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五年度台上字第三六八○號
上訴人 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上訴人
即被告 甲○○
選 任
辯護人 陳清秀
律師
陳為祥律師
右上訴人等因被告違反稅捐稽徵法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九月二
十三日第二審判決（八十四年度上訴字第三○四六號，
起訴案號：台灣台北地方法院
檢察署八十三年度偵字第一五九七九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
理 由
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即被告甲○○係恒銘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恒銘公司）負責人，
其夫唐宜裕（業經判處罪刑確定）為實際經營人，共同基於為納稅義務人恒銘公司逃
漏稅捐之
概括犯意，於民國八十年九月至十二月及八十一年十二月間，明知恒銘公司
無進貨之事實，由唐宜裕向不詳姓名之人，取得虛設行號之封巨股份有限公司及稜利
股份有限公司虛開之統一發票五張（面額二百萬元四張、三十萬元一張，均為新台幣
，下同），作為恒銘公司八十年十一月、八十一年一月、八十二年一月之進貨憑證，
交由不知情之林源興作帳，登載於申報書上，向台北市稅捐稽徵處申報，扣抵銷項稅
額，逃漏營業稅十一萬五千元，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
足以生損害於政府之稅收
等
情。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被告部分之判決，依
牽連犯規定，改判論處被告公司負責人
為納稅義務人，共同連續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之罪刑，並
宣告緩刑，固非無見。
惟查
科刑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與其所採用之
證據不相
適合者，即屬證據上之理由矛盾
，其判決
當然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九條第十四款後段規定甚明。原判決
理由記載
共同被告唐宜裕於第一審供稱：「被告確有參與公司之帳務及業務之執行，
難謂被告對公司經營及報稅事宜不知情」，而據以為被告不利之認定。然卷查唐宜裕
於第一審
訊問時，並無上開供述（見一審卷第十九至二十一頁，第二十三、二十四頁
，第二十五至二十七頁），原審憑空為上開論斷，顯與卷內證據資料不符，揆之
首揭
說明，原判決有理由矛盾之違法。次查原審以被告係恒銘公司負責人，明知無進貨事
實，取得二百三十萬元之虛開統一發票為進貨憑證，據以扣抵銷項稅額，逃漏營業稅
十一萬五千元。然稅捐稽徵法
所稱之稅捐，係指除關稅、礦稅以外之一切國稅、省（
市）縣（市）稅捐而言，該法第二條規定甚明。且原審曾就恒銘公司究逃漏何種稅捐
及其數額若干﹖向台北市稅捐稽徵處查詢，據覆：計逃漏營業稅十一萬五千元、營利
事業所得稅五十七萬五千元，有該處八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北市稽核字第一三四
四二號函在卷
可稽（見原審卷第二十九、六十六頁）。而本罪為
結果犯，雖檢察官
起
訴書未就逃漏營利事業所得稅部分，併同起訴，此
乃事實上
同一案件，為公訴效力之
所及，原審應併同審判，既有台北市稅捐稽徵處公函
足憑，原判決却僅採用逃漏營業
稅部分之資料，置逃漏營利事業所得稅於不顧，未併予審判，於法亦嫌欠洽。再查原
判決事實欄記載「將虛偽之統一發票為進貨憑證，交由不知情之林源興作帳」，該所
謂「作帳」，究有無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情事﹖若然，即與商業會計法第七十一
條第一項（舊法為第六十六條第一項）規定「以明知不實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
帳冊」相當，則被告尚不無牽連犯該罪之嫌，原審就此部分，未
依職權調查明白，率
行判決，即有審理未盡之違法。檢察官及被告
上訴意旨分別指摘原
判決違背法令，非
無理由，應認原判決有
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八十五 年 七 月 三十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官 紀 俊 乾
法官 吳 雄 銘
法官 劉 敬 一
法官 洪 清 江
法官 李 璋 鵬
右
正本證明與
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八十五 年 八 月 五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