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五年度台上字第二九一二號
上 訴 人 甲○○
右
上訴人因
偽造有價證券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十月十
二日第二審判決（八十四年度上訴字第二三六號，
起訴案號：台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
署八十四年度偵字第九五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理 由
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甲○○曾犯
賭博罪，經法院判處
有期徒刑三月，於民國八十一
年七月十日執行完畢。
嗣因需款應急，竟
意圖為自己
不法之所有，於八十三年七月二
十五日在花蓮縣○○鄉○○○街○○○號其胞兄林枝財宅第，竊取林枝財所有以花蓮
市第二信用合作社為付款人，票號第三六七七七九至三六七七九二號空白支票十四紙
後，意圖供行使之用，基於概括之犯意，於同年七月及八月先後二次在其花蓮市○○
街○號住處，將其中九張空白支票，偽填金額、發票日而偽造如原判決附表所示支票
九張，並於發票人欄盜蓋林枝財印章，分別持向韋明德、黃瓊瑩、洪振邦調借現款，
嗣經林枝財發現後，申報掛失止付，經警循線查獲
等情。因將第一審判決撤銷，依
牽
連犯從一重仍論處上訴人連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
累犯罪刑，固非無
見。
惟查
證據之取捨及其
證明力如何，固屬於
事實審法院自由判斷之職權，但其所為之判
斷，仍須不違背一般
經驗法則與
論理法則；又
告訴人之告訴，以使被告受刑事
訴追為
目的，是其指訴，須無瑕疵可指，且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始得採為判決
之基礎，否則即有違背
證據法則之違法。本件上訴人始終堅決否認有原判決事實欄
所
載之
犯行，辯稱：伊至兄林枝財住宅借支票時，林枝財不在，伊以呼叫器聯絡，林枝
財打電話回家，伊在電話中向林枝財表明要借支票週轉；未說明要簽發多少金額，林
枝財僅提醒伊所簽發金額要稍為控制一點，即告知放置支票、印章之地點，要伊自取
使用等語。原判決認上訴人之辯解不足採信，係以
告訴人林枝財於警訊及檢察官八十
四年一月十日、同年月二十三日偵訊時所為伊發現支票遺失，申請掛失止付後，上訴
人方告知支票係其簽發使用，事前上訴人未向伊借用支票等語之指訴，為其論據。然
林枝財在八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檢察官偵訊時，業已供明事先上訴人有向伊借支票，
伊有同意，僅未言明若干張及簽發多少金額，經
訊問：「為何上次你說未同意借，是
他偷取簽發﹖」答稱：「因當時聯絡不上，很生氣，所以告他」、「因我不懂
法律，
一時緊張就告了」（第四○二六號
偵查卷第三十七頁反面）。第一審於八十四年四月
二十七日、同年五月三十一日、同年六月十五日調查訊問時，及原審於八十四年八月
十七日、同年九月二十九日調查訊問時，林枝財亦始終供稱上訴人事先得伊同意，向
伊借用支票，並謂：「他曾以電話向我借支票，我想他不會亂開，我跟他說金額要控
制好，但未指定金額，我告訴他印章、支票存放處」、「有借予枝城，枝城在我申報
遺失前，有打電話至台中向我借用支票，因我太太在台中待產，我在那裡照顧太太」
等語，經
詰問何以在檢察官偵查中曾言上訴人事先未徵求同意即取走支票﹖林枝財答
稱：「因我從台中返回花蓮，發現支票都不見了，又聯絡不到枝城，才掛失的」、「
我聯絡不到枝城，情急且生氣才說的」、「我是一時氣憤才說此話」（一審卷第二十
九、五十、七十一頁、原審卷第二十二、四十五、四十五－一頁）。原判決並未詳究
林枝財前後歧異之供述，何者與事實相符，僅以林枝財附和上訴人所辯，係事後基於
兄弟情誼，不欲追究而為迴護之詞為理由，即認不
足憑信，其對證據取捨之判斷，是
否與吾人一般日常生活經驗定則及理則上當然之法則無違﹖尚非無疑。况林枝財時而
指共遺失空白支票十四張，時謂共遺失十五張（一審卷第二十九頁、原審卷第四十五
頁反面），前後不一，何者可得信實﹖又依林枝財申報之「遺失票據申報書」所載，
倘屬
無訛，何以於八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即發現空白支票遺失，却遲至同年八月四日
方申報止付（警卷第九頁）﹖且查本件係因林枝財申報遺失止付後，花蓮縣票據交換
所
乃函請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偵辦林枝財之申報是否屬實（警卷第六頁），該花蓮
警察分局亦係以林枝財涉有
誣告罪嫌移請檢察官偵查（第四○二六號偵查卷第二頁）
，則林枝財原先所為不利於上訴人之指訴，是否屬實﹖抑係為脫免自己誣告罪責故為
不實之供述﹖尚非全無研求之餘地。原審就上開疑慮，未依法詳加勾稽剖析，遽行判
決，自非
適法。
上訴意旨，執以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認有
發回更審之原因
。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八十五 年 六 月 十四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施 文 仁
法官 陳 炳 煌
法官 張 淳 淙
法官 洪 文 章
法官 花 滿 堂
右
正本證明與
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八十五 年 六 月 十九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