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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法 院
裁 定
101年度裁字第2567號
上 訴 人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代 表 人 石世豪
被 上訴 人 大豐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戴永輝
訴訟代理人 林廷隆
律師
上列
當事人間有線廣播電視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1年7
月19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訴字第406號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
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
按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
不得為之,
行政訴訟法第242條定有明文。依同法第243條第
1項規定,判決不
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依
同法第243條第2項規定,判決有該條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為當然違背法令。又提起上訴,應以
上訴狀表明上訴理由
並應添具關於上訴理由之必要證據,復為同法第244條第1項
第4款及第2項所明定。且依同法第307條之1
準用民事訴訟法
第470條第2項第1款、第2款規定,上訴理由應表明原判決所
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暨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
具體事實。是當事人提起上訴,如以原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
適用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應有具體之
指摘,並揭示該法
規之條項或其內容;如以原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
所列各款情形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應揭示合於該條款之具體
事實。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上述方法表明,或其所表明者
顯與
上開法條規定之違背法令情形不相合時,即難認為已合
法表明上訴理由,其上訴自非合法。又原判決如已明確說明
其適用
法律之見解,並就當事人主張之法律見解,說明其不
採之理由,且原判決所採見解與司法院解釋、本院判例均無
牴觸者,當事人如仍堅持其於原審主張之歧異見解作為上訴
理由,即與所謂原判決「違背法令」之情形顯不相當,要
難
謂為適法之上訴理由。
二、
緣被上訴人上層股東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
人壽公司)持有被上訴人1.61%股份,富邦人壽公司為富邦
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金控公司)百分之百投資
之公司,而臺北市政府為富邦金控公司主要股東,持有14.2
6%股份,並取得2席董事席位。案經上訴人民國(下同)99
年10月8日第252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以臺北市政府與被上
訴人
有間接投資關係,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19條第4項規
定,依同法第24條第1款及第68條第1項第2款規定,以99年
10月15日通傳營字第09941065400號裁處書,處被上訴人
罰
鍰新臺幣(下同)10萬元,並自本裁處書
送達之日起,1年
內就臺北市政府之間接投資涉及牴觸黨政軍退出廣電媒體規
定之部分,以適當方式
予以排除,被上訴人若無法於
前揭期
間內改正違法行為,將按次連續處罰;情節重大者,得
廢止
營運許可,並
註銷營運許
可證。被上訴人不服,提起
訴願,
遭行政院100年1月12日院臺訴字第1000090520號
訴願決定:
「原處分
撤銷。」
嗣經上訴人於100年7月28日舉行
聽證,邀
集相關當事人、
利害關係人、學者專家
鑑定人及相關政府機
關代表等出席及陳述意見(被上訴人未於聽證現場陳述意見
或提出書面陳述意見),並經上訴人100年12月7日第457次
委員會議決議,以被上訴人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19條第4
項規定,依同法第24條第1款及第68條第1項第2款規定,以
101年1月16日通傳營字第10141001110號裁處書,處被上訴
人罰鍰10萬元,並自原處分送達之日起,1年內就臺北市政
府之間接投資涉及牴觸黨政軍退出廣電媒體規定之部分,以
適當方式予以排除,被上訴人若無法於前揭期間內改正違法
行為,將按次連續處罰;情節重大者,得廢止營運許可,並
註銷營運許可證(下稱原處分)。被上訴人不服,提起行政
訴訟,經原審判決撤銷原處分,上訴人不服,
乃提起本件上
訴。
三、上訴意旨雖主張:㈠原判決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68條第1項
第2款之解釋,不僅背離立法原意,更使「黨政軍退出媒體
」之規範全然遭架空,倘本院維持原判決見解,等同於現行
法下全面宣告開放「黨政軍介入媒體」,甚至影響所及,連
立法院審議中之有線廣播電視法草案亦受波及;原判決對有
線廣播電視法第68條第1項第2款適用
顯有違誤,有行政訴訟
法第243條第1項之不當適用法規之違背法令,且影響判決結
果。㈡原判決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68條第1項第2款適用不當
。原判決一方面認為,有線廣播電視法第24條第1款及第68
條第1項第2款規範主體固為「媒體」,但仍應以「系統經營
者」(媒體)確有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19條各項所規定之
情形為前提;另一方面又認為有線廣播電視法第19條第4項
規範對象為「黨政軍」,
而非「媒體」。綜合以觀,顯然原
判決將第68條第1項第2款解釋為「媒體違反黨政軍所負義務
,亦即媒體違反非媒體所負義務」之規定。且依原判之見,
媒體亦非第68條第1項第2款之處罰對象,從而亦非「黨政軍
退出媒體」之義務對象。至此,第68條第1項第2款可謂全無
規範對象及意義,「黨政軍退出媒體」之立法原意蕩然無存
。㈢原判決之見解使有線廣播電視法草案亦遭架空。有線廣
播電視法草案規範模式並非完全解除媒體「黨政軍退出媒體
義務」,而是發生黨政軍介入媒體時,
主管機關將先以草案
第10條第8項命令通知媒體限期解除黨政軍對其之控制,用
意在確認其已知悉受到介入事實,並明確化其「黨政軍退出
媒體義務」,此項義務被違反而不履行時,始依草案第58條
第4款裁處並重申限期改正義務。此番規範模式,將因原判
決所持「媒體並無一己之力獨立排除被黨政軍介入控制之權
利」見解,而使媒體於受命令通知受黨政軍控制後,亦全然
不必嘗試為任何發函請求或可能的改正途徑,持續放任受黨
政軍控制之狀態,絲毫不必理會主管機關,亦全然無可歸責
性。㈣原判決之見解混淆
裁罰性不利處分與單純不利處分。
既然「改正義務」僅係命除去違法狀態,並非裁罰性之不利
處分,而是單純不利處分,則原判決認媒體在被介入的一連
串過程中,毫無可非難性及可歸責性,縱得知被黨政軍介入
後,並無排除可能性,自無可歸責性及可非難性。顯然原判
決將「被黨政軍介入後的改正義務」此一單純不利處分亦錯
誤地套用
裁罰性不利處分始應具之「可歸責性及可非難性」
,從而導致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68條
立法者明文課予媒體之
「改正義務」作大幅度限縮甚至架空,於此誤會下,適用法
令難謂全無違誤。㈤原判決之見解錯誤否定有線廣播電視法
第68條法定作為義務。上訴人以為應以「於可取得的網站等
資訊進行調查檢視」與「嘗試排除切斷投資關係」來界定「
媒體可承擔的黨政軍退出媒體之事後義務」,此項義務應屬
法定作為義務,亦較符合第68條所課予「黨政軍退出媒體」
原意。㈥原判決對作為義務之來源違反過去實務標準。原判
決謂上訴人上開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68條「改正義務」之理
解使媒體擔負非法定且難以期待其履行之作為義務,但查類
似實務案例模式,法人股東倘任董監事,將負有證券交易法
上最低持股成數義務,
惟如該法人股東非自身出任董監,而
係指派該法人股東代表人出任董監,則該法人股東代表人縱
然係受到被動指派,縱然並無任何法律上一己之力獨力完成
義務的權利,本院仍認其應負起間接督促指派其出任董監的
法人股東最低持股成數義務。兩相對照,顯然原判決對作為
義務來源採取有異於本院的最嚴格標準,見解並不一致。㈦
原判決否定事前義務無可厚非,但僅以「無政府調查權利」
、「無排除可能性」認為「事後義務」逾越法律射程範圍、
不當擴張法律進而全盤否定事後義務,此種凌駕立法者的架
空規範解釋,應不足維持。如果
系爭規範確實無法通過「有
責原則」檢驗,則應該是立法牴觸憲法之問題,然而原判決
卻以完全背離立法原意之見解去限縮法律明文的「改正義務
」,復據此指摘上訴人所課予被上訴人之義務為逾越法律所
指的「改正義務」而違反法律,顯然混淆「處分違法」與「
法律
違憲」之操作。故原判決對有線廣播電視法相關規範義
務的界定與推論顯有違誤等語。
四、然原判決於撤銷原處分時,已就上訴人以被上訴人違反有線
廣播電視法第19條第4項及第24條第1款規定,依同法第68條
第1項第2款規定裁處罰款,並通知限期改正,是否合法之主
要
爭點,論明:㈠按有線廣播電視法第19條及第20條規定,
係於92年12月24日增訂並經總統公布施行,核其立法意旨在
於使黨政軍勢力徹底退出媒體,以維護新聞自由與民主健全
發展,不以「任何形式」介入媒體經營(立法院第5屆第3會
期第15次會議決議)。此外,92年12月24日公布、同年12月
26日施行之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
亦均分別訂有黨政軍退出媒體條款。準此,籌設有線廣播電
視者,申請籌設、營運有線廣播電視時,如有政府間接投資
有線廣播電視業者之情形,申請籌設、營運將不予許可,但
非謂獲許可後即可豁免杜絕政府投資媒體義務,故立法者設
下第二道防線,系統經營者,如
嗣後發生政府間接投資有線
廣播電視業者之情形,得處罰鍰並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者
,得按次連續處罰;情節重大者,得撤銷籌設許可或營運許
可,並註銷籌設許可證或營運許可證。㈡基於「有責任始有
處罰」之原則,人民違反法律上之義務而應受
行政罰之行為
,依據
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
予處罰。對於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應以行為人主觀上
有可非難性及可歸責性為前提,如行為人主觀上並非出於故
意或過失情形,應無可非難性及可歸責性,自不予處罰。又
「系統經營者」與「政府、政黨、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
其受託人」故意共同使政府、政黨、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
及其受託人直接、間接投資系統經營者,自可依據行政罰法
第14條第1項規定,予以處罰。復按行政罰法第10條第1項係
規定對於行為人以消極
不作為之方式,達到發生與積極行為
相同之結果,而科以與積極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相同之處
罰責任,故「系統經營者」能防止「政府、政黨、其捐助成
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不得直接、間接投資系統經營者。
」之發生,而不防止者,始應負責。從而,有線廣播電視法
第68條第1項第2款規定,係以「系統經營者」為處罰之主體
,對於「政府、政黨、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不
得直接、間接投資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違反行政法義務之
行為,如有共同實施之故意,自應受罰;如非共同實施,「
系統經營者」對於「政府、政黨、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
其受託人不得直接、間接投資系統經營者。」之違反行政法
義務之行為,端視其對於「政府、政黨、其捐助成立之財團
法人及其受託人不得直接、間接投資系統經營者。」之事實
發生,有能防止而不防止之「故意」或「過失」之情事,始
得處罰。且為處罰之「
行政機關」欲處罰行為人者,應由行
政機關就行為人之故意、過失負
舉證責任。㈢
公權力行為課
予人民義務者,依客觀情勢並
參酌義務人之特殊處境,在事
實上或法律上無法期待人民遵守時,上開行政法上義務即應
受到限制或歸於消滅,否則
不啻強令人民於無法期待其遵守
義務之情況下,為其不得已違背義務之行為,背負行政上之
處罰或不利益,此即所謂行政法上之「期待可能性原則」。
又
過失責任之構成,首應確認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主體
,以及該行為主體對於違反義務結果之發生,主觀上有預見
可能性,且客觀上具有防止之可能性存在,始能以行政罰相
繩。經查,臺北市政府經因投資富邦金控公司,而間接輾轉
投資被上訴人,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19條第4項所定「政
府、政黨、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不得直接或
間接投資「系統經營者」之規定。被上訴人對於臺北市政府
持有富邦金控公司股份之行為及富邦人壽公司投資被上訴人
之行為,除事前知情,與之有意思聯絡,或是有防止發生之
可能性外,處於被動狀態,應無預見可能性,亦無法拒絕臺
北市政府取得富邦金控之股份及富邦人壽公司取得被上訴人
之股份,並無可非難性及可歸責性。另富邦人壽公司係於95
年12月間,始購入被上訴人股份;則臺北市政府於91年12月
23日,取得富邦金控公司股份時,富邦人壽公司尚未持有被
上訴人股份,並未發生臺北市政府違規間接投資被上訴人之
狀態。本件係於富邦人壽公司嗣後於95年間,經由股票交易
公開市場購入被上訴人股份時,始發生臺北市政府間接投資
被上訴人之違規狀態。可知,臺北市政府及被上訴人均係因
第三人即富邦人壽公司購入被上訴人股份之行為,而非自己
之行為,導致政府間接投資被上訴人之違規狀態,發生投資
者投資時不知違反規定,系統經營者亦不知被間接投資而違
反規定之不合理情形。衡情被上訴人應不可能與臺北市政府
故意共同實施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19條第4項規定之投資
行為,或有行政罰法第15條至第17條應予併同處罰
等情形。
㈣被上訴人為上市公司,無法選擇或拒絕特定之人或單位等
於公開市場隨時買、賣該公司股票,或因企業間購併等經營
行為,致第三人投資關係。而公開集中交易市場撮合狀況瞬
息萬變,富邦人壽公司何時於股票集中交易市場買入被上訴
人之股票,毋須經由被上訴人同意,亦毋須通知被上訴人,
為上訴人所不爭。另被上訴人對富邦人壽公司投資被上訴人
之行為決策及判斷,並無任何實質影響力,實無從苛求被上
訴人事前預見富邦人壽公司之投資行為。退步言之,縱令被
上訴人事前知悉,亦無力阻止富邦人壽公司投資被上訴人之
結果發生。故被上訴人就本件結果(臺北市政府間接投資被
上訴人之結果)主觀上並無預見可能性,客觀上亦無從期待
因被上訴人克盡如何之注意義務後,即可避免結果之發生,
揆諸前揭說明,被上訴人自無可歸責性。㈤有線廣播電視法
第68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限期改正」義務,係於上訴人依
該款規定通知被上訴人「限期改正」後,始行發生,在上訴
人依該款規定通知被上訴人「限期改正」前,被上訴人並無
「限期改正」之義務。則上訴人在未依該款規定通知被上訴
人「限期改正」前,
竟以被上訴人於97年4月11日知悉臺北
市政府間接投資被上訴人之情形時,即有「限期改正」之義
務,而未改正,致有本件違規行為,作成裁罰性處分,顯有
違誤。且被上訴人並無任何法律上權源,得本於一己之力獨
立以「適當方式」,「防止」或「排除」,臺北市政府間接
投資被上訴人之結果,而有違行政法上之期待可能性原則。
㈥原處分命被上訴人應自原處分送達之日起,1年內就臺北
市政府之間接投資涉及牴觸有線廣播電視法第19條第4項規
定部分,以「適當方式」予以排除,固非無據;惟按,
行政
行為之內容應明確,
行政程序法第5條定有明文,如命
相對
人應為「必要之改正措施」,而未指明如何改正,即有違背
明確性要求之嫌;上訴人僅命被上訴人應為「以適當方式排
除」之改正措施,卻未具體指明如何改正,即所謂「適當」
方式排除係指何意及何種方式,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上訴
人所為原處分此部分之內容,顯已違背
明確性原則。且上訴
人亦不否認發函要求被上訴人上層股東即臺北市政府、富邦
金控公司及富邦人壽公司處分持股後,未獲置理,實際上仍
無法達到臺北市政府違規投資被上訴人狀態之排除。㈦上訴
人
自承行政院新聞局為掌握系統經營者是否違反黨政軍不得
投資之規定,要求業者按季申報股權資料,因業者表示上層
股東不願提供股東名冊,無法陳報上層股東持股狀況,乃就
是否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19條、第20條規定,由業者簽具
切結書,保證絕無黨政軍投資情事等語。可見上訴人明知被
上訴人等系統經營者,難以得知上層股東持股狀況,卻執意
要求被上訴人必須提出切結書,始願發給籌設或營運許可,
則被上訴人為取得許可而配合出具之切結書,僅能作為被上
訴人提出時就其所切結之事實有無虛假而應負一定法律責任
之證明,尚不足以作為被上訴人就其受臺北市政府間接投資
之事實,應負故意或過失責任之
佐證。況被上訴人是否切結
不實,與被上訴人因受臺北市政府間接投資,致違反有線廣
播電視法第19條規定之行為,分屬不同行為
態樣,上訴人僅
一再以被上訴人每季申報股權切結承諾無違反黨政軍退出媒
體規定,認被上訴人應負違法過失責任,尚嫌無據。㈧行政
院於100年3月24日第3239次會議通過,並經上訴人公告於其
官方網站之有線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顯見有線廣
播電視法之中央主管機關即上訴人及其上級機關行政院亦均
認同有線廣播電視法第19條第4項規定,除有違規投資者為
政黨、政府機關(構),被處罰者卻為系統經營者,而造成
歸責對象之不合理外,且在政黨、政府機關(構)經由多層
次間接投資系統經營者之情形,發生投資者投資時不知違反
規定,系統經營者亦不知被間接投資而違反規定之不合理現
象。此際,系統經營者實已欠缺可歸責性及可非難性甚明等
語,並就上訴人之主張,何以不足採,分別指駁甚詳。足見
原判決理由係謂「系統經營者」對於「政府、政黨、其捐助
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不得直接、間接投資衛星廣播電
視事業」之違反行政法義務之行為,如有共同實施之故意,
自應受罰;如非共同實施,「系統經營者」對於「政府、政
黨、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不得直接、間接投資
系統經營者。」之違反行政法義務之行為,端視其對於「政
府、政黨、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不得直接、間
接投資系統經營者。」之違反事實發生,有能防止而不防止
之「故意」或「過失」之情事,始得處罰等語,並未全然否
定「系統經營者」對於「政府、政黨、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
人及其受託人不得直接、間接投資系統經營者。」之違反行
政法義務之行為,依法有防止之義務,惟認為必須有能防止
而不防止之「故意」或「過失」,始得加以處罰;且針對原
處分課予被上訴人於處分書送達之日起,1年內就臺北市政
府之間接投資涉及牴觸黨政軍退出廣電媒體規定之部分,以
適當方式予以「排除」之義務(按所謂排除,顯非僅係要求
被上訴人「於可取得的網站等資訊進行調查檢視」與「嘗試
排除切斷投資關係」而已),論明被上訴人對於臺北市政府
間接投資被上訴人之結果,並無任何「防止」或「排除」之
可能性等語。觀諸
前開上訴意旨無非重述其主觀歧異見解,
或持原判決所未論述之理由,或執與原處分內容不盡相同的
觀點,對原審認定事實及
適用法律之職權行使,指摘為不當
,並就原審所為論斷或駁斥其主張之理由,泛言原判決不適
用法規或適用不當,核與所謂原判決「違背法令」之情形顯
不相當,均難認對原判決之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
依首開規定及說明,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
五、依行政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
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12 月 13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藍 獻 林
法官 胡 國 棟
法官 陳 秀 媖
法官 林 玫 君
法官 林 文 舟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12 月 13 日
書記官 邱 彰 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