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即 被 告 石揚立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1年11月3日所為111年度侵訴字第85號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045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事實及理由
壹、本案審判範圍:
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
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
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
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
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由此可知,當事人一部上訴的情形,約可細分為:一、當事人僅就論罪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二、當事人不服
法律效果,認為
科刑過重,僅就科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三、當事人僅針對法律效果的特定部分,如僅就科刑的
定應執行刑、原審(未)
宣告緩刑或
易刑處分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四、當事人不爭執原審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及科刑,僅針對沒收部分提起一部上訴。是以,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部分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
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及未上訴部分,作為
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特定部分妥
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二、本件上訴人即被告石揚立提起第二審上訴,於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時(本院卷第70、102頁),均表明:被告承認犯罪,且被告年紀尚輕,事發後也送
告訴人去醫院,雖然被告與
告訴人已經
和解,但是告訴人一直沒有表示原諒被告,被告希望可以補償告訴人,以獲得告訴人的諒解,請鈞院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被告的刑度等語。是以,被告上訴意旨僅指摘原審判決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量刑不當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則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本院自僅就此部分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原審判決其他部分並非本院審理範圍,應先
予以說明。
貳、本案據以審查被告上訴有無理由之原審判決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與科刑:
一、犯罪事實:
被告與代號AW000-A111052的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以下簡稱甲○)之前經網路認識,並相約於民國111年2月5日上午11時,前往板橋錢櫃KTV(址設新北市○○區○○○路0號)唱歌,
詎被告明知甲○並未同意與他發生性行為,竟基於以藥劑強制性交的犯意,趁甲○未注意之際,在該KTV包廂內將含有二苯妥因(Phenytoin)成分的藥物摻入甲○飲用的啤酒中,致不知情的甲○喝下後因藥效發作而陷入昏迷,被告見甲○失去意識而無法抗拒,即以他的性器官插入甲○的陰道內,以此違反甲○意願的方式對甲○強制性交得逞。被告因見甲○持續昏迷不醒,於同日下午2時6分左右向錢櫃KTV人員反映,並呼叫救護車將甲○送至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急救,再於同日晚間6時20分左右轉診至長庚醫療財團
法人臺北長庚紀念醫院(以下簡稱臺北長庚醫院)就醫,經臺北長庚醫院於甲○送檢的血液中驗出含二苯妥因的抗癲癇藥物成分,才查悉上情。
二、所犯罪名:
被告所為,是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4款以藥劑犯第221條第1項
強制性交罪。
三、量刑:
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
審酌被告與甲○為網友關係,他明知甲○並未同意與他發生關係,竟以藥劑使甲○陷入昏迷後,對甲○為性侵行為,嚴重戕害甲○的性自主決定權及人性尊嚴,並連帶影響甲○對他人的信賴,造成甲○生活上諸多負面影響及壓力,對甲○的人格發展亦造成相當程度的損害;另考量被告
犯後於法院審理時已坦承大部分客觀事實,並與甲○達成和解及履行賠償,惟始終否認以藥劑強制性交的
犯行,未能取得甲○的諒解等犯後情形及甲○對量刑的意見;
暨斟酌被告除本案外並無其他犯罪前科,素行非惡,以及他犯罪的動機、目的、手段、情節、自陳教育程度為大學畢業、目前待業中、經濟狀況普通、未婚、需扶養父母與祖母的
智識程度、經濟及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
有期徒刑7年4月。
一、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由本條文立法沿革來看,我國自清末民初揚棄傳統中國法「諸法合體」的編纂方式,而繼受西方法治,編訂(制定)刑律草案開始,一直有類似現行刑法
情堪憫恕條款的規定。依照立法理由可知,本條款一方面是基於傳統中國法的「典型欽恤」、「矜緩之條」,他方面則源自「各國之通例」,其目的在於賦予「審判官矜憫之忱」、「審判官之淚」,以期「公平之審判」。畢竟「同一犯罪,情節互異,若株守一致,則法律之範圍過狹,反致有傷苛刻」,立法權遂透過本條款,有限度地將立法權授予(讓予)職司審判的法官,用以調和個案,以符合正義。本規定為法院得自由裁量的事項,必須犯罪另有特殊的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的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
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又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然包括法定最低本刑;但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則應是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的最低度刑而言。如果被告別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因另有特殊的原因與環境,猶認為行為人犯罪的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的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才得以適用該規定酌量減輕其刑。這項犯罪情狀是否顯可憫恕而酌量減輕其刑的認定,
乃屬法院得
依職權自由裁量的事項,法官於具體個案
適用法律時,必須斟酌被害
法益種類、被害的程度、侵害的手段及行為人主觀不法的程度,以為適切判斷及裁量。
二、刑法第57條已明定法官量刑時應考量的各項事由,其中第10款規定「犯罪後之態度」為科刑輕重應審酌事項之一。其就犯罪行為人犯罪後悔悟的程度而言,包括:犯罪行為人行為後,有無與被害人和解、賠償損害,這並包括和解的努力在內;犯罪行為人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於
緘默權保障下所為的任意供述,是否坦承犯行或為認罪的陳述。前者,基於「
修復式司法」理念,國家有責權衡犯罪行為人接受
國家刑罰權執行的法益與確保被害人損害彌補的法益,使二者在法理上力求衡平,從而犯罪行為人積極填補損害的作為,當然得列為有利的科刑因素;後者,除非有
證據證明被告的
自白或認罪不是出於悔悟提出者,否則
祇須犯罪行為人具體交代其犯行,應足以推認其主觀上是出於悔過的事實,如此不僅可節省訴訟勞費,使明案速判,也屬其人格更生的表徵,自可予以科刑上減輕的審酌。又聯合國經濟與社會委員會於2002年公布的《
刑事案件中使用修復式司法方案之基本原則》中,指出「修復式司法方案」是指採用修復式程序,或旨在實現修復式結果的任何方案。而所謂「修復式程序」,是指在公正第三者幫助下,受害者、罪犯/或受犯罪影響的任何其他個人、社區成員,共同積極參與解決由犯罪造成的問題與程序,例如調解、會議與審判圈;「修復式結果」則指由於修復式程序而達成的協議,例如補償、社區服務與旨在對受害者、社區進行賠償,並使受害者與/或罪犯重新融入社會的其他任何方案或對策。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48條之2、第271條之4規定檢察官於
偵查中、法院於
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將案件移付調解,或依被告及被害人的
聲請,轉介適當機關、機構或團體進行修復,即在落實「修復式司法(正義)」的理念。是以,法院在從事個案審判過程中,如刑事被告、受害者在公正第三者的幫助下,共同積極參與解決由犯罪造成的問題與程序,最後並達成「修復式結果」時,如其達成的協議於法無違時,法院自應予以適當的尊重,以符修復式正義。反之,被害人如因刑事被告的犯行以致心靈受傷甚鉅、痛不欲生,由於他/她才是案件當事人,才是事故中的主角,更是程序的主體,選擇放下、原諒刑事被告與否,他/她有完全自主決定的權限;如果刑事被告不能以其誠懇、真摯的努力,透過言行感動被害人,而只是為尋得減刑虛應故事,或自認金錢賠償即足以彌補其損害,自無從為難被害人,希求法院予以從輕量刑的餘地。
三、本件被告於甲○事前已表示無意與他發生性行為的情況下,竟為滿足私慾,在眾人於春節歡度節慶之際,於服務生隨時可以進入的KTV包廂內,率爾將事先準備、含二苯妥因成分的藥物摻入酒類使甲○服下,再利用甲○無法反抗的狀態,恣意對她為性交行為,
犯罪動機與手段可謂惡劣。再者,被告所為造成甲○陷入昏迷,不僅因病情嚴重需要轉診,甚至直至當日傍晚始逐漸甦醒,可見被告施用的手段具有相當的危險性,對甲○所造成的危害程度嚴重。又被告雖於案發後告知KTV櫃台人員,表示甲○醉倒需要通知救護車到場,並陪同甲○就醫;但依
證人李松瑋於警詢時的證詞(偵卷第8頁),可知被告於救護人員到場時,曾詢問甲○狀況如不嚴重,可否由他逕行將甲○帶往旅館休息,是因救護人員表示甲○的狀況須由被告陪同送醫,被告始隨救護車一同前往醫院,則被告犯後是否確有意將甲○送醫急救以確保她生命、身體健康的意思,即有疑義;參以被告雖於甲○就診過程中陪同在場,但他並未將甲○曾服用不明藥物的情形告知醫師或甲○家人,反稱甲○是因飲酒過量而醉倒,對於當時陷入昏迷的甲○能夠獲得及時、妥善的醫療照護部分,並無任何助益。另被告雖於原審審理中與甲○達成和解並給付100萬元,並向甲○表示歉意;但這本是他所應負民事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責任,且被告於警詢(偵卷第4-5頁)、偵訊(偵卷第52、53頁)時不僅未坦承犯行、否認讓甲○服用藥物,並誣指甲○從事性交易,顯然不是刑事被告緘默權的適法行使(刑事被告享有「
不自證己罪」的訴訟上權利,卻沒有說謊或誣指他人的權利),於原審審理時才坦承全部犯行,
參照前述說明所示(參、二),法院於科刑時得否將此「犯罪後態度」列為予以刑度減讓的考量因素,亦有疑義。此外,甲○於原審審理時已陳稱:我接受被告以100萬元和解,是希望這件事趕快結束,但我心裡是無法諒解被告等語(原審卷第94頁),對照甲○於原審一開始詢問有無調解意願時,表達:「我不願意」等語(這有原審公務電話紀錄表
可佐,原審卷第41頁),可見她因被告的犯行心靈受傷甚鉅。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表示願意增加賠償金額,在審判長
曉諭:「除了之前的和解外,你要如何進行修復式司法來彌補告訴人?」後,辯護人雖表示:「被告願意誠摯的跟告訴人道歉,另被告也願意賠償精神慰撫金,願意接受性平教育課程。被告心裡很內疚,會從事公益活動來彌補」等語;但告訴人仍供稱:「我無法接受被告的說法,被告願意接受性平教育、願意從事公益活動,僅是彌補被告自己愧疚,對我並無任何安慰。被告的任何作為都無法彌補我受到的傷害,本案不是錢可以彌補的」等語(本院卷第107頁)。由此可知,被告並沒有在庭審前透過他的辯護人居間聯繫、在庭審活動過程中展現誠懇、真摯的努力,透過言行感動甲○,而較有可能是為尋得減刑的虛應故事,他的口頭道歉及賠償自無法平息甲○對他的憎恨並修復雙方的關係。何況本件原審於判決時,已特別敘明被告不得依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的理由。也就是說,原審是在考量刑法第57條等一切情狀後,對被告宣告有期徒刑7年4月,符合
罪刑相當原則與平等原則,則原審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他的刑責,並已說明甚詳,這乃是原審裁量權的適法行使,自不容任意指為違法。是以,被告上訴意旨
所稱依他犯罪時的各項情狀,在客觀上
足以引起一般同情,本件有刑法第59條規定的適用等語,
即屬無據。
肆、結論:
綜上所述,本院審核全部卷證資料後,認原審判決就被告上訴意旨所指摘未依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而有量刑不當部分,並無違誤,
核屬其裁量權的合法行使。是以,被告的上訴意旨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伍、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368條。
本件經檢察官李淑珺偵查起訴,由檢察官陳玉華於本審到庭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12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呈樵
法 官 林孟皇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
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
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
繕本)「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邵佩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12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