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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二六三六號 上　訴　人　甲○○ 上列上訴人因誣告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三 月二十五日第二審判決（九十六年度上訴字第九六一號，起訴案 號：台灣台北地方法院九十四年度聲判字第四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 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 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 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 駁回。本件上訴人甲○○上訴意旨略稱：㈠高德柏既為富達投資 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富達投顧公司）之負責人，自應承擔公司法 、證券交易法關於公司負責人之法律責任，原判決認高德柏雖任 富達投顧公司之法定代表人，然就公司事務之處理，亦無可能事 事參與，因而免除高德柏依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應負之公司負責 人責任，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㈡台灣台北地方法院九十四年 度聲判字第四號交付審判裁定記載：告訴意旨略以：趙迎九於民 國九十二年六月二日提起自訴，……，由上訴人於自訴狀上簽名 並遞送，……，趙迎九所提自訴案之遞狀、代理出庭及蒞庭陳述 ，上訴人均參與其事，上訴人明知趙迎九所提起之刑事自訴，… …，仍代為遞狀，……，上訴人與趙迎九……仍故意共同捏造不 實事項。原判決無視該裁定載明上訴人無偽造文書罪嫌，僅憑趙 迎九臨訟翻供，遽論上訴人偽造文書罪刑，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 法。㈢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於九十六年三月二日提出 之上訴書，略以：上訴人提起自訴指稱告訴人高德柏寄發富達投 顧公司投資人須知手冊之行為，使包括趙迎九之投資大眾誤認該 手冊記載內容之真實性，致投資基金陷於錯誤，足生損害於公眾 及他人之可能，因認高德柏所為，涉犯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一條、 第一百七十一條之詐欺罪嫌，並非無稽，尚難認係完全出於憑空 捏造，應不構成誣告犯行等語。再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九十三年 度上聲議字第四四六九號亦明載：原自訴狀所指投資大眾依字面 上解釋，本來就無法單就上訴人部分予以切割分離，上訴人自訴 事實係包括合而為一，自難將自訴事實一分為二，獨就其部分認 為故為虛妄誣陷，……，原檢察官所認高德柏客觀上確有在上訴 人離職後，仍將載有上訴人為證券分析人等資訊之投資人須知手 冊寄送投資人等事實，有不起訴處分書可佐，即難謂上訴人自訴 之犯罪事實係屬完全出於憑空捏造，從而認所自訴尚非全然無因 ，並不能遽指原檢察官根本未針對告訴狀事實為審酌。至高德柏 寄送行為完成後，究有何人足以陷於錯誤之可能，係屬對於法律 構成要件判斷之問題，尚不能責以上訴人所訴一有未合，即以誣 告罪相繩。足見依卷證資料，不足以認定上訴人犯罪，原審未有 新事證，逕認上訴人有本件誣告犯行，有證據理由矛盾之違法。 ㈣上訴人自訴狀係記載：趙迎九於九十年十一月一日收到高德柏 寄來之投資人須知手冊，並決定繼續購買手冊內記載之富達歐洲 基金及歐小基金，……，使投資大眾包括趙迎九誤認手冊記載內 容之真實性，投資基金陷於錯誤，顯足生損害於公眾及他人之可 能。而高德柏自承趙迎九於九十年十一月一日收到投資人須知手 冊，此部分確屬真實。原判決片面指摘「上訴人並決定繼續購買 手冊內記載之富達歐洲基金及歐小基金」，認自訴內容全部與事 實不符，遽論上訴人誣告罪刑，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㈤上訴 人業已提出富達投顧公司員工手冊、會議紀錄，郵局存證信函及 聲請傳訊證人吳世勛、黃思國、周威宇、詹長峰、王可華、倪維 等證據，證明高德柏於上訴人離職後，仍將載有上訴人為證券分 析人等資訊之投資人須知手冊寄送與投資人之事實，上訴人並無 虛構高德柏犯罪之誣告犯行，原審未詳加調查，有應於審判期日 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㈥上訴人素無前科，並須撫養高 齡母親及稚子，原判決論處有期徒刑四月，卻未諭知緩刑或易科 罰金，處罰顯有過重云云。 惟查原判決依憑上訴人不利於己之部分自白，共同被告趙迎九（ 業經判決無罪確定）於第一審之供述、上訴人於九十二年六月二 日以趙迎九名義撰寫之自訴狀、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北市勞二字第 ０九四三七九九三八００號函文檢送相關資料、富達投顧公司寄 發予趙迎九之信封封面影本、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一年 度偵字第一五三三號不起訴處分書、趙迎九之購買基金扣款存摺 、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二次投資日盛國際商業銀行指定用途信 託基金對帳單、台灣台北地方法院九十一年訴字第四八號民事判 決、委任狀及民事聲請狀等件、如原判決附表一（下稱附表一） 所示之各該書狀等證據，資以認定上訴人有原判決事實欄所記載 之犯罪事實。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 依修正前刑法牽連犯、連續犯規定，從一重論處上訴人意圖他人 受刑事處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罪刑（處有期徒刑八月，減為有 期徒刑四月），併為從刑之諭知，已詳述其所依憑之證據及認定 之理由。對於上訴人辯稱：自訴狀上所寫內容均是事實，並非虛 構，且其為趙迎九之配偶，自可以趙迎九名義提起訴訟云云。經 綜合調查證據之結果，認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分別在判決內 詳予指駁，並說明其證據取捨及判斷之理由。又⑴九十一年十一 月間富達投顧公司寄送趙迎九之投資人須知手冊上縱仍將已離職 之上訴人之姓名及證書字號列名其上，然該手冊係依八十九年十 一月製之版本為印製，為上訴人所不爭，顯見此誤植當係該公司 一時疏失所致。而富達投顧公司具相當規模，受僱職員甚多，就 該公司之各項例行事務之處理，亦係分層負責，高德柏雖擔任該 公司之法定代表人，衡情就該公司之事務處理，亦無事事參與之 可能。且上訴人曾任職該公司，就該公司營運細節更無不知之理 。再上訴人除先後就離職爭議多次於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台北簡易 庭及民事庭提起多件小額及民事訴訟，並於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及 原審就其所提出之各該民事訴訟予以駁回後，更執富達投顧公司 發送予趙迎九之投資人須知手冊上有誤植之疏失，改以趙迎九為 自訴人，虛構趙迎九不知上訴人業已由富達投顧公司離職之事， 及一般投資大眾包括趙迎九均將遭該公司負責人高德柏施用詐術 詐欺之不實情事，而向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提出刑事自訴等情以觀 ，上訴人有藉富達投顧公司手冊誤載一事使高德柏受刑事處分之 誣告意圖甚明。⑵附表一所示之書狀上「趙迎九」之署名及印文 均為上訴人所為之事實，為上訴人所供承在卷。然趙迎九對此並 不知情，亦未授權上訴人為之，亦經趙迎九供證屬實，並有如附 表一所示之各該書狀在卷足憑，復經原審調取如附表一所示之民 事及刑事案卷核閱屬實。而趙迎九於第一審供稱：印章都放在家 中抽屜內，抽屜並未上鎖等語。足證上訴人確實未經趙迎九同意 ，即分別於如附表一編號㈠、㈡所示之書狀上，偽簽趙迎九署押 ；又先後於如附表一編號㈢至㈨所示之書狀上盜蓋趙迎九印章之 行為，要屬無疑，亦分別在判決理由內加以說明。原判決所為論 述，核與卷證資料相符，從形式上觀察，並無足以影響判決結果 之違背法令之情形。按㈠認事採證、證據之取捨及證據證明力之 判斷，俱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苟無違背證據法則，自不能指為 違法。本件原審綜合上訴人不利於己之部分自白，共同被告趙迎 九之供述，斟酌其他證據，認定上訴人有本件之犯罪事實。對於 上訴人辯解，認不足採，已分別在判決內詳述其認事採證、證據 取捨及判斷之理由，核與證據法則並無違背，為其職權之適法行 使，揆之上開說明，自不能指為違法。上訴意旨㈠㈡置原判決已 說明之事項或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自非 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㈡為制衡檢察官起訴裁量權，除檢察機 關設有再議之內部監督機制外，宜有檢察機關以外之監督機制， 以保障人民訴訟權，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八條之一至第二百五 十八條之四定有交付審判之規定，即告訴人就不起訴處分聲請再 議，經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駁回再議者，得向法院 聲請交付審判，亦即賦予法院審查不起訴處分當否之權利，經法 院裁定交付審判者，案件視為已提起公訴，先前之不起訴處分因 而失其效力，法院自得依卷內證據資料以為審認。上訴意旨㈢以 原判決認定與不起訴處分記載不符，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自無 可採。㈢刑法上之誣告罪，不限於所告事實全屬虛偽時，始能成 立，倘所告事實之一部分係出於故意虛構，仍不得謂非誣告（本 院二十二年上字第六六二號判例參照）。且誣告罪之成立，主觀 上須申告者意圖使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明知為虛偽之事實向 有權為刑事或懲戒處分之公務員為申告。客觀上，如其申告之事 實有使他人有因而受刑事或懲戒處分之危險者，即為相當。是以 ，上開判例所稱「事實之一部分係出於故意虛構」，應指該部分 事實，客觀上有使受申告人受刑事追訴或懲戒處分之危險而言。 本件上訴人自訴狀記載：「趙迎九於九十年十一月一日收到高德 柏寄來之投資人須知手冊，並決定繼續購買手冊內記載之富達歐 洲基金及歐小基金，……，使投資大眾包括趙迎九誤認手冊記載 內容之真實性，投資基金陷於錯誤，顯足生損害於公眾及他人之 可能等語」。然趙迎九於八十九年間即以定期定額方式投資購買 富達投顧公司之富達歐洲基金及歐小基金迄今多年，期間並無中 斷，並非於九十年十一月間收受上開投資人須知手冊始投資購買 富達投顧公司上開二基金。上訴人自訴狀所指趙迎九於九十年十 一月一日收到高德柏寄來之投資人須知手冊之事，縱屬實情，然 上訴人虛構趙迎九於九十年十一月一日收到高德柏寄來之投資人 須知手冊，因而陷於錯誤，始決定繼續購買手冊內記載之富達歐 洲基金及歐小基金之事實，客觀上自有使高德柏受刑事追訴之危 險，原判決據以論處上訴人誣告罪刑，於法無違，上訴意旨㈣所 指，尚有誤會。㈣刑事訴訟法所稱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 ，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 而言，故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其證據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 ，具有關聯性，得據以推翻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而為不同之認 定，若僅枝節性問題，或所證明之事項已臻明確，或就同一證據 再度聲請調查，自均欠缺調查之必要性，原審未為無益之調查， 並無違法之可言。原判決於理由內說明上訴人於原審聲請傳喚證 人⑴吳世勛、黃思國、周威宇、詹長峰、王可華、倪雄；⑵調查 員工手冊、會議紀錄、上訴人九十年十一月間寄給高德柏之函文 、九十五年六月刑事告訴補充理由狀等節，經審酌後，或事證已 明或與本案無涉而無從援為上訴人有利之證據，認均無傳喚或調 查之必要，經核並無不合，自無上訴意旨㈤所指應於審判期日調 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㈤量刑之輕重及諭知緩刑，均屬事 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 並已斟酌刑法第五十七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即 不得遽指為違法。又緩刑之宣告除應具備一定之要件外，並須有 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當事人亦不得以原審未諭知緩刑而指為 違背法令。原判決業已審酌上訴人與富達投顧公司高德柏間因勞 資糾紛，而為本件犯行，並參酌其智識程度、犯罪之手段、所生 危害，及犯後態度，量處有期徒刑八月，減為有期徒刑四月。原 判決所為量刑及未諭知上訴人緩刑，既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 ，或濫用其權限，核屬原審認事用法職權之適法行使。至本件上 訴人所犯之誣告罪，最重本刑係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核於刑法第 四十一條得易科罰金之規定不符，依法自不得諭知易科罰金。上 訴意旨㈥所指，顯非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之適法上訴第三審之 理由。上訴意旨所指各節，或為單純事實之爭執，或於原判決之 主旨不生影響之事項任意指摘，或原審已加審酌、論斷，屬原審 得本於職權裁量之事項，已於判決內詳述其認事採證及證據取捨 、判斷之理由，為其職權之適法行使，或事證已臻明確並無再為 傳訊調查必要之裁量事項，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 違法情形，均不相適合，應認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 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九 年 四 月 二十九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官 黃 一 鑫 法官 張 春 福 法官 林 勤 純 法官 李 錦 樑 法官 陳 國 文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九十九 年 五 月 五 日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