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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00年度判字第660號
上 訴 人 財政部臺北市
國稅局
代 表 人 陳金鑑
被 上訴 人 活麗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呂其寮
上列
當事人間
營業稅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98年10月27日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98年度訴更一字第18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理 由
一、
緣被上訴人經人向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檢舉,其於民國91年間
銷售紅麴原料及膠囊予康利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康
利公司),金額計新臺幣(下同)53,000,000元(含稅),
僅開立5紙統一發票,金額計5,480,000元,其餘金額涉嫌未
依法開立統一發票及未依限申報銷售額,
嗣因92年1月1日起
,營業稅稽徵業務改由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自行稽徵,
爰移
由上訴人審理
核定被上訴人短漏報銷售額計45,257,143元(
不含稅),逃漏營業稅2,262,857元之違章屬實,除核定補
徵營業稅2,262,857元外,並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下稱營業稅法)第51條第3款規定,
按所漏稅額處以5倍之
罰鍰計11,314,200元(計至百元止)。被上訴人不服,循序
提起
行政救濟,案經財政部93年6月16日台財訴字第0930014
525號
訴願決定:「原處分(復查決定)關於罰鍰部分
撤銷
,由上訴人另為處分。其餘訴願駁回。」,被上訴人復就關
於補徵營業稅部分提起
行政訴訟,經原審法院93年度訴字第
2780號判決被上訴人之訴駁回,被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
經本院97年度判字第1156號判決廢棄該判決,發回原審法院
更為審理,復經原審法院判決撤銷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補
徵營業稅部分後,上訴人不服,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於原審起訴意旨略謂:
系爭承諾書僅係袁錦陵、宋
培安、孫岳岱3人各自的聲明及保證,旨在確保紅麴原料之
貨源,其內容為3人責任範圍之劃分,
而非貨品買賣契約;
又孫岳岱並非被上訴人之負責人,康利公司於系爭承諾書簽
訂及撥付擔保款時,亦未登記成立,法人格尚不存在,且康
利公司
設立登記後,系爭承諾書上並無任何修正或增列由康
利公司
承受等字樣,故系爭承諾書並不當然
拘束被上訴人與
康利公司,應由被上訴人與康利公司間之實際買賣過程及相
關帳冊紀載來釐清雙方之關係;另依被上訴人與康利公司間
之買賣過程,如加工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發票上品名及帳
目之記載
等情,亦顯示被上訴人確係支付加工費將紅麴粉末
製成膠囊後才交貨予康利公司,故被上訴人與康利公司間之
買賣標的,僅有紅麴膠囊,不包括紅麴粉末;且被上訴人向
康利公司出貨者,僅有紅麴膠囊,此部分交易已依法開立發
票,至於紅麴粉末仍屬被上訴人所有,非雙方之買賣標的,
自無須開立發票;被上訴人銷售紅麴膠囊予康利公司時,即
將原帳列存入保證金
抵充該筆銷貨收入,並開立發票,此有
轉帳傳票
可證。康利公司亦未將5,300萬元在帳上列為已付
貨款,而係被上訴人將紅麴膠囊交貨予康利公司時,康利公
司始將應付的貨款以宋培安之股東往來列帳,顯見康利公司
亦不認系爭款項為預付貨款,
足證系爭5,300萬元之性質係
屬存入保證金等語,為此請求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補
徵營業稅部分。
三、上訴人答辯意旨略謂:孫岳岱91年1月29日與袁錦陵、宋培
安簽訂承諾書時,雙方已合意並規劃未來成立康利公司,依
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4315號、72年台上字第2127號及72年
台上字第2246號民事判決意旨,康利公司於91年2月27日經
事業
主管機關核准設立後,因宋培安、袁錦陵為康利公司之
發起人,可證康利公司於設立登記後,已表示承受雙方簽訂
承諾書,
故此係為成立康利公司所作前行行為,效力自然及
於被上訴人及康利公司;依宋培安91年10月23日於臺北市稅
捐稽徵處之談話筆錄、孫岳岱、袁錦陵與宋培安簽訂之承諾
書及其附註可知,本件交易之標的物為紅麴粉末,而以膠囊
形態交貨,況不論被上訴人銷售內容為何,均無法否認有預
收貨款漏銷之情事,且被上訴人確已收到5,300萬元為其所
不否認,按「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買賣業)」之規
定,仍應於預收貨款時先行開立統一發票報繳營業稅,是原
核定其漏報銷售額,並無
違誤;另依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92
年度上聲議字第4761號處分書、營業稅法第32條第1項及孫
岳岱於
準備程序到庭
自承,被上訴人與康利公司並未另訂其
他買賣契約,其交付貨品予康利公司後,未再另外收取貨款
,貨款係以宋培安於91年1月間匯款予被上訴人之5,300萬元
中支付,足證被上訴人所收受款項為康利公司支付之貨款;
且查,即便為保證金,實質上係屬預收貨款,是本件被上訴
人於91年1月4日收取2,000,000元,91年1月7日收取1,000,0
00元,91年1月29日收取50,000,000元貨款即應開立銷售憑
證,其時康利公司縱尚未經核准設立,被上訴人仍應先行開
立二聯式統一發票報繳營業稅,
俟康利公司於91年2月27日
核准設立登記後,隨即作廢二聯式統ㄧ發票,換開以康利公
司為抬頭之三聯式統一發票,被上訴人未於預收貨款時開立
銷售憑證,又未於查獲前自動補開統一發票,是上訴人按其
漏報銷售額45,257,143元,補徵營業稅額2,262,857元,並
無不合;再依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23條12項第2款存入保證
金定義及民法第739條規定可知,保證與主債務應分屬2個不
同客體。若保證與主債務同屬一個體,則無須成立保證,本
件依被上訴人與康利公司簽訂之承諾書
略以:「…先行付給
孫岳岱先生5千萬元作紅麴貨品之『貨款』…」,已指明係
「支付貨款」,並未論及係作為保證出貨之保證金,且被上
訴人亦未能提示其主張為保證金之合約書或相關資料
以實其
說,況系爭承諾書涉及鉅額款項,立書人自是有相當謹慎程
度之注意,況孫岳岱自承於立書後即向被上訴人呈報並於次
日(91年1月30日)加註「附註:新臺幣5千萬元為交貨5噸
為止,則及於5千萬貨款,銀貨兩訖。」,又系爭承諾書並
無任何擔保之約定,被上訴人於上訴人查獲後始稱該款項為
保證金,顯係臨訟飾詞。故被上訴人主張所收取之5,300萬
元係存入保證金,顯與事實不符,主張核不足採;本件交易
涉及康利公司設立登記前進行之交易,應如何於收款時開立
銷售憑證報繳營業稅,被上訴人本應依法盡探知及申報之義
務,若被上訴人對
法律之
適用有所疑義,本得向上訴人申請
釋示,被上訴人捨此不為,逕採有利於己之解釋而未依法報
繳,致發生本件違章情事,非屬不可避免之事由等語。
四、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補徵營業稅部分,其理由
略謂:㈠依宋培安、袁錦陵、孫岳岱3人間之刑事案件相互
指控內容以觀(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2年度易字第2276號刑事
案件、臺灣高等法院93年度上易字第1794號刑事案件、臺灣
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91年度偵字第25054、92年度偵字第186
06號不起訴處分書、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92年度上聲議字第
4761號處分書、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3年度聲判字第31號及第
32號刑事案件),宋培安、袁錦陵2人就交易標的究為紅麴
膠囊或紅麴粉末,先後有不同之指訴,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2年度易字第2276號刑事案件於93年8月10日審理時,由宋
培安所指證之內容,可知本件買賣係以1顆膠囊5元計價,交
付標的則為紅麴膠囊,且紅麴膠囊之成本價為紅麴粉末之2
倍多,則於雙方合意之過程,應不致將紅麴膠囊與紅麴粉末
以同等價格計價,復又約定交付標的應為紅麴膠囊,是其
所
稱康利公司與被上訴人間交易標的究為紅麴膠囊或紅麴粉末
已非無疑。另
參酌康利公司所涉原審法院96年度訴更一字第
13 4號稅捐稽徵法案件中證人洪素芬(即康利公司當時聘僱
之會計)之證詞後,復比對被上訴人所提出之明大公司出具
之客戶對帳單,其內容為有關本案紅麴膠囊完工之加工對帳
明細資料,其中載明被上訴人部分有代購膠囊、代支運費、
充填工資等費用明細,至康利公司部分則有包裝工資、代支
付包材等費用明細,
堪認紅麴粉末加工裝填為紅麴膠囊之工
作,應係被上訴人委託明大公司所為,而康利公司則自行將
紅麴膠囊之裝瓶加盒。倘雙方合意約定被上訴人所應交付者
為紅麴粉末,則其交付紅麴粉末時即屬已交付完畢,自無須
先委由明大公司裝填後再為給付之理。是綜合
上開交易標的
及其單價之約定,並被上訴人確實支付予承攬裝填工程之明
大公司加工款等事實以觀,被上訴人主張其與康利公司間之
交易標的僅紅麴膠囊,而紅麴粉末則係未裝填成膠囊前之原
料,其權利屬被上訴人所有,核非無據。㈡宋培安先後就康
利公司與被上訴人交易標的有不同之指訴,而此為
彼等間爭
議之所在,應係雙方於磋商過程中未明確指明所致。又參酌
宋培安之證詞「粉末跟膠囊價格差別不大,但我們約定是由
孫岳岱製成膠囊交給康利生命科技公司」等語,
堪認其主觀
認知應係認為粉末與膠囊成本價差不大,均以相同計價方式
計算,故均在買賣契約之範圍內;然據孫岳岱於刑事案件審
理中均一致指稱其提供給康利公司的是膠囊成品非原料,且
於原審審理時亦證述所謂提供貨品係指膠囊等語,可知在孫
岳岱的主觀認知上,是由伊負責購入粉末原料,委託明大公
司加工裝填成膠囊後出貨予康利公司,故未裝成膠囊之粉末
仍屬被上訴人所有,此與宋培安等人認知
乃有差距,則
渠等
間就交易標的究為紅麴膠囊或紅麴粉末
一節,是否確已達成
一致協議,
顯有疑慮。是
彼等間既因此主觀認知不同產生訟
爭,上訴人籠統指本件標的包括紅麴膠囊及紅麴粉末,恐屬
率斷。㈢依承諾書文義以觀,僅提及袁錦陵等3人因欲共同
成立康利公司,彼此間各自應負責及承諾之事項,並未提及
被上訴人與承諾書間究有何相關,亦未述及該承諾書效力及
於被上訴人,且彼3人於以個人名義簽訂承諾書後,被上訴
人與袁錦陵、宋培安、孫岳岱3人或康利公司,均未另簽訂
何契約,上訴人僅依承諾書內容,即謂該效力及於被上訴人
,尚嫌無據。再依證人孫岳岱於原審證述內容觀之,雖與宋
培安、袁錦陵2人於刑事案卷中所述互不相符,然以宋培安
、袁錦陵於刑事案件審理中亦未提出彼等或康利公司確有與
被上訴人簽訂買賣契約,且約定買賣標的物為紅麴粉末以觀
,難認承諾書
所載買賣標的物即為紅麴粉末,亦難認宋培安
所交付予孫岳岱之5,300萬元,即等同於交付予被上訴人紅
麴粉末之買賣價金。又被上訴人主觀上既認其販售予康利公
司之標的為紅麴膠囊,且確有製妥部分紅麴膠囊交付予康利
公司,復已就交付紅麴膠囊部分開立統一發票予康利公司,
尚難認被上訴人販售予康利公司者為紅麴粉末。況本案並未
查得被上訴人事後有承認該承諾書內容係被上訴人所立或由
孫岳岱代理被上訴人所立,亦難以由孫岳岱個人所書立之承
諾書內容,即認被上訴人為該承諾書當事人。㈣本件5,300
萬元之款項,係分別於91年1月4日、7日、29日匯入被上訴
人各2,000,000元、1,000,000元、50,000,000元,被上訴人
相對於同一日之帳載資料其會計科目為「存入保證金」,俟
分別有銷售紅麴膠囊予康利公司時,即將存入保證金抵充該
筆銷貨收入,足證當時被上訴人確實將該5,300萬元之性質
,認定為進貨保證金,於日後銷貨時扣抵貨款。又參酌經銷
商與盤商間習有進貨保證金之約定,孫岳岱主觀上以之為保
證金,且以此告知被上訴人,故而忽略承諾書之記載,非無
可能。則被上訴人既非孫岳岱個人所書立之承諾書之契約當
事人,亦難認被上訴人須對該承諾書內容負責。又被上訴人
所收取之5,300萬元,已據被上訴人
陳明其認知係屬存入保
證金性質,而此係由孫岳岱依據承諾書而來,並非被上訴人
向康利公司收取關於被上訴人與康利公司交易標的紅麴膠囊
之保證金,而係作為被上訴人總經銷之保證金,自難遽認被
上訴人所存入該保證金即有由康利公司預付貨款之意。且本
諸商業交易內容本即多樣化且有個別性,自應參酌當事人間
之真意
予以究明,則由被上訴人入帳時之會計科目之記載情
形及被上訴人、孫岳岱、宋培安、袁錦陵之陳述內容
暨承諾
書記載內容等交互以觀,既無從認定被上訴人與康利公司交
易標的即為紅麴粉末,亦無從認定被上訴人所收取5,300萬
元即為康利公司之預付貨款,是被上訴人於紅麴膠囊製成交
付予康利公司後,而認其已完成交易,始以存入保證金抵付
貨款開立統一發票予康利公司,即難認有何違誤。㈤依康利
公司會計洪素芬於原審法院96年度訴更一字第134號案件證
述內容可知,該公司係向被上訴人購買貨物者,然連該公司
經辦會計洪素芬亦不明瞭究
竟被上訴人所出售予康利公司之
的標的係粉末或膠囊,可見上訴人遽認該買賣標的物為紅麴
粉末自有可議。至關於所謂股東往來部分,不論宋培安所支
付者係屬貨款或保證金,或具有可扣抵貨款性質之保證金,
既然其為康利公司之股東,其為康利公司預付該筆款項,在
康利公司之帳載均屬股東往來,故此帳載紀錄也不足以證明
康利公司借用其股東宋培安5,300萬元向被上訴人買進者即
係紅麴粉末。㈥依以宋培安為康利公司負責人名義於91年5
月28日簽收之1紙被上訴人交貨收據所載,與康利公司96年
度訴更一字第134號案件之主張、被上訴人於原審主張、孫
岳岱代表被上訴人於91年11月11日簽立之收據及於原審審理
時之證述相較,可知原來交貨收據所載5,942公斤粉末扣除
91年11月11日運還之642公斤為5,300(5,942-642=5,300
)公斤,以紅麴粉末換算為紅麴膠囊之基礎即「每公斤紅麴
粉末相當於2,000顆紅麴膠囊」及「1顆5元」等數據計算,5
,300公斤紅麴貨品之進貨金額即53,000,000元(計算式:5,
300公斤×2,000顆/公斤×5元/顆=53,000,000元),足
信宋培安、袁錦陵2人認為此部分其留置之粉末,屬於其已
支付之5千3百萬元之對價,故不予歸還;而孫岳岱則認為該
未歸還之5千3百公斤粉末之權利歸屬,尚待開會解決。又倘
純依交貨收據之文義,理應全數5,942公斤貨品均屬給付標
的,然何以宋培安、袁錦陵2人卻願意歸還超出5千3百萬元
價值之642公斤?此亦顯有疑慮,是由交貨收據之文義,尚
不足以認定康利公司交貨收據所載交貨貨品悉屬被上訴人因
買賣而交付之交易標的。復參以苟交貨收據所載即為交付標
的,則至遲於91年5月21日,被上訴人即已交貨完畢,被上
訴人即應依該交貨收據開立統一發票予康利公司,然以被上
訴人於91年3、4月及7月間所開立之5紙統一發票內容以觀,
其所開立之品名均記載為紅麴膠囊,數量係以「顆」計算,
並非記載紅麴粉末,且未以交貨收據所載內容予以開立統一
發票,而康利公司於收受統一發票時卻未予抗議或表明疑義
而請被上訴人補開立統一發票亦有疑慮,故被上訴人主張其
與康利公司交易標的為紅麴膠囊核非無憑。是上訴人認被上
訴人已收受康利公司5,300萬元之貨款,卻僅開立5紙統一發
票金額計5,480,000元,其餘金額涉嫌未依法開立統一發票
及未依限申報銷售額,而核定被上訴人短漏報銷售額計45,2
57,143元(不含稅),逃漏營業稅2,262,857元,予以補徵
即有未洽。訴願決定就此部分予以維持,亦有不當等語。
五、上訴意旨略謂:㈠依行政訴訟法第133條前段、第189條、第
243條第1項、第2項第6款、營業稅法第15條第1項、第35條
第1項及第51條第1項第3款規定可知,原審法院審理時證人
孫岳岱之證詞矛盾,與事實不符,原審法院卻未經調查,又
忽視承諾書中業經被上訴人用印,而承認孫岳岱之行為為其
代理人之
客觀事實,逕認承諾書非被上訴人所立,亦難認承
諾書之內容即為被上訴人之意,構成有應調查證據而未予調
查之
判決違背法令。㈡又宋培安、袁錦陵、孫岳岱3人間之
刑事案件雖以不起訴處分及無罪結案,然亦未能證明系爭5,
300萬元為保證金,且原判決既已認定系爭5,300萬元為進貨
保證金,於日後銷貨時抵扣貨款,然該筆高額保證金卻未就
具體擔保內容、擔保
期間及違約處罰等重要事項為約定,足
證系爭5,300萬元非屬免徵營業稅之保證金至為明確,依營
業稅法及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縱日後全額退回保證
金時,亦得辦理銷貨退回,原判決卻謂被上訴人認其完成交
易,始以存入保證金抵付貨款開立統一發票予康利公司,即
難認有何違誤
云云,係錯誤曲解營業稅法及營業人開立銷售
憑證時限意旨,亦未明辨系爭款項與保證金定義不同,構成
判決矛盾之違背法令等語,為此請求廢棄原判決,駁回被上
訴人於原審之訴。
六、本院查:
㈠按「營業人當期銷項稅額,扣減
進項稅額後之餘額,為當期
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應依
本法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規定之時限,開立統一發票
交付買受人。」、「營業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不論有無銷
售額,應以每2月為1期,於次期開始15日內,填具規定格式
之申報書,檢附退抵稅款及其他有關文件,向主管稽徵機關
申報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其有應納營業稅額者,
應先向公庫繳納後,檢同繳納收據一併申報。」、「營業人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主管稽徵機關得依照查得之資料,核定
其銷售額及應納稅額並補徵之:…短報、漏報銷售額者
。漏開統一發票…者。」營業稅法第15條第1項、第32條
第1項、第35條第1項及第43條第1項第4款、第5款定有明文
。
㈡次按未經設立登記,而以公司名稱經營業務或為其他法律行
為者,行為人自負民事責任,公司法第19條固有明文,
惟嗣
後公司完成登記,已承受此項法律行為者,自此公司即成為
該法律行為之主體。而不同法律主體間,依民法第305條規
定,就他人之財產或營業為概括承受者,自須雙方有承受之
合意。
㈢原判決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補徵營業稅部分均撤銷,係
以:本件交易因先由孫岳岱、宋培安、袁錦陵3人為共同成
立康利公司銷售紅麴食品而書立彼此權益分配之承諾書,於
該承諾書中並未表明被上訴人與該承諾書間之關係及被上訴
人與康利公司間之買賣標的究竟為何,嗣因銷售狀況不佳,
孫岳岱、宋培安、袁錦陵3人互為
指摘,彼等為保權益各自
以有利於己之立場予以解讀,導致爭訟,由彼等於刑事案件
中之陳述不一之情形,及彼等相關刑事案件皆以無罪、不起
訴處分終結,足明此純屬當事人因立約當時主觀認知不一致
,致有疏漏或誤認所致。且此承諾書並非由被上訴人所書立
,亦難認該承諾書內容即為被上訴人之意,則上訴人引該承
諾書內容為本件被上訴人與康利公司交易之標的依據之事證
,既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而該承諾書確有如上所載之疑慮,
尚難遽認本件被上訴人與康利公司交易之標的即為紅麴粉末
,而宋培安為康利公司支付予被上訴人之5,300萬元全數為
貨款。是上訴人認被上訴人已收受康利公司5,300萬元之貨
款,卻僅開立5紙統一發票金額計5,480,000元,其餘金額涉
嫌未依法開立統一發票及未依限申報銷售額,而核定被上訴
人短漏報銷售額計45,257,143元(不含稅),逃漏營業稅2,
262,857元,予以補徵即有未洽;訴願決定就此部分予以維
持,亦有不當等語,為其主要論據,
固非無見。
㈣惟本件關係人康利公司成立前,袁錦陵、宋培安、孫岳岱3
人於91年1月29日簽訂承諾書,即載明:「擬計畫成立『康
利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銷售紅麴食品為主要營業項目
,本人(袁錦陵)及宋培安先生負責資本及貨款之籌措,孫
岳岱先生負責貨品之品質及貨品供應,3人約定由宋培安先
生先行給付孫岳岱新臺幣5千萬元作為紅麴貨品之貨款,孫
岳岱先生承諾在91年11月15日前提供至少10噸之紅麴粉末原
料」等語,並列有應提供之時間及數量表:至91年11月15日
止交貨數量「至少10噸(333,333瓶)」,「數量之換算:
每公斤紅麴粉末相當於2千顆紅麴膠囊,裝成33.3瓶(每瓶6
0顆)」,及附註「新臺幣5,000萬為交貨5噸為止,則交於
5,000萬貨款銀貨兩訖」。嗣康利公司於91年2月27日經臺北
市政府核准設立,91年3月5日取得營利事業稅籍登記,負責
人為宋培安,91年8月16日變更為孫岳岱
迄今,92年3月7日
申請停業。袁錦陵、宋培安、孫岳岱3人於91年1月29日簽訂
該承諾書時,康利公司固未設立登記,惟即將於1個月內核
准設立,依該承諾書內容觀之,渠等計畫成立康利公司,載
明康利公司之營業項目,並分配何人負責籌措出資、何人負
責供貨,由負責籌措出資之宋培安先行給付負責供貨之孫岳
岱5,000萬元貨款,宋培安應係為康利公司設立登記後之公
司營業項目之進貨(紅麴貨品)及付款,自
難謂非以康利公
司名稱經營業務;依上開承諾書負責供貨之孫岳岱時係活麗
公司(即被上訴人)之董事及總經理(按活麗公司原名活力
公司,成立於89年3月1日,時由孫岳鳴任負責人,至91年3
月5日變更負責人為孫岳岱,92年1月21日再變更負責人為孫
岳鴻,92年3月26日第三次申請變更負責人為呂其寮,同年7
月5日申請停業迄今),被上訴人公司以銷售紅麴食品「活
力美硒紅麴」為主要業務。康利公司於91年2月27日核准設
立後,其時之負責人為宋培安,依康利公司91年6月25日「
財務狀況報告會議記錄」5、討論及議決事項:(1)紅麴貨
款:「宋董事長於91年先行為康利公司支付予孫先生53,000
,000元之紅麴貨款,目前入帳(會計科目股東往來-宋先生
)只有5,260,000元,是否由活麗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此
時或於年底
前開立差額47,740,000元發票,由各股東協調後
決定。」參以康利公司財務狀況報告會議係於91年6月25日
召開,截至會議召開前之91年4月份止,被上訴人活麗公司
已開立統一發票4紙,銷售額5,009,524元,營業稅額250,47
6元,合計5,260,000元,有卷附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
明細表可證,嗣於91年7月1日,被上訴人活麗公司另開立統
一發票1紙,銷售額209,524元,營業稅額10,476元,合計22
0,000元(見原審卷一第78頁),則上訴人依被上訴人活麗
公司遭檢舉函所指「...僅開立5,480,000(5,260,000+
220,000=5,480,000)元發票(含稅)5紙...」內容,
核定被上訴人活麗公司漏未開立統一發票給康利公司之金額
為47,520,000元(53,000,000-5,480,000=47,520,000;
未含稅則為45,257,143元)等語,
尚非無據。又上訴人主張
康利公司之會計洪素芬於91年10月24日與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稽核科公務電話紀錄載明:「協調事項:活麗聯合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91年涉嫌漏報銷售額案-確認康利生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康利公司)財務狀況報告會議1、洪君為康利
公司會計,有關康利公司91年6月25日財務狀況報告會議紀
錄5討論及議決事項(1)內容,有關宋培安君先行為康利公
司支付予孫先生5,300萬元係購買紅麴貨款,且本於自身職
責,亦向活麗公司多次催討發票未果,因活麗公司遲遲未開
遂有上述討論事項。2、另有關宋培安先行為康利公司支付
5,300萬元未入帳原因,因款項係宋君直接匯與活麗公司,
無法計入宋君股東往來科目,又活麗公司未開發票,無法以
預付貨款入帳,故康利公司帳上皆無上項金額記載。」,且
康利公司已於91年2月27日成立,被上訴人從91年3月12日起
至91年7月1日共開立5紙統一發票予康利公司,更以「活麗
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用印於承諾書,是系爭承諾
書之效力自然及於被上訴人及康利公司等語,並提出該電話
紀錄及承諾書影本等為證(原審卷二第63、12頁;原審卷一
第73頁),如果上開電話紀錄內容為真,且承諾書上之公司
用印屬實(按影本上之印跡模糊不清,難以辨認),則康利
公司經核准設立後,其與宋培安間似已有承受合意,由康利
公司承受當時負責人宋培安前為其向被上訴人活麗公司買進
紅麴貨品之行為,並承認股東宋培安為其支付5,300萬元向
被上訴人活麗公司買進紅麴貨品;另被上訴人亦已因接受系
爭款項,並向康利公司出貨及開立發票,而默示承認其與康
利公司之買賣關係。然原審就此有利於上訴人主張之事證,
未說明其不採之理由,遽認僅依
上揭承諾書內容,難謂其效
力及於被上訴人等語,尚嫌速斷。
㈤至於上開承諾書第4行記載:「新臺幣5千萬元作為紅麴貨品
之貨款」,交易之標的物究竟是「紅麴原料(粉末)」或是
「紅麴膠囊」?依該承諾書第4行、第5行記載「在91年11月
15日前提供至少10噸之紅麴粉末原料」,及「數量之換算:
每公斤紅麴粉末相當於2,000顆紅麴膠囊,...」記載可
知,其使用「相當於」,而非使用「可製成」,即證明「紅
麴粉末」為交易標的物之一種型態;復依承諾書所列應提供
之時間及數量表:至91年11月15日止交貨數量「至少10噸(
333,333瓶)」,及「數量之換算:每公斤紅麴粉末相當於2
千顆紅麴膠囊,裝成33.3瓶(每瓶60顆)」,及承諾書附註
「新臺幣5,000萬為交貨5噸為止,則交於5,000萬貨款銀貨
兩訖」,可見交貨標的物及重量係以紅麴粉末及其噸數為計
量單位,即以提供紅麴粉末方式交貨,計量固無問題,如以
提供紅麴膠囊方式交付,則須符合所約定相當之紅麴粉末重
量。故承諾書所指紅麴貨品之交易標的物,無論紅麴粉末或
是紅麴膠囊似均無不可,並非被上訴人主張交易標的物僅為
紅麴膠囊;又參以被上訴人自認製成膠囊之加工費用由其負
擔等語,及被上訴人所提出之明大公司出具之客戶對帳單,
其內容為有關本案紅麴膠囊完工之加工對帳明細資料,其中
載明被上訴人負擔部分有代購膠囊、代支運費、充填工資等
費用(參見原審卷一第33頁),可知如果被上訴人係以提供
紅麴粉末方式交貨,則事後尚須負擔加工成膠囊之費用。再
從上開承諾書全文文義及附註文字,並無「擔保」或「保證
」等字義,可知該5,000萬元係屬預付貨款性質,為購買紅
麴粉末5噸(即5噸紅麴粉末換算為相當於1,000萬顆紅麴膠
囊;亦即,1顆紅麴膠囊為5元)之對價;該5,000萬元於日
後陸續按換算之對應紅麴粉末重量進貨扣抵金額,至交貨5
噸為止,承諾書則載明「銀貨兩訖」,被上訴人主張該5,00
0萬元為保證金或擔保款而非貨款性質云云,似難採信。
㈥且被上訴人活麗公司已陸續依承諾書交貨,分別以交付紅麴
粉末或紅麴膠囊之方式,宋培安亦以康利公司及其負責人名
義於91年5月28日蓋章及簽名書立一紙交貨收據,表明收到
被上訴人之交貨,其上記載「91年2月5日交貨20公斤粉末(
38,100 顆)、91年2月16日交貨22公斤粉末(39,400顆)、
91年4月3日交貨500公斤粉末(未完全製成顆粒,目前製成
151,200顆)、91年5月21日交貨5,400公斤粉末(未製成顆
粒)。合計5,942公斤」,足見雙方在91年6月以前合作尚屬
融洽。嗣宋培安、袁錦陵二人於91年11月11日運還642公斤
粉末予被上訴人,故被上訴人實際交貨合計為相當於紅麴粉
末5,300公斤等情,為原審所確定之事實。又上開宋培安依
承諾書支付5,000萬元,連同簽立承諾書前宋培安已支付之
300萬元,合計5,300萬元係直接於91年1月4日、7日、29日
匯入被上訴人公司帳戶,亦為原審所確定之事實。可知宋培
安於91年5月28日開立交貨收據,既在雙方合作尚屬融洽之
際,當時被上訴人亦未表示反對,且被上訴人完成交付相當
於紅麴粉末5,300公斤之貨品後,康利公司無再支付任何款
項,被上訴人亦未向康利公司請求支付貨款,而悉自該預付
之5,300萬元中扣抵應付之貨款。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將
貨物之所有權移轉與康利公司,並取得被上訴人支付之代價
,依營業稅法第3條第1項規定,已符合銷售貨物之定義等語
,似非無據,然原審就此有利於上訴人主張之事證,未加斟
酌,理由尚有不備。
㈦
綜上所述,上訴意旨指摘原
判決理由不備,尚非無據,且影
響裁判之結果,上訴人聲明將之廢棄,為有理由,爰將原判
決廢棄,發回原審法院更為審理。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第
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5 月 5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五庭
審判長法官 藍 獻 林
法官 廖 宏 明
法官 姜 素 娥
法官 林 文 舟
法官 胡 國 棟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5 月 6 日
書記官 邱 彰 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