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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
最高法院 86 年度台上字第 6922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
民國 86 年 11 月 27 日
裁判案由:
偽造文書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六九二二號   上訴人 遠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浦永剛   代理人 余健生律師       林詮勝律師   被 告 甲○○ 右上訴人因自訴被告偽造文書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七月三十日 第二審更審判決(八十六年度重上更㈣字第一○五號,自訴案號:台灣台北地方法院 八十一年度自更一字第六五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 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 訴理由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 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 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上訴意旨略稱:㈠九歌出版 社有限公司(下稱九歌公司)為大型文化事業公司,該公司處理事務如需將資料內容 分開處理,自必將原本影印後再將影本分開處理,及將原本存檔備查,此為一般略具 規模公私機關處理文件之應有手續與常識,該九歌公司工作人員陳素芳係大學畢業, 似無如此不智,而將原本裁切瓜分而不保存原貌之理。何況縱將陳之藩同意函原本第 一、二項從中間剪開,但亦有足夠空白可以避開剪裁其日期,則陳素芳何以將其中發 文年月日重要之事項去之而後快﹖且縱將其中日期欄腰切割,兩邊紙之邊沿,亦必留 有半邊日期之痕跡,原審曾令被告甲○○帶同被切割之兩邊原本出庭,經勘驗結果, 中間之年月日毫無一點跡痕留存,且上開同意函從中間切開時,其間係經過雙重手續 ,即一次用剪刀剪開,另一次用手撕開,此從該紙張之一邊切割十分整齊,而另一邊 切割呈齒狀自明。按陳素芳係九歌公司之受雇人,被告則係該公司之負責人,陳素芳 所謂前開函件係由其剪開而與被告無關云云,顯然偏頗。退而言之,陳之藩同意函縱 係陳女剪開,而非被告授意,惟被告於呈庭之前,依理定必審閱其所提出之證據,自 不能諉為不知,其知而影印呈庭行使,等於主張陳之藩曾寄回無製作日期之同意函, 其行為顯係行使變造私文書,乃原判決竟謂被告不知,且未就同意函上之日期有所主 張,與變造私文書之要件不符云云,其判斷有違經驗法則、論理法則。㈡被告於另案 上訴人自訴恐嚇得利未遂、誹謗等案件(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民國七十八年度自字第五 一○號)審理中,將陳之藩同意刊登「寂寞的畫廊」之同意函從中分割,將原載之製 作年月日剪除,變成兩件文件,複印各一份交其辯護律師呈庭,其動機係使該同意函 同意徵文之範圍及發函日期無從確定,使承辦法官產生誤解,誤信被告於該案之答辯 為真實,是該同意函日期顯與該自訴案兩造之勝敗有密切關係,足以影響上訴人於該 案是否獲得公正裁判之權益,乃原判決竟謂「被告主觀上非以該同意函係變造而呈庭 行使,客觀上即無足生損害之虞」云云,顯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㈢上訴人於 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提出各項資料,以證明九歌公司向陳之藩徵文日期係在七十八 年三月間,原審對此並未查證,且原審對於九歌公司所編之現代文學大系是否係為紀 念五四運動一節,亦未調查,亦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㈣現代 文學大系雖有十五冊之多,但係分類作業,每一位作家作品,隨時可以插入抽換,原 判決採信證人張曉風所證「為了紀念五四運動,故中華現代文學大系必須在七十八年 五月四日以前出版,陳之藩之回函於七十七年十月間寄回,若於七十八年三月間寄回 ,作業來不及,應不可能在七十八年三月間才收到」等語,認定陳之藩之同意函不可 能於七十八年三月間寄回,其認定亦有違經驗法則。㈤被告將梁實秋之子梁文騏徵文 函原函所載文字中之「小說」兩字,以小張白紙覆蓋其上,偽填「散文」二字,其原 函業經原審更㈡審法官當場勘驗屬實,且為被告所不爭,原判決認上訴人自訴被告變 造梁文騏同意函不能成立之理由,無非以證人張曉風所證:「是伊將『小說』二字改 貼『散文』」等語,及以梁實秋向以散文聞名於世,從未創作小說,徵求梁文騏同意 之作品,自不可能為小說,作為判決基礎,惟倘被告於發文前誤填「小說」二字,而 應更正為「散文」,依理只須更換一張例稿重填,或者逕予刪改更正即可,豈有煞費 周章剪貼小張方塊紙條覆蓋其上,再予填字更正為「散文」,而自找麻煩之理,原判 決此項認定,亦有違背經驗法則等語。 惟查本件原判決以上訴人在第一審自訴意旨雖稱:被告甲○○為台北市九歌公司負責 人,前於七十七年十一月間,以上訴人發行梁實秋主編之最新實用漢英辭典有缺失疏 漏為由,與台中市民賴都謀議,由賴都出面發布新聞,指該辭典有約一千處錯誤,破 壞上訴人商譽,上訴人乃提起恐嚇、誹謗等自訴,案經台灣台北地方法院以七十八年 度自字第五一○號受理在案。詎料甲○○為脫免刑責,於訴訟期間內,另行起意,先 後變造㈠九歌公司徵文函(見原判決附件一),即將該函第一、二頁上方原印有「九 歌出版社有限公司」九字第一頁首行「先生女士大鑒」六字、第二頁首行「九歌出版 社有限公司」九字全部塗抹後影印,交其辯護董安丹律師呈庭行使為證據;㈡梁實秋 之子梁文騏同意函(見原判決附件二),即將梁文騏出具之徵文同意函,塗抹其中同 意刊登之文章等字樣及將小說兩字浮貼為散文予以變造後,影印交董律師呈庭行使為 證據;㈢陳之藩同意函等影本(見原判決附件三),即將同意函上方「九歌出版社有 限公司」字體塗抹,及將「附件」「一」等字樣與陳之藩覆函日期塗抹後,並與後附 個人資料分開影印,交還董律師呈庭行使為證據,足以誤導法院認上開徵文函等之製 作與甲○○及九歌公司無關,謀配合其於該案訴訟中之辯解,使法官為不正確裁判, 足生損害法院裁判之公正性及上訴人之權益,因認被告甲○○涉有刑法第二百十六條 、第二百十條之行使偽造文書罪嫌、第一百六十五條使用變造證據之罪嫌,請依吸收 關係及連續犯、牽連犯規定,從一重處斷云云,而經審理結果,以被告犯罪尚屬不能 證明,因而維持第一審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敍明其 認定之理由,從形式上觀察,並無違背法令之情形存在。而證人張曉風已證稱:「關 於選文出版之事,被告完全沒有參與,是我與助理處理,陳之藩的函是九歌工作人員 剪開,因我們需要作者之資料排印」,證人陳素芳亦證稱:「我為九歌公司編輯,當 時負責出版中華現代文學大系資料整理,陳之藩同意函是我裁剪,裁剪後個人資料交 給編輯部印在書內,給張曉風回函及張曉風的函貼在一起交給張曉風,不記得當時是 剪刀剪的或撕的,當時每一個作家年、月、日及旁邊九歌公司是否剪掉不一定,沒有 人授意我把年月日剪掉,因當時處理三百多件,可能忙中有錯」「我當時只是要取捨 我所要的素材,所以就沒有留下日期」「我只取捨我要的,並沒有去注意到日期」「 我並不記得有無填日期」等語,原判決依憑上開證人之證言,認該陳之藩同意函究竟 有無填載日期,連擔任編輯而親手裁剪之陳素芳均有所不知,遑論被告,且縱陳之藩 同意函原有年月日之記載,但既係工作人員於出版書籍時,為方便資料處理而不慎截 去,而陳素芳又明確證稱並非被告授意,被告於訴訟時影印早經他人剪去日期之函件 ,並非臨訟故意切割截去,自無變造文書、證據或進而行使之行為,復說明上訴人所 稱被告對陳之藩回函,有用刀剪,有用手撕,必定為湮滅證據,被告對文件原本何以 不保存,而不以影本剪開分送不同部門云云,均純為推測之詞,並依憑證人張曉風所 證:「梁文騏同意函,是我把小說部分貼掉,因散文需量較多,所以把小說二字貼掉 改貼散文,不是被告偽造」,認被告亦未變造梁文騏同意函,乃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 行使,要難任意指摘為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至九歌公司所編現代文學大系縱非 為紀念五四運動,亦難執此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原審未就此為無益之調查,亦難指摘 為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本件並無上訴意旨所指違背法令之情 形存在,上訴意旨,徒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與原判決已說明之事項,單 純為事實上之爭執,核與法律准許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其上訴 為違背法律上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八十六 年 十一 月 二十七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蔡 詩 文 法官 張 吉 賓 法官 莊 登 照 法官 洪 明 輝 法官 蔡 清 遊 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八十六 年 十二 月 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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