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書系統

115年度上訴字第1313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吳孟哲

選任辯護人  許哲維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4年度訴字第2104號中華民國115年2月1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0828號、114年度軍偵字第38號、114年度偵字第2680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原判決關於吳孟哲如附表編號41所處之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

上開所處之刑撤銷部分，吳孟哲處如附表編號41「本院諭知主文」欄所示之刑。

其他上訴駁回。

三、刑之減輕事由：

㈠、被告就附表編號10、39、41所示犯行，均已著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之實行，而未生取得財物之結果，為未遂犯，爰均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各減輕其刑(雖附表編號39、41「原判決諭知所犯罪名及宣告刑」欄罪名漏未記載未遂而有誤，然於理由內已敘明被告此2次犯行均論處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並就此2次犯行依未遂犯規定減輕其刑，可見原判決「原判決諭知所犯罪名及宣告刑」欄罪名明顯係記載錯誤，且本件檢察官及被告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原判決主文諭知罪名有誤部分並非本院審理範圍，本院無從予以更正，惟因此2次犯行原判決所處之刑與同屬未遂犯行之附表編號10所處之刑相同，足徵原判決就附表編號39、41所示犯行之量刑基礎並未錯誤，僅係單純誤寫，不影響於本院依原判決認定之事實、罪名、罪數審查原判決量刑基礎是否妥適，附此敘明)。

㈡、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為附表所示50次犯行後，下列法律變更，應適用情形如下：

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並於同年8月2日施行。其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另於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1月23日施行。113年8月2日施行之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115年1月23日施行之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則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關於自白減刑之規定增列修正前所無之「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要件，且改為得減輕其刑，經比較新舊法，修正後規定未並較有利於行為人，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適用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經查，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審判中均自白本件加重詐欺取財犯行(見30828號偵卷－以下稱偵卷一－第647頁；原審卷一第351頁、第360頁、第438頁)，對於起訴及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亦未提起上訴，足見被告甘服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願意坦承加重詐欺取財罪，已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自白加重詐欺取財罪，又其自陳所獲取之犯罪所得為新臺幣（下同）10萬元(見原審卷一第439頁)，以匯款賠償附表編號15所示告訴人陳東川代替繳交犯罪所得等情，有郵政入戶匯款申請書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二第235頁），與自動繳交犯罪所得無異，應認被告業已自動繳交本案全數之犯罪所得，則就其本案犯行即均應依修正前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附表編號10、39、41所示犯行並遞減輕之。

２、另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變更條次為第23條，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移列條號為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經比較修法前後之規定，現行法於減刑規定要件較為嚴格，然經整體比較修法前後洗錢防制法結果，原審就被告本案所為洗錢犯行，已認113年7月31日修正後即現行洗錢防制法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而適用，本案自應整體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又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規定：「犯第3條、第6條之1之罪自首，並自動解散或脫離其所屬之犯罪組織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其提供資料，而查獲該犯罪組織者，亦同；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查被告偵查及原審審判中均自白本件洗錢、參與犯罪組織犯行(見30828號偵卷－以下稱偵卷一－第647頁；原審卷一第351頁、第360頁、第438頁)，對於起訴及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亦未提起上訴，足見被告甘服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願意坦承洗錢及參與犯罪組織罪，已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本案洗錢、參與犯罪組織犯行，並自動繳交其因本案犯行所獲犯罪所得，業如前述，則其加入本案犯罪組織後所為首次如附表編號44犯行合於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減刑規定、如附表所示各次犯行亦合於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減刑規定，原應依各該規定減輕其刑(其中僅附表編號44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及洗錢防制法規定減輕)，惟被告本案犯行因想像競合犯之關係，各次犯行所犯之罪均從一重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或加重詐欺取財未遂罪，則就前揭因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於刑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予以審酌。

四、撤銷原判決關於附表編號41所處之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改判之理由：

㈠、原判決以被告如附表編號41所示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洗錢未遂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等犯行，罪證明確，因予科刑，固非無見。惟量刑之輕重，雖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然仍應受比例原則及公平原則之限制，否則其判決即非適法。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又按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一、犯罪之動機、目的。二、犯罪時所受之刺激。三、犯罪之手段。四、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犯罪行為人之品行。六、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七、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犯罪後之態度。」此為刑法第57條所明定。是被告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是否已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其量刑基礎即有不同，應予差別處遇。被告於原審判決後於115年7月1日與告訴人廖育津和解成立，同意賠償告訴人廖育津36,000元，並已支付完畢，告訴人廖育津表示願意原諒被告，有刑事撤回告訴狀、和解書、現金簽收單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13頁、第415至417頁)，則相較於原審之量刑基礎已有不同，原審未及審酌上情，因而量處被告有期徒刑1年4月，顯有未洽。檢察官固以被告擔任聯繫被害人、轉貼盤口資訊、車手報班與排班之統整、負責車手開銷、指示車手服裝儀容及收款地點之後臺幹部，屬詐欺集團要角，涉案甚深，詐騙金額不低，犯罪情節重大，雖坦承犯行並未賠償告訴人廖育津，獲得告訴人廖育津原諒，難認犯後態度良好，原判決量刑過輕為由，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惟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已與告訴人廖育津和解並賠償款項，業如前述，並無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未與告訴人廖育津和解之情事，且被告犯罪情節亦具原判決採為量刑之基礎，並無遺漏或誤認之情事，從而檢察官以原審量刑過輕，提起上訴，雖無理由，然原判決既有前述未及審酌被告與告訴人廖育津已和解並賠償損害之有利科刑事由，而有量刑過重之情事，被告以其與告訴人廖育津和解並賠償損害，原判決未及審酌因而量刑過重為由，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則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附表編號41關於被告所處之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以期適法。附表編號41所處之刑之宣告，既經本院撤銷改判，則原判決關於被告所定應執行刑，即失所附麗，應併予撤銷。

㈡、本院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賺取財物，貪圖共犯本案詐欺犯行可獲得之報酬，擔任聯繫被害人、轉貼盤口資訊、車手報班與排班之統整、負責車手開銷、指示車手服裝儀容及收款地點之後台幹部工作，在本案詐欺集團內層級甚高，對於犯罪之實施屬不可或缺角色，且其與集團成員行騙手法，除涉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洗錢未遂犯行外，取款車手更持偽造文件取信告訴人，犯罪內涵較重，其與共犯行為助長詐騙歪風，所為殊值非難，告訴人廖育津原預定遭詐騙金額高達130萬元，幸因其事前已察覺有異而報警處理，致未實際損失財物，被告犯罪所生危害非重，且被告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犯行，犯後態度良好，又於原審審理時自動繳交犯罪所得，有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減輕其刑之事由，且其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從事詐欺犯行前，尚無其他犯罪前科，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素行尚佳，已與告訴人廖育津和解，並依約賠償完畢，彌補告訴人所受損害，暨其於原審審理時自陳為五專肄業，智識程度不低，已婚，育有2名子女，其母身體狀況不佳，被告須扶養母親、子女，家庭生活正常，受僱擔任助理，有正當工作及合法收入，檢察官請求從輕量刑、辯護人及告訴人廖育津均請求從輕量刑之意見與其他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年3月。

㈢、洗錢輕罪不併科罰金之說明：按刑法第55條但書規定之立法意旨，既在於落實充分但不過度之科刑評價，以符合罪刑相當及公平原則，則法院在適用該但書規定而形成宣告刑時，如科刑選項為「重罪自由刑」結合「輕罪併科罰金」之雙主刑，為免倘併科輕罪之過重罰金刑產生評價過度而有過苛之情形，允宜容許法院依該條但書「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之意旨，如具體所處罰金以外之較重「徒刑」（例如科處較有期徒刑2月為高之刑度），經整體評價而認並未較輕罪之「法定最輕徒刑及併科罰金」（例如有期徒刑2月及併科罰金）為低時，得適度審酌犯罪行為人侵害法益之類型與程度、犯罪行為人之資力、因犯罪所保有之利益，以及對於刑罰儆戒作用等各情，在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裁量是否再併科輕罪之罰金刑，俾調和罪與刑，使之相稱，且充分而不過度。析言之，法院經整體觀察後，基於充分評價之考量，於具體科刑時，認除處以重罪「自由刑」外，亦一併宣告輕罪之「併科罰金刑」，抑或基於不過度評價之考量，未一併宣告輕罪之「併科罰金刑」，如未悖於罪刑相當原則，均無不可（最高法院111年度第977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就附表編號41所涉犯行，係以一行為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罪、洗錢未遂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就被告如附表編號41所涉犯行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罪。於審酌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量刑因子、犯罪行為人侵害法益之類型與程度、犯罪行為人之資力、因犯罪所保有之利益，以及對於刑罰儆戒作用等各情，經整體觀察並充分評價後，認被告如附表編號41所示犯行科以上開有期徒刑足使其罪刑相當，認無再併科洗錢罰金刑之必要，俾免過度評價，併此敘明。

五、其他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原判決以被告如附表編號1至40、42至50所示各次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或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罪、洗錢罪或洗錢未遂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等犯行，均罪證明確，因予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修正前)、第48條第1項，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刑法第2條第1項、第11條前段、第28條、第210條、第216條、第339條之4第1項、第2項、第55條、第25條第2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等規定，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管道賺取金錢，竟參與本案詐欺集團，擔任聯繫被害人、轉貼盤口資訊、車手報班與排班之統整、負責車手開銷、指示車手服裝儀容及收款地點之後臺幹部，所為不僅嚴重侵害如附表編號41以外各告訴人、被害人之財產法益，亦製造金流斷點，加劇檢警機關查緝詐欺集團上游之難度，可見被告本案犯行所生危害非輕，應予非難；復衡酌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係擔任本案詐欺集團之要角，並參與詐欺集團甚深之犯罪情節，與本案各告訴人所受金錢損失之程度；暨被告於原審審理中所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見原審卷一第442至443頁）、如法院前案紀錄表所示之前科素行，及被告未與除附表編號41以外之相關告訴人、被害人達成調解，另被告有將其所獲之犯罪所得10萬元給付與到庭之告訴人陳東川外，就(附表編號41以外)其餘部分均未給付賠償或取得相關告訴人、被害人之原諒，可認被告犯後並無積極彌補相關告訴人、被害人因其等犯行而受損失之意願，態度非佳；末參以被告犯後均坦承犯行，再被告就其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犯行、一般洗錢既未遂犯行，合於前開所述減刑要件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編號1至40、42至50「原判決諭知所犯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經核原判決所為刑之宣告，係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及其他一切情狀後而為，所量定之刑亦未逾越法定刑範圍或有何違反比例原則、公平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尚稱允當。

㈡、檢察官固以被告擔任聯繫被害人、轉貼盤口資訊、車手報班與排班之統整、負責車手開銷、指示車手服裝儀容及收款地點之後臺幹部，屬詐欺集團要角，涉案甚深，詐騙金額不低，犯罪情節重大，雖坦承犯行並未賠償附表編號1至40、42至50所示告訴人損害，獲得上述告訴人原諒，難認犯後態度良好，原判決量刑過輕為由，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被告則以其於原審審理程序中，並未獲得與告訴人協商和解之機會，原審判決以被告未與附表編號1至40、42至50所示告訴人達成調解，獲得上述告訴人原諒為由，認被告犯後態度不佳，恐嫌速斷，因而量刑過重顯不妥適為由，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惟關於刑之量定，乃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倘未有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或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本件原審於審酌上情後，量處被告上開刑期，衡情其刑之量定已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事項，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使罰當其罪而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並具妥當性而無違刑罰權之分配正義，客觀上要難謂有何濫用權限、輕重失衡或逾越法律所規定範圍之情事，且原判決就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被告於本案之分工情形、犯罪情節、犯行造成之財產損失程度，除賠償附表編號15所示告訴人陳東川10萬元外，並未與附表編號1至14、16至40、42至50所示告訴人或被害人和解或賠償渠等損害等科刑應審酌之事項，皆已於量刑時予以一一斟酌，並無遺漏或誤認之情事，且原判決就被告各自犯行所處之刑並未偏低，足見原判決刑之量定堪稱允當。另被告是否與本案告訴人和解乃其應自行考量本身資力，積極聯繫告訴人或被害人洽商和解事宜，法院並無主動要求或命令被告和解之義務或權力，且自被告為警查獲於113年6月12日起迄原審於115年2月10日裁判時止，共歷經約2年7月之久，被告倘有心與本案告訴人和解，有充裕時間可籌款並聯繫告訴人洽談和解事宜及賠償損害，更何況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表明：「(有無辦法與告訴人陳東川談調解？)10萬元可以匯給告訴人，但再多就不行，因為我那些錢也是用湊的。」等語(見原審卷一第445頁)，自稱當時僅能賠償告訴人陳東川1人10萬元，無多餘資力可再賠償，顯非被告上訴意旨所稱未給予其與本案告訴人和解之機會甚明，況且，被告提起上訴後，要求給予調解機會，經本院通知告訴人到庭，被告於準備程序及審判程序均不到庭，由辯護人私下代其出面與告訴人廖育津和解，其餘到庭告訴人林玉鳳、梁榮良、陳姵臻則未獲和解及賠償，顯見被告並非如其所述有與全部告訴人或被害人和解之誠意，因原審判決未給予機會而錯失獲得有利科行之機會，被告以此指摘原判決不當，要非可採。此外，被告有無與被害人或告訴人和解，本係屬刑法第57條第10款犯最後之態度所應審酌事項，原判決衡酌被告僅匯款賠償告訴人陳東川10萬元，未賠償其他告訴人或被害人，而認其犯後態度非佳，並無誤認事實或對此一科刑事由評價錯誤之情事，被告以此指摘原判決量刑欠妥，顯難採取。從而，檢察官上訴意旨主張原審關於被告所為附表編號1至40、42至50犯行量刑過輕，及被告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關於其所為附表編號1至40、42至50犯行量刑過重，因而均指摘原判決不當，此部分上訴經核均非有理由，應均予駁回。　　

六、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之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並非予以犯罪行為人或受刑人不當之利益，為一種特別的量刑過程，相較於刑法第57條所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係對一般犯罪行為之裁量，定應執行刑之宣告，乃對犯罪行為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除應考量行為人所犯數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並應權衡審酌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在量刑權之法律拘束性原則下，依刑法第51條第5款之規定，採限制加重原則，資為量刑自由裁量權之外部界限，並應受法秩序理念規範之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等自由裁量權之內部抽象價值要求界限之支配，使以輕重得宜，罰當其責，俾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以區別數罪併罰與單純數罪之不同，兼顧刑罰衡平原則(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1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之裁量標準，法無明文，然其裁量仍應兼衡罪責相當及特別預防之刑罰目的，具體審酌整體犯罪過程之各罪關係(例如各行為彼此間之關聯性、數罪間時間、空間、法益之異同性、所侵害法益之專屬性或同一性、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等)及罪數所反應行為人人格及犯罪傾向等情狀綜合判斷，為妥適之裁量，仍有比例原則及公平原則之拘束，倘違背此內部界限而濫用其裁量，仍非適法(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718號裁定意旨參照)。因之，刑法第51條數罪併罰定執行刑之立法方式，非以累加方式定應執行刑，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執行刑，則處罰之刑度顯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而違反罪責原則，及考量因生命有限，刑罰對被告造成之痛苦程度，係隨刑度增加而生加乘效果，而非以等比方式增加，是則以隨罪數增加遞減其刑罰之方式，當足以評價被告行為之不法性之法理(即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且定應執行刑之裁量時，亦應考量罪責相當、刑罰目的、各罪關係、侵害法益及罪數暨行為人人格及犯罪傾向等情狀綜合判斷。本案依上述實務見解揭示之限制加重原則，考量被告於本案犯行中擔任重要後臺幹部，犯罪情節甚重，前後共計50次犯行，犯罪次數甚多，附表編號1至44所示犯行犯罪時間相近，附表編號45至50所示犯行各自之犯罪時間亦相去不遠，但附表編號1至44及附表編號45至50犯行，犯罪時間有相當差距，全體犯罪時間持續近1年，足見被告有強烈法敵對性格，且被告所犯之罪，對社會整體秩序及他人財產之危害甚鉅，又僅賠償陳東川、廖育津損害，對其犯罪所造成之損害並未有任何彌補，不宜輕縱，有必要給予適當期間之矯治，以避免其再犯，然亦應考量被告本案犯罪類型及侵害法益均相同，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甚高等情，定被告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5月。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51條第5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胡晟榮提起公訴，檢察官黃信勇提起上訴，檢察官趙中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7 　　月　　22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瑛宗

　　　　　　　　　　　　　　　　　　 法　官　黃裕堯　　　　　　　　　　　　法　官　李秋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徐振玉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7 　　月　　22　　日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2項、前項第1款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