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即 被 告 石揚立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1年11月3日所為111年度侵訴字第85號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045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事實及理由
壹、本案審判範圍：
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
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
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
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
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由此可知，當事人一部上訴的情形，約可細分為：一、當事人僅就論罪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二、當事人不服
法律效果，認為
科刑過重，僅就科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三、當事人僅針對法律效果的特定部分，如僅就科刑的
定應執行刑、原審（未）
宣告緩刑或
易刑處分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四、當事人不爭執原審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及科刑，僅針對沒收部分提起一部上訴。是以，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部分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
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及未上訴部分，作為
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特定部分妥
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二、本件上訴人即被告石揚立提起第二審上訴，於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時（本院卷第70、102頁），均表明：被告承認犯罪，且被告年紀尚輕，事發後也送
告訴人去醫院，雖然被告與
告訴人已經
和解，但是告訴人一直沒有表示原諒被告，被告希望可以補償告訴人，以獲得告訴人的諒解，請鈞院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被告的刑度等語。是以，被告上訴意旨僅指摘原審判決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量刑不當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則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本院自僅就此部分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原審判決其他部分並非本院審理範圍，應先
予以說明。
貳、本案據以審查被告上訴有無理由之原審判決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與科刑：
一、犯罪事實：
被告與代號AW000-A111052的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以下簡稱甲○）之前經網路認識，並相約於民國111年2月5日上午11時，前往板橋錢櫃KTV（址設新北市○○區○○○路0號）唱歌，
詎被告明知甲○並未同意與他發生性行為，竟基於以藥劑強制性交的犯意，趁甲○未注意之際，在該KTV包廂內將含有二苯妥因（Phenytoin）成分的藥物摻入甲○飲用的啤酒中，致不知情的甲○喝下後因藥效發作而陷入昏迷，被告見甲○失去意識而無法抗拒，即以他的性器官插入甲○的陰道內，以此違反甲○意願的方式對甲○強制性交得逞。被告因見甲○持續昏迷不醒，於同日下午2時6分左右向錢櫃KTV人員反映，並呼叫救護車將甲○送至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急救，再於同日晚間6時20分左右轉診至長庚醫療財團
法人臺北長庚紀念醫院（以下簡稱臺北長庚醫院）就醫，經臺北長庚醫院於甲○送檢的血液中驗出含二苯妥因的抗癲癇藥物成分，才查悉上情。
二、所犯罪名：
被告所為，是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4款以藥劑犯第221條第1項
強制性交罪。
三、量刑：
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
審酌被告與甲○為網友關係，他明知甲○並未同意與他發生關係，竟以藥劑使甲○陷入昏迷後，對甲○為性侵行為，嚴重戕害甲○的性自主決定權及人性尊嚴，並連帶影響甲○對他人的信賴，造成甲○生活上諸多負面影響及壓力，對甲○的人格發展亦造成相當程度的損害；另考量被告
犯後於法院審理時已坦承大部分客觀事實，並與甲○達成和解及履行賠償，惟始終否認以藥劑強制性交的
犯行，未能取得甲○的諒解等犯後情形及甲○對量刑的意見；
暨斟酌被告除本案外並無其他犯罪前科，素行非惡，以及他犯罪的動機、目的、手段、情節、自陳教育程度為大學畢業、目前待業中、經濟狀況普通、未婚、需扶養父母與祖母的
智識程度、經濟及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
有期徒刑7年4月。
一、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由本條文立法沿革來看，我國自清末民初揚棄傳統中國法「諸法合體」的編纂方式，而繼受西方法治，編訂（制定）刑律草案開始，一直有類似現行刑法
情堪憫恕條款的規定。依照立法理由可知，本條款一方面是基於傳統中國法的「典型欽恤」、「矜緩之條」，他方面則源自「各國之通例」，其目的在於賦予「審判官矜憫之忱」、「審判官之淚」，以期「公平之審判」。畢竟「同一犯罪，情節互異，若株守一致，則法律之範圍過狹，反致有傷苛刻」，立法權遂透過本條款，有限度地將立法權授予（讓予）職司審判的法官，用以調和個案，以符合正義。本規定為法院得自由裁量的事項，必須犯罪另有特殊的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的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
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又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然包括法定最低本刑；但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則應是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的最低度刑而言。如果被告別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因另有特殊的原因與環境，猶認為行為人犯罪的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的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才得以適用該規定酌量減輕其刑。這項犯罪情狀是否顯可憫恕而酌量減輕其刑的認定，
乃屬法院得
依職權自由裁量的事項，法官於具體個案
適用法律時，必須斟酌被害
法益種類、被害的程度、侵害的手段及行為人主觀不法的程度，以為適切判斷及裁量。
二、刑法第57條已明定法官量刑時應考量的各項事由，其中第10款規定「犯罪後之態度」為科刑輕重應審酌事項之一。其就犯罪行為人犯罪後悔悟的程度而言，包括：犯罪行為人行為後，有無與被害人和解、賠償損害，這並包括和解的努力在內；犯罪行為人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於
緘默權保障下所為的任意供述，是否坦承犯行或為認罪的陳述。前者，基於「
修復式司法」理念，國家有責權衡犯罪行為人接受
國家刑罰權執行的法益與確保被害人損害彌補的法益，使二者在法理上力求衡平，從而犯罪行為人積極填補損害的作為，當然得列為有利的科刑因素；後者，除非有
證據證明被告的
自白或認罪不是出於悔悟提出者，否則
祇須犯罪行為人具體交代其犯行，應足以推認其主觀上是出於悔過的事實，如此不僅可節省訴訟勞費，使明案速判，也屬其人格更生的表徵，自可予以科刑上減輕的審酌。又聯合國經濟與社會委員會於2002年公布的《
刑事案件中使用修復式司法方案之基本原則》中，指出「修復式司法方案」是指採用修復式程序，或旨在實現修復式結果的任何方案。而所謂「修復式程序」，是指在公正第三者幫助下，受害者、罪犯／或受犯罪影響的任何其他個人、社區成員，共同積極參與解決由犯罪造成的問題與程序，例如調解、會議與審判圈；「修復式結果」則指由於修復式程序而達成的協議，例如補償、社區服務與旨在對受害者、社區進行賠償，並使受害者與／或罪犯重新融入社會的其他任何方案或對策。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48條之2、第271條之4規定檢察官於
偵查中、法院於
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將案件移付調解，或依被告及被害人的
聲請，轉介適當機關、機構或團體進行修復，即在落實「修復式司法（正義）」的理念。是以，法院在從事個案審判過程中，如刑事被告、受害者在公正第三者的幫助下，共同積極參與解決由犯罪造成的問題與程序，最後並達成「修復式結果」時，如其達成的協議於法無違時，法院自應予以適當的尊重，以符修復式正義。反之，被害人如因刑事被告的犯行以致心靈受傷甚鉅、痛不欲生，由於他／她才是案件當事人，才是事故中的主角，更是程序的主體，選擇放下、原諒刑事被告與否，他／她有完全自主決定的權限；如果刑事被告不能以其誠懇、真摯的努力，透過言行感動被害人，而只是為尋得減刑虛應故事，或自認金錢賠償即足以彌補其損害，自無從為難被害人，希求法院予以從輕量刑的餘地。
三、本件被告於甲○事前已表示無意與他發生性行為的情況下，竟為滿足私慾，在眾人於春節歡度節慶之際，於服務生隨時可以進入的KTV包廂內，率爾將事先準備、含二苯妥因成分的藥物摻入酒類使甲○服下，再利用甲○無法反抗的狀態，恣意對她為性交行為，
犯罪動機與手段可謂惡劣。再者，被告所為造成甲○陷入昏迷，不僅因病情嚴重需要轉診，甚至直至當日傍晚始逐漸甦醒，可見被告施用的手段具有相當的危險性，對甲○所造成的危害程度嚴重。又被告雖於案發後告知KTV櫃台人員，表示甲○醉倒需要通知救護車到場，並陪同甲○就醫；但依
證人李松瑋於警詢時的證詞（偵卷第8頁），可知被告於救護人員到場時，曾詢問甲○狀況如不嚴重，可否由他逕行將甲○帶往旅館休息，是因救護人員表示甲○的狀況須由被告陪同送醫，被告始隨救護車一同前往醫院，則被告犯後是否確有意將甲○送醫急救以確保她生命、身體健康的意思，即有疑義；參以被告雖於甲○就診過程中陪同在場，但他並未將甲○曾服用不明藥物的情形告知醫師或甲○家人，反稱甲○是因飲酒過量而醉倒，對於當時陷入昏迷的甲○能夠獲得及時、妥善的醫療照護部分，並無任何助益。另被告雖於原審審理中與甲○達成和解並給付100萬元，並向甲○表示歉意；但這本是他所應負民事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責任，且被告於警詢（偵卷第4-5頁）、偵訊（偵卷第52、53頁）時不僅未坦承犯行、否認讓甲○服用藥物，並誣指甲○從事性交易，顯然不是刑事被告緘默權的適法行使（刑事被告享有「
不自證己罪」的訴訟上權利，卻沒有說謊或誣指他人的權利），於原審審理時才坦承全部犯行，
參照前述說明所示（參、二），法院於科刑時得否將此「犯罪後態度」列為予以刑度減讓的考量因素，亦有疑義。此外，甲○於原審審理時已陳稱：我接受被告以100萬元和解，是希望這件事趕快結束，但我心裡是無法諒解被告等語（原審卷第94頁），對照甲○於原審一開始詢問有無調解意願時，表達：「我不願意」等語（這有原審公務電話紀錄表
可佐，原審卷第41頁），可見她因被告的犯行心靈受傷甚鉅。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表示願意增加賠償金額，在審判長
曉諭：「除了之前的和解外，你要如何進行修復式司法來彌補告訴人？」後，辯護人雖表示：「被告願意誠摯的跟告訴人道歉，另被告也願意賠償精神慰撫金，願意接受性平教育課程。被告心裡很內疚，會從事公益活動來彌補」等語；但告訴人仍供稱：「我無法接受被告的說法，被告願意接受性平教育、願意從事公益活動，僅是彌補被告自己愧疚，對我並無任何安慰。被告的任何作為都無法彌補我受到的傷害，本案不是錢可以彌補的」等語（本院卷第107頁）。由此可知，被告並沒有在庭審前透過他的辯護人居間聯繫、在庭審活動過程中展現誠懇、真摯的努力，透過言行感動甲○，而較有可能是為尋得減刑的虛應故事，他的口頭道歉及賠償自無法平息甲○對他的憎恨並修復雙方的關係。何況本件原審於判決時，已特別敘明被告不得依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的理由。也就是說，原審是在考量刑法第57條等一切情狀後，對被告宣告有期徒刑7年4月，符合
罪刑相當原則與平等原則，則原審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他的刑責，並已說明甚詳，這乃是原審裁量權的適法行使，自不容任意指為違法。是以，被告上訴意旨
所稱依他犯罪時的各項情狀，在客觀上
足以引起一般同情，本件有刑法第59條規定的適用等語，
即屬無據。
肆、結論：
綜上所述，本院審核全部卷證資料後，認原審判決就被告上訴意旨所指摘未依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而有量刑不當部分，並無違誤，
核屬其裁量權的合法行使。是以，被告的上訴意旨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伍、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368條。
本件經檢察官李淑珺偵查起訴，由檢察官陳玉華於本審到庭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12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呈樵
法 官 林孟皇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
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
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
繕本）「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邵佩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12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