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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
臺灣高等法院 111 年度上訴字第 4382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
民國 112 年 03 月 30 日
裁判案由:
詐欺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4382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謝俊龍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審訴字第1541號,中華民國111年9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628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謝俊龍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謝俊龍前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本院先後判處有期徒刑2月、2月及3月,並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於民國107年9月28日徒刑執行完畢出監。詎其猶不知悔改,自110年7月間起,基於參與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犯罪組織之犯意,與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本案詐欺集團」所屬成員(無證據證明其中有未滿18歲之人)間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及掩飾、隱匿特定詐欺犯罪所得本質、去向之洗錢等犯意聯絡,擔任提款車手之工作,其分工方式係先由該詐欺集團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員以附表所示方式詐騙附表所示之張秀蘭,致張秀蘭誤信為真而與詐欺集團成員相約付款,再由該詐欺集團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員,指示謝俊龍於附表所示時間,前往附表所示之交付地點領取上開詐騙所得,最後再分別將接續4次所提領之款項至指定地點交付予4名不同之詐欺集團成員,製造金流之斷點,以此方式掩飾上開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本質及去向,謝俊龍並從中獲得新臺幣(下同)2萬元之報酬。嗣張秀蘭察覺受騙後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張秀蘭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本院審判範圍:
  按刑罰責任之評價與法益之維護息息相關,對同一法益侵害為雙重評價,是過度評價;對法益之侵害未予評價,則為評價不足,均為法之所禁。又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之計算,核與參與犯罪組織罪之侵害社會法益有所不同,審酌現今詐欺集團之成員皆係為欺罔他人,騙取財物,方參與以詐術為目的之犯罪組織。倘若行為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多次為加重詐欺之行為,因參與犯罪組織罪為繼續犯,犯罪一直繼續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散,或其脫離犯罪組織時,其犯行始行終結。故該參與犯罪組織與其後之多次加重詐欺之行為皆有所重合,然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屬單純一罪,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祗需單獨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是如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至於「另案」起訴之他次加重詐欺犯行,縱屬事實上之首次犯行,仍需單獨論以加重詐欺罪,以彰顯刑法對不同被害人財產保護之完整性,避免評價不足(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案於110年10月4日繫屬於原審法院,此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函及原審法院收文戳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5頁),被告雖前於108年間因詐欺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判處罰金新臺幣2000元,有本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9頁),然該案係於臉書刊登二手手機而詐騙被害人乙節,有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8年度易字第296號判決附卷可稽,與本案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而領取詐騙所得之形態完全不同,是本案應認係被告首次加重詐欺及洗錢犯行而參與犯罪組織罪,從而,關於被告參與組織犯罪條例及一般洗錢部分,俱為本院審理範圍,合先敘明。  
二、證據能力部分:
 ㈠關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供述證據部分:
    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定有明文。該條文為刑事訴訟證據能力之特別規定,且較92年2月6日修正公布,同年9月1日施行之刑事訴訟法證據章有關傳聞法則之規定更為嚴謹,自應優先適用。依上開規定,證人於警詢時之陳述,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即不具證據能力,不得採為判決基礎。又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規定,係以犯罪組織成員犯該條例之罪者,始足與焉,至於所犯該條例以外之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罪等,其被告以外之人所為之陳述,自仍應依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定其得否為證據。查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於其涉犯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當不具證據能力,惟就未涉及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本院仍得依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援作認定被告關於加重詐欺及洗錢等其他犯行之證據,而不在排除之列。
 ㈡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惟本判決所引用之供述證據,業經被告於原審審判期日、檢察官於本院審判期日中,對於證據能力均不爭執,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見原審卷第333頁、本院卷第120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或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㈢本判決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亦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被告(未到庭)均不爭執各該證據之證據能力,且亦查無依法應排除其證據能力之情形,是以下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事實認定部分:
 ㈠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雖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惟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原審審理時上開事實部分均自白不諱(見原審卷第118、328、332頁),且有證人即告訴人張秀蘭於警詢中之證述在卷足稽(見偵卷第23至24頁,至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於其涉犯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無證據能力,已如前述),此外,復有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案件證明單、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員警蒐證照片等在卷可稽(見偵卷第27至29、31、39至45、59至87頁)。
 ㈡按洗錢防制法業於105年12月28日修正公布,並於106年6月28日生效施行(下稱新法)。修正前該法(下稱舊法)將洗錢行為區分為將自己犯罪所得加以漂白之「為自己洗錢」及明知是非法資金,卻仍為犯罪行為人漂白黑錢之「為他人洗錢」兩種犯罪態樣,且依其不同之犯罪態樣,分別規定不同之法定刑度。惟洗錢犯罪本質在於影響合法資本市場並阻撓偵查,不因為自己或為他人洗錢而有差異,且洗錢之行為包含處置(即將犯罪所得直接予以處理)、多層化(即為使偵查機關難以追查金流狀況,以迂迴層轉、化整為零之多層化包裝方式,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及整合(即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犯罪所得,使該犯罪所得披上合法之外衣,回歸正常金融體系)等各階段行為,其模式不祗一端,上開為自己或為他人洗錢之二分法,不僅無助於洗錢之追訴,且徒增實務事實認定及論罪科刑之困擾。為澈底打擊洗錢犯罪,新法第2條乃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以求與國際規範接軌。是行為人如客觀上有該條第1款或第2款之洗錢行為,且主觀上有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犯意,即構成新法第2條第1款或第2款之洗錢行為,縱令係將自己之犯罪所得財物交予其他共同正犯亦同。至行為人主觀上有無洗錢之犯意,則應就犯罪全部過程予以觀察、認定。經查,本案係由姓名、年籍不詳之「陳經理」先致電告訴人張秀蘭並佯稱:其女兒林宜瑩為他人擔保債務,後因債務人逃亡,林宜瑩遭他人毆打,須交付150萬元之債務始得獲釋云云,致其因而陷於錯誤,爰依指示交付於「陳經理」指派之謝俊龍取得款項,謝俊龍再分別將4次提領之款項至指定地點交付4名不同之詐欺集團成員,由此足認其主觀上有隱匿其所屬詐欺集團之詐欺犯罪所得,以逃避國家追訴或處罰之意思,客觀上有層轉詐欺犯罪所得予其他詐欺集團成員之行為,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而製造金流追查之斷點,使偵查機關難以追查帳戶金流,以達掩飾本案犯罪所得之本質及去向,客觀上已製造該詐欺犯罪不法所得之金流斷點,實質上使該犯罪所得嗣後之流向不明,達成隱匿犯罪所得之效果,且被告主觀上既預見上情,客觀上自合於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之洗錢構成要件行為,所為係屬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2款所稱之洗錢行為甚明。 
 ㈢再參以本案被告參與上開詐騙組織,其分工方式係先由該詐欺集團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員以附表所示方式詐騙張秀蘭,致張秀蘭誤信為真而與詐欺集團成員相約付款,再由該詐欺集團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員,指示謝俊龍於附表所示時間,前往附表所示之交付地點領取上開詐騙所得,最後再分別將接續4次所提領之款項至指定地點交付予4名不同之詐欺集團成員,製造金流之斷點 足認被告所加入之詐欺犯罪組織即本案詐欺犯行之成員人數超過三人以上,究被告所為,核與一般詐欺集團對一般民眾施行詐術,致民眾陷於錯誤而存(匯)款,為免被害人因發覺有異而報警處理,致無法領取詐欺所得,或於提款後為避免追緝,乃須即時、不定期、隱蔽地領取及上繳犯罪所得之犯罪模式相同,足認被告行為時,主觀上已可預見其為所屬詐欺集團擔任上開工作,且所為屬詐欺計畫之一環等節,卻仍執意參與實行前述違法行為而促成犯罪既遂之結果,完成詐欺取財犯行,尚未超出被告可得預見範圍,是被告主觀上確有參與犯罪集團、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堪以認定。
 ㈣綜上各情相互酌參,被告上開具任意性之自白,經核與事實相符,堪可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開犯行均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部分:
    查「本案詐欺集團」之成員至少有被告、「陳經理」、被告轉交4名詐欺集團成員之人及向告訴人施行詐術之「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等人,為三人以上無訛。又該詐欺集團之分工方式係先由該詐欺集團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員以附表所示方式詐騙張秀蘭,致張秀蘭誤信為真而與詐欺集團成員相約付款,再由該詐欺集團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員,指示謝俊龍於附表所示時間,前往附表所示之交付地點領取上開詐騙所得,最後再分別將接續4次所提領之款項至指定地點交付予4名不同之詐欺集團成員,足徵該組織縝密,分工精細,至少有三人以上共同對被害人實行詐騙,且現今詐欺集團之犯罪型態,多係需由多人縝密分工方能完成之集團性犯罪,則被告對於其所參與之詐欺集團至少有三人以上自應有所認識。職是,本案詐欺集團確屬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第1項所稱之犯罪組織。核被告所為,就詐騙附表「被害人」欄所示告訴人之犯行,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至公訴意旨雖漏未論及被告同時違反組織犯罪條例第3條第1 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惟此部分犯行與被告被訴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之犯行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各該參與組織犯罪及洗錢等事實,復已載明於檢察官起訴書之犯罪事實欄內(見本院卷第15至16頁),足認此部分業經起訴,復參以被告就該起訴事實業於原審審理時俱予認罪坦承犯行(見原審卷第118、328、332頁),客觀上已足使被告有實質答辯之機會,已無礙被告防禦權之行使,本院自得就上開部分併予審理。且查:
 ㈠按共同實施犯罪行為為共同正犯構成要件之一。所謂共同實施,雖不以參與全部犯罪行為為限,要必分擔實施一部分,始得為共同正犯(最高法院46年台上字第1304號判例意旨參照)。再詐欺取財罪係以詐術使人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故受領被害人交付財物自屬詐欺取財罪之構成要件行為,而受領方式,當面向被害人收取固屬之,如被害人係以匯款方式交付金錢,前往提領款項亦當包括在內。又以目前遭破獲之電話詐騙集團之運作模式,係先以詐騙集團收集人頭通訊門號及金融機構帳戶,以供該集團彼此通聯、對被害人施以詐術、接受被害人匯入受騙款項及將贓款為多層次轉帳之使用,並避免遭檢警調機關追蹤查緝,再由該集團成員以虛偽之情節詐騙被害人,即迅速指派集團成員提領款項;此外,為避免因於收集人頭帳戶或於臨櫃提領詐得贓款時,遭檢警調查獲該集團,多係由集團底層成員出面從事該等高風險之面交、提款工作,其餘成員則負責管理帳務或擔任居間聯絡之後勤人員。是共同之行為決意不一定要在事先即行為前便已存在,行為當中始先後形成亦可,且不以其間均相互認識為要件,而電話詐騙之犯罪型態,自架設遠端遙控電話或網路電話,至假冒政府機關、公務員、收集取得人頭帳戶、撥打電話實施詐騙、指示被害人匯款、向被害人取款分贓等各階段,係需由多人縝密分工方能完成之集團性犯罪。本案被告加入詐欺集團知悉所從事之行為係整體詐騙行為分工之一環,其縱未親自參與詐騙工作,亦未必知悉其他共犯詐騙告訴人之實際情況及內容,然其係為達成不法所有之詐欺取財犯罪目的,分工參與詐騙集團取得被害人財物全部犯罪計劃之一部分行為,堪認其係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犯罪之目的,應就詐欺集團成員實行之行為共同負責,是被告與其所屬「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㈡本案之詐欺犯罪類型,於行為人著手實施詐欺犯行初始,即係預計以被害人接獲詐騙電話或詐騙訊息,並建立信任關係後,即得接續以各種理由誘騙同一被害人不斷付款,查附表所示之被害人雖有接續4次提款後交付被告之行為,惟此係被害人遭受詐騙而分次交付財物之結果,應認係同一財產法益遭受侵害,是該被害人雖有因單一受騙事由而接連提領交付被告,然係被告暨所屬詐騙集團成員基於同一犯意及利用同一機會所為,侵害法益相同,其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開,均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應論以接續犯之包括一罪。
  ㈢被告就詐騙附表所示被害人之犯行,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又本院就被告所犯,經整體審酌被告犯罪情節及罪刑相當原則,並充分評價、考量於具體科刑時,認除處以重罪即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之自由刑外,基於不過度評價之考量,不併宣告輕罪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之「併科罰金刑」,附此敘明。
 ㈣經查,被告有如事實欄所載之詐欺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並執行完畢之紀錄,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等件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37至139頁),被告於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且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本院衡酌被告前已曾因詐欺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並執行完畢,又故意再犯本案加重詐欺罪,顯未能記取前案科刑之教訓,謹慎行事,漠視法紀,足見其惡性情節重大,並未見有自我悔過之意,依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實有對被告加重其刑之必要,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㈤按詐欺取財罪既係為保護個人之財產法益而設,則關於行為人詐欺犯罪之罪數計算,除非存在時間或空間上之全部或局部之重疊關係,否則原則上自應依遭受詐騙之被害人人數定之,被告就附表所示係侵害同一被害人之財產法益,應論以一罪。
 ㈥又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所規範之一般洗錢罪,必須有第3條規定之前置特定犯罪作為聯結,始能成立。然洗錢犯罪之偵辦在具體個案中經常祇見可疑金流,未必瞭解可疑金流所由來之犯罪行為,倘所有之洗錢犯罪皆須可疑金流所由來之犯罪行為已經判決有罪確定,始得進一步偵辦處罰,則對於欠缺積極事證足以認定確有前置犯罪,卻已明顯違反洗錢防制規定之可疑金流,即無法處理。故洗錢防制法乃參考澳洲刑法立法例,增訂第15條之特殊洗錢罪,從而特殊洗錢罪之成立,不以查有前置犯罪之情形為要件,但必須其收受、持有或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無合理來源並與收入顯不相當,且其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取得必須符合上開列舉之三種類型者為限。易言之,第15條之特殊洗錢罪,係在無法證明前置犯罪之特定不法所得,而未能依第14條之一般洗錢罪論處時,始予適用,倘能證明人頭帳戶內之資金係前置之特定犯罪所得,即應逕以一般洗錢罪論處,自無適用特殊洗錢罪之餘地(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74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詐騙被害人係因被告收取上開被害人交付款8項而來,雖被告應與詐欺集團成員共負前開一般洗錢之罪責,已如前述,然收取帳戶、提款卡之詐欺集團成員雖與被告均應逕以一般洗錢罪論處,然並無適用同法第15條第1項特殊洗錢罪之餘地。
 ㈦按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而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本案被告就附表所犯上開一般洗錢犯行,於原審審理時坦承不諱,已如前述,其所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與所犯上開加重詐欺取財罪,雖屬想像競合犯,揆諸前揭判決意旨,被告罪名所涉相關加重、減免其刑之規定,仍應列予說明,並於量刑時在加重詐欺取財罪之法定刑度內合併評價。是本案被告就其加入詐騙集團及洗錢部分等事實,既於原審審理時供認不諱(見原審卷第118頁),業如前述,是就此部分減輕事由,自應於量刑時併予衡酌。 
 ㈧不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之理由:
  按立法者基於維護社會秩序之價值判斷,形成本罪對於其犯罪構成要件所彰顯之法律效果,如何程度之犯罪行為、藉由立法劃定其法定刑之範圍,賦予司法者於該法定刑之範圍內,給予相對應之宣告刑度,因此,就法定構成要件及其法律效果而言,本即為立法者立法意志之形成與裁量,並專屬於立法者立法之權限,職司審判之法院,自無從取代立法者形成其立法政策或改變立法者之立法裁量,否則無異逾越司法權之界限、變更憲法建立權力分立、權力制衡之制度設計,在未符合刑法第59條規定之情形下,倘輕易地變更刑事構成要件之法律效果,將造成司法權對於立法者立法政策之形成權力受到侵害,立法者基於人民選舉而形成之民主原則、國會保留原則,亦會受到相當程度之影響。從而,適用刑法第59條時,仍需審慎、詳細並慎重評估本案之事實是否確係符合該條所訂之各項要件,逐一細緻進行比對及涵攝事實與法律適用間之關係,不宜片面地以立法者所制定之法律效果違反比例原則或平等原則,即認為當然可一概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263 號解釋揭櫫「若有情輕法重之情形者,裁判時本有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之旨,固無疑義,然仍應由事實審法院綜合考量所有之情事,在符合刑法第59條之要件下,始可酌量減輕其刑。換言之,刑法第59條之酌減其刑,必其犯罪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憐憫,審判者必須經全盤考量案發時之所有情狀後,認即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經查,被告加入詐欺集團,依照集團指示,領取被害人交付款項後,交由其他詐欺集團成員,所造成之法益侵害不可謂不大,尤以財產性之犯罪更造成被害人求償不易、損害無法彌補,其前揭所為,不僅漠視他人財產權,且對社會治安影響甚鉅,在客觀上顯不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而難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故被告前開犯行,客觀上自不屬足以引起社會上一般人之同情而可憫恕之情事,是被告本案犯行,自與刑法第59條之規定未合,而無從據以適用。
 ㈨查110年12月10日公布之司法院釋字第812號解釋意旨略以:106年4月19日修正公布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犯第1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3年。」(嗣107年1月3日修正公布第3條,但本項並未修正)就受處分人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違反憲法比例原則及憲法明顯區隔原則之要求,與憲法第8條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等語。被告固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3條第1項後段之罪,然已無庸依同條例第3項規定審酌是否宣告強制工作,附此敘明。   
三、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
 ㈠原審漏未論及被告同時違反組織犯罪條例第3 條第1 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 項之一般洗錢罪,惟此部分犯行與被告被訴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之犯行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自為起訴效力所及,是原審判決既有上開違誤之處,即屬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常途徑獲取財物,僅因貪圖報酬利益,即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動機不良,手段可議,價值觀念偏差,所為嚴重損害財產交易安全及社會經濟秩序,對告訴人之財產及社會秩序產生重大侵害,兼衡被告在本案詐欺集團之角色分工、參與之時間、被害人所受之損失,犯後態度,未賠償被害人之損失或得到其原諒,復斟酌被告之生活及經濟狀況、素行、年紀及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就被告於本案所犯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㈢本院將原審判決撤銷,對被告雖屬不利,惟此係因原審適用法律有誤所致,依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並無「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附此敘明。     
四、關於沒收部分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 第1 項前段、第3 項、第5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為普世基本法律原則,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原物或其替代價值利益),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可謂對抗、防止經濟、貪瀆犯罪之重要刑事措施,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著重所受利得之剝奪。然苟無犯罪所得,自不生利得剝奪之問題,固不待言,至二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者為之。又所謂各人「所分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而為認定;倘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固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沒收。至於共同正犯各成員有無犯罪所得、所得數額,係關於沒收、追繳或追徵標的犯罪所得範圍之認定,固非屬犯罪事實有無之認定,並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無須證明至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應由事實審法院綜合卷證資料,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以認定之(最高法院104 年8月11日104 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最高法院104 年度台上字第393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次按洗錢防制法於105年12月28 日修正,於106年6月28日生效施行,其中第18條修正為「犯第14條之罪,其所移轉、變更、掩飾、隱匿、收受、取得、持有、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沒收之;犯第15條之罪,其所收受、持有、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亦同(第1 項)。以集團性或常習性方式犯第14條或第15條之罪,有事實足以證明行為人所得支配之前項規定以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者,沒收之(第2 項)。對於外國政府、機構或國際組織依第21條所簽訂之條約或協定或基於互惠原則,請求我國協助執行扣押或沒收之案件,如所涉之犯罪行為符合第3 條所列之罪,不以在我國偵查或審判中者為限(第3 項)。」關於犯罪行為人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之罪,其所掩飾之財物本身僅為洗錢之標的,難認係供洗錢所用之物,故洗錢行為之標的除非屬於前置犯罪之不法所得,而得於前置犯罪中予以沒收者外,既非本案洗錢犯罪之工具及產物,亦非洗錢犯罪所得,尤非違禁物,自應依上開第18條第1 項前段規定予以宣告沒收。且此規定係採義務沒收主義,祇要合於前述規定,法院即應為相關沒收之諭知,然該洗錢行為之標的是否限於行為人者始得宣告沒收,法無明文,實務上一向認為倘法條並未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時,自仍以屬於被告所有者為限,始應予沒收。
 ㈢經查:
 1.被告自陳其本案共獲取2萬元之報酬(見偵字第26286號卷第?頁),此部分為被告本案犯罪所得,且未據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扣案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行動電話1支,係被告所有,且係供其為本案犯行所用之物乙節,業據被告陳明在卷(見偵卷第19頁,原審卷第328頁),是此部分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前段,宣告沒收之。
 3.至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行動電話1支,與本案無涉,業據被告陳明在卷(見偵卷第19頁),且卷內亦查無被告有以該扣案之行動電話用於本案聯絡等情,是此部分當毋庸宣告沒收;扣案如附表一編號3至6所示之衣物及背包,雖為被告所有,且係其供提款時所用,然該等衣物實屬被告個人日常之穿著,背包則係一般人外出便於攜帶物品所用,並非被告特地為本案犯行而刻意變裝,難認該扣案衣物及背包與本案有何實質關連,亦毋庸宣告沒收。
 4.另查其他詐欺集團共犯上繳至本案詐欺集團之款項,為洗錢之標的,既非被告所有之物,被告亦無事實上之處分權限,依據上開說明,自無從依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或追徵,附此敘明。  
五、被告經點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智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劉兆菊
                                      法 官  黃翰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董佳貞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具公務員或經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之身分,犯前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第1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3年。
前項之強制工作,準用刑法第90條第2項但書、第3項及第98條第2項、第3項規定。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5項之行為,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者,亦同。
第5項、第7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附表:
(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告訴人
詐騙方式
交付時間
交付地點
交付金額
張秀蘭
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8月9日10時24分許,由姓名、年籍不詳之「陳經理」先致電告訴人張秀蘭並佯稱:其女兒林宜瑩為他人擔保債務,後因債務人逃亡,林宜瑩遭他人毆打,須交付150萬元之債務始得獲釋云云,致其因而陷於錯誤,爰依指示交付於「陳經理」指派之謝俊龍取得款項,謝俊龍再分別將接續4次提領之款項至指定地點交付4名不同之詐欺集團成員。
110年8月9日
10時30分許
臺北市○○區○○街00巷0弄0號2樓
3萬元
110年8月9日
10時43分許
4萬2,000元
110年8月9日
10時58分許
23萬元
110年8月9日
15時許
臺北市○○區○○街00巷旁公園
19萬8,000元

附表一:(詳參偵卷第43頁)
編號
扣案物名稱
      說  明
1
行動電話1支
(含SIM卡1張)
廠牌:小米
顏色:藍色
門號:0000000000號
2
行動電話1支
(含SIM卡1張)
廠牌:VIVO
顏色:黑色
門號:0000000000號
3
上衣1件(紅)

4
上衣1件(綠)

5
褲子1件

6
背包1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