15萬元，亦值商榷。

  ㈢賄選對於選風之端正及政治之清明戕害甚深，倘藉由賄選方式即可僥倖當選，此等人士並無服務人群為民喉舌之熱情及能力，且因選舉過程花費鉅額款項，往往當選後便時常藉勢藉端，覬覦公共預算，謀取自身利益，主導錯誤之公共政策，結黨聚眾上下交賊，長久下來社會是非價值不分，公共政策品質低落，賄選實係民主法治國家健全發展之毒瘤，因而政府連年投注大量預算、人力，透過媒體、政令、廣告、司法手段大力宣導不得從事賄選行為，倘行賄之人僅因於偵查中、審理中自白犯罪，法院即不區分個案情形而逕予緩刑宣告，造成日後從事競選之人或甘為他人助選抬轎之人，抱持只要認罪，法院對行賄者必定不會重判的僥倖心態，臺灣選風終無完全改正之日，國家社會終究僅能在原地踏步，此無疑是鄉愿司法之變相縱容，亦分別有最高法院94年度台非字第21號、本院106年度選上訴字第162號等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執是，本件原審對被告為緩刑之宣告，可否僅以原審具有自由裁量之權限，復無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或濫用其權限，即認無再斟酌之餘地，而忽略緩刑所具有要求被告真誠悛悔以策自新，進而預防未來社會犯罪之刑罰終極精神？

  ㈣爰提起上訴，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

五、本件刑之減輕之說明：

　　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項前段定有明文。被告於偵查中自白交付賄賂之犯行，是其所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六、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所為之整體評價，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裁量事項，而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則應就判決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不可擷取其中片段遽為評斷。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或濫用其裁量權限，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自不得任意指為不當或違法（最高法院75年度台上字第7033號、104年度台上字第2577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審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無視選舉乃民主政治最重要之表徵，須由選民評斷候選人之才德、品行、學識、操守、政見而選賢與能，其攸關國家政治之良窳、法律之興廢、公務員之進退，影響國家根基及人民權利至深且鉅，而賄選為敗壞選風之主要根源，不得使金錢介入選舉，抹滅實行民主政治之真意，本件收受賄賂之手段、金額，所為敗壞選風，助長賄選，使真正民主政治無以建立。公平選舉制度首要避免金錢或其他利益介入選舉，以確保選民得基於理性、自主意志參與政治事務之決定，治安機關有鑑於此，每於選舉前，利用各種傳播媒體積極宣導政府查辦賄選之決心，並呼籲候選人及選民共同摒除賄選，詎被告竟置若罔聞，破壞選舉之公平及公正性。另審酌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自陳○○畢業之智識程度，現為廟公，已婚，有3名成年子女，需要扶養父親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年6月。復說明：⑴被告於偵查中自白交付賄賂之犯行，是其所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⑵被告犯前開之罪，為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章之罪，並經宣告如前所示之有期徒刑，爰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規定及刑法第37條第2項規定，併予宣告褫奪公權3年。⑶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其因一時思慮欠周而罹刑章，經此次刑之宣告，應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參以其業經原審宣告褫奪公權3年，是認宣告褫奪公權及後述所附條件已足使被告記取教訓，其所受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併諭知緩刑4年，以啟自新，並斟酌其法紀觀念淡薄，為收預防其再度犯罪之效，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被告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8月內，向公庫支付15萬元。本院認原判決關於本案科刑之部分，已依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審酌，而為量刑之準據，經核並無量刑輕重失衡、裁量濫用之情形。

七、檢察官雖以前揭理由，指摘原判決就被告緩刑不當、緩刑所負擔之公益金過低，惟查：

　㈠按關於刑之量定及緩刑之宣告，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倘其未有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或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最高法院75年台上字第703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其雖因一時失慮，致犯本罪，然自警詢時即已供認不諱，並於偵、審時坦白認罪，當有反躬深省改過自新之可能。況罪刑宣告本身即有一定之警惕效果，且同就應報觀點而論，緩刑宣告效力事後遭撤銷而喪失，絕大程度取決於行為人本身之後續舉止，緩刑祇不過是刑罰暫緩執行而已，以刑罰為後盾之緩刑宣告，不唯使其仍具充分之個別威嚇力，更可確立刑罰應報予行為人痛苦之本質，無論對行為人本身或一般人而言，刑罰之威嚇功用，殆不至因緩刑而減弱，亦無損於刑罰目的之實現。故本院考量被告犯後之態度及本案一切情狀，認被告已深具悔意，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之教訓，當已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佐以本案所涉賄選之規模非鉅，所造成之實質影響尚屬有限。本院認就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原審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4年，以勵自新。又斟酌被告因守法觀念薄弱而觸法，為確保其日後更加重視法規範秩序，能於本案中深切記取教訓，避免再度犯罪，並彌補上開犯行對選舉風氣所造成之損害，認除前項緩刑宣告外，另有課與其一定負擔之必要，故斟酌其於本案犯罪情節、所科刑度等情狀後，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其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8月內，向公庫支付15萬元（但緩刑效力不及於從刑及沒收之宣告），並無不當。

　㈡檢察官雖主張：被告之舉止不似自發性買票行為，應係受其他上手共犯之指示而為，難認已有衷心悔悟等語。然被告買票賄選是否出於他人授意，仍有待嚴格之證據證明，實難僅因其辯詞有疑，即認被告刻意維護賄選網絡，而無悔意。況以本件賄款金額，對一般人而言並非重大負擔，任意推測其不可能自行出資買票，尚屬無據。倘若本件確有其他賄選網絡，自應由檢方以相關情資及事證，詳為舉證予以定罪，豈有徒憑被告供出之理；若無證據可證，自難以被告未供出即臆測有此網絡，進而指摘被告態度不佳。從而，檢察官主張上情，逕認原判決就被告諭知緩刑不當，並非可取。

　㈢我國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風敗壞，賄選盛行，固非虛言，然選舉風氣之矯正，實與國民對於選舉功能之認知以及公共政策形成之能力息息相關，若選民未能體認選賢與能之真意，短視近利，僅因候選人之賄選行為或所提出之「政策買票」政見而心動，未能詳細評估該候選人賄選行為或「政策買票」政見之後續不良效應，即便法院判處刑度再重，仍無法杜絕賄選或「政策買票」之風氣，則選風逐年敗壞，乃至公共政策品質持續下滑，國民深受其害，毋寧係選民自身未能正確體認選舉功能所應承受之苦果，尚難以「法院對於賄選行為從重量處」為矯治選風之首要因素，並將選風敗壞歸咎於法院之刑罰裁量。此觀我國刑法對於酒後駕車公共危險犯罪之處罰，屢次修正提高法定刑度，仍無法遏止或減低酒後駕車犯罪之發生，可知「嚴刑峻罰」實非矯治犯罪行為之萬靈丹。從而，檢察官上訴意旨以原審所為緩刑宣告不足以嚇阻賄選犯罪為由，指摘原審就被告緩刑宣告不當，自難憑採。

　㈣承上說明，被告之行為雖助長賄選歪風，殊有不該，而應受到相當之處罰，然其前案紀錄符合緩刑規定，業如前述，是認被告符合緩刑要件，即得斟酌全卷證後依法宣告緩刑，自不宜以通盤性之賄選罪立法意旨，及因未查獲賄選網絡，須對查獲被告不予緩刑以阻嚇賄選或為使檢調單位查緝、防制賄選，能收成效等政策性考量，而就被告為原則性不予緩刑之宣告，此非但對被告甚為不公平而侵害人權，並違反個案應個別科刑考量之公平原則，而有消極不適用法律之情形。

　㈤按（併科）罰金為「刑」（刑法第33條）之一種，而緩刑宣告所負擔之條件（公益金），係為使行為人從中記取教訓，避免再度犯罪，並彌補其犯行所造成之損害，二者性質迴異，尚不得比附援引，故難以法定（併科）罰金刑之金額據以為判認緩刑所負擔之公益金是否過低之依據。經查，本件被告為感謝候選人陳福成先前對其之協助，一時失慮而涉犯本件賄選犯行，另衡酌其買票賄款金額為3,500元，對照被告之學經歷及資力（○○畢業，擔任廟公、月收入3萬多元，見本院卷第68頁），緩刑所附條件為15萬元之公益金，應認已足收警惕之效。從而，檢察官上訴主張：原審僅命被告向公庫支付15萬元，顯屬過輕等語，亦屬無據。

八、綜上所述，檢察官上訴主張被告宣告緩刑不當、緩刑所負擔之公益金過低之理由，已為原判決審酌時作為量刑之參考因子，或尚不足以動搖原判決之量刑基礎，難認有據，故檢察官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賴韻羽提起公訴，檢察官劉達鴻提起上訴，檢察官葉耿旭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連發　　

                                      法  官　洪榮家　　

                                      法　官  何秀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翁心欣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1 項或第2 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1 項或第2 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