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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5 年度簡字第 29 號判決
裁判日期:
民國 106 年 03 月 21 日
裁判案由:
綜合所得稅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判決      105年度簡字第29號 原   告 黃偉文 訴訟代理人 陳昱嵐律師       王健安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代 表 人 王綉忠 訴訟代理人 陳立瑩 上列當事人間綜合所得稅及罰鍰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 105 年2 月2 日台財法字第10413973320 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 訴訟,本院於民國106年2 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本件原告起訴時,被告代表人原為李慶華,嗣先 後變更為吳英世、王綉忠,已據被告分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 在卷,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事實概要: 原告民國95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漏報取自安普新股份 有限公司(下簡稱安普新公司)之營利所得新臺幣(以下同 )210 萬5,635 元,經財政部中區國稅局(下稱中區國稅局 )查獲,通報原處分機關即被告(下稱被告)審理違章成立 ,併同原告漏報其本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之營利及利息所 得計6 萬3,883 元,歸課核認原告綜合所得總額288 萬3,34 6 元,補徵應納稅額25萬1,970 元,並處罰鍰計11萬9,182 元。原告不服依序提起申請復查、訴願均遭駁回。原告仍未 甘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原處分認事用法,顯有違誤應予撤銷。本件兩造爭點整理如 下:㈠香港益卓公司是否為安普新公司虛設之紙上公司?㈡ 被告將BVI 公司轉投資香港益卓公司所分派之盈餘,「擬制 」為安普新公司分派盈餘予原告之營利所得,並對原告補稅 之處分,是否合法?㈢被告對原告罰鍰之處分,是否合法? 茲詳述如下: 補稅處分部分: ㈠被告認定「香港益卓公司為安普新公司虛設的紙上公司」, 涉及租稅規避云云,顯與客觀事實及證據不符: 按「納稅義務人基於獲得租稅利益,違背稅法之立法目的, 濫用法律形式,規避租稅構成要件之該當,以達成與交易常 規相當之經濟效果,為租稅規避」,「前項租稅規避及第二 項課徵租稅構成要件事實之認定,稅捐稽徵機關就其事實有 舉證之責任」,分別為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1 第3 項、第4 項所明定。是被告應就「香港益卓公司為安普新公司虛設的 紙上公司」之待證事實負舉證責任。爰將原處分之認定與客 觀事實不符之處,彙整如下: ⒈就公司設立時點論之: ⑴香港益卓公司係於86年核准設立,而安普新公司係於87年7 月2 日始設立,香港益卓公司設立既早於安普新公司,則安 普新公司在香港益卓公司設立時,根本尚未成立,法人格並 不存在,豈可能係由「設立在後」的安普新公司去虛偽設立 「香港益卓公司」?足見原處分認事用法均有違誤。至少, 對於設立香港益卓公司「主體」之認定,顯然錯誤。 ⑵況香港益卓公司更於96年間即主動於香港申請註銷登記,若 香港益卓公司係為規避租稅而設立,則香港益卓公司何來自 行撤銷登記之實益?是由香港益卓公司與安普新公司設立時 間點、暨香港益卓公司申請註銷登記時間點可知,本件根本 無任何租稅規避意圖存在,不符合租稅規避之要件。 ⒉就股東組成而言: ⑴香港益卓公司與安普新公司股東成員本不相同。安普新公司 股東成員自93年7 月起,始與持有香港益卓公司99%股份之 BVI 公司相同。 ⑵被告認定「香港益卓公司」是安普新公司設立之虛設紙上公 司,兩者法人格同一云云,惟兩家公司股東自始並不相同, 自無香港益卓公司自創立時起,即為紙上公司之疑慮。是被 告應就「香港益卓公司」何時「轉變為紙上公司」之事實, 負舉證責任。 ⒊由香港益卓公司營運而言: ⑴香港益卓公司於86年設立時,當時我國禁止直接對大陸進行 投資,原告始集合相關供應鏈廠商,藉由間接投資大陸,於 香港設立益卓公司,並以「來料加工」之方式,投資大陸東 莞大朗益卓工廠(工廠組織,無法人格)。此為當時法令禁 止直接投資大陸,普遍採取之經營模式,有當時相關新聞資 料可茲證明。 ⑵查香港益卓公司以來料加工方式營運大陸大朗益卓工廠,且 大陸大朗益卓工廠之費用均實際由香港益卓公司支應。而客 戶向大陸大朗益卓工廠訂購貨物,費用均給付至香港益卓公 司設於第一銀行香港分行帳戶,香港益卓公司訂購原料,亦 由該公司之帳戶支付。 ⑶基上,香港益卓公司既以「來料加工」方式對於大陸東莞大 朗益卓工廠進行投資,其主要生產及銷售活動均在大陸進行 ,然其產品及機器設備之產權均屬於香港益卓公司,故香港 益卓公司之實際營運,僅須有帳戶活動即可,並無任何濫用 法律形式或不符商業常規情事。 ⑷此外,香港益卓公司開設於第一商業銀行香港分行帳號,其 聯絡地址為香港上環文咸東街78號華東商業大廈12樓,並由 華興商務代理有限公司負責代收轉送信件。足見香港益卓公 司係擁有自身營業事項,並實際進行營運者,被告貿然指摘 其屬紙上公司,核與事實有間。 ⒋被告誤認香港益卓公司為紙上公司,方對原告及安普新公司 投資模式產生誤解,茲就此部分說明如下: ⑴安普新公司之負責人及大股東係86年到香港,成立第三人「 香港益卓公司」,以「來料加工」模式進入大陸,投資經營 大陸大朗益卓工廠。後為避免政治風險,遂於92年在原有投 資架構上,再架一層BVI 公司。嗣因「香港益卓公司投資之 大陸大朗益卓工廠,在大陸經營有成,自93年起即委由蔡松 棋會計師團隊,輔導回台上市。 ⑵惟依當時法令規定,回台上市須以台灣公司掛牌,才可為之 ,故香港益卓公司方選定關係企業(董事長相同)之安普新 公司作為回台上市之主體,並為配合回台上市之需求,陸續 進行股東成員、持股比例、業務整合等調整,並由蔡松棋會 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進行查核後,出具94、95年財務 簽證報告,更足證香港益卓公司乃具有獨立業務之實質營運 公司,與安普新公司係屬不同主體。依最高行政法院100 年 度判字第724 號判決意旨及稅法學者柯格鐘教授主張:稅捐 機關在沒有客觀、確實可信的證據資料,得以證明會計師財 務簽證報告係屬虛偽造假時,則會計師查核報告原則上應可 採信。 ⑶查香港益卓公司確實於93年2 月28日與蔡松棋會計師簽訂輔 導上市契約,而蔡會計師親自了解香港益卓公司之經營狀況 與後續規畫後,方依一般公認審計準則進行查核後出具94、 95年財務簽證報告,足證安普新公司與香港益卓公司在組織 上法律地位、經營方式均係獨立為之,自不得謂香港益卓公 司係紙上公司。 ⑷況香港益卓公司因配合回台上市計畫,已經整帳完成,並將 業務移轉至安普新公司,遂於97年3 月20日正式將香港益卓 公司撤銷登記。足見香港益卓公司並非「為規避營利事業所 得稅及股東個人營利所得」而設,否則豈有自行解散、撤銷 登記之可能?是原處分認事用法謬誤,且不符經驗法則。被 告並未舉證原告有任何該當於「租稅規避」要件之行為,本 件自無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1 之適用。 ㈡香港益卓設立係依法令行為,自非屬濫用法律形式之非常規 交易: ⒈按「臺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非經主管機關 許可,不得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或與大陸地區 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從事商業行為」、「前二項許 可辦法,由有關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發布之」 ,「違反第35條第1 項規定從事投資、技術合作或商業行為 者,處1 百萬元以上5 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命其停止投 資、技術合作或商業行為;逾期不停止者,得連續處罰」, 分別為86年4 月18日修正公佈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 係條例(下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35條第1 項、第3 項及 同法第86條第1 項所明定。是依行為時法律規定,赴大陸投 資應經過許可,否則即屬於違法行為而應受處罰。而依上開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35條第3 項授權,主管機關經濟部特此 訂定「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以為規範 。又依該許可辦法第4 條條第1 項、第2 項規定,如欲取得 赴大陸投資之許可,「應」經由在第三地投資設立之公司、 事業為之,方屬適法。 ⒉承上,本件香港益卓公司創立之目的,係為遵循當時法令規 範,赴大陸進行來料加工之投資行為,則不但其設立與安普 新公司無涉已如前述,更顯非「濫用法律形式之非常規交易 行為」,亦與租稅規避之要件不符。又被告迄今除未就租稅 規避要件舉證證明;更從未說明原告究竟違反何項稅法目的 ?所獲得租稅利益何在?且被告所提證據資料均不足以證明 安普新公司涉有租稅規避行為,且均係在92年以後之資料, 顯然係源於香港益卓公司為回台上市所為必要帳目整併、業 務移轉行為。 ⒊查蔡松棋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進行查核後出具94、 95年財務簽證報告足以證實安普新公司與香港益卓公司之組 織上法律地位、經營方式均係獨立為之,其股東組成亦均不 同,係為依當時法令規定回台上市,方進行業務移轉等安排 。至於,安普新公司與香港益卓公司因存在「關係企業」之 關係,故安普新公司及會計師事務所亦分別出具94及95年度 之移轉定價報告,依法提出申報在案。綜上所述,本件被告 未能證明安普新公司涉有租稅規避行為,且其所提證據亦僅 係為回台上市所為之業務移轉安排,與租稅規避無涉甚明。 ㈢原處分以香港益卓公司95年度有分派盈餘予BVI 公司,即擬 制臺灣安普新有分配盈餘予原告而有營利所得,乃逸脫營利 所得課稅之範圍,創設租稅客體,有違租稅法律原則之適用 : ⒈按:「憲法第19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係指國 家課人民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人民減免稅捐之優惠時, 應就租稅主體、租稅客體、稅基、稅率等租稅構成要件,以 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定之,迭經本院闡釋在案」,釋 字第620 號解釋揭示在案,是租稅客體應以法律明文規範之 方得為課稅。雖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1 第1 項規定:「涉及 租稅事項之法律,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依各 該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 則為之」,明文將實質課稅原則規範為法律解釋之方法。然 觀諸德國學說於實質課稅原則之適用,亦僅限於法律文義解 釋可能之範圍,除非判斷此屬立法者有意保留的法外空間。 又稅捐稽徵機關以擬制方法變更課稅客體,學者亦認因擬制 是一種法律規定,屬法律保留事項,行政機關以認定事實的 行政規則直接形成擬制的效果將有違法律保留原則。依舉重 以明輕原則,如以行政處分直接擬制課稅事實,亦有違反租 稅法律主義(法律保留原則)之問題。 ⒉本件應適用所得稅法第8 條之規定:「依中華民國公司法規 定設立登記成立之公司,或經中華民國政府認許在中華民國 境內營業之外國公司所分配之股利」,中國民國來源營利所 得之課稅僅限由中華民國設立之公司所分配之盈餘方屬之, 此乃課稅權管轄之當然解釋,自無逸脫法律而對中華民國境 外公司分配之盈餘認定得以課徵營利所得之可能。如稅捐稽 徵機關認定國外公司所分配之盈餘應為課稅,應有法律明文 之規定,否則即有違租稅法律主義。 ⒊再者,雖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1 第2 項規定:「實質課稅原 則應於認定事實時以經濟事實關係及所生經濟利益之歸屬與 享有為依據」,此為實質課稅原則於事實認定之規範。然於 本件之適用,香港益卓所分派之盈餘,形式上歸屬者為BVI 公司,或可認為其實質上歸屬者為原告(因其為BVI 公司之 股東),然原告所獲致分派之盈餘仍屬境外香港益卓公司所 分派,如何可依實質課稅原則推論出原告有營利所得之結論 ?承上,本件於實質課稅之原則,無論從法律解釋及事實認 定層面,都無法得出原告有獲得營利所得之結論。然原處分 乃先將香港益卓公司95年之營業收入,「擬制」為安普新公 司之收入,顯有違誤。 ⒋尤有甚者,原處分再將香港益卓公司分派之盈餘,「再擬制 」為臺灣安普新所分派之盈餘。此種雙重擬制的結果,全面 否認香港益卓公司之法人格,而將香港益卓公司之行為全數 擬制為臺灣安普新的行為,無視於香港益卓公司境外公司之 身份直接認定系爭盈餘為中國民國來源之營利所得,顯然已 違反所得稅法第8 條對於境內公司所可能窮盡之法律上文義 。 ⒌倘可將外國公司,擬制為中華民國境內之公司,則租稅客體 何須法律明文規定?被告豈不形同可恣意將外國公司擬制為 中華民國境內公司而認為此外國公司分配之盈餘為中華民國 來源之營利所得?此效果等同創設法律所無之課稅客體,將 發生無法預見之結果,違反租稅法律主義甚明。 ㈣被告針對香港益卓公司營業收入部分,對安普新公司課徵營 所稅後,又認定此筆所得未分配須加徵10% 所得稅;卻於本 件又擬制安普新公司已分配盈餘而課徵原告綜合所得得,顯 有違誤: ⒈被告針對香港益卓公司95年度之營業收入,擬制為安普新公 司之營業收入,對其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後,又另以處分( 下稱前揭處分)認定此筆所得未於隔年度分配,而加徵10% 之未分配盈餘所得稅。顯見被告係將香港益卓公司之營業收 入擬制為臺灣安普新收入,又因此為擬制之盈餘,現實上當 然不可能分配,故課徵10% 之未分配盈餘所得稅。 ⒉既然現實上此筆盈餘不可能分配,何來本件將盈餘擬制分配 予原告可課徵綜合所得稅之合法性與正當性?顯見本件營利 所得之擬制分配即與前揭處分之事實互相矛盾,邏輯互斥。 被告恣意解讀所得稅的實現時點,更於不同處分做不同認定 ,顯係違法至明。 ㈤基於所得稅法兩稅合一之規定,營利事業繳納之所得稅,於 股東實現股利應繳納所得稅時,得由股東可扣抵帳戶中予以 扣抵。然原處分以擬制安普新公司有分配原告盈餘,使原告 本應享有之股東可扣抵稅額之抵稅權事實上完全無法實現, 顯有違兩稅合一之現制: ⒈按所謂「股東可扣抵稅額」,係指股東於營利事業分配屬87 年度或以後年度之盈餘時,所獲得因營利事業繳納營利事業 所得稅而產生之扣抵稅額,得用於扣抵股東之應納綜合所得 稅額,此為我國87年度起所得稅改採兩稅合一制度下,避免 營利事業所得稅及綜合所得稅重複課徵所為之立法。是該「 股東可扣抵稅額」係於營利事業分派盈餘時,以股東應分配 之盈餘淨額,乘以「稅額扣抵比率」而計算出(股東可扣抵 稅額=盈餘淨額×稅額扣抵比率)。而「稅額扣抵比率」, 為「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累積未分配盈餘帳戶餘額」 (所得稅法第66條之6 規定參照)。 ⒉又所得稅法第66條之6 第2 項規定,針對該「稅額扣抵比率 」有設定上限規定,亦即如「稅額扣抵比率」超過比率上限 者,則應以比率上限為準,計算「股東可扣抵稅額」。其中 ,針對一般未加計「累積未分配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稅」 者之稅額扣抵比率上限設為百分之三三‧三三,其立法理由 為:「現行營利事業所得稅最高名目稅率為二五﹪,即每七 十五元之稅後盈餘已繳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最高為二十五元 ,故累積未分配盈餘均未加徵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稅者, 其分配盈餘之可扣抵稅額占分配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之比率 最高應為七十五分之二十五,即扣抵比率三三‧三三﹪;… …」。 ⒊由此可知,股東可扣抵稅額比率上限之立法目的,乃為限制 當年度繳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應於當年度將營利事業所得 稅繳納所生之股東可扣抵稅額,於當年度盈餘分配時一併分 配予股東,而使股東申報當年度之所得稅時得以扣抵。換言 之,如當年度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產生之股東可扣抵稅額, 未於當年度分配給股東,而係於次年度以後方計入,將因前 述「稅額扣抵比率」上限之限制,稅額扣抵比率將有極大可 能超過上限比率(除非當年度有退稅而自股東可扣抵稅額帳 戶減除,但此乃極端例外之情況),其超限的結果即為:當 年度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所生之股東可扣抵稅額,無法在往 後年度分配予股東並於股東繳納綜合所得稅時扣抵。 ⒋再遑論股東可扣抵比率為「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累積 未分配盈餘帳戶餘額」,累積未分配盈餘帳戶餘額乃財務會 計上之帳上實際數額。是本件安普新公司需繳納之95年度營 利事業所得稅,乃被告於所得稅核課時,擬制香港益卓營業 收入為安普新公司營業收入之結果,實則臺灣安普新之財務 會計帳上並無該筆營業收入,自無從產生本期淨利並歸入未 分配盈餘帳戶餘額。從而,被告狡稱原告可於嗣後年度再行 扣抵云云,顯係刻意罔顧財會運作實務之不實說詞,蓋安普 新公司95年度之股東可扣抵稅額,實際上將因可扣抵稅額比 率超出所得稅法第66條之6 第2 項法定上限,而根本無法於 其後年度予以分配、扣抵。 ⒌尤有進者,股東獲得可扣抵稅額之前提,必須公司有盈餘可 分配。然安普新公司繳納95年度營所稅所源自之該筆所得, 乃被告所擬制,故臺灣安普新實際尚無相對應之盈餘可供分 配,則在「股東可扣抵稅額=盈餘淨額×稅額扣抵比率」之 情形下,無盈餘自無股利憑單可將股東可扣抵稅額一併分配 予股東。 ⒍綜上所述,原處分未慮及「理論上」將香港益卓公司之營業 收入擬制為安普新公司所有,並課予營利事業所得稅,將會 造成實際上該營利事業所得稅相應之「股東可扣抵稅額」, 終局無法在股東繳納綜合所得稅時予以扣抵,而完全悖離「 兩稅合一」法規範體系之重複課稅違法結果。因此,原處分 只有可能在課徵原告95年綜合所得稅時,透過行政指導、發 函命安普新公司陳述意見等正當法律程序,方有可能杜絕此 不法之外溢結果產生。詎原處分竟未將95年度營利事業所得 稅所生股東可扣抵稅額扣除,顯然違法應予撤銷。 罰鍰處分部分: ㈠本件租稅規避行為安排之「行為人」並非原告,自非得以原 告為處罰之對象: 本件原處分指摘本件違章事實應係安普新公司藉由境外紙上 公司,分散營業所得以規避稅賦云云。是縱然假設本件存有 原處分指摘之「違章行為」,然該違章行為人自應係安普新 公司,而原告在安普新公司為上述交易安排情況下,對於香 港益卓公司分配之盈餘,應據以申報我國之綜合所得稅,可 謂毫無期待可能性。故被告認定本件有租稅規避行為導致漏 稅結果,自應就租稅規避之行為人進行裁罰,而非對原告進 行裁罰。 ㈡本件同時處罰安普新公司與原告,業已違反一行為不二罰之 法治國原則,原處分自應撤銷: ⒈按「納稅義務人違反作為義務而被處行為罰,僅須其有違反 作為義務之行為即應受處罰;而逃漏稅捐之被處漏稅罰者, 則須具有處罰法定要件之漏稅事實方得為之。二者處罰目的 及處罰要件雖不相同,惟其行為如同時符合行為罰及漏稅罰 之處罰要件時,除處罰之性質與種類不同,必須採用不同之 處罰方法或手段,以達行政目的所必要者外,不得重複處罰 ,乃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之基本原則。是違反作為義務之行為 ,同時構成漏稅行為之一部或係漏稅行為之方法而處罰種類 相同者,如從其一重處罰已足達成行政目的時,即不得再就 其他行為併予處罰,始符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違 反租稅義務之行為,涉及數處罰規定時可否併合處罰,因行 為之態樣、處罰之種類及處罰之目的不同而有異,如係實質 上之數行為違反數法條而處罰結果不一者,其得併合處罰, 固不待言。惟納稅義務人對於同一違反租稅義務之行為,同 時符合行為罰及漏稅罰之處罰要件者,例如營利事業依法律 規定應給與他人憑證而未給與,致短報或漏報銷售額者,就 納稅義務人違反作為義務而被處行為罰與因逃漏稅捐而被處 漏稅罰而言,其處罰目的及處罰要件,雖有不同,前者係以 有違反作為義務之行為即應受處罰,後者則須有處罰法定要 件之漏稅事實始屬相當,除二者處罰之性質與種類不同,例 如一為罰鍰、一為沒入,或一為罰鍰、一為停止營業處分等 情形,必須採用不同方法而為併合處罰,以達行政目的所必 要者外,不得重複處罰,乃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之基本原則」 ,為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503 號解釋所揭示一行為不二罰之 法治國基本原則。 ⒉查原告並無租稅規避行為,自無漏稅結果之發生,均已詳述 如前,自不應予以處罰。被告先將香港益卓公司之營業額「 擬制」為安普新公司所有,而對安普新公司補徵營利事業所 得稅並處以罰鍰;嗣又再將香港益卓公司發放予原告之盈餘 ,「再擬制」為來自安普新公司所發放之中華民國來源所得 ,並對原告補徵綜合所得稅並處以罰鍰。可見被告乃就同一 客觀事實( 香港益卓公司之盈餘) 作成雙重擬制,再分別對 安普新公司及原告處以罰鍰,顯然構成違反一事不二罰之不 法! ⒊此外,縱使本件確實存在藉由海外紙上公司進行之租稅規避 行為及漏稅結果(假設語氣,原告否認之),然本件事實上 安排香港益卓與安普新公司間交易安排者,既係安普新公司 ,而此漏稅結果亦已於營利事業所得稅追徵時予以評價,自 不得對於各股東(包括原告)在內,再行重複處罰。 ㈢原告「無從預見」取自香港益卓公司之盈餘,遭「擬制」為 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自無漏稅之故意與過失,原處分之罰鍰 部分顯然違反「明確性原則」與「禁止重複擬制原則」: ⒈按國家之行政行為應符合明確性原則,確保依法行政之原則 ,以保障人民權益,提高行政效能,增進人民對行政之信賴 。所謂「明確性原則」係指行政行為應有預見可能性、衡量 可能性及審查可能性,使人民有所預見與遵循,此即行政程 序法第5 條明文「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之意旨所在。次 按,行政罰法第7 條第1 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 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⒉綜上可知,即便稽徵機關以實質課稅為由,將客觀上非應稅 之事實擬制為應稅者,並據以「補稅」,仍不得再進以擬制 而來之事實作為處罰依據,蓋納稅義務人就擬制之事實欠缺 可預見性,不具違章之故意與過失,且此等擬制而來之處罰 ,亦欠缺明確性,無從使人民事先遵循。因此,學者李惠宗 教授乃主張「禁止重複擬制原則」,亦即擬制之應稅事實, 不得與實質課稅原則併用,而作為處罰之依據,因擬制之法 律效果僅止於課稅事實爾,不得進一步作為裁處漏稅罰的依 據。 ⒊末查,被告將香港益卓公司95年度財簽報告損益表中之營業 收入,折算為新台幣後,「擬制」為安普新公司之營業收入 ;復將香港益卓公司於95年11月透過香港之銀行發放予原告 之盈餘,「再擬制」為原告之中華民國來源所得後,除對原 告在內各股東補徵綜合所得稅,又另行以擬制之事實為基礎 作成裁罰,顯然違反「禁止重複擬制原則」,亦與明確性原 則、行政罰法之相關規定不符。 並聲明:1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含復查決定)均撤銷。2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答辯略以: 補稅部分: ㈠按「涉及租稅事項之法律,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 神,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 之公平原則為之。稅捐稽徵機關認定課徵租稅之構成要件事 實時,應以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其所生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 與享有為依據」,為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1 第1 項及第2 項 所明定。次按,「個人之綜合所得總額,以其全年下列各類 所得合併計算之:第一類:營利所得:公司股東所獲分配之 股利總額。」為行為時所得稅法第14條第1 項第1 類前段所 規定。 ㈡又租稅法所重視者,應為足以表徵納稅能力之經濟事實,而 非其外觀之法律行為,故在解釋適用稅法時,所應根據者為 經濟事實,不僅止於形式上之公平,應就實質上經濟利益之 享受者予以課稅,始符實質課稅及公平課稅之原則。又有關 課徵租稅構成要件事實之判斷及認定,亦應以其實質上經濟 事實關係及所產生之實質經濟利益為準,而非以形式外觀為 準,否則勢將造成鼓勵投機或規避稅法之適用,無以實現租 稅公平之基本理念及要求。復因課稅對象之經濟活動複雜, 難以法律加以完整規定,故為實現衡量個人租稅負擔能力而 課徵租稅之租稅公平主義,並防止規避租稅而確保租稅之徵 收,在租稅法之解釋及課稅構成要件之認定上,如發生法律 形式、名義或外觀與真實之事實、實態或經濟負擔有所不同 時,則租稅之課徵基礎,應著重於事實上存在之實質,此為 租稅法學通稱之實質課稅原則之意涵。爰此,對於在經濟實 質上已具備課稅構成要件者,雖行為人蓄意使外在之外觀或 形式不具備課稅要件,仍應對其課稅,並以實質法律關係認 定。 ㈢查安普新公司94、95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行政訴訟案件分別 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02 年度訴字第207 號、第208 號判決 駁回,並經最高行政法院103 年度判字第429 號、第676 號 判決上訴駁回確定。又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02 年度訴字第 208 號判決理由略以: ⒈按公司若僅具備立案登記之形式要件,而欠缺實質上之營業 能力者,無論其為國內公司或是境外公司,皆屬通稱之紙上 公司,在一般法律上雖無從否定其權利能力,但因租稅規範 重在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與享有,並非徒以法律上之形式表 徵為依據,基於實質課稅原則與量能課稅原則,自應以實際 獲取經濟利益之人為租稅主體予以課徵,方符租稅公平之原 則。 ⒉查我國政府係始於82年間,開放對中國大陸地區經貿往來, 但受限於當時之在中國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 法規定,國內企業不能直接在中國大陸地區投資,故我國企 業遂先在香港設立紙上公司,再以該紙上公司名義購置原材 料和機器設備至中國大陸地區設廠,並派駐企業幹部前往管 理經營,即採取「臺灣接單、大陸生產」之營運方式。 ⒊香港益卓公司於86年10月24日在香港辦竣立案登記,其資本 額為港幣1 萬元,原股東張研理與訴外人張貴寧持股各80% 及20% ,繼將全數股份分別讓與登記予安普新公司負責人黃 常青兄弟2 人,其中黃常青持股75% ,而黃長青持股25% , 又於92年6 月20日變更為黃常青持股1%及BVI 公司持股99% ,黃常青則於87年1 月11日即與東莞市道滘工業公司簽訂廠 房租賃契約書,續於同年2 月9 日再以香港益卓公司名義與 東莞市道滘外資引進公司簽訂來料加工之協議書,設立東莞 益卓廠,黃常青並在臺灣以敏盛公司名義向超群機械公司購 置塑膠射出成型機8 台,約定交貨地點大陸東莞益卓廠等情 ,為兩造所不爭執。 ⒋香港益卓公司自1997年7 月成立,截至2005年12月31日及20 06年之註冊資本即實收資本均僅為港幣1 萬元;雖於92年6 月20日變更其股東為黃常青(持股1%)及BVI 公司(持股99 % ),但BVI 公司資本額僅美金1 萬元,衡諸有限公司之股 東責任僅於股份額度內負其責任,依香港益卓公司及BV I公 司之上開資本額明顯不能維繫正常營運之開銷,且其擔保能 力亦不足以取信交易相對人。再香港益卓公司之營業處所係 設於香港上環文咸東街78號華東商業大樓12樓,依證人華興 報關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興公司)業務經理蕭耀傑君於10 1 年4 月19日受中區國稅局派員訪談時證稱:華興公司亦有 相關企業(香港)華竝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香港華竝公 司)及香港華興商務代理有限公司設址於香港上環文咸東街 78號華東商業大樓12樓,迄今已達18年,該址樓層面積約25 坪,但設有200 家之外資公司,實際上只供文件聯絡地址, 並無營運,該地址只有香港華竝公司員工約20人,其他公司 包括香港益卓公司在內均無派員,如有其他公司之文件再通 知前來領取,香港益卓公司每年支付幾百元港幣手續費予華 興公司等語。又觀之香港益卓公司之外匯存款銀行對帳單均 以安普新公司之營業地址臺中市○○區○○路0 段00號11樓 為送達地址,且安普新公司94年1 月1 日至12月31日之總分 類帳亦將委託會計師就香港益卓公司及大朗益卓廠(工廠名 稱載為東莞益卓)94年度財務報表及股權淨值查核簽證,而 支出之酬勞費用登錄入帳。此外,參照安普新公司建置之網 站介紹資料所示,安普新集團成立於87年,總部設立於臺灣 ,自設立後陸續在中國東莞等地區設立生產基地,就近服務 客戶,滿足多元化之需求,可見設立於中國大陸地區之大朗 益卓廠確實屬於安普新公司管理經營之範圍。 ⒌安普新公司財務協理宋洋珊於99年5 月14日受訪談已陳稱: 香港益卓公司接單之臺灣處理人員,其工作地點設於臺灣之 安普新公司營業處所,接單後轉向大陸生產,東莞益卓廠是 唯一生產製造廠商,香港益卓公司大部分收入均匯入臺灣OB U 帳戶等語;復參諸證人即致伸公司稅務經理陳章豪於101 年4 月19日受中區國稅局派員訪談時證稱:致伸公司及關係 企業與安普新公司或香港益卓公司間之營業往來情形,將詳 查確認後再以書面回覆等語,而據致伸公司101 年6 月1 日 致伸財101 第027 號函載說明略以:⑴自95年迄今,致伸公 司與安普新公司或香港益卓公司間之交易內容係模具之採購 ,由致伸公司應安普新公司之要求以安普新公司或香港益卓 公司名義下單並支付貨款,但相關往來聯繫事宜係透過安普 新公司進行,模具由安普新公司之大陸關係企業「東莞益卓 」直接交付致伸公司在東莞之東聚電子電訊製品有限公司供 生產使用。⑵自95年迄今,東莞東聚公司與安普新公司間之 交易內容係材料之採購,由東莞東聚公司向安普新公司下單 並支付貨款,材料由「東莞益卓」直接交付東莞東聚公司供 生產使用,但東莞東聚公司未向香港益卓公司進行交易等語 ,觀諸採購訂單及商業發票所示,致伸公司臺灣總公司係向 安普新公司下訂單,採「TRUCK 」運輸方式送至廣東省東莞 市之東莞東聚公司,並由安普新公司員工賴雅萍及黃常青君 本於安普新公司負責人地位確認簽章無誤,且商業發票亦由 安普新公司負責人黃常青蓋章確認,堪認香港益卓公司僅為 致伸公司之形式上交易名義人,安普新公司始為實質上之交 易對象。又參酌大朗益卓廠向陶氏化學太平洋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陶氏公司)訂購材料事宜,亦係由安普新公司與陶氏 公司接洽簽約,並由黃常青簽署該交易付款開發信用狀申請 書交予陶氏公司,並以安普新公司設於臺中市○○區○○路 0 段00號11樓之營業處所作為聯絡地址。且香港益卓公司大 朗益卓廠於95年12月19日與東莞市對外加工裝配服務公司簽 訂加工裝配契約書,亦由安普新公司股東薛文富簽署。 ⒍BVI 公司與安普新公司分別於92年2 月26日與同年3 月28日 設立時之股東成員均為14人,除股東黃常青、黃長青及魏國 煌與朱斐玲外,其餘股東就該2 公司之持股比例均屬一致( 但如將黃常青、黃長青兄弟與魏國煌、朱斐玲夫妻之持股比 例合併觀察,則黃常青與黃長青兄弟在上開2 公司之持股比 例均為66% ,而魏國煌、朱斐玲夫妻均為9.3%),其後安普 新公司與BVI 公司均於93年12月23日、94年7 月8 日及95年 3 月9 日同步一致調整其股東成員及持股比例數額,股東成 員依序調整為14人、22人及21人,而黃常青與黃長青兄弟就 該2 家公司之持股比例均合併為66% (兄弟2 人之持股比例 均固定為61% 、5%);魏國煌與朱斐玲夫妻則由原來朱斐玲 持股比例9.3%調整持股人為魏國煌,又安普新公司經歷3 次 調整後,已增資為7,000 萬元,而BVI 公司則始終維持其資 本額美金1 萬元,而香港益卓公司於95年3 月9 日分配95年 度盈餘時,並非以該公司股權為基準,依BVI 公司99% 、黃 常青1%之持股比例予以發放,而係按當時安普新公司股東成 員22人及其持股比例為計算基礎發放股利。 ⒎綜觀上開事證情況,香港益卓公司之營業活動均由安普新公 司為之,且BVI 公司之實收資本、會計師簽證公費之支付人 及其股東之組成及持股比例亦由安普新公司加以操控,又香 港益卓公司95年度盈餘分配亦全然按安普新公司股東成員結 構及其持股比例發放股利,安普新公司非但未能提出香港益 卓公司有在香港繳稅之文件,或關於香港益卓公司實質營運 之證據,自不能僅因安普新公司曾以香港益卓公司名義對外 從事交易,並將營利所得入帳為該公司取得,遽謂其實際上 有從事營利事業,足認香港益卓公司之設立登記始終未實際 從事常態營業,且自安普新公司設立之後,即將之置於有效 管理支配狀態,並借用其名義從事營利事業活動,用以分散 並減少安普新公司實際營業收入,殊難認其非屬為規避稅捐 之目的而立案登記之境外紙上公司,列帳於香港益卓公司之 盈餘,依實質課稅原則,應認實際上為安普新公司所有。 ㈣蔡松棋會計師固受託從事輔導顧問服務,並查核簽證香港益 卓公司之財務報表,惟營利所得之實質歸屬認定,應依證據 調查結果,觀察全盤情況以認定,不能徒憑委託查核簽證者 所提供之帳簿資料為判斷。易言之,公司股權之實質控制關 係,除財務報表主動揭露其實際情形外,尚須藉由各項作業 循環訊息資料予以研判,始得確認其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關 係,據以決定其稅捐主體,無從僅憑蔡松棋會計師就香港益 卓公司出具無保留意見之財務報表及法律學者(柯格鐘)受 託依安普新公司提供之資料所為之法律鑑定報告意見書,即 憑為安普新公司有利之認定。香港益卓公司盈餘既經法院判 決確定屬安普新公司所有,且與本件相同課稅事實之黃長青 君、張研理君、黃常青君及丁敏榮君95年度綜合所得稅行政 救濟案,亦業經最高行政法院分別以103 年8 月21日103 年 度判字第448 號、103 年12月18日103 年度判字第677 號、 104 年6 月12日104 年度判字第322 號及104 年6 月4 日10 4 年度判字第289 號判決駁回在案,其事證明確,足證原處 分將上開香港益卓公司名義之營利事業所得認定屬於安普新 公司所有,係本於實質課稅原則,就單一課徵租稅構成要件 事實判斷其效果,並非將不同構成要件事實,論以相同之效 果,尚無不當擬制之情形。 ㈤綜上,香港益卓公司及BVI 公司均為紙上公司,安普新公司 藉由上開公司名義接單,將盈餘保留於境外紙上公司,用以 分散減少安普新公司實際營業收入,且安普新公司以與其相 同股東個人名義及相同持股比例設立境外BVI 公司之非常規 交易,將投資大陸東莞大朗益卓廠之投資收益與安普新公司 作法律形式之切割,進而藉由境外BVI 公司分配盈餘,達其 規避實屬安普新公司盈餘分配股東之營利所得應課徵綜合所 得稅之目的,依實質課稅原則,實際盈餘為安普新公司所有 ,業經最高行政法院判決確定,則安普新公司於95年度將分 散收入後之盈餘,按原告之持股比例實際發放盈餘210 萬5, 635 元,即屬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自應申報課稅,依首揭規 定,原核定原告營利所得210 萬5,635 元並無不合,請續予 維持。 ㈥至原告主張被告將香港益卓公司營業收入擬制為安普新公司 所有,核課安普新公司營利事業所得稅,並認此筆營利所得 未分配,核課安普新公司94年度未分配盈餘加徵10% 營利事 業所得稅,卻又擬制安普新公司已分配該盈餘而課徵本件原 告綜合所得稅,顯有矛盾,及原告主張基於所得稅法兩稅合 一之規定,營利事業繳納之所得稅,於股東實現股利應納稅 時,得由股東可扣抵帳戶中予以扣抵。然被告擬制安普新公 司已分配盈餘予原告,原告應享有之股東可扣抵稅額之抵稅 權,事實上卻完全無法實現等節,經查該等主張業分別於安 普新公司95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及丁敏榮、黃常青95年度綜 合所得稅行政救濟事件中提出,並分別經最高行政法院103 年度判字第676 號及104 年度判字第289 號、104 年度判字 第322 號判決審認不足採而駁回在案。 罰鍰部分: 原告95年度漏報本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營利及利息所得, 被告按所漏稅額罰鍰合計11萬9,182 元。茲就原告主張,答 辯如下: ㈠查原告係安普新公司之股東,該公司藉由海外紙上公司即香 港益卓公司及BVI 公司,分散減少安普新公司實際營業收入 ,依實質課稅原則,系爭營業所得應屬安普新公司所有,該 公司將分散收入後之盈餘,按各股東持股比例分配予原告, 核屬原告之營利所得,業如前述。是安普新公司藉紙上公司 之取巧安排,分散實際營業收入,濫用私法法律上之形式或 法律行為,蓄意製造外觀上或形式上存在之法律關係或法律 狀態,違反租稅法之立法意旨,使之不具備課稅構成要件, 實可非難,況原告同時為BVI 公司及安普新公司之股東,且 為香港益卓公司之經營團隊、安普新公司之受僱人,就公司 藉由海外紙上公司即香港益卓公司及BVI 公司,分散減少安 普新公司實際營業收入之行為,難諉為不知情,原告指稱「 無從預見」取自香港益卓公司之盈餘等語,自無足採。又綜 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採家戶申報、自動報繳制,重在誠實報繳 ,納稅義務人取有所得即應自行申報,並盡查對之責,俾符 合稅法之強行規定,納稅義務人據實申報之公法義務,應不 待稽徵機關促其申報即已存在,原告藉由取巧安排而有實際 上取自安普新公司之營利所得,既有是項應稅所得,依法本 應主動誠實申報並繳納稅負,原告漏未申報,縱非故意,仍 難卸免其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責任,按所漏稅額 處罰鍰11萬9,182 元,並無違誤。 ㈡至原告主張原處分違反「一行為不二罰」乙節,安普新公司 有關租稅規避逃漏營利事業所得稅部分,其行為人為該公司 ,而本件逃漏系爭年度綜合所得稅者為原告,其行為人不同 ,本件之裁罰尚難謂有違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原告主 張容屬誤解法令,併予陳明。 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本院判斷 補稅處分部分: ㈠被告主張原告係安普新公司股東;而原告95年度綜合所得稅 結算申報漏報取自安普新公司之營利所得210 萬5,635 元, 有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95年度申報核定、談話記錄、裁處 書、復查決定、送達證書、財政部訴願決定書等可稽,堪信 為真實。原告則以前揭情詞置辯,並有卷附香港益卓公司註 銷登記證書、來料加工合同、香港益卓公司股東結構表、安 普新公司與BVI 公司歷年股東變動表、香港益卓公司股東常 會議事錄、會計師查核報告、安普新公司董事會議事錄、股 東名冊、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通用完稅證、香港益卓公司開 立之第一商業銀行香港分行支票、匯款水單、廠商交付香港 益卓公司之發票及對帳單、不營運私人公司撤銷註冊申請書 等件為佐。是綜合兩造主張及陳述、答辯可知,本件兩造爭 點在於:⒈香港益卓公司與BVI 公司是否為安普新公司虛設 之紙上公司。⒉原告取自香港益卓公司分配予BVI 公司,再 由BVI 公司分配予原告之盈餘210 萬5,635 元,是否屬於安 普新公司之營利所得?⒊被告核定原告95年度綜合所得總額 288 萬3,346 元,並補徵應納稅額25萬1,970 元,及裁處原 告罰鍰11萬9,182 元,是否適法。 ㈡按「涉及租稅事項之法律,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 神,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 之公平原則為之。稅捐稽徵機關認定課徵租稅之構成要件事 實時,應以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其所生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 與享有為依據。前項課徵租稅構成要件事實之認定,稅捐稽 徵機關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納稅義務人依本法及稅法規 定所負之協力義務,不因前項規定而免除」,為稅捐稽徵法 第12條之1 所明定。次按「凡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之個人, 應就其中華民國來源之所得,依本法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 」,「本法稱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係指左列各項所得:一、 依中華民國公司法規定設立登記成立之公司,或經中華民國 政府認許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之外國公司所分配之股利」, 「個人之綜合所得總額,以其全年下列各類所得合併計算之 :第一類:營利所得:公司股東所獲分配之股利總額、合作 社社員所獲分配之盈餘總額、合夥組織營利事業之合夥人每 年度應分配之盈餘總額、獨資資本主每年自其獨資經營事業 所得之盈餘總額及個人一時貿易之盈餘皆屬之。……」,所 得稅法第2 條第1 項、第8 條第1 款及第14條第1 項第1 類 分別定有明文。可知,個人自「依中華民國公司法規定設立 登記成立之公司」所受配之股利,不論該公司之所得來源是 否為中華民國境內,均屬該個人之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至是 否屬「依中華民國公司法規定設立登記成立之公司」分配之 股利,依司法院釋字第420 號解釋所揭示:「涉及租稅事項 之法律,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依各該法律之 立法目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為之。 ……」之意旨,自應按其行為之實質予以認定,尚非僅得依 其分配之外形判定之。再按「納稅義務人應於每年5 月1 日 起至5 月31日止,填具結算申報書,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 其上一年度內構成綜合所得總額或營利事業收入總額之項目 及數額,以及有關減免、扣除之事實,並應依其全年應納稅 額減除暫繳稅額、尚未抵繳之扣繳稅額及可扣抵稅額,計算 其應納之結算稅額,於申報前自行繳納」及「納稅義務人已 依本法規定辦理結算、決算或清算申報,而對依本法規定應 申報課稅之所得額有漏報或短報情事者,處以所漏稅額2 倍 以下之罰鍰」,分別為行為時所得稅法第71條第1 項前段及 第110 條第1 項所明定。 ㈢再者,納稅義務人有行為時所得稅法第110 條第1 項「已依 本法規定辦理結算申報,但對依本法規定應申報課稅之所得 額有漏報或短報」情形時,即產生應依法補稅及裁處罰鍰之 效果,是稅捐稽徵機關所為補稅處分及裁罰處分,同須以有 該條項所規定之漏稅事實存在為要件。於爭執補稅處分是否 違法之訴訟中,法院已就兩造爭執之漏稅事實是否存在之爭 點為言詞辯論,則作成之判斷,於無顯然違背法令之情形下 ,對於其後裁罰處分爭執之訴訟,即生「爭點效」問題。因 此,如以同一漏稅事實為前提之所得稅補稅處分,已經法院 行言詞辯論,就該漏稅事實之存否予以認定判斷,作成實體 判決確定,則其後關於該所得稅因漏稅裁罰之訴訟,當事人 雖仍得提出新訴訟資料,對於漏稅事實之存否予以爭執,然 此新事證須達足以推翻原判斷之程度;否則,在同一當事人 就同一漏稅事實之存在與否,於請求撤銷裁罰處分之訴訟, 當事人及法院就該已經法院判斷之重要爭點,即不得任作相 反之主張或判斷,以符訴訟法上之誠信原則。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判字第341 號判決意旨:「……按行政訴訟法第 213 條規定:『訴訟標的於確定之終局判決中經裁判者,有 確定力』,是案件既經法院裁判,在現行稅捐訴訟採爭點主 義之原則下,其經裁判之爭點範圍內即發生既判力。當事人 不得以該確定判決事件終結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 他攻擊防禦方法,於新訴訟為與該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 ,法院亦不得為反於該確定判決意旨之裁判,此參同院72年 判字第336 號判例意旨甚明。 ㈣有關香港益卓公司與BVI 公司是否為安普新公司虛設之紙上 公司乙節: ⒈經查,由香港益卓公司、安普新公司及大朗益卓廠之公司管 理方式觀之,香港益卓公司設立登記營業地址為「12/F.,Wo rkington Tower,78 Bonham Strand East,HongKong (即 香港上環文咸東街 78 號華東商業大樓 12 樓),業據原告 於起訴狀中陳明在卷,惟此僅為香港益卓公司符合香港法律 規定,設立公司時登記之聯絡地址,依證人即華興報關有限 公司(下稱華興公司)業務部協理蕭耀傑於101 年4 月19日 在 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製作談話紀錄時證稱:「…上開地 址面積約25坪,但卻設有約200 家營利事業之外資公司,實 際上該地址僅為各該外資公司文件之聯絡地址,並無實際營 運,大部分係臺商,大約每年收取數百港幣之手續費,有他 們公司之文件我們會負責通知前來領取,該地址只有華竝物 流( 香港) 有限公司之員工,並無其他公司之人員,我確認 香港益卓公司並無派員在該地址,是一紙上公司係屬確實」 等語(見本院卷第311 頁蕭耀傑之談話紀錄);另該公司之 外匯存款銀行相關對帳資料所書寫之聯絡地址為「臺中市○ ○路○ 段○○號11樓」,與安普新公司營業地址相同(見本院 卷第319 頁正、背面綜合對帳單、綜合月結單及第326 頁正 、背面安普新公司營業稅稅籍管理查詢資料);又香港益卓 公司及大朗益卓廠94年度財務報表及股權淨值查核之會計師 查核簽證公費(酬勞費用)均由安普新公司支付列帳(見本 院卷第320 頁至321 頁安普新公司總分類帳);再依安普新 公司財務主管宋洋珊於99年5 月14日在被告處之談話紀錄稱 :「B VI公司之銷貨型態,實際接單人員係於臺灣或大陸, 臺灣處理人員之工作地點在安普新公司之營業處所,大陸係 由BVI 公司之加工廠人員負責,該大陸來料加工廠無法人資 格,亦無正式工廠名稱,通稱東莞益卓。BVI 公司接受客戶 訂單後,轉向大陸生產,東莞益卓是唯一生產製造廠商」( 見本院卷第327 頁至第328 頁)。 ⒉就香港益卓公司、安普新公司及BVI 公司等3 家公司之股東 結構觀之,BVI 公司於92年2 月26日設立時股東成員、持股 比例,與當時(92年3 月28日)安普新公司股東成員、持股 比例大致相同,其中差異部分,在於黃常青及黃長青兄弟於 2 家公司之合計持股比例均為66% ,而魏國煌與朱斐玲為夫 妻,其各於2 家公司持股比例皆為9.3%,在此之後於93年12 月23日、94年7 月8 日及95年3 月9 日,安普新公司及BVI 公司於同時間,同步調整股東成員及持股比例,均完全相同 一致(本院卷第156 頁原告檢附之安普新公司及BVI 公司歷 年股東變動表) 。又香港益卓公司之95年度盈餘分配,並未 以該公司全部股權為基準(BVI 公司99% 、黃常青1%),按 比例發放給股東成員,而是直接依安普新公司及BVI 公司當 時股東成員、持股比例為計算基礎發放股利(見原處分卷第 271 頁香港益卓公司95年度盈餘分配明細表)。 ⒊再由安普新公司業務往來廠商觀之,致伸科技公司稅務經理 陳章豪於101 年4 月19日在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製作談話紀 錄時稱「致伸科技公司有與安普新公司營業往來」(見本院 卷329 頁陳章豪之談話紀錄);另依致伸科技公司101 年6 月1 日函說明,該公司與安普新公司及香港安卓公司間交易 內容係模具採購,交易對象包括安普新公司及香港益卓公司 ,對象選擇係依據安普新公司之要求,相關往來聯繫事宜係 透過安普新公司進行,該公司關係企業東聚電子公司與安普 新公司間之交易內容係材料之採購,材料採購之交易對象為 臺灣安普新公司,並未與香港益卓公司進行交易,相關往來 聯繫則係透過東莞益卓進行,由東莞東聚公司向臺灣安普新 公司下單,並支付貨款,材料由東莞益卓直接交付東莞東聚 公司,供生產產品使用(見本院卷331 頁至332 頁),。該 函雖說明與臺灣安普新公司或香港益卓公司自95年起有業務 往來,然亦有該二家公司間之交易發票紀錄資料可稽(見本 院卷第332-1 頁),足見渠等早有交易。又致伸科技公司採 購訂單係由臺灣總公司向安普新公司或香港益卓公司下訂單 ,運輸方式採「TRUCK 」送至廣東省東莞市之東聚電子公司 (致伸科技公司在東莞之公司),採購訂單皆由安普新公司 員工賴雅萍確認簽章(見本院卷第332 頁至337 頁之採購訂 單)。況香港益卓公司訂購單上印有LGSM字樣(見本院卷33 9 頁),而LGSM即為安普新公司英文名稱簡寫,亦為安普新 公司集團代稱,此有安普新公司網站資料可稽,網站上載: 「安普新集團成立於1998年……於臺灣設立總部……並陸續 於中國東莞、昆山設立生產基地……」(見本院卷322 頁至 323 頁)。93年1 月16日經黃常青代表香港益卓公司與陶氏 化學公司簽約,付款書立開發信用狀申請書特別記載相關文 件直接寄送「MODERN PIONEER LTD .11F , NO 69 HUEIJUN G RD .TAICHUNG」,該址即為安普新公司之營業地址臺中市 ○○路○○號11樓址(見本院卷340 頁)。 ⒋依上開事證,足見香港益卓公司之實收資本、有無派員駐地 營運、其郵件、銀行帳單及信用狀等相關文件之聯絡地址及 領取方式、會計師簽證公費之支付人,均由安普新公司所操 控;就 BVI 公司之實收資本、會計師簽證公費之支付人及 其股東之組成及持股比例觀之,亦由安普新公司所操控;又 香港益卓公司 95 年度盈餘分配,復完全按安普新公司股東 成員結構及其持股比例發放股利。此外,原告迄未提出香港 益卓公司有向香港政府繳稅之文件及其他足以推翻上開事實 之證據。是香港益卓公司及BVI公司均未實質營運,皆為一 紙上公司,而大朗益卓廠係由安普新公司派遣其員工營運管 理,安普新公司藉由臺灣接單,大陸製造之方式,將盈餘保 留於境外之紙上公司,藉以分散並減少安普新公司實際營業 收入,依實質課稅原則,實際盈餘應為安普新公司所有,安 普新公司於95年間將分散收入後之盈餘,按持股比例分配予 原告之事實,堪予採信。是本件被告依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 1 條第1 項及第2 項之規定,其認定課徵租稅之構成要件事 實時,以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其所生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與 享有為依據,依實質課稅原則,乃核定原告漏報取自安普新 公司之營利所得210 萬5,635 元,經被告查獲,審理違章成 立,併同另查獲短漏營利及利息所得6 萬3883元,歸課核定 原告當年度綜合所得總額,補徵稅額25萬1,970 元,並按所 漏稅額處以罰鍰計11萬9,182 元,尚無不合。 ㈤再者,同一課稅事實即安普新公司94年度、95年度營利事業 所得稅結算申報,經被告審認漏報香港益卓公司營業收入, 函經請安普新公司說明及提示相關證明文件供核,惟逾期未 提示,被告乃重行核定安普新公司該兩年度營業收入,並補 稅及科處罰鍰,該公司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業經臺中 高等行政法院102 年度訴字第207 、208 號及最高行政法院 10 3年度判字第429 、676 號判決該公司敗訴確定(見原處 分卷210 頁至270 頁)。又黃常青係安普新公司之股東及負 責人,經被告查獲該公司設立香港益卓公司及BVI 公司等紙 上公司,藉以分散減少安普新公司營業收入,逃漏公司營利 事業所得稅,並將該公司分散收入產生之實際盈餘於95年11 月29日按持股比例分配予股東等情事,核定其95年度之營利 所得,補徵應納稅額及裁處罰鍰;及該公司股東丁敏榮、張 研理及黃長青等人,辦理95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亦 漏報取自該公司之營利所得,均經被告查獲歸課核定彼等當 年度綜合所得總額,補徵稅額及處罰鍰,經渠等循序提起行 政訴訟,業分別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02 年度訴字第410 、 408 、409 、411 號判決敗訴,提起上訴,亦經最高行政法 院依序以104 年度判字第322 、289 號、103 年度判字第67 7 、448 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此有上揭判決等在卷可 查(見原處分卷第49頁至第209 頁);綜上可知,與本件課 稅基礎事實相同之其他無論營利事業所得稅或綜合所得稅案 件,均經法院判決確定,並認定香港益卓公司與BVI 公司為 安普新公司所虛設之海外紙上公司之事實,證據明確,而原 告並未提出足資推翻上開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證據,基於 爭點效之法理,本院自不得為相反之認定,併予敘明。 ㈥又所得稅法第43條之1 之規定,係以「營利事業與國內外其 他營利事業具有從屬關係,或直接間接為另一事業所有或控 制,其相互間有關收益、成本、費用與損益之攤計,如有以 不合營業常規之安排,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之情形為規範 對象,所涉及者為兩個有實際營業活動之營利事業,其相互 間有關收益、成本、費用與損益之攤計;核與本件香港益卓 公司並無實際營業活動,而係由安普新公司操控所有營業活 動之情形,並不相同;是被告依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1 第1 項及第2 項之規定,認定課徵租稅之構成要件事實,以實質 經濟事實關係及其所生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與享有為依據, 依實質課稅原則而為本件原處分,並無違誤。 ㈦據上,原告以前開情詞主張:( 1)、香港益卓公司與安普新 公司早已因93年2 月簽訂之輔導上市契約,而展開整帳與合 併業務之安排,其餘證據自不足以證明大陸東莞大朗益卓工 廠於「設立當時」係由安普新公司所經營、管理;( 2)、香 港益卓公司設立早於安普新公司,其營運與安普新公司無涉 ,並無任何規避租稅之意圖,被告將原告來自香港益卓公司 、BVI 公司分配之盈餘,擬制為中華民國來源所得,顯然違 背所得稅法第8 條第1 款立法定義規定,違反租稅法律主義 ;( 3)、縱被告認定香港益卓公司與安普新公司具有「關係 企業」之性質,而欲調整租稅規避行為,應適用所得稅法第 43條之1 規定等詞,均非足採。 ㈧又按,股東獲配源自營利事業之盈餘分配,得否將該營利事 業繳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自當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應納 稅額中扣抵,係由該營利事業決定及依規定辦理,尚非被告 得本於職權逕行核定。此觀之所得稅法第66條之5 第1 項規 定:「營利事業依第3 條之1 規定,得分配予股東或社員之 可扣抵稅額,以股利或盈餘之分配日,其股東可扣抵稅額帳 戶之餘額為限。」,第66條之6 第2 項規定:「營利事業依 前項規定計算之稅額扣抵比率,超過稅額扣抵比率上限者, 以稅額扣抵比率上限為準,……」甚明。 ⒈查安普新公司將系爭盈餘分配予原告,而該公司於分配時, 未依法繳納其95年度經核定補徵之營利事業所得稅,致依所 得稅法第66條之6 規定,在計算稅額扣抵比率(=股東可扣 抵稅額帳戶餘額∕累積未分配盈餘帳戶餘額)時,該等95年 度核定補徵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無法計入「股東可扣抵稅額 帳戶餘額」(所得稅法第66條之3 規定,繳納屬87年度或以 後年度經稽徵機關調查核定增加之稅額,其計入當年度股東 可扣抵稅額帳戶之日期,以現金繳納者為繳納稅款日);亦 即原告未能扣抵其個人綜合所得稅額,係因安普新公司尚未 實際補繳其95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該部分營利事業所得稅 應納稅額,尚無可計入95年度該公司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 額。 ⒉是原告自安普新公司取得系爭盈餘,實質上並未含有營利事 業所得稅,被告自得先就原告取得之盈餘(淨額)作為補稅 之金額,俟將來安普新公司補繳核定增加之稅額即以繳納稅 款日,計入當年度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之日期,而於次年分 配盈餘時,再以分配股利或盈餘之分配日,其股東可扣抵稅 額帳戶餘額,占其帳載累積未分配盈餘帳戶餘額之比率,作 為稅額扣抵比率,按各股東或社員獲配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 計算其可扣抵之稅額,併同股利或盈餘分配。故安普新公司 如嗣後繳納核定補徵之營利事業所得稅,自可於繳納稅款日 計入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而於以後年度分配盈餘時計入分 子,在所得稅法第66條之6 第2 項規定之上限比率內分配與 股東扣抵稅額。故據上,本件原告所稱被告漏未將香港益卓 公司之盈餘,歸課安普新公司營利事業所得稅,且經繳納後 所生之股東可扣抵稅額,於本件將終局無法於原告繳納綜合 所得稅時獲扣抵,未適用所得稅法有關兩稅合一之相關規範 ,造成重複課稅之違法;甚或會有股東可扣抵稅額,在法定 限額下,於其後年度扣抵安普新公司繳納之95年度營利事業 所得稅時,終局無法帶出的問題,產生違反兩稅合一規定的 重複課稅結果云云,並非有據。 ⒊承上,安普新公司於補繳其95年營利事業所得稅後,應由該 公司決定依規定辦理,將該營利事業繳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 ,自當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應納稅額中扣抵,而安普新 公司所選擇分配方式,係屬該公司權利;是原告主張被告針 對香港益卓公司營業收入部分,對安普新公司課徵營利事業 所得稅後,又認定此筆所得未分配須加徵10%所得稅,擬制 安普新公司已分配盈餘,課徵原告綜合所得稅,顯有矛盾違 誤等詞,亦非可採。 罰鍰處分部分: ㈠按「納稅義務人應於每年5 月1 日起至5 月31日止,填具結 算申報書,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其上一年度內構成綜合所 得總額……之項目及數額,以及有關減免、扣除之事實,並 應依其全年應納稅額減除……扣繳稅額及可扣抵稅額,計算 其應納之結算稅額,於申報前自行繳納」,「納稅義務人已 依本法規定辦理結算、決算或清算申報,而對依本法規定應 申報課稅之所得額有漏報或短報情事者,處以所漏稅額2 倍 以下之罰鍰」,為行為時所得稅法第71條第1 項前段及現行 同法第110 條第1 項所明定。次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 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為行政罰法第7 條第 1 項所規定。 ㈡原告係安普新公司之股東,該公司藉紙上公司之取巧安排, 分散實際營業收入,濫用私法法律上之形式或法律行為,蓄 意製造外觀上或形式上存在之法律關係或法律狀態,違反租 稅法之立法意旨,使之不具備課稅構成要件,仍應實質課稅 ,已如前述。又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係採自動報繳制,納稅 義務人有據實及正確申報之公法上義務;本件原告同時為BV I公司及安普新公司之股東,而BVI 公司又持有香港益卓公 司99%股份,難謂其對香港益卓公司有無實際從事營業活動 無從查悉,且原告既有取自安普新公司之應稅營利所得,其 漏未申報性質上屬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之系爭股利,縱非故意 ,仍難卸免其過失之責,依行政罰法第7 條第1 項規定,自 應論罰。是原告主張其無從預見取自香港益卓公司之盈餘、 遭擬制為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並無漏稅之故意或過失,原處 分之罰鍰部分有違「明確性原則」與「禁止重複擬制原則」 等詞,不足採取。 ㈢至安普新公司有關租稅規避逃漏營利事業所得稅部分,其行 為人為該公司,而本件逃漏 95 年度綜合所得稅之行為人則 為原告,二者行為人不同,被告對原告為本件之裁罰,難謂 有違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原告此項主張,亦有誤解, 委無可採。從而,被告審酌其違章情節,依首揭規定,按原 告所漏稅額科處罰鍰,核無不合。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上開主張各節,均非可取。原告95年度 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漏報取自安普新公司之盈餘(營利所 得)210 萬5,635 元,經被告歸課核定其當年度綜合所得總 額288 萬3,346 元,補徵應納稅額25萬1,970 元,並按所漏 稅額處罰鍰計11萬9,182 元,而決定駁回其復查申請,認事 用法俱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撤 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陳述,經核於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36 條 、第98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3 月 21 日 行政訴訟庭 法 官 張金柱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 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 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 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並應繳納上訴費新臺 幣3000元。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張育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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