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書系統

112年度選上訴字第633號

上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謝沛琳

            蘇信雄

上列被告2人 吳啟勳律師 

共同選任辯 

護人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2年度選訴字第6號中華民國112年3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171號、第210號、第214號、第48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上訴駁回。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主張：　

　㈠被告蘇信雄部分：

　⒈按「緩刑之宣告，除應具備一定條件外，並須有可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始得為之，屬法院裁判時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法院行使此項裁量職權時，固應受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等一般法律原則之支配；但此之所謂比例原則，指法院行使此項職權判斷時，須符合客觀上之適當性、相當性及必要性之價值要求，不得逾越，用以維護刑罰之均衡；而所謂平等原則，非指一律齊頭式之平等待遇，應從實質上加以客觀判斷，對相同之條件事實，始得為相同之處理，倘若條件事實有別，則應本乎正義理念，予以分別處置，禁止恣意為之」，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4406號著有判決可資參照。

　⒉是於符合宣告緩刑之形式要件時，是否宣告緩刑，考量之因素，至少應包括下列各點：

　⑴法定刑度：此應係最為重要之一點，倘立法者決定之法定最低刑度為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時，顯然表示立法者本就認為該罪依照個案情節，本就可宣告符合緩刑形式要件之刑度，則在決定是否宣告緩刑時，應可從寬考量其他因素。然若立法者制定之最低法定刑度，已超過2年有期徒刑，可見立法者認為該罪原則上本不能為緩刑之宣告，行為人必須入監服刑。此時，縱然行為人符合其他法定減刑事由，仍應要考慮立法者雖另制定調節機制，以符罪刑相當原則，致適用之結果，該罪法定最低刑度符合可宣告緩刑之要件，但該罪本質上畢竟非輕罪，在已有減刑之寬典下，是否適宜再進一步給予緩刑之宣告，自應非常慎重決定。也就是說，在這樣的情形下，必須從嚴考量其他因素，唯有在綜合其他因素後，認為若讓行為人入監服刑，有違比例原則時，始得為緩刑之宣告。

　⑵侵害法益：刑法及特別刑法所保護之法益，大致可分為國家法益、社會法益、個人法益三種，當然這三種法益，往往難以截然劃分，而有交錯之情形，且未必侵害國家法益之罪，法益就必定比侵害個人法益為重，不可一概而論（例如在警察執行公務時辱罵警察，係侵害國家法益之妨害公務罪，但侵害該罪之法益不會比殺人罪此侵害個人法益來的重）。然而，基本之思考，若該罪係侵害個人法益時，往往因為有被害人存在，法院某程度自應尊重被害人之意見，倘被害人已明確表示願意原諒行為人，自可從寬考量是否給予緩刑宣告，反之，則較不適宜。而若該罪涉及國家法益或社會法益，且未涉及個人法益時，則缺少被害人意見此一考量因素。此時，應考量法定刑度、犯罪情節等其他因素，來判斷行為人侵害法益之輕重，並據以決定考量緩刑與否之寬嚴標準。

　⑶犯罪情節：縱涉犯同一罪名，每個案件之情節輕重均有不同，例如數行為人共犯一罪，每個人之參與程度高低；對他人之財產或身體等造成之損害程度；影響之人數、層面等等，不一而足。犯罪情節越輕，越適合為緩刑宣告，反之，則越不適合。

　⑷行為人之主觀犯意（即故意或過失）：刑罰之目的，既係在處罰行為人之不法行為，則行為人為該不法行為，究係出自故意或過失，自應係考量之因素。倘行為人是故意為之，非難程度自較大，考量是否宣告緩刑，自會較行為人係過失為之要嚴。

　⑸對社會帶來的影響程度：此項因素往往與侵害法益及犯罪情節之輕重等因素，有所交錯、重疊，亦即侵害之法益及犯罪情節較重，往往該犯罪行為對於社會帶來的影響程度越大，反之，則較小。但除此之外，還包括對於社會大眾之宣示效果（一般預防），此會隨著當代社會所重視、關注之社會議題、現象不同，而有所改變。易言之，如果某項議題是社會大眾所特別重視的，司法雖處於超然、獨立之地位，仍應適時以判決回應社會（但不能盲目）。因此，越是社會大眾關注之犯罪行為，在決定是否為緩刑宣告時，自應特別謹慎小心，並適時從嚴解釋為妥。

　⑹禁止/誡命規範頒布期間之長短暨政府宣導之強弱：依刑法第16條規定，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外，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然而，從現實上來看，畢竟難以期待每個人均有能力時時刻刻注意法令之規範為何，倘立法者針對某個社會新興現象而新制定或修正某項禁止/誡命規範，在該項規範因新制定或修正，或政府宣導之強度不足，致尚未廣為人民所知悉時，行為人因而觸犯刑章，可責程度自較小，在此情形，自較有宣告緩刑之空間。反之，若該項禁止/誡命規範已施行多年，並經政府透過各種管道多方宣導，已廣為人民所知悉，則行為人仍觸犯刑章，可責程度自較大，與前者相比，宣告緩刑之空間自較小。

　⑺刑罰對行為人本人及家庭所帶來之影響：行為人若觸犯刑章，自應受罰，不論如何，都或多或少會對其本人或家人造成影響，但此為必然之理。不過法院仍應考量刑罰對行為人本人及家庭所帶來之影響，是否已有過重之情形，而可適度調整是否宣告緩刑之標準。倘刑事之制裁效果，對於行為人本人而言，可能會因而中斷學業，阻其成長；或致工作不保，且依其工作之性質，日後回歸社會時，已難有競爭力，而影響日後生計等類此情形。此時，為避免行為人因一時犯錯，而嚴重影響其未來生活，難以復歸社會，自可放寬給予緩刑之標準。又或者行為人為家庭經濟支柱或家中親人之主要照顧者，若入監服刑，家中成員恐頓失所依，為避免因懲罰行為人，而嚴重破壞原本功能健全之家庭，造成更多隱性之社會問題，亦同。然而，若刑罰對行為人本人及家庭所帶來之影響不大，例如家中支持系統尚存，家中親人非乏人照拂；依本人工作之性質，不會因入監服刑暫時中斷，而影響其日後生計等，是否給予緩刑之標準，自不宜過度放寬。

　⑻犯後態度：此點往往是現今實務考量是否對被告宣告緩刑之重要因素（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因此，並不是被告自白犯罪，就認為被告犯後態度良好，還要看被告是否確有悔悟之心。而所謂是否確有悔悟之心，包括有無與被害人達成和解，以獲得對方原諒；對於整體犯罪計劃有無全盤托出；盡力彌補所犯之過錯等。尚不得僅因被告自始至終均自白犯罪，即遽認被告犯後態度良好，而率為緩刑之宣告。

　⑼再犯可能性：與犯後態度有關的即係再犯之可能性，一般而言，倘行為人確有真切悔悟，往往再犯之可能性較低，反之，則較高。除此之外，亦與行為人所處之生活環境、行為時是否遭到刺激、犯罪動機、偶然或常態犯罪等有關。若個案中判斷，行為人再犯之可能性較低，自較可宣告緩刑，以勵自新，反之，則較不可為緩刑之宣告。

　⒊基於下列理由，認為本案不應為緩刑之宣告：

　⑴94年11月30日前，本罪原規定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0條之1，法定刑度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40萬元以上400萬元以下罰金。而立法者為澄清吏治，以達公平選舉目的，於94年11月30日修正公布該條規定，將法定刑度提高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上，1,000萬元以下罰金。立法理由明確載明係為昭顯賄選行為之惡性，並有效嚇阻賄選犯行，始提高法定刑度。另該法於96年11月7日全面修正，將本罪移列至99條第1項，立法理由並補充闡明：民主政治之基石建立在公平、公正之選舉制度，使選民得以在候選人公平競選之程序中，挑選適當優秀之人才擔任國家之重要公職。以賄選方式當選者，為回收其付出之賄賂，勢必利用職務之機會，圖謀不法之利益，導致賄選與貪瀆形成惡性循環，同時腐蝕民主政治之根基。又因國内部分民眾之錯誤認知，行賄者及受賄者對投票行、受賄之犯行，往往均無罪責感，而原94年11月30日以前，刑罰所科處之刑，亦不足使行賄者知所警惕。為昭顯賄選行為之惡性，並有效嚇阻賄選犯行，始提高法定刑度。由上可知，立法者乃係藉由提高最輕本刑為有期徒刑3年，使法院為不得易科罰金、不得緩刑之判決，以「有效嚇阻」賄選犯行。

　⑵選舉制度乃民主政治重要之基石與表徵，因公共事務無法由每位人民親自參與，乃設計選舉此一機制，使選民得以透過投票選舉自己屬意之候選人，為其參與政治，亦即透過投票選舉之方式，顯現每個人民對於政治之意見，進而實現每位選民對於公眾事務之理念。選民如何決定屬意之候選人，當係由選民評量各候選人之品行、學識、操守、政見理念而選賢與能，無賄選之環境，乃係使每位候選人立於基本之平等點上，公平競爭，不因賄選而影響選舉結果。賄選為敗壞選風之主要根源，影響選舉之公正性與社會之風氣，扭曲選舉制度尋求民意之真實性。是以，不論候選人知情與否，只要有人藉由買票賄選之行為，來達到使該候選人順利當選之目的，所為妨害選舉投票之公正、公平與純潔，影響民主政治之正常發展，所侵害之法益，及對於整體社會之影響不可謂不大。再參以前述，立法者制定之法定最低本刑為有期徒刑3年，更可證賄選買票之行為，本質上已不適合宣告緩刑。

　⑶我國之民主選舉制度已實施數十載，早期人民就此項制度對於民主社會所帶來的影響，了解不深，政府之宣導亦有不足，致不論係候選人還是投票權人，對於賄選買票一事往往並不重視。然而，姑不論刑法本已規定賄選之刑責，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此特別法，也早已於69年制定公布（原名稱為動員戡亂時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80年更為現名），迄今已施行近數十年。近年來政府為杜絕買票賄選，在選前均運用各種媒體、宣傳海報及舉辦各種宣導活動，對民眾宣導禁止買票行為，並加強查緝。是以，除有極為特殊之情形，一般人民均深知賄選買票係嚴重犯罪行為，一旦被舉發，將受重刑之判決。而被告現年00歲、○○畢業、有工作經驗、已婚、育有成年子女，並與家人同住，非獨居、經濟狀況○○，以被告之生活環境及智識程度，豈會不知賄選買票之嚴重性？如何能簡單以事後才知事情嚴重性，輕輕帶過？

　⑷被告對於行賄之動機，於審理中供稱：因為欠林岱杰爸爸的人情，他來拜託伊，才想說幫他的忙，錢是自己的錢等語。然縱使如此，被告也有諸多合法途徑助選，諸如：贊助金錢或物資、擔任輔選志工，為其拉票，此為眾所周知之事。此外，買票賄選，為國家嚴厲禁制之行為，一旦東窗事發，將面臨重刑之判決，鋃鐺入獄，身敗名裂。被告豈會僅因前述事由，而甘冒重罪，並主動出資買票，明顯違悖一般生活經驗，益徵被告所為係主動發想，自行出資買票之說法，不可採信。被告雖自始至終坦承犯行，但不願供出指使者，反而維護上手，其坦承犯行，不過求得緩刑而已，尚難認為已有衷心悔悟，而無再犯之虞。

　⑸賄選買票既係敗壞選風之主要根源，政府也一再對外宣導禁止賄選買票，又此類行為本質上已不適合為緩刑之宣告，且本屆九合一選舉，民眾關注度甚高，是縱使行為人買票之票數不多，倘法院在無特殊情況下，仍遽然對買票之行為人為緩刑之宣告，無異對外宣示：雖然政府一再對外宣導禁止賄選，並加強查緝，但被抓到的時候，只要坦白承認，將過錯獨攬其身，不用供出上手，同樣可以免除牢獄之災。如此一來，則選風之敗壞，如何遏止？民主政治，何以健全？

　⑹綜合前揭各項因素，均指向被告之行為，不適合為緩刑之宣告，是縱使被告自警詢以來便坦承犯行，且交付賄賂後自行收回，仍不足以撼動此項結論。至於判決先例雖係法院量刑時之重要參考依據，以避免量刑過於浮動、充滿不確定性，但每個案件之情節均不相同，在本案中是否能全然比附援引，而必為相同之處理，已有疑義。此外，法律係社會科學，法律之解釋、適用，也會與時俱進，並非一成不變，倘判決先例在考量是否緩刑時，未能詳盡論理、綜合考量，而僅偏向單一因素，亦非可採。原審未審酌上情，逕為緩刑之宣告，容有未洽。

　㈢綜上所述，原判決認事用法尚嫌未洽，為此提起上訴，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　

三、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謝沛琳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投票交付賄賂罪及刑法第143條之投票收受賄賂罪，被告蘇信雄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投票交付賄賂罪，事證明確，並分別適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項及同法第111條第1項後段減輕其刑。且於量刑時，復具體審酌被告2人對於政府每於選舉前，均利用各種傳播媒體積極宣導查賄，呼籲候選人及選民共同摒除賄選，以達選賢與能等決心，竟置若罔聞，對於有投票權人賄賂、收受賄款同意行使一定投票權，敗壞選風、助長賄選，所為實有不該，兼衡被告2人近5年內均無任何犯罪科刑紀錄，犯後又均坦承全部犯行，態度良好，以及本案賄選之票數、賄款額度、被告2人反悔後主動向選民收回賄款等侵害法益程度，另斟酌被告2人為報答私人情誼而涉犯本案之動機、目的等節，暨被告2人所自陳之教育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見原審卷第97頁)等一切情狀，分別就被告謝沛琳所犯投票受賄罪部分量處有期徒刑2月，及諭知以新臺幣1千元為折算1日之標準、所犯投票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1年9月；被告蘇信雄所犯投票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1年9月。復以被告2人近5年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其因一時思慮欠周而犯罪，賄選對象均為鄰居，票數非鉅，金額不高，惡性非重大，經此偵審程序，當已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2人所受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並均緩刑5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及均褫奪公權5年。以及為收預防其再度犯罪之效，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被告謝沛琳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月內，向公庫支付12萬元，及接受法治教育課程3小時；命被告蘇信雄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月內，向公庫支付12萬元，及接受法治教育課程3小時。本院審核原審之量刑及為附負擔之緩刑宣告，並無違法，亦無過重或失輕，以及裁量違反平等原則或比例原則等不當之情形。

  ㈡檢察官上訴雖以選舉罷免法經修正後已提高刑度，屬最輕本刑有期徒刑3年以上之重罪，本質上已不適合緩刑，且被告蘇信雄賄選，敗壞選風，影響民主政治之發展，侵害之法益不可謂不大，再加上政府多年來均大力宣導且嚴加查緝，以杜絕買票賄選，一般民眾亦知悉賄選買票係嚴重之犯罪，以被告之智識程度及生活經驗不可能不知，又被告蘇信雄僅坦承自己犯行，不願供出上手，難認有誠心悔悟等理由，認被告蘇信雄不適合為緩刑之宣告，及指摘被告謝沛琳所宣告之緩刑附加條件，僅為向公庫支付12萬元，顯屬過輕等語。然：

　⒈按法院是否宣告緩刑，有其自由裁量之職權，而基於尊重法院裁量之專屬性，對其裁量宜採取較低之審查密度，祇須行為人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條件，法院斟酌情形，認為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即得宣告緩刑，與行為人犯罪情節是否重大，是否坦認犯行，並無絕對必然之關聯性；倘事實審法院對於適用刑法第59條及第74條第1項之規定，未有逾越法律之規定，或恣意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008號判決可資參照)。因此，縱屬法定最輕刑度為有期徒刑3年以上之重罪，倘依其他減刑規定減輕其刑後，所宣告之刑未逾有期徒刑2年以上，且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之情形，於綜合犯罪情節、所生之損害、犯後態度等事項為裁量後，認已無再犯之虞，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為鼓勵自新，而為緩刑之宣告，乃屬事實審法院適法裁量權之行使，且基於公平原則，當無法僅因所犯之罪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即一律從嚴解釋，限縮此類型案件適用緩刑宣告之理，仍應依照個案情節不同而為判斷。而原審已就被告蘇信雄個案所犯，何以適合為緩刑之宣告，具體說明其衡量之理由，所依據之事實亦無不當聯結，或有裁量逾越或怠惰之處，因認檢察官以被告蘇信雄所犯之投票行賄罪，本刑為有期徒刑3年以上之重罪，本質上不適合緩刑，所為上訴之理由，尚難認可採。

　⒉又被告蘇信雄雖明知買票賄選對民主政治之傷害，仍無視於政府多年來大力宣導反賄選之決心，故意為本案犯行。然考量被告蘇信雄係初犯，且犯案動機係為報答私人情誼，買票之對象又均為鄰居、票數及金額亦非鉅量，造成之損害尚非甚大，復於員警傳喚前已主動將部分賄款收回，顯見並非完全無彌補之心，惡性非屬重大，另其就所犯之罪，於歷經偵查、起訴、審判及刑之宣告等程序，已遭受相當之處罰，以被告蘇信雄既非基於個人政治理念、金錢考量或從中謀取政治上之利益而為本案買票行為，是於本次償還林岱杰父親之恩情後，應已無再犯之虞，且原審法院所諭知之緩刑，亦附加相當之條件，除命被告蘇信雄向公庫支付12萬元外，另需接受法治教育3小時，藉由被告蘇信雄可負擔範圍內財產權之剝奪，及法治教育之加強，達到端正選風，預防再犯之目的，衡諸本案整體之犯罪情節、所造成之損害，暨為達到刑罰一般及特別預防功能，原審所為附條件緩刑之宣告，較諸僅令被告蘇信雄入監執行，應更加與比例原則相契合。

　⒊至於上訴意旨雖指摘被告蘇信雄不願供出上手，難認有誠心悔悟等情，然就本案而言，檢察官並未查到所謂之上手，顯見究竟有無上手，僅係檢察官之懷疑，既無確信，於刑之裁量時，自難資為判斷之依據。

　⒋另關於被告謝沛琳部分，檢察官雖以原審所宣告之刑度總和，以每日1000元為折算標準，換算成罰金總額為69萬元，因而指摘原審諭令被告向公庫支付12萬元，有過輕之不當。然緩刑主要目的既在使受有罪判決之人，有改過遷善之機會，使其達到在社會中重新社會化之人格重建，重在犯罪之預防而非處罰，因此緩刑所附帶之條件，自不宜偏重以宣告刑作為衡量附加條件之基準，亦應兼顧受判決人之履行能力，使其不致因條件過苛，無法履行，以致輕易遭撤銷緩刑，被剝奪法律所賦予之寬典。因此，上訴意旨既未具體指出以被告謝沛琳之社會地位、家庭經濟生活狀況，原審所命向公庫支付之金額及履行之期間，對被告謝沛琳而言，乃屬輕而易舉，無法使其惕厲在心，達到應有之預防效果，此部分上訴理由，亦難以採信。

  ㈢綜上所陳，原審就被告2人諭知緩刑、及附加條件之內容，係經充分考量被告2人之素行、犯罪情節暨所顯現之惡性、造成之損害、犯後態度等事由，認被告2人係失慮未周而罹刑章，經本次罪刑之宣告後，已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所受之宣告刑，均以暫不執行為適當，均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諭知緩刑5年，並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第8款規定，斟酌被告2人之職業、生活經濟狀況，在各自可負擔之條件下，命其2人均於判決確定後6個月內，各應向公庫支付12萬元，各接受法治教育3小時，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本院認原審所為附負擔之緩刑宣告，均屬合法妥適。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判決予被告蘇信雄緩刑之宣告為不當，命被告謝沛琳支付之公益金過低，而請求撤銷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1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勇輝

                                      法　官  吳錦佳

                                      法　官  包梅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雅華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上1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刑法第143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