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書系統

111年度金訴字第1630號

111年度金訴字第1898號

111年度金訴字第1930號

111年度金訴字第2479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22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威志

選任辯護人  魏宏哲律師(已解除委任)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9162號、111年度偵字第13422號、111年度偵字第16942號、111年度偵字第24442號、111年度偵字第25313號、111年度偵字第25864號、111年度偵字第29526號）、追加起訴(111年度偵字第40644號、11年度偵字第39648號、111年度偵字第40644號、111年度偵字第52659號、111年度偵字第41577號、111年度偵字第49975號)、移送併辦(111年度偵字第25018號、111年偵字第40644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一、劉威志於民國110年10月間某日起，加入由不詳年籍姓名之綽號「老師」成年人等三人以上所組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欺集團犯罪組織，提供其所持用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號、台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及李馨姿之台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等金融帳戶供被害人等匯款，及擔任轉匯詐欺所得之車手工作，並與本案詐欺集團內其他成年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隱匿詐欺所得之去向及所在之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由該詐欺集團之不詳成員分別於如附表所示時間，以如附表所示方式，向如附表所示被害人施詐，致該等被害人均陷於錯誤，分別將如附表所示款項匯入如附表所示劉威志所提供之帳戶，該詐欺集團成員確認款項匯入後，隨即通知劉威志將贓款轉匯至集團成員指定之帳戶，或轉成虛擬貨幣至集團成員指定之電子錢包給集團上手，以此迂迴層轉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嗣如附表所示之被害人察覺受騙，隨即報警而查獲上情。

二、案經附表所示之被害人訴由基隆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埔里分局、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龍潭分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起訴、追加起訴、併辦。

一、證據能力部分：

(一)本件被告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本院認為適宜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又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除關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外，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之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先予說明。

(二)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係以立法排除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或檢察事務官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得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及第159條之5之規定，故證人於警詢時之陳述，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即絕對不具有證據能力，自不得採為判決基礎（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78號、第126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上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係排除一般證人於警詢陳述之證據能力之特別規定，然被告於警詢之陳述，對被告本身而言，則不在排除之列（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653號判決意旨參照）。故本案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時之陳述，依前揭說明，於違反組織犯罪條例之罪名，即絕對不具證據能力，不得採為判決之基礎。至於本案被害人於警詢之證述，其僅陳述受騙及交款過程，並未涉及被告參與犯罪組織犯行內容，本院僅援用作為認定被告關於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之證據，自不在排除之列。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被告所為參與犯罪組織部分：

  1.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前項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定有明文。

  2.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就參與本案犯罪組織均坦認其情（見本院金訴1630號卷第219、256頁)，並有如附表證據出處欄2.以下各項書證附卷可稽，被告上開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之自白均與事實相符而為可信，依上開被告之自白，亦可知本案被告所參與本案犯罪組織，係以實施詐術為手段，且具持續性、牟利性之結構性組織無訛。

  3.基上所述，被告所為參與犯罪組織之犯行，足可認定。

(二)被告所犯前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部分：

    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對於此部分事實亦坦承不諱（見本院金訴1630號卷第219、256頁)，並有如附表證據出處欄所示證據附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自白與事實相符而為可信。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之犯行，亦足以認定。

(三)綜上所述，被告上揭犯行之事證均屬明確，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1.按被告行為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8條第1項業於112年5月24日經總統公布修正施行，並自同年月26日起生效。然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規定並未修正，且刪除原同條第2項關於強制工作之規定，故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規定之修正，對本案被告所犯參與犯罪組織之犯行並無影響，對被告而言尚無有利或不利之情形，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應逕行適用現行法之規定。

  2.又被告為本案犯行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已於112年5月19日修正通過，經總統於112年6月14日公布，並於112年6月16日生效施行，而該法第16條第2項原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需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犯罪始得減刑，減刑要件較嚴格，是經新舊法比較結果，修正後之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自應適用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合先敘明。　　　　　　

　3.刑法第339條之4於112年5月3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6月2日生效施行，然該條僅增列第1項第4款加重處罰事由，對於被告所犯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加重處罰事由並無影響，自無須新舊法比較，而逕行適用修正後規定論處。　

(二)核被告就如附表編號5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被告就如附表編號1至4、6至24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

(三)共同正犯之成立，只須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且意思之聯絡不限於事前協議，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其表示之方法，亦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而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目的者，即應對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是共同正犯在犯意聯絡範圍內之行為，應同負全部責任（最高法院34年上字第862號、73年台上字第2364號、28年上字第3110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詐欺集團為實行詐術騙取款項，並使用人頭帳戶以躲避追緝，各犯罪階段緊湊相連，仰賴多人縝密分工，相互為用，方能完成集團性犯罪，雖各共同正犯僅分擔實行其中部分行為，仍應就全部犯罪事實共同負責，又依現今詐欺集團詐騙之犯罪型態及模式，詐欺集團成員分工細緻，除有對被害人施用詐術者、提領之車手，領取人頭帳戶之取簿手等，此應為參與成員主觀上所知悉之範圍，則參與成員既知悉所屬詐欺集團之成員已達3人以上，仍在本案犯行之合同犯意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而相互利用其他詐欺集團成員之部分行為以遂行犯罪之目的，即應就其所參與並有犯意聯絡之犯罪事實同負全責。經查，被告負責擔任轉匯贓款之工作，其所為係整個詐欺集團犯罪計畫中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堪認被告與「老師」及其他成年成員，就如附表各編號所示加重詐欺取財、一般洗錢之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論以共同正犯。

(四)罪數部分：

　1.按刑罰責任之評價與法益之維護息息相關，對同一法益侵害為雙重評價，是過度評價；對法益之侵害未予評價，則為評價不足，均為法之所禁。又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之計算，核與參與犯罪組織罪之侵害社會法益有所不同，審酌現今詐欺集團之成員皆係為欺罔他人，騙取財物，方參與以詐術為目的之犯罪組織。倘若行為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多次為加重詐欺之行為，因參與犯罪組織罪為繼續犯，犯罪一直繼續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散，或其脫離犯罪組織時，其犯行始行終結。故該參與犯罪組織與其後之多次加重詐欺之行為皆有所重合，然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屬單純一罪，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祗需單獨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是如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至於「另案」起訴之他次加重詐欺犯行，縱屬事實上之首次犯行，仍需單獨論以加重詐欺罪，以彰顯刑法對不同被害人財產保護之完整性，避免評價不足（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查依卷內現存事證及被告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足認被告附表編號5所示加重詐欺取財犯行，為其參與本案詐欺集團後最先繫屬於法院之「首次」加重詐欺取財犯行，揆諸上開意旨，就附表編號5所示加重詐欺取財犯行應與被告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犯。

　2.又雖有如附表編號5、11、12、14、16、21、22、24所示被害人於密接時間多次匯款本案帳戶，然該詐騙集團成員侵害單一被害人之財產法益，在時間、空間上有密切關係，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一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分別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3.被告就如附表編號5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及就如附表編號1至4、6至24所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行為均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均屬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各從一重以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

　4.刑法處罰之加重詐欺取財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計算，依一般社會通念，應以被害人數、被害次數之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74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是被告就如附表各編號所犯之各罪(共24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各分論併罰。　

(五)刑之減輕：　　　

    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準此，被告就本案洗錢犯行於偵查或本院審理中對於本案各犯行均坦承不諱，已如前述，本應均依前開規定減輕其刑，但因一般洗錢部分與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罪，分別成立想像競合犯，各從一重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自無從再適用該條項規定減刑，惟依前開說明，本院仍將於後述量刑時均以考量。又被告未於偵查中自白其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之參與犯罪組織之犯行（見偵16942號卷第15至17頁），無論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 條第1 項後段規定修正前後，均即無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 條第1 項後段規定之適用，附此敘明。

(六)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25018、40644號移送併辦意旨書移送併辦審理之犯罪事實，與本案起訴之犯罪事實為事實上一罪關係，本院自應併予審理。　　

(七)爰審酌被告已成年，身體四肢健全，卻不思以正當途徑謀取生活所需，明知詐騙集團對社會危害甚鉅，竟仍為圖謀個人私利，參與本案詐欺集團擔任轉匯車手，遂行詐欺集團之犯罪計畫，破壞社會治安與金融秩序，重創人與人間之信任基礎，亦助長詐騙集團之猖獗與興盛，犯罪所生危害非輕，益見其法治觀念淡薄，價值觀念偏差，所為應嚴予非難，考量其坦認犯行，業與部分被害人楊朝安、陳茂崝、黃馨儀、王彥儀、沈灯晃、呂宣儀達成調解或和解，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表、調解結果報告書、調解程序筆錄、準備程序筆錄在卷可佐，堪認被告尚有悔意，復衡以被告於本案詐欺集團中之層級非高、犯罪動機與目的、犯罪手段、參與犯罪之程度、前科素行，暨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學歷、職業、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語（見本院金訴1630號卷第257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審酌被告所犯各罪之犯罪時間之期間與集中程度甚高、犯罪手段與行為態樣亦有所相似，且所犯之罪均屬於侵害相同法益犯罪，罪質大致相同，並參諸刑法第51條第5款係採限制加重原則，而非累加原則之意旨，及若定以過重應執行之刑，其效用可能隨長期刑之執行等比例地大幅下跌，效用甚低，對於被告之教化效果亦不佳，並加重國家財政無益之負擔，而有害於被告日後回歸社會暨上述各情等一切情狀，定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

四、沒收部分：

(一)按沒收新制係參考外國立法例，為契合沒收之法律本質，認沒收為刑法所定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具有獨立性，而非刑罰（從刑），已明定沒收為獨立之法律效果，在修正刑法第5章之1以專章規範，故判決主文內諭知沒收，已毋庸於各罪項下分別宣告沒收，亦可另立一項合併為相關沒收宣告之諭知，使判決主文更簡明易懂，增進人民對司法之瞭解與信賴（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86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本案有關沒收之諭知，依照上開判決意旨，即不在被告各罪項下分別宣告沒收，而另立一項合併為相關沒收宣告之諭知，以求簡明易懂。

(二)被告參與本案犯行，轉匯每萬元即獲得500元(即5%)，為其報酬，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陳明確（見本院金訴1630號卷第256頁），故就本案而言，被告共獲得1萬5,700元為其報酬【計算式：314000元(1000+1000+1000+8000+35000+10000+10000+20000+10000+10000+13000+13000+10000+3000+10000+25000+6000+20000+10000+3000+30000+30000+5000+30000)X5%=15700元】，核屬被告之犯罪所得，且未扣案，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於洗錢防制法第18條雖規定：「犯第14條之罪，其所移轉、變更、掩飾、隱匿、收受、取得、持有、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沒收之」，惟考量上開贓款已轉交給本案詐欺集團之上游，非被告所持有，被告本案雖獲得報酬，然業與被害人等達成調解賠付調解金額，若按被害人等遭詐欺的金額，對被告諭知沒收與追徵，顯有違比例而屬過苛，本院審酌被告之犯案情節及上開自述之家庭經濟狀況等情形，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認無宣告沒收與追徵之必要。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第11條前段、第28條、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55條、第51條第5款、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鍾祖聲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宏昌移送併辦、檢察官林宏昌、楊仕正追加起訴，檢察官蕭如娟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林忠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王嘉仁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9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