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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上更一字第85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明滿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易字第1253號，中華民國109年1月21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2655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後，經最高法院第一次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上訴駁回。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陳明滿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於民國108年7月6日上午10時32分許，在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通訊軟體LINE「大安區代賑工」群組內，以「李秀蓮不是要陪同？？？怎麼了，當縮頭烏龜啊」等語辱罵告訴人李秀蓮，足以損害李秀蓮之名譽。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等語。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真實之證據，倘證據是否真實尚欠明確，自難以擬制推測之方式，為其判斷之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之資料，最高法院53年台上字第656號、29年上字第3105號著有判例。且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亦有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可參。其以情況證據（即間接證據）斷罪時，尤須基於該證據在直接關係上所可證明之他項情況事實，本乎推理作用足以確證被告有罪，方為合法，不得徒憑主觀上之推想，將一般經驗有利被告之其他合理情況逕予排除，此觀諸最高法院32年上字第67號判例意旨亦甚彰明。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著有判例可資參照。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有罪判決書理由內所記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經嚴格證明之證據，在無罪判決書內，因檢察官起訴之事實，法院審理結果認為被告之犯罪不能證明，所使用之證據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故無須再論述所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檢察官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李秀蓮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通訊軟體LINE「大安區代賑工」群組對話紀錄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於上開時間，在通訊軟體LINE「大安區代賑工」群組發文「怎麼了，當縮頭烏龜啊」等情（見本院110年度上更一字第85號卷【下稱本院卷】第40至41頁），惟始終堅詞否認有何公然侮辱之犯行，辯稱：伊說縮頭烏龜的話不是要侮辱告訴人，因為告訴人有說其會去四維公園打掃，告訴人不是沒有意願，只是要求伊要陪同，後來伊先儘快做完巡查及工作安排後趕到四維公園，但告訴人沒來，而是請了另一名小姐來，伊猜想告訴人是不是不敢來面對伊，才會發出「縮頭烏龜」又打了3個問號等語。

五、經查：

  ㈠公然侮辱罪之「侮辱」，係未指明具體事實，而以言語、文字或舉動為抽象謾罵嘲弄或者輕蔑他人人格之行為。行為人所為，客觀上縱屬侮辱之言行，然是否構成該罪，仍須探究其主觀上是否本於公然侮辱之意而為，不能僅因行為人之客觀言行不夠文雅、高尚，即認定其有公然侮辱之犯意。蓋人類本不可能永遠以和善、肯定、鼓勵、讚美之方式與人相處。遇有衝突之際，或可能本公然侮辱之意，或可能本嗆聲、諷刺、否定他人之意，而為上開客觀言行，此即俗話中所謂「相罵無好話」。至判斷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公然侮辱之犯意，須還原事件之脈絡及過程，並兼顧各種情狀（如雙方之年齡、教育程度、職業、關係，或行為地的方言、用詞習慣等）後，綜合以為認定，方屬妥適而不偏倚（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被告於上開時間，有以「璇媽」之帳號名稱發送「李秀蓮不是要陪同？？？怎麼了，當縮頭烏龜啊」之訊息，至通訊軟體LINE、名稱為「大安區代賑工」、成員共計有51人之群組內等情，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原審、本院前審及本院審理中供述在卷（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他字第8531號卷【下稱他卷】第31頁反面、第54頁反面；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易字第1253號卷【下稱原審卷】第34至37頁；本院109年度上易字第509號卷【下稱前審卷】第36至40頁；本院卷第40至41頁），並經證人即告訴人李秀蓮於警詢、偵查、原審及本院前審中證述在卷（見他卷第33頁正反面、第54至55頁；原審卷第37頁；前審卷第40頁），又有通訊軟體LINE「大安區代賑工」群組對話紀錄附卷可稽（見他卷第4至23頁），是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㈢細繹上開卷附通訊軟體LINE「大安區代賑工」群組對話紀錄內容（詳如附表所示），可知被告先於通訊軟體LINE群組中詢問是否有人願意至四維公園打掃，因除告訴人外，無人回應（告訴人僅是詢問緣由，尚非同意打掃），被告遂指定告訴人前往打掃，致告訴人不悅而起爭執；後來，告訴人於群組中表示若被告願陪同打掃，其即願意到四維公園打掃，然被告嗣到四維公園打掃一個多鐘頭後，卻未見告訴人到場，始於群組中留言「李秀蓮不是要陪同？？？怎麼了，當縮頭烏龜啊」等語。自此事件之脈絡及過程，並綜合雙方之關係等情狀觀之，被告與告訴人先因對方是否要到四維公園打掃一事，有所爭執，告訴人乃以若被告願意陪同打掃，即願意到四維公園打掃等語相激。惟因告訴人之上開言詞而前往四維公園打掃之被告，卻始終未見聲稱要等被告到9點半的告訴人到場，深感憤慨，而有上開「李秀蓮不是要陪同？？？怎麼了，當縮頭烏龜啊」之發文，明顯在向告訴人表明「我都來了，妳為何不敢來？」且質疑「為何妳要食言？」，參酌還原整起事件始末，兼衡對話雙方身分及往來之關係，本件被告辯稱其主觀上並非基於侮辱告訴人之犯意而為，即非全然無據，尚難遽以推認被告有公然侮辱之犯行。

六、綜上所述，本案事證尚有未足，無從依檢察官所提出之各項證據，而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自不得以此遽入人罪。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具體確切之證據足資認定被告涉有檢察官所指之公然侮辱犯行，是因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七、原審因認被告被訴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核屬不能證明，而為無罪之諭知，尚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依被告與告訴人雙方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所示，被告並未回應告訴人之「9點半前你會到嗎？」等語，原判決遽認被告業已同意於9點半前去四維公園打掃，稍嫌速斷。況且被告為該群組之管理員，對告訴人已另請代理人到四維公園打掃，而非棄工作於不顧，豈有不識之理？足認被告上開「縮頭烏龜」等語，係出於主觀上侮辱告訴人之犯意而為。又被告為群組管理員，告訴人則為一般成員，至四維公園打掃並非告訴人之義務，被告詢問有無自願代工後，無人回應，被告逕行指定告訴人，並稱「我行使最後的權利，最後的權利啊！」，而且告訴人已請求他人到場代理打掃等脈絡整體觀察，被告卻仍於不特定多數人共見共聞之通訊軟體LINE「大安區代賑工」群組內為「縮頭烏龜」之言論，益徵被告具有主觀上侮辱告訴人之犯意云云。然查，檢察官上訴意旨仍囿於告訴人之指訴，並以被告於上開時間在通訊軟體LINE「大安區代賑工」群組內為「縮頭烏龜」等語，乃主觀上基於侮辱告訴人之犯意而為，惟本院依卷存事證，尚不足以認定被告所為係基於侮辱告訴人之主觀犯意，而未能遽以刑法上之公然侮辱罪相繩，業經本院剖析論述於前（見理由欄五）。本件檢察官上訴係對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量，反覆爭執，惟依檢察官所提出之各項證據，尚無法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而不足認定被告涉有公然侮辱之犯行，已如前述，檢察官並未進一步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實其說，所言無從推翻原審之認定，其上訴難認為有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正雄、江宇程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陳國安提起上訴，檢察官林秀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4 　　月　　22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廖怡貞

　　　　　　　　　　　　　　　　　　　法  官  張江澤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4 　　月　　23　　日

　　　　　　　　　　　　　　　　　　　

　　　　　　　　　　　　　　　　　　　　　

　　　　　　　　　　　　　　　　　　　　　　　

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