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年度金訴字第51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馬常富

指定辯護人  詹家杰律師

被      告  林琦茗

選任辯護人  盧錫銘律師

被      告  顏正智

            孫丹 

上二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陳彥仰律師

被      告  黄百村

指定辯護人  陳維鎧律師

被      告  宋玉煌

選任辯護人  陳隆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銀行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8年度偵字第9151號、第11204號、109年度偵字第295號）及移送併辦（109年度偵字第5961號），本院判決如下：

㈠馬常富共同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前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拾壹月。緩刑參年，並應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參拾萬元。扣案之馬常富所有門號○○○○○○○○○○號行動電話（含SIM卡）壹支沒收。

㈡林琦茗共同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前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緩刑參年，並應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參拾萬元。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柒仟玖佰元，及扣案之林琦茗所有門號○○○○○○○○○○號行動電話（含SIM卡）均沒收。

㈢黄百村共同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前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緩刑參年，並應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萬元。已發還之門號○○○○○○○○○○號行動電話（含SIM卡）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㈣顏正智、孫丹共同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前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各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均緩刑參年，並應分別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伍萬元。扣案之顏正智所有門號○○○○○○○○○○號行動電話（含SIM卡）壹支沒收。

㈤宋玉煌共同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前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柒月。緩刑參年。扣案之宋玉煌所有門號○○○○○○○○○○號行動電話（含SIM卡）壹支沒收。

一、馬常富、林琦茗、顏正智、孫丹、黃百村、宋玉煌等人均明知經營銀行業務需經過主管機關特許，非銀行不得經營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竟各與附表Ｆ欄所示之人，以反覆非法辦理匯兌業務之集合犯意，共同基於分擔犯行之犯意聯絡，馬常富於附表編號1至15、17至22、50所示之時間，林琦茗於附表編號2至26、28至40、42至45所示之時間、顏正智、孫丹於附表編號2至11、16、23至33、35至44所示之時間、黃百村於附表編號16、45所示之時間，宋玉煌於附表編號46至49所示之時間，分別以附表「匯兌經過」（Ｅ欄）所示之方式，受託為他人辦理新臺幣與人民幣之匯兌業務（匯兌過程中關於新臺幣之收、付方式記載於「匯兌經過」《Ｅ欄》內，而人民幣之匯出、匯入帳戶、匯兌日期及人民幣匯兌金額，各詳如附表Ａ、Ｂ、Ｃ、Ｄ欄所示），而以上述方式共同非法經營臺灣地區及大陸地區間之匯兌業務。

二、案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移送及彰化縣警察局員林分局報請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移送併辦。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被告馬常富、林琦茗、黄百村、顏正智、孫丹、宋玉煌與其等辯護人對於本判決下列引用證據之證據能力，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而得作為判斷之依據（見本院卷一第127頁、第193頁、本院卷二第315頁、第402頁至第456頁），且查被告就本案所為之自白或不利於己之供述，並未主張係遭施以任何不正方法所取得，復無事證足認該等陳述係受到任何不正方法而來，倘經與本案其他事證互佐而得認與事實相符，均得為證據；其他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供述，雖均係傳聞證據，惟當事人、辯護人均同意該等證據具有證據能力，經本院審酌該等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該等證據資料有證據能力；另下列所引用供述證據以外之物證，與本案犯罪事實具有甚高關聯性，又無事證足認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而取得之證據，無依法應予排除之情事，是亦得作為證據。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六人對於上述犯罪事實，於本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本院卷二第401、471頁），並有以證人身分在偵訊時具結證述之被告馬常富偵訊證述（108年度偵字第12930號《代號：d3卷》第237至240頁）、證人即被告林琦茗之偵訊證述（同上c2卷第385至393頁、a3卷第599至613頁）、證人即被告顏正智之偵訊證述（同上c2卷第451至457頁）、證人即被告孫丹之偵訊證述（同上a3卷第565至第569頁）、證人即被告黃百村之偵訊證述（同上c2卷第129至133頁、同上a3卷第597至613）、證人即另案被告簡義芳之偵訊證述（同上a2卷第275至281頁、同上d3卷第249至255頁）、證人即另案被告沈駿朋之偵訊證述（同上a2卷第259至265頁）、證人張家榮之偵訊證述（同上a3卷第597至613頁）、證人曾裕峰及蔡忻怡（借帳戶供被告馬常富使用之友人）之警詢陳述（同上b1卷第522至524頁、第538至541頁、中市警豐分偵字第1070031806號卷《d1卷》第5至7頁），及證人賴炫羽(即馬常富母親，曾出借帳戶予馬常富使用) 之警詢陳述（同上b2卷第180至182頁）在卷可稽。此外，另有下列證據可資參佐：⑴另案被告簡義芳微信通訊軟體解析結果、代號「承德佛具」（即林琦茗）之行動通訊即時訊息、余佩玲之帳號交易明細資料、本院108年聲搜字810號搜索票、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搜索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對另案被告簡義芳實施搜索)、林貞妮、簡義芳、沈駿朋、馬常富等人帳號交易明細資料、本院108年聲搜字810號搜索票、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搜索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執行搜索現場暨扣案物相片（對另案被告沈駿朋實施搜索）、蔡忻怡、吳芷宜、林貞妮、簡義芳、曾裕峰、沈駿朋、馬常富、賴炫羽等人之帳號交易明細表、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搜索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對被告馬常富實施搜索）、馬常富之行動電話相簿截錄相片、馬常富之銀行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明細、林琦茗以LINE通訊軟體與顏正智等人對話紀錄、本院108年聲搜字810號搜索票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案物品照片（對林琦茗實施搜索）、大陸地區人民明細資料報表（孫丹)、謝子平匯款至沈駿朋三信商業銀行帳號之交易明細表、宋玉煌匯款至簡義芳三信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0000000帳號之交易明細表、宋玉煌與嫌疑人簡義芳LINE對話紀錄、本院108年聲搜字810號搜索票、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搜索扣押筆錄（對宋玉煌實施搜索）、宋玉煌與簡義芳之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稽（以上證據附於108偵9151號卷一《代號：ａ1卷》）；⑵統進貿易有限公司相關稅務申報資料、統進貿易有限公司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彰化分行檢送統進貿易有限公司之開戶資料及本行台外幣帳戶之交易明細資料、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檢送被告顏正智之大額通貨資料、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檢送被告顏正智之財金交易資料、存款交易明細、顏正智設於國泰世華之帳戶交易明細（以上附於108偵9151號卷二卷《代號：a2卷》）；⑶被告林琦茗行動電話Line通訊軟體與被告馬常富通訊內容、被告林琦茗行動電話Line通訊軟體與被告顏正智通訊內容、被告顏正智與代號「豬頭」與「牙刷」行動電話Line通訊軟體通訊內容、被告林琦茗行動電話Line通訊軟體與黃百村通訊內容、被告林琦茗行動電話Line通訊軟體與孫丹通訊內容、代號「鳥仔」(即被告宋玉煌)行動電話Line通訊軟體與阿祖通訊內容、被告林琦茗行動電話Line通訊軟體與張家榮通訊內容（以上附於108偵9151號卷三《代號：a3卷》）；⑷蔡忻怡（被告馬常富女友）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交易明細、蔡忻怡之中國信託台南分行帳戶存款存摺及內頁明細（以上附於108偵11204號卷二《代號：b2卷》）；⑸刑事警察局偵查第六大隊第三隊偵查報告書暨檢附之林琦茗行動電話Line通訊軟體與顏正智、孫丹、馬常富、黃百村等人之通訊內容（以上附於108他3213號卷一《代號：c1卷》）；⑹被告馬常富手機Line照片、本院108聲搜1241號索票及搜索扣押筆錄（對被告黃百村實施搜索）、本院108聲搜1241號索票及搜索扣押筆錄（對被告林琦茗實施搜索）、林琦茗行動電話Line通訊軟體與張家榮之通訊內容、本院108聲搜1236號索票及搜索扣押筆錄（對被告顏正智實施搜索）（以上證據附於108他3213號卷二《代號：c2卷》）；⑺顏正智之手機message通訊軟體內之臉書對話紀錄、馬常富之手機與綽號「阿鋒」傳送訊息内容、警方整理之林琦茗與顏正智對話涉及地下匯兌内容、林琦茗與孫丹對話涉及地下匯兌内容、林琦茗與馬常富對話涉及地下匯兌内容、林琦茗與黃百村對話涉及地下匯兌内容、警方從行動電話經鑑識而擷取之林琦茗行動電話Line通訊軟體與顏正智通訊內容、林琦茗行動電話Line通訊軟體與孫丹通訊內容、林琦茗行動電話Line通訊軟體與張家榮通訊內容、林琦茗行動電話Line通訊軟體與馬常富通訊內容、林琦茗行動電話Line通訊軟體與黃百村通訊內容（以上證據附於109偵295號卷《代號：c3卷》）；⑻109年12月24日刑事警察局警員姜瑞瑩偵查報告暨檢附之刑事案件報告書、交易帳戶明細、行動電話Line對話內容等（以上證據附於本院卷二）。上述供述及非供述證據，均足證被告等人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㈡按銀行法第29條第1項所稱「匯兌業務」，係指行為人不經由現金之輸送，而藉與在他地之分支機構或特定人間之資金清算，經常為其客戶辦理異地間款項之收付，以清理客戶與第三人間債權債務關係或完成資金轉移之行為。例如在國內收受客戶交付新臺幣，而在國外將等值外幣交付客戶指定受款人之行為，即屬銀行法第29條第1項之「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反之亦然。而「國內外匯兌」則係謂銀行利用與國內異地或國際間同業相互劃撥款項之方式，如電匯、信匯、票匯等，以便利顧客國內異地或國際間交付款項之行為，代替現金輸送，了結國際間財政上、金融上及商務上所發生之債權債務，收取匯費，並可得無息資金運用之一種銀行業務而言。是凡從事異地間寄款、領款之行為，無論是否賺有匯差，亦不論於國內或國外為此行為，均符合銀行法該條項「匯兌業務」之規定。再資金款項皆得為匯兌業務之客體，本無法定貨幣或外國貨幣等之限制，人民幣雖非我國所承認之法定貨幣，但卻為中國大陸地區內部所定之具流通性貨幣，則人民幣係屬資金、款項，並無疑義（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5910號、98年度台上字第5266號、101年度台上字第2892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六人於本案所為，乃是在國內接受附表Ｅ欄所示客戶委兌換人民幣之業務，而收受附表Ｅ欄所示客戶支付之新臺幣，而後為上開客戶代以人民幣匯款至指定帳戶，從事為該等客戶辦理異地間資金移轉款項收付之行為，是以被告六人所為該當銀行法所稱為客戶辦理異地間款項之收付，而完成資金轉移之「匯兌業務」行為無訛。

　㈢再按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又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須參與，若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要件；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固為共同正犯；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或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行犯罪之行為者，亦均應認為共同正犯，使之對於全部行為所發生之結果，負其責任；另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若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如甲分別邀約乙、丙犯罪，雖乙、丙間彼此並無直接之聯絡，亦無礙於其為共同正犯之成立（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886號、34年上字第862號、77年台上字第2135號刑事判例意旨，及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82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現今從事跨國地下匯兌型態，其在國外接受有地下匯兌需求國外客戶委託之人，國外取得欲進行匯兌外幣之人，在國內從事匯兌提領新臺幣之人，或在國內親自交付新臺幣給指定客戶之人，均可能不同，故從事該犯罪之人參與人數眾多，分工甚為縝密，乃屬當然，惟其等參與跨國地下匯兌之目的，則在取得國外等值外幣後，在國內利用人頭帳戶匯款提款，以完成交付等值新臺幣。該等接洽客戶之人、利用人頭帳戶領款、交款及匯款之人，均係地下匯兌組成所不可或缺之角色，彼此分工、協力，方能達成地下匯兌之目的，均屬地下匯兌集團之重要組成成員。被告六人於本案中分別從事接洽、轉匯、提供指定帳戶、收付客戶資金等匯兌工作，對本案之犯罪計畫主觀上應均有所認識，並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渠等非法從事匯兌業務之目的，堪認附表Ｆ欄所示參與匯兌業務者，對犯罪事實欄所示之犯行，應均互有犯意之聯絡與行為之分擔，自應負共同正犯之責任。

  ㈣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馬常富、林琦茗、黄百村、顏正智、孫丹、宋玉煌等人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被告本案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論罪科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六人所為，均係違反銀行法第29條第1項所定非銀行不得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之規定，因其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尚未達於新臺幣1億元以上，應論以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被告等人各與附表Ｆ欄所示之人（被告馬常富如附表編號1至15、17至22、50所示，被告林琦茗如附表編號2至26、28至40、42至45所示、被告顏正智、孫丹如附表編號2至11、16、23至33、35至44所示、被告黃百村如附表編號16、45所示，被告宋玉煌如附表編號46至49所示）互具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按刑事法若干犯罪行為態樣，本質上原具有反覆、延續實行之特徵，立法時既予以特別歸類，定為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要素，則行為人基於同一之犯意，在密切接近之一定時、地持續實行之複數行為，倘依社會通念，於客觀上認為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之行為觀念者，於刑法評價上，即應僅成立一罪，俾免有重複評價、刑度超過罪責與不法內涵之疑慮，學理上所稱「集合犯」之職業性、營業性或收集性等具有重複特質之犯罪均屬之，例如經營、從事業務、收集、販賣、製造、散布等行為概念者。而銀行法第29條第1項規定所稱「辦理匯兌業務」，本質上即屬持續實行之複數行為，具備反覆、延續之行為特徵，行為人先後多次非法經營銀行業務之犯行，依社會客觀通念，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之行為概念，屬於集合犯實質上一罪關係。查被告六人於上開期間，以前揭方式為附表所示之委託者非法辦理匯兌業務之行為，依社會客觀通念，屬反覆、延續性之行為，揆諸前揭說明，應分別論以集合犯之實質上一罪論處。檢察官移送併辦意旨書所載如附表編號50之犯罪事實，與其餘被告馬常富被訴之犯罪事實，既有上述質實上一罪關係，自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應併予審究。

  ㈡刑之加重（關於累犯）：

　　被告馬常富曾因妨害婚姻罪，經本院以102年度簡字第135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已於103年3月3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復因行使偽造金融卡案件，經本院以103年度訴字第428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 月確定，並於103年9月23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全國前案紀錄表、本院103年度訴字第428號刑事判決在卷可稽，其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 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 號解釋意旨，衡酌被告於上開前案刑期執行完畢後，再犯本案之罪，可認其對刑罰反應力薄弱，認本案依累犯規定對被告加重其刑，並無其所受刑罰超過所應負擔罪責而致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情事，故認應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㈢刑之減輕：

    按民國107年1月31日修正前之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原規定，犯同法第125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則規定，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其修正理由謂：「…爰配合刑法沒收新制之犯罪所得範圍酌作文字修正。」足見該規定旨在鼓勵犯罪行為人勇於自新，解釋上自不宜過苛，以免失其立法良意。被告六人於本案偵查中，均已對其上開犯罪事實欄所載非法辦理匯兌業務之行為供明在卷，或表示認罪，而本案中除被告林琦茗經檢察官認定有犯罪所得外，其餘被告均未經檢察官認定有犯罪所得（見本院卷一第345頁之檢察官補充理由書、本院卷二第473頁），至於被告林琦茗犯罪所得之計算，依罪疑惟輕之取證原則，應以其所述各次獲利範圍之最少金額採計之（見附表Ｆ欄各列所示），經核算結果總計為新台幣17,900元，且被告林琦茗已依上開金額如數自動繳交，有本院110年4月28日彰院平刑蘭109金訴51字第110009420號函文、本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可參（見本院卷二第499頁、第545頁）。依上說明，被告等人所為自已符合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之規定，均依前揭規定減輕其刑。而被告馬常富因同時有累犯加重處罰之事由，依法應先加後減之。

　㈣被告馬常富、宋玉煌、顏正智及孫丹之辯護人雖另請求就被告等人於本案所為，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然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而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規定「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此等法定刑固然甚重，為此乃是因為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等業務，由金融機構處理始屬現代國家銀行業務之常軌，且金融機構之功能，在溝通儲蓄與投資，並使社會資金獲得有效之利用，政府為保障存款人之權益並確保金融政策之貫徹，對金融機構有相當之管理，如聽任非金融機構經營存款業務，極易導致擾亂金融，危害社會大眾，因此對於非法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等業務行為科予重刑，且銀行法對於上開犯罪行為另設有多種減輕刑罰事由之規範可資調節上開法定刑甚重之效果。從而，自無從僅憑行為人違反銀行法第29條第1項規定經手金額多寡、犯罪所得甚低、自始坦承犯行等情，即謂其犯罪情節足堪同情，以免過度斲傷規範威信，架空上開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法定刑度立法本旨。而本案被告犯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其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尚未達於新臺幣1億元以上，又被告等人於偵查中即自白犯行，被告林琦茗並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因此均得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已如前述，則以被告等人所犯之罪法定刑依上述規定減輕其刑後，所得量處之最低處斷刑與其本案犯罪情節相較，本院認已無客觀上足以引起同情、處以最低刑度猶嫌過重之情形，是本院認被告等人尚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之餘地。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等業務，均事涉金融專業事項，非銀行業者不得經營，被告等人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並不得辦理匯兌業務，卻為本案犯行，所為並非可取，兼衡以被告犯後自白犯行與其等之犯罪情節（為他人辦理匯兌業務之次數、金額、方法），及犯罪動機，及被告等人之素行紀錄，暨其等自陳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二第480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㈥緩刑之宣告：

　　查被告林琦茗、黄百村、顏正智、孫丹等人前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之宣告；被告馬常富雖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惟其於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未再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被告宋玉煌前因偽證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07年度上更一字第5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緩刑2年，緩刑期內交付保護管束確定，又其緩刑已於110年2月25日期滿，且緩刑未經撤銷，依刑法第76條之規定，刑之宣告失其效力。關於上述被告等人之前案說明，各有其等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全國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被告六人為本案犯行，固然並非可取，但其犯後始終坦承犯行，復參酌本案犯罪情節，歷此刑事偵、審訴追程序，均應知所警惕，而信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分別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2款規定，均予以宣告緩刑3年。惟被告所為本案犯行，仍見其欠缺守法信念，本院審酌被告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所涉犯罪情節，為重建其正確法治觀念，使其於緩刑期內能深知警惕，避免再度犯罪，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被告馬常富、林琦茗、黄百村、顏正智、孫丹等人應分別向公庫支付如主文㈠至㈤所示之金額，以啟自新。又衡以被告宋玉煌之犯罪次數較少，且均是為同一客戶辦理不法匯兌行為，情節較輕，爰不予另行宣告支付公庫之緩刑條件，併予敘明。

　㈦關於沒收：

　　⑴被告馬常富為警查扣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含SIM卡）、被告林琦茗為警查扣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含SIM卡）、被告黃百村為警查扣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含SIM卡）、被告顏正智為警查扣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含SIM卡）、被告宋玉煌為警查扣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含SIM卡），分別為上述被告所有，且係供本案非法匯兌犯行使用，業據被告等人於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本院卷二第475至476頁），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其中被告黄百村之上述行動電話業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予以發還（見108年度他字第3213號卷二《c2》第469頁所附領據），應另依刑法第38條第4項之規定諭知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⑵另按自動繳交犯罪所得而得減輕其刑之規定，與沒收規定之規範目的不同，並無排斥關係而應併予適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1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告林琦茗自動繳交其因本案非法經營銀行業務而取得之17,900元，為其犯罪所得，自應依銀行法第136條之1之規定宣告沒收。

　　⑶此外，扣案之被告宋玉煌所有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1支、被告顏正智所有無SIM卡之行動電話1支，及被告等人為警查扣之其餘扣案物，經被告等人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均與本案無關（本院卷二第475至476頁），亦無法證明為供本案犯罪使用之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併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智炫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昭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6 　　月　　4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  簡璽容

                                法      官  黃麗玲

                                法      官  黃玉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6 　　月　　4 　　日

                                書  記  官  游峻弦

銀行法第125條

㈠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千5百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

㈡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㈢法人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附表】