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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撤緩字第12號

聲  請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劉威宗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侵占案件（104年度易字第312號），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105年度執緩字第195號），本院裁定如下：

本院一○四年度易字第三一二號確定判決，關於劉威宗之緩刑宣

告撤銷。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劉威宗因侵占案件，經本院於民國105年7月21日以104年度易字第312號協商判決判處有期徒刑7月，緩刑5年，並應於105年8月1日起每月18日前每月各給付告訴人朝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下同）2萬3000元，至120萬1320元清償完畢為止（下稱原案），該判決於105年8 月24日確定在案（聲請書所載此確定日應有誤會，詳後述）。依原案附條件緩刑之內容，受刑人分期償還之期限為109年12月18日，惟受刑人迄今尚有77萬6320元未給付告訴人，受刑人未履行原案緩刑所附條件，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受刑人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聲請書誤載為第4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依同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屬得撤銷緩刑宣告之原因，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之規定，聲請撤銷其緩刑宣告等語。

二、按緩刑之宣告應撤銷者，由受刑人所在地或其最後住所地之

    地方法院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刑事訴訟法第476 條定

    有明文。查受刑人之住所位於雲林縣古坑鄉，是本院對本件

    聲請撤銷緩刑宣告之案件有管轄權。

三、按緩刑制度設計之本旨，除可避免執行短期自由刑之流弊外，主要目的係在獎勵惡性較輕者使其遷善，而經宣告緩刑後，若有具體事證足認受宣告者並不因此有改過遷善之意，即不宜給予緩刑之寬典，乃另有撤銷緩刑宣告制度。又按受緩刑之宣告而有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者，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固有明文。惟考其立法意旨：（刑法）修正條文第74條第2項增列法院於緩刑期間內，得命犯罪行為人於緩刑期內應遵守之事項（例如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向公庫支付一定之金額、接受精神、心理輔導、提供義務勞務或其他為預防再犯之事項），明定違反該條所定事項情節重大者，得撤銷其緩刑宣告，以期週延。至於所謂「情節重大」，係指受判決人顯有履行負擔之可能，而隱匿或處分其財產、故意不履行、無正當事由拒絕履行或顯有逃匿之虞等情事而言；且本條採用裁量撤銷主義，賦予法院撤銷與否之權限，特於第1項規定實質要件為「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供作審認之標準。準此，受刑人縱有違反緩刑期內應遵守之事項，仍需違反「情節重大」，且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始得撤銷其緩刑宣告。是上揭「得」撤銷緩刑之情形，法院應依職權本於合目的性之裁量，妥適審酌受刑人於緩刑期間內違反應遵守事項之情節是否重大，是否已難收其預期之效果，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

四、關於以賠償被害人作為緩刑負擔之情形，實務見解有認為：倘受刑人係因與被害人達成和解，並經法院以和解內容為緩刑之條件，在被害人之立場，當以受刑人履行條件為最主要之目的，且被害人若無法依該條件受清償，而受刑人仍得受緩刑之利益，顯不符合一般社會大眾之法律情感，得認係違反緩刑所定負擔情節重大（可參閱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9年度抗字第1028號裁定意旨）。固然有論者指出，現行刑法緩刑多樣化之指示或負擔，容易賦予過多的期待，希望藉由這些措施積極矯正行為人，甚至不惜透過刑罰強制力為後盾，以要求行為人賠償或道歉之方式，來達到保護被害人之目的，但如此一來，將忽略緩刑的基本出發點，即迴避刑罰的弊害。應回到緩刑制度之初衷，緩刑是為了節制刑罰、透過社區處遇給與復歸社會的支援等語（參閱謝如媛，緩刑的刑事政策意涵：嚴罰趨勢下的寬典？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43卷第4期，103年12月，第1648、1652頁）。惟有論者從緩刑制度鼓勵遷善之規範目的觀察，指出受緩刑宣告者本即有義務於緩刑期內不再犯罪，甚至遵守法院額外宣告之緩刑負擔，縱然刑法緩刑制度採取罪刑附條件宣告主義，認為緩刑期滿未經撤銷者有消滅罪刑之效力，亦應認該緩刑宣告附有「不履行緩刑負擔」之解除條件，於條件成就時，該緩刑宣告即失其效力等語（參閱張明偉，撤銷緩刑之研究，月旦法學雜誌，第212期，102年1月，第184頁），依此立論，緩刑與刑罰之目的應有相當關聯。復有論者說明，德國刑法第56條b第1項定義負擔性緩刑條件為：「法院可以對受有罪判決人宣告負擔以對過去的不法行為做出補償，但不能做出無期待可能性之要求。」由此可知，負擔是社會針對行為人過去不法行為的回應。又重大違反緩刑負擔可以作為撤銷緩刑事由，其性質類似於刑罰的措施。負擔性緩刑要求受有罪判決人必須為自己過去的罪行付出一定代價，而對被害人或社會做出正面、積極的補償，屬應報理論之落實。藉由負擔性緩刑宣告，可讓受有罪判決人承受類似於刑罰的不利益，以平衡不入獄服刑對被害人與社會所產生的衝擊，並使受有罪判決人有所警惕。此外，藉由負擔性緩刑之宣告，也向犯罪行為人與公眾傳達對犯罪行為人進行譴責之訊息。法院必須清楚的向公眾傳達，之所以不對行為人執行刑罰而宣告緩刑，只是法院認為行為人在社會進行再社會化，比在監獄內進行再社會化更為適當。緩刑並不等同放棄制裁，國家仍可要求行為人為其犯罪行為做出補償，彌補所犯之錯，特別當只有有罪與緩刑宣告還無法明確而有力傳達前述訊息時，負擔性緩刑傳遞譴責訊息的功能更為重要。藉由正確訊息傳達，也使得應報具有一般預防傾向。另以損害賠償之緩刑條件為例，此亦具有康復行為人人格之特別預防功能，要求行為人賠償被害人所受損害，讓行為人直接感受到其行為產生的結果，這將鼓勵行為人建立社會責任感。而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相當數額之財產或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之「相當」一詞，應該是指期待可能性。由於未遵守法院之損害賠償命令，可能作為法院裁量撤銷緩刑宣告之原因，此屬於對行為人之不利益，故法院在決定犯罪行為人應向被害人支付之損害賠償額時，應考量受有罪判決人目前的職業狀況、工作能力、收入來源等情形。再者，即使法院命令之損害賠償額「相當」，但受有罪判決人仍無法遵守時，法院在決定是否裁量撤銷緩刑宣告時，也必須考量是否有新的事實因素影響受有罪判決人之支付能力，以及其是否有意不支付等語（參閱蔡蕙芳，違反著作權法刑事案件之附條件緩刑宣告，中原財經法學，第20期，97年6月，第64至65頁、第84至85頁）。另有論者認為，所謂「修復性司法」之論點，乃主張犯罪案件之處理，不能僅以國家刑罰權的行使為依歸，應在追訴審判犯罪的過程中，由國家在被害人與行為人間建立某種溝通機制，促使行為人與被害人能達成和解及補償。我國刑法關於「向被害人道歉」或「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之財產或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之緩刑負擔規定，即有「修復性司法」的理念存在（參閱王皇玉，刑法總則，106年10月，第610頁）。

五、綜上所述，本院認為，緩刑作為非機構處遇，固然有避免刑罰流弊、督促行為人自主遷善之立意，但不可忽略其具有替代刑罰之功能，受緩刑宣告者如未能履行緩刑負擔且「情節重大」，是否還能符合原先以緩刑替代刑罰之期待，並非無疑，在此「得」撤銷緩刑之情形，法院應本於緩刑之規範目的，兼衡其替代刑罰之面向，依比例原則綜合考量行為人未履行緩刑負擔之原因、緩刑宣告確定後有無新發生行為人預期外的特殊事由、被害人所受損害填補情形、被害人是否原諒行為人、行為人自主改善狀況等因素，判斷原本緩刑是否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

六、經查：

  ㈠受刑人因犯業務侵占罪，經本院於民國105年7月21日以104年度易字第312號協商判決判處有期徒刑7月，緩刑5年，並應於105年8月1日起每月18日前每月各給付告訴人2萬3000元，至120萬1320元清償完畢為止等情，有原案判決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參，自堪認定。

  ㈡按緩刑期滿，而緩刑之宣告未經撤銷者，其刑之宣告失其效力，刑法第76條前段亦定有明文。故撤銷緩刑，除有刑法第76條但書（依第75條第2項、第75條之1第2項〈即第75條之1第1項第1款至第3款〉）所示情形以外，必須於緩刑期內為之。申言之，緩刑期間一旦屆滿，原宣告刑已失其效力，自無更行撤銷緩刑之餘地，此因原宣告刑既已失其效力，縱予撤銷緩刑，亦無宣告刑可以執行，乃為法理上當然解釋，不待法律明文規定（最高法院110年度台非字第6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科刑之協商判決原則上係不得上訴之判決，如無依同條項但書所提之上訴，於協商判決生效時即確定（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8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33號研討結果可資參考）。查原案係以協商程序判決，於105年7月21日宣示判決，並無人提起上訴等情，業經本院核閱原案卷宗無誤，是原案判決確定日應為協商判決生效日即105年7月21日（聲請意旨以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為據，誤認原案判決於105年8月24日確定），迄今尚在原案判決緩刑期內，應先敘明。

　㈢原案判決所附之緩刑負擔，依原案準備程序筆錄之記載（見本院312號卷【下稱原案卷】第70頁、第128至129頁），堪認是受刑人與告訴人達成之和解條件，受刑人當時應已衡量自身資力而同意認罪協商，惟依告訴人提出之受刑人償還帳務明細表（受刑人對此明細表表示無意見，見本院卷第34頁）所示，受刑人自首月即105年8月開始即有多次未按時給付調解金額或短付調解金額之情形，最後1次於109年12月15日支付告訴人8000元後，共尚積欠77萬6320元之調解金額未支付（見本院卷第27頁），相對於受刑人原應按月支付告訴人2萬3000元、應於109年12月支付總額120萬1320元之緩刑條件，足認受刑人嚴重違反原案判決之緩刑負擔。

　㈣經本院傳訊受刑人，受刑人對於還款遲延之原因僅表示：我是打工維生，收入不穩定，我從事道路工程，日薪約14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34頁），相對於受刑人於原案準備程序陳稱當時之生活狀況：我因為於105年2月間腳受傷，同年2、3月沒有工作無法付調解款項，但我同年5月就可以付了，我每個月賺3萬4000元等語（見原案卷第70、96頁），難認受刑人之經濟狀況，在原案緩刑宣告確定後，有新發生其預期外的特殊事由致無法履行緩刑負擔。又受刑人於本院110年4月7日訊問時，表示：尚未償還之款項，我確定可以在110年4月20日前償還至剩下15萬元，因為我有向兄弟姊妹借款60萬元，如果110年4月20日無法支付60萬元，對於撤銷緩刑沒有意見云云（見本院卷第32至35頁）。嗣告訴人之代理人向本院表示，受刑人家屬稱110年4月26日始能給受刑人款項，告訴人願意等到110年4月26日確認受刑人償還情形等語（見本院卷第43頁），惟受刑人於110年4月26日仍未付款，告訴人復最後一次同意受刑人延期至110年4月29日（見本院卷第45頁），詎受刑人仍未於110年4月29日付款（見本院卷第47頁），於110年4月30日向本院陳稱：我會在110年5月4日付款60萬元云云（見本院卷第49頁），然受刑人於110年5月4日仍未付款，又推稱於110年5月7日會付款云云，本院於110年5月7日再次聯繫受刑人，受刑人竟又陳稱：我有標到會，我於110年5月10日會支付60萬元云云（見本院卷第63頁），本院嗣於110年5月28日聯繫告訴人之代理人，其陳稱受刑人並未付款（見本院卷第69頁），告訴人更於110年5月10日具狀主張受刑人一再食言，僅求拖延而無依約清償之意，請求撤銷受刑人原案判決之緩刑宣告以維告訴人權益等語（見本院卷第51至53頁）。

　㈤本院審酌，依原案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受刑人業務侵占之款項高達120萬1320元，而依原案檢察官提出之協商方案，並未主張沒收犯罪所得（見原案卷第128頁），應是考量受刑人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共識，為使受刑人可盡力依緩刑負擔分期履行賠償，而協商不沒收犯罪所得，但自無讓受刑人因此保有犯罪所得之理，受刑人經衡量自身資力，而願意認罪協商，賠償告訴人作為緩刑負擔，在其經濟狀況並無重大特殊改變下，卻嚴重違反緩刑負擔，經過告訴人一再寬限，受刑人卻仍未有積極償還之舉，甚至不斷拖延承諾付款之期限，有損告訴人之信任，本院綜合考量上情，衡酌緩刑替代刑罰之功能與「修復性司法」之理念，認為原案緩刑已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是聲請人聲請撤銷受刑人原案判決緩刑之宣告，為有理由，本院應撤銷原案判決之緩刑宣告。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6 　　月　　2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潘韋丞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5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6 　　月　　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