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二六三二號
上 訴 人 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上訴人即被告 甲○○ 男
戶籍
現
選 任辯護 人 邱基祥
律師
右上訴人等因被告傷害致人於死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七月十一
日第二審判決（八十五年度上訴字第二一五五號，
起訴案號：台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
署八十五年度偵字第二九九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
理 由
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即被告甲○○與其同居人即被害人董秀妹於民國八十五年一月
九日晚間至十日凌晨零時許相偕飲酒，被告已至
精神耗弱程度，十日凌晨四時許，二
人在基隆市○○街○○○巷○○弄○○○號二樓臥室內發生口角，被告
乃基於普通傷
害犯意，用力拉住董女右臂將董女甩到床上，因彈力過猛，使董女跌落地面，致其前
額部皮下瘀血，被告又使董女頭部撞臥室牆壁，致董女右側顳頂部蜘蛛網膜下出血、
左腦頂部挫傷。至同日下午一時許，被
告發見董女嘔吐昏迷，急送醫救治，延至同日
下午二時四十分死亡
等情，因將第一審判決撤銷，改判論處被告傷害人之身體，因而
致人於死罪刑，固非無見。
惟查：㈠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二項傷害致人於死罪，係犯
普通傷害罪致發生死亡之
結果而規定
加重其刑之
加重結果犯，依同法第十七條之規定，以客觀上行為人能預見
其死亡結果之發生為要件，而此項構成犯罪之事實，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八條、第
三百十條第一款規定，不僅事實欄應明白認定，且須於理由內加以說明，方足以資論
罪
科刑。本件原判決於事實欄，僅記載被告基於傷害犯意將被害人甩到床上，又使被
害人頭部撞臥室牆壁，致使被害人前額部皮下瘀血、右側顳頂部蜘蛛網膜下出血、左
腦頂部挫傷，因而死亡，但對於被告之上開傷害行為，在通常觀念上，能否預見足以
引起死亡之結果，並未明確認定，理由內亦未加以說明，遽論被告傷害致人於死罪，
依前開說明，自
難謂為
適法。㈡
證人前後之陳述如相互歧異，
事實審法院本於自由
心
證，固得採取或捨棄其一部，以為裁判之根據，但採取或捨棄之心證理由，依刑事訴
訟法第三百十條第一款規定，應詳為闡述，否則即難謂無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本件
被告始終否認有毆打被害人情事，證人即被害人之母董嬌英固於原審證述其女董秀妹
於八十五年一月十日凌晨近四時，在電話中向其哭訴，遭被告毆打，被告並拉其頭撞
牆壁。惟其於警訊時，經警訊以：「八十五年一月十日凌晨董秀妹撥電話回家時，有
無告知你甲○○如何打她，打她何處﹖」答稱：「在電話中我有問她甲○○如何打她
，董秀妹均不回答，只說沒關係。」於檢察官
相驗時亦供述董秀妹在電話中向其哭訴
被告打她，並未明確指述如何毆打（分見警卷第十頁、相驗卷第八頁），則其於原審
所為證述，即與警訊時所述相互歧異，究以何者為可採，原判決未詳為闡述，亦難謂
為適法。㈢刑法上所謂精神耗弱，係指行為時之精神，對於外界事務之判斷能力，較
普通人之平均程度，顯然減退者而言。被告固不否認曾於案發前一日即八十五年一月
九日晚飲酒，惟依其於警訊時之供述，當晚飲酒後即在其舅舅處睡覺，至
翌日即同月
十日凌晨兩點，與其表弟文志榮相偕返家，返回後繼續睡覺，直至清晨四時醒來，發
現被害人哭閙並欲外出，乃加以阻止，被害人額頭碰傷後，又替其搓揉，似此情形，
其當時之精神狀態，似與一般常人無異，而經警訊以：「你與董秀妹發生爭吵時，你
精神狀態如何﹖」答稱：「當時我的精神狀態很好，因為當時已經凌晨四點多，我在
舅舅家有睡一覺，回來也有睡。」（見警卷第四頁）。證人文志榮、文志成雖亦供述
彼等與被告曾於八十五年一月九日晚相偕飲酒，但未明確供述被告與被害人爭吵時已
達於精神耗弱之程度，原判決依據被告及證人文志榮、文志成之供述，認定被告行為
時精神已陷於耗弱狀態，核與卷內資料不相適合，亦難謂無
證據上理由矛盾之違誤。
檢察官及被告
上訴意旨，各自指摘原判決不當，非無理由，應認有撤銷
發回更審之原
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八十六 年 五 月 八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黃 雅 卿
法官 楊 文 翰
法官 陳 正 庸
法官 陳 世 雄
法官 楊 商 江
右
正本證明與
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八十六 年 五 月 十三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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