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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
最高法院 114 年度台上字第 6065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
民國 115 年 04 月 22 日
裁判案由:
加重詐欺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6065號
上  訴  人  洪偉皓                     




選任辯護人  廖威智律師
            王昱棋律師           
上  訴  人  許芳彰                   



選任辯護人  陳盈君律師
            王心婕律師
            張榮成律師           
上  訴  人  吳亭儀                   


選任辯護人  張榮成律師
上  訴  人  蔡承峰                     


選任辯護人  詹漢山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加重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4年7月31日、114年8月28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5807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5115、5116、5117、5118、9561、1349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原判決究竟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
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上訴人洪偉皓、許芳彰、蔡承峰、吳亭儀各有原審民國114年7月31日判決(下稱甲判決)及同年8月28日判決(下稱乙判決)事實欄所載加重詐欺取財等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許芳彰、蔡承峰、吳亭儀部分之科刑判決,經部分新舊法比較後,改判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處許芳彰、蔡承峰各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3罪刑、吳亭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2罪刑(均尚犯一般洗錢罪),並分別酌定其等應執行刑及諭知相關沒收、追徵;另維持第一審經部分新舊法比較及依想像競合犯後,(從一重)論處洪偉皓犯如甲判決附表所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14罪刑(其中附表編號1尚犯一般洗錢罪)及應執行刑暨諭知相關沒收、追徵之判決,駁回洪偉皓該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敘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各該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並對於上訴人等否認犯罪之辯詞,如何不足採信,亦已依據卷內資料詳加指駁,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
三、上訴意旨略以:
  ㈠洪偉皓部分:
⒈洪偉皓於原審已爭執卷附其扣案手機(下稱系爭手機)內相關對話(下稱系爭對話)紀錄之翻拍照片之真實性,原審雖勘驗系爭對話之原始電磁紀錄,但因系爭手機無法開機,而無從勘驗。原判決未敘明上揭翻拍照片有無證據能力,已有理由欠備。又未命檢察官善盡舉證責任,提出系爭對話紀錄照片之原件,其適用法則同有違誤。
⒉系爭對話紀錄,在其遭拘捕後,仍有與「天道酬勤」通聯之訊息,且其中編號90、91號為連續對話截圖,但訊息內容竟然有異,系爭對話疑似遭檢警偽造竄改等情。乃原審未傳喚翻拍照片之員警到庭作證調查,徒以主觀推測之詞,認定上開照片並無經偽造而不具真實性等情,違反論理法則,並有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
  ㈡許芳彰、吳亭儀及蔡承峰(下稱許芳彰等3人)部分:
⒈本案犯罪發生時間在109年8、9月間,當時法規未明文禁止幣商之存在,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即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110年6月30日始頒布「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則許芳彰等3人如何能預先得知主管機關之規定,而須對客戶實施何等審查程序?況此亦係民事交易安全範疇,不能作為刑事犯罪之依據。原判決在其等行為時未有法規禁止幣商情形下,僅以幣商未實施客戶審查,即謂其等有本件詐欺或洗錢犯行,違反罪刑法定原則。
  ⒉依許芳彰於偵查中所述及吳亭儀傳送予告訴人李容慈之訊息,可知其等與告訴人李容慈、林姿妤(原名林欣樺)及黃翊甄3人(下稱告訴人等3人)交易時,均一再強調慎防詐騙、不要出幣給陌生人等情,證明其等並無意欲使告訴人等3人遭受詐騙結果,應僅成立刑法第14條第2項之有認識過失。原判決未審酌許芳彰等3人是否具「容任」構成要件事實發生之「意欲」要素,判決違法。
  ⒊許芳彰等3人並未與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施以詐術,而係與告訴人等3人進行虛擬貨幣交易,告訴人等3人自其等處取得虛擬貨幣泰達幣後,始將虛擬貨幣轉給詐欺集團平台之電子錢包。則告訴人等3人交付予其等之款項僅係購買虛擬貨幣之價金,非詐欺犯罪所得,至於告訴人等3人取得虛擬貨幣後如何使用或交付何人及其原因,均非其等所能干涉。許芳彰等3人之虛擬貨幣交易並非本件詐欺罪之犯罪構成要件行為,況告訴人等3人係自行將購得之虛擬貨幣交付給詐欺集團,許芳彰等3人既已提醒告訴人等3人慎防詐騙之注意義務,告訴人等3人自應負責投資風險,是告訴人等3人後續之損失即與許芳彰等3人無涉,自不能認其等有協助詐欺或洗錢之犯行。且原判決亦認許芳彰等3人主觀上係幫助加重詐欺之不確定故意,依現今實務穩定見解採行之「功能性犯罪支配理論」,僅構成幫助犯,原判決論以許芳彰等3人為加重詐欺之正犯,有判決未憑證據及理由不備、矛盾之違誤。
  ⒋許芳彰及吳亭儀另以:
    許芳彰及吳亭儀於原審已與告訴人等3人(吳亭儀部分不含黃翊甄)和解、調解,並實際均已給付和解金,乃原判決漏未審酌該等證據,竟稱許芳彰及吳亭儀僅與林姿妤達成和解,以此錯誤之證據執為不利其等之量刑基礎,有理由欠備之違法。又原判決未就許芳彰及吳亭儀分別給付李容慈或黃翊甄之和解金於沒收之犯罪所得中予以扣除,其諭知沒收部分亦有違誤。
  ⒌許芳彰另以:
  其被訴操縱、指揮犯罪組織罪嫌部分,此部分行為與另案參與犯罪案件具實質上一罪關係,該案亦經判決無罪確定(即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460號,嗣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12年度金上訴字第591號判決駁回檢察官上訴確定,下稱另案)。原判決未諭知免訴,僅於理由敘明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有受理訴訟不當之違法。
  ⒍吳亭儀另以:
   吳亭儀於本案僅有與李容慈進行虛擬貨幣交易,林姿妤則是由許芳彰自行操作交易,原判決未就如何認定吳亭儀有與林姿妤交易乙節詳加說明,逕認其就該部分涉犯加重詐欺等罪,有理由欠備之違誤。
  ⒎蔡承峰另以:
  ⑴蔡承峰僅係出資投資許芳彰進行虛擬貨幣之買賣,對於買賣過程均未過問,而係交由許芳彰負責,故買賣虛擬貨幣之客戶是否為不知真實姓名之客戶,完全不知情。原判決認定其亦係加重詐欺及洗錢等犯行之共同正犯,有未憑證據之違法。
  ⑵原判決另以許芳彰有與蔡承峰(iMessage暱稱「蔡哥哥」)、吳東宏(iMessage暱稱「吳東東」)及其他不詳之人所為通訊紀錄,屢見其等討論如何蒐集、使用虛擬貨幣及人頭帳戶以規避銀行凍結或檢警調查之情形,亦足認許芳彰、蔡承峰可預見其等以人頭帳戶進行虛擬貨幣交易過程,確常有涉嫌犯罪之情形,乃認其與許芳彰具犯意聯絡。惟其與許芳彰之對話內容,無非是抱怨銀行對於提款之限制,且許芳彰及吳東宏等人之對話,亦與本件詐欺犯罪無關,原判決以上述對話內容,即認其與許芳彰具犯意聯絡,實屬率斷。
四、同一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固定有明文。惟所謂同一案件,係指被告及犯罪事實均相同者始屬之。觀之本件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係以:許芳彰、蔡承峰自109年8月間某時起發起、主持及操縱3人以上,以配合其他犯罪集團實施詐術、掩飾或隱匿犯罪所得為目的之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結構性組織……。又觀之另案判決所載公訴意旨係謂:許芳彰自109年3月間某日起,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加入其弟許益維(另案由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通緝中)所組成之詐欺犯罪集團,而參與該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詐欺犯罪組織……(見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2年度金上訴字第591號判決,附於本院卷)。2案間之犯罪事實既不同,自非同一案件,則原判決認許芳彰等3人與告訴人等3人為交易過程中,僅具不確定故意而犯本案之罪,尚無法評價其等組成係以實施詐術或其他犯罪為手段之犯罪組織,是許芳彰所為無從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之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罪名相繩,因公訴意旨認其此部分犯嫌,與其有罪部分具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乃於理由說明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於法並無不合。
五、「數位證據」係指儲存於電磁紀錄載體,或是以數位方式傳送,於審判中得用以證明待證事實之數位資訊。而將該數位資訊內容,以機械、照相、化學、電子或其他科技方法,「準確重製」之產出物,乃原始證據內容重現之複製品,自與原始證據具有相同之證據能力(例如拍攝通訊軟體對話內容畫面之照片,或列印之紙本文件)。倘當事人就該複製品與原始數位資訊內容之同一性無爭議時,固得直接以該複製品為證據,若有爭議,法院即應調查以驗真該複製品是否未經變造、偽造,而與原儲存於載體之數位資訊內容同一,至驗真之調查方式,除得行勘驗或鑑定外,亦得以其他直接證據或情況(間接)證據資為認定。而關於證據是否具同一性之調查,乃屬訴訟法上之事實,以自由證明為已足,其證明方法與程序不受嚴格之限制,無須達到毋庸置疑或毫無懷疑之程度,只需達到使法院產生大致相信該複製品與原儲存於載體之數位資訊具同一性之心證即為已足,自不以取得原件為必要,然法院仍必須提供當事人辨認證物並陳述意見之機會,以符合刑事訴訟法關於證據調查之程序要求。至於能否藉由該複製品,證明被告有無犯罪事實,則屬證據證明力之範疇。又「供述證據」如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書面陳述,其有無證據能力,應視是否合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5有關傳聞法則例外規定決定;「非供述證據」因係「物證」,自無傳聞法則規定之適用,祇須合法取得,並於審判期日經合法調查,即可容許為證據,而不生依傳聞法則決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問題。社群網站或通訊軟體之對話紀錄,係社群或通訊軟體儲存用戶互動對話及情境表達紀錄,此為依據社群或通訊軟體之儲存功能,本於機械作用真實保存當時對話之內容,就紀錄本身而言,未經人為操作,非屬人類意思表達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性質上非屬供述證據,祇要與犯罪事實具有關連性,復無事證足認有透過偽造、變造所取得之情事,經合法調查後,以之為論罪依據,尚無違法可言。
  原判決已敘明系爭手機雖因非舉證人之惡意而有毀損之情形,致無從確認系爭對話紀錄之原始電磁紀錄,惟本案係員警於110年3月21日下午2時許至洪偉皓住處執行拘提及搜索時,扣得系爭手機,並於同日晚間6時52分至56分許、翌日(22日)上午7時34分至10時59分間分別制作警詢筆錄時(下稱第一次、第二次警詢筆錄),而員警制作第一次警詢筆錄時,僅確認拘提、搜索及扣押情況是否與令狀相符,即因夜間暫停詢問,嗣於制作第二次警詢筆錄時,始提出系爭對話紀錄並就其內所含對象、訊息、內容意涵予洪偉皓確認,且洪偉皓就員警所詢系爭對話紀錄之問題均能對應回答,並無質疑該紀錄有何經偽造、變造而與現實不符之情況;及系爭對話紀錄共有110幅相片,形式上均係以數位相機翻拍系爭手機螢幕之方式所制作,且依各該照片上所顯示日期、時間、電量、網路狀態等格式觀之,各自歧異而無順序,可認系爭對話紀錄係員警於110年3月21日晚間8時01分起,經開啟系爭手機,並逐一點入該群組內之對話、成員個人資料、洪偉皓與個別成員之對話紀錄以數位相機翻拍所得;至其中編號84至88、90至95、98號之照片,則係洪偉皓或其他成員所自行螢幕截圖另存為照片於本案群組或各該對話內轉傳後,再經員警翻拍取得,故其上所顯示之網路格式、時間、電量均為洪偉皓或各該對話之人截圖另存畫面時之資訊;另編號99至100號之照片,則係員警登入系爭手機相簿中「最近刪除」項目,檢選翻拍當中前經洪偉皓刪除、與虛擬貨幣移轉有關之螢幕截圖,除編號99號外,其他照片所顯示之時間、電量、日期、網路狀態亦均係洪偉皓前所截圖另存畫面時之資訊,乃認系爭對話紀錄之翻拍照片係準確重製存在於系爭手機上之Telegram對話紀錄、文字訊息、相片訊息之內容等旨綦詳。又原判決以上述翻拍照片性質上非屬供述證據,且與本案犯罪事實具有關連性,復經原審於審理期日就本案數位證據依法踐行證據調查程序,而採為本案判斷之依據,並對於洪偉皓之辯護人所辯:依系爭對話紀錄編號90、91號之照片顯示,洪偉皓於遭拘提後之當日晚間9、10時許竟仍有與「天道酬勤」通聯之訊息等情,顯係遭檢警偽造竄改而不具真實性云云,載敘何以不足憑採之理由,核無違誤。至上開數位證據是否足為本案補強證據,乃證明力之範疇。又稽之原審審判筆錄之記載,洪偉皓及其辯護人均未聲請傳喚翻拍系爭對話紀錄照片之員警到庭作證調查(見原審卷二第446頁),原審乃以本件事證已臻明確,未再為無益之調查,要難指為違法。洪偉皓於上訴本院時,始主張原審有該部分證據調查未盡之違法,自非依據卷內資料而為指摘。
六、犯罪事實之認定、證據之取捨及證明力之判斷,俱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倘不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違法,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規定甚明,自無許當事人任憑主觀妄指為違法而資為合法第三審上訴理由。又採證認事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原審法院採取某證人、或其某部分證詞,為認定上訴人犯罪之論證時,當然排除該證人於其他部分及其餘證人所為之證詞,原審縱未對該證人或其他證人部分併予說明何以不可採之理由,若尚不足以動搖原判決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自屬事實審法院對於證據取捨之職權行使,於判決自不生影響。
  原判決認定許芳彰等3人上揭加重詐欺取財各犯行,已敘明係綜合其等之部分供述、證人即告訴人等3人、吳東宏、許志得、郭家宏、劉富聰、陳宥君、盧乙凌之證述,佐以卷附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通訊紀錄、與吳亭儀、許芳彰間之LINE對話紀錄、火幣網及幣安頁面及提幣交易紀錄截圖、相關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轉帳交易紀錄等,暨所列其餘證據資料及案內其他證據調查之結果,詳敘憑為判斷許芳彰等3人於本案交易中,於接獲告訴人等3人買幣需求訊息時,並未對客戶之身分、資金流向、來源或交易目的進行確認、辨識或查證,即提供匯款帳號,待確認匯款後隨即直接打幣,且於本案虛擬貨幣交易中,除吳亭儀有部分係以自己之金融帳戶進行外,其餘則均係以許芳彰對外購置、借用、甚或自吳東宏處所收受來源不明之人頭帳戶供收付款項使用,堪認其等為本案時應可預見以非本人所持有之金融帳戶、向不知真實身分之客戶進行虛擬貨幣交易,將使金流之來源及去向產生多重之不透明性,高度增加涉及詐欺、洗錢等金融相關犯罪之風險,除致告訴人等3人受有財物損害,亦使該等金流產生不透明性,而生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來源之效果,乃認其等均具不確定洗錢故意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並以其等既已收受告訴人等3人所交付之詐欺款項,而參與詐欺犯罪之構成要件行為,應論以詐欺取財罪之共同正犯,並均有具含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在內3人以上共犯之情形,所為各該當一般洗錢及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構成要件等旨,記明其審酌之依據及取捨判斷之理由,並對於其等所辯:該等款項僅為交易虛擬貨幣之價金,而非詐欺犯罪所得之財物云云,何以委無可採,及卷內其他有利於許芳彰等3人之證據,如何皆不能採納各等旨,亦於理由內予以說明、指駁甚詳。凡此,概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合法行使,核其論斷說明,衡諸經驗及論理等證據法則皆無違背,亦無其等上訴意旨所指違反無罪推定、欠缺補強證據等證據法則或理由欠備、矛盾之違誤。又依原判決確認之事實,係以許芳彰、蔡承峰合夥平台經營虛擬貨幣交易業務,由蔡承峰擔任金主,負責提供交易用之虛擬貨幣、給付工作期間開銷及發放員工薪資,而吳亭儀則受僱於許芳彰,除提供其金融帳戶外,並依指示在火幣網平台與客戶進行虛擬貨幣之買賣操作等情,乃認許芳彰等3人除參與詐欺犯罪構成要件行為外,並就乙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編號1、2所為,及許芳彰、蔡承峰就附表一編號3所為各洗錢犯行亦具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論以共同正犯,並無不合。又107年11月7日修正公布之洗錢防制法第5條第2項規定「辦理融資性租賃、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之事業,適用本法關於金融機構之規定。」立法理由載「……五、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以下簡稱FATF)對於虛擬通貨之洗錢風險已曾警示,並於(西元)2015年6月間即已發布虛擬貨幣風險基礎方法指引,而參考相關國家立法例,多數在法制架構上至少納入洗錢防制之低度規範,我國之洗錢防制規範亦有正視此風險,予以最低度規範之必要,爰修正第二項。」而依上述修正規定,辦理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之事業(VASP,下稱虛擬資產服務商),適用該法關於金融機構之規定,而納入洗錢防制之低度規範,則虛擬資產服務商(包括個人幣商)依洗錢防制法之相關規定,自應建立洗錢防制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進行確認客戶身分程序、留存必要交易紀錄,並負有大額交易及疑似犯罪之申報義務。且依卷內許芳彰等3人與告訴人等3人之對話紀錄,可知其等於本案交易中,於接獲告訴人等3人買幣需求訊息時,便即提供匯款帳號,待確認匯款後隨即直接打幣,過程中完全未見有對客戶之身分、資金流向、來源或交易目的進行確認、辨識或查證。許芳彰等3人上訴意旨執以指摘本案行為時虛擬通貨平台無法律規定或已提醒告訴人等3人慎防詐騙等詞,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七、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乃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處斷刑範圍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且其執行刑之量定,未違反刑法第51條各款所定之方法或範圍,又無明顯悖於前述量刑原則或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以為第三審上訴之理由。
  原判決就許芳彰等3人上揭所犯各罪,係撤銷第一審關於其等之科刑判決,重為量刑審酌,說明已綜合審酌刑法第57條科刑等一切情狀,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各科處如乙判決主文第2至4項所示之刑及酌定其等各應執行之刑,其中關於犯罪後之態度,已就其等犯後均否認犯行及與林姿妤已達成和解之犯後態度等情詳為記敘,核其量定之刑罰,已兼顧相關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客觀上並未逾越處斷刑範圍,尤無專以「未與全部告訴人達成和(調)解或賠償」為加重刑罰或客觀上有量刑畸重等違反罪刑相當與公平正義之情形,就所定之執行刑非以累加方式,亦給予相當幅度之恤刑,難認有裁量權濫用之違法情形,自不得任意指摘或截取其中片段執為第三審之上訴理由。又原判決雖記載許芳彰等3人僅有與林姿妤達成和解,而漏未審酌其等與告訴人等3人已成立和解、調解,並實際均已給付和解金之情,然量處許芳彰等3人之刑,相對第一審判決所處之刑,已大幅減輕,難認原判決係因其等未與李容慈、黃翊甄和解即量處重刑。上訴意旨截取原判決理由中片段之記載執以指摘,亦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八、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宣告前2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5項、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其立法目的,係因過往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不予宣告沒收,以供被害人求償,但實際上被害人因現實或各種因素,卻未另行求償,反致行為人因之保有犯罪所得。是修正後刑法之沒收、追徵不法利得條文,係以杜絕、避免行為人保有犯罪所得為預防目的,並達成調整回復財產秩序之作用,故得以「實際合法發還」作為封鎖沒收或追徵之條件,依比例原則之考量及前述「過苛條款」之適用,據以調節而不予宣告(部分)沒收或追徵。惟於個案情形,被告於判決前、後與被害人達成和解、調解或其他民事上之賠償、彌補被害人之損失,此種將來或已經實現給付之情狀,法院未必能於宣告沒收時精準掌握,是仍不影響宣告沒收之效力,而係裁判確定後,檢察官執行沒收是否扣除之問題,亦不影響被執行沒收者得就逾此沒收部分,請求發還之權利。原判決依憑告訴人等3人之證述情節,可認其等均係經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假交友、假投注獲利之相同詐術方式所欺騙,在對虛擬貨幣一無所知之情形下,依指示逐步下載及登入火幣網、幣安平台、向集團成員指定之吳亭儀、許芳彰聯繫並匯款購買泰達幣後,再依指示將該泰達幣轉入虛設之博奕網站,據以認定許芳彰等3人收受告訴人等3人因受詐欺所匯入之款項,於客觀上即屬收受、持有該詐欺犯罪之犯罪所得,並無不合。又載敘:許芳彰、蔡承峰所獲犯罪所得,各為附表一「匯款金額」欄所示總額新臺幣(下同)139萬9,970元之半數即69萬9,985元,吳亭儀之犯罪所得為5萬元,並以其等已與林姿妤以11萬元達成和解並如數給付,乃就其等所各自負擔3分之1部分之和解金額3萬6,667元部分扣除後,許芳彰、蔡承峰各所餘之犯罪所得66萬3,318元,吳亭儀所餘之犯罪所得1萬3,333元,依法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許芳彰及吳亭儀嗣分別給付李容慈或黃翊甄之和解金,因屬個別償還予各該被害人之款項,自得由檢察官於執行犯罪所得之沒收、追徵時,予以扣除,其等均於執行沒收程序中亦可向執行檢察官主張扣除,並無重複剝奪犯罪所得之過苛之虞,原判決於宣告沒收時,縱未予扣除,依上述說明,並無違法可言。
九、綜合前旨及其餘上訴意旨,經核係持已為原判決指駁之陳詞再事爭辯,及對於原審取捨證據與自由判斷證據證明力暨刑罰裁量之適法職權行使,或就不影響於判決本旨事項之枝節問題,徒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為違法,要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其等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均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2  日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  梁宏哲
                                  法 官  劉方慈
                                  法 官  游士珺
                                  法 官  鄭富城
                                  法 官  楊力進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張齡方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