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六九二二號
上訴人 遠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浦永剛
代理人 余健生
律師
林詮勝律師
被 告 甲○○
右
上訴人因自訴被告
偽造文書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七月三十日
第二審更審判決(八十六年度重上更㈣字第一○五號,自訴案號:台灣台北地方法院
八十一年度自更一字第六五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
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
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
上
訴理由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
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
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
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
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
予以駁回。本件
上訴意旨略稱:㈠九歌出版
社有限公司(下稱九歌公司)為大型文化事業公司,該公司處理事務如需將資料內容
分開處理,自必將
原本影印後再將影本分開處理,及將原本存檔備查,此為一般略具
規模公私機關處理文件之應有手續與常識,該九歌公司工作人員陳素芳係大學畢業,
似無如此不智,而將原本裁切瓜分而不保存原貌之理。何況縱將陳之藩同意函原本第
一、二項從中間剪開,但亦有足夠空白可以避開剪裁其日期,則陳素芳何以將其中發
文年月日重要之事項去之而後快﹖且縱將其中日期欄腰切割,兩邊紙之邊沿,亦必留
有半邊日期之痕跡,原審曾令被告甲○○帶同被切割之兩邊原本出庭,經
勘驗結果,
中間之年月日毫無一點跡痕留存,且上開同意函從中間切開時,其間係經過雙重手續
,即一次用剪刀剪開,另一次用手撕開,此從該紙張之一邊切割十分整齊,而另一邊
切割呈齒狀自明。按陳素芳係九歌公司之受雇人,被告則係該公司之負責人,陳素芳
所謂前開函件係由其剪開而與被告無關云云,顯然偏頗。退而言之,陳之藩同意函縱
係陳女剪開,
而非被告授意,惟被告於呈庭之前,依理定必審閱其所提出之
證據,自
不能諉為不知,其知而影印呈庭行使,等於主張陳之藩曾寄回無製作日期之同意函,
其行為顯係行使
變造私文書,
乃原判決竟謂被告不知,且未就同意函上之日期有所主
張,與變造私文書之要件不符云云,其判斷有違
經驗法則、
論理法則。㈡被告於
另案
上訴人自訴恐嚇得利未遂、誹謗等案件(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民國七十八年度自字第五
一○號)審理中,將陳之藩同意刊登「寂寞的畫廊」之同意函從中分割,將原載之製
作年月日剪除,變成兩件文件,複印各一份交其辯護律師呈庭,其動機係使該同意函
同意徵文之範圍及發函日期無從確定,使承辦法官產生誤解,誤信被告於該案之答辯
為真實,是該同意函日期顯與該自訴案
兩造之勝敗有密切關係,足以影響上訴人於該
案是否獲得公正裁判之權益,乃原判決竟謂「被告主觀上非以該同意函係變造而呈庭
行使,客觀上即無足生損害
之虞」云云,
顯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㈢上訴人於
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提出各項資料,以證明九歌公司向陳之藩徵文日期係在七十八
年三月間,原審對此並未查證,且原審對於九歌公司所編之現代文學大系是否係為紀
念五四運動
一節,亦未調查,亦有應於審判
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㈣現代
文學大系雖有十五冊之多,但係分類作業,每一位作家作品,隨時可以插入抽換,原
判決採信
證人張曉風所證「為了紀念五四運動,故中華現代文學大系必須在七十八年
五月四日以前出版,陳之藩之回函於七十七年十月間寄回,若於七十八年三月間寄回
,作業來不及,應不可能在七十八年三月間才收到」等語,認定陳之藩之同意函不可
能於七十八年三月間寄回,其認定亦有違經驗法則。㈤被告將梁實秋之子梁文騏徵文
函原函
所載文字中之「小說」兩字,以小張白紙覆蓋其上,偽填「散文」二字,其原
函業經原審更㈡審法官當場勘驗屬實,且為被告所不爭,原判決認上訴人自訴被告變
造梁文騏同意函不能成立之理由,
無非以證人張曉風所證:「是伊將『小說』二字改
貼『散文』」等語,及以梁實秋向以散文聞名於世,從未創作小說,徵求梁文騏同意
之作品,自不可能為小說,作為判決基礎,惟倘被告於發文前誤填「小說」二字,而
應更正為「散文」,依理只須更換一張例稿重填,或者逕予刪改更正即可,豈有煞費
周章剪貼小張方塊紙條覆蓋其上,再予填字更正為「散文」,而自找麻煩之理,原判
決此項認定,亦有違背經驗法則等語。
惟查本件原判決以上訴人在第一審自訴意旨雖稱:被告甲○○為台北市九歌公司負責
人,前於七十七年十一月間,以上訴人發行梁實秋主編之最新實用漢英辭典有缺失疏
漏為由,與台中市民賴都謀議,由賴都出面發布新聞,指該辭典有約一千處
錯誤,破
壞上訴人商譽,上訴人乃提起恐嚇、誹謗等自訴,案經台灣台北地方法院以七十八年
度自字第五一○號受理在案。
詎料甲○○為脫免刑責,於訴訟
期間內,另行起意,先
後變造㈠九歌公司徵文函(見原判決附件一),即將該函第一、二頁上方原印有「九
歌出版社有限公司」九字第一頁首行「先生女士大鑒」六字、第二頁首行「九歌出版
社有限公司」九字全部塗抹後影印,交其辯護董安丹律師呈庭行使為證據;㈡梁實秋
之子梁文騏同意函(見原判決附件二),即將梁文騏出具之徵文同意函,塗抹其中同
意刊登之文章等字樣及將小說兩字浮貼為散文予以變造後,影印交董律師呈庭行使為
證據;㈢陳之藩同意函等影本(見原判決附件三),即將同意函上方「九歌出版社有
限公司」字體塗抹,及將「附件」「一」等字樣與陳之藩覆函日期塗抹後,並與後附
個人資料分開影印,交還董律師呈庭行使為證據,足以誤導法院認上開徵文函等之製
作與甲○○及九歌公司無關,謀配合其於該案訴訟中之辯解,使法官為不正確裁判,
足生損害法院裁判之公正性及上訴人之權益,因認被告甲○○涉有刑法第二百十六條
、第二百十條之行使偽造文書罪嫌、第一百六十五條使用變造證據之罪嫌,請依吸收
關係及
連續犯、
牽連犯規定,
從一重處斷云云,而經審理結果,以被告犯罪尚屬不能
證明,因而維持第一審
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敍明其
認定之理由,從形式上觀察,並無違背法令之情形存在。而證人張曉風已證稱:「關
於選文出版之事,被告完全沒有參與,是我與助理處理,陳之藩的函是九歌工作人員
剪開,因我們需要作者之資料排印」,證人陳素芳亦證稱:「我為九歌公司編輯,當
時負責出版中華現代文學大系資料整理,陳之藩同意函是我裁剪,裁剪後個人資料交
給編輯部印在書內,給張曉風回函及張曉風的函貼在一起交給張曉風,不記得當時是
剪刀剪的或撕的,當時每一個作家年、月、日及旁邊九歌公司是否剪掉不一定,沒有
人授意我把年月日剪掉,因當時處理三百多件,可能忙中有錯」「我當時只是要取捨
我所要的素材,所以就沒有留下日期」「我只取捨我要的,並沒有去注意到日期」「
我並不記得有無填日期」等語,原判決依憑上開證人之
證言,認該陳之藩同意函究竟
有無填載日期,連擔任編輯而親手裁剪之陳素芳均有所不知,遑論被告,且縱陳之藩
同意函原有年月日之記載,但既係工作人員於出版書籍時,為方便資料處理而不慎截
去,而陳素芳又明確證稱並非被告授意,被告於訴訟時影印早經他人剪去日期之函件
,並非臨訟
故意切割截去,自無變造文書、證據或進而行使之行為,復說明上訴人
所
稱被告對陳之藩回函,有用刀剪,有用手撕,必定為湮滅證據,被告對文件原本何以
不保存,而不以影本剪開分送不同部門云云,均純為推測之詞,並依憑證人張曉風所
證:「梁文騏同意函,是我把小說部分貼掉,因散文需量較多,所以把小說二字貼掉
改貼散文,不是被告偽造」,認被告亦未變造梁文騏同意函,乃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
行使,要難任意指摘為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至九歌公司所編現代文學大系縱非
為紀念五四運動,亦難執此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原審未就此為無益之調查,亦難指摘
為有應於
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本件並無上訴意旨所指違背法令之情
形存在,上訴意旨,徒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與原判決已說明之事項,單
純為事實上之爭執,核與法律准許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其上訴
為違背法律上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八十六 年 十一 月 二十七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蔡 詩 文
法官 張 吉 賓
法官 莊 登 照
法官 洪 明 輝
法官 蔡 清 遊
右
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八十六 年 十二 月 五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