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書系統

113年度金訴字第3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重文

選任辯護人  蔡文玉律師

            呂俊杰律師

            吳東諺律師

被      告  白惠萍

選任辯護人  黃仕翰律師

            顏名澤律師

            伍經翰律師

被      告  康立錡

選任辯護人  沈孟生律師

被      告  陳洛麟

選任辯護人  孫治平律師

被      告  李嘉豪

選任辯護人  劉上銘律師

            王偉丞律師

            林文鵬律師

被      告  陳玉玲

選任辯護人  陳傑明律師

被      告  石富宇

選任辯護人  林宗志律師

            張學維律師

參  與  人  立錡雲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康立錡

參  與  人  維鑛科技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康立錡

參  與  人  富又康機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楊貫中

上列被告因貪污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7702、23535、2436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一、陳重文犯如附表甲編號一至六「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甲編號一至六「主文」欄所示之刑。有期徒刑得易科罰金部分（即附表甲編號二、三），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不得易科罰金部分（即附表甲編號一、四、五、六），應執行有期徒刑捌年陸月，褫奪公權陸年。　　

二、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玖拾萬肆仟壹佰貳拾元、肆佰肆拾壹萬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未扣案之國亨行銷事業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二年五月二日、一一二年五月十八日股東同意書上偽造「蔡景怡」之署押各壹枚，均沒收。　　

四、陳重文其餘被訴部分（即起訴書犯罪事實四㈣國亨行銷事業有限公司資本不實部分）無罪。　　

一、白惠萍犯如附表甲編號二至五「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甲編號二至五「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白惠萍部分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拾萬元。

二、未扣案之國亨行銷事業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二年五月二日、一一二年五月十八日股東同意書上偽造「蔡景怡」之署押各壹枚，均沒收。

三、白惠萍其餘被訴部分（即起訴書犯罪事實四㈣國亨行銷事業有限公司資本不實部分）無罪。　　　　

　　康立錡犯如附表甲編號一至二「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甲編號一至二「主文」欄所示之刑。均緩刑參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康立錡部分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參拾萬元，以及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壹佰小時之義務勞務。

　　陳洛麟犯如附表甲編號六「主文」欄所示之罪，處如附表甲編號六「主文」欄所示之刑。

一、李嘉豪犯如附表甲編號七、九「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甲編號七、九「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緩刑參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李嘉豪部分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佰萬元，以及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壹佰陸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二、李嘉豪已繳回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陸佰貳拾參萬參仟柒佰貳拾貳元，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　　　　　　　

一、陳玉玲犯如附表甲編號八「主文」欄所示之罪，處如附表甲編號八「主文」欄所示之刑。緩刑參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陳玉玲部分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拾萬元，以及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陸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二、陳玉玲已繳回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萬參仟伍佰壹拾壹元，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　　

一、石富宇犯如附表甲編號十「主文」欄所示之罪，處如附表甲編號十「主文」欄所示之刑。緩刑參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石富宇部分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拾萬元，以及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捌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二、石富宇已繳回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拾伍萬伍仟柒佰伍拾陸元，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　　　

捌、第三人沒收部分　　

一、未扣案之參與人立錡雲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施違法行為所取得之犯罪所得新臺幣陸萬肆仟零柒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二、未扣案之參與人維鑛科技有限公司因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施違法行為所取得之犯罪所得新臺幣陸拾壹萬零捌佰肆拾伍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未扣案之參與人富又康機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拾伍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一、背景事實：

　㈠陳重文自民國103年12月25日迄今，擔任臺北市議會之議員（第12、13、14屆議員，第14屆議員之任期自111年12月25日起至115年12月25日止），對於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單位之相關預算及議案，均有質詢及集體行使審議、監督之職權，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並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第1項第5款所列之公職人員，且其亦為下列公司之實質負責人（均未掛名擔任負責人）：①立錡雲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街00號5樓，下稱立錡雲端公司，代表人康立錡）、②國亨行銷事業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號8樓之15，下稱國亨公司，代表人馬佳徵）、③富又康機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址設臺中市西屯區市○○○路000號21樓之9，下稱富又康公司，代表人楊貫中）、④立展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00巷00號，下稱立展公司，代表人于乃亨）及⑤臺灣創新農業股份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號6樓，下稱臺灣創新公司，代表人白惠足），屬上開公司依公司法第8條第3項前段所定之公司負責人及商業會計法第4條所稱之商業負責人。

　㈡白惠萍為陳重文之配偶，持有、保管陳重文擔任實質負責人之各公司印鑑及銀行存摺，為陳重文處理財務事項。

　㈢康立錡為立錡雲端公司及維鑛科技有限公司（址設新北市○○區○○街00號4樓之1，下稱維鑛公司，由康立錡獨資成立）之代表人及負責人。

　㈣陳洛麟為大嘉企業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下稱大嘉公司）之負責人，亦為立展公司之出資股東，屬商業會計法第4條所稱之商業負責人。

　㈤台通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係上市公司（下稱台通公司，址設 新北市○○區○○路000號9樓，股票代號：8011，代表人即董事長李慶煌）。

　㈥李嘉豪為李慶煌之子，自105年間起至台通公司管理部門任職，於112年11月至113年4月間擔任董事長特助。

　㈦陳玉玲與李慶煌有姻親關係，自99年間起至113年6月間均為台通公司之董事。

　㈧李宜娟為李慶煌之女，於112年至113年間經台通公司之法人董事新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址設新北市○○區○○○街00號5樓，負責人亦為李慶煌）派至台通公司擔任代表人，石富宇則為李宜娟之男朋友，自111年1月15日起至台灣智慧光網股份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0號4樓，下稱台智光公司，母公司為台通公司，起訴書誤載為台通公司，應予更正）擔任工務部經理。 

　㈠臺北市政府與台智光公司於100年間簽訂「臺北市光纖網路委外建設暨營運案」契約（下稱臺北市光纖BOT案），約定由台智光公司負責建置臺北市轄內光纖網路並享有25年之經營權，臺北市政府資訊局（下稱資訊局）曾因此發函臺北市政府各機關，於上開案件營運期間，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就可租用網路服務部分，優先租用台智光公司基於該案件提供之網路服務。

　㈡陳重文長期以來與台智光公司董事長李慶煌及顧問陳豐源熟識、往來頻密，112年間復接受台智光公司請託處理該公司關於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下稱警察局）之陳情案件（陳重文、李慶煌及白惠萍就臺北市光纖BOT案關於警察局監視系統專用傳輸網路服務費率，另涉犯違反貪污治罪條例、財產來源不明等罪嫌部分，現由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另案偵查中），知悉台智光公司相較於其他電信商，對於承作臺北市政府各局處網路服務案件，具有更低之成本競爭優勢，以及資訊局曾發函表示就租用網路服務時，優先租用台智光公司基於臺北市光纖BOT案所提供之網路服務，且社會局於110年間起曾與台智光公司合作在2家公托中心試辦監視器雲端系統，故倘社會局除公托中心本已裝設之監視器外，另須建置雲端系統（即監視器畫面透過網路傳輸並儲存至雲端設備，讓權責單位可集中調閱並檢視），必將會向台智光公司租用網路服務、使用相應監視器之事實。

　㈢關於社會局是否應將公托中心監視器影像上傳雲端、建置雲端系統等事宜，自108年間起即有議員在議會提出質詢、監督，陳重文亦曾關注、監督相關議題。嗣陳重文於112年初透過臺北市健美健身運動協會，認識同為該會理事、經營監視器系統事業之康立錡，聊天中得知康立錡具有監視器系統方面之專業，係台智光公司下包商之下包商（與台智光公司無直接交易往來），且康立錡為避免工程款遭卡，有成為台智光公司直接下包商之意願，陳重文因此決定介紹李慶煌、陳豐源與康立錡認識，於112年4月7日下午，邀約康立錡與李慶煌、陳豐源在臺北市○○區○○○000巷00號地下1樓辦公室（下稱大業路辦公室）碰面，康立錡以維鑛公司負責人之身分與李慶煌、陳豐源交換名片、認識並表達其專業領域、合作意願，陳重文即以此方式撮合康立錡與台智光公司合作、直接業務往來，並承包台智光公司之案件（即成為台智光公司之直接下包商）。

　㈣陳重文將康立錡介紹給李慶煌、陳豐源後，台智光公司採購人員蔡逸婷隨即於112年4月間與康立錡聯繫詢價，由台智光公司向維鑛公司小額採購記憶卡，台智光公司業務協理陳鵬義亦經陳豐源轉介，於112年4月間邀約康立錡與台智光公司共同規劃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下稱教育局）之影像雲端系統建置案（該案最後未實現），並持續與康立錡、維鑛公司開會、研討合作案件。同時間，陳重文認為其介紹台智光公司與康立錡合作後，康立錡將承包台智光公司在臺北市政府各局處基於臺北市光纖BOT案提供網路服務、監視器設備之案件，此種業務將有利可圖，乃欲參與、投資康立錡之事業，並就承包台智光公司案件部分與康立錡分配獲利，並於112年4月20日，透過陳豐源邀約崔大維、陳鵬義在大業路辦公室與其碰面，當面發想、商討台智光公司承包教育局、社會局監視器雲端建置之細節。此外，陳重文為能參與分配利潤，最遲於112年5月初起，與康立錡共同規劃、籌備成立立錡雲端公司，資本額新臺幣（下同）300萬元均由陳重文出資，並推由康立錡、不知情之鄭雲容及臺灣創新公司出名擔任股東，康立錡擔任代表人，負責對外出面洽談業務、執行案件，陳重文則負責保管公司存摺、大小章，掌管公司財務，並會與康立錡討論公司業務經營情形、決策，故兩人均為立錡雲端公司之負責人。待112年7月31日立錡雲端公司經臺北市政府核准設立登記後，就康立錡出面承接台智光公司訂單而與陳重文相關部分，即改由立錡雲端公司出面締約、立錡雲端公司締約後再將案件發包給維礦公司履約，藉此交易架構之安排，使實際控制立錡雲端公司財務之陳重文，以及單獨控制維鑛公司之康立錡，均可分配案件之獲利。

　㈤陳重文、康立錡均明知陳重文係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第1項第5款所稱之公職人員，依同法第12條規定，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自身或關係人（依同法第3條第1項第4款規定，立錡雲端公司屬陳重文之關係人）之利益，竟共同基於對非陳重文主管或監督之事務，利用、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陳重文、康立錡及立錡雲端公司不法利益之犯意聯絡，一方面以立錡雲端公司承接台智光公司就公托監視器案再發包之案件，另一方面由陳重文以在議會中質詢官員、議會外向社會局索取資料（下稱索資）、質問社會局人員等方式，關切公托監視器案之細節、履約情形，對社會局人員施壓，致社會局人員在發生社會案件及其施壓之情形下，決定增列113年之預算，依臺北市光纖BOT案之架構，委請台智光公司就社會局下轄各公托中心辦理公托監視器案：

　1.112年4月18日，陳重文在臺北市議會第14屆第1 次民政部門定期大會向社會局質詢時，詢問托嬰中心監視系統上雲端之成效，並要求社會局於1 個月內提供報告，說明1 間教室法定有幾支監視器、回去檢視是否符合法令規定、系統可否上雲端供報案人調閱。

　2.112年4月19日，陳重文通知並要求社會局局長向其報告規劃裝設雲端監視系統之細節。　

　3.112年4月20日：

　⑴陳重文透過不知情之府會聯絡人蕭書芸（下稱蕭書芸）傳送台智光公司之業務協理陳鵬義名片予社會局人員，建議社會局人員有問題可以找陳鵬義討論。

　⑵陳重文向社會局索資，要求製表列出臺北市所有公托中心室內、外監視器數量、設置位置；製表列出臺北市所有托嬰中心監視器裝設數量（是否符合法定數量要求）及儲存方式是否為雲端儲存。

　4.112年4月24日，陳重文要求蕭書芸傳達、質疑社會局人員有於112 年4 月19日下午在議長辦公室談論及社會局公托監視器案時混淆視聽，營造公托監視器案將花費過鉅，故不應建置之意圖。

　5.112年5月1日，陳重文要求蕭書芸向社會局人員詢問公托監視器案之進度，是否已聯絡台智光公司。

　6.112年5月4日，陳重文要求蕭書芸質問社會局人員為何以沒有經費建置公托監視器案等語回應台智光公司。

　7.112 年4、5月間，陳重文在其議員辦公室內將康立錡介紹給社會局人員，表示康立錡係監視器系統相關專業人員，可評估台智光公司提出之費率是否合理，並經康立錡當場表示費率合理。

　8.112年5月11日，陳重文向社會局索資，要求提供目前使用監視器總數、監視器儲存設備總數、監視器機櫃總數、監視器機櫃使用總坪數；每年監視器儲存設備維護費用、支出明細及使用預算科目。

　9.112年5月31日前，陳重文再次向社會局索資，詢問關於監視器更細節之問題。

 10.112年6月12日，陳重文於臺北市議會市政總質詢，要求臺北市市長就臺北市政府各局處所裝設之監視器，應推展監視器系統雲端建置案。

 11.112年6月13日，陳重文要求蕭書芸詢問社會局人員公托中心之監視器影像雲端留存僅30日、與老人長照為90日不同之原因，應該比照辦理。

 12.113年3月1日，陳重文要求蕭書芸詢問社會局人員，近期是否就公托監視器案找廠商簽約。

 13.113年3月7日，陳重文再次要求蕭書芸轉達台智光公司已就社會局合約修改完畢，請社會局人員迅速處理。　

　㈥就台智光公司部分，李慶煌、陳豐源因台智光公司長期請託陳重文處理該公司之陳情案件，深切瞭解陳重文在臺北市議會及臺北市政府各局處均有相當影響力，並願意為台智光公司與臺北市政府各局處人員溝通，攸關公托監視器案後續履約順利甚深，故早在依公司內部流程進行採購前，即決定向康立錡採購公托監視器案所須使用之監視器及相關硬體設備（下稱公托監視器案設備），因此已於112年7月14日將康立錡及維鑛公司之資訊（該時立錡雲端公司尚未成立），提供予社會局人員，稱康立錡係該案之設備供應廠商、可向其詢問及購買監視器等事宜。台智光公司再於112年9月28日，依公司內部採購流程，由李慶煌核決向立錡雲端公司採購公托監視器案設備，並於112年10 月16日與立錡雲端公司簽立台灣智慧光網社會局影像系統雲端建置合約書（下稱社會局影像雲端合約），約定含稅之價金1081萬7520元。契約簽立後，康立錡已依約至社會局指定之公托中心裝設監視器及相關硬體設備完畢，台智光公司雖尚未與社會局簽約，仍於112年12月15日上午10時24分許，先自該公司向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下稱兆豐銀行）所申辦之帳戶（帳號：00000000000號，下稱台智光公司帳戶）將第1、2期款共811萬3040元匯至立錡雲端公司向臺灣新光商業銀行（下稱新光銀行）所申辦之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號，下稱立錡雲端公司帳戶），實際掌控立錡雲端公司帳戶之陳重文，則於112年12月20日自立錡雲端公司帳戶匯出759萬8850元（不含手續費90元）至維鑛公司，作為維鑛公司提供公托監視器案設備之對價，剩餘款項51萬4100元，其中45萬元則於113年1月12日由陳重文指示白惠萍匯款至其實質掌控之富又康公司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號，下稱富又康公司帳戶，不含手續費30元），剩餘款項6萬4070元則仍在立錡雲端公司帳戶中，亦由陳重文實質掌控。是以，扣除履約中性成本後，維鑛公司係獲得61萬845元之不法利益，立錡雲端公司則獲得51萬4100元（其中45萬元業經陳重文實質處分，匯至富又康公司帳戶）及社會局影像雲端合約第3期款價金債權257萬5600元之不法利益。

　　陳重文就立錡雲端公司之設立，如前述分別以康立錡、鄭雲容及臺灣創新公司之名義，出資120萬元、30萬元及150萬元，匯入立錡雲端公司帳戶（該時尚未成立，名稱為立錡雲端公司籌備處），並委由不知情之會計師林熠椿於112年7月27日向主管機關臺北市政府申請辦理設立登記，並經臺北市政府於112年7月31日核准。又陳重文、白惠萍均明知公司設立登記後，不得將已繳納之股款發還股東，竟基於將已繳納之股款發還股東之犯意聯絡，康立錡身為立錡雲端公司之負責人，亦明知不得任由股東將已繳納之股款收回，竟基於任由股東收回股款之犯意，由實質負責人陳重文指示白惠萍於112年11月8日上午10時30分許，持立錡雲端公司帳戶之存摺、印章，將立錡雲端公司設立時所投入之300萬元股款，全數匯至陳重文向永豐商業銀行（下稱永豐銀行）北三重分行申辦之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下稱陳重文帳戶），以此方式發還、收回已繳納之股款。

　㈠陳重文於107年間因欲與該時議員助理張志賢共同合作從事殯葬相關業務，乃自行出資100萬元成立國亨公司，委由張志賢配偶蔡景怡擔任國亨公司之名義負責人，並於107年12月20日經臺北市政府核准設立登記。嗣陳重文及白惠萍於112年5月間為調整國亨公司之資本結構，欲使國亨公司之資本由100萬元增加至520萬元（增加之資本420萬元均由陳重文自行出資），另原由蔡景怡名義出資之100萬元，則調整成其中90萬元由白惠萍出資（下稱國亨公司112年5月資本調整事宜），且陳重文、白惠萍均知悉依照公司法第106條第1項、第111條第1項規定，有限公司辦理增資及股東出資之轉讓，均應經公司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然其等就國亨公司112年5月間資本調整事宜，並未事前知會蔡景怡並得其同意，即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由白惠萍依照陳重文之指示，製作內容不實之國亨公司112年5月2日股東同意書、112年5月18日股東同意書，並在上開文書上偽簽蔡景怡之署押，藉以表彰身為國亨公司股東之蔡景怡同意國亨公司112年5月資本調整事宜。陳重文及白惠萍再將前開不實文書交付不知情之會計師林熠椿，由林熠椿持以向臺北市政府申請辦理國亨公司之增資、股東出資轉讓、修正章程等變更登記作業而行使之，最終使不知情之公務員審查認為形式要件均已具備，並將國亨公司增資及國亨公司股東出資調整之不實事項登載在其職務上所掌之公司登記簿冊上，足生損害於蔡景怡及臺北市政府管理公司登記業務之正確性。

　㈡陳重文、白惠萍均明知立展公司與國亨公司雖均係陳重文出資成立之公司，然為不同之主體，立展公司之交易亦與國亨公司業務無關，不得以國亨公司之財務支出，竟意圖為陳重文、立展公司之不法所有，利用兩人共同保管、持有國亨公司向國泰世華銀行所申辦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下稱國亨公司帳戶）印鑑、存摺之機會，由陳重文指示白惠萍於112年5月23日下午3時30分許，從國亨公司帳戶提領14萬700元，轉存至與立展公司有訂購2紙貨櫃14萬700元費用帳務往來之東成西就有限公司（下稱東成公司）向國泰世華銀行所申辦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下稱東成公司帳戶），以及匯款76萬3420元至與立展公司有地坪灌漿76萬3420元工程費用往來之品雅有限公司（下稱品雅公司）向華南商業銀行申設之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下稱品雅公司帳戶），將屬於國亨公司所有之90萬4120元挪作陳重文為立展公司、富又康公司籌措、營業支出之款項，而侵占入己。

　㈢嗣陳重文欲將國亨公司轉型從事長照服務，乃向社會局申請設立好好長照機構，而有增加國亨公司資本額之需求，遂邀請不知情之謝建達以不知情之王文安名義出資100萬元、不知情之馬佳徵以金准智醫聯科技有限公司（下稱金准智公司，代表人為馬佳徵）名義出資300萬元，共計增資國亨公司400萬元，嗣國亨公司於113年1月9日經臺北市政府核准增資變更登記。詎陳重文、白惠萍在謝建達、金准智公司之股款計400萬元匯入後，未經事前告知或取得股東馬佳徵、謝建達之同意，復意圖為自己、富又康公司之不法所有，共同基於業務侵占之犯意聯絡，利用其等共同保管、持有國亨公司帳戶印鑑、存摺之機會，由陳重文指示白惠萍於112年12月25日中午12時50分，將國亨公司帳戶內之441萬元，匯至陳重文實質控制之富又康公司向永豐銀行北三重分行所申辦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下稱富又康公司帳戶），再於同日下午3時2分許，將富又康公司帳戶內之441萬元轉匯至霖興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霖興公司），作為富又康公司向霖興公司採購鍋爐及空污防治設備之貨款，將屬於國亨公司所有之441萬元挪作陳重文為富又康公司籌措、營業支出之款項，而侵占入己。　

　㈠陳重文於109年間，為推行立展公司環保堆肥業務，欲在臺北市○○區○○路000巷00號興建立展公司廠房（下稱大業路廠房），並欲委由劉志明負責大業路廠房主體工程，陳洛麟之大嘉公司負責廠房水電空調工程，立展公司因此於109年7月6日與大嘉公司簽訂工程合約書（下稱系爭工程合約）。陳重文復同時邀約不知情之劉志明、陳洛麟投資立展公司，經商議後決定以劉志明負責主體工程所應收取之工程款1200萬元，以及陳洛麟負責水電空調工程所應收取之工程款800萬元，作為劉志明、陳洛麟增資立展公司之股款，方法係陳洛麟、劉志明分別先將800萬元、1200萬元匯入立展公司以辦理增資，立展公司再分別給付800萬元、1200萬元之工程款給陳洛麟、劉志明。惟劉志明臨時無法籌得款項，故由陳洛麟先行墊付劉志明部分之股款1200萬元，陳洛麟遂於109年8月4日自其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下稱中國信託）申辦之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下稱陳洛麟帳戶）匯款2000萬元至立展公司帳戶，並委由不知情之林潓瓔於109年8月20日，向臺北市政府申請辦理立展公司增資登記。

　㈡惟劉志明於立展公司辦理增資登記之期間，已表示最終不願投資立展公司，陳洛麟亦不願將立展公司之投資額從800萬元提高至2000萬元，陳洛麟與陳重文明知此情，卻未變更立展公司於109年8月20日所提出增資登記申請，反而在知悉就公司應收之股款，於股東未實際繳納之情況下，不得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以及大嘉公司為立展公司施作大業路廠房之水電空調工程實際工程款僅為800萬元之情形下，共同基於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而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就不實事項填製會計憑證之犯意聯絡，繼續製造陳洛麟繳足2000萬元增資款之假象，使臺北市政府不知情之承辦公務員於形式審查後，於109年9月3日核准立展公司之增資變更登記（資本額3160萬元），並將該不實事項登載在職務上所掌之公司登記簿冊上，足生損害於臺北市政府管理公司登記業務之正確性。在立展公司辦理增資登記期間，陳洛麟即以大嘉公司名義，開立如附表二之一所示、總計金額為2000萬元之內容不實發票交付立展公司而行使，立展公司再以此不實發票作為出帳憑據，開立如附表二之二所示、金額總計2000萬元之支票予大嘉公司，最終於臺北市政府核准增資登記後，上開支票隨即兌現，以此方式將未實際出資之1200萬元股款返還陳洛麟（其餘800萬元則為陳洛麟實際出資，僅先以工程款名義請領以施作工程）。

　㈠台通公司實施庫藏股消息部分

　1.台通公司於113年3月8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實施庫藏股，而實施庫藏股係「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5項及第6項重大消息範圍及其公開方式管理辦法」第2條第14款規定之「公司辦理買回本公司股份」，屬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5項所稱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

　2.台通公司實施庫藏股一事，源自李嘉豪曾以LINE訊息、當面溝通（113年農曆年間與李慶煌家庭聚會期間）之方式，數次向李慶煌提議實施庫藏股，欲以台通公司自行買回對外流通股票之方式，對外宣示看好公司股價、保障經營權，且李嘉豪在其與李慶煌內心均有實施庫藏股此概念之後，又於113年2月18日下午6時6分傳送LINE訊息，向李慶煌具體、明確告以113年3月8日台通公司董事會仍應以每股20元至29.9元之價格區間實施庫藏股，佐以該時台通公司內確有相當資金可挹注實施庫藏股，台通公司董事會成員過往對於李慶煌之提案亦無不通過前例等情形，足認台通公司實施庫藏股消息於該時已臻明確。嗣李慶煌於113年2月29日，亦即113年3月8日董事會提案之末日，即命台通公司不知情之員工洪湘玲撰擬簽呈提案決議實施庫藏股，李嘉豪並在該簽呈上填載價格區間上限為29.9元，經李慶煌批示修改為整數30元（嗣因台智光公司股價提升，李嘉豪復於113年3月7日上簽將庫藏股之實施價格區間調升為26元至35元，並經李慶煌批示通過）。後台通公司113年3月8日董事會就實施庫藏股之提案，決議無異議照案通過，並於同日下午5時19分39秒，在公開資訊觀測站對外公告公司決議買回庫藏股之消息，此重大消息始因而公開。

　3.李嘉豪於案發時係台通公司董事長特助，係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第3款所定之基於職業關係而獲悉重大消息之人，且其明知實施庫藏股消息係重大消息，在該消息於113年2月18日下午6時明確後，至未公開前或公開後18小時內，均不得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買賣台通公司股票，竟仍基於內線交易之犯意，透過其向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所申辦之證券帳戶（帳號：961C0000000號，下稱李嘉豪富邦證券帳戶），自113年2月19日起至113年3月7日間持續買賣台通公司股票，因而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1737萬3168元（詳細交易明細及獲利計算均見附表三）。

　4.陳玉玲於案發時係台通公司董事，係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第1 款所定之台通公司內部人，且其明知實施庫藏股消息係重大消息，且在該消息未公開前或公開後18小時內，均不得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買賣台通公司股票，竟於113年3月8日上午參加台通公司董事會而獲悉台通公司決定實施庫藏股後，基於內線交易之犯意，利用其向不知情之陳淑敏（與陳玉玲係姐妹關係）借用凱基證券雙和分公司之證券帳戶（帳號：920C0000000號，下稱陳淑敏凱基證券帳戶），於該日買進台通公司股票8仟股，因而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3萬3511元（詳細交易明細及獲利計算均見附表三）。

　㈡台通公司遭搜索消息部分　　

　1.台通公司於113年3月14日上午8時30分，遭臺北地檢署、法務部廉政署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執行搜索，而公司遭搜索係「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5項及第6項重大消息範圍及其公開方式管理辦法」第3條第4款規定之「依法執行搜索之人員至公司執行搜索」，屬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5項所稱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台通公司係於113年3月14日下午4時35分34秒，在公開資訊觀測站對外公告公司遭搜索之消息，此重大消息始因而公開。

　2.李嘉豪於案發時係台通公司董事長特助，係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第3款所定之基於職業關係而獲悉重大消息之人，且其明知台通公司遭搜索係重大消息，在該消息未公開前或公開後18小時內，均不得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買賣台通公司股票，竟另基於內線交易之犯意，透過李嘉豪富邦證券帳戶，於113年3月14日當日賣出台通公司股票1500仟股，因而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886萬554元（詳細交易明細及獲利計算均見附表五）。

　3.石富宇係李宜娟之男朋友，於台通公司遭搜索後，即從李宜娟處獲悉消息，亦知悉李宜娟係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第1款所列台通公司內部人之消息傳遞人，而其則為同法同條項第5款「從前4款所列之人獲悉消息之人」，在該消息未公開前或公開後18小時內，均不得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買賣台通公司股票，竟基於內線交易之犯意，透過其向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分公司所申辦之證券帳戶（帳號：592v0000000號，下稱石富宇元富證券帳戶），於113年3月14日當日賣出台通公司股票90仟股，因而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55萬5756元（詳細交易明細及獲利計算均見附表六）。

甲、有罪部分

【程序部分】

貳、本判決下述所引用陳重文、被告白惠萍、康立錡、陳洛麟、李嘉豪、陳玉玲、石富宇（陳重文以下分稱姓名，合稱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陳述，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情形，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參、本判決其餘認定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均具關聯性，且無證據足認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實體部分】　

壹、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被告之供述及辯解

　㈠陳重文部分

　1.訊據陳重文固不否認其擔任議員期間，曾因公托監視器案在議會質詢及向社會局索資，並為國亨公司、富又康公司、立展公司、臺灣創新公司之實質負責人之事實，亦承認就事實三部分成立收回股款罪，就事實欄四部分成立業務侵占、行使偽造私文書、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及業務侵占等罪。然仍矢口否認就公托監視器案部分有何非對於主管監督之事務圖利，就立展公司部分有何未繳納股款、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之犯行，並辯稱：我沒有介紹康立錡給李慶煌、陳豐源認識，也不是立錡雲端公司的實質負責人。公托監視器案政策係因有中央法源依據，且發生虐嬰事件後無法取得影像之時空背景而來，我長期以此婦幼議題作為問政主軸，並非特別針對本案云云。

　2.辯護人則為陳重文辯護略以：　

　⑴關於公托監視器案

　①陳重文本即長期關心公拖中心裝設監視器之問題，其就公拖中心監視器安裝數量、位置及資料儲存情形，於臺北市議會會期間進行質詢、索資，本無不當，除陳重文外，108年至112年間亦有多位議員就此議題進行質詢，嗣112年3月間托嬰中心爆發虐嬰事件卻無法提供完整監視器畫面，招致民怨及輿論撻伐，社會局因此建置公托監視器之雲端系統，本係勢在必行之政策，與陳重文質詢、索資或其他行為，均無因果關係。且台智光公司於110年間即與社會局合作公托中心試辦雲端建置系統，無須透過陳重文再行穿針引線，社會局因考量臺北市光纖BOT案欲節省公帑，自行判斷後交由台智光公司辦理，亦與陳重文所為無因果關係。

　②立錡雲端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為康立錡，相關業務決策權均由康立錡自行決定，康立錡參與台智光公司投標案件、公托監視器案，係其個人決定，並未告知陳重文、陳重文亦不知情，台智光公司經過內部多家廠商詢價、比價、議價流程，始由最低價之立錡雲端公司得標，並非內定，台智光公司依約給付立錡雲端公司第1、2期價款，既無涉及不法，亦與陳重文不具因果關係，縱有因果關係，亦因台智光公司內部議價之嚴謹程序而中斷。

　③圖利罪為結果犯，本案中台智光公司實際上尚未與社會局簽約，也未自政府請領任何款項，台智光公司匯款給立錡雲端公司之第1、2期款，係私人間合約履行之結果，並無沾染不法，剩餘第3期款甚至未能驗收取得，立錡雲端公司反而血本無歸。況依公司之法人格獨立原則，陳重文並非立錡雲端公司股東，上開款項係匯給立錡雲端公司，該公司尚未彌補虧損、不能進行利潤分配，更不能將立錡雲端公司之款項逕認為係陳重文個人獲利。

　⑵關於立展公司資本不實案，依據法人格獨立理論，陳洛麟之個人投資款不能與大嘉公司取得之工程款混為一談，蓋立展公司係因與大嘉公司間存有工程承攬書，依約給付統包工程款2000萬元給立展公司，並非將股款返還陳洛麟云云。

　㈡陳洛麟部分坦承本案犯行，辯護人則為陳洛麟辯稱：陳洛麟均坦承犯罪，辯護人僅基於職責認為公司法第9條第1項規定僅處罰公司負責人，陳洛麟並非公司負責人，是否該當公司法第9條第1項罪責，以及是否有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主觀意思或客觀行為，均請法院斟酌云云。

　㈢李嘉豪部分

　1.訊據李嘉豪固坦承其有於台通公司實施庫藏股消息、遭搜索消息之禁絕交易期間買賣台通公司股票，並成立內線交易罪之事實，然就實施庫藏股消息之明確時點，仍辯稱：關於台通公司實施庫藏股消息部分，我對於犯罪期間的認定有疑慮，辯護人就此有提出法律判斷，須待法院判決認定云云。

　2.辯護人則為李嘉豪就台通公司實施庫藏股消息部分辯護略以：　

　⑴李嘉豪於113年農曆年間曾因耳聞有市場派投資者，欲趁台通公司股價偏低之機會大量買入公司股票並爭奪經營權，而向李慶煌告知因應對策包含「內部人增加持股」、「公司實施庫藏股」之選項，然李慶煌當下未置可否。李嘉豪復於113年2月18日再次傳送LINE訊息向李慶煌表明想法，然整體觀察其於當日之對話內容，可知其最終對於上開2個選項之結論均係「不宜躁動」，李慶煌亦未有任何回覆，或事後再就庫藏股事宜與李嘉豪討論。嗣李慶煌於113年2月29日詢問財務長陸秀芳關於實施庫藏股之可行性、指示股務人員洪湘玲製作113年3月8日董事會之提案簽呈，再由李嘉豪會簽上開簽呈、依券商通知股價調整庫藏股買回區間之價格，始經113年3月8日董事會通過、對外公開。

　⑵由上開時程可知，台通公司實施庫藏股消息之明確時點最早應為113年2月29日，蓋李嘉豪先前之LINE訊息係以「不建議實施庫藏股」作結，主觀上自不可能確信台通公司即將實施庫藏股，況依李嘉豪與李慶煌向來之對話紀錄，均係李嘉豪單方面表達自己看法，李慶煌係證稱其對於李嘉豪之訊息均不以為意、不放在心上，財務長陸秀芳、股務人員洪湘玲亦均證稱李慶煌於113年2月18日至同年月29日間未曾提及、討論庫藏股事宜，可見台通公司實施庫藏股一事於113年2月29日前尚未形成、遑論已達明確，李嘉豪更不可能在此之前即就台通公司將實施庫藏股一事有所認知或確信云云。

　㈣白惠萍、康立錡、陳玉玲、石富宇均坦承本案犯行。

　㈠上揭事實，業據康立錡於偵查、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113偵17702卷第393頁，金訴卷四第520頁、卷七第386頁），核與證人陳鵬義、A、C之證述大致相符（金訴卷七第43-79頁，112他2430社會局案卷五第5-13頁，他卷五第75-79頁），並有立錡雲端公司、維鑛公司營利事業關係人資料查詢結果、公司設立登記表、發起人名冊（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一第29、33-46頁）、康立錡新光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存取款憑條（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一第64、67、71-75頁）、鄭雲容中國信託帳戶交易明細（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一第77-78、81、85頁）、立錡雲端公司帳戶交易明細（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一第103頁）、112年12月20日匯款申請書（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一第108-1、108-2頁）、社會局影像雲端合約（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一第173-184頁）、康立錡與陳重文間之通話監聽譯文（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一第207-213頁）、康立錡與陳鵬義之LINE對話紀錄（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一第218-219頁）、康立錡與陳重文之LINE對話紀錄（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一第231-233頁）、康立錡與友人陳緯哲之LINE對話紀錄（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一第237頁）、陳鵬義遭扣案之筆記本（下稱陳鵬義筆記本，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一第241頁）、新光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立錡雲端公司匯款給維鑛公司，他卷二第43頁）、B、D之手機畫面截圖（他卷五第67-71、101頁）、C之電子郵件截圖（他卷五第83-87頁）在卷可佐，足認康立錡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可採信。

　㈡下列事實，均為陳重文、辯護人所不爭執（金訴卷四第539-547頁），並有相關事證在卷可證，均堪信為屬實：

　1.背景事實：

　⑴陳重文自111年12月25日起至115年12月25日止，擔任臺北市議會第14屆議員，對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單位之相關預算及議案，具有質詢、議決、監督之職權，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並為國亨公司、富又康公司、立展公司及臺灣創新公司之實質負責人，有營利事業關係人資料查詢結果可證（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一第21-31頁）。

　⑵白惠萍為陳重文之配偶，為陳重文持有、保管立錡雲端公司、國亨公司、富又康公司、立展公司、臺灣創新公司之公司印鑑及銀行存摺。

　⑶康立錡為立錡雲端公司及維鑛公司登記之負責人。

　⑷陳洛麟為大嘉公司之負責人，亦為立展公司之出資股東。

　2.臺北市政府與台智光公司於100年間簽訂臺北市光纖BOT案，雙方約定由台智光公司負責建置臺北市轄內光纖網路並享有25年之經營權，有契約可證（金訴卷二第331-359頁）。

　3.陳重文因參與臺北市健美健身運動協會事務、擔任理事長，而認識同為理事且經營監視器系統事業之康立錡，瞭解康立錡具有監視器系統方面之專業。

　4.資訊局曾於104年11月26日發函臺北市政府各機關，於臺北市光纖BOT 案營運期間，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就可租用網路服務部分，優先租用台智光公司基於臺北市光纖BOT 案所提供之網路服務，有上開函文可證（113偵17702卷第385-386頁）。

　5.陳重文於公托監視器案期間，曾有如下質詢、索資行為：

　⑴112 年4 月18日，在臺北市議會第14屆第1 次民政部門定期大會向社會局質詢時，詢問托嬰中心監視系統上雲端之成效，並要求該局於1 個月內提供報告，說明1 間教室法定有幾支監視器、回去檢視是否符合法令規定、系統可否上公共雲端供報案人調閱（他卷二第283 頁業務部門質詢紀錄，偵17702 市府函調資料卷第11-12、17、29-30、33至34頁；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一第119頁）。

　⑵112年4月20日，向社會局索資，要求製表列出臺北市所有公托中心室內、外監視器數量、設置位置；製表列出臺北市所有托嬰中心監視器裝設數量（是否符合法定數量要求）及儲存方式是否為雲端儲存（他卷二第279 、677 頁，113偵17702 市府函調資料卷第19、37頁社會局提供自議員索取資料）。

　⑶112年5月11日，向社會局索資，要求提供目前使用監視器總數、監視器儲存設備總數、監視器機櫃總數、監視器機櫃使用總坪數；每年監視器儲存設備維護費用、支出明細及使用預算科目（113偵17702市府函調資料卷第18頁）。

　⑷112年6月12日，陳重文於臺北市議會市政總質詢，要求臺北市市長就臺北市政府各局處所裝設之監視器，應推展監視器系統雲端建置案（偵17702 市府函調資料卷第13-14、31 頁市政總質詢紀錄）。

　6.陳重文於公托監視器案期間，另有如下行為：

　⑴112年4月7日，在陳豐源透過Messenger 詢問「監視器合作公司之寶號」後，將康立錡之資料傳送給陳豐源（他卷二第657頁）。嗣陳豐源再引介康立錡及其所經營之維鑛公司予台智光公司之技術部總監崔大維及業務部協理陳鵬義知悉（他卷二第659-663、667頁；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一第127頁）。

　⑵112年4月19日，通知並要求社會局局長於當日下午1 點半前往研究室，局長嗣後因陳重文在臺北市議會議長辦公室而前往議長辦公室，在議長及其他黨部主委面前向陳重文報告規劃裝設雲端監視系統之細節（他卷五第23頁）。

　⑶112年4月20日：

　①透過陳豐源邀約崔大維、陳鵬義在大業路辦公室碰面，商討推動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建置雲端監視器之相關議題（他卷二第673-675頁，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一第139 頁）。

　②傳送台智光公司陳鵬義名片檔案予社會局人員（他卷五第24頁）。

　⑷112年4月24日，質疑社會局人員於112 年4 月19日下午在議長辦公室談論及社會局公托監視器案時混淆視聽，是否存有刻意浮報預算，營造公托監視器案將花費過鉅，故不應建置之意圖（他卷五第19頁）。

　⑸112年5月4 日，陳重文就社會局人員為何以沒有經費建置公托監視器案回應台智光公司，質問社會局人員（他卷五第17頁）。　

　⑹112 年4、5月間，介紹康立錡給社會局人員，表示康立錡是監視器系統相關專業人員。

　⑺112年6月13日，陳重文詢問社會局人員公托中心之監視影像雲端留存僅30日、與老人長照為90日不同之原因，應該比照辦理（他卷五第22頁）。

　⑻自112年5月初，安排康立錡、鄭雲容及臺灣創新公司出名擔任股東，於112年7月31日經臺北市政府核准設立立錡雲端公司，該公司設立之股款300萬元均係由陳重文出資（登記出資額康立錡、鄭雲容、臺灣創新公司各120 萬元、30萬元、150 萬元），並由康立錡出任立錡雲端公司董事、董事長而擔任負責人，有帳戶明細資料、董事監察人願任同意書、公司設立登記表可證（他卷二第61頁帳戶，他卷三第409 頁，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一第35-46頁）。立錡雲端公司之大小章、存摺係由陳重文、白惠萍所保管，並存放在陳重文之住處。

　7.社會局最終決定依臺北市光纖BOT 案之架構，委請台智光公司就社會局下轄各公托中心辦理公托監視器案。

　8.立錡雲端公司與台智光公司間之合作契約：

　⑴立錡雲端公司有參與台智光公司於112 年9 月間就社會局公托監視器案所需硬體設備辦理之採購程序，台智光公司於112 年9 月28日經李慶煌核決向立錡雲端公司採購，並於112 年10月16日與立錡雲端公司簽立社會局影像雲端合約，契約價金總計1081萬7520元，有上開合約（他卷二第101-133 頁，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一第173-184頁）、台智光公司訂購單（他卷二第385頁）可證。

　⑵台智光公司本於社會局影像雲端合約，於112 年12月15日上午10時24分許，從台智光公司帳戶匯款811 萬3040元（扣除手續費100 元，即第一、二期款，他卷二第45頁匯款交易明細表、第61頁帳戶交易明細）至立錡雲端公司帳戶。

　⑶陳重文於知悉立錡雲端公司上開收款情形後，即指示白惠萍於112 年12月20日就前揭811萬餘元中匯出759 萬8940元（含匯款手續費90元）至維鑛公司（他卷二第43頁、113偵17702 卷第203 頁國內匯款申請書兼取款憑條、第61頁帳戶交易明細），供維鑛公司就社會局影像雲端合約進行履約，剩餘金額為51萬4100元中之45萬元則經陳重文轉至富又康帳戶，有上開帳戶交易明細、國內匯款申請書兼取款憑條可證（他卷二第43、61頁，113偵17702 卷第203-204頁）。

　⑷社會局影像雲端合約之第3 期款270 萬4380元，須待台智光公司依約驗收完畢後始給付立錡雲端公司。

　9.社會局就公托監視器案，因礙於契約相關疑義，迄今尚未與台智光公司正式簽約（惟相關雲端監視系統硬體業已安裝完畢）。

　1.本法所稱公職人員，其範圍如下：五、各級民意機關之民意代表；本法所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範圍如下：四、公職人員、第1款與第2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相類似職務之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及非法人團體；本法所稱利益衝突，指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時，得因其作為或不作為，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其關係人獲取利益者；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之情事者，應即自行迴避；公職人員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其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第1項第5款、第3條第1項第4款、第5條、第6條第1項、第12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民意代表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2條之規定，該當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圖利罪所稱之「違背法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217號判決意旨參照）。

　2.關於陳重文與康立錡認識，以及立錡雲端公司成立之原委，迭據康立錡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具結證稱：

　3.關於陳重文與立錡雲端公司之關係，亦據陳重文於偵查及審理中自承如下：

　4.依上開證述及供述，可知立錡雲端公司係由陳重文、康立錡共同成立，成立時間在陳重文將康立錡介紹給台智光公司之李慶煌、陳豐源，撮合台智光公司與康立錡直接合作之後（詳後述），且康立錡雖以其監視器方面之專業對外出面接洽案件、經營業務，然陳重文始係立錡雲端公司唯一、實際出資者，故康立錡會向陳重文逐一報告立錡雲端公司之業務情形，陳重文除持有、保管公司存摺、大小章（交由白惠萍保管），甚至可不經過康立錡而自行動用公司款項（白惠萍均係依陳重文之指示就立錡雲端公司帳戶內之款項辦理存提轉匯業務，例如於112年11月8日將立錡雲端公司帳戶內之款項300萬元匯至陳重文帳戶【白惠萍證述見他卷二第540頁】；113年1月12日將立錡雲端公司帳戶內之款項45萬元匯至富又康公司帳戶【白惠萍證述見113偵17702卷第170頁】），故陳重文實係全權掌管、負責立錡雲端公司財務之人。

　5.此外，由康立錡與陳重文之LINE對話及語音紀錄，亦可明確看出陳重文對於立錡雲端公司之事務，無論成立過程、業務內容（包含教育局、校園之案件）、契約條文、社會局是否簽約、工程款是否已收到等事宜，均有相當參與、討論，復常有決斷、要求康立錡依其指示配合辦理、為了立錡雲端公司業務而直接對外聯絡臺北市政府各局人員之情形：

　6.從而，綜合上開證述及供述、陳重文實際掌控之立錡雲端公司帳戶金流、陳重文與康立錡案發期間之對話紀錄等各節，堪認立錡雲端公司之成立目的即在於承接台智光公司有關監視器之案件，使陳重文、康立錡均可因承接上開案件分潤、獲利，而陳重文並非單純出資立錡雲端公司、股東或未參與公司經營之人，反而實際掌管公司財務權責，可不經康立錡而自行動用公司款項，復會就業務內容參與討論、決策，更可要求康立錡依其指示配合辦理公司事務，顯係公司法第8條第3項規定，未掛名擔任董事，然實質上控制公司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之實質負責人，與對外代表立錡雲端公司洽談業務之康立錡，共同經營立錡雲端公司。至陳重文辯稱立錡雲端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為康立錡，相關業務決策均係由康立錡自行決定，其未受告知也不知悉云云，實與事實不符，並不足採。

　7.因此，陳重文、康立錡均為立錡雲端公司之負責人，依前揭說明，陳重文係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公職人員，則其擔任實質負責人之立錡雲端公司，自該當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3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陳重文關係人」，依同法第12條規定，陳重文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其本人或立錡雲端公司之利益。

　1.陳重文於案發期間協助處理台智光公司之陳情事宜，並與台智光公司之李慶煌、陳豐源往來相當頻密，交情甚佳：

　⑴上開事實，業據陳重文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中自承：「台智光公司的顧問陳豐源有因為費率問題向我陳情，陳情內容就是預算被砍，印象中大約3至4年前，當初預算編製1M改3M，100萬畫素改200萬畫素，預算被砍了9000萬，台智光公司覺得不合理，陳豐源過來找過我，因為我擔任過1屆黨團書記長所以台智光公司的陳豐源知道要來找我。我跟陳豐源、李慶煌很常見面，因為我們都是好朋友，很常一起吃飯，頻率差不多1至2週1次，陳豐源、李慶煌去我研究室跟大業路辦公室（即筆錄中稱之B站）則是要跟我陳情，吃飯都會另外約，我於112年12月7日後、預算審查之前協助台智光公司召開協調會，台智光公司都是派陳豐源到現場出席，出席局處人員臺北市政府副秘書長林哲宏、法務局、資訊局、警察局，協調會開至少3次」（他卷二第30-31頁）；「如果公托監視器案我要去跟台智光公司講的話，不用透過陳鵬義這些人，我就直接跟李慶煌講，這個案子就是我的了」（金訴卷七第137頁）。

　⑵陳重文上開供述與陳豐源於偵查中證稱：「我於106、107年介紹陳重文、李慶煌認識，我帶著李慶煌去拜訪、認識那些我比較熟的議員，是在陳重文的競選總部。後來因為警察局監視器網路傳輸費，因為以前是30萬畫素的鏡頭，頻寬需求1M，改善為現在的200萬畫素鏡頭，頻寬需求3M，因為頻寬的增加，監視器數量增加，專用網路傳輸費費用也會增加，警察局那邊說他們要用的費率，跟當初合約講得不合，所以我才幫台智光公司找議員幫忙，希望能依照當初的契約書辦理，我請陳重文幫忙台智光公司主要是關於市警局的部分，除了費率之外還有協議書的內容。陳情一開始是我去找陳重文，應該是112年8月，我有帶李慶煌去當面跟陳重文陳情，到北投的前瞻中心（即大業路辦公室），讓李慶煌當面跟陳重文陳情，陳情時就只有我們3人，陳重文聽李慶煌說完後，就說他會盡力」（他卷二第177-179頁），以及台智光公司技術總監崔大維於偵查中證稱：「台智光公司的陳豐源顧問去找陳重文議員協助，因為王世堅、林世宗兩位議員要求市警局調降預算，所以市警局就希望台智光公司可以調降費率，陳重文的角色是安排我們雙方的相關人員張副秘書長、警察局犯罪防治科科長、警察局專門委員、資訊局局長、法務局局長等人，在112年年底到陳重文議員辦公室一起開會協調」等語，均大致相符。

　⑶陳重文接受台智光公司之請託後，確有協助該公司在議會內、外處理陳情事宜等情，亦有陳鵬義筆記本記載「為何需請託議員（無法由市府相關單位取得協助）」之內容（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一第259頁）、陳重文與陳豐源聯繫關於警察局監視器費率之LINE對話紀錄（他卷二第251-265頁）、陳重文在議員進行臺北市政府總質詢時，嚴詞主張警察局自砍預算係違失，要求市長捍衛預算之質詢譯文（「密會廠商、自砍預算」、「市府送到議會的預算，蔣市府竟然這麼沒志氣，自己先砍了9000萬」、「我也覺得蔣市府很落漆、很撿角，市長，你要不要針對這件事情，去做調查」、「市長，我跟你講跟費率完全沒有關係」、「就是送政風處調查嘛，送研考會調查嘛」、「市長那你覺得警察局局長還適任嗎」、「市長，我可以站在這裡預告，你113年的預算，如果你沒有捍衛預算的態度，你的預算會千瘡百孔」，他卷二第47-49頁）在卷可佐。

　⑷因此，足認陳重文與李慶煌、陳豐源往來頻密，交情甚佳，且於本案案發期間即112年年間，陳重文更係受台智光公司請託、陳情，在議會內透過質詢，議會外透過召開協調會，協助台智光公司處理與警察局間費率爭議之人，與台智光公司之關係相當密切。

　2.陳重文於112年4月7日邀約康立錡與李慶煌、陳豐源碰面、認識之目的，在於撮合康立錡直接向台智光公司承包案件，有業務合作、往來：

　⑴關於112年4月7日康立錡與李慶煌、陳豐源碰面、認識之情形、目的，有下列證述可參。

　⑵除上開證述外，由陳豐源於該日下午見面前、後，與陳重文、台智光公司技術總監崔大維、業務部協理陳鵬義間之對話紀錄，亦可知康立錡、維鑛公司確實係陳重文介紹給台智光公司「合作」之人。

　　審酌康立錡與陳豐源上開關於112年4月7日見面之原因、人員及目的之證述，均大致相符，核與陳豐源與陳重文對話間所使用「合作公司」之用詞，以及陳豐源向台智光公司內部主管第1次轉介維鑛公司資訊、欲瞭解維礦公司從事監視器之時間、整體情節吻合，堪認陳重文於112年4月7日邀約康立錡與李慶煌、陳豐源見面之目的，確實係在撮合康立錡（維鑛公司）承包台智光公司之案件，與台智光公司有直接業務往來，陳重文甚至於該次會面中明確向台智光公司主事者李慶煌表示「希望台智光公司可以和康立錡合作看看」。至陳重文雖否認其有介紹康立錡給李慶煌、陳豐源認識，辯稱當天康立錡與李慶煌、陳豐源係剛好在大業路辦公室廁所路口碰到云云，非惟與康立錡、陳豐源前開一致之證述、其與陳豐源傳送「合作公司」之訊息不符，更完全有悖其該日主動向康立錡傳送「兄弟、兄弟，明天改1點半，上市公司的陳董跟李董也會一起來」之訊息內容，足認此部分辯解係推諉卸責之詞，自不足採。

　3.陳重文將康立錡介紹給李慶煌、陳豐源後，台智光公司隨即與康立錡聯繫、密切合作，多項案件均直接由康立錡（以維鑛公司、立錡雲端公司名義）承包：

　⑴關於康立錡與李慶煌、陳豐源認識後，康立錡與台智光公司後續合作情形，有康立錡下列證述可參。

　⑵康立錡與台智光公司於112年4月後之合作情形，亦據台智光公司內部人員證述如下。

　⑶綜合上開證述、卷內下列書證，可知陳重文於112年4月7日將康立錡介紹給李慶煌、陳豐源認識後，「就在同個月份」，蔡逸婷所呈交之請購單突然被李慶煌否決，批示「另找其他廠商採購」並退回蔡逸婷處理，蔡逸婷隨即循「不知為何手邊會出現之康立錡名片」向「從未直接合作過之廠商康立錡」詢價，上呈後則獲李慶煌核可，批示由台智光公司向維鑛公司採購記憶卡。嗣不到10日內之112年4月15日，陳豐源又交代崔大維、陳鵬義，教育局雲端案件應與康立錡聯絡、由康立錡進行可行性評估，並直接稱呼康立錡之公司係「要和我配合那家公司」（陳豐源與崔大維LINE對話紀錄，他卷二第289頁），康立錡更於112年4月19日，即以維鑛公司負責人身分（而非下包商之下包商），首次與陳鵬義洽談，甚至當天直接就正在開發中之案件與陳鵬義討論、估算金額（陳鵬義筆記本記載「4/19 維鑛科技 校園雲端服務案會議」，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一第241頁），後續更多次與陳鵬開會（例如「5/8 維鑛雲端服務研討」、「6/8 維鑛協議書（合作）會議」，均見陳鵬義筆記本，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一第243、249頁），更甚者，於112年6月30日台智光公司已與維鑛公司簽訂合作協議書（他卷二第145-149頁），約明雙方長期合作、共同爭取標案得標之意願。

　⑷依上，陳重文確有撮合康立錡（維鑛公司）承包台智光公司之案件，並明確表示希望台智光公司可以和康立錡合作，嗣後與陳重文有長期密切往來，且須要請託陳重文處理陳情案件之台智光公司（主事者李慶煌、陳豐源），即依陳重文之意思，就台智光公司之業務與康立錡展開密切合作，屬意多項案件均由康立錡（包含維鑛公司、立錡雲端公司）承包、辦理之事實，顯堪認定。

　4.本案所涉及之公托監視器案，亦係在相同脈絡下，由台智光公司屬意與康立錡（維鑛公司、立錡雲端公司）合作，經手該案之員工，亦多知悉該案件須由康立錡承包：

　⑴關於康立錡就公托監視器案與台智光公司合作之經過，有康立錡下列證述可參。

　⑶依上開證述，可知台智光公司原係與康立錡合作教育局有關校園影像雲端系統之案件，然教育局部分尚未有結果，反而先確定可施作社會局公托監視器案，負責該案之業務協理陳鵬義（亦為陳重文指定社會局人員聯絡之人）於接獲社會局之需求後，即「直接」找公司「配合廠商」康立錡評估、報價，經部門主管崔大維、會簽部門主管方煜中後，上呈請購單至李慶煌，由李慶煌指示辦理採購。又台智光公司辦理採購之最終核決權限在李慶煌，陳鵬義與社會局接洽、評估及採購流程之過程中，每週會參與李慶煌、崔大維召開之幹部會議，會議中會報告案件交涉經過，而實際經手公托監視器案之主管包含崔大維、陳鵬義、方煜中、蔡逸婷，除崔大維、陳鵬義因過往與陳豐源之聯繫，明確知悉康立錡就是陳豐源之「合作廠商」外，崔大維更曾於內部會議直接表示「本案確定會跟立錡雲端公司合作」、「交由立錡雲端公司承攬，然仍依循正常採購程序向其他廠商訪價」，陳鵬義則考量康立錡與陳重文關係，希望由立錡雲端公司承攬以便請陳重文出面與社會局協商，直接找康立錡負責本案，稱會交由立錡雲端公司承包，甚至連方煜中均依其業務經驗，均能知悉陳鵬義與康立錡間應有合作關係，最終將由立錡雲端公司得標。至蔡逸婷雖認為應依循正常採購流程進行，然其亦曾於尚未知悉採購結果前，即在公司內聽聞公托監視器案會交由立錡雲端公司承包之言詞。從而，堪認康立錡證述公托監視器案係由陳鵬義直接請其規劃，台智光公司於採購前即有表示會交給立錡雲端公司負責、立錡雲端公司可以施作，且因陳重文與李慶煌之交情，雖會經過比價流程，但大部分都還是會給其承包等語，確屬實情，而可採信。

　⑷此外，再審酌公托監視器案規劃、採購過程中，尚有如下情形：

　①社會局之預算方於112年5月增訂，康立錡隨即於112年6月間接獲陳鵬義通知，進行案件評估、討論，陳鵬義更於康立錡提及要去找議員（即陳重文）討論獲利時，因認公托監視器案進度不明，提醒康立錡轉知陳重文「社會局可能要去敲一下」（康立錡與陳鵬義對話紀錄，他卷二第363頁），透過康立錡轉知陳重文催促主管機關對於公托監視器案之進度。

　②康立錡於蔡逸婷辦理採購流程，詢問是否可以減價時，以「我有去問過了」、「先這樣送沒問題」、「你們家的人」訊息回應，表示其已詢問陳重文可毋庸減價而報價（他卷二第153-161頁），事實上陳重文之手機內亦有康立錡傳送上開減價訊息給其之對話紀錄，更見康立錡所稱其有與陳重文確認須否減價一事屬實（廉政署供述證據卷二第361頁）。

　③陳豐源在112年8月31日，傳送「康立錡為台智光公司業務部經理之名片」給陳重文，獲得陳重文「水」之稱讚，以此方式供康立錡對外代表台智光公司之名義，然在公托監視器案之前，康立錡與台智光公司間，僅有合作金額甚小之簡單採購案，若非後續有長期、大量合作業務、接觸業主之需求，當無於此時印製台智光公司名片給康立錡之必要（他卷二第167、185頁）。

　④康立錡於台智光公司尚未通知採購結果之前（採購單核決後之訂購單簽認日期為112年9月27日、簽約日期為112年10月16日，廉政署供述證據卷二第319頁，非供述證據卷一第173-184頁），即已就本案「客製版」之監視器等設備向供應商訂貨，甚至其中150臺監視器早已於112年9月22日出貨（康立錡與供應商之電子郵件，他卷二第163頁），更足見康立錡對於獲得台智光公司之公托監視器案甚有信心，否則實難想像有何寧願冒重大備貨損失（均為客製版）而預先訂貨、到貨之必要。

　⑤在李慶煌尚未核決、台智光公司尚未通知採購結果之前（訂購單簽認日期為112年9月27日），台智光公司與社會局接洽、現場會勘之人員陳經理，已於112年7月19日將康立錡之名片（該時仍為維鑛公司）傳送給社會局人員，稱康立錡為該公司廠商，並稱如果要自行建置主機可找康立錡（社會局人員B、D之偵查中證述及手機畫面截圖，他卷五第57-59、67-71、101頁）；台智光公司業務陳俊良亦以電子郵件傳送康立錡之名片給社會局人員C，稱康立錡為廠商：「我這邊有請廠商詢問本地端規格，廠商這邊建議…廠商提供16路主機及32路主機型錄及聯繫方式，如有需要可直接向他詢價」（社會局人員C之偵查中證述及電子郵件截圖，他卷五第75-77、83-87頁），可見台智光公司對外亦早已認定、表明康立錡代表之立錡雲端公司或維鑛公司為公托監視器案之合作廠商。

　⑥陳重文於立錡雲端公司依稱社會局影像雲端合約，裝設相關監視器設備後，即於112年12月14日傳送訊息給康立錡稱「台智光的錢什麼時候會撥進來？」、「我來問他們一下」、「上次你不是說15號嗎」、「我來催他們一下」（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一第232頁），主動表示其要就社會局影像雲端合約「撥款事宜」「詢問、催促台智光公司」，嗣台智光公司果於翌日即112年12月15日撥款。

　⑦由上開證述及案發時公托監視器案與社會局接洽、採購及履約過程，足認康立錡所代表之立錡雲端公司、維鑛公司於公托監視器案中，因陳重文與李慶煌、陳豐源之密切情誼，並係陳重文介紹給李慶煌、陳豐源之合作廠商，台智光公司雖會經過比價流程，然早於比價前即已決定會將公托監視器案交由康立錡所代表之公司（立錡雲端公司或維鑛公司）承包，且陳重文於履約過程中，亦會就立錡雲端公司事宜主動催促、聯繫台智光公司之事實，至為明確。

　5.從而，陳重文與李慶煌、陳豐源有長期密切、往來情誼，引介康立錡給李慶煌、陳豐源認識之目的在使康立錡能直接與台智光公司合作，台智光公司亦應陳重文之意思，迅速、密切發包案件給康立錡所代表之公司（先維鑛公司，後改由立錡雲端公司承接），公托監視器案正係循相同脈絡而由立錡雲端公司承包，終使康立錡、陳重文均可藉此交易架構，成為公托監視器案廠商利潤之一環，再自立錡雲端公司分配利潤。

　1.本案中，陳重文與康立錡共同以立錡雲端公司承包台智光公司之公托監視器案，藉此交易架構分配利潤，已如前述。陳重文身為議員，卻就非其主管監督事務之公托監視器案，以議會中質詢官員、議會外向社會局索資、要求社會局長向其報告、質問或施壓社會局人員之方式，確保台智光公司能順利承作公托監視器案，再由台智光公司發包給立錡雲端公司，圖自己、康立錡及立錡雲端公司之不法利益，行為如下：

　⑴112 年4 月18日，在臺北市議會第14屆第1 次民政部門定期大會向社會局質詢時，詢問托嬰中心監視系統上雲端之成效，並要求該局於1 個月內提供報告，說明1 間教室法定有幾支監視器、回去檢視是否符合法令規定、系統可否上公共雲端供報案人調閱（前述二、㈡5.⑴）。

　⑵112年4月19日，陳重文通知並要求社會局局長向其報告規劃裝設雲端監視系統之細節（前述二、㈡6.⑵）。

　⑶112年4月20日：

　①透過蕭書芸傳送台智光公司陳鵬義名片予社會局人員，建議予社會局人員有問題可以找陳鵬義討論（前述二、㈡6.⑶）。

　②向社會局索資要求製表列出臺北市所有公托中心室內、外監視器數量、設置位置；製表列出臺北市所有托嬰中心監視器裝設數量（是否符合法定數量要求）及儲存方式是否為雲端儲存（前述二、㈡5.⑵）。　

　⑷112年4月24日，要求蕭書芸傳達、質疑社會局人員於112 年4 月19日下午在議長辦公室談論及社會局公托監視器案時混淆視聽，營造公托監視器案將花費過鉅，故不應建置之意圖（前述二、㈡6.⑷）。

　⑸112年5月4日，要求蕭書芸質問社會局人員為何以沒有經費建置公托監視器案回應台智光公司（前述二、㈡6.⑸）。

　⑹112年5月1日，再度要求蕭書芸向社會局人員詢問公托監視器案之進度，是否已聯絡台智光公司（他卷五第115頁）。

　⑺112年5月11日，向社會局索資，要求提供目前使用監視器總數、監視器儲存設備總數、監視器機櫃總數、監視器機櫃使用總坪數；每年監視器儲存設備維護費用、支出明細及使用預算科目（前述二、㈡5.⑶）。

　⑻112年5月31日前，再次向社會局索資，詢問關於監視器更細節之問題（他卷五第117-118頁）。

　⑼112 年4、5月間，在其議員辦公室內將康立錡介紹給社會局人員，表示康立錡是監視器系統相關專業人員（前述二、㈡6.⑹），可評估台智光公司提出之費率是否合理，並經康立錡表示費率合理（他卷五第10頁）。

　⑽112年6月12日，於臺北市議會市政總質詢，要求臺北市市長就臺北市政府各局處所裝設之監視器，應推展監視器系統雲端建置案（前述二、㈡5.⑷）。

　⑾112年6月13日，要求蕭書芸詢問社會局人員公托中心之監視器影像雲端留存僅30日、與老人長照為90日不同之原因，應該比照辦理（他卷五第22頁）。

　⑿113年3月1日，要求蕭書芸詢問社會局人員，近期是否就公托監視器案找廠商簽約（他卷五第28頁）。

　⒀113年3月7日，再次要求蕭書芸轉達台智光公司已就社會局合約修改完畢，請社會局人員迅速處理（他卷五第29頁）。

　2.關於托嬰中心是否應建置監視器雲端系統一事，固於108年間起即經不同議員於質詢時詢問、提議，陳重文亦有所關切，復於112年4月至5月間因內湖托嬰中心爆發虐嬰案（案發時間112年3月30日），涉及監視器調閱爭議而引發社會輿論再次關注、檢討，然陳重文質詢、索資及其他方式施壓之過程，與上開案件難認有密切關係，業據社會局承辦人員A於偵查中證稱：在112年4月之前，陳重文就有在索資針對這個議題進行關切，但112年4月後，陳重文就會直接透過府會聯絡人蕭書芸把我們叫過去他的辦公室問這方面的議題，或直接把他的問題轉給蕭書芸，蕭書芸再透過LINE轉給我們。在112年4、5月間的清明節，我印象中臺北市好像有發生一個私托虐兒的事件，社會局有去調相關的監視器畫面，但沒有調到，所以這個事件有引發其他的議員來關切托兒所雲端監視系統的建置，但陳重文112年4月從原本沒有那麼積極轉變為積極，看不出來與這個事件有關連。會決定要建置，是私托監視器畫面遺失的事情，當時有上新聞，也有其他的議員因為這個事件來質詢，這個事件上新聞後，我們就在想依照社會的氛圍，應該建置雲端監視器是一個必須要走的政策。但因為這個事件關切的議員，他們並沒有針對社會局要如何落實這個政策的細節進行質詢，陳重文他並沒針對這個事件來質詢，但他反而很密切在關切細節。譬如112年4月19日，陳重文叫社會局局長去議長辦公室說明公托裝設雲端監視系統的細節，112年4月20日陳重文就傳陳鵬義的名片給府會聯絡人，說明雲端監視系統可以找這個人談。陳重文態度轉為積極後，台智光公司的陳鵬義又主動聯繫，這時候陳重文與台智光公司的感覺就有點變成一搭一唱，譬如公托的雲端影像監視系統建置案，變成勢在必行的政策時，因為要跟台智光公司簽約，但我們認為契約不妥，退了台智光公司很多次時，陳重文就會來關切，又譬如跟台智光公司談價錢時，陳重文也會跑過來詢問是不是價錢有什麼問題。113年的預算通常都是112年2、3月就要完成，我記得112年2、3這筆預算還沒有編進去，但陳重文有不斷的施壓，所以我們有在思考是不是要編，因為從開始試辦公托，陳重文就有不斷的施壓，所以我們每年都有在思考，結果剛好發生112年清明節的事情，我就思考乾脆就順這個事情編這筆預算（他卷五第5-13頁），可見陳重文之施壓行為，確為社會局人員增列預算、辦理公托監視器案之重要原因。

　3.再者，陳重文於112年4月19日要求社會局長至議長室報告規劃公托監視器案之細節後（前述二、㈡6.⑵），隨即於112年4月20日，透過陳豐源邀約台智光公司之主管崔大維、陳鵬義在大業路辦公室與其碰面（前述二、㈡6.⑶①），該次碰面除討論教育局監視器雲端案外，更有討論、發想公托監視器案之內容，業據陳豐源、陳鵬義證述明確。

　　上開證述核與陳鵬義筆記本，在碰面當日記載「4/20 北投 社會局各托嬰用 每所CCTV總量評估→設置管理辦法涉及照射範圍影響支數」、「CCTV+傳輸+雲端」等內容相符，審酌上開筆記本，係陳鵬義工作時逐日、依當時情形所作之自我提醒、紀錄，應無虛偽或捏造之理由，堪認上開證述應屬實情，陳重文確係於質詢、要求社會局長向其報告後之翌日，邀約陳豐源、崔大維、陳鵬義討論、發想公托監視器案之細節，俾使其等瞭解公托監視器案之最新進度。至陳重文辯稱當天僅在談教育局雲端案，與公托監視器案無關云云，顯與上開事證不符，自非可採。

　4.此外，陳重文於上開碰面之「同日」，即直接要求蕭書芸，將方與其討論過公托監視器案之陳鵬義名片，轉傳給社會局人員，並「建議社會局找資訊人員與陳鵬義討論」（他卷五第24頁），復以議員身分向社會局索資，細究其索資：「一、請製表分別列出臺北市所有公托中心室內、外監視器數量、以及監視器設置位置」、「請製表列出臺北市所有托嬰中心，及其監視器裝設數量、是否符合法定數量要求」（他卷五第19、21頁），以及於112年5月11日再次索資：「一、提供目前使用中監視器總數、監視器儲存設備總數、監視器機櫃總數，以及監視器機櫃使用總坪數。二、每年監視器儲存設備維護費用、支出明細及使用預算科目」之內容，暨113年5月31日再次索資詢問關於監視器更詳細資訊之內容，多與該政策「是否應施行」、「施行方式」無涉，反而係關乎承包廠商施作、評估數量、價格或可行性之細節，且與陳鵬義筆記本所記載之討論問題「每所CCTV總量評估」、「設置管理辦法涉及照射範圍影響支數」大致相符，應足推論陳重文上開索資，係與台智光公司人員討論後，欲為台智光公司承包公托監視器案取得詳細資訊而來。

　5.況且，陳重文除質詢、索資外，更不斷透過蕭書芸要求、質問社會局人員混淆視聽、催促社會局人員聯絡台智光公司、站在台智光公司之立場質疑社會局（例如陳重文得知社會局人員回應台智光公司之內容後，會透過蕭書芸質問社會局人員為何向台智光公司為如此表示），復在康立錡尚未承包台智光公司之公托監視器案前，命社會局人員至其辦公室內，將康立錡介紹給社會局人員，稱可由康立錡評估相關費用、解答產品問題（金訴卷七第110頁），或直接要求蕭書芸轉傳陳鵬義之名片，建議社會局人員與陳鵬義討論，嗣社會局人員出於職權、為公共利益把關而要求更改與台智光公司契約條款、協商之過程中，陳重文仍要求蕭書芸催促社會局人員辦理簽約、並替台智光公司轉達合約修正事宜，甚至其經康立錡告知社會局尚未跑完與台智光公司之合約，台智光公司尚未給付第3期款後，回稱「我來瞭解」、「你跟社會局說要提早付款那件事情，你有沒有去跟社會局商量，我那邊有跟他們講，社會局那邊說會主動找你」、「看能不能提早付款、提早簽合約」，顯然亦為立錡雲端公司之款項主動出面向社會局人員施壓。

　6.從而，由上開證述及互動情形，堪認陳重文於擔任議員期間，係以在議會中質詢官員、議會外向社會局索資、質問社會局人員之方式，關切公托監視器案之細節、履約情形，確保台智光公司能順利承作公托監視器案，以及台智光公司將發包給立錡雲端公司，其所為係對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違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2條規定，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對社會局人員施壓，致社會局人員決定依臺北市光纖BOT案之架構，委請台智光公司辦理公托監視器案。

　1.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圖利罪為結果犯，且不處罰未遂犯，以因而獲得不法利益為構成要件。此所謂不法利益，係指一切足使圖利對象之本人或第三人其財產增加經濟價值者均屬之，包括現實財物及其他一切財產利益，如有形、無形之財產利益；消極應減少而未減少與積極增加之財產利益；或對該財物已取得執持占有之支配管領狀態者。至圖利對象收回成本、稅捐及費用部分，原來即為其所支出，並非無償取得之不法利益，自不在所謂圖利範圍。此不法利益，既指一切使圖利對象增加財產經濟價值者，尚與民事上或公法上是否合法取得所有權，俱不相干，尤其違法圖利罪本在處罰以違法之方式圖利之行為，倘認因違法致締結之民事契約無效，即無從圖得不法之利益而不成立犯罪，則本罪豈非形同具文，故違法為財產之移轉，縱事後因違法而移轉無效，不影響圖利罪之成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47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貪污治罪條例所謂「不正利益」，則泛指除賄賂以外，其他一切足以供人需要或滿足人慾望之有形或無形之利益皆在內，且不以經濟財產上之利益為限。諸如設定債權、免除債務、款待盛筵、介紹職位或媒妓作樂等等皆屬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914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

　⑴陳重文對非其主管監督之事務，違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2條規定，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對社會局人員施壓，使台智光公司能順利承作公托監視器案，再由台智光公司發包給立錡雲端公司承包（即社會局影像雲端合約），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本案中，陳重文、康立錡均為立錡雲端公司之實質負責人、實質股東（不論陳重文使用何人名義掛名），本均得分配立錡雲端公司之獲利，陳重文更係實質掌控立錡雲端公司帳戶、財務之人，對於立錡雲端公司帳戶內款項有實際支配管領權（已數次憑己意處分帳戶內款項），立錡雲端公司復因未設有人力亦無技術，會將承包案件再轉包給康立錡獨資之維鑛公司履約，是無論陳重文或康立錡，均可間接藉此方式分配案件之獲利，堪可認定。

　⑵台智光公司與立錡雲端公司就社會局影像雲端合約，約定價金為1081萬7520元，其中包含51萬5120元之營業稅（未稅總價1030萬2400元，營業稅率5%，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一第175頁），第1、2期款現已給付，且目前設備均已依約裝設完成、正常運作，達可驗收之狀態（金訴卷七第128頁），待台智光公司完成驗收程序後，則應給付第3期款，然第3期款價金縱未獲清償，仍係立錡雲端公司因契約所取得之價金債權，自屬不法利益。是以，立錡雲端公司目前實際取得之價款為811萬3040元（扣除手續費100元，前述壹、甲、二、㈡8.⑵）、尚未取得之價金債權270萬4380元。因立錡雲端公司並無人事成本，實際取得價款中之759萬8850元（不包含手續費90元）已移轉給下包商維鑛公司負責履約，故就應扣除之成本、稅捐及費用，均自維鑛公司分得之款項扣除，依上開說明計算後，維鑛公司獲得之不法利益為61萬845元（計算式：759萬8850元-21萬6300元【已支出人力成本，金訴卷八第215-221頁】-638萬5365元【設備費用支出成本，金訴卷八第217-237頁】-38萬6340元【第1、2期款依5%之營業稅】=61萬845元）、立錡雲端公司獲得之不法利益為51萬4100元（其中45萬元業經陳重文實質處分，由其指示白惠萍匯至富又康公司帳戶）及尚未取得之價金債權-257萬5600元（扣除第3期款依5%之營業稅12萬8780元）。

　⑶康立錡雖辯稱維鑛公司履約成本另包含保固人力成本21萬6300元、保固費用成本56萬2000元（金訴卷七第132-133頁），然驗收後是否發生保固問題、保固費用，本屬未定，本院即無從以預測方式事先扣除此部分尚未發生，甚至不一定會發生之成本。況本院依上開計算方式所得之維鑛公司利益為61萬845元，實已遠低於康立錡自承維鑛公司因本案可獲得之15%利潤113萬9841元（計算式：759萬8940元*0.15=113萬9841元，金訴卷七第133頁），足認就扣除成本部分已屬寬認，應無再扣除此部分不確定費用之必要。

　⑷至陳重文雖辯稱其指示白惠萍匯款至富又康公司帳戶之45萬元，係要賣鐵件給立錡雲端公司，以供立錡雲端公司履行社會局影像雲端合約云云（他卷二第13頁），然此部分為實際負責向台智光公司裝設監視器、履行契約之康立錡所否認（金訴卷七第134頁），康立錡更稱其係於偵查中始知立錡雲端公司帳戶內之款項已遭陳重文轉走（他卷二第65-73頁），陳重文就此復未能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自難採為對其有利之認定，是此部分之辯解，無從採信，不能於計算不法利益時以履約成本而扣除，併此敘明。

  ㈦陳重文其餘辯解不採信之理由。　

　1.陳重文雖辯稱其長期關心公拖中心裝設監視器問題，進行質詢、索資自無不當，社會局係因112年3月虐嬰事件而辦理公托監視器案，此乃勢在必行之政策，與其質詢索資或非質詢等行為並無因果關係云云。

　⑴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利罪，係以該管公務員「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為其要件。其利用身分圖利者，以行為人之身分，對於該事務有某種程度之影響力，而據以圖利為必要；其利用機會圖利者，則以行為人對於該事務，有可憑藉影響之機會而據以圖利，方屬相當。而所謂對於該事務有無影響力或有無可憑藉影響之機會，非指行為人對於該事務有無主持或執行之權責，或對於該事務有無監督之權限，苟從客觀上加以觀察，因行為人之身分及其行為，或憑藉其身分之機會有所作為，致使承辦該事務之公務員，於執行其職務時，心理受其拘束而有所影響，行為人並因而圖得自己或他人不法利益，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453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關於社會局決定增列預算，委請台智光公司就下轄各公托中心辦理公托監視器案之原因，業據A於偵查中證述：上傳到雲端的好處就是可以有一個備份資料，之所以對於雲端監視系統會有疑義，第1點公托的老師會認為公托裡面有自己的監視器設備就算了，為何還要多一套雲端監視系統的監視器設備，是不是會有其他人隨時透過雲端系統來看他們執行業務的情況，那為什麼醫生開刀涉及人命，不用另外有雲端監視器設備，如此第一線的老師反彈聲浪很大。第2點，家長會認為小朋友在公托會有換尿布裸露身體的情況，為什麼這些畫面得上雲端。第3點就是雲端資料的管理要怎麼進行，這邊都涉及到個資法。第4點，因為各公托的監視系統，迄今沒有出現故障導致影片調不到的問題，而且各公托的監視系統不同，沒辦法各公托各自將監視畫面上傳，因此要建置雲端監視系統設備，必須另外重新建立一個統一系統，所以每年的花費要高，但社會局後來有決定辦理公托監視器案，送出113年1800萬的預算，就是這個政策的落實，113年的預算通常都是112年2、3月就要完成，我記得112年2、3這筆公托雲端監視系統的預算還沒有編進去，但陳重文有不斷的施壓，所以我們有在思考是不是要編，因為從開始試辦公托，陳重文就有不斷的施壓，所以我們每年都有在思考，結果剛好發生112年清明節的事情，我就思考乾脆就順這個事情編這筆預算，若沒有發生清明節的事情，社會局是否可以持續不編這筆預算，我也沒有把握（他卷五第7-8、13頁）。

　⑶依上開證詞可知，社會局內部對於是否辦理公托監視器案，因反彈聲浪、各資問題或高昂經費，本有相當疑慮，然最終仍決定建置，係因考量到長期以來「陳重文不斷的施壓」，且該時剛好發生社會事件，社會輿論、其他議員亦有關注，決定藉此機會「順勢編列」預算，即便無上開社會事件，僅有「陳重文不斷的施壓」，承辦人仍無把握可持續不編列此部分預算（亦即單就陳重文不斷施壓，即可能須編列預算），足見陳重文之施壓，乃係此政策勢在必行之主要原因，縱有其他因素加成（例如社會事件、其他議員依法質詢），亦無礙於陳重文不斷對社會局人員施壓之行為，對社會局人員決定113年間臨時增列預算、辦理公托監視器案確有影響之事實。何況，倘若辦理公托監視器案乃必行之政策，衡情實難認陳重文除於會議中質詢、索資外，有何於112年4月19日起，密集、緊迫與社會局聯繫、針對與台智光公司相關事宜質疑、催促社會局人員之理（4月至5月間介紹康立錡給社會局人員、4月19日要求社會局局長親自報告、4月20日傳送陳鵬義名片、4月24日質疑社會局人員混淆視聽、5月1日詢問社會局人員是否聯絡台智光公司、5月4日替台智光公司質疑社會局稱無經費之回應）。準此，堪認承辦公托監視器案之公務員於執行職務時，心理確有受陳重文拘束而有所影響，則陳重文辯稱其所為與社會局辦理公托監視器案無因果關係，均係其他議員質詢、社會事件之結果云云，自不足採。

　2.陳重文又辯稱台智光公司係經廠商詢價、比價、議價流程後，始由最低價之立錡雲端公司得標，並無內定，立錡雲端公司亦非必然得標，台智光公司依約給付立錡雲端公司第1、2期價款，係私人間合約履行之結果，不具不法性，亦無因果關係云云。

　⑴本案中，早在台智光公司向各廠商開始詢價、比價、議價程序「前」（請購單上經崔大維上簽至李慶煌之時間為112年9月13日，廉政署供述證據卷二第347頁），台智光公司內部主管如崔大維、陳鵬義甚至陳俊良，早於112年7月間均已知悉公托監視器案之合作廠商須為康立錡（無論使用簽約之公司為立錡雲端公司或維鑛公司），除對內會議提及該案確定由康立錡承包外，對外更會直接將康立錡之名片提供給社會局人員，供社會局人員向康立錡詢問監視器主機規格，或直接向康立錡採購（認定見前述二、㈣4.），可見所謂之詢價、比價、議價程序，無論是否為採購人員蔡逸婷所知悉，均僅係依循台智光公司內部慣行走流程而已（陳鵬義就此亦如前述證述明確），遑論無論比價結果為何，均僅有與陳重文關係密切之李慶煌有決定權，李慶煌更係先前否決固定合作廠商，批准改由從未與台智光公司直接合作、僅經陳重文介紹之康立錡（維鑛公司）承包案件之人，凡上種種情形，均堪認定無論廠商詢價、比價、議價結果為何，台智光公司內部均已決定、知悉由康立錡公司承包之事實，是陳重文辯稱其與立錡雲端公司承包台智光公司之公托監視器案一事無因果關係或因果關係中斷云云，即不足採。

　⑵此外，李慶煌雖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標案由哪家廠商得標係其決策，其不會刻意偏頗哪一家特定廠商，其擔任台智光公司董事長期間，確定沒有因為認識康立錡，在判斷決策得標之事情上有任何影響，維鑛公司成為台智光公司下包，其不清楚是陳重文介紹的云云（金訴卷七第203-204頁）。然觀李慶煌整體證述內容，包含其不認識康立錡，係因公司報價單上有康立錡，始曉得有維鑛公司，其與康立錡只有一次於112年4月7日在陳重文辦公室擦身而過，陳重文指一下說是康立錡、沒有拿名片，指一下其就知道是維鑛公司負責人，係因當初報價時有康立錡名字（金訴卷七第185-188頁），上開證述非惟與康立錡、陳豐源證稱當日陳重文有介紹康立錡、康立錡有表示欲直接承包台智光公司案件之意願，陳重文稱希望台智光公司可以跟小康合作看看等語完全不符，更與康立錡在112年4月7日前並非台智光公司之直接下包商，無從出現在台智光公司之報價單內，可讓李慶煌知悉其即為維鑛公司之負責人，亦與陳重文傳送給康立錡之訊息稱「兄弟、兄弟，明天改1點半，上市公司的陳董跟李董也會一起來」，顯係特別約定時間介紹康立錡與李慶煌、陳豐源碰面認識等節均明顯相違（卷證出處均見前述二、㈣2.），可見李慶煌之證述內容，顯有避重就輕、迴護陳重文而不實之情形，自不足採為有利陳重文之認定。

　⑶公務員違法圖利罪之構成要件，圖得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係規範公務員執行職務之廉潔，側重職務之不可收買性，且不以圖自己之不法利益為限，即圖其他私人之不法利益亦包括在內，亦不以國家機關之財產受損害為必要。故公務員違法圖利罪之保護法益，包括公務員執行職務之公正性與廉潔性，以維護社會大眾對於公務員廉潔、公正執行職務之信賴（最高法院110年度台非字第54號判決意旨參照）。陳重文身為臺北市議會議員，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2條規定，既已違背法律，致承辦該事務之公務員於執行其職務時，心理受其拘束而有所影響，因此使自身、康立錡及立錡雲端公司獲得之利益，自具不法性，不以上開價款是向政府請領、國家財產已受損害為必要，是陳重文此部分辯解，亦不足採。

　3.陳重文復辯稱依公司之法人格獨立原則，立錡雲端公司尚未彌補虧損，亦未進行利潤分配，且其並非立錡雲端公司股東，不得請求進行盈餘分配，故立錡雲端公司所取得之款項非其個人獲利，亦無圖利結果云云。然所謂之不法利益，係指一切足使圖利對象之本人或第三人其財產增加經濟價值者均屬之，包括現實財物及其他一切財產利益，包含有形、無形之財產利益及消極的應減少而未減少與積極增加之財產利益，或對該財物已取得執持占有之支配管領狀態者（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21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中陳重文非僅係立錡雲端公司之實質出資人，更係保管立錡雲端公司帳戶公司存摺、大小章，「唯一」能動支立錡雲端公司帳戶內款項之人，其非但全未遵循公司法規定，與康立錡進行利潤分配，反而恣意動用帳戶內之款項，甚至因可動支帳戶內款項，早於112年11月8日即將其設立時投入之股本全數取回（詳見下述立錡雲端公司資本不實案部分），更於113年1月12日實際動用台智光公司給付價款中之45萬元，匯款至自己掌握之另家公司帳戶，顯見陳重文對於台智光公司給付立錡雲端公司之「不法利益」，已有實際支配管領之權限，依上開說明，亦屬因而獲得利益之人無誤，否則不啻任何犯罪之人，僅需將其利益輸送至其得實際掌控之公司，即可高舉「公司法人格獨立」之大旗，掩蓋其實際掌控之犯罪所得而不受任何限制。是以，陳重文此部分辯解，核屬無稽，仍不足採。

　　上揭事實，業據陳重文、白惠萍、康立錡於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金訴卷八第428頁，卷七第386頁），核與彼此間之證述相符，並有立錡雲端公司、維鑛公司營利事業關係人資料查詢結果、公司設立登記表、發起人名冊（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一第29、33-46頁）、康立錡新光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存取款憑條（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一第64、67、71-75頁）、鄭雲容中國信託帳戶交易明細（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一第77-78、81、85頁）、立錡雲端公司帳戶交易明細（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一第103頁）、112年11月8日匯款申請書（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一第108-1頁）在卷可佐，足認陳重文、白惠萍、康立錡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可採信。　　

　　上揭事實，業據陳重文、白惠萍於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金訴卷八第428-429頁，卷七第386頁），核與彼此間之證述相符，並有立展公司、台灣創新公司、富又康公司、國亨公司營利事業關係人資料查詢結果（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一第21、25、27、31頁）、臺北市政府就國亨公司增資之核准函文、國亨公司變更登記表（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二第25-33頁）、偽造蔡景怡簽名之112年5月2日及同年月18日之股東同意書（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二第33-34頁）、112年12月22日及同年月25日之股東同意書（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二第39-48、65-67頁）、董（監察人）願任同意書（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二第77頁）、國亨公司帳戶交易明細（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二第125-127頁）、國亨公司匯款至富又康公司帳戶之匯出匯款憑證（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二第141頁）、東成公司報價單（廉政署供述證據卷一第171頁）、立展公司存款憑證（廉政署供述證據卷一第173、175頁）在卷可佐，足認陳重文、白惠萍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可採信。　　

　㈠上揭事實，業據陳洛麟於偵查、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113偵17702卷第226頁，金訴卷四第511頁、卷七第386頁），並有陳重文與陳洛麟之LINE對話紀錄（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二第202-206頁）、臺北市政府核准立展公司增資之函文、資本查核報告書等申請文件（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二第3-19頁）、立展公司帳戶交易明細（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二第189頁）、立展公司票據兌現紀錄（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二第191頁）、立展公司支票存根聯（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二第195-199頁）、陳重文與陳洛麟之LINE對話紀錄、立展公司股東名冊（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二第202-206頁）、陳洛麟帳戶交易明細（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二第209頁）、陳洛麟匯款申請書（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二第215頁）、系爭工程合約（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二第255-291頁）、立展公司支付大嘉公司之支票及交易明細（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二第295-301、305頁）在卷可佐，足認陳洛麟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可採信。　　　　　　

　㈡陳重文部分：

　1.下列事實，均為陳重文、辯護人所不爭執（金訴卷四第544-547頁），並有相關事證在卷可證，均堪信為屬實：　　

　⑴立展公司係於108 年7 月8 日經臺北市政府核准設立登記，名義負責人為于乃亨，公司成立之資金則由陳重文實際出資，有立展公司之工商登記資料查詢結果可證（他卷三第741-743 頁）。

　⑵陳重文於109 年間，為推展立展公司環保堆肥業務，欲興建大業路廠房，商由劉志明興建大業路廠房主體工程，陳洛麟之大嘉公司負責水電空調工程，工程款共2000萬元，有工程合約書、陳重文與陳洛麟之對話紀錄可證（113偵17702 卷第241-277 頁、廉政署非供述卷一第202-205頁）。

　⑶陳重文亦同時邀約劉志明、陳洛麟投資立展公司，經三人商議之投資金額為劉志明1200萬元、陳洛麟800萬元。

　⑷因劉志明嗣後無法籌措款項，由陳洛麟於109 年8 月4 日匯款2000萬元至立展公司帳戶作為股款，並委由林潓瓔於109 年8 月20日，向臺北市政府申請辦理立展公司增資登記，有陳洛麟帳戶存摺內頁交易明細、匯款申請書、立展公司變更登記表、變更登記申請書、陳重文傳送給陳洛麟立展公司股東名冊之對話紀錄（廉政署非供述卷一第205-206 頁）、立展公司資本查核報告書可證（113偵17702 卷第281-298 、135 -136、305-309頁）。

　⑸嗣於臺北市政府公務員就立展公司增資登記辦理期間，陳洛麟以大嘉公司名義，開立如附表二之一所示、總計金額為2000萬元之發票並交付立展公司行使，立展公司再以附表二之一所示之發票作為出帳憑據，而開立如附表二之二所示、開票金額總計2000萬元之支票予大嘉公司，以此支票兌現之方式給付大嘉公司2000萬元，有立展公司新光帳戶交易明細（廉政署非供述卷一第191頁）、新光銀行支票存根（廉政署非供述卷一第195-199頁）可證。於此同時，承辦公務員於形式審查後，於109 年9 月3 日核准立展公司之增資變更登記（資本額3160萬元），並登載在職務上所掌之公司登記簿冊上，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可證（廉政署非供述卷一第149 -157-頁）。　　

　2.關於立展公司增資2000萬元，以及陳洛麟以大嘉公司名義開立支票，由大嘉公司向立展公司請款2000萬元之過程，業據陳洛麟證述如下：

　　依陳洛麟上開證述，可知陳洛麟與其友人劉志明本欲各別以800萬元、1200萬元投資立展公司，詎其代替劉志明墊支出資款1200萬元後，劉志明已無投資之意願，然陳洛麟在其出資額僅有「800萬元」之情形下，仍開立不實發票給立展公司、兌現立展公司之支票而取得全部2000萬元之工程款（包含原應由劉志明出資、卻無人實際出資之1200萬元）。

　3.分析立展公司增資、興建大業路廠房之事件時序如下：

　　依上開時序，陳洛麟於109年8月4日匯款2000萬元至立展公司帳戶作為出資款後，立展公司於翌日即109年8月5日委由會計師出具資本查核報告書，短短1個月之期間，陳洛麟於109年8月17日、8月28日、9月15日，接續以大嘉公司名義開立發票，請領系爭工程合約之「全部」工程款（第1次開立發票請款時，立展公司甚至連向臺北市政府辦理增資變更登記之申請書均尚未送出），立展公司亦於109年9月1日、9月16日迅速開立「全部工程款」之支票，供陳洛麟以大嘉公司名義兌現款項，嗣陳洛麟即以大嘉公司名義，在臺北市政府核准立展公司增資變更登記之「翌日（109年9月4日）」、「15日後（109年9月18日）」後，兌現立展公司之支票，可見陳洛麟於出資程序甫完成，即以工程款名義、經由大嘉公司取回2000萬元。準此，陳洛麟既僅與陳重文約定800萬元之出資額，並以興建大業路廠房之水電工程出資，卻仍以大嘉公司請領工程款之名義，將未實際負責興建工程之1200萬元亦一併請領，依此密接之時序，堪認其與陳重文並無實際繳納此部分增資款之真意，僅係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以取得主管機關核准之增資登記（亦即陳洛麟並無預計施作該部分工程，卻領取額外工程款，造成立展公司陳洛麟或劉志明事實上並未以「營造廠工程款」出資，公司卻辦理增資登記對外宣告有此部分款項），違背公司最重要之資本維持、充實原則，足以損害公司債權人及股東利益、判斷，該當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而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之情形。

　4.陳重文雖辯稱早於陳洛麟簽立系爭工程合約時（即實際匯款出資以前），其等均已知悉劉志明之1200萬元款項不會進來，故2000萬元均係由陳洛麟實際出資統包、並非代墊，均係陳洛麟之出資款，立展公司則係依約給付統包之工程款2000萬元給大嘉公司云云。然查，此部分辯解非僅與陳洛麟上開偵查、審理中均一致其就1200萬元部分是代墊款、其出資額僅有800萬元之證述不符，更與「陳洛麟、大嘉公司或劉志明」事實上均「未」負責興建大業路營造廠之工程，係由陳重文另尋營造廠處理之客觀事實相違，顯見立展公司所給付之2000萬元並非均係工程款，而係部分工程款（陳洛麟確實負責之800萬元）、部分返還代墊出資款（陳洛麟未實際出資、亦無意願出資之1200萬元），是陳重文此部分辯解，自非可採。

　5.陳重文復辯稱依據法人格獨立理論，陳洛麟之個人投資款不能與大嘉公司取得之工程款混為一談，立展公司係因與大嘉公司間簽有系爭工程合約，依約給付統包之工程款2000萬元給立展公司，與陳洛麟之股款無關云云。惟查，立展公司給付大嘉公司之2000萬元，並非均為工程款，已如前述。又自然人與法人在法律上固係不同之主體，然在進行交易時，契約雙方本得指定受領款項之對象及方式，此亦與本案中出資款雖係以陳洛麟之名義登記、匯款，然此資金來源實則包含陳洛麟本人、大嘉公司之情形相符（113偵17702卷第225頁），是縱陳洛麟於取回出資款時，以開立發票、指定為工程款名義，將額外、未出資之1200萬元由大嘉公司受領，自無不可（遑論本案中陳洛麟所出資之部分資金本即有來自大嘉公司，僅係以陳洛麟名義登記），則陳重文以此辯稱1200萬元係工程款、與退回股款無關云云，亦非可採。

　6.至陳洛麟雖於本院審理中改證稱：不能說退還，因為工程就有在進行，然後用這樣子付工程款，立展公司跟我打合約的確是2000萬，2000萬就是建築跟水電，沒有錯我的部分負責水電空調，另外營造廠等於是我的協力廠商。東昇營造公司施作部分的價款應該由我這邊支付，因為本來是劉志明，後來他資金沒到位就退出了，認真講起來，其實東昇營造公司是我的協力廠商，只是他到現在還沒有來跟我請款云云（金訴卷七第208-212、216頁）。然此非但與其在本院準備程序中供稱：已經出資、開始興建後，劉志明才說他資金沒有到位無法繼續興建，無法投資，所以後來陳重文另外找了一個營造廠負責這個廠房，營造廠部分的工程款是由陳重文自己處理，後來的營造廠並沒有找我要錢，我也不知道他們要如何處理，我收回的1200萬元就是給付我的墊款，沒有人再跟我要這筆款項，錢是在我這裡，也不用給付給營造廠，我後來請款的2000萬元，其中1200萬元就是拿回我的代墊款項，不是工程款，陳重文也知道我有代墊1200萬元，因此給付的就是還我的代墊款等語（金訴卷四第511頁）完全不符。再審酌所謂之統包，乃係指上游營造商與其下包商間，以契約分配工程之債權債務關係，陳洛麟就大業路廠房興建工程，既從「未」與實際負責興建工程之東昇營造公司「存在任何契約」（金訴卷七第210、216頁），自難謂大嘉公司與東昇營造公司間有何「統包」、「協力廠商」之關係可言，依法東昇營造公司更無向陳洛麟或大嘉公司請領任何工程款之理由。遑論本案涉及之工程款高達千萬餘元，若東昇營造公司確有工程款須向陳洛麟、大嘉公司請領，衡情亦難認有何於大業路廠房完成1年多後（112年即完工），仍從未與陳洛麟、大嘉公司接洽、請求給付工程款之可能。由此益見，陳洛麟於本院審理中此部分證詞，顯與事實不符，並有刻意迴護陳重文之意，自不足採，併此敘明。

　㈠關於陳玉玲就台通公司實施庫藏股消息，以及李嘉豪、石富宇就台通公司遭搜索消息涉犯內線交易之事實，業據陳玉玲、李嘉豪、石富宇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112他2430內線交易案卷二第521-522、562頁，112他2430內線交易案卷三第95頁，金訴卷四第327頁，卷七第413頁）坦承不諱，核與證人洪湘玲（112他2430內線交易案卷二第169-174頁）、李宜娟（112他2430內線交易案卷二第266-268頁）、李季芹（112他2430內線交易案卷二第295-299頁）、陸秀芳（112他2430內線交易案卷三第7-8頁）、陳淑敏（112他2430內線交易案卷三第74至76頁）於偵查中此部分證述相符，並有本院對李慶煌、台通公司核發之搜索票（112他2430內線交易案卷三第347-349頁）、台通公司之公司變更登記表（廉政署內線交易案證據資料卷第409-414頁）、董監事持股餘額明細資料（廉政署內線交易案證據資料卷第415頁）、台通公司在公開資訊觀測站對外公告決議買回庫藏股之網頁（112他2430內線交易案卷二第241-242頁）、公司遭搜索之網頁（112他2430內線交易案卷二第471頁）、台通公司113年3月8日董事會議事錄（112他2430內線交易案卷三第370頁）、陳淑敏凱基證券帳戶之證券存摺（廉政署內線交易案證據資料卷第129-133頁）、陳淑敏買賣特定有價證券明細表（廉政署內線交易案證據資料卷第189-191頁）、陳淑敏兆豐證券帳戶交易明細表（廉政署內線交易案證據資料卷第209-211頁）、石富宇元富證券交易明細（廉政署內線交易案證據資料卷第391-393頁）、台通公司相關投資人成交委託買賣明細表（廉政署內線交易案證據資料卷第395-401頁）在卷可證，足認陳玉玲、李嘉豪、石富宇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可採信。　

　㈡關於李嘉豪就台通公司實施庫藏股消息部分，李嘉豪雖亦坦承涉犯內線交易，核此部分與證人洪湘玲（112他2430內線交易案卷二第169-174頁）、李宜娟（112他2430內線交易案卷二第266-268頁）、陸秀芳（112他2430內線交易案卷三第7-8頁）於偵查中證述相符，並有卷存之台通公司內部簽呈（112他2430內線交易案卷二第183、189頁）、台通公司在公開資訊觀測站對外公告決議買回庫藏股之網頁（112他2430內線交易案卷二第241-242頁）、李嘉豪買賣特定有價證券明細表（112他2430內線交易案卷二第149-155頁）、李嘉豪富邦證券帳戶交易查詢明細表在卷可證（112他2430內線交易案卷三第373-380頁）。然其與辯護人就實施庫藏股消息明確之時點及主觀認知內線交易之時點（即113年2月18日或113年2月29日）仍有爭執，茲就此部分認定如下：　

　⑴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內線交易行為之禁止」，係為防止發行股票公司內部人憑藉其特殊地位，於獲悉有重大影響公司股票價格之消息後，於該消息未公開或公開後12小時內（99年6月2日修正為內部人「實際知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時，「在該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18小時」內），即先行買賣股票，造成一般投資大眾不可預期之交易風險，以維護市場交易之公平。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5項及第6項重大消息範圍及其公開方式管理辦法（下稱管理辦法），於第4點（修正後為第5點）就重大消息之成立時點，規定「事實發生日、協議日、簽約日、付款日、委託日、成立日、過戶日、審計委員會或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之日（修正後為「其他依具體事證可得明確之日），以日期在前者為準。」係採取「多元時點、日期在前」之認定方式，其意旨無非在闡明同一程序之不同時間，均有可能為重大消息成立之時點，亦即強調消息成立之相對性。又其訂定理由既明示係參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並認為初步之合併磋商（即協議日）亦可為重大消息認定之時點，則依照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兩件案例TSC案與Basic案所建立之判斷基準：㈠若某一事件對公司影響，係屬「確定而清楚」，此際應適用TSC案界定「重大性」之判斷基準（即「理性的股東極可能認為是影響投資決定的重要因素」，或「一項消息如單獨考量未能產生重大影響，但如連同其他可獲得的資訊綜合判斷，可能影響理性投資人的決定時，亦符合重大性質之要件」）。㈡若某一事件本身屬於「或許會，或許不會發生」或「尚未確定發生，僅是推測性」之性質，則應適用Basic案所採用之「機率和影響程度」判斷基準。一般而言，重大消息於達到最後依法應公開或適合公開階段前，往往須經一連串處理程序或時間上之發展，之後該消息所涵蓋之內容或所指之事件才成為事實，其發展及經過情形因具體個案不同而異。故於有多種時點存在時，認定重大消息成立之時點，自應參酌上揭基準，綜合相關事件之發生經過及其結果，為客觀上之整體觀察，以判斷何者係「某特定時間內必成為事實」，資為該消息是否已然明確重大（成立）之時點（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503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關於台通公司實施庫藏股之緣由，有李嘉豪於偵查中之供述，以及李慶煌、台通公司財務副總經理陸秀芳、台通公司負責撰擬實施庫藏股簽呈之洪湘玲之具結證述可參：

　　依上開供述及證述，可知李嘉豪乃台通公司實施庫藏股之倡議者，其於台通公司處在相當背景脈絡之情形下（公司經營階層長期持股股份偏低、外部有消息要收購公司股票、市場行情走高），先於113年農曆年期間（113年2月8日至2月14日間）向李慶煌提出實施庫藏股之建議，復繼續觀察，認為年後市場行情仍持續走高，乃於113年2月18日傳送LINE訊息，內容提及買回價格區間、數量及時間，再次以具體、明確之方式，建議李慶煌應於特定日期內就台通公司實施庫藏股。而李慶煌就此事宜，除曾與李嘉豪談論過、獲得李嘉豪之建議外，從未與公司任何內部人討論，更因認為無急迫性，沒有做任何研究，遲至董事會提案之最後1日即113年2月29日，始詢問公司財務主管陸秀芳，關於實施庫藏股在公司財務上是否可行，隨即指示洪湘玲撰擬簽呈，決定在董事會上提議實施庫藏股，而李慶煌批示前，上開簽呈除先經李嘉豪核閱、由其填載庫藏股買回區間價格上限外，李慶煌最終核准之庫藏股買回區間價格、執行日期，多係參考李嘉豪上開訊息之建議而來。是以，堪認台通公司實施庫藏股，確實係出自李嘉豪之建議，除有上述背景脈絡外，更涉及李嘉豪為董事長李慶煌之子兼特助，故提議或分析均得直接上呈至李慶煌之特殊情形。

　⑶觀李嘉豪以訊息建議李慶煌實施庫藏股之113年2月18日間，其傳送給李慶煌之LINE訊息如下（金訴卷四第371-381頁，當日訊息均為李嘉豪傳送）：

　　上開訊息雖均係李嘉豪所傳送，然依其訊息內容：「庫藏股3.08會期，應該還是要執行」、「你就窮緊張」、「你真的很天真，誰在放話，會計師會不會只是人家的棋子」、「你如果真的擔心」、「你到底在緊張什麼」、「你整天擔心經營權」，可知上開訊息均有其背景，必係發生在李慶煌就是否實施庫藏股、擔心外人放話爭奪公司經營權等事宜，與李嘉豪討論「之後」，李嘉豪方會就已討論過之事宜、李慶煌之擔憂，以訊息回應、提出質疑與批判，否則實難認李嘉豪有何於訊息中使用「應該還是要執行」、「你就窮緊張」等明顯代表猶豫後方作出決定、描述李慶煌心境等用詞之必要。準此，李嘉豪在訊息中提及實施庫藏股一事，當係與李慶煌討論後，再次觀察當下情形所作出之決策，具有時間上之脈絡性，而非任意、隨興提出之建議，李嘉豪甚至已具體指明實行期間（3月8日）、買回數量（1萬張）、買回價格（20-29.9）、執行率（30%）及目的（宣示看好股價）等最為重要之內容與細節，任何觀覽此訊息之人，均能知悉台通公司之經營者（即李慶煌）曾就實施庫藏股之消息與李嘉豪有相當討論，實施庫藏股之雛形已然明確，顯相當有可能會實施，此亦與李慶煌自承「庫藏股是李嘉豪建議，當時我們是心裡有這個概念」（112他2430內線交易案卷二第216頁）等語相符，足見台通公司實施庫藏股一事，並非李嘉豪突如其來、空穴來風之建議，而係在相當時機、時間醞釀之下，由李慶煌、李嘉豪討論而形成之概念、想法，自有相當之發生機率。

　⑷再者，實施庫藏股在股票市場上係要保障投資人權益、公司信譽，屬雙贏之結果，投資人獲利、公司形象也好，故庫藏股最重要是公司要有資金、有錢就可以實施，財務長亦說明台智光公司在1 月份有減資20%，20% 減資的金額大概4 點多億，台通公司因為持股68.2%，台通公司可以收回大概3.12億，3.12億當初在台智光公司的董事會也通過了，但是要送主管機關經濟部的同意，假如在這次3月8 日來實施庫藏股，時間應該來得及，等於有3億多現金收入等情，均據李慶煌於本院審理中證述明確（金訴卷五第350、354頁）。關於台通公司內部有因台智光公司退還股款而取得現金一事，早於112年11月13日即經台智光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辦理，台智光公司更於同年12月14日舉行112年第一次股東臨時會通過辦理現金減資退還股款案、同年12月28日公告公司董事長訂定減資基準日與換發股票基準日等相關事宜，預計每仟股換發800股（每仟股減少200股）並退還股款2000元，換發股票基準日為113年1月8日，該減資案亦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2年12月26日金管證發字第1120365437號申報生效在案，而上情均經台通公司代重要子公司台智光公司公告在公開資訊觀測站，乃任何台通公司內部人經營階層，或外部稍有關注台通公司股票及相關重大消息之人，均能輕易知悉之事實。準此，依李慶煌前開證述實施庫藏股對公司、投資人均有利，只要資金到位之標準，亦見李嘉豪於113年2月18日傳送實施庫藏股之訊息時，台通公司實已取得鉅額資金挹注，符合實施庫藏股之條件，是台通公司在此資金條件下，實施庫藏股之機率甚高，亦相當明確。

　⑸何況，李嘉豪於案發前曾在台通公司擔任管理部經理，案發時更係擔任李慶煌之特助，除為直接協助李慶煌之人外，更因台通公司管理部資深經理於113年2月間離職，承接經理職位之吳愛民對業務不熟練，就部門主管、系統維護等事宜，吳愛民仍請託由李嘉豪來主導、完成重任（吳愛民傳送給李嘉豪，再由李嘉豪轉傳給李慶煌之訊息，時間為113年2月17日，金訴卷四第393頁），事實上，本應由管理部負責執行之庫藏股事宜，李慶煌亦係指派李嘉豪直接處理（陸秀芳證詞，金訴卷五第376-377頁），更可見李嘉豪就台通公司股務事宜，相當受李慶煌信任及委用。細究台通公司實施庫藏股之過程，李嘉豪至少參與如下事宜：

　　依上，可知台通公司實施庫藏股之過程中，李嘉豪乃自始至終參與最深之人，除與李慶煌間存有數次討論外，關於實施庫存股最重要之日期（即董事會日期）、目的（象徵性宣示看好股價）、買回價格區間（20-29.9，李慶煌僅調整為整數20-30），均已在李嘉豪113年2月18日之訊息中具體、明確，後續更係實際執行此政策之人。佐以公司實施庫藏股本應製作評估報告，李慶煌、台通公司卻從未為之，無論最初之買回價格區間、股價波動後之買回價格區間，均仰賴李嘉豪（而非李慶煌）之個人判斷（112他2430內線交易案卷二第124頁），遲至遭檢調搜索後，方於113年4月8日補正評估報告（廉政署內線交易案卷第311-312頁），以及113年3月8日董事會開會前夕，台通公司股價已臻原訂買回價格上限，李慶煌卻仍簽准由李嘉豪上簽修改之買回價格區間為26至35元，可見該時應已無股價低估損及股東權益之情，台通公司實施庫藏股之目的，並非因為股價低估，應係著重對外宣稱看好股價。因此，客觀、整體觀察台通公司實施庫藏股之過程、結果，與李嘉豪、李慶煌討論後，李嘉豪於113年2月18日再次傳送訊息之內容大致相符，對一般正當投資人來說，足係雙方已達一定共識、討論程度，自可預期台通公司未來確有實施庫藏股之高度可能性。是此消息如予公開，顯然會對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定產生影響，依前述標準及說明，足認該消息已臻明確無訛，並為實際行為之李嘉豪所明知。

　⑴李嘉豪雖辯稱其訊息係以「不建議實施庫藏股」作結，其根本不建議實施庫藏股，主觀上自不可能確信台通公司即將實施庫藏股云云。然查：

　①細究李嘉豪113年2月18日訊息之整體脈絡（見前述六、㈡1.⑵），李嘉豪就台通公司及李慶煌對於經營權之擔憂，係提出2種不同應對方案，包含「內部人（即李慶煌、李嘉豪等內部人）增加持股至30%（我們加總到30%問題不大，只是有沒有必要花費做這件事，可能不會發生的事）」、「公司實施庫藏股（庫藏股3.08會期，應該還是要執行）」，而李嘉豪於當日晚間起，開始傳送批評李慶煌很天真、搞錯方向等內容之訊息，則係針對「內部人增加持股」此方案（此由李嘉豪開始責罵李慶煌之訊息，係直接回覆、引用「我們加總到30%問題不大」之訊息即明），此情非僅符合李嘉豪在提出此方案時即語待猶豫（「問題不大，只是有沒有必要花費做這件事，可能不會發生的事」），但提出庫藏股方案時則甚為堅定「庫藏股3.08會期，應該還是要執行」）之立場及語句，亦與李慶煌於偵查中證稱「兩個是不同方式，李嘉豪算是給了兩個建議，後來是採用庫藏股的方式」（112他2430內線交易案卷二第200頁）相符。準此，李嘉豪於113年2月18日傳送訊息給李慶煌時，雖先提出2種不同應對方案，然後續訊息中即對「內部人增加持股」方案及李慶煌之擔憂提出嚴厲批判，要求李慶煌不宜躁動，在此情形下，其既已放棄另一選項，台通公司實施庫藏股之可能性反而更高，是李嘉豪辯稱其根本不建議實施庫藏股云云，顯非真實，自不足採。

　②此外，李嘉豪確實有建議實施庫藏股一事，由其於廉政官初始詢問「台通公司今年有買回庫藏股決議，是何人提議」，尚未提示其與李慶煌LINE對話紀錄「之前」，隨即答稱「這個提案是我給李慶煌的建議，因為公司經營持股股份偏低，也看好公司未來業績成長，另外也有助於維護股東權益」之反應即明（廉政署內線交易案卷第45頁）。況觀李嘉豪與李慶煌之對話紀錄，李嘉豪雖為李慶煌之子，然其在與李慶煌就台通公司事宜進行溝通時，對於其不贊同之意見，用詞均甚為直接、嚴厲（例如稱「你就窮緊張」、「你真的很天真」、「你就去當冤大頭」、「你到底懂不懂呀」、「你到底在緊張什麼」、「你再整天養老鼠抓布袋」、「你從來不會反省 你到大陸也沒有賺過半毛錢 還要凹面子在那邊死撐把本金燒完幹嘛」、「你可不可以頭腦靈活一點啊？在那邊死凹，錢只會每天乾燒蒸發，留個屎尾」，金訴卷四第371-378、403、503、505頁），衡情實難想像倘若其確曾嚴詞反對實施庫藏股，自113年2月18日至29日間又從未和李慶煌討論過實施庫藏股事宜，於113年2月29日突然收到董事會提案實施庫藏股之簽呈後，會毫無向李慶煌表示異議、敘明自身意見，即逕在簽呈上填載區間價格上限、會簽而贊同此提案之可能。是以，李嘉豪辯稱其訊息係以不建議實施庫藏股作結云云，顯係案發後推諉卸責之詞，仍不足採。

　⑵李嘉豪復辯稱其與李慶煌向來對話紀錄，均係其單方面表達自己看法，李慶煌亦證述對其所述均不以為意、不放在心上，不能認台通公司實施庫藏股一事已於113年2月18日明確云云。惟查，李慶煌於審理中之上開證述，非惟與其先前所述台通公司實施庫藏股係因李嘉豪113年2月間之建議（廉政署內線交易案附件卷一第9-10頁）有所出入，其於審理中就關於李嘉豪之證述，更有前後不一（例如李慶煌先證述李嘉豪職務係掛特助，對於台通公司營運方向沒有建議權，不宜做很多建議，經檢察官提示李嘉豪之對話紀錄後，又改稱起碼李嘉豪也是特助，有權力去提他的想法，李嘉豪可能認為這是建議，金訴卷五第342-343頁）、與事實不符（例如李慶煌證述訊息中提及台通公司股票均是李嘉豪自己主張，其不會與李嘉豪討論正式股票【金訴卷五第341頁】，亦與台通公司辦理股票增資時，相關增資認購之股票、特定人間認購情形、股票事宜均係由李嘉豪處理、告知李慶煌，李慶煌甚至會於收受訊息後，透過語音通話與李嘉豪聯繫之情形不符【金訴卷四第147-450頁】）之情形，參以李慶煌係李嘉豪之父，誼屬至親，上開證詞復存有諸多瑕疵，足認此部分證詞顯有迴護李嘉豪之意，尚不能作為有利李嘉豪之認定。

　㈢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金額之認定。

　1.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 款之內線交易罪，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計算方法，應視行為人已實現或未實現利得而定。前者，以前後交易股價之差額乘以股數計算之（即「實際所得法」）；後者，以行為人買入（或賣出）股票之價格，與消息公開後10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格之差額，乘以股數計算之（即「擬制所得法」）。計算前項利得之範圍，應扣除證券交易稅及證券交易手續費等稅費成本（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349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李嘉豪、陳玉玲就台通公司實施庫藏股消息涉犯內線交易所獲取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於扣除證券交易稅、證券交易手續費及融券手續費後，依序分別為1737萬3168元（詳細買賣情形、計算方法及計算式，均詳見附表三）、3萬3511元（詳細買賣情形、計算方法及計算式，均詳見附表四）；李嘉豪、石富宇就台通公司遭搜索消息涉犯內線交易所獲取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於扣除證券交易稅、證券交易手續費及融券手續費後，依序分別為886萬554元（詳細買賣情形、計算方法及計算式，均詳見附表五）、55萬5756元（詳細買賣情形、計算方法及計算式，均詳見附表六）。

參、論罪科刑

　㈠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立法目的，在於促進廉能政治、端正政治風氣，建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之規範，有效遏阻貪污腐化及不當利益輸送。該條例第12條規定：「公職人員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其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除分別明白揭示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所生利益衝突之迴避義務及假借職權機會、方法圖利之禁止外，同法第17條並有違反第12條規定者須科以公法上處罰之明文，尚非僅受公務員內部懲處而已。又本條以嚴懲職務行為廉潔性之破壞，與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規定同係就公務員透過濫權行為創造之不法利益輸送之圖利行為予以規範處罰，以確保職務執行之公正、廉潔性，二者不論規範目的、保護法益及對公務員廉潔性之要求均具相當之同質性；「各級民意機關之民意代表」係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第1項第5款所稱公職人員，屬同條所定具高度權力、影響力之公務員，為該法規範之對象，第12條則係規定民意代表假借職權機會、方法圖利之禁制，建立民意代表利益衝突迴避之規範，其濫權違反上述規定，自該當於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所稱之「違背法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21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國家行政科層組織，設官分職，以人治事，各有專司職守（主管事務），並由主管督策其責（監督事務），此乃行政之內部節制；而責任政治與議會政治原則下，立法權對行政權之監督，則為外部之制衡機制。又民意代表主要之職司，在於議案之議決及審議，在地方係以議會集體行使權力之方式展現，就個人而言尚無所謂之主管、監督事務，而行政機關主掌管理與執行之特定行政事務，固係民意代表個人質詢權行使所作用之「對象」，然仍非民意代表本身「主管、監督之事務」。準此，本案中陳重文以議員身分，就其所制衡之行政機關職掌事務，無論質詢、索資或其他方式對公務員施壓，均屬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非主管或監督事務之範疇，而無同條例第6條第1項第4 款對於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之適用。

　㈠事實欄二部分：

　1.陳重文行為時為刑法第10條第2項之公務員，核其就事實欄二所為，係公務員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之公務員對於非主管監督之事務圖利罪。

　2.康立錡雖無公務員身分，然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成立之罪，其共同實行、教唆或幫助者，雖無特定關係，仍以正犯或共犯論；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犯本條例之罪者，依本條例處斷，刑法第31條第1項、貪污治罪條例第3條分別定有明文。是康立錡與具公務員身分之陳重文共犯此部分犯行，仍應依貪污治罪條例處斷，核其所為，係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之對於非主管監督之事務圖利罪。

　㈡事實欄三部分：

　1.陳重文、康立錡均為立錡雲端公司之負責人，並由康立錡將立錡雲端公司之存摺、大小章均交由陳重文、白惠萍處置，陳重文則指示白惠萍將已繳納之股款於登記後發還自己，是核陳重文就事實欄三所為，係犯公司法第9條第1項中段之發還股款罪；核康立錡就事實欄三所為，係犯公司法第9條第1項後段之任由股東收回股款罪。

　2.白惠萍雖非立錡雲端公司之負責人，然公司法第9條第1項之罪，原則上係以行為人具有公司負責人之身分為其要件；未具有上開身分關係之人，若與具有上述身分關係之人共同實行犯罪者，依刑法第31條第1 項規定，仍以正犯論（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2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白惠萍與具負責人身分之陳重文共犯事實欄三之犯行，仍應以正犯論處，核其所為，係犯公司法第9條第1項中段之發還股款罪。

　　核陳重文、白惠萍此部分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至陳重文、白惠萍在2份股東同意書上偽造蔡景怡署押之行為，為偽造私文書之一部，且其偽造股東同意書後持以行使，偽造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㈣事實欄四㈡部分：

　　核陳重文、白惠萍此部分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　

　㈤事實欄四㈢部分：

　　核陳重文、白惠萍此部分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　

　㈥事實欄五部分：

　1.陳重文係立展公司之負責人，核其此部分所為，係犯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之未繳納股款罪、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且其雖非大嘉公司之商業負責人，然與大嘉公司之商業負責人陳洛麟共犯，依刑法第31條第1項前段規定，仍應以正犯論處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罪。至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罪，該罪性質上原即含有業務登載不實之本質，為刑法第215條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之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自應優先適用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論處，無再適用刑法第215條、第216條規定之餘地。

　2.陳洛麟雖非立展公司之負責人，然公司法第9條第1 項前段之未實際繳納股款罪，未具有上開身分關係之人，若與具有上述身分關係之人共同實行犯罪者，依刑法第31條第1 項規定，仍以正犯論（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2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陳洛麟與具負責人身分之陳重文共犯此部分犯行，依刑法第31條第1項前段規定，仍應以正犯論處，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罪、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之未繳納股款罪。辯護人為陳洛麟辯稱非公司負責人不該當此部分罪責云云，顯有誤會，自不足採。

　㈦事實欄六㈠、㈡：

　1.核李嘉豪所為，就事實欄六㈠、㈡，均係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第3款規定，應各論以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內線交易罪。

　2.核陳玉玲所為，就事實欄六㈠，係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應論以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內線交易罪。

　3.核石富宇所為，就事實欄六㈡，係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第5款規定，應論以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內線交易罪。　　

　㈠事實欄二部分：

　1.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之圖利罪，因公務員不待他人意思之合致或行為之參與，其單獨一人亦得完成犯罪，並非屬必要參與犯（或稱必要共犯）性質之「對向犯」，自不得引用「對向犯」之理論而排除共同正犯之成立，故而公務員與無公務員身分之人，如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共同對於該公務員主管之事務，圖無公務員身分者（即圖利之對象）之不法利益並因而使其獲得利益，依貪污治罪條例第3條及刑法第28條、第31條第1項規定，自得成立圖利罪之共同正犯。

　2.陳重文、康立錡就事實欄二部分之圖利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依貪污治罪條例第3條、刑法第28條及第31條第1項規定，應論以共同正犯。

　㈡事實欄三部分，陳重文、白惠萍就此部分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依刑法第28條、第31條第1項規定，應論以共同正犯。

　㈢事實欄四㈠、㈡、㈢部分，陳重文、白惠萍就各部分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依刑法第28條規定，應論以共同正犯。另就事實欄四㈠部分，陳重文、白惠萍係利用不知情之會計師林熠椿持偽造文書向臺北市政府申請辦理增資，均為間接正犯。

　㈣事實欄五部分，陳重文、陳洛麟就此部分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依刑法第28條、第31條第1項規定（公司法及商業會計法部分），應論以共同正犯。另陳重文、陳洛麟係利用不知情之會計師林潓瓔向臺北市政府申請辦理增資，均為間接正犯。

　㈠陳重文部分：

　1.就事實欄二，陳重文先後多次以質詢、索資或其他方式施壓社會局人員之圖利行為，係基於單一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在近似地點所為，侵害同一法益，各舉動間之獨立性均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性質上屬接續犯，應僅成立一對於非主管監督之事務圖利罪。

　2.就事實欄四㈠，陳重文先後偽造112年5月2日股東同意書、112年5月18日股通同意書之行為，係基於單一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在近似地點所為，侵害同一法益，各舉動間之獨立性均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性質上屬接續犯，應僅成立一行使偽造私文書罪。陳重文並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處斷。

　3.就事實欄四㈡，陳重文先後指示白惠萍以匯款方式侵占國亨公司資金之行為，係基於單一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在近似地點所為，侵害同一法益，各舉動間之獨立性均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性質上屬接續犯，應僅成立一業務侵占罪。

　4.就事實欄五，陳重文先後交付支票、兌現返還陳洛麟股款（1200萬元部分）之行為，係基於單一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在近似地點所為，侵害同一法益，各舉動間之獨立性均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性質上屬接續犯，應僅成立一未繳納股款罪。陳重文並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未繳納股款罪處斷。

　5.陳重文就事實欄二、三、四㈠、四㈡、四㈢、五之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㈡康立錡部分：

　1.就事實欄二，康立錡就陳重文先後多次以質詢、索資或其他方式施壓社會局人員之圖利行為，係基於單一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在近似地點所為，侵害同一法益，各舉動間之獨立性均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性質上屬接續犯，應僅成立一對於非主管監督之事務圖利罪。　

　2.康立錡就事實欄二、三之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白惠萍部分：

　1.就事實欄四㈠，白惠萍依陳重文指示先後偽造112年5月2日股東同意書、112年5月18日股東同意書之行為，係基於單一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在近似地點所為，侵害同一法益，各舉動間之獨立性均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性質上屬接續犯，應僅成立一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白惠萍並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處斷。

　2.就事實欄四㈡，白惠萍依陳重文指示以匯款方式侵占國亨公司資金之行為，係基於單一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在近似地點所為，侵害同一法益，各舉動間之獨立性均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性質上屬接續犯，應僅成立一業務侵占罪。

　3.白惠萍就事實欄三、四㈠、四㈡、四㈢之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㈣陳洛麟就事實欄五，與陳重文先後交付支票、兌現返還陳洛麟股款（1200萬元部分）之行為，係基於單一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在近似地點所為，侵害同一法益，各舉動間之獨立性均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性質上屬接續犯，應僅成立一未繳納股款罪。陳洛麟並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未繳納股款罪處斷。

　㈤李嘉豪部分：

　1.李嘉豪就事實欄六㈠、㈡先後買賣台通公司股票，在各自期間中，係基於單一違反內線交易之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在同一交易市場，以同一方式實行，侵害單一法益，各舉動間之獨立性均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屬接續犯之包括一罪。

　2.李嘉豪就事實欄六㈠、㈡之犯行間，買賣台通公司股票之時間有別，不同重大消息之發生時間亦不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辯護人雖辯稱上開犯行均係出自同一獲利目的、計畫，時間差甚短，亦應評價為接續犯之一罪，惟上開犯行實係分別針對台通公司實施庫藏股、遭搜索之不同重大消息而來，利多或利空更屬有別，自應認係另行起意之數罪，辯護人此部分主張，尚不足採。

　㈠事實欄二部分

　1.起訴書雖漏未論及陳重文亦有①於112年5月1日要求蕭書芸向社會局人員詢問公托監視器案之進度，是否已聯絡台智光公司；②112年5月31日前，再次向社會局索資，詢問關於監視器更細節問題；③除圖自己之利益外，另有圖康立錡、立錡雲端公司之不法利益等犯行，惟上開部分犯行與已起訴部分，均有事實上或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應併予審理。　　

　2.起訴書雖認陳重文、康立錡所為係涉犯主管監督之事務圖利罪，以及非主管監督之事務圖利罪，然陳重文以議員身分就其制衡之行政機關職掌事務，無論質詢、索資或其他方式對公務員施壓，均非其本身「主管、監督之事務」，已如前述，起訴書此部分認為係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 款對於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部分，尚有誤會，自應由本院依法變更、審理。

　㈡事實欄六㈡部分，起訴書罪名欄雖認石富宇係涉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第157條之1「第2項」之內線交易罪（附表七編號11）。然此部分應係違反同法第157條之1「第1項第5款」規定，應論以同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內線交易罪，雖有未洽，然因論罪科刑法條相同，本院復已諭知上開更正後之法條，並使檢察官、石富宇、辯護人就此一併辯論，無礙石富宇防禦權之行使，爰就此誤載部分，予以更正。

　㈠康立錡部分：

　1.第2條所列刑事案件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於偵查中供述與該案案情有重要關係之待證事項或其他正犯或共犯之犯罪事證，因而使檢察官得以追訴該案之其他正犯或共犯者，以經檢察官事先同意者為限，就其因供述所涉之犯罪，減輕或免除其刑，證人保護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康立錡於偵查中供述所涉與貪污犯行有重要關係之待證事項及陳重文之犯罪事證，因而使檢察官得以追訴陳重文之犯行，且經檢察官事先同意，並記明於筆錄（113偵17702卷第394頁），自有上開規定之適用，審酌康立錡所為，係與公務員共犯對於非主管監督之事務圖利罪，罪責非輕，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及國家法益之情節，不宜逕免除其刑，爰依證人保護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

　2.康立錡非公務員，其與具公務員身分之陳重文，共同犯事實欄二之對於非主管監督之事務圖利罪，然未實際參與質詢、索資或對社會局人員施壓之行為，參與程度較陳重文為輕，爰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規定，減輕其刑。

　3.康立錡雖辯稱其亦得依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惟該條所定「犯第4條至第6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係以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為前提，康立錡就本案所涉犯行之犯罪所得，實仍均為其擔任負責人之立錡雲端公司、實質掌控之維鑛公司所保有，並未繳回，顯與本條鼓勵繳回犯罪所得之立法意旨不符，尚無從依此減輕其刑。

　㈡白惠萍非立錡雲端公司之負責人，其與具公司負責人身分之陳重文，共同犯事實欄三之發還股款罪，均係受陳重文指示而來，參與程度顯較陳重文為輕，爰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規定，減輕其刑。　

　㈢陳洛麟非立展公司之負責人，然其與具公司負責人身分之陳重文，共同犯事實欄五之未繳納股款罪時，與陳重文均基於謀劃及主導之地位，核非消極、被動配合者（此增資方式甚至為其提議給陳重文之方案，經陳重文同意後施行，亦據陳洛麟自承明確，113偵17702卷第225頁），復係未實際出資而登記為股東之人，情節非輕，不宜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規定減輕其刑。

　㈣李嘉豪、陳玉玲、石富宇部分：

　1.犯第1項至第3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其刑至2分之1，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5項前段定有明文。

　2.李嘉豪、陳玉玲、石富宇就事實欄六之各別犯行，均於偵查中自白，並於本院審理中繳交全部犯罪所得（卷證出處見附表四至七），爰均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5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㈤至被告其餘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部分，審酌其等犯行依上開規定減輕後，法定最低度刑已大幅降低，尚難認有量處最低度刑猶嫌過重之情，自應使被告接受適當之刑罰制裁，無從再援引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併此敘明。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分別審酌如下事項。

　㈠陳重文部分：

　1.就事實欄二部分，陳重文長年擔任臺北市議會議員，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本該遵守公務員廉潔之誡命，慎重履行職責，以公益為最大目的督促行政機關推動施政計畫，方不負選民託付，卻因與李慶煌、陳豐源過從甚密，並於認識康立錡後，認為有利可圖，而介紹康立錡與李慶煌、陳豐源認識，一方面隱身幕後，確保台智光公司會持續與康立錡合作，並與康立錡成立新公司以謀私益；另一方面卻高舉議員職責、公眾利益之大旗，掩蓋其藉由推動政策，實則成為發包廠商利潤分配一環，長時間以各種方式（質詢、索資、透過府會聯絡人詢問或質疑、要求社會局人員向其報告），對實際承辦業務之社會局人員不斷施壓，甚至成為台智光公司與社會局之窗口，在台智光公司有所質疑或問題時，代該公司向社會承辦人表示質疑、督促社會局之簽約進度，且陳重文係從無任何監視器相關設備、技術或經驗，亦無須負責履約、資金（立錡雲端公司並未承擔人事、營業成本，陳重文出資立錡雲端公司之資本，於公司成立登記後更遭其全數取回），僅因具有議員身分，透過撮合廠商合作、對社會局施壓此等假公濟私之行為，即可與台智光公司、康立錡共享公托監視器案之獲利，以此方式完成間接交易架構、利益輸送之結果，非僅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假借機會為自己、他人謀取私益，更嚴重減損公務機關威信、民眾對於民意代表執行職務之公正、廉潔性，甚至使原先立意良善、眾多議員共同努力之政策蒙塵，造成後續推動政策衍生之額外顧慮、困境，所為全不足取，應予嚴重非難。　

　2.就事實欄三至五部分，均涉及陳重文以他人名義成立、自己擔任實際負責人、欲投資獲利之公司，陳重文卻不思以正當合法程序經營公司，反任意挪用公司間之資金以為支應，或偽造他人簽名並持以向臺北市政府行使，或違背公司資本充實原則而恣意發還自己繳交之股款、甚或與他人共同未繳納股款，顯均足損害公司正常經營、蔡景怡及主管機關對於公司登記管理之正確性，以及社會經濟交易安全，所為亦屬不該。

　3.參以陳重文就其涉及立錡雲端公司資本不實、國亨公司偽造文書及業務侵占部分，均坦承犯行，面對並正視己身錯誤，堪認此部分之犯後態度良好。然就圖利、立展公司資本不實部分，陳重文犯罪後迄今始終否認犯行，辯稱此僅係其政策形成、問政主軸，其從未請康立錡參與社會局相關案件，或稱其他議員亦有相同議題質詢云云，均不足為犯後態度之有利考量。兼衡陳重文過往無前科之素行、本案犯行期間、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所受不法利益之金額、侵占或發還股款之金額及危害程度、暨其自述之智識程度，過往工作經歷，目前經濟狀況、家庭狀況（金訴卷八第431頁）、陳重文提出之量刑參考資料等一切情狀（金訴卷九第103-267頁），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得易科罰金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㈡白惠萍部分

　1.白惠萍為陳重文之配偶，就事實欄三至四部份，與陳重文均未思以正當合法程序經營公司，或任意挪用公司間之資金以為支應，或偽造他人簽名並持以向臺北市政府行使，或違背公司資本充實原則而恣意發還股款，顯然影響公司之正常經營，以及主管機關對於公司登記管理之正確性，並危及社會經濟交易安全，所為亦屬不該。

　2.惟考量白惠萍雖長期以來依陳重文指示，協助陳重文處理相關公司之帳務事宜，然究非實際負責不法決策之人，違法情節顯較陳重文為低，且其於案發經檢調查獲後，隨即配合調查，偵查、審理中均坦認犯罪，能面對並正視己身錯誤，堪認犯後態度良好。兼衡白惠萍過往無前科之素行、本案犯行期間、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發還股款或業務侵占之金額及危害程度、暨其自述之智識程度，過往工作經歷，目前經濟狀況、家庭狀況（金訴卷七第387-388頁）、白惠萍提出之量刑參考資料等一切情狀（金訴卷八第7-205頁），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康立錡部分

　1.就事實欄二部分，康立錡雖不具有公務員身分，然其與陳重文認識後，為求與台智光公司直接進行交易，選擇與陳重文合作，對外與台智光公司業務人員接洽，對內向陳重文報告、交由陳重文處理履約問題，最終與陳重文共同完成本案交易架構、利益輸送之結果，嚴重減損公務機關威信、民眾對於民意代表執行職務之公正、廉潔性，更使原先立意良善之政策蒙塵，所為亦不足取，應予相當非難。就事實欄三部分，康立錡亦為立錡雲端公司之負責人，卻以全權交付帳戶、大小章，任由陳重文收回股款而違背公司資本充實原則，顯然影響公司之正常經營、主管機關對於公司登記管理之正確性，以及危及社會經濟交易安全，所為亦屬不該。

　2.惟考量康立錡於案發經檢調查獲後，即大致坦承客觀事實，配合調查，並於偵查、審理中均坦認犯罪，能面對並正視己身錯誤，堪認犯後態度良好。兼衡康立錡過往無前科之素行、本案犯行期間、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所受不法利益之程度、任由收回股款之金額及危害程度、暨其自述之智識程度，過往工作經歷，目前經濟狀況、家庭狀況（金訴卷七第387-388頁）、康立錡提出之量刑參考資料等一切情狀（金訴卷第269-315頁），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得易科罰金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㈣陳洛麟部分

　1.陳洛麟長年來擔任大嘉公司負責人，對資本就公司之重大意義，公司資本充實原則之重要性當知悉甚明，卻為配合陳重文增資立展公司，提議以事實欄五所示方式入股，最終更未實際繳納股款，違背公司資本充實原則，與陳重文共犯未繳納股款罪，影響公司之正常經營、主管機關對於公司登記管理之正確性，以及危及社會經濟交易安全，所為顯屬不該。

　2.考量陳洛麟於案發經檢調查獲後，雖大致坦承客觀事實，並於偵查、審理中始終表示認罪，然其經本院傳喚到庭就陳重文部分以證人身分作證時，明顯有翻異其詞、迴護陳重文之舉（例如證稱「不能說退還，是請款請出來」、「我沒有說這個是退回股款」、「其實他也不是說退回我個人的股款」等語，甚至證稱與準備程序供稱「後來的營造廠並沒有找我要錢，我也不知道他們要如何處理，我收回的1200萬元就是給付我的墊款，沒有人再跟我要這筆款項，錢是在我這裡，也不用給付給營造廠」、「我後來請款的2000萬元，其中1200萬元就是拿回我的代墊款項，不是工程款」【金訴卷四第511頁】完全迥異之「認真講起來，其實東昇是我的協力廠商，只是他到現在還沒有來跟我請款而已」等語），顯見其雖稱認罪，仍毫無真正面對並認識自己錯誤之態度，不足為犯後態度之有利考量。兼衡陳洛麟過往無前科之素行、本案犯行期間、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發還股款之金額甚高，危害情形非輕、暨其自述之智識程度，過往工作經歷，目前經濟狀況、家庭狀況（金訴卷七第387-388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㈤李嘉豪、陳玉玲、石富宇部分

　1.李嘉豪、陳玉玲均為台通公司內部人，石富宇則為從內部人獲悉消息之人，亦為台通公司子公司台智光公司之主管人員，其等本均應維護台通公司所有股東之正當權益，善盡提供適時、充分資訊之責任，並應遵守證券市場公平交易規則，然竟在本案重大消息未公開前，先行購買或出脫台通公司股票獲利、避損，犧牲其他持有或買賣台通公司股票者之權益，破壞證券市場公開、透明、平等取得資訊之交易秩序，損害廣大證券投資人對證券市場公平交易運作之信賴及信心，所為均不足取。

　2.考量李嘉豪於偵查、審理中已表示認罪，然就其參與實施庫藏股之過程仍有相當爭執，但就爭執部分仍願意依起訴書、補充理由書之主張繳回全部犯罪所得之犯後態度。兼衡李嘉豪過往無前科之素行、犯行期間、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因而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高達1737萬3168元、886萬554元，危害程度非輕，暨其自述之智識程度，過往工作經歷，目前經濟狀況、家庭狀況（金訴卷七第387-388頁）、李嘉豪提出之量刑參考資料等一切情狀（金訴卷八第259-260頁），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3.考量陳玉玲、石富宇均已於偵查、審理中全部坦承犯罪，並依起訴書之主張繳回全部犯罪所得，堪認犯後態度良好。兼衡其等過往無前科之素行、各自犯行期間、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因而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依序各為3萬3511元、55萬5756元，暨其自述之智識程度，過往工作經歷，目前經濟狀況、家庭狀況（金訴卷七第387-388頁），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㈠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同條例第17條定有明文。凡論以貪污治罪條例之罪，而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必須併予宣告褫奪公權，法院無審酌之餘地（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301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僅規定宣告褫奪公權，對於褫奪公權之期間，即從刑之刑度如何並無明文，故依本條例宣告褫奪公權者，仍應適用刑法第37條第1項或第2項，使其褫奪公權之刑度有所依憑，始為合法（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陳重文、康立錡所犯上述貪污治罪條例之罪，均經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各應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刑法第37條第3項規定，考量各罪犯行及刑度後，宣告褫奪公權如主文所示。　　　

　㈡審酌陳重文就事實欄二至五；白惠萍就事實欄三、四㈠至㈢；李嘉豪就事實欄六㈠、㈡之犯罪類型、行為態樣、手法及犯罪動機，各罪間之責任有無重複之非難程度，及考量罪數所反應之被告人格特性、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刑罰經濟與罪責相當原則，暨各罪之原定刑期、定應執行刑之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等各節為整體非難之評價，就得易科罰金及不得易科罰金部分，分別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就得易科罰金部分，依刑法第41條第8項規定，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至陳重文、康立錡所犯得易科罰金之刑與不得易科罰金之刑部分，有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第1款所定情形，不得併合處罰，故不予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併此敘明。　　　　　　　

　㈠現代刑法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傾向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方式，對行為人所處刑罰執行與否，多以刑罰對於行為人之矯正及改過向善作用而定。倘認行為人有以監禁加以矯正之必要，固須入監服刑；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及行為控制能力並無重大偏離，僅因偶發犯罪，執行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延緩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執行之心理強制作用，謀求行為人自發性之矯正及改過向善。而行為人是否有改過向善之可能性及執行刑罰之必要性，係由法院為綜合之審酌考量，並就審酌考量所得而為預測性之判斷，但當有客觀情狀顯示預測有誤時，亦非全無補救之道，法院仍得在一定之條件下，依刑法第75條、第75條之1規定撤銷緩刑，使行為人執行其應執行之刑，以符正義（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86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白惠萍、康立錡、李嘉豪、陳玉玲、石富宇，先前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高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等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犯後坦認犯行，李嘉豪、陳玉玲、石富宇並已繳回犯罪所得，足認其等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尚無重大偏離，倘即令其等入監服刑，恐未能收教化之效，反先受與社會隔絕之害，本院因認其等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之教訓，應能知所警惕，所處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規定，就白惠萍部分宣告緩刑2年，康立錡、李嘉豪、陳玉玲、石富宇部分均宣告緩刑3年。

　㈢然斟酌白惠萍、康立錡、李嘉豪、陳玉玲、石富宇所為本案犯行，顯然欠缺守法信念，為促使其日後重視法治，避免再度犯罪，並填補其犯行對法秩序造成之破壞，應課予一定條件之緩刑負擔，令其能從中記取教訓，促其遷善自新，爰審酌前述量刑部分，依其等各別參與時間、犯案情節、損害結果等各節，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及第5款規定，附命其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或2年內，向公庫支付一定金額，另附命康立錡、李嘉豪、陳玉玲、石富宇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一定義務勞務時數之緩刑負擔，並就有命提供勞務時數者，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其等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俾予適當追蹤及輔導，以符緩刑之目的及收緩刑之實效。倘白惠萍、康立錡、李嘉豪、陳玉玲、石富宇違反上開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緩刑之宣告，併予敘明。　

　㈣不宣告緩刑：

　1.關於緩刑之宣告，除應具備一定條件外，並須有可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始得為之。法院行使此項裁量職權時，應受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等一般法律原則之支配（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994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陳洛麟雖就事實欄五部分表示坦承犯罪，然其於本院審理中就陳重文部分以證人身分作證時，明顯有翻異其詞、迴護陳重文之舉，作證內容甚至否認本案犯行（然於後續審理仍表示坦承犯罪），實難認其有真正面對自己錯誤或已知反省，本院亦難信其因本案犯行已心生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因認對陳洛麟所宣告之刑，尚無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以期能澈底悛悔犯行，爰不予宣告緩刑。

肆、沒收

一、犯罪所得

　㈠就事實欄四㈡、㈢部分，陳重文與白惠萍係共同將持有之國亨公司帳戶內資金匯款、轉存至特定公司（包含東成公司、品雅公司、霖興公司），墊付立展公司、富又康公司基於契約應支付特定公司之貨款，以此方式侵占上開資金。審酌陳重文係立展公司、富又康公司唯一且實質負責人，負責為上開公司籌措及調度資金，上開侵占款項亦由其指示、授意移轉至特定公司，足認上開侵占款項均係陳重文為立展公司、富又康公司籌措、墊支，審酌陳重文係決定侵占款項用途、支配移轉，並取得墊支資金對立展公司、富又康公司債權，實際自資金移轉過程中獲利之人，為落實刑法沒收貫徹任何人不得享有犯罪所得之立法意旨，應對陳重文宣告沒收此部分之犯罪所得，依序各為90萬4120元、441萬元，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㈡就事實欄六（內線交易）部分：

　1.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2月2日施行之證交法第171條第7項規定：「犯第1項至第3項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係在刑法修正沒收規定生效後始修正施行，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但書規定，犯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至第3項之罪者，應優先適用修正後證交法第171條第7項有關沒收之特別規定。至其餘關於沒收之範圍、方法及沒收之執行方式，始回歸適用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被害人實際合法發還優先條款、第38條之2第2項之過苛條款及第38條之1第3項沒收之代替手段等規定。

　2.若交易自身並非法所禁止，則沾染不法之部分僅止於因不法行為而取得之獲利部分，並非全部之所得，於宣告沒收犯罪所得時，即應扣除屬於中性成本之支出（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18號、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00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內線交易犯罪所得之計算，不論從我國實務一貫見解所採相對總額原則，應扣除未沾染不法之稅、費中性成本；或從我國現行證券交易市場之款券交割結算機制，股票投資人對依規定繳交之稅、費並未實際支配亦無事實上處分權限；或從我國證交法原則上禁止上市股票場外交易，並明定違反者應負刑事責任之特別規定唯一合法交易管道觀之，均應扣除證券交易稅及證券交易手續費等稅、費之中性成本（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102號判決意旨參照）。

　3.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內線交易罪，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計算方法，應視行為人已實現或未實現利得而定。前者，以前後交易股價之差額乘以股數計算之（即實際所得法）；後者，以行為人買入（或賣出）股票之價格，與消息公開後10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格之差額，乘以股數計算之（即擬制所得法）（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 4349號判決意旨參照）。

　4.經查，李嘉豪、陳玉玲、石富宇於事實欄六所示時間、地點，分別獲悉台通公司實施庫藏股或遭搜索之消息後，陸續於該重大消息公開前買進或賣出台通公司股票，依上述實際所得法及擬制所得法計算差額，以及扣除證券交易稅及證券交易手續費後，李嘉豪之犯罪所得共為2623萬3722元（事實欄六㈠部分1737萬3168元、六㈡部分866萬554元）、陳玉玲之犯罪所得為3萬3511元、石富宇之犯罪所得為55萬5756元，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宣告沒收之。又李嘉豪、陳玉玲、石富宇既均繳回全部犯罪所得，即無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之情形，故無須諭知追徵其價額，附此敘明。　

二、供犯罪所用之物

　㈠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

　㈡查，扣案如附表乙所示之物，係附表乙「所有人」欄所示之人所有、保管，且依卷內事證顯示，係供其等於本案中與共犯聯絡時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均宣告沒收。

三、偽造之印文

　㈠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19條定有明文。

　㈡就事實欄四㈠部分，未扣案之國亨行銷事業有限公司112年5月2日、112年5月18日股東同意書上偽造「蔡景怡」之署押各1枚，雖已因辦理公司登記而交付臺北市政府，惟既無證據足證確已滅失，自仍應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沒收。至上開股東同意書，已由陳重文、白惠萍行使而交付臺北市政府，非屬陳重文、白惠萍所有之物，爰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四、第三人沒收

　㈠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因下列情形之一取得犯罪所得者，亦同：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或因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得；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2項第2款、第3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經查：

　1.陳重文、康立錡就事實欄二共同對於非主管監督之事務圖利之犯行，係透過立錡雲端公司出面與台智光公司締約，再發包給維礦公司履約之交易架構，使實際控制立錡雲端公司財務之陳重文，以及獨資控制維鑛公司之康立錡，均可分配案件之獲利，本案中立錡雲端公司因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違法行為後，實際取得之價款為811萬3040元（扣除手續費100元），其中：①759萬8940元已移轉給下包商維鑛公司，再扣除之成本、稅捐及費用，計算後維鑛公司因此所獲得犯罪所得為61萬845元（前述甲、 二、㈥2.⑵）；②45萬元業經陳重文實質處分，由其指示白惠萍匯至富又康公司帳戶，陳重文關於此筆匯款係履約成本之辯稱既不可採（見前述甲、 二、㈥2.⑷），足認此部分45萬元係富又康公司無償或以顯不相當對價取得之犯罪所得；③剩餘留存立錡雲端公司之犯罪所得為6萬4070元（扣除匯款至富又康公司帳戶之手續費30元）。本院復於113年10月4日裁定參與人立錡雲端公司、維鑛公司、富又康公司應參與本案沒收程序（金訴卷七第418頁、卷八第325-326、343頁），使上開公司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爰應就此部分犯罪所得，分別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2項第2款（富又康公司）及第3款（立錡雲端公司、維鑛公司）、第3項之規定分別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至立錡雲端公司因陳重文、康立錡上開犯行所獲得之債權257萬5600元，雖亦屬財產上之不法利益，然因台智光公司迄今尚未清償，陳重文、康立錡或相關公司因此未實際取得財物，爰不予宣告沒收。　

乙、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陳重文與白惠萍明知不得任由股東收回已繳納予公司之股款，惟其等二人於國亨公司112年5月資本調整事宜，陳重文將增資之420萬元匯入國亨公司並經核准完成增資登記後，卻仍基於任由股東收回股款之犯意聯絡，白惠萍依陳重文之指示，於附表一所示日期（112年7月10日至同年月26日），自上開國亨公司號戶，陸續提領如附表一所示10萬元至45萬元不等之現金後，均交予陳重文（陳重文及白惠萍上述期間合計領回208萬元），而以此方式收回陳重文因參與前揭國亨公司增資所繳納420萬元資本之部分股款，因認陳重文、白惠萍共同涉犯公司法第9條第1項中段之登記後將股款發還股東、同項後段任由股東收回股款之罪嫌等語。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之惟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156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700號判決意旨參照）。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109年度台上字第405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本院判斷之理由：

　㈠訊據陳重文固不否認有於公訴意旨所示時間、地點，指示白惠萍提款並交付給其之事實，然堅決否認有何違反公司法第9條第1項登記後將股款發還股東或任由股東收回股款之罪嫌，並辯稱：我所領取國亨公司之款項，係作為國亨公司之工程款，並非用於他處或收回、發還股款，檢察官未舉證我未實際用於國亨公司業務，不能因提領現金即認定我犯罪等語。

　㈡經查：

　1.陳重文於國亨公司112 年5 月資本調整事宜經臺北市政府核准完成增資登記後，於112 年7 月10日至同年月26日間，指示白惠萍於附表一所示日期（112 年7 月10日至同年月26日），自國亨公司帳戶陸續提領附表一所示10萬元至45萬元不等之現金後，交付給其之事實，有帳戶交易明細、匯出匯款憑證可證（他卷二第599 頁，113偵17702 卷第209-210 頁、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一第133-139 頁），固堪認定。

　2.然而，本案中陳重文係於國亨公司增資登記「2個月」後，始指示白惠萍提領國亨公司款項，且係於近半個月、多次小額提領後之總額達208萬元，顯與國亨公司該次增資之「420萬元」有相當差距，與一般涉嫌違反公司法第9條第1項資本不實情形之人，因無意實際出資、反悔出資，多係於登記後一次、全數發還或取回出資款之犯罪型態，已明顯有別（例如前述事實欄三【立錡雲端公司資本不實】、五【立展公司資本不實】之案件中，陳重文均係一次發還出資款或返還未實際出資之款項）。再者，公司法並未禁止公司於增資後，使用該部分資本額，亦即增資後，資本額本可用於支付公司各項營運及成本費用，是否能僅以陳重文指示白惠萍提領國亨公司款項，逕推論認陳重文此舉係「收回」、「發還」股款，更非無疑。況依卷內事證，陳重文指示白惠萍提領款項之期間，國亨公司確有投入相當資金辦理好好長照機構之前置作業，亦有社會局同意核發補助費用之函文（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二第145-147頁）、國亨公司再次增資時，股東會討論提及已因好好長照機構投資1600萬元，按月攤還等內容可證（他卷三第128-129頁），且白惠萍依陳重文指示至銀行提款時，經銀行關懷詢問用途時亦係回答「薪資跟貨款（最近在裝潢）」、「30萬裝修」、「裝修」（取款憑證，廉政署非供述證據卷二第134-137頁）之情形相符，更見陳重文辯稱上開款項係作為國亨公司工程款，並非用於他處或收回、發還股款等語，尚非全然無據。

　3.此外，卷內復無進一步證據，可供認定陳重文取得之上開款項，並非用於國亨公司，或係其收回、發還之股款，則本院實無從逕認此部分款項係收回、發還之股款，進而對陳重文、白惠萍以公司法第9條第1項中段之登記後將股款發還股東、同項後段任由股東收回股款之罪嫌相繩。

四、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客觀上就此部分尚不能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陳重文、白惠萍有公訴人所指登記後將股款發還股東、任由股東收回股款之犯行，至白惠萍雖於審理期日稱其認罪，然細究其所述內容仍始終否認其知悉提款之目的，均稱係由陳重文指示其所為，亦不能僅單憑其稱認罪，遽為其不利之認定。因此，本案尚屬不能證明陳重文、白惠萍犯罪，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即應為陳重文、白惠萍無罪之諭知。

丙、職權告發

一、公務員因執行職務知有犯罪嫌疑者，應為告發，刑事訴訟法第241條定有明文。

　㈠關於證人即台智光公司董事長李慶煌於本院審理中，具結證稱其不認識康立錡，係因公司報價單上有康立錡，始曉得有維鑛公司，其與康立錡只有一次於112年4月7日在陳重文辦公室擦身而過，陳重文指一下說是康立錡、沒有拿名片，指一下其就知道是維鑛公司負責人，當初報價時有康立錡名字云云（金訴卷七第185-188頁）。如前述非惟與康立錡、陳豐源之證述不符，復與維鑛公司先前與台智光公司之合作情形、陳重文訊息內容之客觀事證完全相悖（前述二、㈦2.⑵），可能涉有刑法第168條之偽證罪嫌。

　㈡爰依上揭規定，將李慶煌涉犯偽證罪嫌部分，職權告發由檢察官另行偵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吳承學

　　　　　　　　　　　　　　　　　　　法　官　趙耘寧

　　　　　　　　　　　　　　　　　　　法　官　林柔孜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柏瑄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1條

（正犯或共犯與身分）

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成立之罪，其共同實行、教唆或幫助者，雖無特定關係，仍以正犯或共犯論。但得減輕其刑。

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致刑有重輕或免除者，其無特定關係之人，科以通常之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5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貪污治罪條例第3條

與前條人員共犯本條例之罪者，亦依本條例處斷。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意圖得利，抑留不發職務上應發之財物者。

二、募集款項或徵用土地、財物，從中舞弊者。

三、竊取或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器材、財物者。

四、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五、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前項第1款至第3款之未遂犯罰之。

公司法第9條

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而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或股東雖已繳納而於登記後將股款發還股東，或任由股東收回者，公司負責人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上250萬元以下罰金。

有前項情事時，公司負責人應與各該股東連帶賠償公司或第三人因此所受之損害。

第1項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後，由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登記。但判決確定前，已為補正者，不在此限。

公司之負責人、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以犯刑法偽造文書印文罪章之罪辦理設立或其他登記，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後，由中央主管機關依職權或依利害關係人之申請撤銷或廢止其登記。

商業會計法第71條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

（內線交易行為之規範）

下列各款之人，實際知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時，在該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十八小時內，不得對該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股票或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買入或賣出：

一、該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依公司法第27條第1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

二、持有該公司之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

三、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獲悉消息之人。

四、喪失前三款身分後，未滿六個月者。

五、從前四款所列之人獲悉消息之人。

前項各款所定之人，實際知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支付本息能力之消息時，在該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十八小時內，不得對該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非股權性質之公司債，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賣出。

違反第1項或前項規定者，對於當日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買入或賣出該證券之價格，與消息公開後十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格之差額，負損害賠償責任；其情節重大者，法院得依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之請求，將賠償額提高至三倍；其情節輕微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

第1項第5款之人，對於前項損害賠償，應與第1項第1款至第4款提供消息之人，負連帶賠償責任。但第1項第1款至第4款提供消息之人有正當理由相信消息已公開者，不負賠償責任。

第1項所稱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指涉及公司之財務、業務或該證券之市場供求、公開收購，其具體內容對其股票價格有重大影響，或對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有重要影響之消息；其範圍及公開方式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2項所定有重大影響其支付本息能力之消息，其範圍及公開方式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22條之2第3項規定，於第1項第1款、第2款，準用之；其於身分喪失後未滿六個月者，亦同。第20條第4項規定，於第3項從事相反買賣之人準用之。

證券交易法第171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20條第1項、第2項、第155條第1項、第2項、第157條之1第1項或第2項規定。

二、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僱人，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使公司為不利益之交易，且不合營業常規，致公司遭受重大損害。

三、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職務之行為或侵占公司資產，致公司遭受損害達新臺幣五百萬元。

犯前項之罪，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千5百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

有第1項第3款之行為，致公司遭受損害未達新臺幣五百萬元者，依刑法第336條及第342條規定處罰。

犯前三項之罪，於犯罪後自首，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1項至第3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超過罰金最高額時，得於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範圍內加重罰金；如損及證券市場穩定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第1項至第3項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

違反第165條之1或第165條之2準用第20條第1項、第2項、第155條第1項、第2項、第157條之1第1項或第2項規定者，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至前項規定處罰。

第1項第2款、第3款及第2項至第7項規定，於外國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僱人適用之。

附表甲：

附表乙：

附表一

附表二之一

附表二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