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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0 年度簡上字第 31 號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
民國 90 年 10 月 05 日
裁判案由:
給付版稅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九十年度簡上字第三一號   上 訴 人  甲○○即金   複 代理人  丙○○   被上訴人   福茂唱片音樂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乙○○ 右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版稅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本院台北 簡易庭八十九年度北簡字第六五一四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 實 甲、上訴人方面: 一、聲明: (一)原判決廢棄。 (二)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台幣(下同)二十萬元及自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五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陳述:除與原審判決書所載者相同茲予引用外,補稱: (一)查上訴人與「飛特傳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飛特公司)為製作發行上 訴人方簽約歌手陶莉萍之唱片及音樂性視聽製品事宜於西元一九九八年九月二 日簽訂有合約書在案。嗣後「飛特公司」依上開合約書第十一條:「......甲 方(即飛特公司)有權轉讓本合約給甲方之母公司或同集團之唱片公司。」約 定而於八十八年二月一日將上開合約書中關於「飛特公司」因上開合約所生之 權利義務概括的讓與被上訴人承受,係屬契約承擔之法律關係。因此上訴人、 被上訴人及陶莉萍於當日簽立切結書,此情有該切結書上載明:「福茂唱片音 樂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甲方)與甲○○(下稱乙方)為製作發行乙方簽約歌手 陶莉萍(下稱丙方)之唱片及視聽製品事宜,甲、乙、丙三方達成協議」等情 足證。另按八十九年一月十五日修正後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法文規定 :「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 ,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因此,本件上訴人就「飛特公司」 於八十八年二月一日已將系爭合約所生之權利義務概括的讓與被上訴人承受( 係屬契約承擔之法律關係)乙節實已盡舉證之責任,原審於此點上竟認定為: 「原告亦未能證明飛特公司將原證二合約書所生之權利義務概括的讓與被告承 受」等情,依上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但書:「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 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之規定,原審之認定顯有違誤。 (二)次查上訴人與訴外人金星娛樂制作有限公司(下簡稱金星公司)、陶莉萍間於 八十七年九月二日簽訂有合約書,有效期間自西元一九九八年九月二日起至西 元二○○二年九月一日止,上開合約係學說上所謂之「無名契約」,惟並非被 告所稱之「經紀契約」。查於上揭合約有效期間陶莉萍於國內及世界各地(汶 萊除外)之表演與其他相關之演藝工作、寫真書等與娛樂表演相關之事項均全 權交由原告代理安排一事,是該合約書所約定事項之一,但並非主要事項,此 點從該合約書:「五、甲方為丙方安排之一切演出活動,有關酬勞事先甲、乙 雙方協商同意之後,均由甲方全權處理,代表乙方商議洽談與安排,並知會乙 方。但甲方代乙方及丙方簽訂之合約內容應得乙方同意,甲方就丙方之酬勞中 抽取百分之二十,作為甲方之佣金,其餘部分皆歸乙、丙方所有,甲方不得要 求乙、丙方負擔任何費用。但甲方所製作之節目,及一般廣播、電視(非連續 劇或常態之節目主持)節目之演出,甲方不得押取佣金。而乙、丙方在台灣租 賃房屋、生活零用金之費用,由乙、丙方自行負責。丙方所得之酬勞,由甲方 扣除佣金之後,於每月月底結算,存入乙方指定之帳戶。七、任一方當事人之 言行不得損害他方之聲譽或利益,亦不得影響他方之營運及作業。八、丙方如 因出國或個人因素,暫時不能參加演出,應事先徵得甲方同意。若丙方因私人 原因無法履行合約二週以上者,須向甲方辦理請假手續,暫停合約之時間長短 ,應事前與甲方取得協議,於銷假後順延補足本合約之期限,若因甲方之因素 ,則不在此限。九、本合約期滿時,甲方享有續約優先權,惟合約內容須經甲 、乙、丙三方同意,另行訂定。若甲乙丙三方若有一方不再續約時應於合約期 滿之前三個月,以存證信函通知對方。否則視同續約壹年。若一方因故欲提前 解約者,應三方協調同意,否則以違約論。十一、甲方應負責處理丙方在台灣 稅捐之相關問題。十二、凡甲方因應表演需要,為丙方安排之各項才藝技能訓 練、排演等課程及活動時,丙方應聽從接受,並努力完成,不得拒絕參加,且 不得有推諉、逃避之行為。十三、甲方應負責為丙方申請入境台灣所需之工作 許可證,如因工作許可證之問題致丙方無法入境時,丙方不負任何責任。」等 約定足證。因此,退一步言,縱使(假設語)金星公司及陶莉萍於八十八年一 月二十二日向上訴人表示終止上訴人原證一所示合約關係,得合法終止之部分 僅係該無名契約中關於委任性質之約定事項,而其他非關於委任性質之約定事 項則非屬訴外人金星公司及陶莉萍得片面行使契約終止權之範籌,是故上訴人 於原審所提原證一所示合約關係並非全部於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二日經合法終止 。 (三)再者,本案系爭契約於西元一九九八年九月二日簽訂時契約當事人係訴外人「 飛特公司」(即甲方)、上訴人(即乙方)及訴外人陶莉萍(即丙方),並非 上訴人基於委任關係而代理訴外人陶莉萍為之,因此,縱使(假設語)訴外人 金星公司及陶莉萍於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向上訴人表示終止上訴人於原審所 提原證一所示合約關係,得合法終止之部份僅係該無名契約中關於委任性質之 約定事項,則該部分之終止,與本案系爭契約係屬另一獨立之契約,並不因該 契約於委任性質之約定事項終止而隨同終止,此點原審竟認為隨同終止,而認 上訴人之訴為無理由,實顯有誤認。 三、證據:援用原審之立證方法。 乙、被上訴人方面: 一、聲明:駁回上訴。 二、陳述:除與原審判決書所載者相同茲予引用外,補稱: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繼受訴外人飛特公司及歌手陶莉萍之合約書,而請求被上 訴人依該合約書支付保證版稅新台幣二十萬元。惟查:1、被上訴人係依據其 他契約關係發行訴外人陶莉萍之唱片,故上訴人自無法律權利向被上訴人請求 支付版稅。2、上訴人曾為了要與被上訴人合作,即藉由飛特公司與被上訴人 洽談轉由被上訴人為外人陶莉萍出片之可能性,並為爭取合作之機會,上訴人 遂向被上訴人提出切結書,由訴外人陶莉萍切結若由被上訴人為其發行唱片, 其將遵守就業服務法之規定。惟上訴人提出該聲明書時,被上訴人尚在評估替 訴外人陶莉萍出片之可能性,亦未決定是否承受訴外人飛特公司與陶莉萍、上 訴人之合約。而於八十八年二月十日,被上訴人知悉陶莉萍已委託協合國際法 律事務所蘇聰儒律師終止與上訴人之合約關係後,於上訴人無合法代理權之情 況下,被上訴人即停止與上訴人商談,並否決由被上訴人繼受飛特公司合約替 訴外人陶莉萍出片之可能性。3、於陶莉萍終止與上訴人之委任關係後,另委 由他人為其台灣地區之代理人,與被上訴人洽談出片合作事宜,被上訴人遂與 該代理人另行簽訂合約書,為訴外人陶莉萍出片並依約支付陶莉萍及其代理人 一切費用,此可由訴外人陶莉萍所出具之聲明書可稽。4、綜上所述,被上訴 人係基於其他契約關係替陶莉萍出片乙事,故陶莉萍出片乙事確與上訴人及飛 特公司之合約無關,上訴人自無權要求被上訴人依照其與飛特公司所簽訂之合 約給付版稅。 (二)且就上訴人提出切結書觀之,該切結書僅係雙方於洽談合作可能性時由上訴人 加以提出,而切結書之內容亦僅有訴外人陶莉萍一方負有契約之義務,故被上 訴人於該切結書無礙其權利之情況下,遂用印表示其知悉此份切結書,該切結 書自無法成為被上訴人已繼受飛特公司合約之證明,此外,上訴人所提出切結 書到期日期,即西元二○○○年一月三十一日,與合約終止日期,即西元二○ ○○二年九月一日之日期不同,如被上訴人倘真繼受飛特公司之合約,該切結 書之日期自應與合約書相同,而今切結書之終止日期顯早於合約書之終止日期 ,可證上訴人提出該切結書之目的僅在爭取與被上訴人合作之機會,並非被上 訴人繼受飛特公司合約之證據。且上訴人僅於訴狀中表示被上訴人於一九九九 年二月一日概括承受上訴人與訴外人飛特公司之契約,但對於契約轉讓事實發 生,契約轉讓通知事實之陳述或證據卻付之闕如,亦無法提供被上訴人就訴外 人陶莉萍出片之相關細節,可證被上訴人確無繼受飛特公司之合約,亦無依據 該合約替訴外人陶莉萍發行唱片。 (三)另參照上訴人據以請求上訴人支付版稅之合約書觀之,其第四條規定:「每張 丙方(陶莉萍)國語專輯唱片保證版稅為新台幣二十萬元整。每張專輯唱片皆 應於發片前十天支付全部保證版稅。」依該合約條文觀之,該保證版稅之權利 人為訴外人陶莉萍,上訴人僅於訴外人陶莉萍授權下,代理收取該保證版稅。 此亦可從陶莉評與上訴人所簽訂之合約書第五條規定:「甲方(上訴人)為丙 方(陶莉萍)安排一切演出活動,有關酬勞事先甲乙雙方同意後,均由甲方全 權處理,代表乙方商議洽談安排,並知會乙方。但甲方代乙方及丙方簽訂之合 約內容應得乙方同意,甲方就丙方之酬勞中抽取百分之二十,作為甲方之佣金 ,其餘部分皆歸乙丙方所有。」可証,上訴人僅對於陶莉萍酬勞百分之二十部 分,對於陶莉萍有請求權存在,而其是否能代表陶莉萍向被上訴人收取版稅, 仍需依照陶莉萍授權加以判斷。 (四)按民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前段規定「代理權,得於其所由授與之法律關係存 續中,撤回之」,由於代理人與本人間特重信任關係,若雙方之信任關係不復 存在,本人即得隨時撤回其所授與之代理權,換言之,代理權之撤回性旨在維 護當事人間之信賴。因此、陶莉萍與金星公司得於前揭原證一契約存續中撤回 其代理權,自為法之所允。依證人李亞明八十九年八月十六陳報狀之附件三, 蘇聰儒律師八十八年二月十日協合(八八)字○五七號函內容所述,金星公司 暨陶莉萍業於八十八年一月廿二日委託其發函金時代工作室甲○○,撤銷金星 公司暨陶莉萍與金時代工作室之原證一合約書(上訴人並於同年二月九日回覆 以台北信維郵局存證信函第六二七號),並正式函知飛特公司有關陶莉萍暨金 星公司與上訴人解除契約之事,故而上訴人代理陶莉萍收取版稅之權限業經陶 莉萍與金星公司之撤回而消滅。退步言之,即便上訴人爭執該陶莉萍僅得終止 該無名契約中關於委任性質之約定事項,而其他非關委任性質之約定事項即非 屬陶莉萍所得終止。然依雙方所簽訂契約觀之,上訴人僅對於保證版稅中之百 分之二十對於陶莉萍具有請求權,而代理收取版稅乙事兼具代理與委任之性質 ,陶莉萍自得終止上訴人對於該款項之收取權。 (五)按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之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 實有舉證之責任。今上訴人既於訴訟中主張被上訴人概括承受訴外人飛特公司 與上訴人之合約書,上訴人自應對於契約承受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惟上訴人 卻未對概括承受之事實作進一步之說明,僅以訴外人陶莉萍表示願意遵守我國 就業服務法之切結書作為契約承受之論據,自無法就此據以要求被上訴人給付 版稅,且被上訴人係依據其他契約關係發行訴外人陶莉萍之唱片,亦依該契約 支付陶莉萍及其代理人費用,被上訴自無義務向毫無契約關係之上訴人支付任 何費用。綜上所陳,被上訴人與上訴人間並無契約關係,與飛特公司間並不存 在上訴人所謂債權債務之承受關係;是上訴人請求顯無理由。 三、證據:除援用原審之立證方法外,補提合約書影本一份、切結書影本一份、訴外 人陶莉萍所出具聲明書影本一份為證。 理 由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與訴外人金星公司、陶莉萍於八十七年九月二日簽訂合 約書(即原審原證一合約書,下簡稱原證一合約),於原證一合約有效期間陶莉 萍於國內及世界各地(汶萊除外)之表演與其他相關之演藝工作、寫真書等與娛 樂表演相關事項均全權交由上訴人代理安排。又上訴人與訴外人飛特公司為製作 發行上訴人方簽約歌手陶莉萍之唱片及音樂性視聽製品事宜,同日(西元一九九 八年九月二日)由上訴人、飛特公司與陶莉萍另行簽訂一合約書(即原審原證二 合約書,下簡稱原證二合約)。嗣後飛特公司依原證二合約書第十一條:「.... ..甲方(即飛特公司)有權轉讓本合約給甲方之母公司或同集團之唱片公司。」 之約定,於八十八年二月一日將原證二合約中關於其因該合約所生之權利義務概 括的讓與被上訴人承受,因此上訴人、被上訴人及陶莉萍於當日簽立切結書載明 :「福茂唱片音樂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甲方)與甲○○(下稱乙方)為製作發行 乙方簽約歌手陶莉萍(下稱丙方)之唱片及視聽製品事宜,甲、乙、丙三方達成 協議」。則被上訴人既已自飛特公司承受原證二合約,且依該合約製作發行陶莉 萍之國語唱片乙張,依該合約第四條之約定,被上訴人應給付保證版稅二十萬元 予上訴人,詎被上訴人拒不給付,經上訴人於八十九年四月二十日委由律師寄發 存證信函催告仍不給付,為此訴請被上訴人給付二十萬元及自八十九年四月二十 五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無法舉證證明被上訴人確有概 括承受訴外人飛特公司與上訴人所簽訂原證二合約,兩造間並無契約關係,上訴 人依原證二合約請求給付版稅為無理由。況原證一合約,業經金星公司及陶莉萍 於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委託蘇聰儒律師以存證信函向上訴人表示撤銷意思表示 暨終止合約,並於同年二月十日函知飛特公司有關該終止合約之事,則上訴人代 理陶莉萍收取版稅之權限已經金星公司及陶莉萍之撤回而消滅;再者即便上訴人 爭執金星公司及陶莉萍僅得終止原證一合約中關於委任性質之約定事項,觀之原 證一合約約定上訴人僅對於保證版稅中之百分之二十對於陶莉萍具有請求權並代 理收取版稅乙事兼具代理與委任之性質,金星公司及陶莉萍亦得終止上訴人對於 該款項之收取權。則縱不論被上訴人是否基於原告所主張之原證二合約法律關係 發行陶莉萍之專輯唱片,上訴人與金星公司及陶莉萍間之代理關係既因撤回而消 滅,原證二合約中對於上訴人代理陶莉萍收取版稅之權限當然亦隨之消滅,上訴 人自無權再依原證二合約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保證版稅等語,資為抗辯。 二、上訴人主張其與訴外人金星公司、陶莉萍三方於八十七年九月二日簽訂原證一合 約,約定於該合約有效期間陶莉萍於國內及世界各地(汶萊除外)之表演與其他 相關之演藝工作、寫真書等與娛樂表演相關事項均全權交由上訴人代理安排處理 ;又上訴人與訴外人飛特公司為製作發行上訴人方簽約歌手陶莉萍之唱片及音樂 性視聽製品事宜,於當日(一九九八年九月二日)由上訴人、飛特公司與陶莉萍 三方另行簽訂原證二合約;又上訴人、被上訴人與陶莉萍三方於八十八年二月一 日簽立切結書載:「福茂唱片音樂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甲方)與甲○○(下稱乙 方)為製作發行乙方簽約歌手陶莉萍(下稱丙方)之唱片及視聽製品事宜,甲、 乙、丙三方達成協議......」;又被上訴人已製作發行陶莉萍之國語唱片一張等 事實,業據上訴人提出原證一、二合約書及切結書為證,復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 ,此部分自堪信為真實。茲兩造所爭者,乃為上訴人得否依原證二合約第四條之 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保證版稅二十萬元?被上訴人以前開情詞置辯,是否有 理? 三、按代理乃指代理人於代理權限內,以本人之名義所為之意思表示或所受意思表示 ,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代理權之消滅,依其所由授與之法律關係定之;代理權 ,得於其所由授與之法律關係存續中,撤回之。民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第一 百零八條第一項、第二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 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之規定,同法第五百二十八條定有明 文。又同法第五百四十九條第一項規定「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 約。」是為委任契約當事人之任意終止權,此終止權之行使,不論有償委任抑無 償委任;定有期限之委任抑未定期限之委任,事務之處理已否告一段落,尤不須   具備任何理由,均得為之(因此與其他契約之終止,多具備法定原因者,有所不   同。所以如此者,因委任係基於當事人之信任關係,所謂信任關係屬於主觀信念   上之問題,若當事人信念上對他方之信任有所動搖時,自不問客觀上之理由如何   ,均得許其隨時終止契約始妥,否則勉強維持,必招致不良之後果。自委任人方   面言之,對於已不信任之人,如仍使其行使處理自己之事務,則必終日不安;自   受任人方面言之,對於已不信任之之人,或其自己已不受人信任,而仍處理該人   之事務時,亦必痛苦不堪。有此情況,如不許其終止契約,勢必有害無益。)其   次此項終止權之行使方法,法無特別規定,應適用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準用第二   百五十八條之規定,以終止之意思表示因對方了解(對話)或達到(非對話)時   即生效力。再者,當事人間所訂契約雖未明定為「委任」契約,然是否屬於委任   契約,應就契約約定之內容觀察,不因形式上有無委任之名稱而受影響。另委任   與代理雖為個別之概念,但二者關係甚為密切,即委任之事務,如須對外為法律   行為時,則一般須有代理權之授與,故於此情形,委任與代理自相伴而存在,斯   時其委任關係對代理而言,即民法第一百零八條所稱之「代理權所由授與之法律   關係」是也。此之法律關係,亦稱為「基礎關係」,可見代理不過受任人處理委   任事務之一種手段而已。經查,觀之上訴人與金星公司、陶莉萍三方所簽訂原證   一合約,第一條約定:「乙方(金星公司)同意甲方(上訴人)為丙方(陶莉萍   )之演藝事業全權代理人。」,第四條約定:「乙方同意授權甲方代理丙方之國   內及世界各地之表演與其他相關之演藝工作,包括唱片...... 等與娛樂表演相   關之事項。本合約有效期間均全權交由甲方代理安排,...... 」,第五條約定   :「甲方為丙方安排之一切演出活動,有關酬勞事先甲、乙雙方協商同意之後,   均由甲方全權處理,代表乙方商議洽談與安排,並知會乙方。但甲方代乙方及丙   方簽訂之合約內容應得乙方同意,甲方就丙方之酬勞中抽取百分之二十,作為甲   方之佣金,其餘部分皆歸乙、丙方所有,甲方不得要求乙、丙方負擔任何費用。 ......。丙方所得之酬勞,由甲方扣除佣金之後,於每月月底結算,存入乙方指 定之帳戶。」,足堪認定原證一合約性質應屬兼含代理之委任契約,即委任人係 金星公司及陶莉萍,受任人則為上訴人,上訴人受任處理之事務乃係合約第四條 所列代為處理安排陶莉萍之表演與其他相關演藝工作事宜(至於其餘條文均係基 於陶莉萍演藝事業發展之相關附隨約定)。準此,揆諸首揭規定,授與代理權之 本人即金星公司及陶莉萍得於原證一合約存續中隨時撤回渠等所授與上訴人之代 理權,亦得隨時對上訴人主張終止原證一合約。本件被上訴人辯稱金星公司及陶 莉萍已於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委託蘇聰儒律師寄發存證信函向上訴人表示撤銷 暨終止原證一合約,並於同年二月十日將此事由通知飛特公司乙節,業據其提出 該存證信函、上訴人八十八年二月九日覆函(台北信維郵局存證信函第六二七號 )、蘇聰儒律師八十八年二月十日通知飛特公司函及李亞明書面聲明為證,核與 證人王寧云於原審證稱:李亞明(代表飛特公司與上訴人、陶莉萍簽訂原證二合 約書之人)說金時代與陶莉萍間之合約已終止等情(見原審八十九年七月二十七 日言詞辯論筆錄)相符,堪信為真。則金星公司、陶莉萍與上訴人間所訂原證一 合約,既經金星公司及陶莉萍於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向上訴人為表示撤銷暨終 止之意思表示,即生合法終止之效力,金星公司、陶莉萍與上訴人間所訂原證一 合約之委任關係(包括委任上訴人代理陶莉萍收取版稅之事務)於是時起向後消 滅,同時金星公司及陶莉萍授權上訴人處理上開事項之代理權(包括授權代理陶 莉萍收取版稅之權限),於是時起亦因授權之基礎法律關係(原證一合約)業經 終止或金星公司及陶莉萍已撤回授與上訴人之代理權而隨之消滅。果爾,上訴人 本於原證一合約之授權而來,進而與飛特公司、陶莉萍另行簽訂原證二合約所取 得代理陶莉萍收取版稅之權限,亦因原證一合約之終止或經金星公司及陶莉萍撤 回渠等授與上訴人之代理權而當然隨之消滅。因此,上訴人既於八十八年一月二 十二日起即喪失受任人及代理人身分,於是時起即無從再依原證二合約主張代理 陶莉萍向飛特公司請求給付版稅之權利,則縱然上訴人主張飛特公司於八十八年 二月一日將原證二合約中關於伊因該合約所生之權利義務概括的讓與被上訴人承 受,被上訴人根據該合約發行陶莉萍唱片乙張屬實,上訴人亦無從依原證二合約 向被上訴人請求給付系爭版稅。是上訴人依原證二合約第四條之約定請求被上訴 人給付版稅二十萬元,即非可採。至於金星公司及陶莉萍未經上訴人之同意而提 前終止原證一合約,是否對上訴人構成違約(依原證一合約第十一條後段約定「 若一方因故欲提前解約者,應三方協調同意,否則以違約論。」)及應否負損害 賠償責任(民法第五百四十九條第二項),斯乃屬於委任契約消滅之效果之另一 問題。 四、綜上所述,本件上訴人主張其依原證二合約有權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爭版稅,為 不足採;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無權請求系爭版稅,為屬可採。從而,上訴人本於 原證二合約第四條之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保證版稅二十萬元及自八十九年四 月二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及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理由雖未盡相同 ,結論則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 響,無一一審究論述之必要,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一第三項、第四 百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七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   年   十   月   五   日 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官 丁蓓蓓 法官 林玲玉                               法官 曾部倫 右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九十   年   十   月   五   日                            法院書記官 柯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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