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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01年度判字第220號
上 訴 人 活麗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呂其寮
訴訟代理人 張廼良
律師
蔡亞寧 律師
被 上訴 人 財政部臺北市
國稅局
代 表 人 周賢洋(代理局長)
上列
當事人間
營業稅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0年10月27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0年度訴更二字第60號判決,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
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
緣上訴人經人向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檢舉,以上訴人於民國91
年間銷售紅麴原料及膠囊予康利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康利公司),金額計新臺幣(下同)5,300萬元(含稅)
,
惟僅開立5紙統一發票,金額計548萬元,其餘金額涉嫌未
依法開立統一發票及未依限申報銷售額,
嗣因92年1月1日起
,營業稅稽徵業務改由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自行稽徵,
爰移
由被上訴人審理
核定上訴人短漏報銷售額計4,525萬7,143元
(不含稅),逃漏營業稅226萬2,857元之違章屬實,除核定
補徵營業稅226萬2,857元外,並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
法(下稱營業稅法)第51條第3款規定,
按所漏稅額處以5倍
之
罰鍰計1,131萬4,200元(計至百元止)。上訴人不服,申
請復查,未獲變更,提起
訴願,經財政部93年6月16日台財
訴字第0930014525號
訴願決定:「原處分(復查決定)關於
罰鍰部分
撤銷,由被上訴人另為處分。其餘訴願駁回。」,
上訴人復就關於補徵營業稅部分提起
行政訴訟,經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以93年度訴字第2780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
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97年度判字第1156號判決廢棄
該判決,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更為審理,復經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以98年度訴更一字第18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關於補徵營業稅部份,被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
100年度判字第660號判決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審理
,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100年度訴更二字第60號判決(下
稱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
訴。
二、上訴人於原審起訴意旨略謂:㈠本院發回判決認定宋培安係
以康利公司名稱經營業務,
惟查袁錦陵、宋培安、孫岳岱3
人於91年1月29日所簽訂之承諾書並非買賣契約書,與上訴
人及康利公司無關。且依承諾書內容
所載,顯見該承諾書
乃
此3人初期合作預計之任務分配,而上訴人與康利公司之交
易模式為何,仍應由雙方之實際買賣過程及相關帳冊記載來
作認定。再查此3人於簽訂承諾書前,早已談妥成立康利公
司作為「活力美硒」紅麴膠囊之總經銷公司,而宋培安分別
於91年1月4日、7日、29日匯入上訴人各200萬元、100萬元
、5,000萬元,計5,300萬元,即是為取得紅麴膠囊之總經銷
權,並保證其會購買到5,300萬元紅麴膠囊之保證金,
而非
為康利公司預付貨款。又上訴人其後用印於該承諾書上,係
為讓袁錦陵、宋培安2人安心,表示已知悉
渠等款項匯入並
成為紅麴膠囊之總經銷,並非表示此承諾書已成為上訴人與
康利公司間之買賣契約。況孫岳岱其時並非上訴人之負責人
,康利公司於
系爭承諾書簽訂及撥付擔保款時,亦未登記成
立,且於康利公司
設立登記後,該承諾書並無任何修正或增
列由康利公司
承受等字樣,是該份以
自然人名義簽訂之承諾
書及匯款行為並不當然即可
拘束上訴人與康利公司。㈡本院
發回判決以康利公司91年6月25日財務狀況報告會議紀錄,
認定被上訴人核定上訴人漏開發票
尚非無據。惟依證人洪素
芬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另案97年3月19日及97年4月2日庭訊
時
所稱,可知該段議案係洪素芬按其想法所提出,另由
前揭
3人均未指示如何處理之情可知,該議案亦非3人討論後所獲
致之共識。
足證該5,300萬元確非紅麴粉末之預付貨款,而
會議紀錄該段文字既然僅係洪素芬個人意見,非各股東討論
之結果,是亦不得據此作為上訴人逃漏稅捐之依據。㈢洪素
芬之公務電話內容係臺北市稅捐處稽核科人員黃柏青與洪素
芬通話之紀錄,性質上為
傳聞證據,對應嚴格證明方式之待
證事項,並無證據能力。本院發回判決執該無證據能力之紀
錄作為上訴人違章處罰之依據,應有誤解。㈣本院發回判決
依該承諾書所載,認為交易標的物無論是紅麴粉末或紅麴膠
囊似均無不可。惟查1公斤粉末扣除損耗,實際僅能製成1,8
00顆至1,900餘顆膠囊,如交易標的包括粉末及膠囊,雙方
應該會詳細約定5,300萬元是要包含幾顆膠囊及幾噸粉末,
單價各為多少錢,方不致產生糾紛,然卷內之人證或物證,
均僅有每顆膠囊5元之證據,從無粉末單價之約定,顯見粉
末絕非雙方交易之標的。㈤本院發回判決認為上訴人完成交
付相當於紅麴粉末5,300公斤之貨品後,康利公司無再支付
任何款項,上訴人亦未向康利公司請求支付貨款,而悉自該
預付之5,300萬元中扣抵應付之貨款。則上訴人將貨物之所
有權移轉與康利公司,並取得康利公司支付之代價,依營業
稅法第3條第1項規定,已符合銷售貨物之定義,應有誤解。
蓋依交貨收據所載,上訴人係交付共計5,942公斤之粉末,
並非僅交付5,300公斤之粉末;且上訴人並未將粉末所有權
移轉與康利公司,否則康利公司之庫存表何以未有該粉末庫
存之記載。況依明大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明大公司
)對帳單可知,542公斤粉末製成膠囊,上訴人要支付加工
費及膠囊費共約35萬元,則5,942公斤粉末全部製成膠囊亦
須耗費350餘萬元,實有極大價差,如交易標的包含粉末,
上訴人自無須再支付膠囊費及代工費。㈥上訴人紅麴粉末放
置於康利公司之倉儲,係為保證所交易之紅麴膠囊中之紅麴
原料品質穩定,而康利公司因此出具有收到多少數量紅麴粉
末的證明。91年5月28日康利公司宋培安簽發之交貨收據,
僅是表示有收到多少公斤的粉末,而該批粉末是否已製成膠
囊之狀態而已,並非指所收到之紅麴食品均為買賣標的。至
於該「交貨收據」之名稱,是宋培安所寫,或許以宋培安不
諳
法律的立場,認為只要寫有收到紅麴食品即可,此既非法
律人所寫字據,自不應拘泥於該字據名稱,而應審酌其實際
意義。是上訴人向康利公司出貨者,僅有紅麴膠囊,此部分
交易已依法開立發票,至於紅麴粉末仍屬上訴人所有,上訴
人並未出售紅麴粉末予康利公司,則紅麴粉末部分既無交易
事實,自無開立交易發票可言,被上訴人在無積極證據之情
形下,以推測之詞認定康利公司有向上訴人購得紅麴粉末,
實屬無據等語,求為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含復查決
定)關於補徵營業稅部分。
三、被上訴人答辯意旨略謂:㈠依91年11月26日上訴人出具之說
明書,宋培安、孫岳岱2人與袁錦陵3方約定康利公司為上訴
人經銷商,對外銷售上訴人產品,上訴人不得另行對外銷售
,宋培安、袁錦陵2人須籌措並提出保證金5,300萬元;上訴
人分別於91年3月12日、13日,同年4月8日、10日及同年7月
1日銷售紅麴膠囊開立抬頭為康利公司之統一發票;上訴人
依承諾書之約定於91年3月29日及同年5月18日進口紅麴粉末
合計5,900公斤
等情。足證孫岳岱與宋培安、袁錦陵於91年1
月29日簽訂系爭承諾書,孫岳岱當時雖非上訴人之法定代理
人,上訴人之行為實已承認孫岳岱為其代理人。㈡康利公司
依承諾書之約定向上訴人購入紅麴膠囊,由上訴人開立3紙
統一發票,康利公司持之申報扣抵銷項稅額;臺北市稅捐稽
徵處於91年10月14日函請康利公司負責人及上訴人負責人至
被上訴人辦公場所備詢,上訴人之負責人孫岳岱於91年10月
29日到場並製作談話筆錄,承認91年1月29日承諾書訂定之
效力,並對承諾書之內容加以說明;宋培安於91年5月28日
任康利公司負責人
期間,依承諾書之約定收取上訴人紅麴食
品明細之「交貨收據」。綜上,宋培安、袁錦陵為康利公司
之發起人,於公司設立中所為之行為,經依
上開所列事項,
可證康利公司於設立登記後,已表示承受宋培安、袁錦陵2
人與上訴人所簽訂之承諾書,換言之,該承諾書發生之權利
義務轉為歸屬公司。㈢孫岳岱於
準備程序到庭
自承,上訴人
與康利公司並未另訂其他買賣契約,其交付貨品予康利公司
後,未再另外收取貨款,貨款係以宋培安於91年1月間匯款
予上訴人之5,300萬元中支付,資證上訴人所收受款項為康
利公司支付之貨款;且查,即便為保證金,實質上係屬預收
貨款,依營業稅法第32條第1項及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
表規定,於91年1月4日收取200萬元,91年1月7日收取100萬
元,91年1月29日收取5,000萬元貨款即應開立銷售憑證,其
時康利公司縱尚未經核准設立,上訴人仍應先行開立二聯式
統一發票報繳營業稅,
俟康利公司於91年2月27日核准設立
登記後,隨即作廢二聯式統一發票,換開以康利公司為抬頭
之三聯式統一發票。另上訴人未於預收貨款時開立銷售憑證
,又未於查獲前自動補開統一發票,是被上訴人按其漏報銷
售額4,525萬7,143元,補徵營業稅額226萬2,857元,並無不
合等語,
資為抗辯,求為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
四、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其理由略謂:㈠上訴人所簽發之
發票共計5張,分別於91年3月12日、13日,4月8日、10日,
7月1日(未稅銷售額分別為2,857元、54,286元、19,476元
、4,761,905元、209,524元,發票抬頭為康利公司),含稅
金額分別為3,000元、57,000元、200,000元、5,000萬元、
220,000元。比對上訴人之分類帳,確實所支付之款項均由
「宋培安依約於91年元月間將貨款匯至上訴人共計5,300萬
元」內轉給,有轉帳傳票
可參,也可以據以
勾稽康利公司91
年6月25日財務狀況報告會議紀錄之內容,就時間差而言上
開發票最後一次交易為91年7月1日,是會議後所發生之情事
,當然不為會議紀錄所及,扣除該次交易外,該會議紀錄載
明「討論及決議事項(一)宋董事長於91年初先行為康利公司
支付孫先生53,000,000元之紅麴貨款,目前入帳(會計科目
股東往來-宋先生)只有5,260,000元,是否由活麗聯合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此時或於年底開立差額47,740,000元發票,
由各股東協調後決定」其時間上及數據上均屬一致。1.上訴
人出售給康利公司(品名均為紅麴膠囊)之交易5次,款項
均由宋培安於91年元月間將匯給上訴人共計5,300萬元內轉
給。而宋培安於91年元月間之匯款,由上訴人91年1月4日、
7日、29日之轉帳傳票,係記載存入保證金200萬元、100萬
元及5,000萬元。查:⑴由「袁錦陵、宋培安、孫岳岱3人於
91年1月29日簽訂承諾書預定91年1月擬計劃成立康利公司,
由袁錦陵、宋培安負責資本及貨款之籌措,孫岳岱負責貨品
之品質及貨品供應,宋培安先行給付孫岳岱5,000萬元作為
紅麴貨品之貨款」觀之,宋培安於91年1月29日所匯之5,000
萬元,才是依照渠等3人於當日簽訂承諾書之約定而為之,
而且成立康利公司
是以銷售紅麴食品為主要業務,而康利公
司成立後買入紅麴貨品(紅麴膠囊)也是以宋培安先行之款
項轉給,足見渠等3人之約定效力及於新成立之康利公司。
不僅如此,就渠等3人於91年1月29日簽訂承諾書之前,宋培
安先行匯款給之91年1月4、7日之200萬元及100萬元,均列
入5,300萬元內作為康利公司承買紅麴貨品之貨款,這樣才
符合康利公司91年6月25日財務狀況報告會議紀錄「宋董事
長於91年初先行為康利公司支付孫先生53,000,000元之紅麴
貨款」所載。⑵又按渠等3人於91年1月29日簽訂承諾書所示
,成立康利公司以銷售紅麴食品為主要業務,宋培安先行給
付孫岳岱5,000萬元作為紅麴貨品之貨款,款項交付之對象
是孫岳岱,但實際匯入上訴人帳戶,足見當時上訴人確實授
權孫岳岱代表上訴人為相關承諾,此由形式上上訴人核章於
承諾書,且實質上宋培安先行給付孫岳岱之款項是入帳於上
訴人,
堪認渠等3人承諾書之約定效力也及於上訴人。⑶足
見,渠等3人於91年1月29日簽訂承諾書之約定效力及於上訴
人、康利公司,這樣的結果是上訴人出貨給康利公司,而康
利公司給付5,000萬元作為紅麴貨品之貨款給上訴人(加計
簽訂承諾書之300萬元,共計5,300萬元)這樣才符合袁錦陵
、宋培安、孫岳岱3人參與康利公司91年6月25日財務狀況報
告會議紀錄之內容。而渠等3人於91年1月29日簽訂承諾書時
,就紅麴貨品之類型,也言明數量之換算:每公斤紅麴粉末
原料相當於2,000顆紅麴膠囊,裝成33.3瓶(每瓶60顆),
足見交易之內容包括紅麴粉末原料與紅麴膠囊,應無疑義。
2.既然康利公司經由宋培安先行給付5,300萬元作為紅麴貨
品之貨款,而上訴人交貨情形,又該如何比對?⑴康利公司
91年5月28日簽發交貨收據「91年2月5日20公斤粉末(38,10
0顆)1桶、91年2月16日22公斤粉末(39,400顆)1桶、91年
4月3日500公斤粉末(未完成製成顆粒,目前製成151,200顆
)20桶、91年5月21日5,400公斤粉末(未製成顆粒)216桶
,合計5,942公斤粉末」,實際上有些已經製成顆粒(得以
顆粒列計者),而交貨收據之事由為收到上訴人之紅麴食品
之明細,足見交易之內容包括紅麴粉末原料與紅麴膠囊(顆
粒)互核一致,當無疑義。⑵至於數量部份,袁錦陵、宋培
安、孫岳岱3人於91年1月29日簽訂承諾書有「附記:5,000
萬元為交貨5噸為止,則交於5,000萬元貨款,銀貨兩訖」,
足見5,000萬元之對價為5,000公斤之紅麴粉末,至於紅麴膠
囊之換算是以:每公斤紅麴粉末原料相當於2,000顆紅麴膠
囊為準。但出現於交貨收據所示,91年2月5日20公斤粉末(
38,100顆)1桶、91年2月16日22公斤粉末(39,400顆)1桶
,若以每公斤紅麴粉末原料相當於2,000顆計算,則20公斤
應為4萬顆,22公斤應為4.4萬顆,然而顆粒不足之下康利公
司仍願出具交貨收據,顯然是認同製作顆粒(紅麴膠囊)之
過程,會發生必要耗損,而該耗損是交易本旨所認可。既然
上訴人收受5,300萬元貨款,交付相當於5,300公斤之紅麴粉
末,是對待給付應無疑義。⑶而上訴人交付5,942公斤之紅
麴粉末後,袁錦陵、宋培安又退還642公斤粉末(有上訴人
91年11月11日簽收之退回文件可證),足見上訴人確實交付
5,300公斤之紅麴粉末(但其中有一部分已經完成顆粒之製
作)應無疑義。由此可見,上訴人於91年1月間已經收受宋
培安為康利公司交付之貨款5,300萬元,而於康利公司於91
年5月28日簽發交貨收據證明上訴人已經交貨5,300公斤之紅
麴粉末,比對袁錦陵、宋培安、孫岳岱3人於91年1月29日簽
訂承諾書(該約定之效力及於上訴人及康利公司)之附記「
5,000萬元為交貨5噸為止,則及於5,000萬元,銀貨兩訖」
所示,被上訴人認定上訴人將貨物之所有權移轉與康利公司
,並取得貨款,依營業稅法第3條第1項規定,已符合銷售貨
物之定義,應屬於法
有據。㈡關於上訴人其餘主張均不可採
之理由如下:1.經查,⑴由承諾書之記載,宋培安先行給付
孫岳岱5,000萬元作為紅麴貨品之貨款,款項交付之對象是
孫岳岱,但實際匯入上訴人帳戶,足見當時上訴人確實授權
孫岳岱代表上訴人為相關承諾,此由形式上上訴人核章於承
諾書,且實質上宋培安先行給付孫岳岱之款項是入帳於上訴
人,
堪認渠等3人承諾書之約定效力及於上訴人。且承諾書
有關於數量之換算(每公斤紅麴粉末原料相當於2,000顆紅
麴膠囊)之記載,而康利公司簽發之交貨收據,就上訴人交
付之紅麴食品明細,也是包括紅麴粉末原料與顆粒(紅麴膠
囊),所以交易之內容包括紅麴粉末及紅麴膠囊,應無疑義
。⑵關於上訴人就5,300萬元入帳為保證金部分,按帳冊是
社會生活經濟活動之紀錄,是以經濟活動為定性,而非以帳
冊記載為
判準,就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23條12項第2款「存
入保證金:指收到客戶存入供保證用之現金或其他資產,…
…」而言,保證金是以供保證用為前提,而及於上訴人與康
利公司之「袁錦陵、宋培安、孫岳岱3人於91年1月29日簽訂
承諾書」明示宋培安先行給付孫岳岱5,000萬元作為紅麴貨
品之貨款,且附記5,000萬元為交貨5噸為止為銀貨兩訖,足
見交付款項之目的是貨款,而非保證金,自無疑義,上訴人
所稱當無可採。⑶此由康利公司91年6月25日財務狀況報告
會議紀錄之內容「(一)宋董事長於91年初先行為康利公司支
付孫先生53,000,000元之紅麴貨款,目前入帳(會計科目股
東往來-宋先生)只有5,260,000元,是否由活麗聯合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此時或於年底開立差額47,740,000元發票,由
各股東協調後決定」,就帳冊與實際交易不一致部份
予以釐
清,實際之交易狀況應是收到貨款並已簽發交貨收據,故應
由上訴人補開發票,這樣的情結與原更審2法院認定的內容
是符合的。2.康利公司91年6月25日財務狀況報告會議紀錄
討論及議決事項(一)紅麴貨款之內容,是經原更審2法院查
核上訴人所簽發之發票共計5張,比對上訴人之分類帳,確
實所支付之款項均由「宋培安依約於91年元月間將貨款匯至
上訴人共計5,300萬元」內轉給,有轉帳傳票可參,而據以
勾稽康利公司91年6月25日財務狀況報告會議紀錄之內容,
才確認其時間上及數據上均屬一致,而認為所載可信。證人
洪素芬證稱「這紀錄是我打的。因為我在開會有表達上述立
場,並作了這紀錄,但當時當場沒有人表達反對意見」,是
針對當時所存在之事實情狀而製作,而袁錦陵、宋培安、孫
岳岱3人均在場,並未表達反對意見,足以呈現渠等3人就該
事實均無疑義。至於該段議案是否為洪素芬按其想法自己提
出的議案,與該議案所陳述之內容是否屬實,是兩回事,不
能因渠等3人均未指示如何處理反而認為該議案所顯示之內
容為非真實,況該議案之內容是「康利公司討論是否由上訴
人開立差額發票,由各股東協調後決定」,康利公司不能替
上訴人決議任何事項,而應由各股東協調後決定也僅屬對股
東之建議,也合於常情及事理,更與何人提案及有無形成共
識無涉,上訴人所稱當無足採。3.康利公司確實簽發交貨收
據,實際上有些已經製成顆粒(得以顆粒列計者),而交貨
收據之事由為收到上訴人之紅麴食品之明細,而所謂之「紅
麴食品」,參見袁錦陵、宋培安、孫岳岱3人於91年1月29日
簽訂承諾書,已經載明數量之換算(每公斤紅麴粉末原料相
當於2,000顆紅麴膠囊),足以認定與交易之內容包括紅麴
粉末原料與紅麴膠囊(顆粒),當無疑義。而粉末製成膠囊
之費用如何,就承諾書之換算標準(每公斤紅麴粉末原料相
當於2,000顆紅麴膠囊),比對交貨收據「20公斤粉末(38,
100顆)1桶、22公斤粉末(39,400顆)1桶」顆粒數量
顯有
誤差,但收貨之康利公司顯然認同必要耗損,換言之上訴人
交貨為紅麴粉末(或顆粒之紅麴膠囊)均可,只是紅麴膠囊
製作過程會有紅麴粉末之必要耗損,雙方均無疑義(亦可以
較少數量之紅麴膠囊為交付),上訴人以所稱之價差推論交
易僅限於紅麴膠囊者,當無
足憑。4.關於康利公司簽發之交
貨收據,上訴人主張僅屬「上訴人進口的紅麴粉末原料,為
保證原料純正,而置放在康利公司倉儲」者,按商場交易當
然重視名符其實,上訴人並無法提出任何寄託或寄放之相關
資料供參,就此部分上訴人之舉證顯屬薄弱,客觀現存之文
書資料顯示而康利公司簽發之交貨收據,事由就是上訴人交
付之紅麴食品明細,即使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真意,也無
法跳出明確之文義記載內容,而為不同之認定;雖上訴人稱
海關查驗時亦以該場所為準,但那只是貨品位置之說明,不
影響到實際上康利公司簽發之交貨收據之意旨,上訴人並未
提出客觀上可以查證之證據供核,關於反於文書文義之論述
,當無足採等語。
五、上訴意旨略謂:㈠宋培安之所以支付5,300萬元,係為取得
紅麴膠囊之總經銷權,並作為會購買等價紅麴膠囊之保證金
,而非為康利公司支付貨款,此由康利公司未將5,300萬元
列於預付貨款帳上即可得知。是原審判決以康利公司成立後
買入紅麴貨品也是以宋培安先行之款項轉給為由,即逕認袁
錦陵、宋培安及孫岳岱3人之約定效力及於新成立之康利公
司,實嫌率斷。㈡原審判決並無證據即遽認宋培安於91年1
月4日、7日匯款之2百萬元及1百萬元,均列入5,300萬元內
作為康利公司承買紅麴貨品之貨款,有認定事實未依證據之
違法。再者,原審判決雖表示如此才能符合康利公司91年6
月25日財務狀況報告會議紀錄「宋董事長於91年初先行為康
利公司支付孫先生5,300萬元支紅麴貨款」所載。然查,依
證人洪素芬於另案之
證言可知,該段議案係洪素芬按自己想
法所提出,未必與事實相符。而由宋培安未指示將之列為預
付帳款或指示應催討發票,及康利公司庫存帳冊僅有紅麴膠
囊而未列入紅麴粉末,即可證明各股東之協調結果與洪素芬
之提案內容並不相符,則原審判決漠視前揭不相符之事實,
仍表示要符合提案內容之記載,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法。㈢
原審判決一方面以宋培安交付5,000萬元給孫岳岱,但實際
係匯入上訴人帳戶,而認定上訴人要承受該承諾書,一方面
又否定該款項為「存入保證金」,致誤認該款項為預付貨款
,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法。另承諾書上數量之換算(即每公
斤紅麴粉末原料相當於2,000顆紅麴膠囊,裝成33.3瓶),
僅是大略之概算,為確保紅麴粉末之純正,此與兩家公司之
交易標的為何完全無涉,原審判決以此認定兩家公司之交易
標的包含紅麴粉末原料與紅麴膠囊,有認定事實未依證據之
違法。㈣交貨收據雖載「收到上訴人之紅麴食品」,不表示
紅麴粉末即為買賣標的,蓋紅麴粉末部分送往藥廠填充成膠
囊,部分僅送往康利公司倉庫暫時保管,原更審2判決自行
擴大解釋交貨收據之意思,對康利公司之存貨帳、總庫存從
未有紅麴粉末之記載置之不論,復未說明何以不採之理由,
實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㈤製作膠囊過程雖會發生耗損,
然並不能因此即認定粉末為買賣標的,蓋卷存事證僅有膠囊
1顆5元,從無粉末1公斤多少錢之記載,以膠囊1顆5元計算
,需用之粉末絕對超過5,300公斤,而非原審判決認定之5,3
00公斤,原審判決將粉末及膠囊同列為買賣標的確有矛盾。
又如承諾書為兩家公司之買賣契約,則依承諾書所載,上訴
人僅需交貨5,000公斤即可,原審判決卻認5,942公斤粉末收
據即為交貨憑證。再者,上訴人送交康利公司保管之粉末為
5,492公斤,嗣因袁錦陵、宋培安2人將此原料盜走,於康利
公司提出偷竊告訴後,始歸還642公斤予上訴人,原審判決
不應倒果為因,悖於
經驗法則認定上訴人交貨為5,300公斤
(00000000=5,300)。㈥另康利公司之庫存表從無紅麴粉末
入庫之記載,卷存事證亦僅有紅麴膠囊1顆5元而無記載紅麴
粉末之價格,對照袁錦陵、宋培安於另案自承買賣標的為紅
麴膠囊,足證兩家公司僅有紅麴膠囊之買賣,原審判決未採
前揭事證,有違
證據法則。㈦原審判決一方面以上訴人未提
出保管資料為由否定上訴人寄存紅麴粉末係為保證品質穩定
之主張,一方面漠視交易雙方帳冊已表明交易標的僅有紅麴
膠囊之證據,僅憑臆測論斷交易標的包含粉末及膠囊二者,
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法。綜上,上訴人出貨予康利公司者僅
有紅麴膠囊,此部分已依法開立發票,上訴人並未出售紅麴
粉末予康利公司,自無開立發票。另宋培安原支付5,300萬
元僅是與宋錦陵、孫岳岱間為合作經銷紅麴膠囊之協議,與
上訴人無關。被上訴人在無積極證據下,以推測之詞認定上
訴人有出售紅麴粉末之行為,實屬無據,原審判決事實認定
未清即遽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乃違背法令等語,為此請求
將原審判決廢棄、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補徵營業稅部
分。
六、本院查:
㈠按「營業人當期銷項稅額,扣減
進項稅額後之餘額,為當期
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應依
本法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規定之時限,開立統一發票
交付買受人。」、「營業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不論有無銷
售額,應以每2月為1期,於次期開始15日內,填具規定格式
之申報書,檢附退抵稅款及其他有關文件,向主管稽徵機關
申報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其有應納營業稅額者,
應先向公庫繳納後,檢同繳納收據一併申報。」、「營業人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主管稽徵機關得依照查得之資料,核定
其銷售額及應納稅額並補徵之:…短報、漏報銷售額者
。漏開統一發票…者。」營業稅法第15條第1項、第32條
第1項、第35條第1項及第43條第1項第4款、第5款定有明文
。
㈡次按未經設立登記,而以公司名稱經營業務或為其他法律行
為者,行為人自負民事責任,公司法第19條固有明文,惟發
起人因設立公司之必要,於設立登記前所取得之權利及負擔
之義務,於完成登記後,除有反對之意思表示外,應認由其
設立之公司概括承受。
㈢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前揭理由認上訴
人於91年間銷售紅麴原料及膠囊予康利公司,確有未依法開
立統一發票及未依限申報銷售額45,257,143元情事,被上訴
人核定補徵營業稅2,262,857元,並無不合,因將原訴願決
定及原處分均予維持,駁回上訴人之訴,經核其
認事用法,
均無
違誤。
㈣上訴意旨雖再以前詞爭執,惟本件關係人康利公司成立前,
袁錦陵、宋培安、孫岳岱3人於91年1月29日既已簽訂承諾書
,載明:「擬計畫成立『康利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銷
售紅麴食品為主要營業項目,本人(袁錦陵)及宋培安先生
負責資本及貨款之籌措,孫岳岱先生負責貨品之品質及貨品
供應,3人約定由宋培安先生先行給付孫岳岱新臺幣5千萬元
作為紅麴貨品之貨款,孫岳岱先生承諾在91年11月15日前提
供至少10噸之紅麴粉末原料」等語,並列有應提供之時間及
數量表:至91年11月15日止交貨數量「至少10噸(333,333
瓶)」,「數量之換算:每公斤紅麴粉末相當於2千顆紅麴
膠囊,裝成33.3瓶(每瓶60顆)」,及附註「新臺幣5,000
萬為交貨5噸為止,則交於5,000萬貨款銀貨兩訖」;嗣康利
公司於91年2月27日經臺北市政府核准設立,91年3月5日取
得營利事業稅籍登記,負責人為宋培安,91年8月16日變更
為孫岳岱
迄今,92年3月7日申請停業;袁錦陵、宋培安、孫
岳岱3人於91年1月29日簽訂該承諾書時,康利公司固未設立
登記,惟即將於1個月內核准設立,依該承諾書內容觀之,
渠等計畫成立康利公司,載明康利公司之營業項目,並分配
何人負責籌措出資、何人負責供貨,由負責籌措出資之宋培
安先行給付負責供貨之孫岳岱5,000萬元貨款,宋培安應係
為康利公司設立登記後之公司營業項目而進貨(紅麴貨品)
及付款,自
難謂不是為了將要成立的康利公司經營業務;依
上開承諾書負責供貨之孫岳岱,於當時係活麗公司(即上訴
人)之董事及總經理(按活麗公司原名活力公司,成立於89
年3月1日,當時由孫岳鳴任負責人,至91年3月5日變更負責
人為孫岳岱,92年1月21日再變更負責人為孫岳鴻,92年3月
26日第三次申請變更負責人為呂其寮,同年7月5日申請停業
迄今),上訴人公司以銷售紅麴食品「活力美硒紅麴」為主
要業務;康利公司於91年2月27日核准設立後,其時之負責
人為宋培安,依康利公司91年6月25日「財務狀況報告會議
記錄」5、討論及議決事項:(1)紅麴貨款:「宋董事長於
91年先行為康利公司支付予孫先生53,000,000元之紅麴貨款
,目前入帳(會計科目股東往來-宋先生)只有5,260,000
元,是否由活麗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此時或於年底
前開立
差額47,740,000元發票,由各股東協調後決定。」參以康利
公司財務狀況報告會議係於91年6月25日召開,截至會議召
開前之91年4月份止,上訴人活麗公司已開立統一發票4紙,
銷售額5,009,524元,營業稅額250,476元,合計5,260,000
元,有卷附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可證,嗣於91
年7月1日,上訴人活麗公司另開立統一發票1紙,銷售額209
,524元,營業稅額10,476元,合計220,000元,則被上訴人
依上訴人活麗公司遭檢舉函所指「...僅開立5,480,000
(5,260,000+220,000=5,480,000)元發票(含稅)5紙.
..」內容,核定上訴人活麗公司漏未開立統一發票給康利
公司之金額為47,520,000元(53,000,000-5,480,000=47,
520,000;未含稅則為45,257,143元)等語,尚非無據。又
康利公司之會計洪素芬於91年10月24日與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稽核科公務電話紀錄載明:「協調事項:活麗聯合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91年涉嫌漏報銷售額案-確認康利生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康利公司)財務狀況報告會議1、洪君為康利
公司會計,有關康利公司91年6月25日財務狀況報告會議紀
錄5討論及議決事項(1)內容,有關宋培安君先行為康利公
司支付予孫先生5,300萬元係購買紅麴貨款,且本於自身職
責,亦向活麗公司多次催討發票未果,因活麗公司遲遲未開
遂有上述討論事項。2、另有關宋培安先行為康利公司支付
5,300萬元未入帳原因,因款項係宋君直接匯與活麗公司,
無法計入宋君股東往來科目,又活麗公司未開發票,無法以
預付貨款入帳,故康利公司帳上皆無上項金額記載。」,且
康利公司已於91年2月27日成立,上訴人從91年3月12日起至
91年7月1日共開立5紙統一發票予康利公司,更以「活麗聯
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用印於承諾書,足見康利公司
經核准設立後,其與宋培安間已有承受合意,由康利公司承
受當時負責人宋培安先前為其支付5,300萬元貨款,向上訴
人活麗公司買進紅麴貨品之權利義務;另上訴人亦已因接受
系爭款項,並向康利公司出貨及開立發票,而默示承認其與
康利公司之買賣關係。至於上開承諾書第4行記載:「新臺
幣5千萬元作為紅麴貨品之貨款」,交易之標的物究
竟是「
紅麴原料(粉末)」或是「紅麴膠囊」?依該承諾書第4行
、第5行記載「在91年11月15日前提供至少10噸之紅麴粉末
原料」,及「數量之換算:每公斤紅麴粉末相當於2,000顆
紅麴膠囊,...」記載可知,其使用「相當於」,而非使
用「可製成」,即證明「紅麴粉末」為交易標的物之一種形
態;復依承諾書所列應提供之時間及數量表:至91年11月15
日止交貨數量「至少10噸(333,333瓶)」,及「數量之換
算:每公斤紅麴粉末相當於2千顆紅麴膠囊,裝成33.3瓶(
每瓶60顆)」,及承諾書附註「新臺幣5,000萬為交貨5噸為
止,則交於5,000萬貨款銀貨兩訖」,可見交貨標的物及重
量係以紅麴粉末及其噸數為計量單位,即以提供紅麴粉末方
式交貨,計量固無問題,如以提供紅麴膠囊方式交付,則須
符合所約定相當之紅麴粉末重量。故承諾書所指紅麴貨品之
交易標的物,無論紅麴粉末或是紅麴膠囊,均無不可,並非
上訴人主張交易標的物僅為紅麴膠囊;又參以上訴人自認製
成膠囊之加工費用由其負擔等語,及上訴人所提出之明大公
司出具之客戶對帳單,其內容為有關本案紅麴膠囊完工之加
工對帳明細資料,其中載明上訴人負擔部分有代購膠囊、代
支運費、充填工資等費用,可知如果上訴人係以提供紅麴粉
末方式交貨,則事後尚須負擔加工成膠囊之費用。再從上開
承諾書全文文義及附註文字,並無「擔保」或「保證」等字
義,可知該5,000萬元係屬預付貨款性質,為購買紅麴粉末5
噸(即5噸紅麴粉末換算為相當於1,000萬顆紅麴膠囊;亦即
,1顆紅麴膠囊為5元)之對價;該5,000萬元於日後陸續按
換算之對應紅麴粉末重量進貨扣抵金額,至交貨5噸為止,
承諾書則載明「銀貨兩訖」,上訴人主張該5,000萬元為保
證金或擔保款而非貨款性質
云云,尚難採信。
㈤且上訴人活麗公司已陸續依承諾書交貨,分別以交付紅麴粉
末或紅麴膠囊之方式,宋培安亦以康利公司及其負責人名義
於91年5月28日蓋章及簽名書立一紙交貨收據,表明收到上
訴人之交貨,其上記載「91年2月5日交貨20公斤粉末(38,1
00顆)、91年2月16日交貨22公斤粉末(39,400顆)、91年4
月3日交貨500公斤粉末(未完全製成顆粒,目前製成151,20
0顆)、91年5月21日交貨5,400公斤粉末(未製成顆粒)。
合計5,942公斤」,足見雙方在91年6月以前合作尚屬融洽。
嗣宋培安、袁錦陵二人於91年11月11日運還642公斤粉末予
上訴人,故上訴人實際交貨合計為相當於紅麴粉末5,300公
斤等情,為原審合法確定之事實。又上開宋培安依承諾書支
付5,000萬元,連同簽立承諾書前宋培安已支付之300萬元,
合計5,300萬元係直接於91年1月4日、7日、29日匯入上訴人
公司帳戶,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之事實。可知宋培安於91年
5月28日開立交貨收據,既在雙方合作尚屬融洽之際,當時
上訴人亦未表示反對,而上訴人完成交付相當於紅麴粉末5,
300公斤之貨品後,康利公司無再支付任何款項,上訴人亦
未向康利公司請求支付貨款,而悉自該預付之5,300萬元中
扣抵應付之貨款。則被上訴人認定上訴人將貨物之所有權移
轉予康利公司,並取得康利公司支付之代價,依營業稅法第
3條第1項規定,已符合銷售貨物之定義等情,並非無據。
㈥至於上訴意旨引述宋培安、袁錦陵分別於控告孫岳岱詐欺之
刑案審理中所言「(你之所以願意付款讓康利生命科技公司
成為活力美硒紅麴總經銷,你主要的理由為何?)
被告(即
孫岳岱)願意把菌種及技術移回來,依我的專業判斷,我服
用活力美硒紅麴的三酸甘油脂及膽固醇降低。」、「(你與
宋培安願意付款5,300萬元的理由為何?)認為被告有特殊
技術,菌種可以轉移臺灣,且可以取得經銷權可以獲利」等
語,僅係表明其付款之原因,係相信活力美硒紅麴的功效及
利基,希望取得其總經銷權,並不足以證明宋培安之所以支
付5,300萬元,係為了保證其會購買到相當於該價值之紅麴
膠囊,而非為康利公司支付貨款;又所謂渠等在該刑案審理
中自承其向活麗公司訂購者確為紅麴膠囊云云,亦不排除其
以「每公斤紅麴粉末相當於2,000顆紅麴膠囊」之紅麴粉末
作為交易標的。
㈦末按證據之取捨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致其事實之認定亦
異於該當事人之主張者,不得謂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
。又證據之證明力如何或如何調查事實,
事實審法院有衡情
斟酌之權,苟已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而未違
背
論理法則或經驗法則,自不得遽指為違法。又所謂判決不
備理由係指判決全然未記載理由,或雖有判決理由,但其所
載理由不明瞭或不完備,不足使人知其主文所由成立之依據
;而所謂判決理由矛盾,係指判決有多項理由,且互相衝突
,無以導出判決之結論而言。本件原審判決已就其維持原處
分及訴願決定所持理由,敘明其判斷之依據,並將判斷而得
心證之理由,記明於判決,詳如上述,並未違背論理法則或
經驗法則,亦無所謂
判決理由不備或理由矛盾之違背法令情
形。至於上訴人其餘所訴各節,無非重述其在原審業經主張
而為原審判決摒棄不採之陳詞,再予爭執,或就原審取捨證
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及原審敘明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
部分,
指摘其為不當,均無足採。
綜上所述,上訴論旨,指
摘原審
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
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3 月 8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藍 獻 林
法官 廖 宏 明
法官 林 文 舟
法官 胡 國 棟
法官 林 玫 君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3 月 8 日
書記官 邱 彰 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