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九年度自字第八七號
自 訴 人 連大立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連林錦碧住同右
代 理 人 林玉蘭
梁美莉
李秀慧
被 告 苑瀚陽
右列被告因
詐欺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苑瀚陽無罪。
理 由
一、自訴意旨
略以:查被告苑瀚陽係前台北市○○路○○○號五樓「春盛商行」之實
際負責人(登記名義負責人係其父苑林),民國(下同)八十八年六月間,被告
明知所實際經營之春盛商行,業已瀕臨倒閉,且先前與自訴人間毫無任何業務往
來,惟竟
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
概括犯意,以春盛商行為幌,自
八十八年六月十六日起至同年七月十日止,連續向自訴人詐購洋酒等多批,價款
合計新台幣(下同)二十四萬六千三百四十元,自訴人欲向被告收款時,被告竟
避不見面,
迄未給付分文,顯見被告於購貨之初,即係惡意詐騙,致使自訴人遭
受重大損失,因認被告涉有
詐欺罪嫌云云。
二、
按犯罪事實應依
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
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
者,應
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
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
,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四十年臺上字第八六號
判
例參照);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
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
告之事實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
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判例參照);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
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
為真實之程序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
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七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九八六
號判例參照)。
三、
訊據被告苑瀚陽堅決否認有前揭被訴詐欺
犯行,辯稱:伊不是老闆,股東是何先
生、宋忠孝。宋忠孝說他要當負責人,伊只拿出六十萬資金,設立時只有伊出資
,所以用伊父親作負責人,集資後,七月份宋忠孝變更為負責人,宋忠孝才是該
商行之實際負責經營之人,自訴人所謂之貨物並非伊所訂購,應是宋忠孝所訂購
的,因為他與自訴人間有認識等語。本件自訴人所以認為被告涉有詐欺罪嫌,無
非係因春盛商行之名義負責人苑林為被告之父,而在自訴人自訴苑林詐欺一案(
即本院八十八年自字第九四六號案件)中,被告出庭證稱春盛商行為其所經營為
主要依據。經查,自訴人
聲請本院傳訊
證人樊振文(即自訴人之業務人員,負責
經銷事務)到庭作證,惟證人屢傳不到,
嗣經本院調閱本院八十八年自字九四六
號案卷,該證人樊振文曾於該案到庭作證:「(問:是否將煙酒送去春盛商行?
)有,當時苑林、苑瀚陽都在場,以後都是電話連絡。」(見該案八十八年十二
月十日
訊問筆錄記載),既然以電話聯絡,是否確為被告親自向自訴人訂購貨品
,
並非無疑,此其一也。又查,本件自訴人提出之證物即銷售單十七紙,其上之
客戶簽收處不是「林正昇」就是「楊國勝」所簽收,被告從未在銷售單上簽收,
是被告辯稱並無收受自訴人貨品
一節,尚非不足採,此其二也。再查,自訴人自
稱與春盛商行間毫無業務往來,與被告亦不熟識,在無任何人保、物保之情形下
,自訴人竟同意以月結方式給付價款,亦違常情,是被告辯稱應是與自訴人熟識
之人向自訴人訂購貨品一節,
尚非無據。
綜上所述,以現有之證據顯示,尚不得
確切證明被告有向自訴人詐欺酒品之犯行存在,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
明被告有何詐欺犯行,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為
無罪判決之
諭知。
四、按法院認為應科
拘役、
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經合法
傳喚無正當
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
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六條定有明文。經
查,本件被告業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有本院
送達證書在卷
可稽,
爰依前揭條文規定,不待其陳述逕為判決,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四十三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三百零六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八十九 年 八 月 十五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第七庭
法 官 陶 亞 琴
右
正本證明與
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
上訴狀。
書記官 陳 圓 圓
中 華 民 國 八十九 年 八 月 十六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