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書系統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二二八二號 　　上　訴　人　乙○○ 　　代　理　人　陳峰富律師 　　被　　　告　甲○○ 右上訴人因自訴被告殺人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第 二審更審判決（九十一年度重上更㈣字第三十號，自訴案號：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八十 三年度自字第五十一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 理 由 本件原判決以上訴人乙○○之自訴意旨略稱：上訴人之子賴清琪於民國八十二年九月 四日上午二時許，在台北市○○○路○段雅宴餐廳門口，因其友人郭肇旺與被告甲○ ○及呂思忠、呂思孝兄弟（後二人業經最高法院判刑確定）三人發生糾紛，而與郭肇 旺同遭三人圍毆，郭肇旺伺機駕車逃離現場，渠等三人竟舉起路旁鐵製禁止停車之拒 馬猛擊賴清琪頭部，賴清琪不支倒地，渠等仍朝其身上猛踹，賴清琪被送往醫院時已 呈腦死狀態，經急救無效而死亡；據郭肇旺指稱：當時伊與死者遭三名男子痛毆，其 中二人為呂思忠、呂思孝兄弟，另一人身材較矮小，不知姓名，嗣於八十二年十一月 中旬在台北市議會由交通大隊帶引案發當時在場之蔡瑞澄、甲○○、邱欽郎三人由郭 肇旺指認，郭肇旺確定另一人為甲○○，另中國時報記者張企群於案發後採訪目擊者 ，於八十二年九月四日刊載新聞，內容根據現場目擊證人一致指稱係三人圍毆一人； 上訴人前向檢察官提出告訴時，亦以呂思忠、呂思孝及甲○○三人涉案，因當時尚未 查知甲○○姓名，而以「不知姓名男子」提起告訴，因認被告甲○○涉犯刑法第二百 七十一條殺人罪嫌云云。經審理結果，認被告被訴之犯罪不能證明，因而維持第一審 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 惟查：㈠測謊鑑定，係依一般人若下意識刻意隱瞞事實真相時，會產生微妙之心理變 化，例如：憂慮、緊張、恐懼、不安等現象，而因身體內部之心理變化，身體外部之 生理狀況亦隨之變化，例如：呼吸急促、血液循環加速、心跳加快、聲音降低、大量 流汗等異常現象，惟表現在外之生理變化，往往不易由肉眼觀察，乃由測謊員對受測 者提問與待證事實相關之問題，藉由科學儀器（測謊機）紀錄受測者對各個質問所產 生細微之生理變化，加以分析受測者是否下意識刻意隱瞞事實真相，並判定其供述是 否真實；測謊機本身並不能直接對受測者之供述產生正確與否之訊號，而係測謊員依 其專業之學識及經驗，就測謊紀錄，予以客觀之分析解讀，至於測謊鑑定究竟有無證 據能力，刑事訴訟法並無明文規定，惟實務上，送鑑單位依刑事訴訟法第二０八條第 一項規定，囑託法務部調查局或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為測謊檢查，受囑託機關就 檢查結果，以該機關名義函覆原囑託之送鑑單位，該測謊檢查結果之書面報告，即係 受囑託機關之鑑定報告，該機關之鑑定報告，形式上若符合測謊基本程式要件，包括 ：㈠經受測人同意配合，並已告知得拒絕受測，以減輕受測者不必要之壓力。㈡測謊 員須經良好之專業訓練與相當之經驗。㈢測謊儀器品質良好且運作正常。㈣受測人身 心及意識狀態正常。㈤測謊環境良好，無不當之外力干擾等要件，即賦予證據能力， 非謂機關之鑑定報告書當然有證據能力；具上述形式之證據能力者，始予以實質之價 值判斷，必符合待證事實需求者，始有證明力；刑事訴訟法就證據之證明力，採自由 心證主義，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惟法院之自由判斷，亦非漫無限制，仍不得違 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測謊檢查之受測者可能因人格特性或對於測謊質問之問題無 法真正瞭解，致出現不應有之情緒波動反應，此時若過於相信測謊結果，反而有害於 正當之事實認定，又測謊檢查之時間過遲，攸關受測者情緒得否平復，與鑑定之精確 性非無影響，此時間因素，事實審法院於取捨時不得不予考量；惟一般而言，受測者 否認犯罪之供述呈現不實之情緒波動反應，不得採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若受測者 否認犯罪之供述並無不實之情緒波動反應，又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其被訴之犯罪事實 ，自得採為有利於受測者之認定；復按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鑑定 之經過及其結果，應命鑑定人以言詞或書面報告」，又法院或檢察官囑託相當之機關 鑑定，準用第二百零六條第一項之規定，同法第二百零八條亦有明文規定；是鑑定報 告書之內容應包括鑑定經過及其結果，法院囑託鑑定機關為測謊檢查時，受囑託之鑑 定機關不應僅將鑑定結果函覆，並應將鑑定經過一併載明於測謊之鑑定報告書中，若 鑑定報告書僅簡略記載檢查結果而未載明檢查經過，既與法定記載要件不符，法院自 應命受囑託機關補正，必要時並得通知實施鑑定之人以言詞報告或說明，否則，此種 欠缺法定要件之鑑定報告不具備證據資格，自無證據能力可言。原判決於理由欄謂： 「本院前審囑託法務部調查局對被告作測謊鑑定，對於案發時其前往取車，其未參與 鬥毆，其未參與毆打死者，經測試無情緒波動之反應，應未說謊，有法務部調查局 陸三字第八七○五八七三九號鑑定通知書附卷可資參證（詳見上更㈡審卷第二○四頁 ），益見被告未參與本件鬥毆行為」（原判決正本第十三頁）；惟上開鑑定通知書僅 記載採控制問題法、混合問題法及鑑定結果，就測謊檢查之經過及是否符合上揭之測 謊基本程式要件，俱未記載，已違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八條及第二百零六條第一項之 規定，有無證據能力尚待查明，又被告於八十七年八月十四日受測謊檢查時，距本件 案發時（八十二年九月四日）將近五年，被告對曾經歷之事件或已不再有任何情緒波 動反應，是否得藉測謊機正確測試並判定其供述是否真實？原判決俱未審認論敍，即 採為判決之證據，自屬違誤。㈡按刑事審判，係採直接審理主義及言詞主義，法院憑 直接之審理及言詞之陳述，獲得態度證據，形成正確之心證，以為證據證明力之判斷 ，若證人以書面代替陳述、警察局之查訪報告或意見書，法院均無從依直接及言詞審 理方式加以調查，尤不可能使當事人對之行使正當法律程序所保障之詰問權，自不應 認具有證據能力。原判決於理由欄說明：「本院函請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查證案發時被 告之行蹤，據覆：『查據本局大安分局敦化南路派出所暨交通警察大隊於案發時，員 警查證相關當事人及證人之偵訊筆錄佐證，本案鬥毆發生時，警員甲○○並未在場， 渠僅於鬥毆發生前後在場』，有該局九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北市警督字第０九一三二 二四七六００號函在卷可佐」，並引該函作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然台北市警察局函 覆稱：「本案鬥毆發生時，警員甲○○並未在場，渠僅於鬥毆發生前後在場」，似係 ：「員警查證相關當事人及證人之偵訊筆錄」所得之結果，惟所稱「員警」，究係台 北市政府警察局之員警？抑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敦南派出所之員警？或係交通 警察大隊之員警？又「查證相關當事人及證人之偵訊筆錄」，究係依卷內原有之偵訊 筆錄，為書面之研判？抑事實上已訊問相關當事人及證人？若係前者書面作業之結論 ，是否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之個人意見？有無證據能力？若實際上已另行訊問相關當 事人及證人，究訊問何人？訊問內容如何？卷內並無資料，該函是否為警局之查訪報 告？原審未依直接及言詞審理方式加以調查，逕以該函作為認定被告不在場之證據， 於法尚非無違。㈢上訴人及證人郭肇旺一再指稱案發時被告在場，證人許愛鳳於原審 供稱：「打架的時候我沒有看到甲○○，我是打架快要結果的時候看到甲○○」（原 審卷第八十九頁），證人許愛鳳上開供述如果無訛，打架結果之前，甲○○似有在場 ，實情如何？此與被告有無參與本件殺人或傷害致人於死犯行至有關係（被告與判刑 確定之呂思忠、呂思孝有無犯意聯絡，該二人確定之科刑判決認定甲○○為共犯，是 否可採？均應調卷查明審認），原判決未深入究明，亦有違誤。綜上，應認原判決仍 有撤銷發回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四 月 二十五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施 文 仁 法官 林 永 茂 法官 蕭 仰 歸 法官 張 清 埤 法官 呂 永 福 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五 月 一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