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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
最高法院 115 年度台上字第 989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
民國 115 年 03 月 18 日
裁判案由:
加重詐欺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台上字第989號
上  訴  人  李龍威                     


上列上訴人因加重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4年11月25日第二審判決(114年度金上訴字第1236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146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李龍威有如原判決犯罪事實欄所載之犯行明確,因而維持第一審各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如第一審附表一編號(下稱編號)1至3所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下稱加重詐欺)共3罪刑(均尚犯一般洗錢罪,編號1部分尚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並定應執行刑及為相關沒收之宣告,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敘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理由。並就上訴人否認犯行之供詞及所辯各語認非可採,予以論述及指駁。
三、刑事被告對證人之對質詰問權,係憲法對於被告訴訟基本權
    及正當法律程序所保障之權利。此項對於證人之對質詰問權,雖不容任意剝奪,惟基於當事人進行主義之精神以及被告有權自行選擇是否行使對質詰問權之理念,若被告無意行使其對質詰問權,法院並無依職權傳喚證人進行對質詰問之義務。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未曾聲請傳訊告訴人馮志傑、杜王喆、被害人何庭瑜(下稱馮志傑等3人),且原審審理時,經審判長詢以尚有何證據提出或聲請調查時,上訴人亦未表示請求傳喚或與之對質詰問。則原審未傳訊馮志傑等3 人到庭進行對質詰問,尚難指為違法。至原判決引用馮志傑等3人於警詢時供述、通訊軟體LINE對話擷圖等證據,業經上訴人於第一審進行準備程序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其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曾爭執此部分證據能力,則原審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就認定上訴人犯參與犯罪組織部分,排除馮志傑及相關證人於警詢時陳述之證據能力後,審酌上開傳聞證據作成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且為證明犯罪事實所必要,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而據為判斷馮志傑等3人遭人詐欺而匯入款項至詐欺集團指定、由楊雅玲申用之臺灣新光商業銀行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事實,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以原審採用通訊軟體LINE對話擷圖、相關證人於警詢時之證詞作為認定上訴人犯罪之主要證據,惟其未同意上開傳聞證據有證據能力,且尚有多名被害人未經交互詰問,亦未審查是否具備特別可信性,採證已有違法等語,顯係依憑己見,並非依據卷內資料執為指摘,自非合法上訴第三審理由。又原判決未援用卷附之金融機構通報單、165專線紀錄為證據,此部分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採證違法,同非適法。
四、證據之取捨、證明力之判斷及事實之認定,俱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未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復已敘明其憑以判斷之理由,即不任意指為違法。又法院認定之事實,並不限於直接證據,其綜合各項調查所得直接及間接證據,未於合理推論而為判斷,亦非法所不許。原判決綜合上訴人之部分供述,證人馮志傑等3人、共同正犯方煒忠、本案帳戶提供者楊雅玲之證言,臺灣新光商業銀行函文、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通訊軟體LINE對話擷圖,暨卷內其他證據資料,相互勾稽,資為判斷上訴人有共同加重詐欺、一般洗錢及參與犯罪組織犯行,已敘明其取捨證據及認定之理由。並說明上訴人所參與之加重詐欺犯行,除有對馮志傑等3人施用詐術之不詳成員外,尚有綽號「大毛」、「石頭」之人及方煒忠,足見各犯罪階段緊湊相連,由3人以上縝密分工為之,參與本案加重詐欺之成員已達3人以上。而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向馮志傑等3人行騙,使其等受騙匯款至本案帳戶,再由其他不詳成員轉帳或提領一空,因認該集團組織縝密、分工精細,須投入相當成本及時間方可為之,非隨意組成之立即犯罪,屬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所定3人以上以施用詐術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又馮志傑等3人受騙匯款至本案帳戶後,旋即由其他不詳成員將詐欺贓款轉帳或提領一空,上訴人與其他成員透過此種取款過程,使偵查機關難以溯源追查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以求終局保有詐欺之犯罪所得,客觀上已製造金流斷點、主觀上有掩飾或隱匿該詐欺犯罪所得,使其來源形式上合法,逃避國家追訴、處罰,非單純處分贓物,而屬一般洗錢行為。再依憑方煒忠及楊雅玲之證言,詳敘上訴人接送楊雅玲過程中,為詐欺集團收取本案帳戶資料,及參與看管楊雅玲之分工,已逐一剖析詳敘其論據。所為論斷說明,既係綜合調查所得之各直接、間接證據,本於事實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及推理作用,予以判斷而為認定,並未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無違法可言。上訴意旨泛言上訴人否認其看管楊雅玲、參與詐欺、洗錢犯行等,原審均未予調查,且原判決未查明組織成員,卻論以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罪行,亦未敘明共同正犯犯意聯絡形成時間與方式、具體行為分工與角色、如何共同實施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且所謂共犯僅有綽號,未說明組織架構、成員關係及上訴人在其中地位及功能,有理由不備、矛盾、違反無罪推定原則及適用法律錯誤之違法等語。顯係置原判決明白論斷說明於不顧,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依憑己見,而為爭執,顯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刑之量定及定應執行刑之酌定,俱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如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復於定應執行之刑時,未違反刑法第51條各款所定之方法或範圍(即法律之外部界限),又無明顯悖於前述量刑原則或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即法律之內部界限),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原判決已說明,第一審量刑時,已以上訴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科刑等一切情狀(包含上訴意旨所指上訴人分擔收取帳戶工作,於詐欺集團擔任角色、參與程度),而為刑之量定。復綜合審酌上訴人各編號犯行之犯罪時間集中,各次犯行之手段等犯罪情節,及刑法目的與整體犯行之應罰適當性,酌定其應執行刑。所定刑期,已兼顧相關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客觀上既未逾越法定刑度及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之範圍,亦無濫用刑罰裁量權或違反比例原則、罪責相當原則等情形,因而維持第一審量刑之論據。核屬原審刑罰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於法並無違誤。況量刑係法院就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故其判斷當否,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不可擷取其中片段,執以指摘原判決違法。原判決雖未逐一列載前述刑罰審酌之全部細節,惟於判決結果並無影響。上訴意旨泛言原判決既認上訴人非居於主導角色,責任程度有限,卻未說明何以仍量處重刑,未就比例原則與罪責相當原則為具體說明,有理由不備之違法等語。係就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原判決已斟酌說明之事項,以自己說詞而為指摘,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六、按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其立法意旨乃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且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乃於該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沒收之。原判決詳敘馮志傑等3人因受詐欺而匯入之款項,固均屬洗錢之財物,何以不予宣告沒收之追徵之理由;另依上訴人所供,以上訴人駕車載送方煒忠所得新臺幣5千元為犯罪所得,並依法宣告沒收、追徵等旨。經核於法尚無不合。上訴意旨以原判決既認上訴人所得微薄,卻又將不法詐欺所得全歸責於上訴人,有理由矛盾之違法等語,顯非依原判決之內容而為主張,同非合法上訴理由。  
七、依上所述,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8  日
                  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李英勇
                                  法 官  楊智勝
                                  法 官  林怡秀
                                  法 官  楊皓清
                                  法 官  高玉舜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魏至言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4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