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四六八二號
上 訴 人 甲○○
(
選任辯護人 陳友炘
律師
上列
上訴人因強盜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
月十四日第二審更審判決(九十六年度上更㈠字第二四一號,
起
訴案號: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五年度偵字第三三二七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
科刑之判決,改判仍論處上訴人甲○○
意
圖為自己
不法之所有,
攜帶兇器以強暴至使不能抗拒,而取他人
之物罪刑(處
有期徒刑七年六月);固非無見。
惟查:一、原判決事實認定:「甲○○於民國九十四年二月二十
二日十五時三十四分許,駕騎懸掛車號000—八四八號銀白色
機車行經臺北縣新莊市○○路八八七之四號旁時,見許家儂一人
獨行,四下無人,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騎至許家儂身旁,
向許家儂稱:他在跑路(意指逃亡),有沒有錢借給他,見許家
儂未予理會,甲○○竟拿出預藏之水果刀,以刀尖抵住許家儂之
腹部,致使許家儂因其強暴行為,畏懼遭到刺殺而不能抵抗,而
任其搜刮口袋,取走現金新臺幣(下同)約四、五千元及一包香
菸」
等情(原判決
正本第一頁);於理由欄二、㈡⑴⑵⑶以被害
人許家儂警詢筆錄雖僅記載上訴人亮出水果刀,其心生畏懼而交
給財物,但被害人於
偵查、第一審、原審及原法院前審審理中均
指訴歹徒有拿出水果刀抵住其腹部,而
證人即承辦警員陳建勳於
第一審審理中固證稱被害人於警詢中未說歹徒有拿刀抵住其身體
,但於原審審理中改稱可能係筆錄漏記,且
審酌被害人對強盜之
情節、歹徒之相貌、形體、衣著、特徵均能詳細描述,其與上訴
人無宿怨,因認上訴人確有持刀抵住被害人腹部等情(原判決正
本第五頁至第六頁)。但依卷內資料,被害人二次警詢筆錄係記
載:「我在九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十五時三十分左右,在臺北縣
新莊市○○路八八七之四號旁的橋邊遭歹徒恐嚇取財」、「把我
攔住對我說他現在正在跑路,要我將身上的財物交出來,後來他
隨即從他的背包內亮出一把水果刀給我看,我看見後因心生畏懼
,就將財物交給他」、「(歹徒總共恐嚇取財多少財物?)我總
共損失五千元左右」、「(甲○○是否為……持刀恐嚇你取出財
物之人?)是的沒錯」、「(歹徒恐嚇你於交出財物時與你的距
離多遠?)他與我距離約0.五公尺左右」(偵字第一一八二一
號卷第二十七頁至第二十八頁、第三十頁);檢察官
乃以上訴人
此部分係涉犯恐嚇取財罪嫌移送第一審法院
另案併案審理,亦有
移送
併辦意旨書
可稽(同上卷第六十六頁至第六十七頁),
嗣被
害人於案發後一年之九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檢察官偵查中則指訴
:「他距離我不到十公分,他拿著水果刀,抵住我腹部」(偵字
第三三二七號卷第十六頁)。依上,被害人二次警詢筆錄均係記
載「恐嚇取財」、「恐嚇」,均無「歹徒拿出刀抵住腹部」,或
「強盜」之記載。
按警員係執
法人員,對於「恐嚇取財」或「強
盜」應能分辨,何以被害人二次之警詢筆錄均記載「恐嚇取財」
,究係被害人未提及?抑或漏未記載?實情如何?攸關上訴人應
負之罪責,自應釐清,原判決未深入究明,遽行判決,自有違誤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
顯有不
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
證據;另被告以外之人於
檢察事務官、
司
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
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
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之二分別定有
明文。所謂「顯有不可信性」、「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係
指陳述是否出於供述者之真意、有無違法取供情事之信用性而言
,故應就偵查或調查筆錄製作之原因、過程及其功能等加以觀察
其信用性,據以判斷。原判決於理由欄二、一說明:「證人許家
儂、張建邦、徐聖鈞分別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固屬審判外之
陳述,惟其等業於原審或本院(指第一審及原審)依證人地位到
庭,依法
具結陳述後經檢辯
詰問,已賦予被告及辯護人
對質詰問
權,並踐行合法之
調查程序,是本件證人許家儂、張建邦、徐聖
鈞上開供述,應有
證據能力而得作為本院判決之基礎」(原判決
正本第二頁)。即以上開證人業於審判中到庭經詰問為由,推認
其等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有證據能力,顯非
適法。綜上,應認
原判決仍有撤銷發回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六 年 八 月 三十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官 林 永 茂
法官 洪 文 章
法官 蘇 振 堂
法官 蕭 仰 歸
法官 何 菁 莪
本件正本證明與
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九十六 年 九 月 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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