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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02年度判字第112號
上 訴 人 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沈慶京
訴訟代理人 蔡朝安
律師
李益甄 律師
被 上訴 人 財政部臺北
國稅局
代 表 人 何瑞芳
上列
當事人間營利事業
所得稅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1年
11月14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訴字第1104號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
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民國96年度
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原依財政部66
年3月9日台財稅字第31580號
函釋(下稱財政部66年函釋)
意旨,於計算前5年
核定虧損本年度
扣除額時,先行將91年
度所獲配不計入所得額課稅之投資收益自該獲配年度之核定
虧損中抵減,再計算該年度損益及稅額計算表第55欄「前5
年核定虧損本年度扣除額」可申報數額,並經被上訴人核定
確定在案。
嗣上訴人於99年8月13日向被上訴人繕具申請書
,以財政部66年函釋違反租稅
法律主義及
平等原則等由,申
請依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規定退還溢繳之
營利事業所得
稅,案經被上訴人以101年2月22日財北國稅審一字第101020
1484號函復
否准其申請。上訴人不服,經提起
訴願遭駁回,
遂提起本件
行政訴訟。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
㈠財政部66年函釋本由財政部所發布,而所得稅法令彙編亦係
由其所屬稅制委員會所編選,而本院援引財政部66年函釋針
對個案所為之裁判,亦非判例或決議,尚無
拘束本院之效力
。
㈡稽徵機關既已核定各期之虧損額,依行為時所得稅法第39條
規定,即應全額核認可用以扣除往後年度之盈餘,稅捐稽徵
機關當不得更行主張各期虧損另應減除依所得稅法第42條規
定不計入所得額之投資收益後,其餘額始可用以扣除往後年
度虧損,財政部66年函釋在無法律規定,亦無法律具體授權
之基礎下,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影響
納稅義務人行使盈虧
互抵之租稅權利,自與憲法第19條
租稅法律主義有違。
㈢依所得稅法第42條第1項規定,營利事業取自國內其他營利
事業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不計入所得額,
惟依財政部66
年函釋,營利事業前5年之各期虧損尚須扣除營利事業取自
國內其他營利事業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後,其餘額方可作
為虧損
適用盈虧互抵之規定,則其有將投資收益重新計入所
得額之現象,顯與所得稅法第42條第1項規定有違,是財政
部66年函釋顯然未符
法律優越原則,應屬無效。
㈣所得稅法自87年採行
兩稅合一制後,投資事業取自國內其他
營利事業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投資收益)已非投資事業
之所得,投資事業取得投資收益僅為輸送被投資事業盈餘予
最末端
自然人股東之導管,投資事業本身並不因此投資收益
而產生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租稅負擔,僅產生股東可扣抵稅額
之立帳與記載義務,不因此影響投資事業自身任何之營利事
業所得稅負擔,財政部66年函釋在法制背景轉換下已失合法
性基礎。
㈤財政部66年函釋將投資收益列為虧損扣除額之減項,導致投
資事業後續盈餘年度盈虧互抵之數額減少,在相當投資收益
數額之範圍內,等同於增加營利事業後續盈餘年度之課稅所
得額及營所稅稅負,其
法律效果等於直接對投資收益課稅。
又針對投資收益課稅之效果,僅於投資事業先前年度產生虧
損、後續年度獲有盈餘時始為產生,如投資事業經盈虧狀態
非為此狀況,則對投資事業所取得之投資收益即不產生課稅
效果,可見財政部66年函釋在適用上,將因投資事業各年度
之盈虧狀態不同,而對投資事業取得之投資收益產生課稅
與
否之
差別待遇。
㈥依舉輕以明重之法理,既然免稅所得毋庸抵減當年度核定虧
損,財政部66年函釋更無理由要求營利事業將投資收益自核
定虧損中減除。又縱認投資收益屬免稅所得,然證券交易所
得、土地交易所得及投資收益免稅依據之法令雖各有不同,
但同為免稅所得,觀諸財政部74年7月6日台財稅字第18503
號及76年9月22日台財稅字第7585901號函釋及
系爭66年函釋
之內容,營利事業當年度虧損不須扣除證券交易所得及土地
交易所得此二種免稅所得,卻唯獨須扣除投資收益此一不計
入所得額之所得,其為不同之課稅待遇卻無合理正當之理由
,
顯有違租稅
公平原則。
㈦自上訴人90、9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核定通知書觀
之,被上訴人未對上訴人可使用虧損扣除額之核定項目作成
處分,是對被上訴人所為90、9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核定處
分,上訴人自無
聲明不服或請求更正之必要。而上訴人於97
年5月間就96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因財政部66
年函釋之適用,致可使用之90、91年度虧損扣除額須先減除
各年度之投資收益,減少上訴人96年度得使用之虧損扣除額
。上訴人申報96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時雖錯誤適用財政部66
年函釋,然上訴人於99年8月13日已申請更正,並請求退還9
6年度溢使用抵減稅額及溢繳稅捐,自符合稅捐稽徵法第28
條第1項所定5年內申請之要件等語,求為判決
撤銷訴願決定
及原處分。被上訴人應依上訴人99年8月13日之申請,作成
核准退還(回溯調整)上訴人96年度溢使用抵減稅額4,114
萬3,982元之處分,並退還上訴人溢繳之稅捐1億3,307萬2,1
56元。
三、被上訴人則以:
㈠上訴人對自行申報應受拘束之內容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
報核定通知書請求更正,自屬對原核課處分之課稅事實爭執
,與稅捐稽徵法第28條
所稱適用法令錯誤、計算錯誤或其他
可歸責於政府機關之錯誤,實屬有別。
㈡於適用所得稅法第39條規定時,為正確客觀衡量營利事業之
納稅能力,自應以實際營業上之盈虧判斷,不能徒以核定通
知書
所載之核定結果為據。從而,上訴人91年度另有不計入
所得額課稅之投資收益,亦屬其營利事業之所得,於計算虧
損年度之實際營業虧損時,自應將投資收益計入判斷,始符
所得稅法第39條所稱「營業之虧損」之意義,
而非以核定虧
損全數核認。
㈢所得稅法第42條始終建立在避免營利事業轉投資收益重複課
稅之意旨上,故於兩稅合一制實施後,財政部66年函釋仍有
其適用。又財政部66年函釋是建立於所得稅法第39條所稱之
「虧損」係指營業之虧損,該函釋並非指應將投資收益加入
當年度純益額,自無違所得稅法第42條第1項投資收益不計
入所得額課稅之規定。
㈣土地交易所得及證券交易所得均係政府基於政策考量而立法
規定為非課稅所得對象,而本件投資收益則係依據所得稅法
第42條規定不計入所得額課稅之所得,其目的係為避免重複
課稅,三者據以免納所得稅之法令規定均不相同,並各有其
立法目的,自難相互比附援用。
㈤上訴人9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時已將投資收益從虧損數
扣除,則本件至97年5月31日已告確定,上訴人於99年8月13
日方申請更正,已逾稅捐稽徵法第28條規定之5年
期間等語
,
資為抗辯,求為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
四、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兩造之
爭點:
財政部66年函釋將轉投資收益計入虧損之減項,是否增加法
律所無之限制,而違反租稅法律主義?與所得稅法第42條第
1項之規定是否牴觸及違反平等原則?被上訴人否准上訴人
依稅捐稽徵法第28條規定,申請96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重核
退稅,有無
違誤?
㈠參行為時所得稅法第24條第1項、第39條及第42條第1項規定
。準此,所得稅法第39條所稱之「虧損」,依同法第24條第
1項規定,應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
及稅捐計算。所稱「收入總額」應包括免稅收入及應稅收入
在內;因同法第42條第1項規定投資收益不計入所得額課稅
,故經稽徵機關核定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核定通知書
上各期核定虧損數,即未包含當期投資收益免稅部分,故在
核定通知書上所列之核定數(虧或盈),並非實際營業上之
盈虧,於適用所得稅法第39條但書規定時,自不能徒以之前
年度之核定通知書所載之核定結果為據。
是以,財政部66年
函釋:「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適用所得稅法第39條規定,自
本年度純益額中扣除前3年﹝78年12月30日修正為5年﹞各期
核定虧損者,應將各該期依同法第42條規定免計入所得額之
投資收益,先行抵減各期之核定虧損後,再以虧損之餘額,
自本年度純益額中扣除。」係財政部本於
主管機關地位就適
用所得稅法第39條所為釋示,其為闡明法規之原意,核與所
得稅法第39條立法意旨相符,並未逾越法律規定。上訴人主
張財政部66年函釋有違反租稅法律主義及平等原則,即非可
採。
㈡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1項及第2項所謂「計算錯誤」係指數字
上之計算錯誤,而所稱「適用法令錯誤」,係指本於確定之
事實所為法令適用,有應適用未適用、不應適用誤為適用或
適用不當之情形,如適用法令未與行為時所應適用之法令相
牴觸,殊
難謂係行為時適用法令錯誤。至事實認定之爭執或
法律上見解之歧異,
尚不得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經查,財
政部66年函釋,
乃係主管機關
依職權就所得稅法第39條立法
意旨所為之必要釋示,該函釋於行為時既屬有效之解釋函令
,且上訴人於辦理96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亦自
行依該函釋意旨於計算前5年核定虧損本年度扣除額時,先
行將91年度所獲配不計入所得額課稅之投資收益自該獲配年
度之核定虧損中抵減,並經被上訴人核定確定在案,並無不
合。上訴人主張財政部66年函釋違法,申請更正並退還96年
度溢繳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核係法律上見解之歧異,核與稅
捐稽徵法第28條規定所稱「適用法令錯誤」不符,被上訴人
否准上訴人之申請,並無違誤。
㈢依所得稅法第42條之沿革,於採行現制「兩稅合一」之前,
曾有2次修正;52年修正之規定意旨,即在避免營利事業所
得稅重複課徵,然該項轉投資收益亦當分擔有關之各項費用
,而於免計入所得額項下減除,不得列為營利事業應稅收入
之費用,故
嗣後方於69年修正為投資收益80%免計入所得額
,其餘投資收益20%則計入所得額課稅,係為「分擔費用計
算簡便計」,相對轉投資有關之各項費用,則悉數准予列支
。故所得稅法第42條始終建立在避免營利事業轉投資收益重
複課稅之意旨上,上訴人主張兩稅合一制實施後,財政部66
年函釋應不予適用,容有誤會。
㈣財政部66年函釋並非指應將投資收益加入當年度純益額,故
未違反同法第42條第1項投資收益不計入所得額課稅之立法
設計。準此,上訴人91年度不計入所得額課稅之投資收益,
於各該當年度已依所得稅法第42條第1項規定,未計入當年
度所得額課稅,即已獲實質免稅之優惠,亦符合所得稅法第
42條避免重複課稅之目的。倘於96年度計算前5年核定虧損
可扣除金額時,未將該投資收益加回,則可扣除虧損金額勢
將虛增,並造成投資收益取得年度與虧損扣除年度雙重獲益
之情形,如此則有違課稅公平原則。是以,上訴人此部分之
主張,亦非可採。
㈤土地交易所得係依據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16款免納所得稅
,以及證券交易所得係依同法第4條之1停止課徵所得稅,均
係政府基於政策考量而立法規定為非課稅所得對象。而本件
投資收益則係依據同法第42條規定不計入所得額課稅之所得
,其目的係為避免重複課稅,三者據以免納所得稅之法令規
定均不相同,並各有其立法目的,是尚難比附援用有關土地
交易所得及證券交易所得之函釋。上訴人關於此部分之主張
,自無可取。
㈥
綜上所述,上訴人所訴各節均不可採,上訴人依稅捐稽徵法
第28條第2項規定向被上訴人申請更正96年度營利事業所得
稅核定內容,並退還溢繳之營利事業所得稅,被上訴人以上
訴人96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已先行將91年度所獲
配不計入所得額課稅之投資收益自該獲配年度之核定虧損中
抵減,再計算該年度損益及稅額計算表第55欄「前5年核定
虧損本年度扣除額」可申報數額,此申報內容與財政部66年
函釋尚無不符,並經被上訴人核定確定在案,乃以原處分否
准上訴人之申請,於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
予以維持,亦無
不合,上訴人仍執前詞,訴請撤銷,為無理由,其同時請求
被上訴人應依上訴人99年8月13日之申請,作成核准退還(
回溯調整)上訴人96年度溢使用抵減稅額4,114萬3,982元之
處分,並退還上訴人溢繳之稅捐1億3,307萬2,156元,亦為
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五、上訴人上訴意旨除復執與原審起訴相同之主張外,另
略以:
㈠原判決認定所得稅法第39條所稱之「虧損」係指「營業之虧
損」,而非「稅法上之虧損」,其解釋顯有違反所得稅法第
39條之法文規定,而有判決適用所得稅法第39條不當之違背
法令,且此適用結果造成上訴人可用之各期虧損不當減少,
亦屬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而與租稅法律主義有違。
⒈行為時所得稅法第39條第1項所稱「得自本年純益額中扣
除之虧損」,法文既明定為「經該管稽徵機關核定之前五
年內各期虧損」,其數額自屬依稅法規定計算所得者,而
非指財務報告所載之營業上虧損數額,其理甚明。
⒉原判決未見於此,逕以所得稅法第39條所定虧損為營業上
虧損,並進而認定財政部66年函釋合法,其判決顯有不當
適用所得稅法第39條規定之違背法令。
⒊財政部66年函釋,係將投資收益先行抵減「各該期之核定
虧損」,再以虧損之餘額,自本年度純益額中扣除,此顯
然與所得稅法第39條,對於經核定之虧損應可「全額」用
於扣除當年度純益額之法文不符,是財政部66年函釋顯在
無法律規定亦未有法律明確授權之情形下,逕以函釋增加
法律所無之限制,影響納稅義務人行使盈虧互抵之租稅權
利,與憲法第19條所昭示之租稅法律主義有違。
㈡我國自87年兩稅合一制實施後,投資收益於稅法上已根本非
屬營利事業之「所得」範疇,而非先將投資收益規定為營利
事業所得之一部,再予免稅以避免重複課稅,是原判決認定
財政部66年函釋將「不計入所得額之投資收益」於適用虧損
扣除時加回,未違反所得稅法第42條之修法意旨,其
適用法
律顯然不當。
⒈在兩稅合一制施行後,投資收益已非投資事業之所得,投
資事業取得投資收益僅為輸送被投資事業盈餘予最末端自
然人股東之導管,投資事業本身不因有投資收益而產生營
利事業所得稅之租稅負擔,僅產生股東可扣抵稅額之立帳
與記載義務而已。
⒉判決未察所得稅法第42條第1項修法前後意旨之不同,逕
援引
前開條文於52年及69年之修正意旨,即認定財政部66
年函釋於87年改採兩稅合一制後仍有適用,自有違背
論理
法則與適用行為時所得稅法第42條第1項不當之違背法令
。
⒊財政部66年函釋適用之實質結果,將導致先前年度之「投
資收益」於嗣後適用虧損扣除之年度,發生實質上之課稅
效果,與所得稅法第42條法文「不計入所得額課稅」之規
定顯然不符,
足證財政部66年函釋顯然違反
法律優位原則
。原判決卻認此明顯不符合所得稅法第42條第1項之函釋
,於87年以後仍有適用,亦有判決適用所得稅法第42條第
1項不當之違背法令。
⒋原判決認定於96年度計算前5年核定虧損可扣除金額時,
未將該投資收益加回,將導致虛增虧損金額,並造成投資
收益於取得年度與虧損扣除年度雙重獲益之情形,其對於
所得稅法第42條第1項之解釋有倒果為因之嫌,且亦違反
所得稅法之
體系解釋。
㈢對於上訴人於原審
指摘投資收益、土地交易所得與證券交易
所得有何正當理由可為不同課稅待遇乙節,原判決僅以投資
收益、土地交易所得與證券交易所得據以免稅之法條不同,
即遽認其立法目的不同不得
比附援引,其認定顯未說明其各
自之立法目的為何,更未附具理由說明何以前者須適用虧損
扣除時須先加回,後二者卻無須加回計算,顯有判決不備理
由之違背法令。
㈣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財政部66年函釋核認上訴人請求退還
稅款無據,實有違誤,原判決不察,未就其函釋不予適用,
亦有判決適用法規不當及
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背法令等語。
六、本院
按:
㈠本案上訴爭點之確認:
⒈按上訴人就其96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之計算,有關前5
年核定虧損額之認定,在申報時依前開財政部66年函釋所
揭示之法律見解,將91年度「從轉投資而得收益、依所得
稅法第42條第1項規定不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
之所得金額,加入核定虧損額中(因此造成可供扣抵之虧
損額減少,當期課稅所得金額因此增加)。但事後認為財
政部
上開66年度函釋與所得稅法之規範有衝突,違反稅捐
法律原則或法律優先原則,因此於99年間依稅捐稽徵法第
28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退還溢繳之稅款,而經被上訴人
予以否准,上訴人提起課予義務之訴,仍遭駁回,因此提
起本件上訴。
⒉因為上訴人96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報繳期間為97年5月
間,且該報繳案上開爭點部分未經復查而告確定,上訴人
又於99年間請求退稅,期間未超過5年,無論依稅捐稽徵
法第28條第1項或第2項之規定,申請退稅行為尚能通過程
序法之門檻審查標準,法院必須進入
實體審查,
爰在此先
予述明。
⒊而本案之實體爭點,即在於:適用所得稅法第39條第1項
規定,將一定期間範圍內之各期虧損(流量之概念,而非
累積之存量概念)加總,扣抵當期課稅盈餘時,該等各期
虧損之量化,應否將當期「依所得稅法第42條第1項規定
、不計入所得額課稅」之轉投資收益所得金額計入。爰將
徵納雙方之主張分述如下:
⑴被上訴人主張:依上開財政部66年函釋意旨(即「……
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適用所得稅法第39條規定,自本年
度純益額中扣除前3年﹝78年12月30日修正為5年,98年
1月21日再修正為10年,而本案應適用之年度為5年﹞各
期核定虧損者,應將各該期依同法第42條規定免計入所
得額之投資收益,先行抵減各期之核定虧損後,再以虧
損之餘額,自本年度純益額中扣除……」)應予計入(
以上法律見解為原判決所支持)。
⑵上訴人基於以下理由,主張上開函釋揭示之見解,明顯
與現行所得稅法制之基本建制原則有衝突,並造成上訴
人當期稅額之增加,而應拒絕適用,並認「轉投資收益
所得(盈餘),對前期虧損之量化金額,不應產生任何
影響」:
①所得稅法第39條所稱之「虧損」,是指「稅上虧損」
,而非指「營業虧損」,因為:
A.從文義為解釋,法條用語既為「……該管稽徵機關
核定之……各期虧損,自本年純益額中扣除」,則
其所指之虧損自屬經稅捐機關核定之稅上虧損,而
不是指財務會計意義下之「營業虧損」。
B.依規範價值為解釋,如果所得稅法第39條所稱「虧
損」,是指「營業虧損」,那為何同屬計算營業整
體盈虧之「證券交易所得」及「土地交易所得」卻
不計入。財政部上開66年函釋之適用,將造成現行
法律所未規定稅負之課徵,違反稅捐法律原則。
②另外從所得稅法第42條之規範本旨立論,該條文雖於
86年間曾經修正,但新舊條文前後規範之精神一致,
即為避免重複課稅,且依現行所得稅法第42條之規範
意旨,將轉投資收益所得直接規範為「不屬營利事業
之所得」(直接歸屬於股東),自不生扣抵虧損之問
題。原判決未注意新舊法規定內容之變更,而謂財政
部上開66年度函釋意旨之合法性,不因所得稅法第42
條於87年間之修正而受影響,其法律見解明顯錯誤。
③原判決謂:「虧損不扣除轉投資收益,將導致虛增虧
損金額,並造成投資收益於取得年度與虧損扣除年度
雙方獲益」
云云,是以「所得稅法第39條第1項所稱
之虧損,是指財務會計營業虧損」之法律見解為前提
,但這個前提本身即是錯誤的,故原判決此等法律見
解顯然是倒果為因,明顯錯誤。
㈡本院之判斷:
⒈實則前開爭點之法律判斷,基本上要依序從以下二個角度
切入,爰說明如下:
⑴第一個部分為:「在適用所得稅法第39條第1項規定,
以一定範圍之前期虧損彌補本期盈餘時,有關前期虧損
之量化認定,稅捐機關將轉投資收益計入(因此使虧損
減少),卻沒將免稅之證券交易所得或
分離課稅之土地
交易所得計入」,此等法律適用從什麼樣的規範觀點,
可以認為符合所得稅法制之規範本旨。
⑵第二個部分則是,有關前述第一部分之規範
正當性觀點
(即「於確認轉投資收益,適用所得稅法第39條第1項
之盈虧互抵時,轉投資所得應列為當期虧損之減項」)
,是否會因現行所得稅法第42條第1項(86年12月30日
修正公布)對有關轉投資收益課稅規範方式有所改變,
而變成不合理或不具正當性。
⒉針對上述第一部分之判斷,本院認為:「在86年12月30日
現行所得稅法第42條修正公布前,有關所得稅法第39條第
1項之適用,在計算前期虧損金額時,不計入免稅之證券
交易所得及分離課稅之土地交易所得,而計入轉投資收益
所得(因而減少虧損金額)」之處理方式,符合所得稅法
制之規範建制,因為:
⑴依現行所得稅法之基本建制原則,基於「量能課徵」之
目標,原則上將同一稅捐主體之全部所得均納入規範,
並以「綜合計算」方式為稅基量化,且適用通用稅率。
只在立法政策另有考量時,才將特定種類之稅捐客體以
免稅或分離課稅之方式,排除在綜合課徵之範圍(排除
之立法方式包括直接在所得稅法中規範,或者在所得稅
法中規定為免稅,但在其他稅法為規範,例如土地交易
所得即在所得稅法中規定免稅,另在土地稅法中課徵
土
地增值稅)。
⑵而所得稅法第39條所規範之盈虧互抵,在現行法制下被
視為對營利事業之優惠,使營利事業打破週期計算稅額
之限制,能在不同稅捐週期內之盈虧得以互補(但此等
互補仍有限制,首先是互補方式限制在「後期盈餘扣抵
前期虧損,使後期稅額減少」,不許可反向之「前期盈
餘扣抵後虧損,並退還前期已納之稅款」。另一限制則
為「虧損限定為當期流量,不採累積存量觀點之增減量
概念,且有期間限制」),此等優惠當然必須針對「所
得稅法中加總計算並適用通用稅率之綜合所得」才有意
義,因此上述分離課稅之土地交易所得及免稅之證券交
易所得,自然會排除在計算範圍內,此乃法理上之當然
,甚至在上訴人所未提及之短期票券利息所得(分離課
稅)亦然(財政部72年2月7日台財稅字第30908號函
參
照)。
⑶至於轉投資收益所得部分,其在所得種類之歸屬上仍被
劃歸為「營利所得」,而屬綜合計算並適用通用稅率之
所得。不過其因為在前階段被投資公司分配營利所得前
,已經被課過一次營利事業所得稅,因此有「重複課徵
」之問題產生,而有制定所得稅法第42條規定之規範需
求,而所得稅法第42條之規定內容,雖然歷經多次變化
(44年12月23日所得稅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前項收益
,如係公司組織投資於其他事業之營利所得時,得僅以
其50%數額,計入所得額課稅」,52年1月29日變更為
所得稅法第42條,規定「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投資於
國內其他非受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待遇之股份有限公司
組織者。其投資收益免予計入所得額課稅」,69年12月
30日修正為「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投資於國內其他非
受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待遇之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者,其
投資收益之80%,免予計入所得額課稅」,86年12月30
日修正之現行規定,其第1項為「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
,因投資於國內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之股利淨額或盈
餘淨額,不計入所得額課稅,其可扣抵稅額,應依第66
條之3規定,計入其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規
範外觀也有「免稅」或「部分免稅」或「不計入所得額
課稅」,但論之實質,以上歷次規定內容之真正規範本
旨都是在「認知該等所得種類屬性應歸入『綜合計算並
適用通用稅率』之一般所得」基礎下,達成「避免重複
課稅」之目的。與「基於立法政策考量,針對特定種類
稅捐客體之特殊性,自始將之自合併計算範圍中抽離,
單獨給予免稅或單一特別稅率」之情形有別,因此在計
算前後盈虧互抵時,仍應計入虧損之減項。
⑷舉例言之,在69年12月30日修正所得稅法第42條第1項
及舊法期間營利事業所得稅率為25%之規範架構下:
①A營利事業在T1期,有轉投資收益75元(因為其下之
費用已在一般應稅所得項申報,因此轉投資收益75元
即可與轉投資營利所得劃上等號),一般所得項下為
虧損-50元(計算過程中,費用部分包括轉投資收益
項下之費用),適用上開法規範,其當期課稅所為虧
損(75×20%)+(-50)=-35元。故立法技術上,A需繳
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為0元,但其實際上取得之「應
合併計算且適用單一稅率」之應稅所得則為25元。
②A營利事業在T2期,轉投資收益為0元,一般所得項下
為盈餘50元,並許可二期盈虧互抵,因為T1期並無虧
損而有盈餘25元,故其當期課稅仍應認為50元,而非
15元。
③當然在上述案例中,或許A營利事業在T1期實質上負
擔25元之稅款(X(1-25%)=75,X=100,100×25%=2
5)但其實際之稅前盈餘只有50元(25元盈餘加上被
投資公司為100元獲利繳納之25元),應繳納之稅款
應該只有12.5元,嚴格說來,A營利事業在T1期似乎
多繳了12.5元之稅款。不過在69年12月30日修正所得
稅法第42條第1項有效施行期間,
立法者顯然是考量
,在現行法制並不許可「前期盈餘扣抵後虧損,並退
還前期已納之稅款」之反向盈虧互抵制度情況下,以
上不符常態安排之超額稅額負擔即使存在,也只是制
度設計上無法銷除且影響輕微,而必須被忽略(或容
忍)的「殘差」,以維護所得稅法制中有關「全部原
則稅基綜合計算,並適用通用稅率」之基本建置原則
。
⑸以上說明正是為了澄清及回應上訴意旨提出之重要論點
,即「所得稅法第39條所稱之『虧損』,是指『稅上虧
損』」,其實更精確的說明應該是「所得稅法第39條所
稱之『虧損』,是指『營利事業所有應合併計算、且應
適用通用稅率之各式種類所得項下虧損』」,而轉投資
收益項之盈虧包涵其中,原判決用「營業虧損」來說明
,恐怕是不夠精確之說法。
⒊不過以上第一部分爭點之法律觀點(轉投資收益所得本質
上屬營利所得,所歸屬之稅捐客體種類,仍然必須適用所
得稅法制之基本建制原則,即「綜合計算並按通用稅率計
算稅額」),在現行所得稅法第42條第1項之規定內容修
正為「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因投資於國內其他營利事業
,所獲配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不計入所得額課稅,其
可扣抵稅額,應依第66條之3規定,計入其股東可扣抵稅
額帳戶餘額」後,是否仍然合理並符合法制規劃,即有再
行之討論空間,而上訴意旨如從規範價值的觀點,可為以
下之闡明及發揮:
⑴現行所得稅法第42條之規定乃是配合「二稅合一」法制
所為之規定,而在「二稅合一」法制下,立法者「期待
」,就營利事業賺得、而歸股東享有之企業獲利(所得
),只課一次個人所得稅,而不重複課徵企業所得稅。
此等「立法」期待在立法技術上之落實,現行所得稅法
之規範為:
①先對營利事業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但所課得之稅款
則計入「股東可扣抵稅額」之帳戶中。因此適用二稅
合一制度之營利事業在概念上即有二個帳戶(可比喻
為桶子),一為「實帳戶」,內裝營利事業之稅後實
質盈餘,一為「虛帳戶」,內裝營利事
業已繳納之營
利事業所得稅稅款金額。
②而營利事業在分配稅後盈餘時,概念上要將二個帳戶
裏面之金額在同一時點一起分配,二者都是受配股東
之營利所得(只是其中有真實之盈餘,也有虛擬之可
扣抵稅額),並且二者併計為受配股東取自營利事業
之營利所得,再與個人其他種類之所得中併計其所得
總額及淨額,而算得應納稅額,再從應納稅額中扣除
可扣抵稅額後,而繳納其餘額。個人在納稅時扣除之
可扣抵稅額,概念已等同於「營利事業先暫代受配股
東繳納,故股東納稅時即可將該筆稅款扣除」(如果
股東當期無應稅所得稅,還可向國家申請取回該筆營
利事業之暫繳稅款)。
⑵前已言之,營利事業在分配盈餘時,其「實帳戶」與「
虛帳戶」必須一起分配,但二者分配之比例應如何計算
,現行所得稅法制亦有其設計,並規定於所得稅法第66
條之6中,其規定內容及規範意義可分析如下:
①上開「實帳戶」與「虛帳戶」內裝之金額,在裝入之
始即會有一個對應之比例關係存在,例如在舊法營利
事業所得稅之稅率為25%之情形下,實帳戶裝入一筆
稅後盈餘75元,虛帳戶應該裝入25元,二者之比例為
1比0.33,因為100元稅前盈餘繳納25元稅款,該25元
為可扣抵稅額,餘款75元為稅後盈餘,二者間之比例
為3:1,即等於上述之1:0.33。
②因此每一筆投入實帳戶之稅後盈餘,都會有一定比例
之對應可扣抵稅額投入。如果投入時能對投入標的做
標示,予以特定化,則在取出稅後盈餘時,即可對取
出之盈餘予以特定(已做標示),同時輕易一併取出
對應比例之可扣抵稅額。
③然而困難出在:
A.以上之實帳戶與虛帳戶是採取累積之存量概念,而
且實帳戶之盈餘在將來因為後期虧損必須還回營利
事業彌補虧損(此處所稱之「取回」,在概念上與
分配盈餘予股東之「取出」並不相同),其金額會
變動,虛帳戶之金額則一旦投入即行固定。
B.另外如果營利事業之所得享有免稅待遇者,投入實
帳戶時即無對應之可扣抵稅額投入虛帳戶。
④因此二者間「一筆對一筆」之對應比例關係即會被「
模糊化」,致使在取出實帳戶之稅後盈餘時,虛帳戶
得一併取出對應比例之金額為何,即有由實證法予以
規範之必要。
⑤現行所得稅法第66條之6對提出虛帳戶比例之規範方
式,是採取二層式之管制。首先從存量之觀點,按二
帳戶累積之實際餘額比例決定虛帳戶之對應分配金額
(第1項規定),再從流量之觀點(即將每筆投入實
帳戶及虛帳戶之金額用「標示」方式予以「特定化」
),視分配予股東者來自何筆稅後盈餘款項,按其當
初虛、實帳戶之投入比例,為其可扣抵稅額分配之上
限。
⑥其實從所得稅法第66條之6之規範設計本身即可知悉
以下數項重要法律觀點:
A.即使排除營利事業之股利分配行為,虛、實帳戶間
之總金額比例仍會不斷變動,因為虛帳戶之金額一
旦流入,即不會再流出。但實帳戶之金額則不然,
仍有因為彌補將來虧損而流出之可能,而此等彌補
將來虧損之流出,自將使實、虛帳戶金額間比例變
高,結果將導致虛帳戶中之「可扣抵稅額」無法隨
稅後盈餘之分配而全額分配予受配盈餘之股東,致
使「二稅合一」之目標無法完全落實。
B.不過有時營利事業也會有些免稅所得(例如證券交
易所得)進入實帳戶中,此等免稅盈餘沒有帶入可
扣抵稅額至虛帳戶中,因此可以提高實帳戶內之絕
對金額,進而降低實、虛帳戶金額間比例,並因適
用所得稅法第66條之6第1項規定之結果,使「可扣
抵稅額」又可全額分配予受配股利之股東(分配此
等免稅盈餘時,因為其無已繳稅額存在,自無所得
稅法第66條之6第2項分配上限規定之適用)。
C.不管如何,只要實帳戶金額與虛帳戶金額之比例高
於上開二項管制之上限(即實帳戶之絕對金額較少
,而虛帳戶之絕對金額較多),虛帳戶就一定有部
分金額無法分配出去,從而「二稅合一」之規範目
標即無法完全達成。因此從現行實證法之實際規定
內容,只能謂「二稅合一」是立法政策之「期待」
,但並沒有「確保」其必然實現之對應規範設計。
⑶對營利事業而言,總期待所得稅法制上各實證法條文有
關營利事業所得稅「計算、徵納及扣抵事項」之解釋,
能確保「流量」意義下,特定一筆稅後盈餘與其對應繳
納之所得稅稅額,能儘可能如實反應在實、虛帳戶金額
分配予股東之比例關係上(這樣才能最大限度確保二稅
合一精神之實現),在這個規範價值基礎下,現行所得
稅法第42條對轉投資之處理,是將被投資公司繳納之稅
額當成可扣抵稅額,並置入虛帳戶中,如果該筆對應之
轉投資稅後盈餘,在產生當下之稅捐週期即因
抵充虧損
而無法進入實帳戶中,而且以後再也不可能進入,這樣
的法律解釋結論,等於就是讓「因被投資繳納營利事業
所得稅,產生之可扣抵稅額」,從流入虛帳戶之始,即
永遠無法分配予受配股利之股東,嚴重背離「現行所得
稅法第42條所定、配合『二稅合一』制度、針對避免轉
投資收益重複課稅」所為之規範設計。此即上訴意旨中
所稱「轉投資收益所得直接歸屬股東,而不屬營利事業
所得」等論述之法理基礎。
⑷被上訴人卻是按照上開方式計算上訴人96年度可扣抵之
前期虧損金額(即將轉投資收益與當期綜合課徵營利事
業所得稅之其他損益合併計算當然盈虧,致使上訴人當
期虧損金額減少,連帶影響後期盈虧互抵所得主張之金
額),而在此基礎下認定上訴人96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
之應納稅額。上訴意旨因此認為前開法律適用明顯違法
,而請求退還因此而溢繳之稅款。
⒋前開上訴意旨之具體主張如果透過以上之實質法理論點予
以闡明後,本案上訴爭點之爭議即會集中到,稅捐機關對
所得稅法第39條所稱「虧損」之解釋,是否會造成「二稅
合一」規範目標之落空,以致違反所得稅法制之規範體系
。然而基於現行稅捐稽徵實務及司法實務之法律見解,此
等上訴理由並不成立,爰說明如下:
⑴前已言之,依現行所得稅法制之設計,「二稅合一」目
標之達成僅是立法者立法方向之「期待」,而沒有在實
證法真正完全落實,這可由以下規範現狀得知:
①從上述所得稅法第66條之6規定內容觀之,已明顯可
見現行法制不保證已繳之稅款一定可以分配予受配股
利之股東扣抵。
②現行所得稅法對某些分離課稅之所得稅稅款並未納入
可扣抵稅額之範圍內,例如營利事業因土地交易所繳
納之土地增值稅。
③現行所得稅法也針對某些稅捐主體取得之股利所得,
排除「二稅合一」,例如所得稅法第73條之2所定: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及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
外之營利事業,其獲配股利總額或盈餘總額所含之稅
額,不適用第3條之1規定。但獲配股利總額或盈餘總
額所含稅額,其屬依第66條之9規定,加徵10%營利
事業所得稅部分實際繳納之稅額,得抵繳該股利淨額
或盈餘淨額之應扣繳稅額」,即為其例。
⑵而司法實務見解更是在很多其他案例中,認為「二稅合
一」原則之適用,會因為現行實證法之特別規定而被排
除,最明顯之例子即是「適用現行所得稅法第42條時,
有關轉投資收益項下應否認列費用」之爭議,現行司法
實務見解一向認為,基於收入成本費用配合原則,轉投
資收益項下仍然必須認列費用,即使認列結果導致「扣
抵稅額與其實際轉投資收益所得」間之比例,超過所得
稅法第66條第2項所定之分配比例上限亦然,此等法律
見解之採行,顯然是認為「二稅合一」之目標在此需做
退讓。
⑶又本案中上訴人有所得稅法第39條「盈虧互抵」規定之
適用,若一般營利事業無此規定之適用,而處於與上訴
人相同之狀態,其稅後轉投資收益仍然會因為與當期其
他綜合計算所得相扣抵後,而無「與被投資公司已繳稅
額對應」之等額稅後盈餘進入上開實帳戶內,這樣的結
果比上訴人更為不利(其虧損不可在將來扣抵),卻認
為是法律適用之當然結果,並無救濟機會。而適用所得
稅法第39條規定只能讓上訴人取得盈虧互抵之法律利益
,不能因此在「二稅合一」之適用上,讓其所受之法律
處遇,比其他不適用所得稅法第39條規定者更為優越,
此已超出所得稅法第39條之適用邊界。
⒌事實上類似本案事實特徵之案件,本院已有先例(100年
度判字第936號判決)認稅捐機關之作業合法,
茲將該先
例之法律見解摘錄如下(但其中有關「營業虧損」之論述
,可能不夠精準,其理由已如前述):
⑴所得稅法第39條所稱之「虧損」,依同法第24條第1項
規定,應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
及稅捐計算。所稱「收入總額」應包括免稅收入及應稅
收入在內;因同法第42條第1項規定投資收益不計入所
得額課稅,故經稽徵機關核定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
報核定通知書上各期核定虧損數,即未包含當期投資收
益免稅部分,故在核定通知書上所列之核定數(虧或盈
),並非實際營業上之盈虧,於適用所得稅法第39條但
書規定時,自不能徒以之前年度之核定通知書所載之核
定結果為據。
⑵前開財政部66年函釋是建立於所得稅法第39條所稱之「
虧損」係指「營業之虧損」(此部分論述不夠精準)所
為之函釋,自無違反前開法律規定。
⑶前開財政部66年函釋,指明「應將各該期依同法第42條
規定免計入所得額之投資收益,先行抵減各期之核定虧
損後,再以虧損之餘額,自本年度純益額中扣除」,非
指應將投資收益加入當年度純益額,故並無違同法第42
條投資收益不計入所得額課稅之立法設計。
⑷財政部66年函釋,係財政部本於主管機關地位就適用所
得稅法第39條所為釋示,其為闡明法規之原意,核與所
得稅法第39條立法意旨相符,並未逾越法律規定,法院
自得予以援用。
⑸因依行為時所得稅法第42條第1項規定而獲實質免稅之
優惠,未計入當年度所得課稅,如於嗣後年度計算前5
年核定虧損可扣除金額時,未將該投資收益加回,則可
扣除虧損金額勢將虛增,並造成投資收益取得年度與虧
損扣除年度雙重獲益之情形,即有違課稅公平原則。財
政部66年函釋,以應將各該期依同法第42條規定免計入
所得額之投資收益,先行抵減各該期之核定虧損後,再
以虧損之餘額,自本年度純益額中扣除,核與前開法條
立法本旨及精神相符,且與租稅公平原則無違。
⑹土地交易所得係依據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16款免納所
得稅,以及證券交易所得係依同法第4條之1停止課徵所
得稅,均係政府基於政策考量而立法規定為非課稅所得
對象,而系爭投資收益則係依據所得稅法第42條規定不
計入所得額課稅之所得,其目的係因被投資公司已繳納
營利所得稅,如再由投資公司將投資收益作為課稅所得
合計,將產生重複課稅之情形,故投資收益為避免重複
課稅而不計入課稅所得,與土地交易所得及證券交易所
得係基於政策考量而免稅,二者所得性質不同,尚無比
附援引之餘地。
⒍以上之法理論述也可清楚說明上訴意旨有關「現行所得稅
法第42條之規範意旨,是將轉投資收益直接歸屬於股東,
而不屬營利事業所得」等主張之錯誤所在,實則當轉投資
收益及其對應之可扣抵稅額,在留存於營利事業之內部(
實、虛)帳戶中時,其不屬於任何特定股東所有(根本無
從特定,實帳戶之轉投資收益甚至還有可能彌補將來年度
之虧損),只有從「二稅合一」之實踐觀點,才能有效解
釋現行所得稅法第42條規定之真正規範功能。
⒎是以綜合以上各項理由及本院先例所持之法律見解,被上
訴人在本案中對所得稅法第39條所稱「虧損」之解釋與其
法律適用,上訴人以被上訴人前期虧損金額之核定違法為
由,請求退稅,自屬無據,應予駁回。
㈢總結以上所述,本件原判決
認事用法,雖其理由部分尚有不
夠精準之處(主要在所得稅法第42條所稱「虧損」之解釋上
),但總體結論並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原
判決違背法令,
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3 月 14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黃 合 文
法官 鄭 忠 仁
法官 劉 介 中
法官 林 惠 瑜
法官 帥 嘉 寶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3 月 15 日
書記官 葛 雅 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