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判決 九十二年度訴字第二三八九號
原 告 天賜開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甲○○
訴訟代理人 丙○○
被 告 財政部臺灣省北區
國稅局
代 表 人 許虞哲(局長)住同右
訴訟代理人 乙○○
丁○○
右
當事人間因營利事業
所得稅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一日台財
訴字第0000000000號
訴願決定,提起
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壹、事實概要:
一、原告辦理民國(下同)八十八年度
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原列報利息支
出新台幣(下同)一、九○八、一七○元,但被告機關查核時則以原告未取得
合法憑證全數剔除。
二、原告不服
上開核定而申請復查,但復查結果未獲變更,原告提起訴願亦經財政
部於九十二年四月一日以台財訴第0000000000號
訴願決定駁回,原
告因此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貳、
兩造聲明:
一、原告聲明:
求為判決
撤銷原處分(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
二、被告聲明:
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參、兩造之
爭點:
一、原告主張之理由:
A、被告機關認定原告公司列報利息支出為未取得合法憑證,而予全部剔除。其
所持理由
無非以原告公司「非營業所需之借款利息不予認定」及「營利事業
向金融業借款,其利息支出之認定,以使用該事業名稱所借入之款項為限」
分別為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九十七條第一款及同條第十二款所明定。
B、
惟查:
1、原告公司八十八年度(全年)向中國農民銀行大安分行借款總額二○、九
○○、○○○元,其中以公司名義借款五、九○○、○○○元,應支付利
息五八四、三五八元,以負責人甲○○名義借得一五、○○○、○○○元
,應支付利息一、三二三、八一二元(本公司為一實質家族公司,因銀行
對公司之抵押品及借款額度之限制,故
乃以負責人名義向銀行貸款借公司
營運之用),而當年度因經營不善,無力繳清利息,當然無從取得繳款收
據,亦未能對負責人辦理扣繳申報。但為明權責發生制起見,乃依所得稅
法第二十二條及查核準則第六十四條之規定,列為當年度損費,貸記「應
付利息」,該年度應付銀行利息金額總計確為一、九○八、一七○元,並
無
違誤或虛報。
2、「欠債還錢、天經地義」,尤以欠銀行之債,更是銖錙必較,分毫不差。
原告公司於八十八年度就五、九○○、○○○元之銀行貸款部分繳付利息
四一八、○○○元、八十九年度繳三五○、○○○元、九十年度繳六○○
、○○○元,九十一年度繳六二○、○○○元,九十二年度繳二四○、○
○○元。就一五、○○○、○○○元銀行貸款部分繳付利息八六○、○○
○元,總計至今繳納「應付利息」將近三、○○○、○○○元,且目前仍
在繼續分期繳付之中,蓋尚有逾期未繳納完全者,此均有中國農民銀行補
發之利息收據
可稽。
3、原告公司儘管積欠銀行利息,但仍勉力經營,歷年來均合法申報繳納營利
所得稅捐,有卷可查。被告機關以無力繳納之「應付利息」,當作課稅所
得來課稅(實際上當年雖未繳,但來年亦終必繳付,無法置外),實有損
所得稅
量能課稅之精神及課稅
公平原則。
二、被告主張之理由:
A、
按「非營業所必需之借款利息,不予認定」及「營利事業向金融業借款,其
利息支出之認定,以使用該事業名稱所借入之款項為限。」為營利事業所得
稅查核準則第九十七條第二款及第十二款前段所明定。
B、原告主張八十八年向中國農民銀行板橋分行貸款二○、九○○、○○○元,
其中以公司名義借款五、九○○、○○○元,應支付利息五八四、三五九元
,以負責人甲○○名義借得一五、○○○、○○○元,應支付利息一、三二
三、八一二元,當年度因經營不善,無力繳清利息,乃依所得稅法第二十二
條規定,列為當年度損費,貸記「應付利息」,截至目前已繳納近三、○○
○、○○○元,仍在分期繳納中,均有中國農民銀行補發之收據可稽等語。
C、本件經查依據中國農民銀行大安分行九十一年十月七日農安字第九一六七七
○○一○七號函,原告八十八年度貸款本金餘額為五、九○○、○○○元,
全年應繳利息為五八四、三五八元,全數均未繳納,原告提供中國農民銀行
以張黃仁鳳名義存摺存款存入憑條影本等證據,仍無法證明借款確為原告營
業所必需之借款利息支出。
D、原告於復查、訴願時均未提示帳簿、憑證及相關證明文件供查核,空言主張
,自非可採。
理 由
壹、兩造爭執之要點:
一、原告申報其八十八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時,列報當年度因向中國農民銀行大安
分行借款總額二○、九○○、○○○元,而應付該銀行利息款一、九○八、一
七○元,而將之列為當年度損費。
【註】:⑴該筆利息原告並未實際支付予中國農民銀行大安分行,而是「負債
」入帳,在資產負債表上列為負債欄下之「應付利息」。
⑵又上開借款之借款名義人分別為:
①其中之五、九○○、○○○元本金,借款名義人為原告公司,當
年度應付之利息金額為五八四、三五八元。
②其中之一五、○○○、○○○元本金,借款名義人為原告公司負
責人甲○○,當年度應付之利息金額為一、三二三、八一二元。
二、被告機關則以:
A、上開借款一五、○○○、○○○元所生之利息,因不符合查核準則第九十七
條第十二款之規定(「營利事業向金融業借款,其利息支出之認定,以使用
該事業名稱所借入之款項為限」),而予剔除。
B、上開借款五、九○○、○○○元所生之利息,因為原告無法證明為營業所須
,所以依查核準則第九十七條第二款之規定(即「非營業所必需之借款利息
,不予認定」)
予以剔除。
三、原告則爭執稱:
A、雖其用負責人名義借款,但借來之款項還是用在公司營業上,依「
實質課稅
原則」仍應許可認列。
B、而以上二筆借來之款項一向用在公司營業上,因此其應付之利息可核實認列
為公司損費。
貳、本院之判斷:
一、有關所得稅法上客觀證明責任之配置:
A、按在所得稅爭議案件,有關稅基所得之證明責任,依行政訴訟法上之「客觀
證明責任分配原則」(這裏不用「
舉證責任」一語,是因為考慮到行政訴訟
法要求法院有職權調查之義務,但即使法院有職權調查之義務,在調查途徑
已窮盡之情況下仍然有證明責任之客觀分配法則存在,以決定案件之勝負)
,應為以下之配置:
1、有關所得加項之收入,屬於稅捐債權發生之要件事實,應由「稅捐稽徵機
關」終極負擔「事證不明」之不利益(意即果經法院職權調查後,
納稅義
務人是否有此筆加項收入存在,仍處於真偽不明之情況時,稅捐稽徵機關
即不得將此筆收入計入納稅義務人之所得項內),除非基於
法律之規定,
或者基於有法律明確授權之
法規命令,容許「
推計課稅」,才會「弱化」
稅捐稽徵機關對待證事實之證明強度,而實質上課予納稅義務人反證證明
「加項收入存在具有真偽不明之情況,而且此
等情況之真偽不明有極高程
度的蓋然性」。以上所述客觀證明責任之「弱化」,屬於法理原則之例外
情況,必須有其規範上
正當性,方得許可。
2、而有關所得減項之成本及費用,因屬稅捐債權減縮或消滅之要件事實,則
應由「納稅義務人」終極負擔「事證不明」之不利益。換言之,如果經法
院職權調查後,納稅義務人是否有此筆減項費用存在及其費用之多寡,仍
處於真偽不明之情況時,稅捐稽徵機關具有「決定是否接受此筆支出(或
多少金額之支出),將之列為所得減項」之認定權限。且此種權限之限制
,應僅受「
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或行政法理之其他「
一般法律原則」而已
。
a、而成本費用之證明,在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情形,基於「收入成本配合原
則」,又可分為二個層次來討論。
b、在第一層次上要先證明確有「金錢(或可以金錢評估計價之財物、勞務
)支出」之事實存在。
c、在第二層次上則要證明該等支出與收入之取得具有關連性。
Ⅰ、在營利事業分別有「課稅收入」與「免稅收入」,而稅捐稽徵機關與
納稅義務人間又對特定費用之歸屬對象發生爭議時:
⑴、納稅義務人對「費用歸於課稅所得項下」一事負客觀證明責任。
⑵、稅捐稽徵機關對「費用歸於免稅所得項下」一事負客觀證明責任。
⑶、如果雙方之舉證活動均無法滿足「客觀證明責任」之要求,或者某
些費用在本質上無法從事實層面予以區隔(例如總管理處的人事費
用或者辦公室之水電費),則必須在法規範之層次予以解決(當然
如果實證法對此沒有規定,馬上就涉及「稅捐法定原則」下的「法
源論」問題,即稅捐法上是否容許法律漏洞的補充﹖若許可補充,
何一機關或組織有權補充﹖因漏洞補充所創造之法規範,在「稅捐
法定原則」下是否為
適格之法規範﹖等等一連串之課題,不過其與
本案之爭點無關,在此不予詳述)。
Ⅱ、至於營利事業在當年度僅有單一之「課稅收入」時,納稅義務人也要
證明上開特定金錢(或可以金錢評估計價之財物、勞務)支出與其營
業活動具有關連性。不過在此也應特別說明的是:
⑴、雖然現行所得稅法制原則上採「週期稅制」,但是週期稅制之設計
純粹是基於稽徵技術之考慮,並不能因為稽徵技術之考量而忽略了
量能課稅原則或實質課稅原則之實踐(在此法理下,現行營利事業
所得稅制原則上不容許不同年度間之盈虧互抵,其妥適性實值斟酌
)。
⑵、因此特定年度之費用支出是否為營業上所必需,當然也不能僅以特
定年度之營業情況為準,應該打破曆年制之觀念限制,從企業持續
經營之角度來作決定,故特定費用支出是否為業務之所須,不應侷
限於費用產生年度之企業營業現狀,而應向前回溯,整體觀察。
B、稅法上「待證事實法律化現象」之說明:
1、按法院對訴訟案件勝負之判斷,無非是透過「認定事實」及「
適用法律」
二個過程行之。而事實是依證據來認定,法律則是透法學方法論來認知及
補充。因此法律與事實是必須嚴加區分的二個概念。
2、但
是以上所言之法律適用過程中,有關事實認定之部分,卻容許
立法者用
法律的手段來加以介入,因而產生「待證事實法律化」之現象,這點在
行
政法規中特別明顯。所以在法有明文之情況(例如實證法中有「
推定」或
「視為」等具體規定),法院對法律事實之
心證形成過程,實質上即會受
該等法律明文之限制。
3、而法律介入事實認定時,最常見的方式不外「推定」及「視為」二種情形
,但並不以此為限,也包括⑴「限制證據方法」、⑵「限制調查方式」等
其他方式。而以上二種規定之存在(即「限制證據方法」與「限制調查方
式」),也因此會對證據法上之「
職權調查原則」形成一個法定的底線,
法院所發動的職權調查途徑,不能超過此一底線。
4、當然「待證事實之法律化」必須建立在「正法」理念下,並非可由立法者
任意為之,而必須具有實質上之公平性存在,不然即構成立法權之濫用,
而有
違憲之虞。
5、稅捐法令中存有「待證事實法律化」現象之法理正當性,以及其法規範結
構之特色:
a、按現行稅法上存有大量之「推定」、「擬制」或「限制證據方法」與「
限制調查方式」法規範,其待證事實法律化之現象非常明顯。而這樣現
象存在之法理正當性在於:納稅義務人最清楚相關之稅基事實真相,而
且實際掌握相關證據資料,因此稅捐之核課有賴於納稅義務人之協力,
所以稅法上要求人民負擔
協力義務,而稅法上有關「待證事實法律化」
之法規範,通常即是「協力義務」之具體化內容(但協力義務之課予,
仍以人民掌握有課稅資料之前提,如果法律明定「必須有前提事實存在
,人民才產生協力義務或必須
承受不利認定,則此等前提事實之證明,
仍由稅捐稽徵機關負擔。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五類第五款
參照)
。
b、而在法規範之結構上,稅法上介入待證事實認定之法規範,通常未必
均規定於法律中,反而多是規定在法律明文授權之法規命令內,此時
法院對這種法規命令,必須為以下事項之審查:
Ⅰ、有無法律或經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為其規範基礎。
Ⅱ、如果是以經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作為規範基礎時,有無逾越授權範
圍。
Ⅲ、規定內容有無違反「法明確性」之要求。
6、另外「在待證事實是以法律之手段來進行認定時」(即待證事實法律化之
具體實踐過程中),還須特別注意以下二點:
a、從某個角度言之,「待證事實法律化」之功能主要是在減輕稅捐稽徵機
關之證明負擔,而不能反向作為納稅義務人逃避證明責任之藉口。因此
即使納稅義務人提出了符合法律形式要求之證據方法,但此等證據方法
證明力之高低仍可由稅捐稽徵機關進行評估,只不過其評估結果,要受
法院之審查而已。不能倒過來謂:「只要納稅義務人提出了符合法律文
義要求之證據資料,稅捐稽徵機關就一定必須無條件地接受此等證據資
料之實質證明力。」
b、但從另一方面而言,「待證事實法律化」所使用之法律文字應如何來解
釋,固然稅捐稽徵機關本諸行政職掌而享有優先之解釋權限,可是其解
釋內容是否有遵循法學方法論之要求,而符合規範本旨,法院亦享有全
面的法規審查權限;而解釋法律之過程中,法律文字文義之詮釋也應取
向於規範目的。因此當法律對證據方法設限,而納稅義務人提出之特定
證據資料是否符合法律之限制要件,即變成「將事實涵攝於法律過程中
」之「事實定性問題」,法院可依規範本旨為解釋。
二、而基於二項法理基礎,本院以為原告在本案中之主張均非
有據,理由如下:
A、首先,應予說明的是,在權責發生制下,一筆借入款可在公司帳上認列相關
利息費用之要件有三:
⑴公司確有借入該筆款項(即有借貸發生)。
⑵其次是該借入款項必須實際供營業上使用。
⑶最後則是該筆利息債務確實已發生(不問是否支出現金)。
若同時符合此三要件,則除非稅法在認列時點及認列數額(例如利率設有上
限等)有所調整外,即應許其認列為利息費用,於此合先敍明。
【註】:⑴學會計的人,通常只注意到上述要件三,認為只要符合要件三,
即可認列為利息費用,殊不知要件一及二係屬要件三之先決要件
,亦即當要件一或要件二有任一不符合時,則要件三根本不可能
成立。會計人之所以會誤解此一觀念之理由,在於其不了解課本
上的習題假設要件一及二已經成立(即將其視為理所當然),但
這不代表在實務上不需考量此等要件。
⑵缺乏要件一時,代表公司根本無該筆債務存在,若公司仍給付該
筆不存在債務所生之利息時,在法律上是非債清償,在會計上亦
非利息費用,而為其他損失,在稅法上則因其與營業無關而不予
認列。
⑶符合要件一、三,而缺乏要件二時,公司因確實存在此筆債務,
故公司給付該筆債務所生利息時,在法律上係屬有效之清償,惟
在會計上應如何處理則是個問題,依經濟實質重於法律形式之原
則,須視個案
而定,例如,實務上常見的情形是股東將該筆款項
挪為私用,此時,
系爭事實的經濟實質可解為公司將該筆資金又
貸予股東,故應予設算利息收入(查核準則第三十六條之一參照
),而該貸款所生之利息支出自可核實認列,惟此時仍應注意查
核準則第九十七條第十一款之規定及其與查核準則第三十六條之
一之關係。
B、本件系爭借款事實,可區分為以原告公司名義借入之五、九○○、○○○元
本金(當年度應付之利息金額為五八四、三五八元)及以原告公司負責人名
義借入之一五、○○○、○○○元本金(當年度應付之利息金額為一、三二
三、八一二元)兩部分,以下分別論述之。
C、以原告公司負責人為借款名義人之部分:
1、此部分之爭點在於公司是否確實有借入該筆款項,依原告八十八年度營利
事業所得稅申報書
所載,原告公司帳上確有帳列銀行借款二○、九○○、
○○○元,其中一五、○○○、○○○元為八十八年入帳,惟其在會計上
之意義,僅能證明公司當年度確實有流入一五、○○○、○○○元之現金
,而公司於貸方計入同額之負債科目。
2、而原告訴稱「本公司為一實質家族公司,因銀行對公司之抵押品及借款額
度之限制,故乃以負責人名義向銀行貸款借公司營運之用」
云云,顯示原
告混淆了「法人」之意涵。蓋公司組織係依公司法設立,以營利為目的而
具有獨立人格之
社團法人,故公司與公司之股東有其各自獨立之人格,不
可混為一談,尤其資合公司之股東以其出資額負有限責任,為保障債權人
之權益,更應嚴格區分公司與股東之財產。
3、若公司有事實上困難而須借用股東之名義借入款項,亦無不許之理,惟為
滿足前述法人人格之獨立性之要求,公司應選擇下列兩種交易型態之一種
:
⑴公司可另成立承擔股東債務之債務承擔契約(但根據本案原告負責人主
張之理由觀察,銀行應該不會同意,否則直接以公司名義借入即可)。
⑵或由公司與股東另成立一個借貸契約。
若不為上述交易安排,則該筆債務根本不會成為公司所負擔之債務,公司
帳上自無認列該等負債之可能,本案原告公司既未成立債務承擔契約(因
銀行方面之債務人仍為股東),則只能認為公司與股東有借貸關係(事實
上,原告公司亦應認有借貸關係,因依原告之主張,該公司係利用股東名
義為公司借入該筆款項後再「轉(貸)」給公司),此時,公司帳上負債
科目名稱應改為股東往來,
而非銀行貸款。
4、本來依權責發生制,不問是否實際支出現金,費用應於實際發生(即產生
對應之負債時)之年度認列,惟本案係屬特殊之交易安排,事涉關係人交
易,故查核準則第九十七條第十二款規定「...其以個人名義借款轉貸
營利事業運用者,...,該事業支付個人之利息,如經取得個人出具之
收據,並依法辦理扣繳所得稅,可核實認定」,此項規定乃是「待證事實
法律化」之表現,並且從權責發生制之精神轉向現金收付制,其目的在確
保交易流程之事後可檢證性,係為因應關係人交易間之可能之弊端而為之
規範。而目前查核準則在司法實務上一向承認其為法規命令,因此此等規
定之規範有效性應得確認。
5、而本案原告並未符合查核準則第九十七條第十二款對系爭事實之規定,故
被告機關將該筆利息支出予以剔除,於法並無不合。附帶一提,縱使原告
已符合查核準則第九十七條第十二款之規定,仍應另符合「供營業上使用
」之要件,始有核准認列為費用之可能。
D、以原告公司為借款名義人之部分;
1、原告訴稱「歷年來均合法申報繳納營利所得稅捐,有卷可查。被告機關以
無力繳納之應付利息,當作課稅所得來課稅」云云,顯係對權責發生制及
利息費認列之要件有所誤會,蓋前已述及公司欲認列借入款項所生之利息
費用,除須證明公司有借入之事實及因借款所生之利息債務已發生外,更
須證明其用途係為公司營業上所使用,
始足當之。
2、而本案原告提供中國農民銀行以張黃仁鳳名義存摺存款存入憑條影本及借
款人為天賜開發事業有限公司(負責人為甲○○)之借據,僅能證明原告
公司於八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確實有向中國農民銀行借入五、九○○、○
○○元之事實,惟原告仍應證明該借款確為原告營業所必需,即原告應對
「八十三年度借入款項係用於營業」一事盡其客觀證明責任,始可認列該
筆借款所生之利息費用。但原告就此並未為任何證明,自難信其主張為真
正。
3、原告又謂「以往年度被告機關均承認該筆五、九○○、○○○元之貸款利
息,而在八十八年度卻予以剔除,其理由安在?」云云,本院認為這是原
告未理解現行所得稅法制的
緣故,按現行營利事業所得稅係採申報制,由
稅捐稽徵機關保留事後之查核權,且為達稽徵經濟之原則,僅採取抽查的
方式而未予全查;因此,當申報書上有稽徵機關沒有發現之錯誤而未予剔
除時,並不代表爾後於不同年度發覺同類型之錯誤時,就不能再予剔除。
參、
綜上所述,本件原處分並無違法,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爰依行政訴訟法第九十八條第三項前段,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八 月 十三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第 五 庭
審 判 長 法 官 黃清光
法 官 劉介中
法 官 帥嘉寶
右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
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
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
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
他造人
數附
繕本)。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八 月 十三 日
書記官 蘇亞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