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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訴字第363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天祥

選任辯護人  林忠儀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8638號），本院判決如下：

乙○○犯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之罪，共貳罪，各處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應執行有期徒刑柒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一、乙○○與代號AW0000-A109079號之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為前男女朋友關係，並曾同居在乙○○位於新北市○○區○○路○段000巷0號4樓之住處。詎乙○○因不滿兩人交往期間，A女另與張原維、林世祐等人交往，竟於民國109年3月23日前某時許，在不詳地點，未經A女及A女之父親代號AW0000-A109079A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B男）之同意或授權，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利用與A女同居之機會，盜用A女放置在乙○○住處抽屜內之印章，且因知悉A女為受監護宣告之人、A女之監護人為B男，乙○○為遂其犯行，於不詳時地偽刻B男之印章，並持上開盜用、偽刻之印章，於109年3月23日之刑事追加告訴意旨暨請求調查證據《一》狀「具狀人欄」蓋印A女之印文2枚、「告訴人之法定代理監護人欄」蓋印B男之印文1枚，及刑事告訴意旨狀「具狀人欄」蓋印A女之印文1枚、「法定代理人欄」蓋印B男之印文1枚（下合稱2份刑事告訴狀），據此分別對張原維、林世祐提出告訴（業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0年度偵字第4528、4529、4530號為不起訴處分），足以生損害於A女、B男對於印章管理、使用，及國家司法追訴之正確性。

二、嗣A女與乙○○分手後，搬離乙○○之住處，乙○○於109年9月8日某時許，明知A女已未居住在上址，且未經A女之同意或授權，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於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註記「限A女本人受領」之刑事傳票送達證書（下稱系爭送達證書），冒用A女名義偽簽A女之署名1枚於該送達證書之本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欄位，以資作為收受送達之證明，足以生損害於司法文書送達正確性及A女之訴訟權益。

三、案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簽分後偵查起訴。

壹、程序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乙○○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因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審判程序中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訴一卷第239頁），本院審酌前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事實欄一部分

　　訊據被告固坦承其知悉A女係受監護宣告人，且其撰寫2份刑事告訴狀後，持A女、B男之印章蓋印於書狀末具狀人欄、告訴人之法定代理監護人欄、法定代理人欄等欄位，寄至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分別對張原維、林世祐提出告訴等情，然矢口否認有何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辯稱：A女委託我提出告訴，我撰寫2份刑事告訴狀後，有先讓A女看過，經A女同意才提告，A女及B男的印章都是在旅館的時候A女拿給我蓋的，我在A女面前蓋印，我以為A女有經過B男的同意，我沒有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2份刑事告訴狀之內容是A女告知被告，並希望被告協助提出告訴，被告亦有透過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傳送書狀內容予A女，又被告撰寫後於書狀末書寫自己的姓名，若其係偽造內容及印章，不啻將自招被追查之風險等語。經查：

　⒈被告撰寫事實欄一所載之2份刑事告訴狀後，持A女、B男之印章蓋印於書狀末，寄至橋頭地檢分別對張原維、林世祐提出告訴等情，有2份刑事告訴狀及附件附卷可稽（他卷第19至49頁、第213至241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⒉證人A女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到庭證稱：我沒有同意或授權被告向張原維、林世祐提出告訴，我是生氣時曾想對張原維提告，有詢問被告能不能提告，但沒有請被告幫我提告，就算要提告也是我自己處理，不過我從來沒有真的要告張原維，被告遞狀前我沒有看過2份刑事告訴狀的內容，是被告利用我的名義濫訴，至於被告在LINE傳「刑事告訴意旨狀」或我跟加害人的對話紀錄等檔案，我當時根本沒有看到等語（他卷第51至52頁、第71至72頁、第607至608頁，訴一卷第200至206頁、第210至213頁）。佐以附表二編號1之LINE對話紀錄，A女確曾詢問被告能否對張原維提告一事，然並未請託或授權被告為之；再細觀附表二編號2至4之LINE對話紀錄，被告固曾於109年3月22日傳送「刑事告訴意旨狀.doc」、「A女與加害人LINE對話紀錄.doc」等檔案予A女，並提及「告上面的刑事」，然該些訊息之後幾乎為被告單方大量且密集發送文字訊息，未見A女對此有何回應、討論或表示同意之情形，而在遭被告訊息轟炸之情形下，A女遺漏或未能詳加查看夾雜其中之檔案，並未悖於常情，故A女證稱其未授權或同意被告提告，且未看過被告所傳送「刑事告訴意旨狀.doc」及「A女與加害人LINE對話紀錄.doc」等檔案，應堪信為真實。

　⒊且互核2份刑事告訴狀所蓋印之A女印文，與A女留存於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庫商業銀行、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之印鑑（他卷第115頁、第171頁、第187頁、第193頁），均相符合，可認被告持以蓋印之A女印章原為A女所有，且係A女日常生活中慣常使用之印章。又證人A女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到庭證稱：我與被告同居時，有將印章放在同居住處的抽屜，被告知道我將印章放在那裡等語（他卷第607頁，訴一卷第199頁、第211頁），A女將慣常使用之印章攜帶至與被告同居處所，並放置在容易記憶且方便取得之抽屜乙節，與一般經驗法則相互吻合。A女既未同意或授權被告提出告訴，已如前述，並證稱：我沒有授權被告拿我的印章蓋印於2份刑事告訴狀上，也不記得有去旅館拿印章給被告蓋印的事，而且我習慣上都是直接簽名，因為被告說簽名比較不會被偽造等語（他卷第71至72頁、第607至608頁，訴一卷第199至201頁），故被告利用與A女同居之機會，盜用A女放置在被告住處抽屜內印章乙事，應堪以認定。

　⒋證人B男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到庭證稱：我不清楚A女、被告、張原維、林世祐等人之間是有什麼糾葛，不可能主張對張原維、林世祐提告，A女也未曾向我說過要告張原維等語（他卷第72頁，訴一卷第223至224頁），且A女亦無提出告訴之意思，顯見B男無代理A女為訴訟行為之情事。又細觀2份刑事告訴狀所蓋印之B男印文，與B男留存於申辦帳戶銀行之印鑑（他卷第97頁、第124頁、第127頁、第135頁、第155頁、第161頁、第166頁）無一相符，且證人B男於歷次訊問均證稱：2份刑事告訴狀上面的印文都不是我的印章蓋印的，也不是我刻的印章等語（他卷第51頁、第71頁，訴一卷第218頁），證人A女亦證稱：我沒有去刻B男的印章，也沒有將B男的印章交給被告蓋印於2份刑事告訴狀等語（他卷第71至72頁、第607頁，訴一卷第199頁、第201頁），足見用印於2份刑事告訴狀之B男印章係遭A女以外之人偽刻後蓋印。

　⒌再依附表二編號1至4之LINE對話紀錄，在A女詢問被告能否對張原維提告一事之後，被告屢以文字訊息傳送法律條文、書狀檔案，並指導A女如何應對詢問，可見被告認定張原維、林世祐對A女所為已涉及不法，欲提出刑事告訴替A女討公道，又被告自承知悉A女係受監護宣告人，B男為A女之監護人，且提告前未曾詢問過B男之意見等情（訴一卷第57至58頁），則被告費心撰寫之2份刑事告訴狀，於盜用A女之印章後，獨缺B男之印章用印於告訴人之法定代理監護人欄、法定代理人欄等欄位即完整，被告確有偽刻B男印章之動機，足認被告係為遂其犯行，於不詳時地偽刻B男之印章用印於2份刑事告訴狀。

　⒍倘若被告前揭辯詞為真，其係經A女同意才對張原維、林世祐提告，並在A女面前完成用印，則被告大可請A女親筆簽名，並由A女直接向B男告知欲提出刑事告訴，經B男同意代理後，相約由B男親筆簽名或蓋用B男真正的印章，應毋須同時使用A女、B男之印章蓋印而徒增爭議，是被告所辯顯與常情有違，自難採信。從而，被告未經A女、B男之同意或授權，而盜用A女之印章、偽刻B男之印章蓋印於2份刑事告訴狀，據此分別對張原維、林世祐提出告訴等情，堪以認定。

　㈡事實欄二部分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109年9月8日在系爭送達證書，使用A女名義簽立A女之署名1枚於該送達證書之本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欄位等情，然矢口否認有何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辯稱：我在系爭送達證書簽立A女署名時，未注意到註記「限A女本人受領」，且是郵差為了方便叫我簽收，我有問郵差要簽A女還是我的名字，郵差跟我說簽A女的名字之後再去轉交信件，隨後我也將該信件轉寄給A女，並主動向橋頭地檢告知此事，我沒有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被告簽收系爭送達證書可能是郵差為了便宜行事而請被告代收，被告也確實馬上轉寄予A女，並未逾越當次開庭時間，未影響A女之訴訟權等語。經查：

　⒈被告使用A女名義簽立A女之署名1枚於系爭送達證書之本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欄位，並收受橋頭地檢寄送予A女之文書乙節，業經證人A女證述明確（他卷第71頁、第609頁，訴一卷第203至204頁），且有橋頭地檢註記「限A女本人受領」之刑事傳票送達證書、被告提出之109年9月10日刑事陳報暨請假狀暨掛號收據等件附卷可稽（他卷第55至58頁、第61頁），亦為被告所不爭執，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⒉觀以上開被告提出之109年9月10日刑事陳報暨請假狀所載，被告自陳當時A女已未與其同居，亦未居住於臺北市汐止地區，而是搬回A女之父母位於高雄市美濃區之住處等語，顯然雙方已非同居關係。再佐以被告此前已於109年8月1日以A女涉嫌刑事犯罪為由向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提出告發，有被告提出之109年8月1日刑事告訴（告發）暨請求調查證據狀在卷可參（偵一卷第79至83頁），是雙方之立場已屬對立，A女自無可能於109年9月10日同意或授權被告簽署自己之姓名代為收受司法文書。

　⒊又被告曾於偵查中自承其知悉傳票上註明應由A女親自受領等語（他卷第249頁），嗣於本院審理中固改以前詞置辯，然查：

　⑴證人即負責遞送本案A女刑事傳票之郵差丙○○於本院審理中到庭證稱：我們送達類似系爭送達證書有載明限本人受領之文件時，依照流程會看身分證核對是本人才讓對方簽收，若對方有告知應受送達之本人已未居住該址，我們會將掛號寄存於警察局，請本人親自去領取，縱使對方說可以幫忙轉寄信件給本人也是絕對不可以讓對方收信的，我也不可能請對方簽收後再去轉寄等語（訴一卷第225至229頁），足認被告所辯與此類註記限本人受領之郵件遞送實務顯有不符，是否可信已屬有疑。

　⑵縱使被告辯稱郵差為便宜行事而請被告代A女簽收乙節為真，然一般代本人收受信件者，應係在送達方法欄中之「同居人」或「受僱人」欄位簽名蓋章或按指印，被告既先詢問郵差要簽A女姓名還是被告姓名，且遭要求在本人欄位簽署A女姓名，而非在同居人欄位簽署自己姓名，顯然被告至遲於簽收之前已查悉傳票上註明「限A女本人受領」。再參以被告既能撰寫相關訴訟文書、查詢法律條文，並指導A女如何應對詢問等（見附表二編號1至4之LINE對話紀錄），可見係有法律相關知識之人，當能自行判斷系爭送達證書既已註明「限A女本人受領」，A女以外之人均不得代為受領，被告自應拒絕郵差之要求，然被告仍於本人欄位簽立A女之署名，足見被告係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為之，以達到收受該信件之目的。又依附表二編號5之LINE對話紀錄，A女曾質疑被告在雙方對立之案件中自作主張為A女提出請假，甚至擅自以A女名義傳公文、領公文等情，然被告堅持其所為均屬合法，可見被告慣常擅自以A女之名義處理訴訟事宜，對照本案之手段如出一轍，益證被告係故意偽簽A女之署名於系爭送達證書，以收受A女之司法文書。

　⒋再按刑法之偽造文書罪，為侵害社會法益之犯罪，只要無製作權，而製作內容不實之文書，即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且茲所謂足生損害，以於公眾或他人有發生損害之虞為已足，不以果受損害為必要（最高法院 88年度台上字第3264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被告未經A女同意或授權，冒用A女名義偽簽A女之署名於系爭送達證書，已使橋頭地檢承辦檢察官認為信件係由A女本人收受，顯足生損害於司法文書送達之正確性，況註明限本人受領之刑事案件相關通知，代表案件內容及進行程度均僅欲讓本人知悉，該本人亦有期待自己之司法案件係在保密之狀態下進行，則被告冒用A女名義收受A女之司法文書，自有生損害於A女之虞。況證人A女於偵查中證稱：我今天開庭，被告也知道，不曉得為什麼，而且被告一旦知道我要開庭，就會一直用臉書騷擾我等語（他卷第609頁），可見被告有透過查知A女刑事案件進度後干擾A女之方式，以取得訴訟上優勢之前例，自不能排除被告亦有於本案採行相同作為之可能性，益徵被告偽簽A女署名代收司法文書之舉，有生損害於A女訴訟上權益之虞。被告與辯護人前揭辯詞，均難憑採。

　㈢綜上所述，被告前開所辯，均屬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揭犯行，均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就事實欄一、二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被告盜用A女印章、盜刻B男印章、於2份刑事告訴狀偽造B男印文（事實欄一部分），及於系爭送達證書偽簽A女之署名1枚（事實欄二部分），均係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而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事實欄一、二部分），均不另論罪。又事實欄一部分，被告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偽造2份刑事告訴狀，並寄至橋頭地檢以行使，主觀上係出於單一目的而為，且侵害相同之法益，各行為間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為接續犯而論以一罪。

　㈡被告上開所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共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本案事實欄二部分，被告於系爭送達證書冒用A女名義收受文書後，於有偵查犯罪職權之機關或個人發覺其犯罪前，主動具狀向橋頭地檢檢察官告知此事，有109年9月10日刑事陳報暨請假狀及掛號收據在卷可參（他卷第55至58頁），合於自首之要件，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

　㈣爰審酌被告於事實欄一部分未經A女及B男之同意或授權，擅自盜用、盜刻印章蓋印於書狀對他人提出告訴，足以生損害於A女、B男對於印章管理、使用，及國家司法追訴之正確性，且就事實欄二部分於系爭送達證書偽簽A女之署名收受文書，影響司法文書送達正確性及A女之訴訟權益，被告所為實無足取；而被告犯後均否認犯行，考量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各次犯罪情節，及事實欄二部分有轉寄信件予A女並主動告知橋頭地檢等情；並考量被告於本案發生前未曾因犯罪經法院論罪科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佐（訴一卷第255至260頁），素行尚佳；暨被告到庭自陳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擔任廚師工作，每月收入不穩定，現為低收入戶，身體狀況普通（訴一卷第243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斟酌被告2次犯行之犯罪時間、手段等因素，及被告整體犯行之應罰適當性等總體情狀，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併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部分

  ㈠經查，被告於109年3月23日提出之刑事追加告訴意旨暨請求調查證據《一》狀、刑事告訴意旨狀，及109年9月8日偽簽A女署名之刑事傳票送達證書，雖均係偽造之私文書，惟因各該文件已由橋頭地檢收受，均非屬被告所有，自無從宣告沒收。

  ㈡惟被告所偽刻B男之印章1顆、2份刑事告訴狀書狀末所偽造B男之印文共2枚（事實欄一部分）、系爭送達證書上偽簽A女署名1枚（事實欄二部分），雖未扣案，均應依刑法第219條規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分別諭知沒收。

  ㈢而盜用他人真正印章所蓋之印文，並非偽造印章之印文，不在刑法第219條所定必須沒收之列（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113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故被告在2份刑事告訴狀盜蓋A女真正印章而生之印文共3枚，並非偽造印章之印文，無庸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丁○○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右萱

　　　　　　　　　                  法  官  楊凱婷

　　　　　　　　　                  法  官  李怡靜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附表一】

【附表二】被告與A女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