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六年度台非字第二九九號
上訴人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
被 告 甲○○
右
上訴人因被告
詐欺案件，對於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第二審
確定判決（八十四年度上易字第六六三○號，自訴案號：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八十四年
度自字第九五五號）認為違法，提起
非常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非常
上訴理由稱：『
按共同
正犯之成立，需有確切之
證據，證明被告間確有犯意之聯
絡及行為之分擔始克相當，且所謂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
積極證據
而言，該項證據自須
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貴院廿九年上
字第三一○五號著有
判例可循。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
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
，亦為貴院卅年上字第八一六號判例所持見解。查本件原判決所以認被告甲○○與孫
幼丞共同詐欺鍾明秋與周彥文者，無非係以被告與孫幼丞為夫妻；鍾明秋與周彥文堅
指被告對孫幼丞之詐欺行為知情；
證人巫建恒、李美英
結證被告曾於八十一年五月二
十七日下午隨同其夫孫幼丞至台北市富貴證券公司向
自訴人周彥文以富邦銀行股票質
押借款一千五百萬元及被告在第一審未為不在場之抗辯，上訴於原審後始舉證人為不
在場之證明，已令人存疑為其論據。然查自訴人周彥文於八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具狀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告訴被告甲○○、王亞民、沈佳德共同詐欺，同年十一月
二十四日第一次
偵查庭中，檢察官訊以由何人出面調借，周彥文答稱：「……只有孫
某（幼丞）向我調借，餘三人未出面，……孫某前後二年向我調現，每次幾百萬元，
約五次，以前無抵押品，都有兌現。」（見台北地檢八十一年偵字第二三七八一號詐
欺卷第二十一頁反面筆錄）由上開供詞，可以確定孫幼丞曾多次向周彥文調借款項；
每次均為數百萬元；均無抵押擔保；均有兌現；此次借款，被告甲○○並未出面。並
可進一步推知周彥文之所以願於此次借與孫幼丞一千五百萬元，顯係因為孫某前數次
均能於無擔保之情形下按時清償，使周彥文信其必能如期償還。根本未要求被告甲○
○出面。其後於八十四年八月十七日向台灣台北地方法院自訴孫幼丞、甲○○詐欺時
，為欲被告甲○○與其夫孫幼丞共負民刑責任，始勾串李美英、巫建恒作證，謂親見
甲○○與其夫孫幼丞同至富貴公司借款。此可從證人李美英之供詞，法官問：「讓渡
書是當場寫的﹖簽名是他們當場簽的﹖」答稱：「當場寫的，是的，他們是來辦言個
手續，周先生孫先生他太太當場簽的」（見一審自訴卷第七十五頁反面筆錄）。而周
彥文（隔別
訊問）則稱：「他（甲○○）來時，讓渡書係從甲○○皮包拿出來，巫建
恒未看過銀行新股票，他很好奇看一下，當時印章及簽名均在上面，因為都是熟朋友
，因為孫幼丞是富貴公司董事長，我是董事，大家不好意思請甲○○再簽一次……」
。（見同上卷第七十八頁正面筆錄）。二人所供迥不相同。
嗣經甲○○請求
詰問證人
李美英何以所供與周彥文不同時，李美英
乃改稱：「我說你們都圍在一起，我沒有說
當場看見他們簽字，是說他們圍在一起……」（見同上卷七十八頁反面末尾筆錄）。
可見李美英所供前後不符，復與周彥文所供亦不相符，其為臨訟勾串，至為明顯，
詎
原判決不採用周彥文自己於偵查中所供甲○○未出面之供詞，竟採信臨訟勾串而又矛
盾之供詞，
顯有採證違背
經驗法則之違法。甲○○自始否認讓渡書上之簽名，非其所
簽，並於第一審審理時表示願當庭書寫，而法官亦
諭知被告甲○○當庭書寫姓名十次
附卷（見該卷第七十六頁反面筆錄）。但查卷內並無該項簽名資料，亦未見送請相關
機關鑑定之資料，有無因被告所書寫之筆跡顯與讓渡書之筆跡不符而
予以丟棄。判決
理由中對此部分之請求，亦未說明何以不予斟酌，亦有應於審判
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
調查及理由不備之違法。又鍾明秋部分，鍾明秋先供稱孫幼丞持甲○○之富邦銀行股
票為擔保向其借款八○○萬時，曾以電話與甲○○通話云云。顯然違背情理，因鍾明
秋根本不認識甲○○，如何能以電話交談。其後於自訴案件中又改稱孫幼丞向其借款
時，正巧甲○○在場見聞，前後所供迥異，何能採為不利甲○○之證據﹖則原判決以
周彥文、鍾明秋堅稱甲○○對孫幼丞之詐欺知情
一節，顯無證據可資認定，應有理由
與事實矛盾之違法。甲○○於第一審時，已先後於八十四年九月四日及九月十八日表
明未去過富貴證券公司，亦即不在場，原判決竟謂被告於第一審未作此主張，亦與卷
內資料不符。
綜上所述，原判決認定被告甲○○與孫幼丞有
犯意聯絡，
行為分擔之理
由均無從成立，自不能以
共同被告論科。原判決委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案經確定
，且對被告不利，爰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一條、第四百四十三條提起非常上訴，
以資救濟。』等語。
本院按非常上訴審應以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為基礎，如依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其適
用
法律並無違誤，縱原確定判決因重要證據漏未調查，致所確認之事實發生疑義，除
合於
再審條件應依再審程序救濟外，非常上訴審無從進行調查未經原確定判決認定之
事實，其
適用法律有無違背，即屬無從憑斷，因之以調查此項事實為前提之非常上訴
，自難認為有理由。本件原確定判決事實，係認定被告甲○○為台北市富貴證券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富貴公司）董事長孫幼丞之配偶，二人共同
意圖為自己
不法之所有，
並基於概括之犯意，佯以甲○○所認購之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銀行
）股票為擔保，出具讓渡書、股款繳款書及簽發支票，先後向鍾明秋及周彥文為下列
詐財行為：㈠、民國八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推由孫幼丞以其所經營之富貴公司急需
週轉金為由，請求鍾明秋借予新台幣（下同）八百萬元，再由甲○○提供所認購之富
邦銀行股票八十萬股為擔保，孫幼丞簽發面額八百萬元，八十一年三月三日期之支票
一紙，及由甲○○出具之讓渡書、股款繳款書交予鍾明秋收執，作為屆期清償及擔保
之用。該八百萬元借款清償期屆至，支票雖獲兌現，惟
翌日即八十一年三月四日，又
向鍾明秋商借二千萬元，除以上述八十萬股富邦銀行股票讓渡書續為擔保外，另由甲
○○再提供一百二十萬股富邦銀行股票讓渡書為擔保，並由孫幼丞簽發台灣省合作金
庫敦化辦事處為付款人，面額分別為八百萬元及一千二百萬元，八十一年六月四日期
之支票二紙予鍾明秋，以為清償之用，詎屆期，孫幼丞以公司應收入款未湊齊為由，
請求再借予五百萬元，並謂該二千五百萬元，於八十一年六月十二日前必能獲清償，
且願將甲○○名下不動產設定抵押權云云，使鍾明秋不疑有詐，再應其所求，出借五
百萬元，孫幼丞、甲○○二人於得款後，非但未依約設定抵押權，且上開支票經提示
亦均未獲支付，復將所領取之富邦銀行股票轉售他人，甲○○名下在台北市○○路○
段○號三樓之二及桃園縣○○鄉○○街○○○巷○○○號房屋，連同基地，亦先後出
售予李寶蓮及陳惠珠。孫幼丞、甲○○
旋於八十一年六月十七日及六月二十三日相繼
潛逃出國，至此，鍾明秋始知受騙。㈡、八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孫幼丞、甲○○又
以同一手法，向周彥文借款一千五百萬元，仍佯以提供甲○○所認購之前述富邦銀行
股票一百五十萬股為擔保，出具股票讓渡書及股款繳款書及由孫幼丞持沈佳德為發票
人，面額一千五百萬元，八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期之支票一紙交付，詎屆期支票提示
不獲支付，擔保之股票亦轉售他人，孫幼丞、甲○○復潛逃出境，周彥文始悉受騙
等
情。因而維持第一審論處被告共同連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以
詐術使人將本人之
物交付罪刑，已敍明所憑證據及認定理由，要無違背法令之可言。至謂自訴人周彥文
於八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具狀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告訴甲○○、王亞民、沈佳
德共同詐欺，於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一次偵查庭中周彥文
所稱孫幼丞向其借款時甲
○○並未出面，與其後之八十四年八月十七日向一審法院自訴孫幼丞、甲○○詐欺，
為欲孫幼丞、甲○○共負民刑責任，始勾串李美英、巫建恒作證，謂親見甲○○與其
夫孫幼丞同至富貴公司借款。其所稱讓渡書係從甲○○皮包拿出來，……前後指訴不
符；證人李美英、巫建恒二人所證亦迥不相同，且第一審法院命甲○○當庭書寫姓名
十次，卷內並無該項簽名資料，亦未見送請相關機關鑑定之資料，有無因甲○○所書
寫之筆跡顯與讓渡書之筆跡不符而予以丟棄。又鍾明秋不認識甲○○，如何能以電話
交談﹖其與周彥文堅稱甲○○對孫幼丞之詐欺知情，甲○○已先後於八十四年九月四
日及九月十八日表明未去過富貴公司，亦即不在場，原審有證據調查未盡、判決不載
理由、理由矛盾及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云云。查原確定判決認定被告何以與其夫孫幼
丞共犯刑法第五十六條、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之
詐欺罪，已如上述，並無違背法令
。而其餘原審未予調查及未就被告書寫筆跡送請鑑定，均非非常上訴審所得調查之事
實。非常
上訴意旨執此指摘原
判決違背法令，尚難認為有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六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八十六 年 九 月 十八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官 陳 錫 奎
法官 洪 清 江
法官 李 璋 鵬
法官 吳 昆 仁
法官 劉 介 民
右
正本證明與
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八十六 年 九 月 二十三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