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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訴字第743號

114年10月2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甲○○                                     

訴訟代理人  王雅雯律師

被      告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犯罪被害人補償審議會

代  表  人  王俊力（主任委員）

訴訟代理人  羅晏琦             

上列當事人間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事件，原告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犯罪被害人補償覆審會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113年度補覆議字第15號覆審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覆審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被告就原告民國112年10月11日犯罪被害補償金之申請，應依本判決之法律見解作成決定。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一、程序事項：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之代表人於訴訟進行中由鄭銘謙變更為王俊力，並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57頁），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㈠原告（民國00年0月生）係加害人A、B（真實姓名均詳卷）之堂妹，原告自就讀國小時，即寄居在加害人2人位於○○市○○區之住處，3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4款之家庭成員關係。詎加害人2人竟分別為下列行為：⑴加害人A於104年3月至同年6月間，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對當時甫滿14歲之原告強制性交得逞；105年9月至106年6月間，基於成年人對少年犯強制性交之犯意，對當時未滿18歲之原告強制性交得逞。⑵加害人B於102年9月至103年6月間，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對當時未滿14歲之原告強制性交得逞；104年7、8月間，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對當時係14歲以上、16歲未滿之原告強制性交得逞；於106年11、12月間不詳日時，基於成年人對少年犯強制性交之犯意，對當時未滿18歲之原告強制性交得逞。以上加害人2人之犯行，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少偵字第5號提起公訴，並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以110年度原侵訴字第2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臺北地院少年法庭以109年度少侵訴字第2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嗣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1年度原侵上訴字第11號、110年度少侵上訴字第3號刑事判決及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2522號、111年度台上字第1571號刑事判決均駁回上訴而確定在案（下稱系爭刑事案件）。

　㈡原告嗣於112年10月11日依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下稱被害人權保法）第63條第1項但書，向被告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下稱系爭申請），經被告審認自原告知有犯罪被害時起已逾2年且自犯罪被害發生時起已逾5年，均已罹於112年7月1日施行前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下稱舊犯保法）第16條規定之時效等情，乃於113年2月6日以112年度補審字第141號決定（下稱原處分）駁回其申請。原告不服，申請覆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犯罪被害人補償覆審會（下稱覆審會）於113年4月30日以113年度補覆議字第15號覆審決定（下稱覆審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1.舊犯保法第16條規定對於犯罪被害時為未成年者之規定付之闕如，迄被害人權保法第63條第1項但書始增列「犯罪被害時為未成年者，仍得於成年後5年內為之」；且觀該條立法理由，可知係基於保護未成年人最佳利益之立場，參酌民法第1063條之規範體例，始增訂之。是以，在舊犯保法時期，並未對於「犯罪被害時為未成年者」之時效有所規範，從而，本件應無適用法務部102年8月2日法律字第10200134250號函（下稱102年8月2日函）有關時效完成之情形。原告係於小學5、6年級開始陸續遭受加害人2人性侵害，案發當時為未成年人，父母離異由父親單獨行使或負擔其權利義務，原告智識尚未成熟，從初期無法理解遭性侵害而不知要反抗，到後期因加害人2人力氣較大而無法反抗，其父雖曾介入處理但最終選擇放任，長期家庭功能不足，致使其遭到性侵害持續長達5、6年，而會不自覺出現拔頭髮、摳指甲、手皮等狀況，殘害原告身心甚鉅。實則，遺憾國家未能於性侵害事發後儘快發現給予原告協助，如今被害人權保法始注意到犯罪被害時為未成年者之被害補償金請求權問題，被告卻又將被害人權保法關於未成年者被害補償金請求權之權益，與舊犯保法針對成年者時效完成混為一談，漠視被害人權保法第63條第1項但書之立法意旨，亦辜負立法者修法之美意。

  2.有關原告於未成年期間遭受家內性侵害乙案，前於107年間經臺北地檢署偵辦，過程中檢察官亦曾傳喚原告到庭作證進行案件調查，依舊犯保法第1條、第6條第1項、第7、10、12條規定，相關警察、檢察官與犯保協會等機關本即應於當時主動告知原告得申領犯罪被害補償金事宜，此觀當時該案卷宗卷皮上蓋有：「偵查時請注意主動告知被害人補償金申請事項」等語亦明，惟於開庭過程中檢察官僅針對案發過程對原告有所詢問，未見其有主動告知補償金申請事項，此有107年7月9日訊問筆錄可證。從而，本件警察、檢察官與犯保協會等專業機關人員，不論在107年進行調查（原告當時仍未成年）或是於112年被害人權保法修法之際，原告始終未曾受有得申領犯罪被害補償金之個別告知，因此不知道其有領取補償金權利，自無從合理期待原告於時效期間內提出申請，故此項犯罪被害補償金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無從起算為是。而臺北地檢署等機關怠於通知原告在前，被告以原處分否准系爭申請於後，難認渠等在執行犯罪被害人保護服務為行政行為時，業以誠實信用方法為之。　　　

  ㈡聲明：

  1.覆審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2.被告應作成補償原告新臺幣（下同）200萬元之行政處分。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1.參被害人權保法第63條之立法理由及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2項規定，係以請求權時效於被害人權保法第63條規定施行時未完成者，始得依被害人權保法第63條規定請求；惟若請求權時效於被害人權保法第63條施行前即已完成，基於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即不得適用被害人權保法第63條時效之規定。故依舊犯保法第16條之規定，被害人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自其知悉有犯罪被害時起已逾2年或自犯罪被害發生時起已逾5年者，不得為之。本件加害行為最後發生日為106年12月間，至111年12月間已滿5年，而原告於案發當時係未成年人，應以其法定代理人即其父於l06年12月間知悉加害人2人犯行時起算2年之時效，至108年12月間已滿2年，然原告遲至l12年l0月l1日始提出系爭申請，顯已逾犯罪被害發生時起5年之最長期間，其犯罪被害補償金之公法上請求權時效已消滅。

  2.被害人權保法第100條第2項規定：「犯罪行為或犯罪結果發生於本法l12年1月7日修正之第5章條文施行前，且尚未作成審議決定者，依修正施行後之規定辦理。但修正施行前之規定有利於申請人者，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辦理。」同法施行細則第44條規定：「本法第l00條第2項所定尚未作成審議決定者，指申請人於本法第5章條文施行前已提出申請，且審議會尚未作成審議決定，或覆審會尚未作成覆議決定之情形。」可知，原告犯罪被害補償金之公法上請求權，於l12年7月1日被害人權保法施行前即已消滅，已如上述，故亦無被害人權保法第100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是被告以原處分駁回系爭申請，自無違誤。

　3.原告以系爭刑事案件檢察官偵查過程，未見檢察官有主動告知原告補償金申請事項，認臺北地檢署等機關怠於通知原告在前，被告以原處分否准系爭申請於後，難認渠等在執行犯罪被害人保護服務為行政行為時，業以誠實信用方法為之等情。惟檢察官偵查筆錄雖未記載，但尚無法證明在偵查中未有相關機關告知此請求權，遑論原告犯罪被害補償金之公法上請求權，於l12年7月1日被害人權保法施行前即已消滅。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上開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業經兩造分別陳明在卷，並有原處分（補審卷第119至121頁）、覆審決定（補審卷第129至133頁）、系爭申請（補審卷第3至6頁）、臺北地檢署檢察官109年度少偵字第5號起訴書（補審卷第7至14頁）、臺北地院110年度原侵訴字第2號刑事判決（補審卷第15至33頁）、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原侵上訴字第11號刑事判決（補審卷第35至54頁）、臺北地院少年法庭109年度少侵訴字第2號刑事判決（補審卷第55至68頁）、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522號刑事判決（補審卷第103至109頁）、111年度台上字第1571號刑事判決（補審卷第111至115頁）、臺北地檢署補償審議案件結案檢核表（補審卷第117至118頁）、113年4月30日覆審會113年度第4次會議紀錄（覆審卷第10至11頁背面）等證據在卷可證，洵堪認定。

六、本院之判斷：

  ㈠被害人權保法第1條規定：「為保障犯罪被害人與其家屬之權益，提供支持服務及經濟補助，以修復因犯罪造成之傷害，促進社會安全，特制定本法。」修正之立法理由為考量犯罪係社會多種因素共同作用之結果，除對犯罪者施以刑罰制裁外，國家對於犯罪發生之防止或被害之預防，有其責任存在，且從歷史發展觀之，將刑罰權賦予國家獨占，正是人民從自我保護任務解除之明白宣示。此外，由現行之立法目的觀之，即係以保護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之生活照顧為出發（論者稱之生活保護理論），強調人民若因犯罪被害而導致無法維持原有生存能力，此時犯罪被害人如同身心障礙者、幼兒或老人等，均屬社會中之弱勢族群，國家自應提供適當協助，視為社會福利或社會救助體系之一環，並基於國家責任，維護人民基本權益（可謂國家責任理論）。是以，配合本法名稱之修正，並為善盡國家責任，政府自應透過提供各項保護服務（含法律、心理、生理與長期照顧等）及經濟支持（如犯罪被害補償金或其他經費補助），以協助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回復正常、平穩生活，修復因犯罪而造成之傷害，並保障其相關權益，促進社會安全等情。復觀諸同法第50條本文規定：「因犯罪行為被害致死亡者之遺屬、致重傷者及性自主權遭受侵害之人，得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之修正之立法理由亦謂：（一）本法（即舊犯保法）立法之初將犯罪被害補償金定位為代位賠償性質，按犯罪行為所造成之損害，本應由犯罪行為人或其他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人負責賠償，國家依本法支付補償，乃係基於社會安全之考量，使犯罪被害人能先獲得救濟，國家於支付補償金後，對原應負責之人，雖依原第12條取得求償權，但非欲令犯罪行為人增加負擔，此由原第11條明定依本法請求補償之人，因犯罪行為被害已受有損害賠償給付，應自犯罪被害補償金中減除之，藉以避免雙重受償；及原第13條第1款規定，受領之犯罪被害補償金有原第11條所定應減除之情形或復受損害賠償者，於其所受或得受之金額內返還補償機關，均可知犯罪被害補償金之給付係損害賠償責任（或債權）之補充性給付，負最終損害賠償責任者仍是犯罪行為人或依法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人，則國家因對犯罪被害人支付補償金後，於補償金額範圍內，對犯罪行為人或其他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人所取得之權利，實質上係源自同一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或債權（最高法院103年台抗字第740號民事裁定參照）。（二）然此制度經執行多年後衍生審議過於嚴格、求償金額偏低，甚至審議過程造成對犯罪被害人之二度傷害，並影響犯罪行為人賠償犯罪被害人之意願等問題。況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本即得依民法侵權行為之規定，向犯罪行為人或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人請求損害賠償，此與國家基於照顧國民之立場所核發之金錢給付或社會福利定位有別。復查司法改革國是會議之決議（序號 2-3-1）：「重新檢討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包括補償金額過低、審查標準及流程，及關於『民事損害賠償責任的代位給付』之適用範圍等問題」，故犯罪被害補償金之定位與性質實有澈底檢討調整之必要性。（三）依據憲法第152條至第157條及增修條文第10條揭櫫之社會國原則，基於社會安全、社會福利與社會公平原則及社會連帶理論之精神，爰將犯罪被害補償金之定位改採國家責任，對於人民因犯罪行為所受之損失給予補助，以實現社會正義，並調整其性質為社會福利給付，以避免誤解與解決現行實務運作上衍生之爭議，落實上開司改決議並充分保障人民權益等情可知，被害人權保法修法之立法目的及精神，已從舊犯保法所謂國家因對犯罪被害人支付補償金後，於補償金額範圍內，對犯罪行為人或其他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人所取得之同一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或債權之代位賠償責任，轉型定位為從福利國基於照顧國民之立場之社會福利之制度保障。是以，被害人權保法就各類犯罪被害補償金請求權之消滅時效、金額及加強對未成年之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等相關規定，基於上述福利國照顧國民之立場之社會福利制度保障，爰併予以修正，以資救濟。

  ㈡被害人權保法第3條第1款第2目、第2、5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一、犯罪行為：指下列在中華民國（以下簡稱我國）領域內，或在我國領域外之我國船艦或航空器內所犯，依我國法律有刑罰規定之行為；其依刑法第18條第1項、第19條第1項及第24條第1項前段規定不罰者，亦同：……（二）性侵害犯罪行為：犯刑法第221條至第226條之1、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334條第2項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與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3條、第34條第1項至第5項、第35條第2項或其未遂犯、第36條第3項或其未遂犯、第37條之罪者；其犯刑法第227條之罪而犯罪被害人有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情形或因受利誘、詐術等不正當方法而被害，或加害人係利用權勢而犯之或加害人與犯罪被害人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所定之家庭成員者，亦同。二、犯罪被害人：指因犯罪行為致生命、身體或性自主權遭受侵害之人。……五、犯罪被害補償金：指國家對於因犯罪行為致死亡者之遺屬、致重傷及性自主權遭受侵害者，依本法所為之金錢給付。」經查，原告係加害人A、B之堂妹，原告自就讀國小時，即寄居在加害人2人位於○○市○○區之住處，詎加害人2人竟分別為下列行為：⑴加害人A於104年3月至同年6月間，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對當時甫滿14歲之原告強制性交得逞；105年9月至106年6月間，基於成年人對少年犯強制性交之犯意，對當時未滿18歲之原告強制性交得逞。⑵加害人B於102年9月至103年6月間，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對當時未滿14歲之原告強制性交得逞；104年7、8月間，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對當時係14歲以上、16歲未滿之原告強制性交得逞；於106年11、12月間不詳日時，基於成年人對少年犯強制性交之犯意，對當時未滿18歲之原告強制性交得逞等情，此有系爭刑事案件之歷審判決在卷可參（補審卷第15至68、103至115頁），此亦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原告確為性侵害犯罪行為之被害人無訛，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本得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惟被告以原告犯罪被害補償金之請求權，於被害人權保法修正施行前業已罹於時效而消滅，自不得再為請求為由，駁回原告之申請。從而，本件被告前述理由作成否准處分，是否適法有據，為本件審究之重點。

　㈢有關犯罪被害補償金之請求權時效規定，舊犯保法16條原規定：「前條申請，自知有犯罪被害時起已逾2年或自犯罪被害發生時起已逾5年者，不得為之。」其立法目的為使補償事件早日確定，並避免有關資料滅失或因時日之經過而不能或難以為補償之決定，故明定申請補償之期間限制。然而，為保障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之申請權益，並回應各界對於申請期限應適度放寬之建議，被害人權保法（新法）將短期消滅時效延長為5年，並參考民法第197條消滅時效之體例，及行政程序法第131條時效之規定，修正第63條第1項本文為：「犯罪被害補償金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犯罪被害時起，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犯罪被害發生時起，逾10年者，亦同。」另考量實務案例曾有未成年之犯罪被害人於被害當時未告知父母，致法定代理人逾2年時效後始知悉，或因犯罪被害人年幼，不知有犯罪被害補償制度及申請管道。於此情形，其時效即應由父母知悉時起算，而非由年幼懵懂之犯罪被害人知悉時為標準；又查法務部103年3月19日法保字第0300018960號函：「……被害人如非完全行為能力人，乃屬無行政程序行為能力者，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之行政程序行為，則應由法定代理人代為之，準此，上開本法（即舊犯保法）第16條有關知有犯罪被害之時點，宜視個案具體情事，由權責機關參酌民法及相關法院裁判意旨為斷，以維犯罪被害人權益，並符合本法立法精神。」為落實上開函釋意旨，並避免實務操作之誤解，爰參酌民法第1063條之規範體例，增訂第63條第1項但書規定：「但犯罪被害時為未成年者，仍得於成年後5年內為之。」明確予以未成年之犯罪被害人於成年後再延長5年，以符該法宗旨，並周全未成年被害人權益之保障。可知，被害人權保法（新法）除延長犯罪被害補償金請求權之時效期間，另增訂未成年被害人於成年後5年內，仍可請求犯罪被害補償金之規定。又被害人權保法第100條第2項規定：「犯罪行為或犯罪結果發生於本法112年1月7日修正之第5章條文施行前，且尚未作成審議決定者，依修正施行後之規定辦理。但修正施行前之規定有利於申請人者，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辦理。」同法施行細則第44條規定：「本法第100條第2項所定尚未作成審議決定者，指申請人於本法第5章條文施行前已提出申請，且審議會尚未作成審議決定，或覆審會尚未作成覆議決定之情形。」其立法理由載明參照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各機關受理人民聲請許可案件適用法規時，除依其性質應適用行為時之法規外，如在處理程序終結前，據以准許之法規有變更者，適用新法規。但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所聲請之事項者，適用舊法規。」所揭櫫之「從新從優原則」，應優先適用修正施行後之新法規定辦理，以杜爭議。本件原告係於被害人權保法施行日（112年7月1日）後之112年10月11日提出申請，更應適用新法，自得適用被害人權保法第63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　

  ㈣至被告主張被害人權保法第63條修法理由說明五明載申請人之請求權時效，於本法修正施行前後之新舊法規適用問題，參考法務部102年8月2日函之意旨，被害人請求權之時效於新法修正施行前已完成者，不得再依新法為請求等語。經查，法務部102年8月2日函係有關行政程序法第131條規定人民公法上請求權，由原有5年修正延長為10年，於新舊法適用上之相關問題所為之釋示。該函釋揭示請求權時效於修正後規定施行時未完成者，自得適用修正後規定接續計算時效期間；惟若請求權時效於修正後新法施行前即已完成，債權因此消滅，法律關係終結，基於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已無修正後新法適用之可能，固屬的論。惟本件主要爭點非僅法務部102年8月2日函所示請求權時效修正期間長短之問題，而係牽涉未成年被害人於成年後仍得請求被害補償金之權益保障。後者規定為舊犯保法所無，適用舊法即不會適用此規定，請求權時效若已完成其權利即消滅，此在沒有未成年被害人之情形下固屬正解。然本件原告係於未成年時遭受長期性侵害，舊法對於犯罪被害時為未成年者之規範付之闕如，此乃國家立法之缺漏，為回應社會對於未成年被害人之保障，新修正之被害人權保法即新增第63條第1項但書規定，以確實落實未成年被害人之權益保障。新法既然要填補舊法之缺漏，豈可再以舊法缺漏之規定，遽認其權利已經消滅為由，摒除新法之適用，讓並非自身疏於行使權利之原告（被害時為未成年人），在其成年後仍無法依新修正之被害人權保法第63條第1項但書規定，由負有國家責任之被告補償其在未成年時所受長期性侵害之傷害，其不合理至明，亦非立法原意。綜上，被告上開主張，並未慮及新修正之被害人權保法為落實保障未成年被害人的權益，以達法治福利國家之照顧責任，始特別立法賦予未成年被害人於成年後5年內，仍有提起犯罪被害補償金請求權之制度保障，以資補足舊犯保法對於未成年被害人權益保障之疏漏，所為原處分核有違誤。　　

  ㈤又被害人權保法第57條第1項第3款規定：「各類犯罪被害補償金之金額如下：……三、性侵害補償金：10萬元至40萬元。」修法之立法理由謂：「一、本條由原第9條、第23條及第34條之4整併規定。二、犯罪被害補償金係國家基於衡平性考量，期提供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之經濟協助。惟原法之各類補償項目係規範最高額度，審議會則於該金額範圍內酌定之，其中醫療費、殯葬費雖多以單據為憑，惟於審核必要項目、支出合理性及金額上仍有爭議；扶養費、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之補償費用、精神撫慰金等，計算方式上雖循民法規定，但實務上之計算標準仍不盡相同，遂衍生『補償不公』之爭議，審議單位力求嚴謹，造成審議時間過長之情形，而原法各類補償項目所訂定之最高金額，易讓申請人誤解為當然受領之金額，而生期待落空之感。綜上，現行補償制度，讓申請人等候過久、質疑審議公平性、期待落空等二次傷害，進而導致不滿，故實有通盤修正之必要性。三、有鑒於此，本次修正根本性調整『犯罪被害補償金』之定位與性質，從『民事概念之代位求償給付性質』更為『特殊社會福利補助之給付行政性質』，並改採『國家責任主義』，各類補償金爰改行『單筆定額給付制』，修正原第9條第1項，刪除原之補償項目與其金額及原第9條第2項、第3項規定，朝向簡化調查項目及申請文件之目標，以增進審議效率，減少犯罪被害人期待落空之傷害，減輕申請人長期等待之心理負擔；其補償金數額參考近5年各類補償金之平均補償人數與近3年之補償金決定總額經費數，並衡酌社會各界對於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之日益重視，酌定本條第1項之相當數額。」可知，被告基於「特殊社會福利補助之給付行政性質」，雖各類補償金改為「單筆定額給付制」，然被告仍應依被害人權保法就被害人被害年齡、犯罪情節等情狀或同法所定其他要件依法衡量後，方能在10萬元至40萬元範圍內予以裁量，故本件涉及被告之行政裁量決定，本院尚無從自為判決逕命被告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原告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未達全部有理由之程度，爰依行政訴訟法第200條第4款規定，判命被告應依本判決之法律見解另為適法之處分，並駁回原告其餘部分之聲明。至原告主張其得請求200萬元部分，然觀系爭申請原告係依被害人權保法第63條第1項但書規定請求，已如前述，自應適用被害人權保法之相關補償規定，是其此部分之主張，應無可採。

七、綜上所述，原處分既有前開違法情形，被告逕以原處分否准原告之系爭申請，即有違誤，覆審決定未予糾正，亦有未合，原告執此指摘，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覆審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原告訴請被告作成特定內容如訴之聲明第2項所示核給補償金之行政處分者，仍待被告遵照本件判決之法律見解重為審議後，作成適法決定，爰依行政訴訟法第200條第4款規定，命被告依本判決之法律見解對原告作成決定，原告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

九、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0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黃子溎

                                    法  官　傅伊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方信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