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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易字第24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高建生

選任辯護人  陳啟昌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28999號），本院判決如下：

高建生無罪。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高建生與告訴人丙○○係同居男女朋友關係，2人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所定之家庭成員，被告前因對告訴人施暴，明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下稱嘉義地院，起訴書誤載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業經檢察官當庭更正)經告訴人聲請，依家庭暴力防治法，於民國110年8月6日核發110年度家護字第420號民事通常保護令(下稱本件通常保護令)，裁定被告不得對告訴人實施家庭暴力、不得為騷擾、通話、通信之聯絡行為，保護令有效期間1年；竟基於違反保護令之犯意，㈠於110年8月24日上午11時48分許至同日下午4時許，撥打LINE通訊軟體(下稱LINE)語音電話予告訴人共9次，又傳送內容為「你不想我了嗎」之文字予告訴人；㈡於110年9月10日上午11時41分許至同日下午2時29分許，傳送內容為「到拿裡了」、「到拿裡了」之文字予告訴人，又撥打LINE語音電話共2次；㈢於110年9月12日上午7時41分許至同日上午9時26分許，撥打LINE語音電話予告訴人共4次，又傳送內容為「你錢要還給我」之文字予告訴人，以此方式違反本件通常保護令內容。因認被告涉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2款違反保護令禁止騷擾、通話、通信之聯絡行為之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又按家庭暴力防治法立法目的，在於保護處於家庭暴力危險中之被害人，免受身體或精神上之不法侵害，進而防治家庭暴力行為之發生，以促進家庭和諧，家庭暴力防治法之實施，目的在幫助受暴力侵害的不幸受害者可以得到保護，使得弱勢的一方能即時獲得司法介入。而「違反法院依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3項所為之下列裁定者，為本法所稱違反保護令罪，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二、禁止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為」、「騷擾：指任何打擾、警告、嘲弄或辱罵他人之言語、動作或製造使人心生畏怖情境之行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2款、第2條第4款固規定甚明。然前開所謂「騷擾」，應係指行為人無故而對持有保護令者有打擾、警告、嘲弄或辱罵之言語、動作或製造使人心生畏怖情境之行為而言。實務上核發保護令之要件相對寬鬆，雖可免生法益保護之漏洞，然亦因而易遭濫用，故為免當事人間彼此主張自己權利之行為動輒構成違反保護令罪，使保護令遭濫用而成為爭權之利器，解釋家庭暴力防治法上「騷擾」此一概念範圍過於廣泛，缺乏定型性之開放性構成要件，自應參酌前揭立法目的予以合理地目的性限縮。是保護令相對人所為之行為若非專以侵害、騷擾保護令聲請人為目的，而兼有其他主張或保護合法權利之目的，縱使所為行為已使保護令聲請人產生不快不安，惟仍與家庭暴力防治法所謂「騷擾」之概念不符，而不應以違反保護令罪相繩。此於保護令係禁止相對人對聲請人為「通話」、「通信」之聯絡行為之情形，亦應作相同之解釋。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以被告之供述、告訴人之指述、本件通常保護令等為其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於知悉本件通常保護令後，為上開一、㈠至㈢所示行為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違反保護令之犯行，辯稱：我沒有違反保護令的犯意，是告訴人主動與我聯絡，告訴人也是我公司員工；本案第1次是告訴人回來上班，我與告訴人在聊天，第2次是我要去高鐵車站載告訴人，我才問她到那裡了，第3次我叫告訴人錢還我，是因為告訴人把公司公款帶走沒有還給我，我才傳這個訊息給她等語。辯護人則辯以：本件通常保護令的核發存在具重大瑕疵，在核發後告訴人又主動積極與被告聯絡，令被告誤認與告訴人聯絡是在其同意的情況下，應無構成違法的認知，所以被告雖然有檢察官所述的行為事實，但主觀沒有犯罪的惡意等語。

五、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曾係同居男女朋友，而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所定之家庭成員，經告訴人於110年7月13日聲請嘉義地院核發通常保護令，嘉義地院於同年8月6日核發本件通常保護令，命被告不得對告訴人實施家庭暴力，並不得為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之聯絡行為，本件通常保護令有效期間為1年，嗣本件通常保護令於同年8月10日送達告訴人，另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警員於同年8月10日電訪告知被告本件通常保護令應遵守內容，被告並於同年8月11日收受本件通常保護令，然被告：⒈於110年8月24日上午11時48分許至下午4時許，以LINE撥打電話予告訴人共9次，並傳送「你不想我了嗎」之文字予告訴人，⒉於同年9月10日上午11時41分許至下午2時29分許，以LINE傳送「到拿裡了」、「到拿裡了」之文字予告訴人，並撥打電話予告訴人2次，⒊於同年9月12日上午7時41分許至上午9時26分許，以LINE撥打電話予告訴人共4次，並傳「你錢要還給我」之文字予告訴人，後嘉義地院於111年1月5日以111年度家護聲字第2號裁定撤銷本件通常保護令之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見偵卷第20頁、第49至50頁、第62頁、第65頁；本院110年度審易字第2135號卷，下稱本院審易卷，該卷第65頁；本院111年度易字第243號卷，下稱本院易卷，該卷第36至37頁、第197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偵訊時之證述相符(見偵卷第62、65頁)，並有家事聲請狀、本件通常保護令、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110年8月13日新北警店治字第1104119874號函暨所附保護令執行紀錄表、送達證書、LINE對話紀錄截圖、嘉義地院111年度家護聲字第2號裁定在卷可稽(見偵卷第13至15頁、第67頁，嘉義地院110年度家護字第420號卷第7至11頁、第63頁，本院審易卷第39頁、第45至47頁、第233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110年8月24日部分：

　⒈告訴人於110年7月13日聲請嘉義地院核發通常保護令之後，仍返回被告擔任負責人之奇高石材有限公司(位在臺北市文山區，下稱奇高公司)上班至同年7月31日，其間並與被告同居，又告訴人於同年7月27日在奇高公司遭蓮花缽壓傷，故於同年7月31日返還嘉義之住處等節，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陳述在卷(見本院易卷第152頁)，並有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可憑(見本院易卷第176至177頁、第179頁、第183頁)。再於前述本件通常保護令送達、通知告訴人、被告後之110年8月11日至同年月23日間，告訴人與被告仍頻繁以LINE通話、通信，例如：告訴人於同年8月11日下午3時44分許主動詢問被告：「打疫苗沒？」，被告於同日晚間7時26分許回覆：「我去把龍眼，因白天蜜蜂跟虎頭蜂都來吃。沒辦法把，我現在去把」；告訴人於同年月12日上午5時25分許主動傳送「早安」之貼圖予被告；告訴人於同年月13日上午9時58分許至10時許間主動傳送其傷勢照片予被告並表示：「今天換藥、傷口是這樣」，並於同日上午11時5分許撥打電話與被告通話3分31秒，2人並於同日下午5時許討論個人體重；告訴人於同年月19日晚間7時40分許傳送車損照片予被告；被告於同年月20日下午4時39分許詢問告訴人：「傷口是不是很嚴重 沒有為什麼不接我電話」，告訴人於同日晚間8時41分許撥打電話與被告通話24分28秒；被告於同年月23日上午10分52分許傳送奇高公司所有車輛之交通違規單照片予告訴人，告訴人則於同日上午10時54分許傳送「金拍謝」之貼圖予被告，此有該2人間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附卷足憑(見本院審易卷第153至195頁、第245至249頁)，可見於此段期間，告訴人與被告間之互動正常，更有分享近況、關心對方之舉。

　⒉於110年8月24日上午11時48分許至下午1時54分許間，被告以LINE撥打電話予告訴人共7次，告訴人均未接聽後，被告於同日下午3時29分許以LINE向告訴人表示：「你不想我了嗎？」，告訴人則於同日下午3時55分許以LINE撥打電話予被告，然被告未接聽，被告再於同日下午4時許以LINE撥打電話與告訴人通話2次(通話時間分別為11秒、13分8秒)，告訴人又於同日晚間10時20分許傳送「星座好朋友」之星座分析予被告，此有該2人間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稽(見偵卷第67頁，見本院審易卷第151至153頁)。復依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上開110年8月24日LINE對話紀錄中所示之前7次電話我都沒有接，在「你不想我了嗎？」之後的2次通話，我不記得講什麼了；我其實是金牛座，我可能要讓被告知道金牛座的個性是怎麼樣，所以才會傳送上開星座分析給被告等語(見本院易卷第176至178頁)。再告訴人更於110年8月26日返回奇高公司上班至同年9月4日，此有證人即奇高公司員工乙○○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該段期間之現金帳是告訴人結的等語(見本院易卷第187頁)，及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該段期間之現金帳好像是或應該是我所記載等語可稽(見本院易卷第184頁) ，並有奇高公司於該段期間之日報表-現金帳「收款人」欄右下角均載有告訴人姓氏之「曾」字足佐(見本院易卷第77至79頁)。

　⒊衡諸前述告訴人於聲請核發通常保護令之後，仍與被告同居至110年7月31日，復於本件通常保護令送達、通知後，該2人尚於同年8月11日至23日間聯絡頻繁、互動正常，並有分享近況、關心對方之舉，且被告於同年8月24日以LINE撥打電話予告訴人共9次，並傳送「你不想我了嗎」之訊息予被告後，告訴人仍與被告分享星座分析，更於同年8月26日至9月4日返回奇高公司上班，未見因此有何負面反應，又告訴人不記得上開9次中最後2次之通話內容等情，可見被告上開撥打電話9次及傳送訊息，是否係與先前之正常互動不同，而屬被告基於侵害、騷擾告訴人之目的所為，且使告訴人產生不快不安，實屬有疑，被告辯稱就此部分所為，並無違反保護令之犯意等語，並非無據。

　⒋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雖證稱：於本件通常保護令核發後，至110年8月24日之前，被告找我像是奪命連環call，一直打給我，要我回臺北；我於110年8月24日後來接被告的電話是因為怕被告會衝到嘉義去等語(見本院易卷第177至178頁)，及於另案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打電話叫我回去與他同居，因為我不想再回去，被告就說我不回去，他要告我侵占公款等語(見本院易卷第220頁)，然此與上開LINE對話紀錄所示該2人間互有主動聯繫，且未見被告有何強迫告訴人返回臺北或奇高公司上班，亦未見有何告訴人若不接聽電話被告即會衝到嘉義之情形不合，卷內復無其他證據得以補強告訴人證述之該等情節，況依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在110年8月到9月間，在奇高公司看過被告跟告訴人的互動狀況，我們辦公室有4個座位，那時候只有我、被告、告訴人3人，若告訴人沒有上班時，就只有我與被告2人，我們在辦公室的位置都蠻近的，被告與告訴人間就像是一般正常上班的狀態，偶爾也會開開玩笑(見本院易卷第188頁)，足徵告訴人於110年8月26日返回奇高公司上班後，其與被告間之互動並無異常，益難遽認被告有何於同年月24日以LINE強迫告訴人返回臺北或奇高公司上班之情，是自無法以告訴人之上開證述，而對被告為不利之認定。

　㈢110年9月10日部分：

　  被告辯稱：我於110年9月10日要去高鐵車站載告訴人，才以LINE問她到那裡了等語，核與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於110年9月9日，我與被告約好隔天要回奇高公司，然後被告於同年月10日就以LINE問我說到哪裡了等語相符(見本院易卷第180頁)，亦與被告於該日係以LINE先於上午11時41分許傳送「到拿裡了」之訊息予告訴人，因告訴人未回覆，再於上午11時42分許撥打電話與告訴人短暫通話22秒，復於下午2時9分許傳送「到拿裡了」之訊息予告訴人，因告訴人未回覆，再於下午2時29分許撥打電話與告訴人短暫通話14秒之情，並無不合，此有LINE對話紀錄附卷可稽(見偵卷第67頁)，是被告所辯，尚屬有據。而被告既係因告訴人欲返回奇高公司、為接送告訴人，而於110年9月10日以LINE傳送上開訊息及撥打上開電話予告訴人，自難認係基於侵害、騷擾告訴人之目的所為，況依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傳送該訊息給我，對我並沒有造成不舒服或不愉快的地方，因為那時我打算再回奇高公司與被告同居等語(見本院易卷第180至181頁)，足見亦未因此使告訴人產生不快不安，是被告辯稱就此部分所為並無違反保護令之犯意等語，尚屬可採。

　㈣110年9月12日部分：

　⒈告訴人於110年9月10日返回奇高公司後，曾於同年月11日在奇高公司上班1日，負責結帳並填寫日報表之情，此有告訴人及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可稽(見本院易卷第184頁、第187至188頁)，並有奇高公司日報表-現金帳在卷可佐(見本院易卷第81頁)，再被告事後在該日之日報表-現金帳之「支出明細/金額」欄位記載「拿走56000 出車金3000 辦公室零錢」等語，此有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足憑(見本院易卷第188頁)，且有上開日報表-現金帳附卷可稽，又依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於110年9月12日以LINE撥打電話及傳送訊息給我，是因為被告認為我拿了他的錢；我覺得莫名其妙，因為我沒有拿被告的錢等語(見本院易卷第181頁)，可認被告於110年9月12日上午7時41分許至上午9時26分許，以LINE撥打電話予告訴人共4次(告訴人就其中2次未接、另2次則有接聽)，並傳「你錢要還給我」之文字予告訴人(見偵卷第67頁)，係因主觀上認為110年9月11日由告訴人結帳之現金遭告訴人取走，方要求告訴人還錢，尚非專以侵害、騷擾告訴人為目的，而兼有主張合法權利之目的，是難遽認被告就此部分所為有何違反保護令之犯意。

　⒉至於被告與告訴人就告訴人是否取走奇高公司現金一事各執其詞，然卷內既無證據證明此為被告所刻意捏造並藉以侵害、騷擾告訴人，自難憑此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㈤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雖證稱：我因為家暴導致停藥3年的憂鬱症復發；我於110年9月開始睡不好，我一直拖到110年11、12月才去看醫生，確定是憂鬱症復發等語(見本院易卷第179、182頁)，其中就憂鬱症復發部分，固有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110年12月17日(乙種)診斷證明書記載告訴人「鬱症，復發，中度」等語可佐(見本院審易卷第205頁)，然就被告本案行為與告訴人憂鬱症復發間是否具有因果關係，卷內並無其他證據得以補強，故無法據此為不利被告之認定，併予說明。　

六、綜上所述，本案依卷存事證，不足以認定被告有何違反保護令之犯行，自無法對被告遽以該罪相繩。而公訴人既無法為充足之舉證，以說服本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本院本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及依上開法條、判決先例意旨，自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從而，本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文琦提起公訴，檢察官邱曉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18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蘇宏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徐鶯尹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19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