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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00年度判字第422號
再 審原 告 齊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汪海清
再 審
被 告 財政部臺北市
國稅局
代 表 人 陳金鑑
上列
當事人間營利事業
所得稅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98年
8月20日本院98年度判字第958號判決,提起
再審之訴,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
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本案再審對象及再審事由之確定:
㈠
按針對再審原告於民國(下同)88年度依行為時所得稅法第
66條之9之規定計算加徵10%特別所得稅之「未分配盈餘」數
額,其中「再審原告處分土地所生之溢價新臺幣(下同)11
5,120,252元」得否計入
上開稅基量化之範圍內,本案
兩造
當事人發生
行政爭訟。再審被告認定該筆金額應計入再審原
告88年度未分配盈餘之範圍內,而在此基礎下作成補稅處分
,再審原告連同其他爭議,對該補稅處分提起行政爭訟,並
在上訴審階段,將上訴
爭點只限制在該115,120,252元得否
列入未分配盈餘範圍內。
㈡而該上訴案,經本院以98年度判字第958號判決,基於下述
理由,駁回再審原告之上訴,確認上開處分土地溢價所生之
115,120,252元應計入再審原告88年度未分配盈餘中。
⒈該115,120,252元之產生固係再審原告處分土地所生之溢
價,但被處分之土地並不符合「固定資產」之定義,因此
其出售溢價,不符合行為時公司法第238條第3款所定「資
本公積」之定義(行為時公司法第238條之規定內容,因
為與「資本公積」在學理上應有之正確定義不符,現已將
之刪除),因此不是「資本公積」,不能在計算未分配盈
餘時,將之扣除。
⒉至於再審原告主張:「該筆溢價就算不是處分固定資產所
生者,而應計入再審原告當期之(免稅)盈餘(因為土地
交易所生之所得,基於
土地增值稅之課徵,而不計入當期
營利事業所得中,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16款
參照),但
當期再審原告也將該筆款項分配予股東,因此同樣也可以
自未分配盈餘中扣除」
一節,則本諸稅務訴訟
爭點主義之
法理,認為再審原告在復查階段未主張,所以不得再為爭
執。
㈢現再審原告以本院98年度判字第958號判決為再審對象,提
起本件再審,但其未具體表明,本件再審對象到底有
行政訴
訟法第273條第1項各款中何項規定之「再審事由」(僅在書
狀中引用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之全文),此等再審訴訟
之提起,嚴格言之,已不符合行政訴訟法第277條之書面記
載要求,而有再審之訴不合法情形,原應依行政訴訟法第27
8條第1項
予以裁定駁回。不過鑑於本院對情節類似本案之案
例(即再審原告87年度未分配盈餘之計算,其
法律爭點與本
案相同),曾作出不同之判斷結論(本院98年度判字第913
號判決,在該案中,法院並未引用爭點主義之法理,反而以
「售地收入是否
業已分配完畢而該當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
項第3款應列為申報書中減項之第19項次」一事,未經再審
被告在該案
事實審法院為答辯,事實審判決也漏未審酌為由
,以事實審判決「理由不備」為由,將之
廢棄發回,要求事
實審法院再為調查審認)。其間法律見解既然有所差異,則
本件再審原告所主張之法定再審事由應可從寬解為行政訴訟
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所定之「
適用法規
顯有錯誤」(即本
件再審對象之確定判決,其在理由中引用爭點主義,有無「
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情事)。
二、爭訟兩造之主張及訴之聲明:
㈠再審原告部分:
其基於下述理由,請求將原確定判決廢棄,而為「准予將11
5,120,252元部分准予列入未分配盈餘計算之減項,所對應
之加徵10%稅款部分亦應
撤銷」之
諭知。
⒈其已將上開盈餘(或資本公積)以轉增資方式分配予股東
,分配日期也符合所得稅法第66條之9之規定,且課稅相
關基礎事實自始即已存在,屬不待再審原告提出主張,再
審被告即可知曉之事實。
⒉上開盈餘(或資本公積)「轉增資」分配之課稅基礎事實
自始即已存在,並非再審原告「突襲性」提出者。
⒊財政部75年12月8日台財稅字第7518357號
函釋意旨,並無
表明「處分土地所生溢價應納入未分配盈餘範圍」之見解
,再審被告實有誤用。
㈡再審被告部分:
其認本案再審對象之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規,並無與應適用
之現行法規違背,或與解釋及判例牴觸之情形,故無適用法
規顯有錯誤可言,求為判決駁回本件再審之訴。
三、本院按:
㈠本案再審原告主張之再審事由,經本院審查結果,尚無法通
過再審事由之門檻審查,故其再審為無理由,
爰說明如下:
⒈按再審程序
乃是要求法院廢棄既有之
確定裁判,試圖推翻
一個已生「既判力」之法律狀態,如果再審成立,案件重
新審理,原來訴訟活動的一切努力即歸於徒勞,並對法律
安定狀態的維持形成重大衝擊,因此程序上必須慎重為之
,現行實證法乃要求先進行門檻審查。無法通過門檻者,
再審法院即無須進一步對本案進行實體審理。這樣的法制
設計是
立法者深思熟慮的結果,使司法資源得以有效運用
。
⒉而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
所稱之「適用法規顯有
錯誤」,若與行政訴訟法第242條及同法第243條所定、「
判決違背法令」之上訴合法要件相比較,其開啟門檻要求
,顯然比上訴之開啟更為嚴格。故主張原確定判決有行政
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所定之「適用法規顯有錯誤」
之再審事由者,應注意到再審程序開啟門檻之嚴格程度遠
高於上訴門檻。因此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所稱
之「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自然是指法律適用上的重大明
顯錯誤而言。因此以原裁判表示之法律論點同時具備以下
三種特徵(三項類型特徵缺一不可)為必要,即:
⑴與法院主流見解有巨大差異(例如與判例或司法院解釋
有明顯之違反者)。
⑵法理之論述邏輯有嚴重且明確之瑕疵。
⑶並因此而與法規範所建立之價值或信念直接衝突。
⒊而有關「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瑕疵嚴重性判斷,法
院目前之具體審查標準為「所適用之法規,顯然不合於現
行法律規定、或與司法院現尚有效之大法官會議解釋、或
現存有效之判例顯然違反者而言」,此乃規範體系上應有
之解釋結論。
⒋至於在稅務訴訟採行之「爭點主義」,其正確理解則應如
下所述:
⑴稅捐為法定之債,於稅捐
構成要件被滿足時,稅捐債權
即行發生,而稅捐構成要件又可解析為「稅捐主體」、
「稅捐客體」、「稅捐客體之歸屬」、「稅基量化」以
及「稅率」數項構成要件要素。但在判斷過程中,有其
一定之順序。即是:
①先確認稅捐主體。
②再確認應歸屬於該主體之稅捐客體。
③然後開始對每一個稅捐客體進行「時間」、「空間」
及「種類」之歸屬判斷,進而為單一稅捐客體之稅基
量化。
⑷又當稅捐客體為複數時,各別客觀之量化結果即需加
總,形成稅基總量。而不同稅捐法制在稅率安排上,
會視稅基總量之不同,有單一、複式或
累進稅率之差
異。
⑸在稅基總量乘以應適用之稅率後,單一之稅額才形成
。
⑵而以上之判斷流程,可以比擬為金字塔狀之正三角形,
在最下層者為,各別獨立之多數稅捐客體,上一層為稅
基總量,再上一層為稅率,最頂端則為稅額。其中下層
之爭議,當然會一併連動影響所有上層議題之法律適用
(越上層之爭議越易趨向於法律適用之層次)。
⑶至於稅捐法制上之所以採取爭點主義,主要是基於稅法
之複雜性,為減輕法院審理成本而為之制度安排,其功
能僅在用以限制事實認定之範圍,而不及法律之職權適
用。且任何一個在判斷順位上處於下端之事實爭議,也
會連帶影響上端之法律判斷。因此所謂「爭點」,其範
圍是垂直的,會擴及與下位事實爭點連帶之上端判斷事
項。
⒌基於上述對「爭點主義」之詮釋,本案再審對象之確定判
決是否明顯違反爭點主義,而到達「適用法規『顯』有錯
誤」之地步,即不無疑問。因為:
⑴本案所適用、據為計算「未分配盈餘」金額之法規範為
修正前所得稅法第66條之9之規定,其規範意旨乃是:
從『稅上』稅後所得出發,將當期應稅所得、免稅所得
或
分離課稅所得匯總(正是因為限於『當期』全部所得
,所以應稅所得中若有依所得稅法第39條規定,稅上彌
補以往年度虧損而扣除者,亦應加回,而形成當期所有
之『稅上』所得),再進行
列舉式調整,使上開匯總之
『稅上』全部所得,最終能調整至符合財務會計所要求
之實際財上所得。
⑵而
系爭溢價收入,如果是「資本公積」,因為「資本公
積」在概念上被理解為「原始出資」之一部,所以其自
始即不是盈餘,自然完全排除計入未分配盈餘之可能性
(但在此值得強調的是:處分固定資產之溢價被已
廢止
之公司法第238條第3款規定為「資本公積」,卻是一個
明顯之立法錯誤,正是因為這個錯誤過於明顯突出,所
以公司法第238條才會被完全刪除。故將處分固定資產
所生之溢價排除在公司之盈餘範圍內,純粹是法律概念
形式操作的結果,雖有利於營利事業,
正當性卻被高度
質疑)。但如果系爭溢價收入不是「資本公積」,則其
必須分配予股東後才能自未分配盈餘之範圍中扣除,而
有無實際分配則屬一個「新事實」,有待於進一步調查
,則從爭點主義之觀點而言,有待調查之新事實即在原
來的爭點範圍外。從而原確定判決認為該等主張溢出原
來之爭點範圍,尚
難謂明顯違反「爭點主義」。
⑶當然本院也明瞭,爭點主義在司法實務上之運用有其彈
性,若有與爭點內容密接之新事實,而調查成本又不甚
高之情況下,個案中不是沒有納入原爭點範圍之可能。
而針對本案「系爭溢價收入對股東分配」之新事實而言
,或許都是「同一筆收入能否認列為未分配盈餘」之議
題,而且「應否列入盈餘」與「若列入盈餘是否應再以
因分配而消滅為由,重新排除」二項議題,也有類似上
述之「垂直」性格,另外其調查難度未必太大。或許正
是因為如此,本院98年度判字第913號判決才會放寬爭
點邊界,將上開事項納入事實審法院之審查範圍內,但
這屬仁智之見,不能因為本院98年度判字第913號判決
曾放寬爭點界限,即謂本件再審對象之確定判決「適用
法規顯有錯誤」。
⒍
是以本院認為,經探究再審原告之真意,確認本件其主張
之再審事由後,該再審事由經本院予以實質審查後,認尚
不完全符合該再審事由之構成要件,而無法通過再審門檻
之審查,進入本案審理程序中。
㈡又退而言之,即使假設本案通過再審門檻之審查,而讓案件
重新進入實體審理程序,但基於下述理由,原判決之最終結
論仍屬正當,結果本件再審之訴還是無理由,同樣應予駁回
。
⒈有關「盈餘或資本公積轉增資」差異性之法制背景說明:
⑴按行為時有效、現今已刪除之公司法第238條明定,處
分固定資產所生之溢價為「資本公積」,然而這樣的規
定,並不符合事務本質,簡言之,處分固定資產所生之
溢價不是「出資時點之既有資本累積」,而是不折不扣
的「新生盈餘」(產生於出售土地取得價金之時點)。
所以後來立法院才將公司法第238條刪除。
⑵但在公司法第238條未予刪除前,因為有實證法之明文
,所以處分固定資產之溢價所得(如果固定資產是土地
時,此等溢價所得因為已課土地增值稅,而在所得稅法
被列為免稅所得),在實務上就不被認定為「盈餘」。
進而此等所謂之「資本公積」一方面不計入上述加徵10
%特別所得稅之未分配盈餘範圍內;另一方面,當以該
所謂「資本公積」增資配股予股東時,也不認為股東有
「營利所得」之取得,稅捐機關同樣也不將該增資配股
金額計入股東當年度之所得範圍內。
⑶而所得稅法第66條之9之規定,基本上是為了防止營利
事業將獲利留存在組織中,使國家無法課徵資本主之個
人綜合所得稅,所為之法制設計。因此盈餘分配予股東
後,該等已分配之盈餘固然不計入加徵10%特別所得稅
之「未分配盈餘」範圍內。但對受分配之股東而言,其
要將該受配盈餘,連同可扣抵稅額一併列報為受配當期
之營利所得,併同當期其餘各類所得,據以計算其當期
綜合所得稅之「全部稅額」,同時以自營利事業取得之
「可扣抵稅額」,併同其他各種不同之扣抵稅額,用以
抵繳「全部稅額」,得出「應納稅額」。
⒉針對本案而言,再審原告處理出售土地獲利之實證作業及
事後爭議方式,則如下述:
⑴其將上開處分土地獲益自行定性為「處分固定資產之溢
價,屬資本公積」,故一方面將之以增資配股之方式,
分配予股東,且不開立扣繳憑單,另一方面又將此溢價
列在未分配盈餘申報書項次14之「處分固定資產之溢價
收入作為資本公積者」,做為計算減項。
⑵等到再審被告認定上開出售土地獲利非屬「處分固定資
產溢價」,而為一般盈餘時,再審原告又主張上開盈餘
已分配予全體股東。公司已無盈餘,故不應列入「未分
配盈餘」之範圍。不過其為
前開主張之時點,已為96年
間提起行政訴訟時,至此該於88年以前受配盈餘之再審
原告股東,就其當期營利所得所生綜合所得稅之
核課期
間早已屆至。
⑶而且因為再審原告原先自認是分配「處分固定資產所生
溢價」之「資本公積」予股東,而不是分配盈餘予股東
,因此其不會對股東開立扣繳憑單,並依法通知再審被
告,以便再審被告對各該股東獲配之營利所得課徵個人
綜合所得稅。
⒊在再審原告上開實證作業及爭議模式下,再審原告各該股
東於88年以前因為系爭土地出售盈餘而獲配之增資股票,
並沒有被課徵個人綜合所得稅,則該等獲配股票所對應之
所謂「資本公積」,如果事後被認定為實質上屬「盈餘」
,在法律上可能二種處理模式,即:
⑴第一想法是回頭對股東補徵個人綜合所得稅,這樣的作
法符合法律操作的形式邏輯,然而實證上之缺失則是「
等到再審原告說明此一事實時,時間相隔已多年,已逾
核課期間,使國家有收不到稅之風險存在。而且此等風
險之產生正是出自再審原告沒有履行客觀存在之扣繳及
通報義務所致。
⑵第二種想法則是仍對再審原告加徵10%特別所得稅,此
等法律見解之提出,其背後之規範價值權衡考量,可為
以下之說明:
①首先要指明,所得稅法第66條之9之規範意旨乃是在
建立營利事業將獲利分配予股東之誘因。但這樣誘因
機制之建立固然可以使國家能課徵股東個人綜合所得
稅,卻不利於營利事業之資本累積。
②而當營利事業將盈餘以增資配股之方式分配予股東時
,因為現金盈餘還留存營利事業,股東只是領得配發
之股票,上開擇一式之二難問題即得以二全。
③但是以上之作法常視為一種「障眼法」,唯一功能只
是為了讓國家可以取得向股東課徵個人綜合所得稅之
依據,因為在此情形下,股東只有取得股權(或股票
),
而非真實之現金。另外按照「市場效率」理論,
股東享有之股權價值基本上反應營利事業現值,而與
其取得之股份數多寡無關(例如股權價值1,000元,
配股前為10股,每股100元,配股10股後,前後股數
相加,變為20股,但每股價格將調降為50元)。
④如果營利事業以其自認之「資本公積」(但實際上不
是)為增資配股,以致客觀上未對國家踐行扣繳及通
知義務時,國家因沒有資訊無法在核課期限對各該股
東課徵對應之所得稅,而營利事業卻仍然留有現金盈
餘,對其加徵10%特別所得稅,不會造成其籌款困難
之情事。
⒋以上二種處理模式,本院認為第二種處理模式才能真正實
踐「
實質課稅原則」之精神,滿足稅捐正義之社會期待。
因為造成以上現象之成因,正是出於再審原告對實證法之
錯誤詮釋,姑不論其錯誤成因是否可責,但至少其行為造
成所屬資本主(所得稅)稅捐之短繳,但其本身之稅負能
力卻未因錯誤而喪失(因為對股東增資配股結果,處分土
地溢價之現金仍留在再審原告手中),另外其主張上情之
時間太晚(直到96年間),外觀上亦有背誠信,在此情況
下,超越法律之形式邏輯,本諸「
量能課稅」之精神,將
之視為盈餘未分配,而依法加徵10%特別所得稅,亦屬合
理。至於因加徵結果所新增之「可扣抵稅額」,雖然無法
再為股東享有,不過鑑於常態上股東適用之稅率絕大部分
都高於10%(營利事業因土地交易而繳納之土地增值稅,
依現行稅捐法制之規劃,不能用來作為股東之可扣抵稅額
),如此處理結果對股東仍屬有利(因其對應稅捐已因核
課期間之經過而
無庸再行繳納),因此也難謂此等處理結
果違反「二稅合一」之立法建制原則。
⒌是以在本案之情形,即使假設再審門檻被開啟,進入實體
審理程序,再審原告之「盈餘已分配」事實主張,即使被
接受,也未必構成廢棄原確定判決之正當理由。
四、總結以上所述,本件再審之訴為無再審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78條
第2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3 月 29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六庭
審判長法官 黃 合 文
法官 林 樹 埔
法官 劉 介 中
法官 帥 嘉 寶
法官 陳 鴻 斌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3 月 30 日
書記官 葛 雅 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