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一年度台上字第一五一五號
上訴人 台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 宇
乙○○
李慶徵原名甲○○
右
上訴人因被告等貪污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中華民國九十年六月二十八
日第二審更審判決(八十八年度重上更㈥字第九○號,
起訴案號:台灣台東地方法院
檢察署八十二年度偵字第二八二七號、八十三年度偵字第二五七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理 由
本件原判決以
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劉宇為台東市市長,被告李慶徵(原名甲○○)為
台東市公所清潔隊分隊長,均係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被告乙○○為厚友機械五
金有限公司(以下稱厚友公司)負責人。劉宇自民國(下同)七十九年任職台東市市
長時起,即與李慶徵積極向乙○○採購清潔機具,七十九年間之採購金額即達新台幣
(下同)約八百萬元,八十年間約七百八十餘萬元,八十一年間約一千四百萬元,劉
宇、李慶徵因此而與乙○○稔熟,竟利用編列八十二年度預算採購環保機具之機會,
相互勾結,由李慶徵向乙○○取得逾合理價格約二倍之報價,其中垃圾車母車每輛四
百八十萬元,二輛合計九百六十萬元;垃圾子車每台三萬元,一百台計三百萬元;及
以巴士洗車機混充之垃圾車洗車機一台二百八十萬元之報價。並明知該報價與合理價
格顯不相當,且巴士洗車機不
適於清洗垃圾車之用,竟仍將之浮報,編入台東市公所
八十二年度預算內,共同
著手從中舞弊。俟預算通過後,
乃於八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由李慶徵自乙○○處取得垃圾子、母車及巴士洗車機之規格、型錄,未研商如何採
購,即簽請購買,並交由承辦人員祁元彪(
另案不起訴處分確定)據以訂定投標規格
。且乘祁元彪及稽核小組尚未完成查價及稽核程序之際,於同年九月七日登報招標,
開標日期刻意縮短為同年九月十九日,以防止他人投標,而遂其勾結舞弊情事。其間
乙○○為順利得標,即與高潔企業有限公司(下稱高潔公司)負責人張秀蘭協商,利
用威至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威至公司)及豐興公司二家名義,與其所屬之厚友公司,
湊足招標規定所需三家公司,均以張秀蘭所提供之同一廠牌垃圾車加以圍標。乙○○
未待開標,即將購自高潔公司之一百台垃圾子車,先行運抵台東市豐裡里某民宅放置
。開標之日,明知豐興公司投標之規格不符,應予廢標,劉宇竟仍以其浮報預算之最
高額度,未經任何研商或探詢,即以總價一千五百四十萬元為底價,任由乙○○將子
車每台減二百元、洗車機減二萬元,總計略減四萬元,母車維持每輛四百八十萬元,
合計一千五百三十六萬元之價格得標,以符合其相互勾結浮報之預算圖利。
嗣於八十
二年三月五日,乙○○以不符合得標規格之RBD|五○一五編號之型號交付,李慶
徵明知其情,仍予驗收,致不適合垃圾車洗車之用,浪費公帑,並於驗收紀錄上為符
合之不實登載,
足以生損害於台東市公所及全體市民。且將該報告送上級核定,並於
同年五月二十二日驗收母車,使乙○○於同年三月八日及同年七月一日合計順利領得
一千五百三十六萬元之價款圖利。劉宇、李慶徵圖利縱依乙○○向高潔公司購買之報
價,垃圾母、子車分別為五百三十萬元、一百七十一萬餘元及洗車機一百一十萬餘元
計算,所得不法暴利達七百二十三萬元。乙○○為長期取得台東市公所鉅額採購及共
同舞弊採購垃圾車,於獲暴利後,因而自八十年六月四日、同年八月四日分別支付賄
款各一百五十萬元予劉宇收受,八十一年一月八日、同年三月五日及同年五月十一日
分別交付二十萬元、四十萬元、二十五萬元及八十二年三月八日,及同年六月十三日
,各交付八十萬元、九十五萬元,合計行賄五百六十萬元予劉宇收受。劉宇於收受賄
款後,於八十一年一月間起,與乙○○勾串,與李德宗、吳天庛等人,共同投資購買
台東市○○段○○○○號等七筆土地及常德段六一六地號等八筆土地,以隱藏所得之
上開賄款,並藉此炒作地皮,再次賺取暴利另則補償乙○○支付之巨額賄款。因認劉
宇、李慶徵、乙○○共犯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購辦公用器材物品舞弊
及刑法第二百十六條之行使同法第二百十三條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嫌,劉宇、李慶
徵並共犯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之違背職務受賄及第六條第四款之
圖利罪
嫌
等情。經審理結果,認不能證明被告等犯罪,因而撤銷第一審之
科刑判決,改判
諭
知被告等無罪,固非無見。
惟
按:一、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與被告被訴事實有關之
證據,應從各方面詳予調查
,以期發現真實,苟有與
待證事實相關之證據尚未查竣,即難為有利或不利於被告之
判斷。原判決以乙○○縱提供垃圾子、母車及洗車機之型錄予祁元彪作為設定投標規
格之參考,不能認係有圖利乙○○負責之厚友公司或舞弊情事;且高潔公司負責人張
秀蘭苟有意幫乙○○圍標,衡情應不必再找豐興公司參與;而乙○○所經營厚友公司
購入垃圾母車價格為六百三十萬元、子車二百三十一萬元、洗車機一百零四萬三千五
百四十三元,合計為九百六十五萬三千五百四十三元,加上厚友公司以一千五百三十
六萬元得標須繳納百分之五計算之營業稅七十六萬八千元,及運交貨品、裝設洗車機
需另支付之費用,
暨厚友公司應依法繳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故認本件採購案預算之
編列及劉宇核定之底價,並無顯然偏高情事;及
證人即乙○○之妻洪邱金茶供稱其於
扣案帳冊所記「東市劉、八十萬元」、「台東劉、什支九十五萬元」、「劉先生(市
)、一百五十萬元」、「劉先生(長)、一百五十萬元」等項,為其積蓄私房錢用以
支付購買坐落高雄蚵仔寮房屋之價款,非不可信等情,而為被告等並無犯罪情事之認
定。但查:㈠乙○○於法務部調查局台東縣調查站(以下簡稱調查站)應訊時坦承:
「台東市公所垃圾子、母車及洗車機公開招標案公開登報之後,我即通知高潔公司總
經理張秀蘭派人領標。我之前即將我報給李慶徵的價格告知高潔公司。我因想得標本
件採購案,僅於口頭上照會高潔公司張秀蘭,開標當日由我所開設之厚友公司順利得
標」、「高潔公司張秀蘭早已知道我要投標台東市公所垃圾子、母車及洗車機採購案
。雖然她知道成本價,但我為她銷售產品,所以她不會與我競標,並幫我找到威至及
豐興二家公司,投標價格稍高於我,讓我順利得標」等語(見他字第七一號
偵查卷第
一○四頁背面、第一○五頁,偵字二八二七號偵查卷㈠第六八頁);李慶徵亦供承垃
圾母車之單價係經其向台北達暘公司訪價後訂定,子車及洗車機則係向高潔公司訪價
後訂定,採購規格草案均由伊擬定交祁元彪參考辦理等情(見上開他字卷第九十四頁
);而高潔公司曾提供垃圾子車及洗車機產品目錄給厚友、豐興及威至公司,提供垃
圾母車產品目錄給威至公司,高潔、威至公司係張秀蘭家族經營等情,為證人張秀蘭
於調查站調查偵訊時所不諱言(見偵字二八二七號偵查卷㈠第五二頁、第五三頁背面
、第五四頁),又證人威至公司負責人張光武亦直言:「本公司有於八十一年九月十
九日參與投標台東市公司垃圾子、母車及洗車機投標案,是事前我姊姊張秀蘭曾向我
提起過,要我投寄」、「我雖然有投標,但完全是依照我姊姊建議辦理,產品目錄亦
是由我姊姊張秀蘭提供」、「開標當日我因有事未到場,是委託張秀蘭代表威至(到
場)」各等語(見同上卷第二二三、二二四頁)。上開所供倘若不虛,則參與投標之
威至、豐興公司似無得標之意願,而由乙○○透過張秀蘭安排出面陪標,以較高之價
格投標,使乙○○之厚友公司得以順利得標,完成法定投標之形式。況張秀蘭家族經
營之威至、純源公司係分別進口本件垃圾子、母車及洗車機之廠商,其競爭力遠優於
乙○○之厚友公司,如果有意競標,何以出價反高於厚友公司而未能得標?又其中垃
圾子車一百台早於開標前之八十一年八月十九日即已進口,有進口報單
可稽,復經證
人洪麗英供述於同年月二十一日提貨運至台東,張秀蘭並供陳進口後即交由乙○○覓
地存放各等情(見上開他字卷第六十五頁、第二八二七號卷㈠第五十六、二三八頁)
,被告等如非與威至、豐興公司謀議「綁標」「圍標」,乙○○何以能自信可以得標
,而預先由張秀蘭以其家族經營之公司辦理進口並將數量龐大之垃圾子車運至台東?
其間仍非全無疑竇,自應深入調查,根究明白。㈡依進口報單記載及祁元彪所供,垃
圾母車之單價約為一百四十萬元、子車單價約一萬四千元、洗車機單價約九十萬元(
見上開他字卷第六十三至六十五頁、第九十一頁),其中垃圾母車之單價尚低於乙○
○購入該機具統一發票
所載價格之半,本件投標底價之核定有無偏高,自應依其進口
價格,加計稅負及合理利潤後之通常價格,以及買賣付款情形暨該等公司出售同類商
品與他人之價格斟酌判斷;況厚友公司購入本件垃圾車、洗車機等之價格固有統一發
票為證,而出售之高潔、威至公司既均與張秀蘭關係密切,張秀蘭等如果確與被告等
同謀「圍標」,則事後為掩飾「圍標」之事實,有無在統一發票上故為不實之登載?
即其所載價格是否真實,自有依據上述各項查明其價格是否合理,詳加審認之必要。
㈢調查站於八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在乙○○住宅查扣之帳冊,係乙○○之妻洪邱金茶
依乙○○之指示,按實際之收支登載,
業據乙○○於調查站調查時供明在卷,該等帳
冊所載支出款項其中八十二年三月八日「東(市劉)八十萬元」、八十二年六月十三
日「台東劉、什支九十五萬元」,與厚友公司垃圾子車及洗車機之請款日八十二年三
月八日、同年七月一日為同一日或甚為接近(見他字卷第一○七、六六、六七頁)。
經質諸證人洪邱金茶雖證稱:該等款項係因其夫乙○○在外與「薛鳳英」、「杜英芬
」等女子有不正常男女關係,其以上開記帳方式積蓄私房錢用以支付其私下在高雄蚵
子寮買房地之價款等語,然乙○○則供稱其中八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台東劉、什支九
十五萬元」之款項,係其與劉宇之妻詹秀菊、代表會主席陳顯興等人共同購買台東市
○○段土地支付之價款(見他字卷第一○八頁),與洪邱金茶所供兩歧。且徵之卷附
洪邱金茶提出之土地所有權狀、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係於八十二年四至八月間核發,
高雄縣政府建設局使用執照記載該建物係於八十一年十二月三日開工、八十二年五月
三日竣工(見本案第二八二七號偵查卷㈡第六十四至六十九頁),洪邱金茶何有於八
十年六月間起即積蓄鉅額款項以支付該價款之可能,亦值推敲。況該帳冊於八十二年
三月八日尚記載「房屋二六、○○○元」、四月十日記載「高雄大亨房屋訂約金現金
四○、○○○元,開支票四月十二日,二六○、○○○元」、六月十九日記載「還款
蚵寮二、○○○、○○○元」(見他字卷第三十六、三十八、三十九頁)等情,洪邱
金茶購買房屋似另立項目記載,事實如何,既欠明確,亦應深入調查。本院前於八十
六年度台上字第二四三三號判決發回意旨就此亦有所指明,原審未經查明即遽行判決
,仍有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二、對於檢察官之
送達,應向承辦檢察官為之,承辦檢
察官不在辦公處所時,向首席檢察官(檢察長)為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定有明
文;又同法第六十二條
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送達人應作
送達
證書,記載
應受送達人、送達處所及年、月、日、時等項。被告等於原審更審前曾主
張檢察官對原審八十三年度上訴字第三六五號判決之上訴逾期,其上訴並非合法等情
(見原審上更㈡卷第三十四至三十七頁)。卷查原審八十三年度上訴字第三六五號判
決
正本送達於檢察官之送達證書上,有送達人吳信惠及檢察官張秋雲之蓋章,而檢察
官張秋雲之簽收印戳上所載日期為八十五年三月二十日,至於送達證書上送達時間欄
則空白未填;且依
原審法院法警室之送達檢察官文件登記簿記載,編號六十之八十三
年度上訴字第三六五號判決正本,檢察官收受文件欄及法警收回證書欄暨繳回送證日
期欄分別蓋檢察官張秋雲、副法警長吳信惠及書記官吳文芳之印戳,而該三顆印戳顯
示之日期均為八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同頁第五十五號至第六十四號,除其中第六十號
由張秋雲檢察官於八十五年三月二十日蓋章簽收外,其餘文書則均由翟光軍檢察官蓋
章收受,何以如此?殊難明瞭。而證人吳信惠於原審證稱:「送達當天共有三件判決
送達,當時翟光軍檢察官在辦公室」、「八十三年上訴字第三六五號判決只有十月十
七日送達那一次,並無再送達第二次。判決是書記官十月十七日交給我們送達,我們
當天送去,翟檢察官在辦公室,但是他沒有簽收,第二天我再去看他還沒有簽收,但
是到十月二十三日時又有判決需要送達,我們沒有簿子用,所以我再到檢察官辦公室
去看,結果他才簽收編號五十八、五十九號之判決,編號六十號之判決他拿起來放在
辦公桌上但沒有蓋章簽收」云云(見原審重上更㈥卷第一四四頁),原判決認定該檢
察官之上訴並未逾期,但對於該證人所述送達之情形,有無影響於檢察官收受判決日
期之認定,並未敘明其理由,亦嫌理由欠備。以上或為檢察官
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
本院得
依職權調查之事項,應認原判決仍有撤銷
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一 年 三 月 二十一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官 呂 潮 澤
法官 白 文 漳
法官 陳 世 雄
法官 孫 增 同
法官 林 開 任
右正本證明與
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一 年 三 月 二十六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