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3號
被 告 葉亞築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3818號、第14527號、第1526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葉亞築無罪。
理 由
甲、公訴人
公訴意旨認為：被告葉亞築依其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與智識思慮，應知悉一般人無故取得他人金融帳戶使用之行徑常與
詐欺犯罪密切相關，並可預見將金融帳戶提供他人使用，可能遭他人使用為從事詐欺犯罪及隱匿
犯罪所得去向之工具，藉以取得贓款及掩飾犯行，逃避檢警人員追緝，竟基於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
故意，於民國111年7月23日某時許，在新竹縣○○鄉○○路0段000號之統一超商新中湖門市，以ibon操作包裹寄貨方式，將其所有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之金融卡，寄予詐欺集團某不詳成員收受，並以通訊軟體LINE告知金融卡密碼，容任他人作為詐欺取財之犯罪工具。
嗣該不詳詐騙集團成員取得上開帳戶資料，並以葉亞築之
個人資料及將上開帳戶綁定電子支付帳戶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後，共同
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推由該集團不詳成年成員，以如
起訴書附表各編號所示之詐騙手法，訛騙如
起訴書附表各編號所示之人，致其
陷於錯誤，於如起訴書附表各編號所示時間，匯款如起訴書附表各編號所示金額至上開帳戶內，
旋遭該集團不詳成員提領一空。
乙、被告答辯部分：我確實有將我的帳戶交出去，但當時係因為信任對方，他是網路認識的男生，因他說他家人需要金錢，要匯款給他家人，但他家人帳戶無法匯款，希望我借給他幫他家人。之所以寄出多個帳戶，是因外匯金融作業中心說帳戶沒有金流，需要我的帳戶做外匯金流的記錄，比較好外匯，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他當時是說先寄去越南外匯公司臺灣分公司，我當時以為是家人，因他提供的資料是一個女性的名字，他要我去統一超商店以店到店的方式寄給那個人，那個人會去取我的帳戶，再拿給外匯公司。對方當初是要我自己去他們外匯公司作流程，因公司在臺北，我說不方便，他就說我用寄的好了。因為對方那個男的告知我帳戶無法匯入外匯，要我做這樣的動作，外匯才能匯入，之後帳戶會寄還給我，但我寄出的隔天帳戶就被凍結了等語。
丙、本院認為被告無罪之理由：
按犯罪事實應依
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
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
諭知無罪之判決；另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301條第1項、第16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
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參見最高法院40年臺上字第86號及30年上字第816號判決）。
意即法院在認定被告是否確有起訴書
所載之犯罪事實時，首
先應予審查者
乃係檢察官所提出不利被告之證據，無論直接
證據或
間接證據及用以說服法官之全部
證據方法，是否已足
以證明被告犯罪事實至可以排其他合理懷疑之程度，若檢察官所提出不利被告之證據方法，尚無法明確證明被告之犯罪事實或足以排除其他合理懷疑時，依無罪推定及罪疑惟輕原則，即應為被告無罪之
諭知。
二、被告對犯罪事實無法為合理解釋或所辯不足採信，並不能作
為認定犯罪事實存在之「積極證據」：
按犯罪事實應先依據檢察官所提之積極證據認定之，被告對於涉嫌犯罪事實所提出之
反證及抗辯，若經法院認定為可以採信者，即可用以推翻或降低檢察官所提積極證據之證據
證明力，而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反之，若被告無法為合理解釋或所辯不足採信者，亦僅僅只是無法推翻或降低檢察官所提積極證據之
證據證明力而已，並不能因此作為認定或推定犯罪事實確實存在之依據，亦不能因此減輕檢察官對
待證事實應先負完全舉證之責任。
又按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4項規定：被告未經
自白，又無證
據，不得僅因其拒絕陳述或保持緘默，而推斷其罪行；同法
第95條第1項第2款規定：
訊問被告應先告知得保持緘默，此
乃保障被告在刑事訴訟程序上得行使
緘默權之法定依據。是
以，縱被告就所涉犯嫌無法為合理解釋或所辯不足採信時，
仍應視為被告回復到行使緘默權的狀態，即就犯罪事實之認
定，仍然必須依據檢察官所提客觀已存在的全部證據逐一檢
視綜合判斷，被告是否確有起訴書所指之
犯行，而不能僅憑
被告所辯不足採信即「反面推論」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必
然存在，否則即有違「被告
不自證己罪」及「檢察官應負完
全舉證責任」之法理（按此種情形在被告行使緘默權時特別顯而易見）。
三、依上所述，在認定被告犯罪事實存否之思維邏輯上，應依下列步驟
予以分別檢視審查：
（一）先檢視審查檢察官所提出不利被告之證據方法是否已足以
證明被告犯罪事實存在？
１、若無法證明被告犯罪事實確實存在，即應為無罪之判決，
勿庸再進行下列步驟之檢視審查。
２、若已足以證明被告犯罪事實存在，再進入以下步驟予以檢
視審查。
（二）被告若行使緘默權，應檢視卷內其他「有利」被告之證據方法，是否足以動搖上開證明被告犯罪事實確實存在？
１、若卷內其他有利被告之證據，足以推翻或降低前開檢察官
所提不利被告證據之證明力，而可以否定被告犯罪事實存在，或使法院無法排除合理之懷疑，認為犯罪事實有可能
不存在，即無法認定被告犯罪事實確實存在時，應為無罪
之判決。
２、若卷內其他有利被告之證據，不足以推翻或降低前開檢察
官所提不利被告證據之證明力，或無法使法院產生合理之
懷疑，而無法動搖被告犯罪事實存在，檢察官所提證據方
法又已足以證明被告犯罪事實確實存在，即應為被告有罪
之判決。
（三）被告若不行使緘默權，而提出反證及抗辯時：
１、若被告所提出之反證及抗辯，
暨卷內其他有利被告之證據
足以推翻或降低前開檢察官所提不利被告證據之證明力，
而可以否定被告犯罪事實存在，或使法院「無法完全排除」其他合理之懷疑，而認為犯罪事實有可能不存在時（按即有合理懷疑無法排除有其他可能之事實確實存在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
２、若被告所提出之反證及抗辯，暨卷內其他有利被告之證據
，不足以推翻或降低前開檢察官所提不利被告證據之證明
力，或無法使法院產生合理之懷疑，而無法動搖被告犯罪
事實存在，檢察官所提證據方法又已足以證明被告犯罪事
實確實存在，方得為有罪之判決。
四、積極證據「推論」的範圍：
（一）按檢察官所提出之積極證據（即不利被告之證據）對於證明被告犯罪事實存在
與否，即所謂證據證明力，可區分為直接證明力及間接證明力，直接證明力係指可以依積極證據的存在而直接證明待證事實的存在；間接證明力，則係指依據積極證據的存在並無法直接證明待證事實的存在，必需依賴所謂「推論」後方能據以認定。惟推論之範圍為何？是否可以毫無限制地推論？是否有其判斷標準？即有再予深究之必要。
（二）就此問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諸多判決中，提出「合理關聯性」標準（按即已證實的事實與假設的事實之間必須有合理關聯性）；「可能性」標準（按除非能確信已證實之事實可能推論出假設的事實，否則該推論為不合理，且恣意獨斷的推論因此
違憲）及「
超越合理懷疑」標準（按也就是說，檢方提出的證據必須足以讓一名明理的陪審員，在超越合理懷疑的情況下，推論出致使被告定罪的事實），並且認為，三者之間之所以有模糊不清的關係，大部分是因為文字表達以及所注重的焦點不同，
而非實質內容的差異。復就相關案件確立的法則為：如果法條授權陪審團作出足以讓被告定罪的推論，已達到「超越合理懷疑」標準，並也達到「可能性」標準，則該推論方符合
正當法律程序（參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憲法判決選譯第七輯Barnes v.United States第121頁至第123頁）。
（三）本院認為，任何積極證據間接證明力之「推論」均有其一定的範圍，並不能毫無限制，恣意無限制地推論，若逾越一定合理範圍之推論結果，即不符合正當法律程序。而「合理關聯性」標準、「可能性」標準及「超越合理懷疑」標準等三種標準，雖亦有其不確定性的情形，惟文字及抽象概念本身本來就不可能如數學邏輯般的精確，且任何事物亦就有其極限，這種源自於事物的本質，任何人都無法改變。
再者，如同前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書所載，上開三種標準間，雖確有模糊不清的關係，惟本院認為三者之間亦非完全處於相互排斥的關係，反係存在相輔相成的關係，所以本院認為，上開三種標準均應綜合考量，以作為認定檢察官所提出之積極證據，其間接證明力「推論範圍」的基本標準。
（四）本院認為前述三種標準綜合考量的思維邏輯過程如下：
檢察官所提積極證據必須要先與待證事實間確認有「合理關聯性」存在，再依可能性的標準，確定相關證據「極有可能」推論出待證事實，其後依「超越合理懷疑」的標準，
審酌是否足以讓大部分具備通常理性的人，以一般常識及經驗判斷，在超越合理懷疑的情況下，是否可以推論出待證之犯罪事實。
五、被告不成立「幫助」犯罪：
本件依前開認定被告犯罪事實存否之思維邏輯步驟，暨積極證據「推論」的範圍，其首應檢視審查者即為，檢察官所提出不利被告之證據方法是否已足以證明被告犯罪事實確實存在？
按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刑法第3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刑法上之幫助犯，係指以幫助之意思，對於
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77號判決
參照）。其成立要件如下：
１、故意違犯的主行為：依
共犯從屬性原則，幫助者的幫助行為必須有其所依附的被幫助者（即正犯）的主行為。
２、幫助行為：所謂幫助行為乃指對於被幫助者的犯罪行為，予以物質或精神的支持，而使被幫助者得以實現構成要件，或是使被幫助者易於實現構成要件，或使被幫助者的犯罪行為造成更大的損害等。
３、幫助故意：所謂幫助故意亦如
教唆故意，同樣要求有「雙重幫助故意」，即除幫助他人從事「特定犯罪」行為的初步故意之外，並且具有幫助他人實現該「特定」不法構成要件的幫助
既遂故意。
即行為人主觀上須認識被幫助者正欲從事特定犯罪或係正在從事特定犯罪，而其幫助行為足以幫助他人實現特定構成要件；且必須認識被幫助者的特定犯罪有既遂的可能並有意願幫助其實現特定不法構成要件者而言（以上參見林山田著，刑法通論下冊增訂十版第129頁至第135頁）。
以本件被告所涉嫌之罪名即幫助犯罪而言，其必須在主觀上具備幫助他人犯罪的「雙重幫助故意」方得成立幫助犯罪。
（二）被告帳戶內單純被匯入贓款的客觀事實，並無法「直接證明」其主觀上確係基於幫助他人犯罪之「直接或
間接故意」：
１、所謂
直接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構成要件該當結果的發生有所「認識或預見」，並進而「決意」以其行為促使其所認識或預見的結果發生；間接故意則指行為人主觀上對於構成要件該當的實現有「預見其高度可能發生」，而「聽任」其自然發展，終致發生構成要件該當結果，或實現不法構成要件的主觀心態。
惟無論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其「認知要素」均屬「確定」，並無「認識不確定」的故意；再者，行為人在主觀上，必須對於
客觀不法構成要件中描述的所有客觀的行為情狀（即行為主體、行為客體、行為、行為時的特別情狀、行為結果等）全部有所認識，始具備故意的認知要素（以上參見林山田著，刑法通論上冊增訂十版第286頁至第294頁）。
２、查本件依檢察官所提證據清單之諸多證據，在客觀上僅能證明被告帳戶內確有被匯入贓款的客觀事實，且另由不詳詐騙集團作為詐騙被害人之用，而使被害人交付其所有如起訴書所載之財物至被告前開銀行帳戶內之犯罪事實。即本件就前開檢察官所舉諸多證據所得認定之相關犯罪事實明顯僅為：
（１）確有其他正犯實行詐欺（或洗錢）犯罪之行為，致被害人受害。
（２）被告帳戶內確有被匯入贓款，再由不詳他人自該帳戶提領出贓款。
３、惟由金融帳戶匯進或匯出或提領款項，從形式上觀察均係屬「中性」且「合法」之通常社會行為，苟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在主觀上「明確認識或預見」未來其帳戶所匯進或匯出之款項係屬他人犯罪之贓款，當不能僅依單純之匯款或提領行為即可「直接證明」被告必然有此明確之認識或預見。
４、從而，審視本件被告所涉幫助犯罪之構成要件，並無法依上開證據「直接證明」被告之主觀犯意究竟為何？故本件應再討論者，即能否依據前述積極證據，而得「間接推論」並認定被告主觀上確實具備幫助他人犯罪之直接或間接故意？
（三）被告帳戶內單純被匯入贓款的「客觀事實」，亦無法「間接推論」其「在主觀上明確」係基於幫助他人犯罪之直接或間接故意：
１、本院認為，由於被告帳戶內單純被匯入贓款的客觀事實，其「主觀上認識」之可能原因眾多，有可能係因求職、借款、感情（按本件即此情形）等因素遭其他詐騙集團詐騙而交付帳戶；也有可能單純交付予他人合法保管使用等諸多情形，則依前述「合理關聯性」標準審查，並無法認為卷內證據及已被證明的事實與待證的事實（即被告主觀上是否具備幫助犯罪之故意）之間必然具有合理關聯性（按無論上開何種情形，均顯然無幫助他人犯特定犯罪之主觀犯意存在甚明）；另就「可能性」標準而言，亦無法認為依積極證據及已證明之事實「極有可能」推論出待證的事實（按檢察官所指只是有可能存在之諸多情形之一而已）；又依「超越合理懷疑」標準審酌，檢察官所提出的證據亦完全無法足以讓法院可以排除其他合理懷疑的情況下，推論出被告「極有可能」具備主觀上幫助犯罪之故意（按無法完全排除被告所辯為事實之可能性）。若率爾依據上開單純之客觀事實存在，即「推論」被告必然具備幫助詐欺之主觀故意，顯然已逾越「推論」之合理範圍，而明顯為不合理及恣意獨斷的推論。
２、另按所謂「間接故意（或
不確定故意）」的概念中，依刑法第13條第2項之規定，必須同時具有「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且「若確實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二要件，故「縱然」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特定事實預見其發生，亦不得逕行推論其「必然具備其發生不違背其本意」之要件，否則即違反「以構成要件推論另一構成要件」之法學推論邏輯上之謬誤。
查本件依上所述，既無法排除被告確係因被男友詐騙金融卡，即明顯無法證明（或推論）被告在主觀上對於幫助他人違反「特定犯罪」必然有所預見；又縱然採取極為寬鬆之審查標準而得「推論」被告對未來可能發生「違法情事」（按非特定犯罪）「有所預見」，亦無任何證據足以推論被告對此情形之發生（即違法情事或特定犯罪）「並不違背其本意」，自當不能恣意推論認定其必然符合該不確定故意之構成要件甚明。
１、本件被告因遭不詳姓名代號「吉」之友人詐騙而交付銀行金融卡，除其歷次供述明確互核均相符合外，另有其提出與吉某於111年6月29日之對話紀錄（13818號偵卷第96頁反面）、吉某網頁首頁（院卷第67頁）等為證，且與歷來查獲之類似案件情節相符，亦無何明顯違反常情之處，所辯尚堪採信。
２、另依被告所提其與「FC客服」間對話紀錄以觀，該FC客服首先即自稱「外匯金融作業中心：：：趙佳蕙專員」，並要求被告自「一般匯出及匯入業務、外幣買賣業務、外幣貸款業務、外幣保證業務、外匯理財專家、其他外匯業務」等選項擇一辦理，被告則回以是要「開通優質用戶」，被告又詢以「您這是可以協助我開通後外匯款項能進戶頭嗎？」，嗣該FC客服稱「由於您有一筆10000美元外匯資金未入帳，您的申請資格已通過，請您
持有存摺和金融卡到外匯營業中心刷新激活提升優質帳戶（外縣市民眾及行動不便民眾允許以郵寄方式辦理），另再稱「辦理完後給您寄回」外，復以提出「金融控股公司法、個人資料保護法、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等法律依據，進一步提醒被告「您要寄出之前先把裡面的金額提領出來」、「所有您那邊要包裝好，避免您的個資外洩」、「您近期有接到陌生電話，告知您有外匯入帳讓您到ATM操作，或是登錄手機APP操作，請您不要理會或提撥打165謹防被騙」等方式以取信於被告，明顯係誘使被告陷於錯誤而寄出個人金融卡等資料。再者上開詐欺集團之手法亦與歷年來查獲相關案件的犯罪模式相符合，被告所辯自堪採信。
果爾，則被告自始至終既然始終相信係為幫忙男性友人匯款給家人，又焉會有任何幫助他人犯罪之直接或間接之故意乎？
（五）反觀公訴人所述並無法說服本院：
１、公訴人於審判中
論告時認為：被告否認犯行，辯稱其也是被騙，被告連對方是男生女生、老幼都不了解，這樣的情形下，還將帳戶交給他人，其究竟交給他人時知否他人會利用其帳戶匯入不法所得，要看其有無幫助詐欺或幫助洗錢（之認知），被告對一個不認識的人，其稱要匯款進來，現在電子交易方式很發達，大可利用正常的管道，越南某人與被告一點也不熟，越南友人也會擔心現金存入被告帳戶後，會由被告提領，所以被告也應瞭解越南友人也會懷疑被告是否會將贓款提領，被告稍微注意的話，使用他人帳戶資料應有不法犯罪所得或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被告稱有相當工作經驗，其有在米糧行工作，所以被告不見得有相當學歷，但其有相當工作經歷，此外本件有供述及非
供述證據在卷
可佐，被告犯行明確，請依法判決。
惟本件被告一再陳述對方是男性友人，公訴人為何稱其「連對方是男生女生、老幼都不了解」，實令人費解？另公訴人既然認為本件之關鍵在於「要看被告有無幫助詐欺或幫助洗錢之認知」，此即為被告對於幫助犯罪構成要件事實是否具有「明確認識或預見」；但其後所述均係被告是否具備「
預見可能性」之概念，則屬於判斷「過失」與否之範疇，而非判斷「不確定故意」（「預見」）之範疇，意即「預見」與「預見可能性」乃完全不同之兩種概念，公訴人似乎有所混淆。
又間接故意（即不確定故意），另外必須具備「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之要件，惟此部分公訴人完全未提出任何積極證據
以實其說，
所稱「被告應有幫忙詐欺取財及幫忙之不確定故意」，本院自完全無從認定。
２、公訴人起訴書上指稱：「被告依其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與智識思慮，應知悉一般人無故取得他人金融帳戶使用之行徑常與詐欺犯罪密切相關」等語。
惟被告為何應該知悉上述犯罪模式，此部分並非
公眾周知之事實（按新聞報導多僅報導詐騙集團詐騙被害人金錢，但就其如何使用人頭帳戶詐騙則很少提及），縱係公眾周知之事實，亦非被告個人所必然會「明知」或「應知」，檢察官此部分之立論依據究竟何在？完全未見提出任何證據以茲證明。
又被告係因為受到詐騙而交出金融卡，並非毫無正當理由恣意交出，已如前所述，公訴人完全忽略被告此部分有利之抗辯。
再者，若此推論無誤，那麼新聞報導詐騙集團已橫行多年，又為何會有眾多的被害人受到詐騙集團詐騙金錢乎？眾多被害人也均具通常社會經驗與智識思慮程度正常之成年人，為何也不能輕易發覺種種事後看似不合理之詐騙手段呢？顯見公訴人之推論完全無據。
３、公訴人起訴書上另指：「被告並可預見將金融帳戶提供他人使用，可能遭他人使用為從事詐欺犯罪及隱匿犯罪所得去向之工具，藉以取得贓款及掩飾犯行，逃避檢警人員追緝」等語。
惟被告究竟為何有上開「得預見」及「可能預見」之情形，完全未見檢察官提證證明，何以推論必然有此結果乎？
又無論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均以對於構成要件該當結果的發生「已有明確認識或預見」為前提，此與「可能預見」（或預見可能性）完全不同，已如前所述，檢察官混淆兩者之概念，明顯不當。
４、按在財產性的犯罪中，大部分的
犯罪動機係為了「取得不法之財物或利益」，若係明顯遭感情詐騙而為前開客觀行為，顯然均不屬於犯罪之動機甚明；本件原起訴檢察官對於被告犯罪的動機完全未見敘明，
公訴檢察官於論罪時亦無法確定，行為人涉嫌犯罪但卻沒有任何犯罪之動機或目的，實屬令人匪夷所思，百思不解。
另提供帳戶僅僅只是一種「客觀中性」之行為，行為人究竟是基於什麼動機或目的而提供帳戶？又其是否「認識（或已預見；按非「預見可能性」）」到提供帳戶是用於幫助詐騙集團詐騙他人（或洗錢），且決意使其發生或其發生不違反其本意，方得以確認被告是否成立犯罪（故意），本件檢察官顯然認為「若在客觀行為上交出帳戶就必然會構成幫助詐欺及洗錢之犯罪」，完全置行為人之主觀意思於不顧，似乎有違刑法之根本理論。
５、自詐騙集團出現
迄今約二十餘年間所有被查獲之案件，其基本型態均係利用「人頭帳戶」（及人頭電話號碼）遂行其詐騙犯行，以避免被檢警查獲。惟觀本件或類似之案件，竟係由被告提供「自己之帳戶」予詐欺集團犯罪使用，而非提供「他人之人頭帳戶」，此種極容易被檢警查獲之犯罪手法，明顯違反歷來查獲詐騙集團運作之基本型態，亦完全違反犯罪者應會極力逃避被查獲犯罪之一般常情（按沒有任何犯罪者會使用必然會被查獲之方法犯罪），雖至愚者亦不可能恣意為之，檢察官認為被告提供「自己帳戶」予詐欺集團使用之「客觀行為」，即可推論出被告「主觀上」必然具有幫助犯罪之故意及犯意之聯絡，亦明顯違反
論理法則。
６、被告遭詐騙集團詐騙而交出帳戶之情況在實務審判上極為常見，若無法完全排除此合理懷疑之可能性存在時，當然無法遽認其必然不可能存在，此乃「無罪推定」「罪疑惟輕」法理的根本內涵。而苟被告確係被詐騙，又焉有可能推論出其主觀有認識或預見其帳戶會被詐騙集團使用乎？公訴人一再「懷疑」被告具有不確定故意，卻又無法舉出明確的證據以排除上開合理之懷疑，僅以含糊之「推論」以認定上開結果，顯然違反
證據裁判原則，亦逾越推論的根本範圍。
７、本院最大的疑問在於：假如本件或其他相類似的案件被告均「行使緘默權」的話，公訴人有可能提出上開諸多的疑義及推論，並進而「確信」被告具有不確定的犯罪故意嗎？而這也是本院在上文二中特別指出：「被告對犯罪事實無法為合理解釋或所辯不足採信，並不能作為認定犯罪事實存在之積極證據」的重要理由。
又被告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況本件被告並未自白犯罪，公訴人徒以被告的供述，毫無限制地推論被告必然犯罪，所述顯不足採。
８、被告自始至終皆稱其帳戶及提領贓款僅係因被國外男友詐騙利用，亦符合歷來查獲相類似案件之基本型態，自已形成「合理的懷疑」，惟檢察官並無法提出任何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所辯不足採信，而可以排除此種合理懷疑的可能性存在，當無法證明（或推論）被告在主觀上確有基於幫助他人共同犯罪之「直接或間接故意」甚明。雖然本件亦「無法百分之百完全排除」被告在主觀上，係以幫助他人犯罪之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而交付提款卡及提領贓款之「可能性」，惟依「事證有疑利於被告」之法理，在上開所述確實具備合理懷疑存在而無法完全被排除時，法院依法亦僅能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五）論者有謂：因一般人申請存款帳戶極為容易而便利，絕無使用他人帳戶之必要，除非有「特殊或違法」之目的，並為藉此躲避警方追緝，一般正常使用之存款帳戶，並無向他人借用、承租或購買帳戶之必要等語。惟依檢察官所提證據，並無法充分證明本件被告係屬出借、出租或出賣其帳戶之犯行；又縱能證明被告確係上開情形，亦無法推論必屬「違法」，且被告對該違法情形必有明確之認識或預見（例如：經他人同意，「合法使用」其帳戶者，依目前相關法制規定並不違法；又因詐騙集團橫行社會，因被詐騙而「交付其帳戶」供犯罪集團使用，並無法完全排除，則其對於違法之特定犯罪必然無從認識或預見）；又縱然可以認為行為人對「違法」有認識或預見（按此部分係屬違法性認識之範疇），惟對於究竟違反何項特定犯罪，亦不見得可以有「明確」的認識或預見（例如：行為人雖然認識其帳戶係供博奕違法使用，惟在客觀上卻是供詐騙集團或擄人勒贖犯罪使用，則依錯誤理論，行為人並不必然即會成立幫助詐欺或幫助
擄人勒贖罪）。
論者又謂：詐欺者經常利用大量取得之他人存款帳戶，以隱匿其財產犯罪之不法行徑，經坊間書報雜誌、影音媒體多所報導及再三披露而為眾所周知之情事等語。按公眾周知之事實，
無庸舉證，刑事訴訟法第157條定有明文，惟所謂「公眾周知之事實」，乃係指「非常明確」且無任何疑義，並為公眾所共同認知的事實而言，苟尚不明確或尚有疑義，則不能認為係公眾周知之事實。查依本院通常之社會經驗認為，上開所述者，應係指媒體經常報導詐騙集團如何詐騙被害人及被害人受害多少金額而言，至於詐騙集團「如何使用」人頭帳戶犯罪，及詐騙集團「如何取得」人頭帳戶
等情形，媒體並未廣泛報導，更非毫無疑義而為公眾所共同認知之情事，此種毫無根據之論述及恣意推論，明顯不當。
（六）小結：依現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及已認定之犯罪事實並無法直接認定或間接推論，被告在主觀上確具幫助他人犯罪之直接或間接故意。
意即被告在主觀上並無法被認定已「明確認識（或預見）」詐騙集團（按被幫助者）正欲從事特定犯罪或係正在從事特定犯罪（按
詐欺罪或
洗錢罪），而其幫助行為足以幫助詐騙集團實現詐欺罪或洗錢罪之構成要件；且無法認定其已「明確認識（或預見）」詐騙集團的犯罪有既遂的可能，並有意願幫助其實現詐欺罪或洗錢罪之不法構成要件甚明（按例如：甲明確知悉乙欲殺丙，基於幫助殺人之犯意而交付具殺傷力之手槍供乙殺害丙；反之若甲並不知情，僅單純交付具殺傷力之手槍予乙，
嗣後乙持槍殺丙，甲自不成立
殺人罪之幫助犯，亦不能依此單純交付手槍之行為，而推論甲具有幫助殺人之「間接故意」）。
六、本院認為
司法機關存在的意義及重要價值係為保護人民（尤其是弱勢者）免受國家權力的侵害，而廣義的司法機關則包含法院及檢察機關在內（按釋字392號解釋參照）。
按現代民主法治國家為保障人民權利，大抵上均係採取所謂權力分立制衡的制度，即將國家權力區分為行政權、立法權及司法權，其中司法權係為制衡行政權及立法權可能侵害人民權利而存在，所以司法權負有對抗國家其他權力的重要任務，且行使其職權只能「依據法律」而應完全排除是否配合國家整體政策的問題（例如：配合國家洗錢政策而起訴或判決或
上訴）。惟因「獨立性」係司法權的諸多本質特徵之一，故法官依據法律
獨立審判，檢察官對於法院，亦獨立行使其職權（按法院組織法第61條參照），所以司法權在行使其自身的職權時，若稍有不慎即會侵害到個案人民的基本權利，且其影響程度相較其他兩項權力，亦極有可能更為直接、顯著及嚴重。
次按詐欺集團存在已久且危害社會甚鉅，惟破獲核心機房或幕後實際操控獲取暴利者甚少，所以此類型之犯罪長久以來絕大部分係由被詐欺集團利用之原金融卡持有者或負責提領贓款之
車手承擔所有刑事罪責。尤其遭詐欺集團利用之原金融卡持有者，除極少數真正將其金融卡及帳戶惡意販賣予詐騙集團使用者外，大部分均係由於求職、借款、感情等各種原因被詐騙而交付予他人，再輾轉交由詐騙集團所利用。而此部分的被告一般均為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弱勢者，其為求生存在網路上求職或借款而遭他人所詐騙時有所聞，卻因此必需再遭受到司法
審判程序的長期折磨及非難制裁，此顯與司法權係為保護人民（尤其是弱勢者）免受國家強大權力侵害的存在意義及重要價值有嚴重違背。
而職司司法權核心之法官及檢察官均應盡其所能避免上開情形一再發生，即務必堅守「寧可錯放，但絕對不能冤枉任何一人」之現代民主法治國家刑事訴訟法最核心的根本價值，始能堪稱真正妥
適善盡其職責，並不辱其神聖之使命。
七、再查詐騙集團橫行社會數十載，詐欺案件不但未見逐年減少，反而有增無減，且詐騙手法日新月異，分工亦更為專業化，致使全民（甚至全球）受害甚鉅。雖然可以歸責此結果之原因甚多，惟多年以來警檢將重心僅放在容易
查緝之「人頭帳戶」及「車手」案件，亦係相當重要的因素之一，故詐騙集團核心成員（例如：機房或隱身幕後之主導者）甚少被查獲，此導致最後真正獲得龐大利益者可以繼續危害社會並坐享其成，而為貪得「小利」提供人頭帳戶及受指示擔任車手之人（按又多為初出社會歷練較少之年輕人），則承擔此類型案件絕大部分刑罰之非難，均已如前所述。
而多年以來相關司法體系不但投入大量資源處理此類型案件；另無論審檢辯學對於此類型案件如何妥適
適用法律，亦持續爭論不休，此種情形若不根本地予以改變（例如：檢警將重點改在查緝詐騙集團核心成員），只是徒然繼續浪費國家寶貴司法資源，以行對社會「實質」意義並不大之事而已。
八、依前開「認定被告犯罪事實存否之思維邏輯」步驟以觀，在第一步驟的檢視審查上，本件被告之帳戶僅單純被他人匯入款項並予提領之情形，雖在「客觀上」該款項確係「贓款」，惟在被告「主觀上」是否具有「幫助犯罪之故意」尚有極大的疑義，自不得遽認被告犯罪。而依檢察官所提出不利被告之諸多證據方法既無法排除前述合理的懷疑，並證明被告犯罪事實確實存在，即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自勿庸再進行其他步驟之檢視審查。即本件被告前開抗辯是否為合理之解釋？是否可以採信？能否用以推翻業經認定之犯罪事實？均勿庸再繼續檢視評價，亦不得據此而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或推論，否則，不啻由被告自證己罪，而有違認定犯罪事實應先由檢察官負完全舉證責任之明確規範（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
末查本件既存有合理之懷疑
猶未被明確予以排除，被告涉嫌幫助詐欺及幫助違反洗錢防制法之罪名顯然無法獲得證明，核其所為與幫助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構成要件均未符，自不得以該罪責相繩，爰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九、附記：
１、本院承辦類似案件超過二十餘年，深深感覺此類型之案件係測試法律人對於刑法及刑事訴訟法諸多基本概念之認知程度究竟如何之試金石（按未來或可以此作為「評鑑」之依據）。
２、現代民主法治國家刑事訴訟法最核心的根本價值係「寧可錯放，但絕對不能冤枉任何一人」，已如前所述。
本院本件判決被告所涉「無罪」，僅可能係「錯放」被告；惟若判決被告「有罪」，則極有可能會「冤枉」被告，故本院本件之判決結果完全符合上述刑事訴訟法最核心的根本價值，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邱宇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2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健順
法 官 楊祐庭
法 官 郭哲宏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
上訴理由者，應於
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
繕本 )「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2 日
書記官 吳玉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